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劉少奇主持舉行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授銜，劉少奇向朱德敬酒
初夏，北京燈市口附近。衚衕深處一座略顯落舊的院子裏，紀坡民正在備茶。紀坡民，歷史學法律學專家，紀登奎之長子（紀登奎1969～1980年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常務副總理，1988年病逝），曾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企業管理研究室工作，現已退休。
除了本刊記者，還有友人前來拜訪，紀坡民置好桌椅茶水，招呼大家隨意落座。院內植有芙蓉樹、石榴樹和爬山虎，靜謐閑適。
紀坡民的居所裝修質樸，看起來非常普通，但這宅子卻有著不尋常的歷史。
「1970年底至1976年粉碎‘四人幫’之前，這個院子一直是華國鋒的家。他當上國家主席後才搬走。」紀坡民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紀登奎辭去職務前夕，中央發文件限制高級幹部生活待遇，當時紀登奎住在西單附近的一座兩層西式洋房裏。「我爸聽到這個文件，就主動提出不在那住了。」紀坡民說。
1980年，紀登奎家即搬至現在的院子。「爸媽和弟弟，還有我二妹的一個孩子住這。那時我在河南，我大妹妹在江蘇，小妹妹在單位。一直到1988年我爸去世，一直是住在這裏。」紀坡民說，"原來四個院子是一個單元，當時華國鋒住了三個院子，我們現在住的是其中一個院，其他兩個院子後來改為賓館了"。
提起父親剛到北京工作時，紀坡民說住房的租金曾讓母親大發火氣。「我爸剛來，中央後勤幹部告訴我爸說一月房子租金150元。我媽脾氣大，說我們一共才一百六七十塊錢的工資，交了房租還怎麼吃飯。吵了一架，後來改成30元。就是這房子。」
紀坡民回憶，「華國鋒剛到北京時，老老實實地交了150塊錢房租」。"華國鋒的工資級別和我爸差不多，屬於9級幹部。"紀坡民說，"父親當時定級工資是200多塊，母親是13級，工資一百六七十塊，"我爸1988年去世時工資375元。撫恤金為10個月工資，家裏落了3750元，我領回來的。回來我說，買個大立櫃吧。到現在還是沒買，都是50年代的傢具。"
毛澤東帶頭降工資
紀坡民透露，1954年幹部定工資後沒再漲過，之後甚至還發生了「減薪」的插曲。據史料記載，當時中國實行24級幹部工資制。
後來，毛澤東又提出「降薪」建議。在這一建議的影響下，196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通知：三級降12%，四級降10%，五級降8%，六級降6%，七級降4%，八級降2%，九至十七級降1%。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等人的工資由此降為"每月人民幣404.8元"。
這樣的工資標準曾讓一些家庭負擔重的幹部感到生活費用「吃緊」。紀坡民提起一位曾參與籌備四屆人大的工作人員，"在首長身邊也是干過大事的，當時他工資56塊錢，家裏老婆加兩個孩子。在大會堂裏面工作，每天要交8毛錢的伙食費，一個月24塊錢，再抽點煙，給家裏頂多交15塊錢。1980年代他跟我爸說起來時，我爸驚訝地說，哎，鬧得你這麼困難，你也不說提，要知道當時把伙食費給你調低一點就好了。"
中央領導人當中，劉少奇、朱德過得最「窮」，因為要照顧的子女人數眾多。"劉少奇家裏七八個孩子，四百多塊錢的工資，王光美參加工作的資歷比較淺，比我媽還差十來年，我媽才一百多塊錢，她的工資肯定也不多。"紀坡民說，"朱德是把老家的小孩弄來了，日子過得也緊巴。"
政治局委員家裏住一個警衛班
紀坡民說，「有個中組部的工作人員跟我講，有一回我爸和李先念在籌備四屆人大，忙到夜裏一點多了，李先念說，還得說一會兒，給大家提提神，每人一杯咖啡。30個人，一杯四毛，這12塊錢是從李先念的工資里扣的。」
「李先念工資高一些，四百多塊，他敢這麼干。」紀坡民說，"我爸從來不敢張這種嘴，他扣不起，一月工資二百多塊錢，這麼個扣法，家裏回頭沒法吃飯了。
當然，嚴苛之外，國家領導人還是有許多和普通百姓不一樣的地方。
比如，雖然紀登奎家裏的伙食費均要用工資承擔，不過買菜渠道與一般人不同。「炊事員買菜都去領導人特供的地方買，東西好一點兒。米面油都是一樣的價錢，肉比外面稍微便宜些，另外就是外面買不到的東西，那裏能買到，種類豐富一些。」紀坡民說。
剛結婚時，紀坡民有次回家，妻子上街看到山楂糕不錯，買點兒回來想做湯，炊事員不給做，說街上買的東西不准吃。「但這種特供僅限國家領導人，省委書記就沒有。當時的河南第一省委劉建勛家裏是自己雇的保姆，自己上街買菜。」
在安全保衛方面，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級別也比較特殊。「政治局委員家裏住一個警衛班，我們家是這種情況；常委和副主席以上的家裏面是一個警衛排，像小平那時候的家裏。」紀坡民說，家裏的秘書、警衛員、司機、鍋爐工、炊事員等也都不需要自家出錢雇，是公家派遣。
「糧票之類跟普通人一樣，當時中國只有火車餐車上不用糧票，中南海裏面也要糧票。」紀坡民回憶，"後來中央對高級幹部有了些照顧，開小灶。可能是1962年的時候，我爸媽跟我們不在一塊吃飯了，這是困難時期後期，前期是在大食堂吃飯。"
關於服裝，在軍隊任職的免費發軍裝，出國的國家發置裝費，其他的都是一樣。「公家出600塊錢，在指定的店裏做。」紀坡民說，"我爸爸沒有西裝，有一套中山裝，只出了一次國，是去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出訪時給他做了一身衣服。"
紀登奎剛來北京時，國家給配了電冰箱；1971年紀坡民回家的時候，家裏已經有黑白電視，1974年換了彩色電視，也是國家配的；1975年，中央統一給領導人的辦公室配備了空調。「那之前，所有辦公地方沒有空調。連個電風扇都沒有，都是拿著芭蕉扇。」紀坡民說。
除了國家配備的，紀坡民回憶說，家裏也沒有什麼電器，收音機沒有，自行車沒有，有1950年代買的縫紉機，已經壞了，「我們家也不全是沒有錢，我媽是出名的土八路，不是會過日子的人，他們不講究吃穿用。」
「葉帥說話了：總理，你給大家放半天假行不」
在紀坡民的印象里，父親沒有禮拜日，也沒有逢年過節，經常是「兩眼一瞪干到熄燈」。
「那一年過春節，政治局還在開會。葉帥（葉劍英）說話了：總理（周總理），你給大家放半天假行不。最後放了半天假，我爸晚上十點多回來的。」紀坡民說。
除了超強的工作時長外，當時中央領導人的作息時間差不多都是「黑白顛倒」。紀坡民透露，這大約是順著毛主席的工作習慣，基本上中央領導人都是這個習慣，到華國鋒的時候才變。"最苦的是中央辦公廳，夜裏陪主席熬夜，白天還得上班啊。當時的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李鑫跟我說過，他那十幾年一天都是上四個班。"
「我爸起床時間是中午12點到1點，第一件事解手，盥洗室內秘書準備好了各種報紙，《人民日報》、《解放軍報》、《文匯報》、《光明日報》、《參考消息》，就在那兒看報。」紀坡民說，之後在家裏的辦公室處理各種文件，寫批示，"這些文件都是後半夜和早上爸爸睡覺時，車一趟趟地送家裏來的。"
紀坡民記得，爸爸戴個眼鏡，趴在桌子上，要用一個多小時處理這些文件，然後才吃「早飯」，此時大致下午兩三點。飯後，有10分鐘空閑，就打兩局乒乓球。這中間司機和秘書早就準備好出發，他坐上車就出去上班了，直到夜裏12點到1點回來。這中間家裏又送來一大摞文件，又得辦公，估計要看2到3小時。夜裏3點多，才吃"晚飯"。
「之後躺上床，床頭柜上放著安眠藥和水。接著看文件，這些事不需要處理但需要看的，如駐外國大使館發回來的電報，國內的內部參考，包括一些刑事案件的情況等。看到一多半，吃安眠藥。葯勁上來時，估計文件也看完了。關燈睡覺。這時候就差不多是早上五點多。」紀坡民說。
除了工作，領導人的文化娛樂生活非常少。僅國慶節有官方儀式的招待會，元旦和春節都沒有活動。
影。1971年中國已與很多國家建交，一些外國大使館有電影膠捲，「我們的外交部就跟他們商量，借來看，叫過路片，因為國內只有八個樣板戲，沒什麼電影可看。」紀坡民說，影片都是沒有翻譯的，外交部就派人現場邊看邊翻譯給大家聽。
看電影的時候一般是中央領導人開會到晚上12點多，忙完休息時就支攤兒放電影。「中央內部有幾個小電影攤子，基本上是軍隊一攤，」四人幫"一攤；國務院這一攤，是李先念張羅著，主要是鄧小平、吳德、陳錫聯，還有我爸。"紀坡民說，"主席、林彪、葉帥、王洪文家裏可放電影，有小電影院，他們不來"。
這種活動經常也會惠及領導人的家屬。「我看過幾回那種過路片，他們去了以後，秘書通知家裏面，我媽就領著我們去。領導人在前，我們家屬在後，前後隔20米。鄧小平一家都在前面。」紀坡民說。
「說是接待中央首長，其實是他們自己吃了」
「有一次，我爸去河南省委去開會，待了幾天。我那時也在河南工作，去看他，會開完後省委管理處的人把他送上飛機，我和他們一起回來的車上，聽他們說到省所吃熊掌。」紀坡民說，"這算賬就算到我爸頭上，說是接待中央首長，其實是他們自己吃了。"
在紀坡民的記憶里，家裏沒有吃過一次年夜飯，爸媽也沒有辦過一次生日，甚至全家人很少聚在一起。
「我摸著我爸的作息規律了，知道他早上四五點鐘躺在床上看的那些文件相對不太重要，就選那個時候跟他多說些話。多的時候能聊半個小時，爺倆海闊天空地聊。」紀坡民說。
紀坡民坦言，因為父母的關係，兄妹幾個在招工時還是「沾了點光」。"那時候是開始‘上山下鄉’以後，地方幹部、軍隊幹部的孩子一般都當兵了，我爸那時候在河南，我弟弟妹妹都是那時下鄉的，二妹妹下鄉還不到一年，大妹妹下鄉不到兩年，就都當兵走了。我弟弟下鄉時間比較長，待了4年，後來他上了大學，不知道這裏面有沒有照顧的成分。"
紀坡民告訴本刊記者，其母親幾天前剛剛過世，享年89歲。「我媽是八路軍女戰士出身，也是三八式幹部，老資格。」紀坡民說，弟妹還在美國，等他們回來商量一下，再跟公家談怎麼操辦追悼會。紀坡民提及，母親去世後，房子可能會被政府收回。
一陣風吹來，屋檐下的風鈴盪出清脆的樂聲，轉眼3個多小時在回憶中南海往事中已悄悄過去。紀坡民起身，帶著本刊記者穿過一道門，來到第二進四合院，這是一座靜寂的院子，正房顯出破敝，門窗都沒有裝修過的痕迹，瓦楞上長了野草，時光在這裏似乎停滯了。「這就是華國鋒曾住過的屋子，我剛過世的母親生前亦住在這裏」。
就在這間塵封的房子裏，華國鋒做出了粉碎「四人幫」的重大決定。若不是紀坡民的講述，沒有人能將眼前平凡的老屋和恢弘的歷史聯結起來。
院落內，核桃樹結滿了青綠的果子，石榴花開得正艷，紀坡民爽朗又略顯惆悵地說，「秋天時我應該還住在這裏，你們可再來拜訪，摘取果實」……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本文摘自《歷史的見證：「文革」的終結》，薛慶超 著，人民出版社，2008.11
周恩來辭世後，國務院總理之職不可久懸。「四人幫」中的張春橋早就覬覦著國務院總理的職位。「文化大革命」以來，他費盡心機，瘋狂地影射、攻擊周恩來；策動「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把鬥爭矛頭指向第一副總理鄧小平，無不包含著篡奪國務院總理職務的“禍心”。然而，張春橋卻打錯了算盤。1976年1月21日和28日，毛澤東先後提議，由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經過討論，一致通過了毛澤東的提議。
1976年2月2日，中共中央發出1976年1號文件《中共中央通知》，正式向全黨通報：由華國鋒同志任國務院代總理。在葉劍英同志生病期間，由陳錫聯同志負責主持中央軍委工作。
這個文件的下發，是一個重要信號，它表明，毛澤東已經決心用新的接班人華國鋒，來取代他自1973年以來所委以重任，寄予信任，重點培養的接班人鄧小平。從此，由華國鋒代替鄧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和國務院的領導工作。
按照毛澤東的這一決策，雖然國務院總理的職務沒有交給周恩來和全黨全國人民寄予厚望的鄧小平，但是也沒有交給「四人幫」。這就為以後的歷史發展留下了機會，使黨和人民粉碎「四人幫」的鬥爭能夠較為順利地進行。
華國鋒，山西交城人，生於1921年2月，1938年在抗日戰爭的烽火中加入中國共產黨，是典型的「三八式」幹部。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曾任交城縣抗日救國聯合會主任，中共交城縣委書記兼縣大隊政治委員，中共陽曲縣委書記兼縣大隊政治委員。
在解放戰爭進入戰略進攻階段以後，人民解放軍渡江南下、向華南廣大地區進軍時，華國鋒是「南下幹部」之一。
新中國建立後，華國鋒歷任中共湘陰縣委書記兼縣人民武裝部政治委員，中共湘潭縣委書記兼縣人民武裝部政治委員，中共湘潭地委副書記兼湘潭地區行政公署專員，中共湘潭地委書記。由於湘潭是毛澤東主席的家鄉，因此華國鋒的工作情況開始受到毛澤東的注意。以後，華國鋒被提拔到湖南省委工作，任省委統戰部長。
1959年廬山會議以後，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因被打成「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的重要成員而遭到撤職。中共湖南省委因此而改組。經毛澤東提名，華國鋒任中共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同時兼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長。
毛澤東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曾多次到湖南視察工作。華國鋒或彙報工作，或陪同視察，與毛澤東的接觸日益增多，在毛澤東的頭腦里留下了較好的印象。
「文化大革命」爆發後的初期階段，華國鋒也曾受到過一些衝擊。但很快在1968年湖南省革命委員會成立時，作為“革命領導幹部的代表”參加了“三結合”，擔任湖南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華國鋒第一次進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被選為中央委員。以後，又相繼擔任湖南省革命委員會代主任、主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兼人民解放軍廣州軍區政治委員和湖南省軍區第一政治委員，成為集湖南省黨、政、軍主要領導職務於一身的重要人物，是湖南省名副其實的“第一把手”。
1970年廬山會議以後，林彪反革命集團加緊進行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1971年，毛澤東為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團作準備，在視察大江南北時，曾在長沙對華國鋒談過關於林彪的問題，表示了對華國鋒的極大信任。湖南以外的中國人和外國人第一次知道華國鋒的名字，主要始於毛澤東在1970年12月18日同美國新聞記者埃德加·斯諾的一次談話。毛澤東在談到家鄉湖南的情況時說：「湖南省的人物也出來幾個了。第一個是湖南省委現在的第一書記華國鋒，是老人。」毛澤東在這裏說的“老人”，是指華國鋒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是湖南省委的負責人之一，是過去湖南省委的“老人”的意思。當斯諾把毛澤東同他的談話內容整理成文章，在美國《生活》雜誌發表後，因其中談到中美關係和尼克遜訪華等極為敏感的國際問題，在全世界引起了極大的反響和震動。華國鋒的名字亦開始被外國人所注意。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團發動的武裝政變後，國內開展批林整風運動，先後下發了幾批內部文件，向黨內外廣大群眾傳達。《毛主席會見美國友好人士斯諾的談話紀要》，即為其中之一。於是，中國人也從中知道了華國鋒的名字。
「九·一三」事件後，經毛澤東提議，華國鋒被調入中央工作，先後擔任國務院業務組副組長、組長。1973年5月，華國鋒和王洪文、吳德一起列席中央政治局會議，並參加中央政治局的工作。1973年8月，華國鋒在中共十大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1975年1月，在四屆人大上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部長。
華國鋒被毛澤東親自選定為國務院代總理，一下子堵住了張春橋陰謀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路子」。張春橋眼睜睜地看著自己朝思暮想、日夜盼望的國務院總理的位置一下子落到了華國鋒手裏，雖然氣急敗壞，但是又無可奈何。聯想到1975年中共中央一號文件任命鄧小平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張春橋氣不打一處來，非常憤恨地在筆記本上寫下了一則《有感》，以發泄他對毛澤東的重要決策的強烈不滿，赤裸裸地暴露出他反革命野心家的真面目。
張春橋這樣寫道：
又是一個一號文件。
去年發了一個一號文件。
真是得志更猖狂。
來得快，來得凶，垮得也快。
錯誤路線總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於一時，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開始一個什麼新「時代」了。他們總是過高地估計自己的力量。
人民是決定的因素。
代表人民的利益，為大多數人謀利益，在任何情況下，都站在人民群眾一邊，站在先進分子一邊，就是勝利，反之，必然失敗。正是：
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
千門萬戶日，總把新桃換舊符。
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
張春橋在《有感》中，把自己打扮成一副「代表人民的利益，為大多數人謀利益，在任何情況下，都站在人民群眾一邊」的樣子。實際上，「文化大革命」以來他的所作所為，絲毫也沒有代表人民的利益，絲毫也沒有為大多數人謀利益，絲毫也沒有站在人民群眾的一邊。相反，他始終代表著「四人幫」的利益，為「四人幫」謀利益，在任何情況下，都站在「四人幫」一邊，為「四人幫」篡奪黨和國家的權力，為製造「文化大革命」的動亂局面，或出謀劃策，或下達指令，或直接指揮，對黨和國家犯下了累累罪行。
擠掉了。”他還指責說：「這幾天報紙登唁電數量太多，太集中」，並具體要求以後唁電版面要往後放。在「周恩來同志追悼大會」舉行的前一天，由姚文元一手策劃於1976年1月14日在《人民日報》第一版以通欄標題刊登《大辯論帶來大變化——清華大學教育革命和各項工作出現新面貌》的長篇文章，胡說什麼：“近來，全國人民都關心清華大學關於教育革命的大辯論。”公然信口雌黃，偽造民意。
在舉行「周恩來同志追悼大會」的同一天，「四人幫」控制的《人民日報》不去反映中國人民的悲痛心情，卻又拋出“梁效”的黑文《教育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胡說什麼“樹欲靜而風不止，鬥爭並沒有止息”。
1976年2月13日，《光明日報》在第一版刊登了一篇題為《孔丘之憂》的文章，用極其惡毒的語言影射攻擊周恩來，把悼念周恩來逝世的中國人民誣衊為「哭喪婦」。這篇文章寫道，“讓舊制度的‘哭喪婦’抱著孔丘的骷髏去憂心如焚、呼天號地吧。我們偉大的祖國‘到處鶯歌燕舞’，無產階級教育革命正在勝利前進!”其手段之卑鄙，令人髮指。「四人幫」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國人民的強烈憤慨。
2月份，在「四人幫」的策划下，以《紅旗》雜誌第二期發表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的《回擊科技界的右傾翻案風》和《人民日報》發表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繼續和深入》為起點，「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再次掀起新的“浪潮”。針對1975年的全面整頓，矛頭對著鄧小平和在各個領域主持整頓工作負責人的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文章，在報刊上連篇累牘地拋了出來。一時篇篇黑文猶如滔滔濁浪翻滾而來，大有排山倒海、鋪天蓋地之勢。
「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再度“升級”。
2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將《打招呼的講話要點》擴大傳達範圍，傳達到黨內外群眾。
2月6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央軍委關於停止學習和貫徹執行1975年7月鄧小平、葉劍英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的文件。
2月25日，中共中央召開有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負責人參加的會議。會上傳達了毛澤東自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的多次談話。
在這次會議上，已經受命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華國鋒，於2月25日代表中央在會上講話。他要求與會的領導幹部「深入揭發批判鄧小平同志的修正主義路線錯誤」。
針對當時與會的許多領導幹部，對批判鄧小平很不理解，難以接受，思想上轉不過來彎子等問題，華國鋒要求大家，「在揭發批判過程中轉好彎子」。
華國鋒在講話中，還要求到會的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負責人「把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開展起來」。
華國鋒還說：「毛主席說，錯了的，中央負責。政治局認為，主要是鄧小平同志負責。」
會議期間，張春橋多次攻擊鄧小平是「壟斷資產階級」、“買辦資產階級”、“對內搞修正主義，對外搞投降主義”。
江青於會議期間，在3月2日擅自召集十二省、區領導幹部會議，並發表長篇講話。她拉開架勢，信口開河，胡說八道，大放厥詞，集中攻擊誣衊鄧小平。同時，吹捧武則天、吹捧呂后，借古喻今，為自己篡黨奪權製造輿論。江青說：
“鄧小平這種事，恐怕很多同志不知道內幕，當然我知道的也不太多。不過，我是一個首當其衝的人物。他在去年4月底，不請示主席，擅自鬥爭一個政治局委員，從4月底一直斗我到6月。鄧小平是謠言公司的總經理，他的謠言散佈的很多……
“首先打我。因為他知道我是一個過了河的卒子。在捍衛主席革命路線上，我是一個過了河的卒子，我很光榮。我這個過了河的卒子，能夠吃掉他那個反革命老帥，所以他首先打我……
“他七五年一月出來，剛剛只有一年多嘛。不過我對他一直有警惕，有這麼一個問號。這個人出來以後，從來不說一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有什麼偉大的成果……
“據這次揭發，他家的常客是什麼人呢?李井泉、胡喬木、胡耀邦，還有王海容、唐聞生，還有什麼人，我就搞不清了，那都是無話不說，交待任務的……
“鄧小平說我是個勇敢分子。現在看來，全國的謠言都是鄧小平弄的。說我一切職務撤銷，下放勞動啊，說我已經自殺了。其他的，人家不給我看，說怕我看了生氣……
“別人造謠說我是武則天。我說，在階級問題上，我比她先進，但在才幹上，我不及她。
“有人寫信給林彪說我是武則天，有人又說是呂后。我也不勝榮幸之至。呂后是沒有戴帽子的皇帝，實際上政權掌握在她手裏。她是執行法家路線的。
「武則天，一個女的，在封建社會當皇帝啊，同志們，不簡單啊，不簡單。她那個丈夫也是很厲害的，就是有病，她協助她丈夫辦理國事，這樣鍛煉了才幹。從李世民到李治的能臣，她都用，而且為她所用。她簡單嗎?但是那些個孔老二的徒子徒孫專門攻擊這樣的人。其實在春秋戰國時期就有個很厲害的女人——趙太后。同志們知道我講過這個歷史。齊威後，那都是很厲害的。他們就是用下流的東西誹謗武則天，誹謗呂后，誹謗我……」
江青的講話，不僅肆意攻擊了鄧小平，而且明目張胆地為自己在1975年春天多次受到毛澤東的批評翻案、為自己在1975年5月和6月間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幾次會議的批評翻案。有人把她的講話內容彙報給毛澤東以後，引起毛澤東極大的震怒，他憤怒地斥責說：「江青干涉太多了，單獨召開十二省講話。」
3月3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學習〈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轉發了毛澤東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關於「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多次談話。同一天，中共中央還轉發了華國鋒在中央召開的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負責同志會議上的講話。
從此，「批鄧」問題在黨內正式公開了。
就在中央召開會議期間，「四人幫」控制的輿論工具「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勢頭更加猛烈。2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梁效”、“任明”的《評“三項指示為綱”》。這篇文章誣衊說：“‘三項指示為綱’是一個否定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綱領。這個綱領的要害，是復辟資本主義。”文章不點名(但實際上已經點了名)地攻擊鄧小平，說“‘三項指示為綱’是黨內那個堅持劉少奇、林彪修正主義路線的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提出來的。”“‘三項指示為綱’，是直接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和批林批孔運動的。”
此文一出，「不肯改悔的走資派」一詞，就成了「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報刊上的一個“專有名詞”——專門用來指鄧小平，成為一種“不點名”的“點名批判”。
對於「四人幫」通過《評“三項指示為綱”》散佈的歪理邪說，廣大幹部、群眾極為反感。在全國政協直屬學習組的一次會議上，為李宗仁先生歸國作出了貢獻，並與李宗仁先生一起歸國的程思遠的發言就很有代表性。
程思遠說：「這些日子，有一個多月了，對新近開展的批‘三項指示為綱’、反擊‘右傾翻案風’，我處於非常困惑、思想紊亂的狀態。有理論問題、認識問題，更有實際問題，我都迷惑不解。在理論上，有個問題我感到糊塗。根很不理解，心裏非常難過!」程思遠講到這裏，竟然熱淚長流。
儘管廣大人民群眾對「四人幫」詆毀全面整頓、批判“三項指示為綱”的胡說八道不屑一顧，但「四人幫」仍然全力開動各種宣傳機器，與《評“三項指示為綱”》這篇毒汁四濺、暗藏殺機的黑文相呼應，接連拋出了一大批長篇理論文章。
3月1日，《紅旗》雜誌第三期發表經姚文元審定的池恆的文章《從資產階級民主派到走資派》，2月12日《人民日報》全文轉載。
在同期的《紅旗》雜誌上，還發表了初瀾的《堅持文藝革命，反擊右傾翻案風》。
3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以本報記者名義寫的《批判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的文章。
4月1日，《紅旗》雜誌第四期發表苗雨的《反擊衛生戰線的右傾翻案風》。
同期的《紅旗》雜誌還發表程越的《一個復辟資本主義的總綱——〈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剖析》。
在這些文章中，「四人幫」除了肆意誣衊鄧小平是「不肯改悔的走資派」、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算文化大革命的賬，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誣衊鄧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頓是“復辟、倒退”以外，還提出了“老幹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資派”的反動公式。根據江青關於“民主派發展到走資派是客觀的必然規律”的旨意，公然論證道：“從資產階級民主派到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從民主革命時期黨的同路人到社會主義時期的反對派、復辟派，這不正是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所走過的道路嗎?”
「四人幫」的幫派體系還公開明目張胆地叫嚷：“現在革命的對象，就是舊社會吃過糠，抗日戰爭負過傷，解放戰爭扛過槍，抗美援朝渡過江的民主派”；“現在要打倒的就是爬雪山、過草地的‘走資派’，戴紅領章、紅帽徽的‘走資派’”等等；妄圖在「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打倒從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黨政軍領導幹部，篡奪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權。
「四人幫」逆歷史潮流而動，違背中國人民的意志而行，全盤否定1975年的全面整頓，肆意攻擊在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期間作出了巨大成績的鄧小平，在報刊上影射誹謗周恩來，這種種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國人民極大的憤慨。
面對「四人幫」掀起的「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陣陣惡浪，中國人民勇敢地發出了正義的吶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