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判席上的張春橋（資料圖）
本文摘自《中國大審判》，呂相友著，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
張春橋，山東省巨野縣人，1917年出生於官僚、地主家庭。其父張開益是長期為國民黨、日寇效勞的反動官僚、漢奸。1932年至1934年，張春橋在濟南正誼中學讀書期間，充當國民黨特務，積極進行反共活動，監視和密告領導反蔣抗日學生運動的負責人和積極分子。
由於他的一次告密，使六人遭到迫害，其中一人被捕判刑，犧牲在獄中。1933年春，張春橋夥同國民黨復興社分子李樹慈和馬吉峰等人在濟南發起成立法西斯蒂組織華蒂社。由復興社出資創辦了《華蒂》月刊。「華蒂」，就是「中華法西斯蒂」的意思。
張春橋是華蒂社的發起人之一和「中堅」分子，積極為華蒂社發展組織、撰寫文章，進行反動宣傳。1935年5月，張春橋到上海，在國民黨復興社特務崔萬秋的指使下，從事擁蔣反共活動，瘋狂反對魯迅，積极參加國民黨的反革命文化「圍剿」。
1936年3月15日，張春橋化名狄克，在《大晚報》副刊《火炬》上發表《我們要執行自我批評》的反動文章，惡毒攻擊魯迅為《八月的鄉村》這部小說作的序言。魯迅在同年4月16日寫了《三月的租界》一文，深刻地揭露了張春橋的反革命嘴臉。
1937年9月，張春橋離開上海，返回濟南，奉山東復興社特務頭子秦啟榮之命，由復興社特務趙福成掩護，伺機潛入我根據地，1938年1月混入延安。
張春橋1936年4月在上海參加了叛徒宋振鼎組織的一個冒充共產黨的所謂「預備黨員委員會」。這個組織成員，不少是從國民黨蘇州反省院出來的自首叛變分子、脫黨分子。
不久，被上海黨組織發現，由吳仲超同志代表黨組織宣佈予以解散，並責令宋振鼎通知了所有參加這個組織的人，也通知了張春橋。張春橋隱瞞了他的國民黨特務身份和反革命歷史，隱瞞了他的家庭出身和他父親的反動歷史，於1938年在延安混入黨內，仍把他參加「預備黨員委員會」組織冒充為參加共產黨。
張春橋的老婆文靜，原名李淑芳。1943年12月在晉察冀邊區平山縣郭蘇區任區委宣傳委員時，被日寇俘虜，自首叛變，充當日本特務。張春橋對她長期進行包庇。張春橋到北京工作後，欺騙中央，揚言要與文靜離婚，實際上在政治上和生活上一直保持密切關係。
在「文化大革命」中，張春橋勾結王洪文、江青、姚文元及其黨羽長期包庇重用文靜，派她在上海擔任了重要職務。上海市革委會成立後，文靜先後在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材料組(後改為市革委會材料組、專案辦)、市革委會辦公室聯絡組(後稱調研組)工作，實際上是這些組的負責人，享受著相當於市委常委的政治待遇。
向來以陰冷著稱的張春橋，對於林彪、江青這些能夠實現他反革命野心的權貴，極盡溜須拍馬、阿諛奉承之能事。早在1964年，江青鑽到上海搞所謂京劇改革，說需要一個「幫手」，張春橋就見機行事，奉迎於江青駕下。他本來不懂京戲，現弄來唱機跟著哼哼現學京腔……「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就勾結到一起。
1967年1月，張春橋、姚文元得到江青的暗示，秘密潛回上海，於1月6日鼓動並夥同王洪文在上海召開十萬人大會，喊出「打倒陳丕顯，打倒曹荻秋」，向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奪權。這就是所謂席捲全國奪權大劫的「一月風暴」，上海市有17名市委書記、常委和市長、副市長被分別誣陷為「叛徒」、「特務」、「反革命」，市長曹荻秋、副市長金仲華被迫害致死。
張春橋曾親自出馬威逼鄭君里交出有關江青30年代醜史的材料，又指使他的黨羽拘留審訊和隔離審查了鄭君里、趙丹、白楊、張瑞芳等18位了解江青歷史情況的文藝界人士；不久又先將接觸過江青材料的上海公安局一位處長和一位副局長押送北京，然後又把有關的6名局級幹部、9名處級幹部和10名一般幹部、20名群眾逮捕起來，於1968年2月由吳法憲派飛機押解到北京長期關押。
就是這個今天在法庭上歪斜著腦袋、半閉著兩眼、半死不活、死賴硬頂的張春橋，於1968年12月初，指使他的心腹以「強烈的激情」出了一期簡報，用上海廣大黨員和群眾的名義“強烈要求”在黨章里寫上林彪是“接班人”。張春橋後來說:“寫在黨章上，這就放心了。”
就是這個張春橋，他摸清了王維國、陳勵耘是林彪的親信這個底，就親自出馬提名王、陳二人當上了中央候補委員。張春橋暗地裏對人說:「我提這兩人，林彪一定很滿意。」
張春橋巴結林彪、江青的心血沒有白費，沒多久，他就平步青雲，當上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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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3月4日午夜，江青服了第三次安眠藥後，進入卧室準備睡覺。護士小趙（趙柳恩）按照醫囑和江青的要求，把另一份安眠藥放在床頭柜上，以備江青萬一睡不著時順手就可以拿到自己服用。做完這些，小趙回護士值班室準備休息時，已是5日凌晨4點鐘了。
安眠藥引發風波
一個小時後，江青突然打鈴叫小趙，問：「今天晚上你為什麼不給我放備份葯？我只睡了一小時就再也睡不著了，想吃備份葯，結果沒有找到，你給我解釋清楚，這是怎麼回事？」小趙說：「那備份葯我給你擺上了，是不是你吃了以後，忘記了。」江青火冒三丈：「難道我一個政治局委員還誣賴你一個小護士嗎？別解釋了，快點把那份葯給我拿來，否則我今天晚上睡不好覺你要負責。」
小趙只能按照醫生的囑咐按時按量伺候江青服藥，不可以擅自給她增加藥量。她委婉地說：「我去問問大夫，看能不能再增加藥量？」江青吼道：「你一個小小的護士是聽我的還是聽大夫的？這根本就不是增加藥量的問題，而是少我一份備份葯，是叫你給我補上。」小趙非常為難，趕緊去請示大夫，又適當增加一點藥量，服侍江青服下。然而，江青長期服用大劑量安眠藥，有了很強的抗藥力，那天晚上她連服5次安眠藥，不但沒入睡，精神反而興奮起來。她想來想去，懷疑是小趙受了小周（護士周淑英，因結婚引起江青不快，一度被關押、審查）的指使給她吃了毒藥。
江青實在躺不住了，起床後橫眉豎眼地問小趙：「我問你，你是從什麼地方調來的？」小趙說：「是從三○五醫院調來的。」江青又問：「在三○五醫院以前你在哪裏？」小趙說：「在廣州軍區。」江青就捕風捉影地說小趙是黃永勝的人（黃任過廣州軍區司令員），吼道：「是黃永勝把你派到我這裏來的吧？」
叫來8位政治局委員
江青折騰小趙到晚上9點鐘，命令我打電話通知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員馬上到17號樓開會。包括周總理和葉劍英在內，一共來了8位政治局委員。江青質問我：「林彪的坐探小周是怎麼調來的？你說！」我答道：「工作人員的調動是上級組織的事，小周是怎麼調來的我不清楚。」江青又把矛頭指向小趙：「你給我吃這樣大劑量的安眠藥，是不是小周指使你乾的？」小趙說：「確實不是小周指使的，吃多少葯是醫生根據你的身體情況和你商量定的。」
江青發難了一遍，沒有問出她需要的東西。周總理很氣憤地對江青說：「你不能對工作人員態度好一點嗎？你用這樣的態度問話怎麼讓人家講話？我都緊張了，他們都是孩子能不緊張？聽說你把小趙的領章帽徽撕掉了，我都替你難過。」葉劍英把江青經常服用的安眠藥單子拿過去看了看說：「你今後不吃不行嗎？」江青說：「不吃睡不著覺。」葉劍英又問：「那少吃點行不行？」江青說：“少吃也不行。”葉劍英走到一旁，往沙發上一靠，呼呼睡覺去了。張春橋、姚文元見周總理批評了江青，又見葉劍英將了江青的軍，也不敢給江青幫腔了。江青感到很尷尬，說：“你們都知道我有病呀，我現在該吃藥了。”她對小趙說：“快給我葯吃。”江青吃完葯，悻悻地離開17號樓大廳到禮堂看電影去了。
第二天，汪東興根據周總理和葉劍英的意見，及時將此事報告了毛主席。毛主席非常氣憤，說：「江青私設公堂，要拿她問罪。」
讓秘書代筆給毛主席寫信
上午11時左右，江青還沒起床，就打鈴叫我。我讓小趙跟我一起進去。江青穿著睡袍半躺半靠在床上，見我進去後坐了起來。她做著手勢，連聲說：「你過來，你過來，離我近點。」我走過去，她一下子用雙手緊緊握住我的手，連聲說：“我昨天晚上驚嚇了你們啦，驚嚇了你們啦！”我愣住了，江青今天的態度和昨天判若兩人，是怎麼回事？接著，江青說：“我想給主席寫封信，可是我連拿筆的力氣都沒有了，我說你寫。”我明白了，她是假裝給我們道歉，實際上是為了叫我代筆給毛主席寫信。
話，請他們由專人於當天把信傳到中央領導同志手中。
江青寫這封信的目的很明確，是想請毛主席表態，把工作人員打成「現行反革命」，向中央領導同志證明她的判斷是正確的。然而，信轉了一大圈，退回江青。她顯然看到主席和其他中央領導看過信以後都沒有畫圈，遭到了冷遇，有些不高興，但她還是把它當作寶貝一樣，鎖進她自己的保險柜里。
汪東興：是對準我來的
後來有一天，汪東興和我一起回憶起此事，他說：「那天江青打電話通知總理、葉劍英、李先念、紀登奎、吳德、張春橋、姚文元和我，8位中央政治局委員到釣魚台17號樓……江青說：‘楊銀祿、周金銘（警衛員）、趙柳恩有問題，我一是要對他們進行審訊，二是叫公安部把他們抓走。’總理說：‘你認為工作人員有什麼問題，我們不能對他們進行審訊，而應該叫談話。’江青不同意叫談話，應該審訊……我認為那是私設公堂，侵犯人權。她表面上是對工作人員的，實際上是對準我來的，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嘛。當時，葉劍英同志……頭往沙發上一靠睡覺了，還打出了鼾聲。我小聲問葉帥，這樣緊張的氣氛，你怎睡著了？葉帥小聲說：‘我沒有睡著，我是裝睡著了。她這樣鬧，我們不該來。’我說，我們事先不知道她叫我們來有什麼事，總理也不知道。葉帥說：‘真糟糕！這不是為江青助威嘛。’葉帥說得對，是為江青胡鬧起了助威作用，但是，大多數政治局委員堅持了原則，才使江青的陰謀沒有得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