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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百米林蔭道,隔出了毛澤東與彭德懷鬥爭的歷史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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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百米林蔭道,隔出了毛澤東與彭德懷鬥爭的歷史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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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百米林蔭道,隔出了毛澤東與彭德懷鬥爭的歷史悲劇

2019年08月06日 17:07

毛澤東與彭德懷(《文史參考》2011年第16期封面圖)

周恩來是6月28日離開北京,次日在武漢與從韶山歸來的毛澤東匯合。7月1日,周恩來與毛澤東一起抵達廬山。鄧小平因腿部骨折不能到會,陳雲也請病假未到。這樣,周恩來實際上負責操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具體工作。在前面幾天的討論中,周恩來認為,1958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是兩大新的革命,在取得偉大成績時必然會帶來某些問題。他說:這些問題主要有三條,第一是速度問題,工農業生產在某些地區和部門可能增長較快,但設想每年翻一番不可能;第二是平衡問題,舊的平衡突破了,新的平衡沒有建立起來,國民經濟的各部門之間失去了綜合平衡;第三是質量問題,在「大躍進」的數量增長中,部分產量的質量下降了。周恩來認為,這些問題在北戴河會議以後逐步地暴露出來,黨在逐步地認識和解決,這次廬山會議就是要對這些問題全面地認識。周恩來主張把問題都端出來,採取積極的態度。大家不要互相埋怨、互相責備,而要互相督促、互相勉勵、互相幫助,只有這樣,才能找出解決辦法,把事情辦好。

1958年8月毛澤東主持的廬山會議顯然,周恩來對形勢的估計,和與會的大多數人的意見相似,也是符合毛澤東所說的那三句話的。在上廬山的半個月之前,毛澤東曾在關於工農業指標及綜合平衡的講話中提到:「一個時候,我們自己頭腦發昏。人的頭腦有時候有一點發昏也是難免的,有什麼要緊?第二天就清醒了。」這時周恩來插話:“現在人家說中國的數目字不可信了。”毛澤東接著講:“我們要讓中國的數目字可信,現在不信,以後還是要信的。”毛澤東說到自己有片面性,只注意高爐、平爐的生產設備能力,周恩來也贊同:“主要是小高爐和小轉爐。”毛澤東覺得雖然如此,並不可怕:“過去開了那麼大的腔,現在要想一個辦法轉過來……這一套我們從來沒有搞過。我們過去歷來搞的是革命,沒有搞過建設。這不是指三委、各部,他們是專家,而是說我們多數人沒有搞過建設。各省委書記沒有搞,我也沒有搞,因這顧不過來。去年北戴河會議以後才搞這些事。我到井岡山,頭一仗就打敗仗,從這裏學到了好經驗,因為吃了虧嘛。現在的問題不是怪這個怪那個。……我們歷來是這樣。出了亂子,共產黨一抓就好了。”這可以說是毛澤東上廬山的初衷。(《毛澤東在江西》,中共黨史出版社)

剛上廬山,毛澤東在講到形勢時仍然是這樣:「國內形勢是好是壞?大形勢還好,有點壞,但還不至於壞到‘報老爺,大事不好’的程度。八大二次會議的方針對不對?我看要堅持。……對去年的估計是:有偉大成績,有不少問題,前途是光明的。缺點只是一、二、三個指頭的問題。」

在廬山會議前期,周恩來也是本著這種精神開展工作,一個一個地解決問題。從7月10日到12日,他接連三次召開財政問題座談會,針對1959年上半年出現的財政赤字,他提出了七條解決措施。

就在周恩來進行調整的過程中,彭德懷上廬山來了。7月14日,他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信中陳述了他對1958年以來「大躍進」中的錯誤和經驗教訓的看法,指出了中肯的意見。廬山的和諧氣氛開始逆轉。其實在寫信之前,彭德懷在廬山的大會小會上已作過多次發言或插話,其鋒芒畢露,言辭尖銳,雖經出於好意的工作人員在整理簡報時作了處理,特別是刪掉了在小組會發言中最尖銳、直接涉及毛澤東的詞句,但山上的好事者和護短的人不少,估計毛澤東不會不知道。比如這樣的話:“要找經驗教訓,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責任。人人有責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澤東同志在內。‘1070’是毛主席決定的,難道他沒有責任!我也有一份,至少當時沒有反對。主席最偉大的地方在於能及時發現問題,彎子轉得快,如果沒有鄭州會議,經濟會被破壞;毛主席與黨在中國人民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濫用這種威信是不行的;現在是不管黨委的集體領導的決定,而是個人決定,第一書記決定的算,第二書記決定的就不算……”

從毛澤東的工作人員那裏,周恩來也聽到有關毛澤東的一些動向。毛澤東辦公室里的燈,經常亮到子夜,可是裏面並不見人。毛澤東過去開會總要輪流找各路「神仙」談話。自從彭德懷開炮後,他約人談話的次數少了。時常面色陰沉地一個人關在屋子裡看書,或者坐在陽台上對著殘陽抽煙。夕陽西下時,他獨自在竹林里徘徊,或者繞著噴水池,反剪著雙手來回踱步。有時,周恩來到“美廬”請示工作,常見毛澤東坐在藤椅上發愣。他可能感覺到毛澤東正在下什麼決心,因為他那種沉悶的態勢,周恩來還是在打三大戰役前決策時見過。

事也湊巧,本來彭德懷想將他的種種看法,當面找毛澤東談談,可毛澤東的衛士告訴彭德懷:主席昨晚一夜沒有睡,剛剛躺下。彭德懷只好悵然而歸。在戰爭年代,彭德懷為了緊要事情,曾經排開警衛人員的阻攔,掀過毛澤東的被窩。那時毛澤東並不怪罪,總是急急披衣起坐,談完要談的事情,有時候還笑著說:「只有你彭德懷才會有人家睡覺的時候進來提意見!」可現在不是當年了。從彭德懷住的176號到毛澤東住的180號,走林陰甬道不過200米,但是一次面談的機會卻失掉了。

很顯然,彭德懷的發言和後來的上書,在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和迷信已經很盛的情況下,是很不合時宜的,引起了毛澤東的極大不快,甚至聯繫到彭德懷的歷史;懷疑到彭德懷的用心。16日,毛澤東把彭的信印發給了會議討論。這一天,他還召集劉少奇、周恩來和朱德三位政治局常委開會。

「昨天收到彭德懷寫給我一封長信,我加了個標題,印發各同志參考。印發下去後,大家評論一下這封信的性質。」毛澤東望望周恩來,“如果林彪同志身體還可以,也請他來,恩來同志,由你通知他吧。”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黨委會決定:將會議延長一周左右,讓與會者把意見都講出來。另外,通知林彪、彭真、薄一波、黃克誠、安子文等人上山。

廬山已經有點火藥味了。

但晚上的舞會還照常舉行。當時這裏還沒有舞廳,只能在一座小教堂里進行。毛澤東一般都是請東道主水靜先跳,一兩個曲子後再換別人。他的舞姿如同散步一樣,沒有太多的規矩。周恩來一般總是輪番請李先念夫人林佳楣、曾希聖夫人余叔、水靜等跳。他的舞姿瀟洒,飄然如風,最為精彩的是跳快三步,這也是他最喜歡的一種舞姿。這一天,周恩來和鄧穎超去參加舞會,舞曲一停,坐在一旁的毛澤東的秘書李銳已經隱約聽到了不利於彭德懷的風聲,他懷著不安的心情,問周恩來:「總理,你認為彭總的信怎麼樣?」

周恩來當然看過彭德懷的信,隨口說道:「那沒有什麼吧!」

在周恩來看來,彭德懷的信,是一種正常情況。而且,他的思想是和彭德懷相通的。他曾經對身邊的同志講過:彭總的信反映了一些實際情況。

7月17日,按照新的分組開會,開始討論彭德懷給毛澤東的信。會上,傳達了劉少奇、周恩來16日在政治局常委會上講話的精神。劉少奇的意見是,成績要講夠,缺點要講透,幹勁要鼓足。周恩來則算了一筆賬,說雖然補貼了40億,但是取得了經驗,爭取了時間,大大提高了我國鋼鐵生產的設備能力和縮短了投入生產的時間,小土群為小洋群作了準備,小高爐為大高爐作了準備。「兩小」充分利用了分散的煤鐵資源。鋼鐵賬要算。但既要算經濟賬,也要算政治賬;既要算現在的盈虧賬,也要算將來的盈虧賬。只能兩條腿走路,不能一條腿走路。

7月23日一大早,臨時通知開全體大會。上午,毛澤東親自到會,坐在主席台中央的位置。當一截煙快要熄滅時,毛澤東發言了。他的講話,有時看起來很隨意,卻往往蘊含著無窮的意味。這次他又以隨便的口氣開始,但一開口就使人覺得不一般:

「你們講了那麼多,允許我講點吧,可以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藥,睡不著。」

在毛澤東這篇近三個小時充滿憤激之情的講話中,對彭德懷等人進行了猛烈的抨擊,也聯繫到反冒進,說他們重複了1956年下半年、1957年上半年犯錯誤的同志的道路:「那時的反冒進,就是資產階級的冷冷清清凄凄慘慘的泄氣性、悲觀性。我們不戴高帽子,因為這些同志與右派不同,他們也搞社會主義,只不過是沒有經驗,一有風吹草動就站不住腳,就反冒進。」毛澤東欣慰的是,“那次反冒進的人,這次站住腳了。如周恩來同志勁很大,受過那次教訓,相信陳雲同志也會站住腳的。恰恰是那次批評他們那一部分人,這次取他們的地位而代之。不講冒了,可是有反冒進的味道。比如說‘有失有得’,‘得’放在後面是經過斟酌了的。”其實信的原稿是寫的“有得有失”,秘書在抄寫時給寫倒了。彭德懷對此從沒怪過秘書,只是自己承擔責任。毛澤東情緒頗為激動,說道:“我為什麼現在不硬著頭皮頂住了呢?20天了,快散會了,索性開到月底。馬歇爾八上廬山,周恩來三上廬山,我們一上廬山,為什麼不可以啊?有些權利。”毛澤東在作自我批評時是比較冷靜、客觀的:“1958年、1959年主要責任在我身上,應該說我。過去責任在別人,總理、陳雲,現在應該說在我,實在是一大堆事沒管。‘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我無後乎,一個兒子打死了,一個兒子發了瘋。”毛澤東還聯繫到周恩來,說:“至於黨不管黨,計劃機關不管計劃,不搞綜合平衡,搞什麼去了?根本不著急,總理著急,他不急。人不著急,沒有一股神氣,沒有一股熱情,辦不好事情。”從中看出,毛澤東對南寧會議後的周恩來的工作是肯定的,這次廬山會議也覺得周恩來是站在自己一邊的。

對於彭德懷等人來說,毛澤東的講話真是如雷貫頂,不知所措。散會時,彭德懷匆匆離開了會場,但剛剛走出不遠,就被周恩來派人叫去開會。他回過頭,看到毛澤東正與其他人一起向這邊走來,彭德懷迎上前去,對毛澤東說:「主席,那封信是我寫給你作參考的,為什麼把它印發了?」

毛澤東回答:「你也沒有講不要印發嘛。」

一向不善言辭的彭德懷無言以對,默默地走開了。

毛澤東的這篇講話,成了廬山會議的轉折點。此後,會議的主題和方向,都發生了重要的變化,批彭的調子一步步升級。

但在周恩來住處召集的彭德懷等幾位副總理開會時,周恩來還在談形勢的困難,還在安慰彭德懷。

周恩來說:「9000萬人上山,1070萬噸是一個革命。2700至3000萬噸則根據不多,現在落實到1300萬噸。」(參見谷牧:《回憶敬愛的周總理》)

彭德懷仍沉浸在毛澤東的講話中,他的情緒有些抵觸,他解釋了自己寫信的動機和考慮,表達了對受到錯誤批評的不滿。

在周恩來看來,彭德懷的「問題」遠沒有他當時反冒進那樣嚴重。

中午,彭德懷回到自己住處,和黃克誠一起用餐。兩個人相對無言,誰也沒說一句話。黃克誠只吃了幾口飯,把碗一推,站起來走了。彭德懷更吃不下,在餐桌前坐了片刻,也放下碗筷離席而去。回到自己辦公室,彭德懷坐在寫字枱前,點燃一支香煙,吸兩口,熄滅。接著,又點上一支,又熄滅,丟進煙灰缸。他把桌上堆積的文件,拿過一份,信手翻兩頁,看不下去,又把它丟在桌上。整整一個下午,紛亂、煩躁、委屈和憤憤不平的情緒折磨著彭德懷。(《黃克誠自述》)

23日以後,彭德懷就再沒到餐廳同大家一起吃過飯,他的心情自然非常沉重。23日晚上散步時,他遇到聶榮臻,聶榮臻問他對毛澤東講話的感想,他說:「是非曲直由人斷,事久自然明吧。」這是他對過去許多歷史誤會一貫持有的態度。聶榮臻勸他認真考慮,要作檢討,對黨有利。彭德懷心裏很矛盾:毛澤東講得那麼嚴重,不作檢討是不行的,否則轉不過來。但要全部否定自己,也覺得不合實際。他請了兩天假,反省過去的種種問題,儘管內心矛盾重重,26日,他還是違心地作了檢討。

彭德懷的老戰友朱德元帥在23日下午參加第一組的討論,他第一個發言,但並沒談彭德懷的錯誤,直到25日他在第四組作較長的發言,才提到對彭德懷信的看法:「高級幹部有不同意見,無論如何要搞清楚。把問題搞清楚了,統一了認識,以後的事情就好辦了。主席過去批評我空洞的樂觀主義,現在可以說是落實的樂觀主義。彭德懷的信雖然沒有直接說出悲觀失望,但是他把缺點錯誤說重了。這不合乎事實。彭總的一個特點,是容易固執己見。如果是正確的,當然要堅持;是錯誤的,就要接受批評,改正錯誤。彭德懷的信起了好作用,但看法是錯誤的,應當利用這個機會,好好檢查一下自己,對某些缺點看得太嚴重。」他最後說:“彭總有一股拗脾氣,今後應該注意改掉。彭總在生活方面注意節約,艱苦卓絕,誰也比不過他。彭總也是很關心經濟建設的。只要糾正錯誤認識,是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的。”

在26日彭德懷檢討後,朱德好像自己卸下一副重擔,寬慰地說:「彭總發言的態度是好的。我相信他是暢快的。彭總的發言中有一句話,‘江山易改,本性難移’,這是農民意識。在座的天天向前進,哪有不改的!他的主觀性、片面性就是這樣來的。大家對彭總的批評是對的,彭總今天對大家的批評也比較聽得進去了。過去就聽不進去,談起來就吵。我相信經過這次會議,統一了思想,統一了認識,就不會把錯誤當作包袱背起來了。」很明顯,朱德也把此事看得輕淡了。

事實上,形勢並不像周恩來、朱德估計的那樣樂觀。

本文摘自《紅牆知情錄:共和國風雲人物留給後世的真相(二)》,尹家民 著,當代中國出版社,2010.9

  來源:人民網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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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貞將軍(資料圖)

親密夫妻在離婚書上籤了字

1931年7月,張啟龍奉蘇區中央局的指示,離開湘東特委,前往湘贛蘇區參加組建中共湘贛省委,並任省委常委兼省蘇維埃政府副主席。李貞隨張啟龍來到湘贛蘇區,任省婦委書記兼婦女生活改善委員會主任,專職從事婦女工作。

就在李貞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之中的時候,一個不幸突然降臨到她的頭上,使她陷入了極大的感情煩惱之中。

當時,湘贛蘇區也和全國各個革命根據地一樣,存在著正確路線與「左」傾錯誤的激烈鬥爭,「肅反」運動愈演愈烈。運動中,王首道被撤銷省委書記職務,張啟龍被秘密關押在省保衛局……

李貞被這一晴天霹靂般的消息驚呆了。對這兩個人,她是十分了解的。幾乎是在參加革命的初期,她就認識了張啟龍,之後他又成為她的入黨介紹人,正因為敬重他、信賴他,在和古家斷絕關係後就和他結了婚。王首道,則是她在大革命失敗後的第一個直接領導者。這樣的一些人,會成為反革命嗎?

李貞迷茫了。李貞到保衛局看望張啟龍,當面問丈夫這是怎麼回事,可張啟龍什麼也不講,只是說:「情況可能會更壞,你要有思想準備。」

李貞流淚了!這位堅強的女共產黨員,在最困難最危險的情況下,都沒有流過淚,此時卻哭了,哭得很傷心……

張啟龍經過反覆考慮,唯恐某些人藉此加害李貞,不得已,最後決定,在他們事先準備好的離婚書上籤了字。

幸好,湘贛蘇區的「肅反」擴大化很快得到了控制。張啟龍被釋放後,由於戰事頻繁,不久又進行長征,與李貞再也沒有見過面。新中國成立後,他們仍然保持著良好的關係,經常來往。張啟龍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

1935年元旦,李貞和軍區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結為夫妻。李貞是懷著身孕開始長征的。一路上,她以常人難以想像的毅力,忍耐著各種惡劣環境帶來的重重困難:跨過了金沙江,又渡過了大渡河,翻過了雪山。

由於戰鬥行動的需要,甘泗淇不能常跟李貞在一起。一次,當得知妻子病重時,急忙趕到她的身邊,把自己唯一的私產一支金筆:莫斯科中山大學的獎品賣掉換藥,才將李貞的病情穩定下來。

在隨之進行的草地跋涉中,李貞懷孕七個月的孩子早產了。病體還沒有恢復,又沒有充饑之糧,李貞缺少奶水,孩子餓得啼哭不止。戰友們見狀,送來了自己捨不得吃的青稞面,但畢竟非常有限,而且青稞面也談不上多少營養。沒等走出草地,這可憐的小生命就夭折了。

終身未育卻子孫滿堂

李貞再沒有生育,卻和丈夫甘泗淇用自己的工資撫養了20多個烈士遺孤。李貞把偉大的母愛無私地奉獻給了孩子們。

陳小妹的父親陳希雲,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120師後勤部長,解放後曾任國務院糧食部副部長、黨組書記,1957年生命垂危時,對幾個年幼的子女放心不下。李貞得知這位老戰友的心事後,前去醫院探望,並安慰他說:「你安心治病吧,家裏的事有組織安排,我們這些老戰友也會幫助照顧好的。」隨後,她就把陳希雲的大女兒陳小妹接到家裏撫養,從上小學上中學上大學,一直到參加工作,十幾年吃住在李貞家。

小時候的陳小妹體弱多病,後來患了心膜炎。李貞關愛備至,一邊給孩子買葯治病,一邊進行伙食調劑。在李貞慈母般的關懷照顧下,小妹健康幸福地成長著,後來考上了解放軍外語學院,成為部隊的技術骨幹,還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朱一普是苗族老紅軍朱早觀的女兒。1955年,朱老病逝後,李貞和甘泗淇就把朱一普接到家裏撫養。

影,逛公園,大家庭里充滿了溫暖,其樂融融。

儘管李貞撫養的孩子多,但她從不以權謀私,用自己的權力為孩子們就業、調動、晉陞等開「綠燈」。無論是對家裏的人,還是對自己的親友,她都一視同仁,無一例外。

李貞自己用車很少,更不准家裏的人和工作人員隨便動用。可是,外地來京的老戰友或來看她,或來治病,她都儘可能派車接送。街坊鄰里有燃眉急事求援,她更是熱情相助。

一個冬天的夜晚。更深人靜時,忽然有人敲門。工作人員向李貞報告說,鄰居的小孩生病,發高燒,孩子的媽求援來了。

李貞馬上把司機找來,囑咐他說:「隔壁王大媽的孩子得了急病,你趕緊開車把孩子送到醫院,救人要緊,不能遲誤!」

小孩搶救及時,脫離了危險。王大媽千恩萬謝地說:「李奶奶,是您救了我們孩子一條命啊!」

其實,李貞的工資並不高,可她的生活開支卻不小。20多個義女義子要生活,張口伸手都離不開錢。平時客人來往也多,逢年過節就更多了。時常有人住在她家裏,時間短的一個星期,長的幾個月,吃住她都管。有些老同志覺得住的時間長了,要交伙食費。李貞不僅不收他們的錢,有的老同志在京住長了,錢用光了,她還掏錢給他們買車票,送給他們路費。

「集體宿舍」度晚年

1980年,李貞定為大軍區副職。可是,李貞仍然住在原來的房子裏。節假日,老同志和親屬們來看望她,會客室就擠得坐不下。組織上多次勸她搬家,她就是不同意。

李貞在香山的舊平房裏,一住就是八年。

1984年春天,組織上又派人勸她搬家。好說歹說,她才同意搬進紫竹院附近一幢公寓裏的一套軍職幹部房。在有的同志看來,李貞這麼老的同志還住這種「集體宿舍」,與她的身份不相符。李貞卻風趣地說:“有這樣的房子住就不錯了。置身於群眾之中,就不會脫離群眾了嘛!”

李貞住在三層樓上,平時外出參加一些會議和活動,樓梯爬上爬下很不方便。有關領導出面做工作,勸她搬進一套新房。李貞卻執意不肯搬遷:「不能再搬了,這已經很不錯了。」

在紫竹院附近的這幢「集體宿舍」里,李貞度過了她一生中最後六個不平凡春秋。

1990年3月11日,她走完了光輝的一生。

李貞在遺囑中這樣安排她的遺物:一根金條捐給自己的家鄉瀏陽縣,一條捐給甘泗淇的家鄉寧鄉縣,用於發展教育事業;存款一分為二,一部分捐送北京市少年宮,一部分作為自己的黨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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