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1月，郭沫若、宋慶齡、鄧小平隨毛澤東赴蘇參加十月革命40周年慶祝活動（資料圖）
本文摘自《歷史的見證：「文革」的終結》，薛慶超 著，九州出版社，2011.06
從1973年3月10日鄧小平恢復國務院副總理職務，經過中共十大當選為中央委員，到12月22日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決定鄧小平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委員，參加軍委領導工作；再到1975年1月，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十屆二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上被任命為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裡，鄧小平再次躍升為中央黨、政、軍的主要負責人。
這一切，完全是來源於毛澤東的親自決策，得力於周恩來的鼎力支持。
在新中國的中央領導人中，能被毛澤東同時如此集中地授予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的主要領導職務，除了鄧小平以外，還沒有第二個人。
劉少奇被確立為毛澤東的接班人時，最高職務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在國務院、中央軍委和人民解放軍中沒有兼任任何職務（雖然新中國建立前，劉少奇也曾兼任過軍委副主席、總政治部主任）。
林彪被確立為毛澤東的接班人時最高職務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長。
綜觀鄧小平從復出到走上中央黨、政、軍主要領導崗位的全過程，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一步都離不開毛澤東的精心籌劃。
第一步是讓鄧小平恢復工作，熟悉情況，建立威信。
毛澤東親自提議讓鄧小平恢復工作，又在鄧小平的信上作了十分重要的批示，充分肯定鄧小平在中央蘇區時站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一邊「是挨整的」，“沒有歷史問題”，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協助劉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新中國成立後在反對蘇聯霸權主義的鬥爭中“沒有屈服於蘇修”。使鄧小平能夠順利走出「文化大革命」初期籠罩在他頭上的“黨內第二號走資派”的陰影，參加國務院的領導工作，在中共十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
第二步是讓鄧小平出席聯合國大會，在國際舞台上「公開亮相」。
1974年4月召開的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是一次不同尋常的會議，與會的均為各國重要政治活動家和政府首腦。中國政府代表團團長，作為十億中國人民的代表與會，在會上全面闡述中國政府的對外政策，必然引起全世界的關注，必將大大提高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的威信和重大影響。江青集團正是看到了這一點，竭力阻止派鄧小平赴聯合國出席這次會議。但江青沒有想到，派鄧小平前往聯合國的決策來自毛澤東。於是，她只好收斂起反對的鋒芒。實踐證明，正如毛澤東所期望的那樣。鄧小平的聯合國之行取得了空前的成功，絕大多數國家和國際輿論對於鄧小平在大會上闡述的毛澤東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普遍給予高度評價。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第三世界國家認為中國站在他們一邊，更是給予熱烈的讚揚。就是被劃為第二世界的發達國家，也不反對「三個世界」的劃法。只有被劃為第一世界的蘇聯霸權主義對「三個世界」的劃分進行了猛烈的攻擊。許多新聞媒介在評論鄧小平的聯合國之行時指出，鄧小平不僅代表著新中國的形象，而且無疑也是周恩來總理的一位“最好的代理人”。
第三步是提議由鄧小平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委員，參加軍委領導工作，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讓鄧小平進入中央領導核心和軍隊領導核心。
1959年大躍進時期的鄧小平與毛澤東（資料圖）
為此，毛澤東親自在1973年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軍委擴大會議上推薦鄧小平，為鄧小平大造輿論。例如，稱讚鄧小平「辦事比較果斷」，“柔中有剛，綿里藏針，外面和氣一點，內部是鋼鐵公司”，等等。以毛澤東當時在全黨、全軍、全國的最高權威，對鄧小平作出如此高的讚譽，意圖是十分明顯的：在自己和周恩來總理都身患重病的情況下，盡量打破常規，掃清一切可能出現的障礙，儘快把鄧小平推上中央黨、政、軍的主要領導崗位，使中國共產黨開創的社會主義事業後繼有人。
第四步是完成組織手續，使鄧小平正式承擔起中央黨、政、軍的主要領導工作。
毛澤東作為一個經歷了長期革命戰爭、長期政治鬥爭的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在作出重大決策之前，往往要反覆思考，反覆推敲，甚至離開北京，避開繁忙的國事，靜下心來考慮問題。一旦經過深思熟慮，下定決心，便堅決進行到底，任何人也休想阻擋，直至達到預期的目的。對於選擇鄧小平承擔中央黨、政、軍主要領導工作，毛澤東在武漢、長沙考慮了5個多月。爾後，通過1975年1月的中共中央1號文件、中共十屆二中全會、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迅速完成了組織手續和法律程序。
從上述歷史發展過程，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在毛澤東的晚年，特別是1973年以後，毛澤東雖然在全局上仍然在繼續「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並使這種錯誤在黨和國家的工作中佔據著主導的地位。但是，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在一些具體工作中，他也採取了一些措施，以此來著手糾正他自己意識到的那一部分「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例如，解放了一大批老幹部；無論是以後的“批林批孔運動”還是“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他都一再強調，堅決不允許「文化大革命」初期那種“打倒一切，全面內戰”的混亂局面重演，堅決把“運動”置於各級黨委領導之下；多次嚴厲地批評江青集團，等等。這反映出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已經“大亂”了9年之後，迫切希望達到他所說的“天下大治”，使黨和國家的政治生活重新走上正常的軌道。在自己重病在身、周恩來也重病在身的情況下，毛澤東希望有一個人能夠大刀闊斧，雷厲風行，把自己的想法變成現實，能夠把自己領導中國人民開創的社會主義事業繼承下來，推向前進，能夠足以託付治國安邦的重任。
毛澤東選擇了鄧小平，他把治國安邦的重任，把中國的前途和希望寄托在鄧小平身上，又一次把鄧小平推到了中國歷史發展的潮頭上，又一次把鄧小平推到了黨政軍主要領導工作的第一線上。
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勝利閉幕以後，以周恩來、鄧小平為核心的新的國務院領導集體開始工作。1975年1月底，周恩來抱病在醫院裡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研究新的國務院領導集體的分工問題。2月1日，他囑咐國務院辦公室主任吳慶彤，請鄧小平將國務院各位副總理的分工列出，說：有些話小平同志不好講，由我來講。
2月1日下午，周恩來在北京人民大會堂主持召開四屆人大閉幕後的第一次國務院常務會議，審定國務院12位副總理的分工，鄧小平等副總理出席會議。會議確定鄧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來總理治病療養期間，代總理主持會議和呈批主要文件」。會議還確定李先念、紀登奎、華國鋒3名常務副總理“負責處理國務院日常事務”。
會上，周恩來對大家說：「我身體不行了，今後國務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又說，“醫院是不想放我出來的，但我還是想爭取每個星期來和大家見一面。”
1975年2月2日，周恩來給毛澤東報送了《關於國務院各副總理分工問題的請示報告》。《請示報告》中明確提出：由鄧小平副總理「主管外事，在周恩來總理治病療養期間代總理主持會議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澤東批准了這個報告。
從此，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支持下，鄧小平作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實際上開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毛澤東的南方決策得到圓滿實現。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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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毛澤東和鄧小平在北京(資料圖)
本文摘自《偉人之間：毛澤東與鄧小平》(連載），余伯流着，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7
鄧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以後，根據毛澤東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明確地提出了以「三項指示」為綱的口號。
1975年7月4日，鄧小平在中央讀書班第四期學員的講話中說：
前一個時期，毛澤東同志有三條重要指示：第一，要學習理論，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團結；第三，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這三條指示互相聯繫，是個整體，不能丟掉任何一條。這是我們這一時期工作的綱。毛澤東同志去年就講過，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了，以安定為好。現在加一年，九年了，要團結起來，安定起來。我們有好多事要辦。國際方面的鬥爭，事情很多。國內也有許多事情要做，特別是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
這就是鄧小平「以三項指示為綱」的由來！
未料，這個提法遭到毛澤東的反對。毛澤東後來批評說：「小平提出‘三項指示為綱’，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國務院也不商量，也不報告我，就那麼講，他這個人是不抓階級鬥爭的，歷來不提這個綱。還是‘白貓、黑貓’啊！」
其實，「三項指示為綱」，何罪之有？“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又錯在哪裏呢？
有人說，毛澤東在1975年實際上是實行了一種「雙軌制」：一方面讓江青等人“抓革命”，保衛「文化大革命」中“七個指頭”的成果；另一方面讓鄧小平等人“促生產”，解決「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三個指頭”的問題，這就叫做“左派抓革命，右派促生產”。
此話不無道理。
這時，毛澤東已82歲高齡，雖然頭腦還清醒，但身體狀況已很不好。他晚年的思想、心態，最根本、最核心的東西就是要肯定「文化大革命」。因為「文化大革命」是他老人家親自領導和發動的，他又堅持認為「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然而，「文化大革命」進行八九年來的結果，卻是生產下降，經濟蕭條，政局混亂，人民不滿，這又是他不願看到又不得不承認的事實。正因為如此，他才發出了“安定團結”、“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呼籲。而當鄧小平狠抓落實黨的幹部政策、促進安定團結、大刀闊斧地進行治理整頓，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時候，他又擔心鄧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晚年毛澤東就是這樣一種矛盾心態。
所以，當毛遠新在他耳邊「吹風」說鄧小平“很少講文化大革命的成績，很少提批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說“三項批示為綱，其實只剩下一項指標，即生產上去了”時，他就信了，很敏感地信了！
於是，11月20日，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討論「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問題，對鄧小平作了錯誤的批評。
儘管如此，毛澤東還是企望鄧小平能回心轉意，在「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問題上能和他保持一致，統一認識。毛澤東對「文化大革命」總的評價是“三七開”，即“七分成績”“三分錯誤”。他提出讓鄧小平按照這個基調，主持政治局會議作一個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決議。這樣既可以維護毛澤東的初衷，又可以堵住江青等人的嘴。在毛澤東看來，這正是他和鄧小平繼續保持合作的政治基礎。
可是，在這個原則問題上，鄧小平不肯讓步。他婉言拒絕了毛澤東的意向，說：
由我主持寫這個決議不合適。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
好一個「不知有漢，何論魏晉」！鄧小平真是一個“鋼鐵公司”，即使在偉大領袖毛澤東面前，也梗直如故，剛正不阿！
據新版《毛澤東傳》記述，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的紀登奎在後來回憶此事時說：
毛主席本想「文革」兩年就結束了，沒想到駕馭不了啦，已經九年了。要安定團結，但要給「文革」做個結論，沒有結論收不住。林彪事件後，已經證明「文革」在理論上、實踐上失敗，毛主席的頭腦中是打問號的。小平執政，一系列措施觸及「文化大革命」。劉冰寫信的事發生以後，毛主席的意思，你要寫個決議，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決議。他還定了口徑：三七開。小平婉言謝絕了，說我是桃花源中人，不了解。
鄧榕在《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一書中，說得更精彩、更貼切。她寫道：
分析毛澤東的內心，他既真心地賞識鄧小平的才幹和品格，又惱恨鄧小平對「文革」的態度。他對鄧小平一再留情，是希望鄧小平能夠就此妥協，順從了他這一個最後的心愿。毛澤東實在是太老了，太疲倦了，這一番“安定團結”的政治格局，是他經過很長時間的考慮所進行的選擇，不到萬不得已，他是不想再變動了。但是，令毛澤東悲哀的恰恰卻是，鄧小平具有和毛澤東一樣的性格，也是一個在原則問題上絕對不會讓步的人。在毛澤東這樣殷切的期望下，鄧小平沒有接受毛澤東的這個建議。鄧小平明確地說，由我主持寫這個決議不適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鄧小平的意思說得明明白白，九年「文化大革命」，他被打倒了六年，作為一個脫離運動的“世外”之人，對於「文革」，他既沒有參與也“不了解”，因此“不適宜”由他來寫。其實，最根本的，他不願意違心地主持寫一個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決議。
鄧小平這種完全不讓步的態度，使得毛澤東下決心進行「批鄧」。在毛澤東政治生命的最後關頭，他要堅定不移地扞衛「文化大革命」，他不容許任何人對此存有非議，更不容許任何人翻「文革」的案。
肯定還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成為毛、鄧之間生前的最後一次政治碰撞！
在這次碰撞中，毛澤東未能如願，失望了；鄧小平沒有屈服，高大了。
其實，鄧小平所說自己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是接過毛澤東的話來回敬毛澤東的。
1975年11月13日，毛澤東在關於打招呼的批語中寫道：
過去只有河南同百分之八十的縣委書記打了招呼，所以沒有受衝擊。在多數人身上複雜一點。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要估計這種情況。一些老同志打個招呼，如周榮鑫、李昌、胡耀邦、胡喬木、劉冰、李井泉等幾十人也要打招呼。
鄧小平巧妙地借用毛的話，維護了真理與正義！
由於鄧小平婉拒了毛澤東要他為「文革」作一個“三七開”的決議的建議，衝決了毛澤東生前政治上的最後底線，根據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的決定，鄧小平的大部分工作實際上被停止了，只“專管外事”。
11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轉發〈打招呼的講話要點〉的通知》。這個通知是在中央政治局在京召開了有130多名黨政軍機關負責的老同志（還有幾位青年負責同志）參加的「打招呼會議」，宣讀了經毛澤東批准的《打招呼的講話要點》後，才正式發出的。
毛澤東在《打招呼的講話要點》都說些什麼呢？主要內容是：
毛主席指示：「清華大學劉冰等人來信告遲群和小謝。我看信的動機不純，想打倒遲群和小謝。他們信中的矛頭是對著我（指毛主席）的。」中央認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華大學出現的問題絕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這是一股右傾翻案風。儘管黨的九大、十大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作了總結，有些人總是對這次文化大革命不滿意，總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賬，總是要翻案。根據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通過辯論，弄清思想，團結同志，是完全必要的。
清華大學的這場大辯論必然影響全國。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個招呼，以免這些同志犯新的錯誤。中央希望大家認真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正確對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確對待群眾，正確對待自己，同廣大幹部、廣大群眾團結在一起，以階級鬥爭為綱，把各項工作做好。
這個《打招呼的講話要點》，雖然沒有公開點鄧小平的名，但已明確提出「這是一股右傾翻案風」，明確提出“有些人總是對這次文化大革命不滿意，總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賬，總是要翻案”。這裏所說的“有些人”，顯然是指鄧小平和以鄧小平為首的一批老同志。毛澤東“打招呼”的主要對象也是這些人，“打招呼”的目的是要這些人“正確對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中共中央的《打招呼的講話要點》下發後，一場由毛澤東和中央發起的全國範圍的「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迅即席捲全國！
12月份，「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惡浪洶湧澎湃，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兩校批判組和“四人幫”控制下的新聞媒體，連篇累牘地拋出了「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文章，大有鋪天蓋地之勢。
鄧小平失勢了，接近「下野」了。
中國改革的「試驗」也因此中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