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毛澤東與賀子珍
在7月16日以前，廬山會議還是開得比較輕鬆的，確有「神仙會」的味道。根據會議的安排，白天開會、讀書、看文件，晚上看戲或跳舞，星期天休息。開會之餘，有人遊覽風景名勝，有人做詩填詞。特別是毛澤東的《到韶山》、《登廬山》兩首詩由周小舟、胡喬木二人傳出後，山上更是詩風大盛。
毛澤東的心緒也是平靜而輕鬆的。他甚至懷揣著一個多年的願望：那就是能否秘密會見一下闊別已久的賀子珍。
賀子珍是1947年從蘇聯返回中國的。據說毛澤東當時準備讓她仍回到自己身邊，說這是歷史造成的，還是要按中國的老傳統解決。可是後來組織上又決定不讓她進北京。在行動上，她無疑要服從組織，而思想上她仍對主席一往情深，思念不已。在1954年9月全國第一屆人大期間，她打開收音機，照例收聽每日新聞，突然，一個十分熟悉的聲音從收音機里傳出，她凝神細聽，這不是毛澤東在說話嗎？是他，是他……砰的一聲，她昏倒在沙發上。經過搶救，她雖然蘇醒了，而精神上的健康，再也無法恢復。患了精神分裂症的賀子珍在上海時，時好時壞，她提出到江西南昌住些日子，仍不見好，複發的癥狀越來越重。發病時，她疑慮、恐懼，處於高度的緊張狀態，總認為有人要謀害她。厲害時，不吃不喝，木然而坐，兩眼發獃。她的體質完全垮了下來，與年輕時挺拔秀麗的模樣相比，簡直是換了一個人；她若不發病時，仍然是乾乾淨淨、整整齊齊，頭腦也清醒，但不能談得太久……
毛澤東對此多少有些耳聞。他又是個懷舊念情的人，心裏總不免想起她。1954年，賀子珍聽到他在廣播裏的聲音發病的事他也聽說了，輕易不落淚的毛澤東流淚了。賀子珍到江西後，毛澤東讓他倆的女兒嬌嬌（李敏），多次到南昌來看她，而且總要帶些賀子珍喜歡吃的東西和難買的藥品。毛澤東還多次給賀子珍寫過信，有時是讓李敏帶信，信的開頭總是稱呼賀子珍為桂妹，因賀子珍生在桂花飄香的季節，小名就叫桂花。據江西省委第一書記楊尚奎的夫人水靜分析，毛澤東詞作中《蝶戀花·答李淑一》中的楊、柳都有所指世人皆知，而「吳剛捧出桂花酒」中的“桂花”應是賀子珍。（以下參見水靜：《特殊的交往——省委第一書記夫人的回憶》，江蘇文藝出版社）
7月7日中午，楊尚奎回到家裏鄭重地對水靜說：「你馬上收拾一下，今天下午就動身回南昌。」
「什麼事，這樣急？」
「去把賀子珍同志接到廬山來，和朱旦華一道去。毛主席要見她。」朱旦華是毛澤民的原夫人。
水靜幾乎叫了起來：「啊，這可太好了！」她一直希望有這樣一天。她也曾就此事問過楊尚奎：“主席為什麼不跟賀子珍見一面呢？這對他來說是件非常容易的事。”楊尚奎搖頭，很嚴肅地說：“你不要把見見面這種事看得太簡單了。毛主席是全黨全國的領袖，他的一舉一動都應該是人民的表率；他也要受中央的約束，而他的紀律性是很強的；再說，一旦江青知道了，即使只是見見面，也會大吵大鬧，那影響多壞呀！”水靜以後就不存指望了，當事情真的要發生時，她都不敢相信了。
「你聽我說，」楊尚奎做了一個制止水靜大聲說話的手勢，說：“這是一個特殊的任務，主席強調要絕對保密。汽車上山之後，不要到這邊別墅區來，要直接開到我們安排好的住處去。”他又叮囑，在見到主席之前，不要讓賀大姐知道是主席要見她，以免她過於激動而觸發舊疾，他說這也是主席親自交代的。
第二天，水靜將賀子珍接到車上，便向廬山飛馳。到了廬山涵洞左側的28號房，賀子珍住下，水靜就和毛澤東聯繫。
「客人的情況怎麼樣？」毛澤東在電話里問，聲調有些激動。
「一切都好。」水靜報告。
「那好，你等著我的安排。」
次日中午，趁賀子珍午睡，水靜到了毛澤東住的「180號」，即“美廬”。她進去時，毛澤東正在抽煙，等著水靜。水靜將如何將賀子珍接上山的情況簡略彙報了一下，告訴主席，大姐情況很好，記憶力也還可以，能回憶許多往事。
「很好。」毛澤東點點頭說，“今天晚上9點鐘，你坐尚奎同志的車，送她到我這裏來。”
「好的。」
毛澤東繼續說道：「這裏已經安排好了，身邊的幾個同志都有事下山去了，只有小封留下值班。門哨認得尚奎同志的車號，不會過問的，開進來就是了。」
水靜想起朱旦華，問：「要不要找旦華同志一道陪大姐來？」
「不用了，你一個就可以。」毛澤東已有所考慮，他想盡量縮小知情面。
水靜起身告辭：「主席，如果沒有別的事，我就走了。」
毛澤東緊鎖眉頭，使勁吸著煙，心事重重。他沒有直接回答水靜的問話，而是自言自語似的說：「咳，希望能一拍即合。」
晚上9點，一輛吉姆轎車徑直開進「180號」院，緩緩停在台階下面。已經在那裏等候的毛澤東衛士封耀松，打開車門，小心翼翼地扶出賀子珍，水靜在另一面扶著，一起進屋，直上二樓。樓上共有三間房，毛澤東住了兩間，外面是會客室和辦公室，裏間是毛澤東的卧室。緊靠樓口右側有一間小房，是衛士的值班室。封耀松送賀子珍進裏間時，水靜就在值班室休息。一個多小時後，毛澤東召喚衛士的鈴聲響了。一會兒，封衛士把賀子珍扶進值班室，讓她坐下，然後對水靜說：“主席請你去一下。”
水靜走進主席房間時，只見他手裏夾著煙，臉色很不好。
「不行了，腦子壞了，答非所問。」毛澤東重重地嘆了口氣，像是對水靜說，又像是自言自語。
水靜盯著毛澤東蒼白的臉，不知說什麼好。
「她很激動，你要注意她的情緒。」毛澤東夾著煙的手朝水靜點了一下，說：“明天你就送她下山，下山以前，你一步也不要離開她。現在她已經知道我在山上，怕她出去碰到熟人，那不好。延安時期的熟人很多呀，有些就住在你們附近。”
「主席，請放心，我保證不會離開她一步。」
「還有一件事，最好回去就辦。」毛澤東加重語氣說，“她拿走了我三小瓶安眠藥，很厲害的，吃多了會出事。你要想辦法從她手裏拿下來。”
「好，我會辦妥的。」
水靜陪賀子珍回到住所，一直想著毛澤東要她辦的事。當賀子珍又一次提到主席的生活時，水靜不經意地問了一聲：「大姐，你覺得毛主席的變化大嗎？」
「別的都和以前一樣，就是老多了。」賀子珍說道，“我看他很疲倦，煙抽得很厲害，安眠藥也吃得很多。”
聽她提到安眠藥，水靜靈機一動，立即抓住這個話題：「是呀，主席太忙了，休息不好，聽說要吃兩次安眠藥才能入睡哩。尚奎也是樣，工作一緊張，沒有安眠藥就睡不著覺。」水靜乘勢說道：“對了，聽說大姐在主席那裏拿了幾瓶安眠藥是嗎？能不能給我看看，主席吃的是哪一種，我好給尚奎搞一點。”
賀子珍不及多想就把藥瓶遞給水靜：「你看嘛，就是這種。」
「這種呀，我還沒見過哩。」水靜接過藥瓶。“這葯給我好不好？我給尚奎吃吃看，不知效果好不好。”
「好嘛，你拿去就是了。」賀子珍爽快地說。
水靜暗暗噓了一口氣。第二天一早她給封衛士掛了一個電話，告訴他安眠藥已經拿到了，請主席放心。這天下午，賀子珍返回了南昌。此次相見，是毛澤東和賀子珍延安別後的第一回，也是此生的永訣。本來毛澤東是抱著熱望的，可結果令他失望。這種心情上的落差，不知是否也影響了他對廬山會議的期望值？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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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劉少奇（左三）、鄧小平（左一）、董必武和群眾一起歡慶春節（資料圖）
本文摘自《「文革」的終結：歷史的見證》，薛慶超 著，九州出版社，2011.4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首都百萬群眾於天安門廣場舉行的「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大會」上，第一次接見全國各地來北京串聯的紅衛兵、青年學生和學校教師。在接見中，一位紅衛兵代表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袖章。以後，毛澤東又連續七次在天安門廣場接見各地來京的紅衛兵，總數達1100萬人。
從此，紅衛兵運動風起雲湧，遍及全國。紅衛兵在「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下，在全國到處“煽革命之風，點革命之火”，鼓吹“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層層揪斗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搞亂了地方各級黨委和人民政府。
了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領導人在北京出席「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大會」的實況。在這個報道中，第一次正式公佈了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改組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單，引起了全中國、全世界的廣泛注意。世界各國的新聞媒介紛紛對此予以報道、評論和猜測，弄不清中國高層究竟發生了什麼重大事情。
不久，1966年第13期的《紅旗》雜誌發表了由「中央文革小組」幾個人起草、定稿的《在毛澤東思想的大路上前進》的社論，提出了“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徹底批判”的口號。在「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人民日報》、《紅旗》雜誌是掌握在「中央文革小組」手中的兩個重要輿論工具，每發表一篇重要文章，都被說成是“代表了黨中央的聲音”，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新的偉大戰略部署”，成為極不正常的指導「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方式之一，在全國起著重要的煽風點火、推波助瀾、引導輿論、左右局勢的作用。「中央文革小組」的令旗一舉，霎時間，「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聲音立即傳遍了全國城鄉。
但是，究竟什麼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雖然「文化大革命」中發動全國幾億老百姓對此批判了整整10年，恐怕除了林彪、江青、康生、陳伯達、張春橋等人之外，沒有幾個人能夠說得上來。原來，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指的是劉少奇、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組到各單位領導運動這件事。派工作組領導運動，既有中共過去領導運動的慣例，又經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的集體研究，以後劉少奇、鄧小平又專程飛到杭州向毛澤東當面彙報和請示，毛澤東當時既沒有支持派工作組，也沒有反對派工作組。於是，在中央的會議上一致決定派工作組。這充其量不過是工作方法問題。現在，「中央文革小組」在《紅旗》雜誌社論中一下子把派工作組上升到「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高度，死死抓住不放，大做文章，上綱上線，進行批判，其圖謀顯然是要把「文化大革命」的矛頭更集中地指向主持派工作組的劉少奇和鄧小平，掀起更大的波瀾。
10月9日至28日，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中心內容的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由於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各級領導幹部對「文化大革命」仍然有很大的抵觸情緒，表現為“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為了進一步排除這些主要來自高級領導幹部中的對運動的“阻力”，中央決定將各省、市、自治區的黨委負責人召集起來，舉行這一次中央工作會議。林彪在會上的講話中讚揚「文化大革命」，鼓吹“群眾運動，天然合理”的謬論，為煽動“造反”、揪斗領導幹部製造依據。林彪還公開點名攻擊劉少奇和鄧小平執行的是“一條壓制群眾、反對革命的路線”。“在一個短時期內，劉、鄧的這條路線是取得了一個差不多統治的地位”，並說“這次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錯誤路線主要是劉、鄧發起的”，號召“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但是在會議的開始階段，參加會議的中央及各地的一些同志，卻仍然表現出對於「文化大革命」的“很不理解”和跟不上形勢。正如毛澤東所批評的那樣，“頭一階段的發言不那麼正常”。於是，由剛剛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又擔任著“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的陳伯達出場，在會上作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的講話，扮演攻擊劉少奇、鄧小平的“主攻手”的角色。陳伯達的講話雖然“火藥味”不太濃，但是卻從理論上把派工作組作為與“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相對立的“錯誤路線”、“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資產階級反對革命的路線”進行了比較、分析和“批判”。
陳伯達在講話中，把劉少奇、鄧小平派工作組惡意類比為「國民黨的‘訓政’」，手段極為卑劣。
康生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也紛紛在發言中對劉少奇、鄧小平進行批判。在會上發言的還有鄧小平在戰爭年代的老部下，曾擔任過第二野戰軍第四兵團政治委員，此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長的謝富治。他說：“鄧在人們的印象中，是一個30年‘一貫正確’的形象，在黨內有很大影響，這次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阻力之所以如此大，同這種影響不無關係。”
10月25日，毛澤東在聽取會議彙報後，作了正式講話。指出這次會議「就是要總結一下經驗，做政治思想工作」，解決“思想不通”的問題。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是以前過於信任人，在中央搞了一線、二線後，出了相當多的獨立王國，我的意見在北京不能實行，推行不了。對於「文化大革命」運動的興起，毛澤東說：“時間很短，來勢很猛。我也沒有料到，一張大字報一廣播，就全國轟動了”，“紅衛兵一衝，把你們沖得不亦樂乎”，“文化大革命這個火是我放起來的”。此時，他認為中央的問題已經解決，劉、鄧及許多幹部的問題仍然是人民內部矛盾。他說要允許人家犯錯誤，要准許他們革命。還對與會者說：“我是不要打倒你們的，我看紅衛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們。你們過不了關，我也著急呀。時間太短，可以原諒，不是存心要犯路線錯誤，有的人講，是糊裏糊塗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劉少奇同志、鄧小平同志，他們兩個同志犯錯誤也有原因。”他還宣佈：“這個運動才5個月，可能要搞兩個5個月，或者還要多一點時間。”
林彪和陳伯達的講話，是此次中央工作會議上批判劉少奇、鄧小平的主題講話。會後，迅速被大量印發，廣為傳播，並刊登在各個群眾組織編輯的報紙、刊物、小冊子上，成為「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兩個重磅炮彈”。
劉少奇和鄧小平在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上違心地作了檢查。劉少奇在檢查中檢討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爆發以來50天以及歷史上的「錯誤」，沒有諉過，敢於負責。但在當時的形勢下，即便他作出違心的自責，也已於事無補。鄧小平在違心地檢討「錯誤」的同時，為了保護從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領導幹部，採取了把所有責任全部攬到自己身上的做法，他說：“在這場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在中央領導同志中，在全黨範圍內，就是少奇同志和我兩人。”“必須講清楚，工作組的絕大多數是好同志，在這段工作中所犯的錯誤除了個別人外，主要責任不應由他們來負擔，而應由我和少奇同志來負擔。”其光明磊落和浩然正氣，躍然紙上。
在劉少奇和鄧小平報送毛澤東審閱的檢查稿上，毛澤東都作了批語。
對劉少奇檢查稿的批語是：「少奇同志：基本上寫得很好，很嚴肅，特別是後半段更好。建議以草案形式印發政治局、書記處、工作組（領導幹部）、北京市委、中央文革小組各同志討論一下，提出意見，可能有些收穫，然後酌加修改，再作報告，可能穩重一些，請酌定。」
對鄧小平檢查稿的批語是：「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講。但在……之後，是否加幾句積極振奮的話，例如說，在自己積極努力和同志們積極幫助之下，我相信錯誤會得到及時糾正，請同志們給我以時間，我會站起來的。幹了半輩子革命，跌了跤子，難道一蹶不振了嗎?又，題目‘初步’二字可以去掉」。
從毛澤東的兩個批語來看，對劉少奇、鄧小平仍然是作為中央的領導同志來看待，持犯了「錯誤」改了就好的態度。尤其在對鄧小平的批語中，與人為善，十分中肯，親切的話語猶如兩人面對面談心一般。同時，從兩個批語中也可以看出來，毛澤東此時在對劉少奇和鄧小平兩人的看法上，顯然對鄧小平的看法要更好一些。
10月25日，毛澤東在會議上的講話中，對劉少奇、鄧小平仍然持保護態度，指出：「把對劉、鄧的大字報貼到大街上去不好嘛!要允許犯錯誤，允許改，讓紅衛兵都看看《阿Q正傳》。劉、鄧兩人是搞公開的，不是秘密的，要允許劉、鄧革命。」
然而，就在中央工作會議召開的同時，「中央文革小組」的陰謀家們卻在私下策划著一系列的“打倒劉、鄧”的陰謀勾當。
11月2日，中共中央組織部內突然貼出一大批批判劉少奇和鄧小平的大字報。11月8日，聶元梓也在北京大學貼出了《鄧小平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大字報，所列罪名，有大反個人崇拜，公開「鼓吹」在農村恢復單幹，反對「文化大革命」，是彭真的後台之一，等等。
「文化大革命」運動發展到如此地步，超過了所有人的預料。這時，鄧小平已完全失去了工作和出席任何會議的權利，只能整天坐在家裏看一些送來的文件。這些文件無論從數量上還是從內容上來說，都已不能和往日相比。對於未來的政治命運，鄧小平採取等待的態度。這也只能是他在當時形勢下可以採取的唯一選擇了。
實事求是地看，無論在長期的革命戰爭年代，還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毛澤東對於鄧小平一直是十分信任、十分欣賞、十分重用的。但在「大躍進」以後，鄧小平與其他中央領導人一起，採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堅決糾正「大躍進」所造成的嚴重惡果，堅決糾正在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的“左”的錯誤，使毛澤東對於包括鄧小平在內的中央第一線領導人開始產生不滿。這種不滿日益加深，並隨著事態的發展而演變成為進行人事更替的決心。「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澤東在決定確立林彪為接班人的時候，還沒有想徹底去掉鄧小平，曾希望繼續用鄧小平，並希望鄧小平能配合他在人事上的新選擇。為此，毛澤東曾找鄧小平談了一次話。據鄧小平後來回憶：“‘文革’開始的時候，主席找我談話，要我跟林彪搞好關係，我答應了。但與林彪談了一次就談崩了。”林彪深知，毛澤東對鄧小平的看法與對劉少奇的看法是不同的，不僅程度不同，而且性質也不同。這種不同，對於如何處理鄧小平，是相當重要的。在林彪費盡心機打倒劉少奇以後，鄧小平就成為林彪最大的心頭之患。工於心計的林彪知道，要除掉鄧小平，還必須不斷加緊加重對鄧小平的攻擊和批判。與此同時，看到劉少奇、鄧小平雖然受到批判，但還沒有被徹底打倒，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組」大員便聯合林彪集團，策劃於密室，企圖掀起一場更大的波瀾，欲置劉少奇、鄧小平於死地。於是，一場由林彪、康生、陳伯達、江青精心策劃的陰謀拉開了帷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