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的暮春4月，正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時刻，「文革」風暴即將降臨。文壇泰斗郭沫若以副委員長的身份參加全國人大常委會議，在聽取文化革命的專題報告之後，即席發言，檢討自己“實在沒有改造好”。出乎在座袞袞諸公意料的是，郭沫若為表示自己從頭改造的決心，竟說了這樣一番話：
在一般的朋友、同志們看來，我是一個文化人，甚至於好些人都說我是一個作家，還是一個詩人，又是一個什麼歷史家。幾十年來，一直拿著筆杆子在寫東西，也翻譯了一些東西。按字數來講，恐怕有幾百萬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標準來講，我以前所寫的東西，嚴格地講，應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價值。（《向工農兵群眾學習，為工農兵群眾服務》，1966年4月28日《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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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
郭沫若的這個檢討發言在4月底由《光明日報》全文刊登後，國人特別是知識分子為之震驚，國際文化界亦因之掀起一層波瀾。國人的殷憂自然無法訴諸傳媒，而國際輿論卻由此而獲得抨擊「文革」的實證。有鑒於此，郭沫若於7月上旬在北京召開的亞非作家緊急會議上作出回應。郭沫若說，石西民（新任文化部副部長）的報告“使我深受感奮，我便即席發言，坦率地作了自我批評，表達我衷心的感受”。郭沫若特別就“要把自己寫的東西燒掉”這一極為敏感的問題作了勉為其難的解釋，並對一些國家的強烈反應予以“回擊”：
這種深切的感受，一方面使我為文化革命的勝利慶幸，另一方面也使我不能不引起作為知識分子的應有的責任感。我檢討了自己，我說用今天的標準看來，我以前所寫的東西沒有什麼價值，嚴格地說應該燒掉。這是我責任感的升華，完全是出自我內心深處的聲音。但我把這話傳播出去，出乎意外地驚動了全世界。有不少真摯的朋友對我表示了深切的關懷，我向他們致以謝意。但在資本主義國家和現代修正主義國家的報紙和刊物上，卻捲起了一陣相當規模的反華浪潮。他們有意歪曲我的發言，藉以反對我國的文化大革命。（《在亞非作家緊急會議上的發言》，1966年7月5日《人民日報》）
郭沫若
一個半月之後，紅衛兵上街橫掃「四舊」，大規模焚書便成為掃除“舊文化”的時尚。
攻之者說，郭沫若的發言為這場毀滅文化的大規模焚書運動做了輿論準備，難辭其咎；辯之者說，郭沫若也是「文革」的受害者，他本人並未真的燒過自己的一頁書，此說不過是以“自誣”手段求得自我保護，應予理解和寬宥。
說郭沫若的發言導致後來的紅衛兵焚書，顯然誇大了他在當年政治生活中的實際作用和影響。歷史的真實是，除了毛澤東，誰也不可能有登高一呼、天下雲集響應的權威。但毋庸諱言，郭沫若的「焚書」說因其極端的自我否定，無疑為急劇膨脹的虛無主義思潮現身說法，推波助瀾。
郭沫若
對於這位浪漫主義詩人過甚其辭的說法，一般的文化人也並不就真的認為他要動手燒自己的書。郭沫若在這年5月間會見日本友人，特意安排在自己的寓所，指著書櫥中排列整齊的著作說：「你們看，書不是都還在嗎！」1967年8月，郭沫若在答覆一位青年教師對他的批評（“簡單的燒掉是不能解決問題的，也是不科學的”）時，正面解釋了一年前在檢討發言中的「焚書」說：
鳳凰每經五百年要自焚一次，從火中再生。這就是我所說的「燒掉」的意思。（致徐正之，《郭沫若書信集》下，409頁）
郭沫若陪同毛澤東視察
這番解釋印證了他會見日本友人時說的那番話。這樣看來，郭沫若的「焚書」說並非物質意義上的焚書揚灰，而是脫胎換骨、洗心革面的從頭改造。這在本質上也還是對虛無主義的認同和張揚。但是，這種“鳳凰涅?”式的「焚書」就沒有自我保護的成分嗎？郭沫若的摯友李一氓指出：他不是一位單純的文學家和學術家，還是一位政治活動家。作為歷史學家，他熟悉歷史上那些以自誣求自保的做派。這真是知人之論。一當形勢變化，郭沫若對自己的著作就不再持「燒掉」的態度了。1972年10月，郭沫若親自接待專程訪華的日本友好人士，洽談日本京都雄渾社籌划出版十七卷本《郭沫若選集》事宜。郭沫若對日方的計劃表示同意和支持，顯然是對六年前「焚書」說的否定。這擬議中的十七卷本的選集，幾乎囊括了自《女神》以來的全部文學創作。看來，郭沫若不但不以為自己幾十年來筆耕的幾百萬字作品真有付之一炬的罪行，而且還認為有傳播海外的必要。
毛澤東與郭沫若
焚書有兩種情況：一種是焚自己的書，另一種是焚他人的書。焚自己的書，一般來說旁人不便置喙。如果說曹操燒《孟德新書》只是小說家的演義，那麼果戈理將《死魂靈》第二部的手稿在未付印前即自行焚燒卻是不爭的事實。後人對此除了惋惜，更多的是尊敬。郭沫若的「焚書」說雖也只是指自己的著作，卻是屈從外界壓力、投合錯誤思潮的違心之說。以“鳳凰涅?”來答覆世人責難，似乎本是消除“誤解”，本是表明心跡，但歸根結底，也還是違心之言。
那麼作為文壇泰斗的郭沫若，對「焚書」究竟持怎樣的態度呢？
毛澤東與郭沫若
在中國歷史上，開了焚書先例的是秦始皇。郭沫若對這個歷史事件前後截然不同的評價，是頗能發人深思的。
1961年12月，郭沫若作《讀〈隨園詩話〉札記》，其第八節為《論秦始皇》，涉及「焚書」：《詩話》卷二第六二則，引羅兩峰《詠始皇》云：“焚書早種阿房火，收鐵還留博浪椎。”袁枚以為“妙”。
以焚書而言，其用意在整齊思想、統一文字，在當時實有必要。然始皇所焚並不多，書多藏在官家，民間欲學書者可就官家學習，此猶今之圖書館也。其焚書最多者實為楚霸王，焚秦宮室，火三月不絕，即所謂「阿房火」也。這不知焚了多少古書！項羽乃楚國沒落貴族，為楚將項燕之孫，幼時“讀書不成”，故不知文物之可貴。何能怪罪於始皇耶？（《郭沫若古典文學論集》742頁）
毛澤東與郭沫若
項羽焚燒阿房宮連帶著所藏的古書，自然是一大罪過，但其用意卻並不在「整齊思想」。為著「整齊思想」而「焚書」，郭沫若竟認為“實有必要”。這種可怕的思想，在某種意義上似乎也為五年後檢討發言中的「焚書」說埋下了伏筆。以筆者的推測，郭沫若當然並不真的以為自己的書要全部燒掉，但為著「整齊思想」，他人的有礙「整齊思想」的書就未必不能付之一炬了。事實上，當時的不少知識分子在讀到郭沫若的檢討發言時的一個條件反射便是：以郭沫若這樣“又紅又專”的文壇泰斗和學界班頭的書尚且要「燒掉」，自檢以下，遑論其他知識分子的著述了。
郭沫若對秦始皇焚書的評價，據他在《讀〈隨園詩話〉札記》的序中所說，「良由代易時移，乾旋坤轉，價值倒立，神奇朽化」，貫穿的是“今之意識”。郭沫若在1943年撰寫《十批判書》時是如何評價這一歷史事件的呢？
毛澤東與郭沫若在天安門城樓
在嚴刑峻法的威脅高壓之下，普天四海大燒其書，所沒有燒的就只有博士官所職和醫藥卜筮種樹諸書而已。博士官所職當在中央，不久再經楚人一炬使秦宮被燒，三月不滅，藏在中央的圖書應該也就被燒光。這無論怎麼樣說不能不視為中國文化史上的浩劫。書籍被燒殘，其實還在其次，春秋末葉以來，蓬蓬勃勃的自由思索的那種精神，事實上因此而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擊。（《十批判書》389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4年）
在那個時代，郭沫若透過焚書事件，痛心疾首的是思想自由所遭到的「致命的打擊」。相隔十八年，郭沫若對同一歷史事件的評價，確實發生了“價值倒立”的轉換。個中原委是什麼呢？郭沫若1960年致歷史學家翦伯贊信中的一段話透露了緣由：
「雄才千古說秦皇」句，建議改為“雄才今日識秦皇”。因為古來都是罵秦始皇的，由毛主席的《沁園春》才把他肯定了。（《郭沫若書信集》上，555頁）
文革中的毛澤東與郭沫若
這就是說，毛澤東對秦始皇的評價左右了郭沫若。毛澤東為秦始皇翻案，雖未形諸文字，但卻有一段在大庭廣眾之下為「焚書坑儒」翻案的論述。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毛澤東稱讚“秦始皇是厚古薄今的專家”，當場駁斥林彪的“秦始皇焚書坑儒”的責難：
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知識分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是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有人罵我們是獨裁統治，是秦始皇，我們一概承認，合乎實際。可惜的是，你們說得還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轉引自《東方文化》2000年第4期錢伯城文）
以郭沫若的政治地位，當時一定聽到了這個講話的傳達。他在次年3月寫《替曹操翻案》時，也提到要替秦始皇翻案。毛澤東的這番話雖未涉及「焚書」，但郭沫若不難領會其精神實質，故而在1961年的文字中作了「整齊思想」、“實有必要”的發揮。
郭沫若對「焚書坑儒」評價的倒轉，只是對毛澤東崇拜的一個例證。這種崇拜一直伴隨著郭沫若走到生命的盡頭。1973年8月，毛澤東在讀了柳宗元的《封建論》後賦詩批評郭沫若：“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毛澤東認為《十批判書》“崇儒反法”，因而在詩中還點明“十批不是好文章”。對此，郭亦賦詩表明心跡：“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餘辜。”如果說郭沫若對江青在“批林批孔”運動中的頤指氣使、威逼利誘極為反感，以沉默表示抵制的話，那麼對毛澤東的批評從未抵觸。1977年12月，為紀念毛澤東誕辰，郭沫若賦七律一首，中有“九旬承教認孔丘”的感念。此前兩個月，郭沫若在致林默涵的信中說：“《十批判書》，殊多謬誤，望您不吝指正，以俾減少罪愆。”正可以作為詩句的註腳。
文壇泰斗說「焚書」毋寧是歷史的悲劇。透過這歷史的悲劇，值得後人吸取的教訓是太多了。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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