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和江青在延安（資料圖）
視隨時了解審判情況，對「前台」的工作進行指導。我原來沒有從事過法律工作，這次從他那裏學習了不少東西，我們相互間工作配合得一直很好。
特別法庭分為第一審判庭和第二審判庭。第一審判庭負責審判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和陳伯達5名「文職人員」。第二審判庭負責審判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和江騰蛟5名原軍人主犯。我受命任第二審判庭（即特別軍事法庭）的審判長，黃玉昆為副審判長，還有15名審判員。當時參與這一工作的人員共有400餘名，各省、市的公安廳長、檢察院長和法院院長都來了，部隊裏也抽調了有關部門的得力幹部來擔任審判員等工作，集中了強大的力量來完成這一重大任務。
審判工作的第一階段是公安預審，首先確定受審的案犯究竟有什麼罪名。這一階段的工作量很大，是一件件核實他們的罪行事實，肯定他們的罪狀，然後由特別檢察廳向特別法庭提起公訴，特別法庭接受後，才能進行審判。這個工作相當複雜，並且不是沒有爭論的。爭論的中心問題是究竟審什麼、即什麼是各個主犯的罪行？在討論這個問題時曾經出現過周折，有個別同志認為林、江反革命集團案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發生的，一是黨內路線錯誤被林彪、「四人幫」利用了，因此林、江等人的罪行同黨內的路線錯誤是分不開的，是由於黨內的路線錯誤才發生的，因此，單純審理他們的罪行是不好辦的。經過爭論，最後認為對林、江反革命案的審判，只審理林彪、江青等人的刑事罪行，不涉及黨內的路線是非問題，否則就會把黨內的路線是非同林彪、江青等人的反革命刑事罪行混淆了。決定只審判有關的刑事罪行，這是一個重大的決策，不然確實是很難開審的。
正由於有過這些爭論，關於本案的起訴書的稿子，也就反覆修改甚至重寫，我記得起碼經過了30次修改。經過多次討論修改定稿後，才將起訴書提交特別法庭。按照法律規定，特別法庭有權接受起訴書，也有權拒絕接受。認為起訴書內容符合事實，證據確鑿，就接受起訴並進行審理；如果相反，就可以不予審理。法庭有權不按檢察院的意見辦，他們是明確分工又互相配合的。林、江反革命案的起訴書由特別檢察廳提出後，特別法庭進行了研究，認為起訴是有根據的，就接受了這一起訴書，對所指控各主犯開始進行正式的審訊和判決工作。
第一審判庭負責審理的江青等5個主犯的案情，較之第二審判庭的黃永勝等人要複雜得多，江青等人的態度也特別壞。相比之下，第二審判庭的擔子要輕一些，各個主犯的罪行都比較明確，態度相對地也比江青等人好些。但是在開始確定哪些人應該是出庭受審的主犯時，也是有過周折和多方考慮的。第二審判庭審理的案犯都是軍隊的高級幹部，其中黃永勝是總參謀長，吳法憲是副總參謀長兼空軍司令員，李作鵬是副總參謀長兼海軍政治委員，邱會作是副總參謀長兼總後勤部部長，他們是林彪反革命集團的主要成員，但是在林彪的反革命政變陰謀中，還有一項很重要的內容，即企圖直接謀害毛主席的「小艦隊」的活動。這個陰謀組織的頭頭是林立果，他下邊的重要分子有空軍司令部副參謀長王飛及周宇馳、於新野等人。「九??一三事件」發生時，林立果與林彪、葉群隨機摔死，周宇馳、於新野二人乘直升飛機叛逃未成，迫降後自殺身亡，王飛由於突然事故，又得了神經病，都已無法出庭受審。就在參與上述陰謀活動的案犯中，經過衡量比較，確定南京軍區空軍政委江騰蛟為合理的受審人，通過他將整個小艦隊的問題帶出來，使他也成為出庭受審的10名主犯之一。在10名主犯中，有9人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和政治局常委，江騰蛟不是中央委員，相比之下地位最低，僅僅作為「小艦隊」的代表人物，才列為10名主犯之一，就被排在最後1名。
在受領這次任務以前，我們許多人本來都是不大懂法律的，受到黨和人民的委託之後，我們都認真地鑽研起法律條文來，把我國的刑事訴訟法等有關法令找來一一反覆研讀，對照我們受理的案件，看某個犯人符合某條某款，要記得很熟，因為到開庭時就不能臨時再去翻看本本，只能說根據某某法的某條某款，某某人犯有什麼罪行，並且能針對實際情況隨時找到法律根據來回答問題。除此以外，我們還看了一些有關法庭審判的中外影片，對我們要進行的工作增加一點感性知識，對一般的法庭情況和審判程序等，也有點間接的感受。在預審過程中，曾經將訊問各個主犯和旁證案犯的情況，一一作了電視錄像，我們在開審前看了全部錄像，對我們將要打交道的這批罪犯，預先熟悉了解一下他們的基本特點和態度表現。
在正式開庭審判前，我們還按照實際開審過程，搞了幾次練兵性質的預演。在指定時間內，應該出庭的檢察人員、審判人員、法庭工作人員和法警等等全部到場，又指派了幾位同志分別扮演各個主犯，如同正式開審一樣，由法警一一押解出庭，程序和氣氛要求與真的完全相同。這真是一項既嚴肅認真，又非常有意思的工作。開始，要受審的假犯人以他所充當的真罪犯的口氣，盡量為其罪行作狡辯，再由審判者依法據理予以駁斥。這雖然有點像在演戲，可是實際上比審真的犯人還難，因為假犯人精神上沒有壓力，又熟悉案情和認識審判人員，可以鑽空子和我們糾纏，審判者就必須能隨時治得住對方。記得有一次假扮吳法憲的「犯人」突然提出了一個問題，說他與作為軍事法庭副庭長的黃玉昆過去在空軍共過事，兩人曾經有過矛盾，這次黃玉昆可能會乘機報復，因此黃玉昆應該迴避，不能參加審判。這個意外的問題，使黃玉昆同志措手不及，一時無法回答。我見機稍一思考，馬上根據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和有關文件的精神回答說，這次審判工作的人選，是經過人大常委的慎重考慮後確定的，每個人都是受黨和人民的委託，來對危害國家的反革命罪犯進行審判，根本不存在所謂的個人報復問題。因此，包括黃玉昆同志在內，全體審判人員都沒有迴避的必要，「犯人」提出的問題是沒有根據的，本法庭予以駁回。
在此期間，我還到關押江青等人的秦城監獄，在不被他們知道的情況下，一一觀察了這些即將受審的主犯。記得我悄悄地看江青時，她正坐在床鋪上，用手不住地在抹平自己褲子上的褶紋，看來她一方面是感到很無聊；一方面還是有點窮講究，坐牢也不忘打扮。她每次出庭前都要梳梳頭，衣服盡量穿得整齊些，時刻不失她的「戲子」本色。我看到張春橋時，還是同他後來受審時一樣，靠在床上一動也不動，帶死不活地木然不響。開審前送起訴書給他，他依然如此，裝作不理睬不接受的樣子，但是在他以為沒人看見時，又忙去偷偷翻看，可見他還是心虛得很，卻又想故作姿態，也不失其慣耍兩面派的陰謀家本色。我見到姚文元時，他正在吃飯。這傢伙很能吃，他們那一伙人就數他胖，養得肥頭大耳的。後來受審時他常常眼睛朝天連連翻動，半天才說一句話，其實他是在考慮問題，也刁得很。只有王洪文看來精神上完全垮了，一點抵抗能力也沒有，問他什麼他就講什麼。這個人出現在我國政治舞台上，可以說是「文化大革命」中產生的一個「怪胎」。儘管這次審判一直強調要把他們的問題同「文化大革命」的路線錯誤分開，但是王洪文這個人物的產生、起家和上台，確實很難同黨內路線錯誤分開。按照當時盛行的唯成分論和反動血統論，王洪文出身貧農，當過兵，做過工等等，本人又學了些上海灘上的吹吹拍拍本事，在「一月風暴」中「偶然露崢嶸」，被江青、張春橋之流發現了「人才」，一下子竟成了天然的「革命派」，甚至理想的「接班人」，被他們又推又抬突然提拔上來。可是他畢竟根底極差，品性很糟，是個扶不起來的「阿斗」。當初也有人說，如果他本人爭點氣，好好學習的話，說不定也還是可以的。其實這也是過分善良的主觀願望，事實上他一開始就同江青等人搞到了一起，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早就是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頭面人物。當時毛主席曾經指示他不要同江青他們搞在一起，可是他沒有聽，反而變本加厲地參與他們反黨篡國的一系列重大陰謀活動，與他們結成了「四人幫」。加之他被個人野心沖昏了頭腦，忘了自己算老幾，終於同江青等人一起成為受審的反革命罪犯。
本文摘自《親歷共和國60年》，陳一然 著，人民出版社出版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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