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幫垮台後中南海依然分裂：放不放鄧小平出山？

1975年11月，鄧小平主持工作不到一年，毛澤東即發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資料圖）

本文摘自《呼喊：當今中國的五種聲音》，凌志軍，馬立誠著，人民日報出版社，2011.1

中國曾經怎樣批判鄧小平

20世紀90年代，人們所說的鄧小平理論已經成為共產黨的指導思想，也即我們國家的主流思想。但是在那個時候，鄧小平的理論不僅不能成為我們國家的主流，而且簡直就是被當做逆流來批判的。翻翻1976年春天到1977年春天這一段時間的報紙，就可以看到種種批判鄧小平的文章。這些文章說鄧小平是「右傾翻案風」的總風源、“正在走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鄧納吉”、“死不改悔的走資派”，說鄧的言論是“賣國主義”、是“洋奴哲學”、是“階級鬥爭熄滅論”……就算是發泄對「四人幫」的種種仇恨，也不由自主地把批判鄧小平的那些話說了出來。比如《解放軍報》說：“毛主席指出：‘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裏，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就是黨內資產階級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資派，是一夥資產階級的陰謀家、野心家。”這不是把當初「四人幫」批判鄧小平的話，如今又拿來批判「四人幫」了么。

今天我們來看這一段歷史，可以認為，中南海的分裂之勢，並沒有因為「四人幫」的垮台彌合無隙。危機依然存在。幾周以前還在同仇敵愾地對付「四人幫」的人們，現在卻已經分成兩個陣營了。這一次，問題的焦點不是誰來當主席的問題，而是要不要放鄧小平出山。

相形之下，反對鄧小平的聯盟似乎具有壓倒的優勢。他們掌握著實際的權力，又有毛澤東批判鄧小平的「聖諭」在握。老實說，這個聯盟本來就是毛澤東組成的，包括華國鋒、汪東興、吳德、李鑫這些人，在政治局內部，可能還有紀登奎、陳永貴、吳桂賢……他們全都贊成打倒鄧小平的死對頭「四人幫」，但這並不表明他們同鄧小平是同一個戰壕里的戰友。

事實上，他們幾乎全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倘若不是因為鄧小平這些人倒了霉，他們也許根本無緣走到中南海里來。比如李鑫，他曾經是康生的秘書，後來是中央辦公廳副主任，自從張春橋、姚文元一干文人垮台之後，他就成了華國鋒倚重的筆杆子。比如吳德，他是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副委員長，他還是京城百萬人的「雙慶大會」的主持者。當然他也是1976年4月在天安門鎮壓群眾的組織者之一。他在那一天曾經明確地宣示，鄧小平是“鄧納吉”，是“天安門反革命事件”的幕後指揮者。直到現在也還堅決認定鄧的罪狀已成定論。撇開這些全都不說，論本事，吳德也認為，“他比我們的毛主席差遠了”。

至於汪東興，就更加令人畏懼。此人此前的大部分生涯一直伴隨在毛澤東左右，從延安直到中南海，沒有間斷。他自稱現在中央裏面只有他一人了解「文化大革命」的全過程。平心而論，這並非沒有一點根據，更何況他的手裏還掌握著毛澤東親筆批閱過的大部分文件。也許是由於這些政治資源，他才能夠理直氣壯地說：“鄧小平這個人我是熟悉的，他那兩下子比我們華主席差遠了。”

至於鄧小平，這個時候也表現出相當程度的謙恭和友善。他在1976年10月10日致信華國鋒，描述了他為華就任中共中央主席和軍委主席高興。但是鄧小平的友善並沒有引起華國鋒的回應。他將鄧小平的信棄之一旁，轉身就去參加「雙慶大會」去了。

「雙慶」會結束不久，要求“停止批鄧”的聲音就捲土重來。這一年的冬天，北京人還是不能安分。他們剛剛在天安門廣場上向著英明領袖華國鋒歡呼，可是一出來就覺得少了點什麼。“少了鄧小平”，一個記者說。當時中國社會的分崩離析如此嚴重，華國鋒但憑一己之力，能夠力挽狂瀾嗎?於是大家都開始懷念鄧小平在1975年的大刀闊斧整治國家之舉，都認為現在他要是能夠出來，必定有所作為。可是鄧小平卻還背負“天安門反革命事件”的冤情，在三〇一醫院裡面閑居著，未免叫人著急。

於是，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的幾個教師和學生，開始收集數月前天安門廣場上流傳的那些「反動詩歌」。京城的老百姓也真是奇特，那個春天裡警察抓走了那麼多人，可是沒有被抓走的人居然會把那麼多的「反動詩歌」隱匿起來。報紙上不住地批判，警察到處搜捕，民兵日夜監視，黨的組織無孔不入地清查清理，可就是找不出這些「反動詩歌」來。現在聽說有人要把這些東西整理編輯出版，詩歌就從大街小巷裏面紛紛湧出來。到了1977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整整一周年。為紀念周總理，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的師生給自己起了一個名字，“童懷周”。不久以後，他們居然把那些詩歌出版了。書名叫做《天安門革命詩文選》，上下兩卷，共計1032頁，國人讀之如飲狂泉，而中南海里的那幾位雖然不高興，卻又實在說不出什麼來。

但是，同樣在1977年的1月，也即周恩來逝世一周年的時候，還有更加露骨地為鄧小平翻案的人呢。北京發生了震驚全城的「大字標語案」。大約十幾個青年，在京城中心長安街上，用碩大的排筆寫出大字標語：“堅決要求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堅決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警察立即出動搜捕，很快便抓到元凶。他叫李冬民，是北京重型機器廠的工人。此人在北京城裏面頗有名氣。他是因在「文化大革命」中敢於造反成名的。他本來是北京二十五中的一個學生，後來成為北京中學紅衛兵代表大會的核心組組長、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常委。然後他參軍，入黨，複員，當工人。他認為自己最重要的經歷是在1976年清明節參與了“天安門廣場事件”。

1979年7月12日，鄧小平在黃山和恢復高考後的第一批大學生合影（資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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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清明節那一天，在天安門廣場以及周圍街道上的人有200萬之多。花圈、默哀、演講、詩歌……鋪天蓋地。這些人名曰悼念周恩來，實則全都在詛咒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這幾個人，甚至還敢大罵毛主席是「秦始皇」，不住地替鄧小平喊冤。

當天晚上，華國鋒召集京城裏面的政治局委員商討對策，大家一致認定這是一起有組織、有計劃的「反革命性質的反撲」。

毫無疑問，必須堅決鎮壓。第二天清晨，警察和民兵開進了廣場，將所有的花圈、輓聯和詩詞一掃而空。這些人自恃手握上方寶劍，為所欲為。如果有誰上前阻止他們的行動或者稍稍表示不滿，立即被逮捕收監。到天亮的時候，已經抓走了57個人，廣場上也已一片狼藉。差不多這個時候，消息傳遍了全城。

於是老百姓從四面八方再一次湧向廣場，嘴裏高喊「還我花圈，還我戰友」，憤怒地揮舞著拳頭。但是，警察可不僅僅只有拳頭，他們手裏都拿著棍子，把所有進入廣場的路口全都堵死，根本不許老百姓進入。

於是，遊行的隊伍派出代表，前往廣場東南角的一座樓宇裏面，和民兵指揮部的指揮官們談判。他們強烈地要求歸還花圈和釋放被捕的人。代表官方的指揮官們則傲慢地說，如果再不停止這種「反革命的行徑」，就要採取更加嚴厲的措施。雙方毫不妥協，在劍拔弩張的氣氛中分手。憤怒的人群開始砸毀汽車，煙霧瀰漫在廣場上空。衝突愈演愈烈，警察揮舞著棍子沖向人群，有人受傷了，鮮血留在廣場上。人聲鼎沸。

幾個小時以後，吳德在廣播當中發表講話，他用異常嚴厲的口氣威脅那些堅守在廣場上的人們：如果不立即離開廣場，一切後果自負。大部分人就在這種威脅當中離開了。但是還有200多人不肯退卻。他們手無寸鐵但卻意志如鋼。他們堅守在廣場也堅守著信念，更何況他們過去幾十年里受的教育令他們不相信共產黨和解放軍真的會來鎮壓他們。

但是才過了幾十分鐘，一大片草綠色的人群就向他們擠壓過來。有5個營的軍隊，有10000多民兵，還有至少3000個警察。他們將廣場的200多人團團圍住，然後全部逮捕，一個也不剩。第二天，報紙上宣佈，天安門廣場發生了反革命暴亂。又過了一天，黨中央宣佈說，根據毛主席的提議，任命華國鋒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天安門廣場終被清理乾淨了。但是就從那一刻開始，李冬民就成為堅決反對「文化大革命」而擁護“走資派”的人了。

現在到了1977年，在周恩來逝世一周年的時候，李冬民這樣的人從陰暗的角落裏面走出來，公然地到長安大街這種萬目所矚的地方來「招搖」，可想而見“反革命氣焰”十足地囂張，也許，他們的背後還有更大的勢力在支持。大街上謠言紛起，有人說“批鄧”批錯了，鄧小平就要出山。還有人說毛澤東彌留之際對鎮壓天安門廣場頗有悔意。在那些反對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人看來，這些事情就足以證明李冬民的行動乃是一種社會的潛流。

事情由此鬧到中南海里。對於反鄧聯盟來說，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倘若不能嚴加約束，事態極有擴大的可能。遼寧省旅大市革委會大門口，不是也有人在張貼大字報批評吳德和陳錫聯，還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么。事情發生在京城，自當由吳德來處置。“反革命分子。”吳德堅定不移地說。市委書記這樣一句話，李冬民立即就被關進了監獄。2月8日，中南海發出通知，要求全國人民都不要相信北京傳播出去的“政治謠言”。一時間，京城的氣氛又緊張起來。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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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2月7日，華國鋒公開提出堅持「兩個凡是」的方針（資料圖）

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資料圖）

本文摘自《呼喊：當今中國的五種聲音》，凌志軍，馬立誠著，人民日報出版社，2011.1

 

「擁鄧聯盟」步步進逼

在堅決打擊政治謠言的運動如火如荼地推行的時候，擁鄧的聯盟也組成了。葉劍英顯然已對華國鋒失望。當華將他的意見棄置一旁的時候，他就意識到他身邊的那些同事已經不能依靠，必須尋找其他的辦法。他在玉泉山設立了新的大本營。玉泉山位居京城西北，出城上山，還要走上幾十公里。山上高牆環繞，草深林密。密林深處的座座小樓，一向為軍隊高級將領所擁有。實際上這裏是中央軍委辦公的地方，就算在「文化大革命」當中，文官們不可一世的時候，他們也很難涉足此山。

1977年早春時節，當鄧小平再一次成為矛盾中心的時候，葉劍英把他從三〇一醫院接到玉泉山上，住進了25號樓。對當時中國的政治時局來說，這個行動的意義非同小可。因為，就從這時起，擁護鄧小平的人不停地來到玉泉山。毫無疑問，報紙上所說的「緊密團結在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周圍」，全是說給老百姓聽的。京城西郊高山密林中出現了一個新的政治中心，與城中心的中南海遙遙相對。比如1977年2月18日這一天，春節，鄧小平的25號樓就分外熱鬧。葉劍英、李先念、王震、胡耀邦、萬里，他們都來了。鄧小平笑著說，老帥也都來了。老帥卻說，鄧小平是老帥的領班。鄧小平此時儘管還沒有任何權力，但他心情舒暢，知道有了這些人的支持，他重返政治舞台大幹一番的日子不會遠了。

城裏城外兩個陣營遙遙相對的日子沒有持續多久，三個星期以後，大家就坐在一起了。1977年3月中旬，華國鋒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爭執不可避免地涌到表面。擁護鄧小平的聯盟蓄勢已久，準備發起新的攻擊。開始的時候，大家互相都不願意撕破臉皮。葉劍英的話說得也挺委婉。他要求華國鋒在報告裏面把對鄧小平的說法改寫一下，說得稍微好一些，以便能夠更快地讓鄧小平出來工作，而世人也不至於在心理上感到突然。他還說，「兩個凡是」不行，「天安門事件」是個冤案，應當予以平反。後來人們在談論這一段歷史的時候，多把鄧小平作為反對「兩個凡是」的第一人，現在看來，情況並非如此簡單，鄧是反對「兩個凡是」的，這不假，但是，從現有的記錄來看，公開表明不能同意「兩個凡是」的，以葉劍英此次講話為最早，他比鄧小平在5月份直接說出“‘兩個凡是’不行”的話，要早大約兩個月。

然而問題在於，黨的主席華國鋒不能同意葉的看法，他表面對葉點頭稱是，可是卻不肯按照葉的意見修正報告。他不肯直接地論辯鄧小平的是非，但卻採用聲東擊西的策略，把「李冬民反革命案件」的材料印發給與會者。“現已查明，有那麼一小撮反革命分子。”華聳人聽聞地說，“他們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著讓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的旗號，迫使中央表態，然後攻擊我們違背毛主席的遺志，從而煽動推翻黨中央，保王洪文上台，為‘四人幫’翻案。所以如果我們急急忙忙讓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就可能上階級敵人的當。”汪東興副主席則拿出毛澤東的話來對付現在的對手：“有人提出‘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搞錯了，要把鄧小平請出來，還要讓他當總理，說他如何如何能幹。鄧小平這個人我是熟悉的，講能力他是有一點，但錯誤更多。1975年，毛主席是想讓他當總理，可試了試，不行，他那兩下子比我們華主席差遠了，所以，最後毛主席才選定華國鋒同志做接班人。”

第一個回合就這樣結束了。但是「擁鄧聯盟」早已成竹在胸，不肯退卻。至於華國鋒所說“上階級敵人的當”，在這些政治老手看來，簡直就是騙騙小孩子的把戲。小組會討論華的報告的時候，輪到大家來說話了。3月17日，陳雲說：“我認為當時絕大多數群眾到天安門去是為悼念周恩來總理。鄧小平與‘天安門事件’是無關的。讓鄧小平重新參加中央領導工作是完全正確的、必要的。”王震舉出毛主席的一些話來對抗汪東興，話也說得更加難聽了：“鄧小平政治思想強，人才難得，這是毛主席講的，周總理傳達的。他是同‘四人幫’作鬥爭的先鋒。‘天安門事件’是廣大人民群眾反對‘四人幫’的強大抗議運動，是我們民族的驕傲。誰不承認‘天安門事件’的本質和主流是革命的，實際上就是替‘四人幫’辯護。”胡耀邦原本準備一個長篇發言，事到臨頭卻沒有說。他也許覺得自己的地位和資歷都還不能和陳雲這些人並論，又是鄧小平的“錯誤道路”上的人，眼下還需靜觀時變，等待時機。

葉劍英的意見未被採納。陳雲和王震雖然說了，但他們的發言卻被華國鋒擱在一邊，連會議的簡報也未予刊登。胡耀邦想說的話還沒有說出口。華批評這些人一味在「天安門事件」上糾纏不休，讓大家不要再爭論這些問題。不過，「擁鄧聯盟」的行動還是產生了巨大的壓力。在鄧小平的問題上，有了明顯的迴旋餘地。華國鋒許諾，適當的時候可以考慮讓他出來工作，但要“等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18個月的「批鄧」全都白費了

看來，就連華國鋒也已經意識到，鄧小平的出山已經無法避免。不過，華仍然不願操之過急，其實連他自己也不會相信階級敵人正在等待著鄧小平上台之後，一舉為「四人幫」翻案之類的說法。他只是在擔心，承認鄧小平沒有錯誤以及承認「天安門事件」中的幾百萬群眾沒有錯誤，也就等於承認毛澤東主席和整個黨錯了。

事情就這樣僵持下來。現在輪到鄧小平本人說話了。1977年4月10日，鄧小平再次寫信，不過，這一回不是寫給華國鋒一人，是寫給「華主席、葉副主席並轉黨中央」。他說：“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他還要求中央把他的信印發給全黨。鄧小平已經看準了自己復出的障礙在於毛澤東認定的「天安門事件」，所以他打算繞開這些具體的問題，讓自己的昭雪不至於影響毛澤東的偉大。鄧小平的信在權力中樞流轉了23天。這一次華國鋒和汪東興再也不能置之不理了。但是，他們把鄧小平在六個月前的那封信也找了出來，用黨中央的名義將鄧小平的兩封信一併下發了。在那一封信裏面，鄧小平不是為華國鋒成為黨中央主席歡呼過么?有了這些，當然可以認定華國鋒的核心地位仍然會牢不可破。

5月間，華國鋒召見汪東興和李鑫，要他們去找鄧小平面談，看看有沒有什麼辦法既可以讓鄧小平出山，又能將鄧小平老老實實地約束在自己麾下。於是這兩個人就在5月24日前往鄧小平家中。談話持續了好半天，卻什麼也沒有得到。他們告訴鄧小平可以出來工作了，但又要求鄧在此前寫個書面聲明，承認「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這等於是要鄧承認毛澤東對他的批評乃是英明決策。他們也許以為這個要求並不過分，因為這在多年以前已有先例。

那一次是在1971年林彪垮台之後，鄧小平給毛澤東寫信，自稱自己錯誤嚴重。華國鋒和汪東興現在也許認為，鄧小平如果能夠再次認錯，一切問題也就可以迎刃而解，鄧小平也就自然地成了他們這些人中的一員。原來，華國鋒的兩個使者說來說去，就是想把鄧小平拉上這條快要沉沒的「文化大革命」之船，這被鄧小平一口拒絕。“我出來不出來沒有關係，”鄧小平說，“但‘天安門事件’是革命行動。”他還堅決地告訴眼前這兩個人：“‘兩個凡是’不行。如果按照‘兩個凡是’，就說不通為我平反的問題。”汪東興和李鑫不免面面相覷，他們終於明白，華國鋒不是毛澤東，至於鄧小平本人，不僅已經不再是1971年的樣子，而且也不再是1976年10月給華國鋒寫第一封信時的樣子了。

鄧小平把這兩個人打發走了之後，就坐在家裏靜觀時變。如果他的眼光沒有足夠的敏銳，看不出大局已定，萬事俱備，他完全不用再作任何妥協，那麼他就不會是一個成功的政治家了。但是，在那個春夏之交的季節，他就正好具備這樣的眼光。他並沒有等太長的時間，到了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召開的時候，全體中央委員都同意恢復鄧小平的職務，包括中共中央委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常委，以及總參謀長。鄧把他18個月前被剝奪的一切全都拿了回來，既不多一點，也不少一點。這種方式的象徵意義是不能小看的。這等於是宣佈毛澤東在18個月前的那些指示全都錯了，所謂凡是毛主席說過的就一律不能動的邏輯，也就不攻自破。

消息公佈，舉國為之震動。在北京，官員們也許要約束老百姓的喜悅之情，不肯像組織「雙慶大會」那樣鼓勵大家上街遊行，但有些城市還是出現了盛大的集會遊行。7月30日晚上，鄧小平出現在北京國際足球友好邀請賽閉幕式上。一時間，歡聲雷動，這哪裏還是一場球賽呢?分明是一場政治集會。為了這一天，他忍辱負重又嘔心瀝血，如索爾茲伯里所說：“使用了中國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計謀、策略，去搏鬥、鬥爭、交談和激烈地爭論。他再次掌了權。”他還是剪著平頭，微笑著，樣子和衣著全都沒有什麼變化。這個人在過去的18個月裏承擔著所有的罪名。黨領導的所有報刊都宣佈他是一個壞蛋。可是這才一轉眼間，千千萬萬的老百姓就向他投以如此熱烈的歡呼。看來，過去18個月的大批判全都白費了。

鄧小平官復原職。可是他還沒有能夠遏制我們龐大國家的歷史慣性。這時候，掌握著中國方向的仍然是「英明領袖」華國鋒，大政並未就緒，「文化大革命」“積重”尚未返還，階級鬥爭仍然是“綱”。鄧的威望還沒有強大到足以取代華的程度。鄧的理論體系也還沒有最後形成，更不要說成為社會的主流了。他再三告誡中國人：“完整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但是這話讓人聽來還有些籠統和含混，距離徹底否定「兩個凡是」和開創新的時代，還遠著呢。那些政治老人們把他推上了前台，下面的事情就要看他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