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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的「政治碰撞」使毛澤東下定決心進行「批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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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的「政治碰撞」使毛澤東下定決心進行「批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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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的「政治碰撞」使毛澤東下定決心進行「批鄧」

2019年08月17日 19:12


1974年,毛澤東和鄧小平在北京(資料圖) 

本文摘自《偉人之間:毛澤東與鄧小平》(連載),余伯流着,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7

鄧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以後,根據毛澤東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明確地提出了以「三項指示」為綱的口號。

1975年7月4日,鄧小平在中央讀書班第四期學員的講話中說:

前一個時期,毛澤東同志有三條重要指示:第一,要學習理論,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團結;第三,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這三條指示互相聯繫,是個整體,不能丟掉任何一條。這是我們這一時期工作的綱。毛澤東同志去年就講過,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了,以安定為好。現在加一年,九年了,要團結起來,安定起來。我們有好多事要辦。國際方面的鬥爭,事情很多。國內也有許多事情要做,特別是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

這就是鄧小平「以三項指示為綱」的由來!

未料,這個提法遭到毛澤東的反對。毛澤東後來批評說:「小平提出‘三項指示為綱’,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國務院也不商量,也不報告我,就那麼講,他這個人是不抓階級鬥爭的,歷來不提這個綱。還是‘白貓、黑貓’啊!」

其實,「三項指示為綱」,何罪之有?“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又錯在哪裏呢?

有人說,毛澤東在1975年實際上是實行了一種「雙軌制」:一方面讓江青等人“抓革命”,保衛「文化大革命」中“七個指頭”的成果;另一方面讓鄧小平等人“促生產”,解決「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三個指頭”的問題,這就叫做“左派抓革命,右派促生產”。

此話不無道理。

這時,毛澤東已82歲高齡,雖然頭腦還清醒,但身體狀況已很不好。他晚年的思想、心態,最根本、最核心的東西就是要肯定「文化大革命」。因為「文化大革命」是他老人家親自領導和發動的,他又堅持認為「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然而,「文化大革命」進行八九年來的結果,卻是生產下降,經濟蕭條,政局混亂,人民不滿,這又是他不願看到又不得不承認的事實。正因為如此,他才發出了“安定團結”、“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呼籲。而當鄧小平狠抓落實黨的幹部政策、促進安定團結、大刀闊斧地進行治理整頓,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時候,他又擔心鄧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晚年毛澤東就是這樣一種矛盾心態。

所以,當毛遠新在他耳邊「吹風」說鄧小平“很少講文化大革命的成績,很少提批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說“三項批示為綱,其實只剩下一項指標,即生產上去了”時,他就信了,很敏感地信了!

於是,11月20日,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討論「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問題,對鄧小平作了錯誤的批評。

儘管如此,毛澤東還是企望鄧小平能回心轉意,在「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問題上能和他保持一致,統一認識。毛澤東對「文化大革命」總的評價是“三七開”,即“七分成績”“三分錯誤”。他提出讓鄧小平按照這個基調,主持政治局會議作一個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決議。這樣既可以維護毛澤東的初衷,又可以堵住江青等人的嘴。在毛澤東看來,這正是他和鄧小平繼續保持合作的政治基礎。

可是,在這個原則問題上,鄧小平不肯讓步。他婉言拒絕了毛澤東的意向,說:

由我主持寫這個決議不合適。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

好一個「不知有漢,何論魏晉」!鄧小平真是一個“鋼鐵公司”,即使在偉大領袖毛澤東面前,也梗直如故,剛正不阿!

據新版《毛澤東傳》記述,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的紀登奎在後來回憶此事時說:

毛主席本想「文革」兩年就結束了,沒想到駕馭不了啦,已經九年了。要安定團結,但要給「文革」做個結論,沒有結論收不住。林彪事件後,已經證明「文革」在理論上、實踐上失敗,毛主席的頭腦中是打問號的。小平執政,一系列措施觸及「文化大革命」。劉冰寫信的事發生以後,毛主席的意思,你要寫個決議,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決議。他還定了口徑:三七開。小平婉言謝絕了,說我是桃花源中人,不了解。

鄧榕在《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一書中,說得更精彩、更貼切。她寫道:

分析毛澤東的內心,他既真心地賞識鄧小平的才幹和品格,又惱恨鄧小平對「文革」的態度。他對鄧小平一再留情,是希望鄧小平能夠就此妥協,順從了他這一個最後的心愿。毛澤東實在是太老了,太疲倦了,這一番“安定團結”的政治格局,是他經過很長時間的考慮所進行的選擇,不到萬不得已,他是不想再變動了。但是,令毛澤東悲哀的恰恰卻是,鄧小平具有和毛澤東一樣的性格,也是一個在原則問題上絕對不會讓步的人。在毛澤東這樣殷切的期望下,鄧小平沒有接受毛澤東的這個建議。鄧小平明確地說,由我主持寫這個決議不適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鄧小平的意思說得明明白白,九年「文化大革命」,他被打倒了六年,作為一個脫離運動的“世外”之人,對於「文革」,他既沒有參與也“不了解”,因此“不適宜”由他來寫。其實,最根本的,他不願意違心地主持寫一個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決議。

鄧小平這種完全不讓步的態度,使得毛澤東下決心進行「批鄧」。在毛澤東政治生命的最後關頭,他要堅定不移地扞衛「文化大革命」,他不容許任何人對此存有非議,更不容許任何人翻「文革」的案。

肯定還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成為毛、鄧之間生前的最後一次政治碰撞!

在這次碰撞中,毛澤東未能如願,失望了;鄧小平沒有屈服,高大了。

其實,鄧小平所說自己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是接過毛澤東的話來回敬毛澤東的。

1975年11月13日,毛澤東在關於打招呼的批語中寫道:

過去只有河南同百分之八十的縣委書記打了招呼,所以沒有受衝擊。在多數人身上複雜一點。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要估計這種情況。一些老同志打個招呼,如周榮鑫、李昌、胡耀邦、胡喬木、劉冰、李井泉等幾十人也要打招呼。

鄧小平巧妙地借用毛的話,維護了真理與正義!

由於鄧小平婉拒了毛澤東要他為「文革」作一個“三七開”的決議的建議,衝決了毛澤東生前政治上的最後底線,根據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的決定,鄧小平的大部分工作實際上被停止了,只“專管外事”。

11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轉發〈打招呼的講話要點〉的通知》。這個通知是在中央政治局在京召開了有130多名黨政軍機關負責的老同志(還有幾位青年負責同志)參加的「打招呼會議」,宣讀了經毛澤東批准的《打招呼的講話要點》後,才正式發出的。

毛澤東在《打招呼的講話要點》都說些什麼呢?主要內容是:

毛主席指示:「清華大學劉冰等人來信告遲群和小謝。我看信的動機不純,想打倒遲群和小謝。他們信中的矛頭是對著我(指毛主席)的。」中央認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華大學出現的問題絕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這是一股右傾翻案風。儘管黨的九大、十大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作了總結,有些人總是對這次文化大革命不滿意,總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賬,總是要翻案。根據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通過辯論,弄清思想,團結同志,是完全必要的。

清華大學的這場大辯論必然影響全國。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個招呼,以免這些同志犯新的錯誤。中央希望大家認真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正確對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確對待群眾,正確對待自己,同廣大幹部、廣大群眾團結在一起,以階級鬥爭為綱,把各項工作做好。

這個《打招呼的講話要點》,雖然沒有公開點鄧小平的名,但已明確提出「這是一股右傾翻案風」,明確提出“有些人總是對這次文化大革命不滿意,總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賬,總是要翻案”。這裏所說的“有些人”,顯然是指鄧小平和以鄧小平為首的一批老同志。毛澤東“打招呼”的主要對象也是這些人,“打招呼”的目的是要這些人“正確對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中共中央的《打招呼的講話要點》下發後,一場由毛澤東和中央發起的全國範圍的「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迅即席捲全國!

12月份,「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惡浪洶湧澎湃,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兩校批判組和“四人幫”控制下的新聞媒體,連篇累牘地拋出了「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文章,大有鋪天蓋地之勢。

鄧小平失勢了,接近「下野」了。

中國改革的「試驗」也因此中斷了。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新中國成立後,從1959年至1975年對經過教育改造改惡從善的犯罪分子共實施了七次特赦。國家主席劉少奇曾在1959年至1966年間發佈六次特赦令,1975年,因國家主席一職被廢除,第七次特赦令改由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發佈。

歷次特赦釋放人員有確實已經改惡從善的原屬於蔣介石集團、偽滿洲國、偽蒙疆自治政府的戰爭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這是在新中國政權已經鞏固、社會主義制度基本確立,同時對寬大處理戰犯在人民群眾中取得比較一致的意見的根本前提下,中央立足當時的國際國內大局和中華民族的統一大業作出的重大決策。

第一次特赦,1959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遵照此前發佈的特赦令,進行首次特赦。首次特赦共釋放反革命罪犯和刑事罪犯12082名、戰犯33名。被特赦的戰犯中,包括偽滿洲國皇帝愛新覺羅·溥儀和蔣介石集團的高級將領,如王耀武、杜聿明、鄭庭笈、陳長捷、宋希濂等。


第一次特赦人員杜聿明,曾任國民黨東北保安長官司令部中將司令、徐州「剿總」中將副司令。圖為1948年,蔣介石與杜聿明。


圖為杜聿明夫婦與楊振寧合影。


第一次特赦人員愛新覺羅·溥儀,圖為溥儀接過特赦書。


第一次特赦人員愛新覺羅·溥儀,圖為溥儀和毛澤東在一起。


圖為周恩來接見溥儀及其夫人李淑賢。


第一次特赦人員王耀武,曾任國民黨第二綏靖區中將司令官兼山東省政府主席。圖為1945年,王耀武(右)迎接蔣介石和陳誠視察。

第二次特赦,1960年11月2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釋放了50名「確實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包括原屬蔣介石集團的戰犯45名(如范漢傑、李仙洲等強硬人物),原屬偽滿洲國的戰犯4名,包括愛新覺羅·溥傑,原屬偽蒙疆自治政府的戰犯1名。


第二次特赦人員范漢傑。


第二次特赦人員范漢傑,曾任國民黨東北「剿總」中將副司令兼錦州指揮所主任。


第二次特赦人員愛新覺羅·溥傑。


圖為溥傑與哥哥溥儀在一起。


第二次特赦人員李仙洲,曾任國民黨第二綏靖區中將副司令官。圖為晚年李仙洲。

第三次特赦,1961年12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釋放了68名「確實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包括原屬蔣介石集團的戰犯61名(如廖耀湘、杜建時、林偉儔、王凌雲等),原屬偽滿洲國的戰犯7名。


第三次特赦人員廖耀湘,曾任國民黨第九兵團中將司令官。


廖耀湘曾赴緬甸作戰,圖為史迪威為廖耀湘授勛。


第三次特赦人員林偉儔,曾任國民黨第六十二軍中將軍長兼天津防守副司令。

第四次特赦,1963年4月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釋放了35名「戰爭罪犯」,包括原屬蔣介石集團的戰犯30名,原屬偽滿洲國的戰犯4名,原屬偽蒙疆自治政府的戰犯1名。


第四次特赦人員康澤,曾任國民黨第十五綏靖區中將司令官。


54團2營活捉戰犯康澤授獎旗。


1963年11月10日下午,周恩來、陳毅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接見特赦戰犯及其家屬。

第五次特赦,1964年12月2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釋放了53名「已經確實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包括原屬蔣介石集團的戰犯45名,原屬偽滿洲國的戰犯7名,原屬偽蒙疆自治政府的戰犯1名。


第五次特赦人員王陵基,曾任國民黨四川省主席。

第六次特赦,1966年4月1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釋放了57名「已經確實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其中包括有原屬蔣介石集團的戰犯52名,原屬偽滿洲國的戰犯4名,原屬偽蒙疆自治政府的戰犯1名。


第六次特赦人員楊光鈺,曾任國民黨第三軍中將副軍長。

第七次特赦,1975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釋放全部在押的戰爭罪犯,這次特赦是沒有任何前提條件的一次赦免。此前,毛澤東曾批示:「一個不殺」,“都放了算了,強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在具體政策和待遇方面特別交待:“放戰犯的時候要開歡送會,請他們吃頓飯,多吃點魚、肉,每人發100元零用錢,每人都有公民權。”


第七次特赦人員黃維,曾任國民黨第12兵團中將司令官。圖為1975年,黃維接過特赦書。


晚年黃維。


第七次特赦人員文強,他是毛澤東的舅表兄弟,在黃埔軍校與林彪同期,與周恩來的弟弟周恩壽同班。曾任國民黨徐州剿總前指中將副參謀長兼軍統局北方區長。


晚年文強


第七次特赦人員周養浩,曾任國民黨軍統局西南特區副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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