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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國鋒為何把四人幫當「極右派」來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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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國鋒為何把四人幫當「極右派」來批判

2019年08月22日 17:21

毛澤東與華國鋒(資料圖)

筆者在查閱1977年4月13日的上海《解放日報》時,見到一整版以「本報大批判組」名義發表的“揭批張春橋在《解放日報》期間的反革命罪行”的長文,那標題頗為驚人:《喬裝“左派”的極右派》!

此文雖說是「批判張春橋」,但卻是把張春橋作為“極右派”加以批判的。張春橋明明是極左派,怎麼會成了“極右派”呢?這種理論上的謬誤,充滿粉碎「四人幫」不久的中國報刊。這種理論上的謬誤,追根溯源,出自華國鋒。

也就是在粉碎「四人幫」後一星期,華國鋒對參加“打招呼”會議西北組高級幹部的講話中,論及「四人幫」時,作出了極其錯誤的結論:「四人幫」是“極右派”!

華國鋒說,「四人幫」這個“反革命黑幫的社會基礎是地富反壞和新老資產階級”,“他們是資產階級在我們黨內的典型代表”。

「毛的遺孀被捕」,當時韋德用的標題便是《華粉碎極左分子》。也就是說,在「四人幫」被捕時,韋德便清楚地判定他們是一夥“極左分子”。

可是,作為「英明領袖」的華國鋒,卻連普通的外國記者都不如!

華國鋒對海外報刊加以駁斥道:“答案只有一個:他們(引者註:指「四人幫」)是極右派,是徹頭徹尾的走資派,是窮凶極惡的反革命派。什麼‘左派’,什麼‘激進派’!他們路線右得不能再右了。”

華國鋒為什麼會作出「四人幫」是“極右派”的結論呢?追根溯源,因為毛澤東曾對林彪作出不是“極左”而是「極右」的論斷。於是,“忠於偉大領袖毛澤東”的華國鋒,很自然地也就作出了「四人幫」不是“極左”而是「極右」的推論。

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之後,毛澤東發動了「批林整風」運動。批判林彪時,理所當然批判林彪的極左。

周恩來深受極左之苦。從1971年底開始,周恩來先後在全國計劃會議、公安會議、科學會議上,明確提出在「批林整風」中要批判極左思潮。

1972年6月28日,毛澤東在會見斯里蘭卡共和國總理班達拉奈克夫人時說:「我們的‘左派’是一些什麼人呢?就是火燒英國代辦處的那些人。今天打倒總理,明天要打倒陳毅,後天要打倒葉劍英。」

毛澤東又說:「這些所謂‘左派’,其實就是反革命。總後台叫林彪。」

所以,按照毛澤東的意見,林彪是極左派的「總後台」。批判林彪,就是要批判極左。在林彪事件之後,毛澤東委託周恩來管《人民日報》。既然毛澤東也認為要批判林彪的極左,於是,在1972年8月初,周恩來指示《人民日報》要加強對極左思潮的批判。周恩來說:“你們對極左思潮沒有批透。極左思潮不批透,你們就沒有勇氣貫徹黨的正確路線。”

批判極左,觸動了江青一夥。這是因為江青一夥和林彪一樣,都是極左派。批判林彪的極左,很多方面觸及了江青一夥。這樣,就在周恩來8月初那次講話後的幾天,張春橋、姚文元便找《人民日報》負責人打招呼:「批判極左思潮不要過頭!」

但是,《人民日報》堅決貫徹周恩來的指示。

就在這之前,《人民日報》理論部收到來自黑龍江的一篇稿子,寫的是反對無政府主義、整頓老大難工廠的問題。當時,《人民日報》有個「看大樣小組」,王若水是這個小組的成員。他看了黑龍江的稿子大樣,認為很好,正是可以用來批判極左思潮。於是,他動手對這篇文章作了許多修改。這樣,《人民日報》在1972年10月14日便發表署名「龍岩」的《無政府主義是假馬克思主義騙子的反革命工具》,批判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這「龍岩」,便是中共黑龍江省委理論組的筆名。

另外,同一版上還發表了其他兩篇批「左」的文章。於是,組成一個批「左」的專版,頗為醒目。

黑龍江省委理論組文章的寫作,跟華國鋒還有點關係。

在粉碎「四人幫」之後,中共黑龍江省委理論組曾和《人民日報》理論部聯名寫了一篇文章,透露此文情況:

機廠、汽輪機廠、富拉爾基重型機械廠負責人,聽取彙報。華國鋒同志指示說:「要發動群眾好好地批無政府主義」。李先念同志指示說:“無政府主義是反動的東西”,“不反不行”。三個大廠遵照中央領導同志的上述指示,大批無政府主義和極左思潮,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建立生產指揮系統,健全規章制度,落實生產指標,很快克服了經營管理上的無政府狀態。為此,黑龍江省委作出了在全省範圍內認真傳達貫徹中央領導指示的決議。同時,省委理論組撰寫了署名龍岩的文章,交給《人民日報》理論部。

「龍岩」的文章,引起了“左派”理論家張春橋和姚文元的極度不滿。由張春橋、姚文元控制的上海《文匯報》立即作出反應。

《文匯報》在上海召開了「工人座談會」,對《人民日報》上「龍岩」的文章表示“異議”。1972年11月4日,上海《文匯報》的內部刊物《文匯情況》,發表了這次“工人座談會紀要”,認為「龍岩」的文章是“錯誤”的,是“否定‘文革’”、“右傾回潮”。

也就在這時,1972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外交部在《關於召開外事會議的請示報告》中,提出「徹底批判林彪反黨集團煽動的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這一請示報告送中共中央政治局閱批時,引發了周恩來與江青一夥的直接交鋒。

11月30日,周恩來在報告上批示:「擬同意。」

12月1日,張春橋在報告上批示:「當前的主要問題是否仍然是極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極左和無政府主義?我正在考慮。」張春橋這“正在考慮”,打的是“拐彎球”。

江青則直截了當,在12月2日批示:“我個人認為應批林彪賣國賊的極右,同時批他在某些問題上的形「左」實右。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時也應著重講一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

江青的批示,使人們不由得記起毛澤東在1966年8月5日所寫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毛澤東當時這樣批判劉少奇:

聯繫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的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

在批判林彪時,把林彪稱為「劉少奇一類騙子」,也就是把林彪等同於劉少奇。既然毛澤東當年認為劉少奇“形‘左’實右”,那麼林彪當然也是“形‘左’實右”。

就在周恩來和張春橋、江青兩種意見針鋒相對之際,12月5日,《人民日報》社王若水給毛澤東寫了一信。王若水在信中寫道:

今年8月1日,總理在一次談話中指出:《人民日報》等單位,極左思潮沒有批透;「左」的不批透,右的東西也會抬頭。我很同意總理這個提法。總理講的是機關內部的運動,但我覺得對報紙宣傳也是適用的。

王若水在信中還向毛澤東反映,張春橋、姚文元不同意批判極左。

看來,最後要由毛澤東進行「裁決」了。

這時的毛澤東,改變了自己最初關於林彪是極左派後台的說法。他在1972年12月17日對張春橋、姚文元這樣說:

批極左,還是批右?有人寫信給我,此人叫王若水。

極左思潮少批一點吧。

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對。是極左?是極右。修正主義,分裂,陰謀詭計,叛黨叛國。

毛澤東的話,一言九鼎。

張春橋、姚文元把毛澤東的談話精神寫入兩報一刊社論。

於是,1973年元旦兩報一刊發表的社論《新年獻詞》中,強調了「批林整風」的重點是批判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極右實質。

《新年獻詞》指出:

他們的罪惡目的就是要從根本上改變黨在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改變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

我們一定要抓住這個實踐,進行深入的批判。

從此,「批林整風」不再批林彪的極左,而是批林彪的極右。

毛澤東以為林彪不是極左,而是極右,其實因為毛澤東的晚年陷入了「左」的迷誤。毛澤東「左」,所以在他看來,林彪是右。誠如鄧小平所指出:

毛澤東同志從1957年開始犯了「左」的錯誤,最「左」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把林彪定為「極右」的根本原因在於:“文革”本身就是「左」。如果批林彪批極左,其結果會引發對於“文革”的批判;把林彪定為「極右」。批「極右」,則越批越「左」,正符合當時極左路線的需要。

前文已經寫及,華國鋒跟「龍岩」一文還有一點瓜葛。華國鋒親自經歷了1972年那場關於“批判極左思潮”的風波,他知道毛澤東的“最後裁決”。既然毛澤東在1972年認定林彪是「極右」,華國鋒“照過去方針辦”,也就在粉碎「四人幫」之後把「四人幫」定為「極右」了!

毛澤東晚年陷入「左」的迷誤,華國鋒繼承了毛澤東的「左」的迷誤,所以也就在批判「四人幫」時陷入了「左」的迷誤。

其實,華國鋒本身的思想也「左」,所以能夠完全接受毛澤東晚年「左」的思想。華國鋒把「四人幫」定為「極右」,這同樣由於:他本身就是「左」,而且他要肯定“文革”。如果批「四人幫」批極左,其結果會引發對於“文革”的批判,引發對他的批判;把「四人幫」定為「極右」,批「極右」,則越批越「左」,正符合其「左」的路線的需要。

這樣,華國鋒認定「四人幫」是「極右」,也就把對「四人幫」的批判限定框框:揭批「四人幫」不能涉及“文革”的「左」的錯誤,也不能涉及“文革”前的「左」的錯誤。

由於華國鋒把「四人幫」定為「極右」,使批判「四人幫」的鬥爭無法深入下去。

據《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回憶,在1977年10月14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兩篇文章,提出「四人幫」和林彪的“假左偽裝”。這表明,跟當時所說的「極右」已經有所不同,把「左」提了出來,儘管稱之為“假左”。很巧,恰恰也是在10月14日——五年前的這天,《人民日報》發表了「龍岩」的那篇文章。

《人民日報》很快受到來自「上面」的批評。

1978年3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黑龍江為1972年「龍岩」批「左」翻案的文章。藉助於舊事重提,《人民日報》透露了今日也應該批「左」之意。

《人民日報》為此又受到了來自「上面」的批評。

但是,後來《人民日報》還是發表了《評「四人幫」的極左》一文,對「四人幫」的極左實質進行了深刻的分析,這才使「上面」不再提「四人幫」是「極右」了,而改為提“假左真右”。

直至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在鄧小平的領導之下,這才最後論定了「四人幫」的極左本質。這是後話。

本文摘自《鄧小平改變中國》,葉永烈 著,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原題:鄧小平盡顯本色:不在港駐軍,還叫什麼領土

不在香港駐軍,還叫什麼中國的領土!

在港駐軍一條必須堅持,不能讓步。鄧注

這是1984年4月,鄧小平在外交部《關於同英國外交大臣就香港問題會談方案的請示》報告上,在關於駐軍問題一條作的旁批。

1982年至1984年中英兩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外交談判,是在鄧小平親自指導下進行的。鄧小平親自抓談判的各個問題,22輪談判幾乎每次談判之前都要請示他;每次談判後的簡報他都要親自過目。每當談判陷入僵局,或是遇到涉及國家主權的重大原則問題時,他都作出重要指示。他還多次接見英國外交大臣,親自做他們的工作。

中英之間的各輪談判始終圍繞著「國家主權」這個核心問題進行。在香港進駐軍隊的問題,是中英外交談判後期遇到的最複雜、最敏感的問題之一,鄧小平在這個事關國家主權的問題上盡顯「鋼鐵公司」的強硬本色,堅持中央必須在港駐軍的原則,甚至為此「拍了桌子」。

鄧小平會見戴卓爾夫人

對於中央在港駐軍一事,鄧小平的態度始終是堅定的、一貫的。早在1982年9月,鄧小平與戴卓爾夫人會談時就指出,我國政府有權在香港駐軍。並強調,這是中國政府在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象徵。然而,當1984年中英談判進入到第14輪,關於中央在港駐軍的問題,雙方有了比較激烈的爭論。根據香港特區的國防事務由中央負責的規定,中央有權在香港駐軍。但英方強烈反對,提出了各種各樣荒唐的理由。為此,外交部專門就駐軍一事給小平同志寫了一個報告——《關於同英國外交大臣就香港問題會談方案的請示》。鄧小平審閱報告時,在關於駐軍問題一條特別作了旁註:「在港駐軍一條必須堅持,不能讓步。」

4月18日,鄧小平還親自會見了英國外交大臣傑弗里•豪,專門談到駐軍的問題。傑弗里•豪毫不掩飾自己反對駐軍的立場,聲稱「中國有責任保衛香港,但不見得非駐軍不可」,“只是遇到外部危險時,才由中央政府派兵去香港”。鄧小平當即表示不贊同,他說:“一九九七年後,我們派一支小部隊去香港。這不僅象徵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對香港來說,更大的好處是一個穩定的因素。”鄧小平的話再次表達了對駐軍問題的堅決態度。

企圖造成中國政府態度已經軟化了的印象。

5月25日,鄧小平在接見港澳地區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前知道了此事,非常生氣,並立刻採取了補救措施。當時記者拍了照片準備離開會場時,鄧小平招手特地又把他們叫了回來,專門就駐軍問題作了澄清。他說:「趁這個機會,我要對記者們說幾句話,所謂的‘將來不在香港駐軍’不是中央的意見。」他口氣非常嚴厲地說,既然香港是中國的領土,為什麼不能駐軍!沒有駐軍這個權力,還叫什麼中國的領土!這是鄧小平第一次公開向外界談論駐軍問題,使用了這樣異乎尋常的方式,很快成為了港媒的新聞熱點,我方對駐軍的態度及時得到傳播。同時,在鄧小平發火之後,英方意識到中方態度十分強硬,就不再堅持“反對中國方面‘1997年收回香港’以後行使‘駐軍權’”,談判順利推進到下一個問題。鄧小平在關鍵時刻解決了中英談判的一個關鍵問題。

1997年6月30日午夜,中英兩國政府在香港舉行政權交接儀式,中國政府正式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正式進駐香港,執行防務。

鄧小平為什麼對駐軍問題如此「較真」呢?他在這個問題上是十分敏銳的,並從長遠的角度考慮香港穩定和國家安全的問題。他理性而實事求是地指出,駐軍不僅僅因為這是國家主權的體現,也是維護祖國統一和安全,保衛國家領土的需要。1984年5月25日,鄧小平對港澳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解釋說:“我們解決香港問題的立場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我國政府在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之後,有權在香港駐軍,這是維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的象徵,是國家主權的象徵,也是香港穩定和繁榮的保證。”

此後,鄧小平還曾多次公開談到對香港駐軍的深層考慮。

1984年10月3日,鄧小平會見港澳同胞國慶觀禮團時指出:「我講過中國有權在香港駐軍。除了在香港駐軍外,中國還有什麼能夠體現對香港行使主權呢?在香港駐軍還有一個作用,可以防止動亂。那些想搞動亂的人,知道香港有中國軍隊,他就要考慮。即使有了動亂,也能及時解決。」

1986年4月24日,鄧小平會見香港著名人士安子介、查濟民時說:「駐軍是體現國家主權,是個安定因素。不要以為香港不會發生動亂。等到發生了動亂再派軍隊,問題就嚴重了。有點象徵性的軍隊,就可以防止爆發動亂。」

1993年6月11日,鄧小平在審閱《鄧小平文選》編輯組報送的《我們對香港問題的基本立場》整理稿時指出:「當時談判談得很細,談到駐軍的問題。我說,中國對香港行使主權,表現的形式主要是駐軍。」

鄧小平最講原則,這一特點與他求實的特點一樣,聞名於黨內。毛澤東評價鄧小平是「鋼鐵公司」,“綿里藏針、柔中寓剛”。他對在港駐軍問題堅定不移的立場和合情合理的解釋,使步步為營的英方不斷退卻,最終完成了香港順利回歸祖國的歷史使命。在這個問題上,他表現了一個偉大的政治家、戰略家的高瞻遠矚、未雨綢繆和深謀遠慮,至今令人敬仰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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