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街上排隊買東西的人群
1988年9月10日,武漢青山友誼商店,人們隔著鐵柵欄搶購黃金首飾
但此次「價格闖關」隨後導致了全國範圍內嚴重的物價上漲情況。圖為1986-2007全國居民消費走勢圖，在圖上可以看出，在1988年前後，居民消費漲幅巨大。
1988年新春伊始，各種漲價的小道消息便在坊間流傳，各種商品的價格也在悄悄地陸續上揚，民眾的心理就已經開始發生了波動。 3月份，國家即將對一些主要農副產品零售價格進行調整的消息傳出，部分地區的民眾（主要是一些大城市）出於對漲價的擔憂，開始搶購商品，從而颳起1988年的第一波搶購狂潮。國營商場的肉、蛋、糖等副食品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被搶購一空。上海在數日之內，商場裏的食鹽、食油、肥皂等日用消費品即告售罄。就連火柴也不例外。
5月份，國家決定放開四種主要副食品的零售價格，果然證實了此前坊間的流言，民眾的神經再次被觸動，搶購之風又起。與第一次搶購風潮不同的是，這一次絕大部分商品的價格都隨著搶購風而直線飆升。四種主要副食品之外的各種商品也大都乘機漲價，政府的紅頭文件完全失去了效力。
7月28日，國家決定對13種名煙名酒放開市場價格。當天起，全國各大城市就出現了搶購名煙名酒的風潮。北京、上海、天津的商店在開門的幾個小時內，庫存的煙酒就被搶購一空。
台播發「價格闖關」的消息。當天就出現搶購狂潮。
這一次搶購風潮波及面非常廣，搶購風不僅發生在大城市，而且迅速席捲全國中小城市和部分鄉村地區。
突如其來的全國性搶購風潮，加上脫籠而出的通貨膨脹之虎，使整個社會的經濟秩序陷入一片混亂之中。嚴峻的形勢不僅引起了國際國內的普遍關注，也導致了廣大民眾的嚴重不安，影響社會的安定和廣大民眾對改革的信心。如何應對這一複雜而又危險的局面，成為擺在中央決策層面前的頭等大事。
9月12日，鄧小平在聽取了有關部門關於價格和工資改革初步方案的彙報後指出：「現在的局面看起來好像很亂，出現了這樣那樣的問題，如通貨膨脹，物價上漲，需要進行調整，這是不可少的。」“我們要定一個方針，就是要在中央統一領導下深化改革。不僅是價格一個方面的改革，而是多方面的、綜合的改革。只有多方面的、綜合的改革，才能為價格改革創造條件。當然真正建立秩序，不理順價格不行。價格沒有理順，就談不上經濟改革的真正成功。我們準備用若干年時間把價格初步理順，最終達到面向世界市場。 ”四天之後，他又在會見日本客人時說：“目前膽子已經夠大了，所以步子要穩一些。”“今後要控制總需求的增長，要控制發展速度，要治理通貨膨脹。 ”
作為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鄧小平的這些講話無疑具有指導方針的意味。
會議確定：治理整頓最迫切的任務是確保1989年物價上漲的幅度明顯低於1988年，並把這一點作為1989年一切工作的中心。因此，會議雖然原則通過了《關於價格、工資改革的初步方案》，但不再急於馬上推行，而是建議國務院在今後五年或較長的時間內，根據嚴格控制物價上漲的要求，並考慮各方面的實際可能，逐步地、穩妥地加以組織實施。會議決定從兩個方面採取堅決的措施：
第一，治理經濟環境，主要是壓縮社會總需求，控制通貨膨脹。會議要求：1989年全社會固定資產規模壓縮500億元；控制消費基金的過快增長，堅決壓縮社會集團購買力；穩定金融，嚴格控制貨幣發行，辦好保值儲蓄，開闢多種渠道吸收社會遊資，引導購買力分流；克服經濟過熱現象，把1989年全國工業增長速度降到10%甚至更低。與此同時，要改善和增加有效供給。大力發展生產，特別是農產品、輕紡產品、其他生活必需品以及緊俏產品的生產。國內短缺的原材料和必需品要減少出口，從而保證國內市場供應。特別是要解決好糧食和「菜籃子」問題。
第二，整頓經濟秩序，重點整頓在新舊體制轉換中出現的種種混亂現象。一是堅決剎住亂漲價風。二是整頓公司，實行政企分開，官商分開，懲治「官倒」。三是儘快確立重要產品的流通秩序。對流通秩序混亂的重要產品，尤其是緊缺的重要生產資料，有的要實行專營，有的只准在國家統一市場上交易。四是加強宏觀監督體系。五是制止各方面對企業的亂攤派。
以十三屆三中全會為標誌，治理整頓工作全面展開。圍繞「治理整頓」這一工作中心，中共中央、國務院的一個個決策接連出台：
10月初，國務院發出關於清理固定資產投資在建項目、壓縮投資規模、調整投資結構的通知。
10月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作出關於清理整頓公司的決定。
10月6日，國務院作出關於從嚴控制社會集團購買力的決定。
10月12日，國務院發出全面徹底清查樓堂館所的通知。
10月下旬，國務院作出關於加強物價管理、嚴格控制物價上漲的決定。
據統計，從十三屆三中全會到1989年底，中共中央、國務院接連發出四十個條例、決定、通知，治理整頓經濟秩序，人稱「四十道金牌」。
到1990年，治理整頓收到了十分顯著的效果。
1992年3月，七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宣佈治理整頓的主要任務已經基本完成，標誌著經濟困難時期已經渡過，進行價格體系全面改革的條件已經初步具備。
本文摘自《共和國歷史的細節》，李穎 著，人民出版社出版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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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與華國鋒（資料圖）
筆者在查閱1977年4月13日的上海《解放日報》時，見到一整版以「本報大批判組」名義發表的“揭批張春橋在《解放日報》期間的反革命罪行”的長文，那標題頗為驚人：《喬裝“左派”的極右派》！
此文雖說是「批判張春橋」，但卻是把張春橋作為“極右派”加以批判的。張春橋明明是極左派，怎麼會成了“極右派”呢？這種理論上的謬誤，充滿粉碎「四人幫」不久的中國報刊。這種理論上的謬誤，追根溯源，出自華國鋒。
也就是在粉碎「四人幫」後一星期，華國鋒對參加“打招呼”會議西北組高級幹部的講話中，論及「四人幫」時，作出了極其錯誤的結論：「四人幫」是“極右派”！
華國鋒說，「四人幫」這個“反革命黑幫的社會基礎是地富反壞和新老資產階級”，“他們是資產階級在我們黨內的典型代表”。
「毛的遺孀被捕」，當時韋德用的標題便是《華粉碎極左分子》。也就是說，在「四人幫」被捕時，韋德便清楚地判定他們是一夥“極左分子”。
可是，作為「英明領袖」的華國鋒，卻連普通的外國記者都不如！
華國鋒對海外報刊加以駁斥道：“答案只有一個：他們(引者註：指「四人幫」)是極右派，是徹頭徹尾的走資派，是窮凶極惡的反革命派。什麼‘左派’，什麼‘激進派’！他們路線右得不能再右了。”
華國鋒為什麼會作出「四人幫」是“極右派”的結論呢？追根溯源，因為毛澤東曾對林彪作出不是“極左”而是「極右」的論斷。於是，“忠於偉大領袖毛澤東”的華國鋒，很自然地也就作出了「四人幫」不是“極左”而是「極右」的推論。
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之後，毛澤東發動了「批林整風」運動。批判林彪時，理所當然批判林彪的極左。
周恩來深受極左之苦。從1971年底開始，周恩來先後在全國計劃會議、公安會議、科學會議上，明確提出在「批林整風」中要批判極左思潮。
1972年6月28日，毛澤東在會見斯里蘭卡共和國總理班達拉奈克夫人時說：「我們的‘左派’是一些什麼人呢？就是火燒英國代辦處的那些人。今天打倒總理，明天要打倒陳毅，後天要打倒葉劍英。」
毛澤東又說：「這些所謂‘左派’，其實就是反革命。總後台叫林彪。」
所以，按照毛澤東的意見，林彪是極左派的「總後台」。批判林彪，就是要批判極左。在林彪事件之後，毛澤東委託周恩來管《人民日報》。既然毛澤東也認為要批判林彪的極左，於是，在1972年8月初，周恩來指示《人民日報》要加強對極左思潮的批判。周恩來說：“你們對極左思潮沒有批透。極左思潮不批透，你們就沒有勇氣貫徹黨的正確路線。”
批判極左，觸動了江青一夥。這是因為江青一夥和林彪一樣，都是極左派。批判林彪的極左，很多方面觸及了江青一夥。這樣，就在周恩來8月初那次講話後的幾天，張春橋、姚文元便找《人民日報》負責人打招呼：「批判極左思潮不要過頭！」
但是，《人民日報》堅決貫徹周恩來的指示。
就在這之前，《人民日報》理論部收到來自黑龍江的一篇稿子，寫的是反對無政府主義、整頓老大難工廠的問題。當時，《人民日報》有個「看大樣小組」，王若水是這個小組的成員。他看了黑龍江的稿子大樣，認為很好，正是可以用來批判極左思潮。於是，他動手對這篇文章作了許多修改。這樣，《人民日報》在1972年10月14日便發表署名「龍岩」的《無政府主義是假馬克思主義騙子的反革命工具》，批判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這「龍岩」，便是中共黑龍江省委理論組的筆名。
另外，同一版上還發表了其他兩篇批「左」的文章。於是，組成一個批「左」的專版，頗為醒目。
黑龍江省委理論組文章的寫作，跟華國鋒還有點關係。
在粉碎「四人幫」之後，中共黑龍江省委理論組曾和《人民日報》理論部聯名寫了一篇文章，透露此文情況：
機廠、汽輪機廠、富拉爾基重型機械廠負責人，聽取彙報。華國鋒同志指示說：「要發動群眾好好地批無政府主義」。李先念同志指示說：“無政府主義是反動的東西”，“不反不行”。三個大廠遵照中央領導同志的上述指示，大批無政府主義和極左思潮，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建立生產指揮系統，健全規章制度，落實生產指標，很快克服了經營管理上的無政府狀態。為此，黑龍江省委作出了在全省範圍內認真傳達貫徹中央領導指示的決議。同時，省委理論組撰寫了署名龍岩的文章，交給《人民日報》理論部。
「龍岩」的文章，引起了“左派”理論家張春橋和姚文元的極度不滿。由張春橋、姚文元控制的上海《文匯報》立即作出反應。
《文匯報》在上海召開了「工人座談會」，對《人民日報》上「龍岩」的文章表示“異議”。1972年11月4日，上海《文匯報》的內部刊物《文匯情況》，發表了這次“工人座談會紀要”，認為「龍岩」的文章是“錯誤”的，是“否定‘文革’”、“右傾回潮”。
也就在這時，1972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外交部在《關於召開外事會議的請示報告》中，提出「徹底批判林彪反黨集團煽動的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這一請示報告送中共中央政治局閱批時，引發了周恩來與江青一夥的直接交鋒。
11月30日，周恩來在報告上批示：「擬同意。」
12月1日，張春橋在報告上批示：「當前的主要問題是否仍然是極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極左和無政府主義？我正在考慮。」張春橋這“正在考慮”，打的是“拐彎球”。
江青則直截了當，在12月2日批示：“我個人認為應批林彪賣國賊的極右，同時批他在某些問題上的形「左」實右。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時也應著重講一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
江青的批示，使人們不由得記起毛澤東在1966年8月5日所寫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毛澤東當時這樣批判劉少奇：
聯繫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的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
在批判林彪時，把林彪稱為「劉少奇一類騙子」，也就是把林彪等同於劉少奇。既然毛澤東當年認為劉少奇“形‘左’實右”，那麼林彪當然也是“形‘左’實右”。
就在周恩來和張春橋、江青兩種意見針鋒相對之際，12月5日，《人民日報》社王若水給毛澤東寫了一信。王若水在信中寫道：
今年8月1日，總理在一次談話中指出：《人民日報》等單位，極左思潮沒有批透；「左」的不批透，右的東西也會抬頭。我很同意總理這個提法。總理講的是機關內部的運動，但我覺得對報紙宣傳也是適用的。
王若水在信中還向毛澤東反映，張春橋、姚文元不同意批判極左。
看來，最後要由毛澤東進行「裁決」了。
這時的毛澤東，改變了自己最初關於林彪是極左派後台的說法。他在1972年12月17日對張春橋、姚文元這樣說：
批極左，還是批右？有人寫信給我，此人叫王若水。
極左思潮少批一點吧。
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對。是極左？是極右。修正主義，分裂，陰謀詭計，叛黨叛國。
毛澤東的話，一言九鼎。
張春橋、姚文元把毛澤東的談話精神寫入兩報一刊社論。
於是，1973年元旦兩報一刊發表的社論《新年獻詞》中，強調了「批林整風」的重點是批判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極右實質。
《新年獻詞》指出：
他們的罪惡目的就是要從根本上改變黨在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改變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
我們一定要抓住這個實踐，進行深入的批判。
從此，「批林整風」不再批林彪的極左，而是批林彪的極右。
毛澤東以為林彪不是極左，而是極右，其實因為毛澤東的晚年陷入了「左」的迷誤。毛澤東「左」，所以在他看來，林彪是右。誠如鄧小平所指出：
毛澤東同志從1957年開始犯了「左」的錯誤，最「左」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把林彪定為「極右」的根本原因在於：“文革”本身就是「左」。如果批林彪批極左，其結果會引發對於“文革”的批判；把林彪定為「極右」。批「極右」，則越批越「左」，正符合當時極左路線的需要。
前文已經寫及，華國鋒跟「龍岩」一文還有一點瓜葛。華國鋒親自經歷了1972年那場關於“批判極左思潮”的風波，他知道毛澤東的“最後裁決”。既然毛澤東在1972年認定林彪是「極右」，華國鋒“照過去方針辦”，也就在粉碎「四人幫」之後把「四人幫」定為「極右」了！
毛澤東晚年陷入「左」的迷誤，華國鋒繼承了毛澤東的「左」的迷誤，所以也就在批判「四人幫」時陷入了「左」的迷誤。
其實，華國鋒本身的思想也「左」，所以能夠完全接受毛澤東晚年「左」的思想。華國鋒把「四人幫」定為「極右」，這同樣由於：他本身就是「左」，而且他要肯定“文革”。如果批「四人幫」批極左，其結果會引發對於“文革”的批判，引發對他的批判；把「四人幫」定為「極右」，批「極右」，則越批越「左」，正符合其「左」的路線的需要。
這樣，華國鋒認定「四人幫」是「極右」，也就把對「四人幫」的批判限定框框：揭批「四人幫」不能涉及“文革”的「左」的錯誤，也不能涉及“文革”前的「左」的錯誤。
由於華國鋒把「四人幫」定為「極右」，使批判「四人幫」的鬥爭無法深入下去。
據《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回憶，在1977年10月14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兩篇文章，提出「四人幫」和林彪的“假左偽裝”。這表明，跟當時所說的「極右」已經有所不同，把「左」提了出來，儘管稱之為“假左”。很巧，恰恰也是在10月14日——五年前的這天，《人民日報》發表了「龍岩」的那篇文章。
《人民日報》很快受到來自「上面」的批評。
1978年3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黑龍江為1972年「龍岩」批「左」翻案的文章。藉助於舊事重提，《人民日報》透露了今日也應該批「左」之意。
《人民日報》為此又受到了來自「上面」的批評。
但是，後來《人民日報》還是發表了《評「四人幫」的極左》一文，對「四人幫」的極左實質進行了深刻的分析，這才使「上面」不再提「四人幫」是「極右」了，而改為提“假左真右”。
直至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在鄧小平的領導之下，這才最後論定了「四人幫」的極左本質。這是後話。
本文摘自《鄧小平改變中國》，葉永烈 著，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