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見社會的政治矛盾激化，很多較為溫和的市民都嘗試去做和事老，找出路，其中一個意見是叫政府搞獨立調查，覺得只要這樣做，抗爭者就會收貨，運動就會平息。
我有一些在政府工作的朋友，說原本並不支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但看了一些7月21日元朗白衣人襲擊事件的網上片段，也覺得警方有問題，轉為支持對警方作出獨調查。我問他們看了什麼片段，他們說看到一名光頭的元朗警司(八鄉分區指揮官李漢民)與一班白衣人有講有笑，話：「唔使擔心。」覺得很氣憤，認為有警黑勾結，導演了那次的「白衣人襲擊事件」，所以也贊成要搞獨立調查。
我也看過那條影片，事後做過查證，警方其後也曾在記者會解釋此事，可惜報道不多。查實該片段是在7月21日「白衣人大襲擊事件」之前5日拍攝的。當天有網民發起到元朗示威，並聲言要襲擊圍村。元朗村民便組織了白衣人守衛隊，要保護家園，警方派員到當地巡邏，結果那天去元朗示威的人很少，事件不了了之。事件結束後，負責的警官便對當地居民說了上述「唔使擔心」的話。當大家了解事件真相之後，便會發現第一、原來事件有前因；第二、那條令到大多人覺得警黑勾結的影片，其實是把之前發生的事情，說成是7月21日當晚發生的事情，激起很多原本中立市民的憤怒。
現時網上資訊發達，真假難辨，很多市民都是基於一些網上的消息，便形成自己的看法。但消息被有心人利用時，便易生誤解。
抗爭者對方提出五大訴求，逼政府讓步，在五點中，比較多人覺得政府可以讓步的是宣佈撤回《逃犯條例》和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有位財經界猛人也問我，為什麼政府不可以做這兩件事？我覺得可以分兩個層次去看這問題。第一個是本地的微觀政治；第二個是國際宏觀局勢。
先講本地微觀政治。我認為現時香港出現的事件，如同一場革命戰爭，但要將那些製造TATP烈性炸藥，掟燃燒彈衝擊各區警署的示威者，和一般和平示威者區分起來。一般示威者只是和平遊行，只是想帶來改變，並不是想暴力革命推翻政府以至中央，但最激那批示威者卻不一樣，所以不能一竹篙打一船人。政府只是和最激的那一批人在開戰之中。
政府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如同在戰爭中向對手割地求和，自己要付出代價。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對警方執法做放大鏡式的調查，肯定會挫傷警員的士氣，他們即使不罷工、怠工，當他們守護政總、禮賓府、中聯辦的時候，也只會敷衍了事。不是不能讓，要看作出讓步，能否停止戰爭。
政府面前有兩個對手，泛民主派和焦土派。焦土派只會施襲不會現身，現身的是泛民，即使泛民不再堅持五大訴求缺一不可，但他們能代表焦土派嗎？ 若政府和泛民講完數，撤回法案、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但焦土派繼續瘋狂進攻，泛民見勢色不對，過三天便會腳軟，又改為繼續攻擊政府，事情還是沒完沒了。所以，在這個微觀的博奕裡，政府首先要搞清楚，讓步可以換取到什麼成果，只要暴力的核心「焦土派」不停手，讓步是沒有意思的。
拉高一層次，睇國際宏觀局勢。在昨天的北京座談會上，港澳辦主任張曉明直指香港發生的情況具顏色革命特徵，他認為對方要求撤回《逃犯條例》的目的，就是要林鄭下台、要搞顏色革命。撤回只是幌子，是為了要林鄭下台鋪路；顏色革命就是為了要推翻政府。張曉明說，美國搞香港是要拖中國的後腿，為中美貿易談判增加籌碼。
看完阿爺的分析，你應該感到「滴汗」，這樣遊戲，根本不是香港人可以玩得起的。阿爺天天與美國交手，自然知道美國在玩什麼遊戲，他們掌握的國際信息，我們並不掌握；他們分析對手背後的動機，我們不懂分析。弄不好我們只是在這場世界兩強的大戰中，一粒小小的棋子而矣。
阿爺過去個多月一直未就香港問題發話，卻早在一個月前己提起嗓門直斥美國「收回你對香港的黑手」，又不作警示直接在本月1日，停止了大陸旅客赴台的自由行，打痛他們後，才對香港喊話。阿爺是用中醫的治病手法，去治病根，不是治病徵。
這場世界大戰，不是香港人玩得起，見好就收兵吧。
盧永雄
「你可以逃避現實，但無法逃避『逃避現實』帶來的後果」--這是哲學家、小說家安·蘭德（Ayn Rand）的警句，它經常被反覆引述，因為正確刻畫出「自以為可以靠道德姿態豁免現實邏輯」的虛妄。人們可以主張理想，批判現實，但因果規律不會因此失效。這可說是對「空想式利他主義」最直接的批評。
如果「公知」是指一個特定的人群，「白左」就是更廣泛地對西方自由派的一個標籤。「白左」有異於傳統左派，傳統左派主要從經濟出發，白左思潮是轉向一種社會文化左派，集中對新移民、少數族裔、LGBTQ（性小眾）、環保、動物權利等議題的支持態度。他們的立論是以道德優越感為出發點，認為自己比其他人高，認為反對他們的傳統右派，是知識水平低下的老粗。
我也要先坦白一下，自己年輕時候也有點左派傾向，但更多是經濟左派。近年西方湧現社會文化方面的左派思潮，自己初時對各種小眾權益都抱持開放尊重態度，但近年美西方的白左思潮出現歪變。以美國為例，本來有50%的人稍為右傾，有50%的人稍為左傾，但白左政客推動的政策，是把那1%的小眾權利，放大到成所有人都必須遵從的法律責任，越走越是極端。例如英國的幼兒園不能夠拒絕「易服團體」去幼兒園收費講故事，這就把小眾的權益，放大到一般人必須遵從的法律規範境界。
當然白左思潮亦與政治上的激進反抗是孿生兒，兩者經常同步出現。有兩個中外例子可茲討論：
1.黑人版《白雪公主》
迪士尼開拍真人版電影《白雪公主》，結果成為災難性票房結局。這部於去年3月上映的經典動畫改編作品，最終製作成本高達3.4億美元，躋身電影業最昂貴製作之列，但最後全球票房只獲得2.1億美元。在中國市場，該片僅收穫924萬人民幣的票房，豆瓣評判低至4.0分。加上其他成本，最後巨虧1.7億美元，成為迪士尼電影滑鐵盧之作。
這部電影最具爭議的地方，是找了拉丁裔女主角瑞秋•齊格勒扮演白雪公主。當然這是白左思潮影響下的政治正確決定，但與原來的角色感覺格格不入。瑞秋•齊格勒的個人出位風格，亦將輿論危機放大了。她在宣傳期間聲稱1937年動畫原版已經過時，為找非白人做白雪公主辯護。她更隨意發揮，將王子角色形容為「跟踪狂」，結果引發思想傳統的觀眾強烈反感和抵制浪潮。一個有公主病的演員，加深了這套公主電影的災難。
另外，迪士尼為了規避對侏儒群體的刻板形象，七個小矮人改為用CG技術以動畫製作，原意是對侏儒的尊重，結果就引發侏儒型的演員集體抗議，認為這樣反而會剝奪了他們的演出機會。這又是另一種好心辦壞事的典型。
有人說迪士尼只是思想前衛，並無過錯。實際上迪士尼的製作團隊錯在脫離現實，誤判了社會追求政治正確，錯估了觀眾的反應。迪士尼原本有一個選擇，是覺得如果找白人做白雪公主有很大問題，可以乾脆不開拍這部電影，所以迪士尼是有得揀的。它要為自己脫離現實的錯誤選擇付出代價。
第二，害死爸爸的逃犯
被警方國安處通緝的女逃犯郭鳳儀，因為叫爸爸代她提取一份有儲蓄成份的保險單，令其父被控《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下的「企圖處理屬於潛逃者資金」的罪名。最後郭父在2月11日被裁定罪名成立。
郭鳳儀在爸爸被判罪成後發帖，說爸爸的罪名只是因為「是她的父親」。這完全是推卸責任的說法，香港逃犯很多，涉及國安案的逃犯也不少，但逃犯爸爸被拘捕入罪的數量極少，她爸爸是例外而非典型。
郭鳳儀的爸爸被控，是因為她簽署了一份文件，叫爸爸代她取消保單，取回9萬元結餘。她明知自己財產被凍結不能動用，仍然指使爸爸去做。至於郭鳳儀的爸爸，亦有明顯犯罪意圖，因為郭鳳儀簽署的文件是舊版本，不再有效，他竟仍代郭鳳儀在新版本文件及經紀的平板電腦上簽名，目的是取回涉案保單的結餘，犯罪行為和意圖清晰，結果被判有罪。
郭鳳儀的行為明顯有一個特點，就是聲稱所有問題都是別人的，自己一點問題都沒有。但現實是她自己不斷犯錯，不斷連累街坊，結果把家人也拖下水。
拉闊一點說，整個白左思潮在美西方世界盛行，由初期很多人都支持的社會關懷，慢慢異變成為支持極端小眾權益的抗爭，對這群人由尊重，變成立法保護，到最後把他們當成社會主流。真相是美國民主黨這些政團，為了要爭取那1%他們覺得決定勝負的極端群組選票，把所有事情推到荒謬的極致。
白左政客累街坊的最典型體現，就是自己激發了正常選民的極度不滿，打開了潘多拉盒子，引來了特朗普。部分民主黨的支持者也都頂不順這些極端的白左思潮，最後轉投特朗普，可以說是因左得右，十分諷刺。
最後可以引述安•蘭德的評論，作為對白左人士的忠告：「面對現實吧。不管逃避或正面迎上，現實一直在哪兒，不會改變。」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