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遭受批鬥毆打的劉少奇
劉源也整理了父親劉少奇的錯誤：我認為，他一生中最大的錯誤有兩件，都是經長期逐漸積累造成的。第一件，就是「大躍進」，以及之後三年的調整不力。第二件，就是“文化大革命”。他從一開始就“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很快又開始抵制，但收效甚微。
中央軍委7月20日在北京舉行了晉陞上將軍銜儀式。這次晉陞上將軍銜的高級軍官中，有劉少奇之子、軍事科學院政治委員劉源。
中南海里的小列兵
劉源出生於1951年。他的童年和少年時代，是在中南海度過的。彼時中南海，他傻憨憨的樣子很惹人喜愛。
13歲那年暑假，劉源如願以償，進入中南海警衛部隊當了一名列兵。劉源在部隊裏鍛煉了三個暑假，由列兵晉陞為上等兵，還獲得了「特等射手」和“五好戰士”的光榮稱號。1966年“文革”開始那年，劉源還被選進國旗護衛隊，參加國慶閱兵儀式。當他把這些成績說給父親劉少奇聽時，父親由衷地高興。
下鄉知青
1967年9月，劉源和劉平平、劉亭亭被趕出了中南海。1968年，毛主席發出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號召，劉源報了名。他後來回憶：「當時，我腦中既無響應號召的狂熱，也無走向充滿艱辛困苦的未知世界的恐懼。可以說，當時我處於一種半麻痹狀態，周圍的一切對我都無所謂，說不定偏遠的鄉村倒能讓我躲開喧囂狂暴的環境與無法忍受的壓力。」就這樣，劉源到了山西省山陰縣白坊村，開始了7年的農村勞作生活。
這是劉源第一次來到農村，但是他不怕苦。白天賣力幹活，晚上只要不開批判會，他就學習到深夜，從馬恩列毛著作，到各種文化知識。他自學了針灸，給農民看病，還幫農民蓋房，上樑扣瓦。「劉源身上就是有這麼一股倔勁兒，不管再苦再累，他不自暴自棄，他能挺過來。」和劉源相識20多年的劉少奇研究專家、中央文獻研究室黃崢研究員如是評價。
1972年，劉源他們給毛主席寫信，希望見爸爸媽媽。8月16日、17日，中央專案組傳達了毛主席的兩條批示：父親已死，可以見見媽媽。
「多少年來，我們找爸爸，懷著一線希望拚命找，沒料想爸爸已死去3年了。我們沒有眼淚，只有切齒的仇恨。」這，是當時劉少奇孩子們的心境。
從「黑幫子女」變成高幹子弟
1975年秋，在周恩來的過問下，劉源作為最後一名北京知識青年離開了白坊村。回到北京後，被安排到北京起重機廠當了一名鉚工。
1977年，中國恢復高考制度，劉源的報名以「超齡」為由被退回。“實際上就是出身問題，只是不便說。”一氣之下，劉源給鄧小平寫了一封信。當時，鄧復出不久，主抓科技和教育。劉源在信中表達了他參加高考的願望。十餘天后，來了迴音：應准予參加考試。1978年初的一天，劉源收到了北京師範學院歷史系的錄取通知書。
隨著父親的平反，劉源的身份也發生了變化，從「黑幫子女」變成了高幹子弟。後來，劉源在接受採訪時說，從上頭跌下來的時候，很痛苦，大家都理解都同情，但從下頭翻上去的時候，也很痛苦，那種痛苦是一般人不能理解的。
他說，比如我剛上大學的時候，父親還沒平反，同學們對我都很好。但是父親平反後，情況就變了，人們對我的看法不一樣了。這個時候，只好自己調整了。
大學畢業後，劉源決心重新回到農村去。「我在農村待過7年，是樸實善良的農民在我最艱難最絕望的時候幫助了我，才讓我有一個正常人的心理、正常人的生存態度，所以我覺得我好像欠農民的，回農村是我的一個願望。」
從公社第十七把手做起
1982年，劉源到河南省新鄉縣七里營公社(鄉)報到。從公社的第十七把手做起，做到副鄉長、副縣長、縣長，然後當選鄭州市副市長。又在36歲那年，在不是候選人的情況下，被人大代表聯名推舉為副省長。這在全國是首例。他說，只有儘力去干。事實上，劉源幹得不錯。在他任內，將河南省的工業交通帶上了一個新台階。
1992年，劉源接到中央命令，出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武裝警察部隊水電指揮部政委。這個工作變動也似與鄧小平有關。劉源在紀念楊尚昆一文中提到，「1991年，楊爸爸主動對我說，小平叔叔幾次講過軍隊與地方的幹部要互相交流。當時，我並沒有意識到什麼。不久，中央調我到武警水電部隊。」
走之前，劉源完成了兩件心事：一是在他父親逝世的地方——開封市北土街10號的一所舊銀行宅院，立上一塊大理石紀念碑，由當時擔任國家主席的楊尚昆親筆題寫了「劉少奇主席逝世處」的碑銘；二是聯絡當年和他一起在山西插隊的20多名知青和部分企業家，捐資80萬，在村裡建立了一所希望小學，王光美親筆題寫了富有深意的“雁傑小學”的校名。
劉源在軍界發展順暢。1992年被授予少將警銜，八年後晉陞中將警銜。2003年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副政委，中將軍銜。2005年任軍事科學院政委。
是非後人斷
說，王光美主動把毛家的人，和劉家的幾個子女召集在一起，吃飯、聊天。「其實，這個事情的主導是劉源。」
2008年劉少奇誕辰110周年，各地都有一些紀念活動，其中一些活動劉源邀請了李訥的兒子王效芝和朱德的孫子朱和平一起參加。「他和老一輩革命家的後代保持了很好的關係。」黃崢說。
多年來，劉源寫了大量關於父親的文章，很多都是試圖解答少年時代的困惑：這些難以置信的事件，究竟是怎樣發生的？在《我的父親劉少奇》中，劉源說，在中國現代史中，有說不盡的毛澤東，就有說不完的劉少奇。他將兩人共同演出的歷史大戲歸結為三幕：第一幕是「政治大革命」，即共產黨奪取政權，改造社會，毛劉親密無間。第二幕是“經濟大革命”，即大躍進，毛劉分歧。第三幕是“文化大革命”，毛劉分裂，革命一敗塗地。
劉源說，毛澤東的悲劇，緣於不能糾正錯誤；劉少奇的悲劇，來自不怕堅持真理。這一幕，隨毛劉共同的大悲劇而告終。
文中，劉源也整理了父親的錯誤：我認為，他一生中最大的錯誤有兩件，都是經長期逐漸積累造成的。第一件，就是「大躍進」，以及之後三年的調整不力。第二件，就是“文化大革命”。他從一開始就“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很快又開始抵制，但收效甚微。
劉源說，劉少奇為他的錯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被自己塑造的神壇軋死，其痛苦遠遠超出任何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為此，人民和歷史可以原諒他了。」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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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報》刊發鄧小平關於《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資料圖）
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幾年裏，我們國家的民主思想，在對「文化大革命」的反思當中迅速成長起來。
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歷程的時候，鄧小平說過一句話：「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條件。」他是在這一年12月13日說這一番話的。大約13年後，胡繩在他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說，鄧小平的這一次講話，“實際上為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基本的指導思想”。還說：“就黨的指導思想和實際工作來說，鄧小平已經成為黨中央領導的核心。”
胡繩還注意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對於民主的討論。他說，全會公報對民主和專政、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製作了較詳盡的論述。會議認為，由於還存在極少數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絕不能削弱無產階級專政。對於社會主義的階級矛盾，必須按照嚴格區分和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的方法去解決，這樣才能保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所需要的安定團結的局面。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集中統一的領導，需要嚴格執行各種規章制度和勞動紀律，但是必須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確的集中。
怎樣才能使我們的人民擁有「充分的民主」?下面這些話引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
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必須堅決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
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具有穩定性、連續性和極大的權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要保證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許任何人有超於法律之上的特權。
將民主看做一種制度，並且將民主與法制聯繫起來，在我們黨的文件當中，這是第一次。
大約從這時起，黨內的輿論也開始將民主看做一種制度。
黨的文件將民主視為一種制度，這一點顯然與鄧小平的引導有關。根據現有的文字記錄，鄧小平最早表述他的建立民主制度的思想，是在1956年9月中國共產黨召開「八大」的時候。那一次，鄧小平在《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說，執政黨的地位，使我們黨面臨考驗，要“從國家制度和黨的制度上做出適當的規定，以便對於黨的組織和黨員實行嚴格的監督”。依照我們黨的既成制度，這樣的報告，是一定要經過毛澤東的同意並且經過政治局討論的。這大約可以證明，當時黨的領導中樞已經從制度方面來認識民主的問題。毛澤東說斯大林在蘇聯造成的悲劇，不會在西方國家發生，也可以作為一個證明。然而後來的事實也證明，這樣的思路沒有能夠延續下來。
1980年8月21日，義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有機會直接採訪鄧小平。當法拉奇對中國能夠避免再次發生諸如「文化大革命」這樣可怕的事情表示懷疑的時候，鄧小平並沒有駁斥她。鄧回答：“這要從制度方面解決問題。我們過去的一些制度，實際上受了封建主義的影響，包括個人迷信、家長制或家長作風，甚至包括幹部職務終身制。我們現在正在研究避免重複這種現象，準備從改革制度著手。我們這個國家有幾千年封建社會的歷史，缺乏社會主義的民主和社會主義的法制。現在我們要認真建立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和社會主義法制。只有這樣，才能解決問題。”
10天以後，鄧小平的一個講話被中央政治局通過。這就是他在1980年8月18日這一天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講話題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這次會議的主要議題是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鄧的講話也是圍繞這個題目展開，其中包含了他的許多非常重要的思想。
鄧小平說：
權力過分集中，妨礙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和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實行，妨礙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妨礙集體智慧的發揮，容易造成個人專斷，破壞集體領導，也是在新的條件下產生官僚主義的一個重要原因。
為了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要，為了適應黨和國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為了興利除弊，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以及其他制度，需要改革的很多。我們要不斷總結歷史經驗，深入調查研究，集中正確意見，從中央到地方，積極地、有步驟地繼續進行改革。
改革黨和國家領導制度及其他制度，是為了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加速現代化建設事業的發展。
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主要應當努力實現以下三個方面的要求：(一)經濟上，迅速發展社會生產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二)政治上，充分發揚人民民主，保證全體人民真正享有通過各種有效形式管理國家，特別是管理基層地方政權和各項企業事業的權力，享有各項公民權利，健全革命法制，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打擊一切敵對力量和犯罪活動，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鞏固和發展安定團結、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三)為了實現以上兩方面的要求，組織上，迫切需要大量培養、發現、提拔、使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比較年輕的、有專業知識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人才。
我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要在經濟上趕上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在政治上創造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實的民主，並且造就比這些國家更多更優秀的人才。達到上述三個要求，時間有的可以短些，有的要長些，但是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大國，我們能夠也必須達到。所以，黨和國家的各種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須用是否有利於實現這三條來檢驗。
從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幹部制度方面來說，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家長制現象，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現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
1984年10月20日，中國共產黨十二屆三中全會會場，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資料圖）
官僚主義現象是我們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廣泛存在的一個大問題。它的主要表現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濫用權力，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好擺門面，好說空話，思想僵化，墨守陳規，機構臃腫，人浮於事，辦事拖拉，不講效率，不負責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諉，以致官氣十足，動輒訓人，打擊報復，壓制民主，欺上瞞下，專橫跋扈，徇私行賄，貪贓枉法，等等。這無論在我們的內部事物中，或是在國際交往中，都已達到令人無法容忍的地步。
官僚主義是一種長期存在的、複雜的歷史現象。我們現在的官僚主義現象，除了同歷史上的官僚主義有共同點以外，還有自己的特點，既不同於舊中國的官僚主義，也不同於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官僚主義。它同我們長期認為社會主義制度和計劃管理制度必須對經濟、政治、文化、社會都實行中央高度集權的管理體制有密切關係。……這可以說是我們目前所特有的官僚主義的一個總病根。
當然，官僚主義還有思想作風問題的一面，但是制度問題不解決，思想作風問題也解決不了。所以，過去我們雖也多次反過官僚主義，但是收效甚微。……
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就是在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口號下，不適當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權力集中於黨委，黨委的權力又往往集中於幾個書記，特別是集中於第一書記，什麼事都要第一書記挂帥、拍板。黨的一元化領導，往往因此而變成了個人領導。全國各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這個問題。權力過分集中於個人或少數人手裏，多數辦事的人無權決定，少數有權的人負擔過重，必然造成官僚主義，必然要犯各種錯誤，必然要損害各級黨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體領導、民主集中制、個人分工負責制，等等。這種現象，同我國歷史上封建專制主義的影響有關，也同共產國際時期實行的各國黨的工作中領導者個人高度集權的傳統有關。……
黨成為全國的執政黨，特別是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黨的中心任務已經不同於過去，社會主義建設的任務極為繁重複雜，權力過分集中，越來越不能適應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對這個問題長期沒有足夠的認識，成為發生「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原因，使我們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現在再也不能不解決了。
革命隊伍內的家長製作風，除了使個人高度集權以外，還使個人凌駕於組織之上，組織成為個人的工具。家長制是歷史非常悠久的一種陳舊社會現象，它的影響在黨的歷史上產生過很大危害。陳獨秀、王明、張國燾等人都是搞家長制的。從遵義會議到社會主義改造時期，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一直比較注重實行集體領導，實行民主集中制，黨內民主生活比較正常。可惜，這些好的傳統沒有堅持下來，也沒有形成嚴格的完善的制度。……從1958年批評反冒進、1959年反「右傾」以來，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逐漸不正常，一言堂、個人決定重大問題、個人崇拜、個人凌駕於組織之上一類家長制現象，不斷滋長。
舊中國留給我們的，封建專制傳統比較多，民主法制傳統很少。解放以後，我們也沒有自覺地、系統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的各項制度，法制很不完備，也很不受重視，特權現象有時受到限制、批評和打擊，有時又重新滋長。克服特權現象，要解決思想問題，也要解決制度問題。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黨員在黨章和黨紀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有依法規定的平等權利和義務，誰也不能佔便宜，誰也不能犯法。……
要有群眾監督制度，讓群眾和黨員監督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凡是搞特權、特殊化，經過批評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權依法進行檢舉、控告、彈劾、撤換、罷免，要求他們在經濟上退賠，並使他們受到法律、紀律處分。
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澤東同志這樣偉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嚴重影響，以致對黨、對國家、對他個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們今天再不健全社會主義制度，人們就會說，為什麼資本主義制度所能解決的一些問題，社會主義制度反而不能解決呢?這種比較方法雖然不全面，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視。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情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他雖然認識到這一點，但是由於沒有在實際上解決領導制度問題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這個教訓是極其深刻的。不是說個人沒有責任，而是說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種制度問題，關係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
如果不堅決改革現行制度中的弊端，過去出現的一些嚴重問題今後就有可能重新出現。只有對這些弊端進行有計劃、有步驟而又堅決徹底的改革，人民才會信任我們的領導，才會信任黨和社會主義，我們的事業才有無限的希望。
肅清封建主義殘餘影響，重點是切實改革並完善黨和國家的制度，從制度上保證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促進現代化建設事業的順利發展。
改革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不是要削弱黨的領導，渙散黨的紀律，而正是為了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堅持和加強黨的紀律。……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核心，就是堅持黨的領導。問題是黨要善於領導；要不斷地改善領導，才能加強領導。
鄧小平在20世紀80年代初說的這些話，前所未有地顯示了共產黨人對於專制制度的批判態度。他是從防止「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悲劇重新發生的方面來談論這個問題的，但他的話顯然已經不僅僅拘泥於此。他還提出了進一步的改革要求。所以，許多人認為，這個講話是鄧小平所有講話當中最重要的篇章之一。可惜鄧所表述的這些思想在以後的歲月里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
當然，鄧小平在這裏所說的「民主化」，與他多次批評的“自由化”並不是一回事。這一點他在三年以後有過明確的陳述。那是在1983年10月召開黨的十二屆二中全會上，鄧小平說，抽象地講人的價值和人道主義，宣傳抽象的民主，把民主同黨的領導對立起來，是違反馬克思主義常識的，會把青年人引入歧途。鄧小平無疑認為共產黨能夠建立起自己的民主制度，並且一力推動著中國向這個方向前進。幾年之後，鄧小平將他的這些想法進一步發揮出來，在中國推動了一次政治改革的高潮，可惜這一改革最終沒有能夠取得人們所期待的成果。
作者:凌志軍 來源:人民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