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國鋒
京西皇城根南街9號院，微風拂過院內的葡萄架，茂盛的綠藤沙沙作響。和她們朝夕相處的主人華國鋒，生前就住在這裏。
2008年8月20日12時50分，前黨和國家領導人華國鋒在北京醫院與世長辭，享年87歲。從1981年6月辭去中共中央主席算起，華國鋒度過了27年遠離公眾視野的生活。其間雖4次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但其象徵意義已遠遠大於實質意義。而這個9號大院，更多的時候充盈著平靜而規律的生活氣息。
一颳風，華國鋒就急忙出門捆葡萄
葡萄，是有關華國鋒退居生活的一個重要話題。
華國鋒的妻舅透露：早在1983年，華國鋒就到北京郊區找了好幾個葡萄園，學習如何種植和管理葡萄。華老的外孫女王蘇佳說，那些種果樹比較好的地方，比如香山、植物園，其工作人員有時也會跟華國鋒切磋一些果樹種植方面的經驗，包括葡萄。
1988年4月，筆者曾陪父親一起拜訪華家，院中支著兩個很大的葡萄架，當時華老介紹，這裏最多曾種著五六十個葡萄品種。到了收穫的季節，不僅全家人共享，還要送給部隊的戰士。「味道真的很不錯」，王蘇佳回憶起往事就眼圈發紅。
華老雖與種葡萄結緣，自己卻幾乎不能吃，因為檢查出患了糖尿病，他的飲食被嚴格控制。每天的主食被控制在2兩8錢：早上5錢，中午1兩3錢，晚上1兩。但有時候也會破例。有一次吃餃子，華老吃了十多個，還想吃，經夫人韓芝俊的批准，才又給了兩個。這位與華國鋒一起生活了近六十年的老人，自稱是華老的「老保姆」、“老護士”，料理丈夫的生活一直極為細心。
王蘇佳認為姥爺對葡萄的判斷力非常神奇。「這葡萄還沒長出來，他就會告訴你，它在什麼時候會長成什麼樣。」力所能及的時候，華國鋒便親自管理這些葡萄架。到了力不從心時，他就在一旁指揮，由司機、廚師、醫務人員和警衛戰士完成修剪的工作。最忙的時候是遇上颳風的日子，“一颳風，他就急忙出門捆葡萄。”除了葡萄，院內還種了其他的果樹，櫻桃、蘋果、李子、桃、核桃等，一進這個院，滿眼都是綠。果樹下韓芝俊開闢出很多小菜園，品種繁多：苦瓜、絲瓜、南瓜、辣椒……有一年的絲瓜足結了600多斤。日常的供給綽綽有餘，還曬制了菜乾，供淡季使用，並贈送一部分給友人。
沒看上北京奧運是最後的遺憾
在這個綠意盎然的院子裏，韓芝俊每天五六點鐘就起床，先是在庭院中的菜園裏勞作，半個多小時後把華國鋒叫醒。華老醒來後，一般會在院子裏走一圈，或者在屋子裡坐一坐，就到了早飯時間。
據王蘇佳介紹，華老的早餐以牛奶為主，有時會加個雞蛋羹，但他一直習慣在牛奶里放一勺或半勺咖啡。主食有時吃點饅頭片，或者油分較少的麻花，華老的牙口很好，饅頭片喜歡吃烤得很硬的那種。菜則以圓白菜為主，或者炒洋蔥。吃完早飯，華老將大部分時間花在看報上，有黨報，還有都市類報紙。他看報紙很痴迷，「有時候叫他吃飯，都叫不動他」，王蘇佳說。午飯則以麵條為主。據跟隨華國鋒20多年的廚師謝師傅介紹，山西的那些麵食像莜麵、貓耳朵、刀削麵，華老都愛吃，還喜歡吃羊肉臊子——出生在山西省交城縣的華國鋒，一輩子都在吃家鄉的麵食，說話也是滿嘴的山西口音。
午飯過後，華國鋒一般要午休到下午4點。如果身體允許，有時會見一到兩撥客人。據兒子蘇斌說，幾位原國家領導人如毛澤東、劉少奇、胡耀邦的後人，都與華家保持著聯繫。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到訪則以慰問居多，有時候也會通報一些人事安排。蘇斌說，父親經常講的一句話是：「你們幹得好」，並且能說出一些具體的事情。這些到訪的客人，事先要跟華的秘書曹萬貴約好。曹從1968年華國鋒還在湖南任職時就開始跟隨華，整整40年。對於這個自己服務一生的老上級，曹萬貴接受採訪時只說了一句話：“他胸懷很寬廣”。
華國鋒的晚飯則很簡單，喝點粥，吃點飯，有時吃個燒餅，粥以二米粥和南瓜粥居多。接著他會看看《新聞聯播》，王蘇佳說這一習慣雷打不動。晚飯後華國鋒必定在院子裏散步，每次散步也總是一家三代一齊出動。同住一個院子的領導人和他們打招呼時總說，這是幸福的一家子。
「他還一直想看奧運」。8月1日出院時，家人以為能一了他這個心愿，但在家只休了一個禮拜天，就因病情再度惡化又住進醫院。跟隨華老八年的司機朱春華清楚地記得，8月2號奧運綵排，給他票時，他說：“我老了，不去了，你們去吧。”這一次住院，華國鋒就再也沒能離開北京醫院421病房。
晚年話題從不涉及國內政治
除了散步和練氣功，練字是華國鋒晚年的一個鍛煉項目。蘇斌說，父親去世前的那幾年一直潛心練字，技藝大有長進；跟一些書畫名家也多有切磋，啟功就對他的字給過很高的評價。有時他還會參加一些小型筆會和書法家協會辦的活動。
華國鋒在政治上如日中天的70年代中後期，他的題字曾經獲得廣泛讚譽。引退後，華老的墨跡也漸漸消弭，只留下「毛主席紀念堂」幾個字，彷彿在輝映歷史。不過近些年，華國鋒的字又有風生水起的趨勢，在一些風景名勝，如湖南張家界、陝西華山和山西壺口，都能看到他的墨跡。行內人評價華老的字為“渾然大氣、骨力盡現”。他在85歲時寫的“清靜”二字，見過的人普遍評價為大氣、從容、很見功夫，如今高懸在華家會客室的中央。他的作品拍賣行情日漸看好，也多被人收藏，有一幅字，有人出價到150萬元。
有人練字意在靜心，但華國鋒心裏似乎一直很平靜，接近他的人都說他比較能想得開。多年來，華國鋒的話題從不涉及國內政治。蘇斌說，一有人在他面前說起以前的「那些事兒」，他就擺手不聽。直到去世，華國鋒腦子都非常清楚。廚師謝師傅對華老的記憶力印象深刻：有些以前來的人，家人和他們都記不得了，華老還記得很清楚。
華國鋒退下來後，依然保留了原有的待遇，有一個警衛班專門為他服務，「國家在各方面還是很照顧的」。對於子女，華國鋒一般不會嚴厲批評，但會要求他們好好努力，“一直都鞭策我們”，王蘇佳說，“他還要求我們做個節儉的人。”華家有一個不成文的習慣，廚師做飯，孫輩洗碗。華老的幾個孩子，既沒有出國的，也沒有靠家裏關係經商發跡的，都本分樸實。大兒子蘇華，在空軍某部，現已退休；二兒子蘇斌，在北京衛戍區，也已退休；大女兒蘇玲，在民航總局空中交通管理局任黨委常委、工會主席，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二女兒蘇莉，是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的幹部，被安排擔任華國鋒的生活秘書。
每年有兩天必去毛主席紀念堂
華家的客廳很高很大，足有七八十平方米。客廳里擺放的傢具很普通，地毯是由幾塊接鋪起來的，牆上掛著已經發黃了的舊友書寫的書法作品，整體上簡單而潔凈。客廳的中間擺著一圈灰布包裹的老式沙發，讓人聯想起毛澤東當年接見外賓時的書房。客廳的南面有七八個書櫃依次排開，只是書不如毛澤東那裏多而雜。右邊是馬、恩全集，百科全書，工具書，左邊則是一些線裝的古書。
華國鋒平時很少出門，不願興師動眾，給別人帶來不便。有一回「五一」節，他帶著孫女去逛北海，還是被人認出，群眾擁擠圍觀，有不少人拍照，公園也沒逛成回了家，小孫女還對他發了一頓脾氣。但一年中有兩天，華國鋒是一定要出門的。一是毛澤東的誕辰：12月26日；另一天是毛澤東的忌日：9月9日。他會帶著家屬和工作人員去毛主席紀念堂，瞻仰毛主席遺容，並且要親自喊行禮令：“向偉大領袖毛主席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這個傳統，幾十年如一日，從未改變。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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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的暮春4月，正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時刻，「文革」風暴即將降臨。文壇泰斗郭沫若以副委員長的身份參加全國人大常委會議，在聽取文化革命的專題報告之後，即席發言，檢討自己“實在沒有改造好”。出乎在座袞袞諸公意料的是，郭沫若為表示自己從頭改造的決心，竟說了這樣一番話：
在一般的朋友、同志們看來，我是一個文化人，甚至於好些人都說我是一個作家，還是一個詩人，又是一個什麼歷史家。幾十年來，一直拿著筆杆子在寫東西，也翻譯了一些東西。按字數來講，恐怕有幾百萬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標準來講，我以前所寫的東西，嚴格地講，應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價值。（《向工農兵群眾學習，為工農兵群眾服務》，1966年4月28日《光明日報》）
郭沫若
郭沫若的這個檢討發言在4月底由《光明日報》全文刊登後，國人特別是知識分子為之震驚，國際文化界亦因之掀起一層波瀾。國人的殷憂自然無法訴諸傳媒，而國際輿論卻由此而獲得抨擊「文革」的實證。有鑒於此，郭沫若於7月上旬在北京召開的亞非作家緊急會議上作出回應。郭沫若說，石西民（新任文化部副部長）的報告“使我深受感奮，我便即席發言，坦率地作了自我批評，表達我衷心的感受”。郭沫若特別就“要把自己寫的東西燒掉”這一極為敏感的問題作了勉為其難的解釋，並對一些國家的強烈反應予以“回擊”：
這種深切的感受，一方面使我為文化革命的勝利慶幸，另一方面也使我不能不引起作為知識分子的應有的責任感。我檢討了自己，我說用今天的標準看來，我以前所寫的東西沒有什麼價值，嚴格地說應該燒掉。這是我責任感的升華，完全是出自我內心深處的聲音。但我把這話傳播出去，出乎意外地驚動了全世界。有不少真摯的朋友對我表示了深切的關懷，我向他們致以謝意。但在資本主義國家和現代修正主義國家的報紙和刊物上，卻捲起了一陣相當規模的反華浪潮。他們有意歪曲我的發言，藉以反對我國的文化大革命。（《在亞非作家緊急會議上的發言》，1966年7月5日《人民日報》）
郭沫若
一個半月之後，紅衛兵上街橫掃「四舊」，大規模焚書便成為掃除“舊文化”的時尚。
攻之者說，郭沫若的發言為這場毀滅文化的大規模焚書運動做了輿論準備，難辭其咎；辯之者說，郭沫若也是「文革」的受害者，他本人並未真的燒過自己的一頁書，此說不過是以“自誣”手段求得自我保護，應予理解和寬宥。
說郭沫若的發言導致後來的紅衛兵焚書，顯然誇大了他在當年政治生活中的實際作用和影響。歷史的真實是，除了毛澤東，誰也不可能有登高一呼、天下雲集響應的權威。但毋庸諱言，郭沫若的「焚書」說因其極端的自我否定，無疑為急劇膨脹的虛無主義思潮現身說法，推波助瀾。
郭沫若
對於這位浪漫主義詩人過甚其辭的說法，一般的文化人也並不就真的認為他要動手燒自己的書。郭沫若在這年5月間會見日本友人，特意安排在自己的寓所，指著書櫥中排列整齊的著作說：「你們看，書不是都還在嗎！」1967年8月，郭沫若在答覆一位青年教師對他的批評（“簡單的燒掉是不能解決問題的，也是不科學的”）時，正面解釋了一年前在檢討發言中的「焚書」說：
鳳凰每經五百年要自焚一次，從火中再生。這就是我所說的「燒掉」的意思。（致徐正之，《郭沫若書信集》下，409頁）
郭沫若陪同毛澤東視察
這番解釋印證了他會見日本友人時說的那番話。這樣看來，郭沫若的「焚書」說並非物質意義上的焚書揚灰，而是脫胎換骨、洗心革面的從頭改造。這在本質上也還是對虛無主義的認同和張揚。但是，這種“鳳凰涅?”式的「焚書」就沒有自我保護的成分嗎？郭沫若的摯友李一氓指出：他不是一位單純的文學家和學術家，還是一位政治活動家。作為歷史學家，他熟悉歷史上那些以自誣求自保的做派。這真是知人之論。一當形勢變化，郭沫若對自己的著作就不再持「燒掉」的態度了。1972年10月，郭沫若親自接待專程訪華的日本友好人士，洽談日本京都雄渾社籌划出版十七卷本《郭沫若選集》事宜。郭沫若對日方的計劃表示同意和支持，顯然是對六年前「焚書」說的否定。這擬議中的十七卷本的選集，幾乎囊括了自《女神》以來的全部文學創作。看來，郭沫若不但不以為自己幾十年來筆耕的幾百萬字作品真有付之一炬的罪行，而且還認為有傳播海外的必要。
毛澤東與郭沫若
焚書有兩種情況：一種是焚自己的書，另一種是焚他人的書。焚自己的書，一般來說旁人不便置喙。如果說曹操燒《孟德新書》只是小說家的演義，那麼果戈理將《死魂靈》第二部的手稿在未付印前即自行焚燒卻是不爭的事實。後人對此除了惋惜，更多的是尊敬。郭沫若的「焚書」說雖也只是指自己的著作，卻是屈從外界壓力、投合錯誤思潮的違心之說。以“鳳凰涅?”來答覆世人責難，似乎本是消除“誤解”，本是表明心跡，但歸根結底，也還是違心之言。
那麼作為文壇泰斗的郭沫若，對「焚書」究竟持怎樣的態度呢？
毛澤東與郭沫若
在中國歷史上，開了焚書先例的是秦始皇。郭沫若對這個歷史事件前後截然不同的評價，是頗能發人深思的。
1961年12月，郭沫若作《讀〈隨園詩話〉札記》，其第八節為《論秦始皇》，涉及「焚書」：《詩話》卷二第六二則，引羅兩峰《詠始皇》云：“焚書早種阿房火，收鐵還留博浪椎。”袁枚以為“妙”。
以焚書而言，其用意在整齊思想、統一文字，在當時實有必要。然始皇所焚並不多，書多藏在官家，民間欲學書者可就官家學習，此猶今之圖書館也。其焚書最多者實為楚霸王，焚秦宮室，火三月不絕，即所謂「阿房火」也。這不知焚了多少古書！項羽乃楚國沒落貴族，為楚將項燕之孫，幼時“讀書不成”，故不知文物之可貴。何能怪罪於始皇耶？（《郭沫若古典文學論集》742頁）
毛澤東與郭沫若
項羽焚燒阿房宮連帶著所藏的古書，自然是一大罪過，但其用意卻並不在「整齊思想」。為著「整齊思想」而「焚書」，郭沫若竟認為“實有必要”。這種可怕的思想，在某種意義上似乎也為五年後檢討發言中的「焚書」說埋下了伏筆。以筆者的推測，郭沫若當然並不真的以為自己的書要全部燒掉，但為著「整齊思想」，他人的有礙「整齊思想」的書就未必不能付之一炬了。事實上，當時的不少知識分子在讀到郭沫若的檢討發言時的一個條件反射便是：以郭沫若這樣“又紅又專”的文壇泰斗和學界班頭的書尚且要「燒掉」，自檢以下，遑論其他知識分子的著述了。
郭沫若對秦始皇焚書的評價，據他在《讀〈隨園詩話〉札記》的序中所說，「良由代易時移，乾旋坤轉，價值倒立，神奇朽化」，貫穿的是“今之意識”。郭沫若在1943年撰寫《十批判書》時是如何評價這一歷史事件的呢？
毛澤東與郭沫若在天安門城樓
在嚴刑峻法的威脅高壓之下，普天四海大燒其書，所沒有燒的就只有博士官所職和醫藥卜筮種樹諸書而已。博士官所職當在中央，不久再經楚人一炬使秦宮被燒，三月不滅，藏在中央的圖書應該也就被燒光。這無論怎麼樣說不能不視為中國文化史上的浩劫。書籍被燒殘，其實還在其次，春秋末葉以來，蓬蓬勃勃的自由思索的那種精神，事實上因此而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擊。（《十批判書》389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4年）
在那個時代，郭沫若透過焚書事件，痛心疾首的是思想自由所遭到的「致命的打擊」。相隔十八年，郭沫若對同一歷史事件的評價，確實發生了“價值倒立”的轉換。個中原委是什麼呢？郭沫若1960年致歷史學家翦伯贊信中的一段話透露了緣由：
「雄才千古說秦皇」句，建議改為“雄才今日識秦皇”。因為古來都是罵秦始皇的，由毛主席的《沁園春》才把他肯定了。（《郭沫若書信集》上，555頁）
文革中的毛澤東與郭沫若
這就是說，毛澤東對秦始皇的評價左右了郭沫若。毛澤東為秦始皇翻案，雖未形諸文字，但卻有一段在大庭廣眾之下為「焚書坑儒」翻案的論述。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毛澤東稱讚“秦始皇是厚古薄今的專家”，當場駁斥林彪的“秦始皇焚書坑儒”的責難：
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知識分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是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有人罵我們是獨裁統治，是秦始皇，我們一概承認，合乎實際。可惜的是，你們說得還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轉引自《東方文化》2000年第4期錢伯城文）
以郭沫若的政治地位，當時一定聽到了這個講話的傳達。他在次年3月寫《替曹操翻案》時，也提到要替秦始皇翻案。毛澤東的這番話雖未涉及「焚書」，但郭沫若不難領會其精神實質，故而在1961年的文字中作了「整齊思想」、“實有必要”的發揮。
郭沫若對「焚書坑儒」評價的倒轉，只是對毛澤東崇拜的一個例證。這種崇拜一直伴隨著郭沫若走到生命的盡頭。1973年8月，毛澤東在讀了柳宗元的《封建論》後賦詩批評郭沫若：“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毛澤東認為《十批判書》“崇儒反法”，因而在詩中還點明“十批不是好文章”。對此，郭亦賦詩表明心跡：“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餘辜。”如果說郭沫若對江青在“批林批孔”運動中的頤指氣使、威逼利誘極為反感，以沉默表示抵制的話，那麼對毛澤東的批評從未抵觸。1977年12月，為紀念毛澤東誕辰，郭沫若賦七律一首，中有“九旬承教認孔丘”的感念。此前兩個月，郭沫若在致林默涵的信中說：“《十批判書》，殊多謬誤，望您不吝指正，以俾減少罪愆。”正可以作為詩句的註腳。
文壇泰斗說「焚書」毋寧是歷史的悲劇。透過這歷史的悲劇，值得後人吸取的教訓是太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