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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生活回憶:政治局委員家裏住一個警衛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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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生活回憶:政治局委員家裏住一個警衛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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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生活回憶:政治局委員家裏住一個警衛班

2019年09月09日 17:28

1955年劉少奇主持舉行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授銜,劉少奇向朱德敬酒

初夏,北京燈市口附近。衚衕深處一座略顯落舊的院子裏,紀坡民正在備茶。紀坡民,歷史學法律學專家,紀登奎之長子(紀登奎1969~1980年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常務副總理,1988年病逝),曾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企業管理研究室工作,現已退休。

除了本刊記者,還有友人前來拜訪,紀坡民置好桌椅茶水,招呼大家隨意落座。院內植有芙蓉樹、石榴樹和爬山虎,靜謐閑適。

紀坡民的居所裝修質樸,看起來非常普通,但這宅子卻有著不尋常的歷史。

「1970年底至1976年粉碎‘四人幫’之前,這個院子一直是華國鋒的家。他當上國家主席後才搬走。」紀坡民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紀登奎辭去職務前夕,中央發文件限制高級幹部生活待遇,當時紀登奎住在西單附近的一座兩層西式洋房裏。「我爸聽到這個文件,就主動提出不在那住了。」紀坡民說。

1980年,紀登奎家即搬至現在的院子。「爸媽和弟弟,還有我二妹的一個孩子住這。那時我在河南,我大妹妹在江蘇,小妹妹在單位。一直到1988年我爸去世,一直是住在這裏。」紀坡民說,"原來四個院子是一個單元,當時華國鋒住了三個院子,我們現在住的是其中一個院,其他兩個院子後來改為賓館了"。

提起父親剛到北京工作時,紀坡民說住房的租金曾讓母親大發火氣。「我爸剛來,中央後勤幹部告訴我爸說一月房子租金150元。我媽脾氣大,說我們一共才一百六七十塊錢的工資,交了房租還怎麼吃飯。吵了一架,後來改成30元。就是這房子。」

紀坡民回憶,「華國鋒剛到北京時,老老實實地交了150塊錢房租」。"華國鋒的工資級別和我爸差不多,屬於9級幹部。"紀坡民說,"父親當時定級工資是200多塊,母親是13級,工資一百六七十塊,"我爸1988年去世時工資375元。撫恤金為10個月工資,家裏落了3750元,我領回來的。回來我說,買個大立櫃吧。到現在還是沒買,都是50年代的傢具。"

毛澤東帶頭降工資

紀坡民透露,1954年幹部定工資後沒再漲過,之後甚至還發生了「減薪」的插曲。據史料記載,當時中國實行24級幹部工資制。

後來,毛澤東又提出「降薪」建議。在這一建議的影響下,196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通知:三級降12%,四級降10%,五級降8%,六級降6%,七級降4%,八級降2%,九至十七級降1%。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等人的工資由此降為"每月人民幣404.8元"。

這樣的工資標準曾讓一些家庭負擔重的幹部感到生活費用「吃緊」。紀坡民提起一位曾參與籌備四屆人大的工作人員,"在首長身邊也是干過大事的,當時他工資56塊錢,家裏老婆加兩個孩子。在大會堂裏面工作,每天要交8毛錢的伙食費,一個月24塊錢,再抽點煙,給家裏頂多交15塊錢。1980年代他跟我爸說起來時,我爸驚訝地說,哎,鬧得你這麼困難,你也不說提,要知道當時把伙食費給你調低一點就好了。"

中央領導人當中,劉少奇、朱德過得最「窮」,因為要照顧的子女人數眾多。"劉少奇家裏七八個孩子,四百多塊錢的工資,王光美參加工作的資歷比較淺,比我媽還差十來年,我媽才一百多塊錢,她的工資肯定也不多。"紀坡民說,"朱德是把老家的小孩弄來了,日子過得也緊巴。"

政治局委員家裏住一個警衛班

紀坡民說,「有個中組部的工作人員跟我講,有一回我爸和李先念在籌備四屆人大,忙到夜裏一點多了,李先念說,還得說一會兒,給大家提提神,每人一杯咖啡。30個人,一杯四毛,這12塊錢是從李先念的工資里扣的。」

「李先念工資高一些,四百多塊,他敢這麼干。」紀坡民說,"我爸從來不敢張這種嘴,他扣不起,一月工資二百多塊錢,這麼個扣法,家裏回頭沒法吃飯了。

當然,嚴苛之外,國家領導人還是有許多和普通百姓不一樣的地方。

比如,雖然紀登奎家裏的伙食費均要用工資承擔,不過買菜渠道與一般人不同。「炊事員買菜都去領導人特供的地方買,東西好一點兒。米面油都是一樣的價錢,肉比外面稍微便宜些,另外就是外面買不到的東西,那裏能買到,種類豐富一些。」紀坡民說。

剛結婚時,紀坡民有次回家,妻子上街看到山楂糕不錯,買點兒回來想做湯,炊事員不給做,說街上買的東西不准吃。「但這種特供僅限國家領導人,省委書記就沒有。當時的河南第一省委劉建勛家裏是自己雇的保姆,自己上街買菜。」

在安全保衛方面,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級別也比較特殊。「政治局委員家裏住一個警衛班,我們家是這種情況;常委和副主席以上的家裏面是一個警衛排,像小平那時候的家裏。」紀坡民說,家裏的秘書、警衛員、司機、鍋爐工、炊事員等也都不需要自家出錢雇,是公家派遣。

「糧票之類跟普通人一樣,當時中國只有火車餐車上不用糧票,中南海裏面也要糧票。」紀坡民回憶,"後來中央對高級幹部有了些照顧,開小灶。可能是1962年的時候,我爸媽跟我們不在一塊吃飯了,這是困難時期後期,前期是在大食堂吃飯。"

關於服裝,在軍隊任職的免費發軍裝,出國的國家發置裝費,其他的都是一樣。「公家出600塊錢,在指定的店裏做。」紀坡民說,"我爸爸沒有西裝,有一套中山裝,只出了一次國,是去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出訪時給他做了一身衣服。"

紀登奎剛來北京時,國家給配了電冰箱;1971年紀坡民回家的時候,家裏已經有黑白電視,1974年換了彩色電視,也是國家配的;1975年,中央統一給領導人的辦公室配備了空調。「那之前,所有辦公地方沒有空調。連個電風扇都沒有,都是拿著芭蕉扇。」紀坡民說。

除了國家配備的,紀坡民回憶說,家裏也沒有什麼電器,收音機沒有,自行車沒有,有1950年代買的縫紉機,已經壞了,「我們家也不全是沒有錢,我媽是出名的土八路,不是會過日子的人,他們不講究吃穿用。」

「葉帥說話了:總理,你給大家放半天假行不」

在紀坡民的印象里,父親沒有禮拜日,也沒有逢年過節,經常是「兩眼一瞪干到熄燈」。

「那一年過春節,政治局還在開會。葉帥(葉劍英)說話了:總理(周總理),你給大家放半天假行不。最後放了半天假,我爸晚上十點多回來的。」紀坡民說。

除了超強的工作時長外,當時中央領導人的作息時間差不多都是「黑白顛倒」。紀坡民透露,這大約是順著毛主席的工作習慣,基本上中央領導人都是這個習慣,到華國鋒的時候才變。"最苦的是中央辦公廳,夜裏陪主席熬夜,白天還得上班啊。當時的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李鑫跟我說過,他那十幾年一天都是上四個班。"

「我爸起床時間是中午12點到1點,第一件事解手,盥洗室內秘書準備好了各種報紙,《人民日報》、《解放軍報》、《文匯報》、《光明日報》、《參考消息》,就在那兒看報。」紀坡民說,之後在家裏的辦公室處理各種文件,寫批示,"這些文件都是後半夜和早上爸爸睡覺時,車一趟趟地送家裏來的。"

紀坡民記得,爸爸戴個眼鏡,趴在桌子上,要用一個多小時處理這些文件,然後才吃「早飯」,此時大致下午兩三點。飯後,有10分鐘空閑,就打兩局乒乓球。這中間司機和秘書早就準備好出發,他坐上車就出去上班了,直到夜裏12點到1點回來。這中間家裏又送來一大摞文件,又得辦公,估計要看2到3小時。夜裏3點多,才吃"晚飯"。

「之後躺上床,床頭柜上放著安眠藥和水。接著看文件,這些事不需要處理但需要看的,如駐外國大使館發回來的電報,國內的內部參考,包括一些刑事案件的情況等。看到一多半,吃安眠藥。葯勁上來時,估計文件也看完了。關燈睡覺。這時候就差不多是早上五點多。」紀坡民說。

除了工作,領導人的文化娛樂生活非常少。僅國慶節有官方儀式的招待會,元旦和春節都沒有活動。

影。1971年中國已與很多國家建交,一些外國大使館有電影膠捲,「我們的外交部就跟他們商量,借來看,叫過路片,因為國內只有八個樣板戲,沒什麼電影可看。」紀坡民說,影片都是沒有翻譯的,外交部就派人現場邊看邊翻譯給大家聽。

看電影的時候一般是中央領導人開會到晚上12點多,忙完休息時就支攤兒放電影。「中央內部有幾個小電影攤子,基本上是軍隊一攤,」四人幫"一攤;國務院這一攤,是李先念張羅著,主要是鄧小平、吳德、陳錫聯,還有我爸。"紀坡民說,"主席、林彪、葉帥、王洪文家裏可放電影,有小電影院,他們不來"。

這種活動經常也會惠及領導人的家屬。「我看過幾回那種過路片,他們去了以後,秘書通知家裏面,我媽就領著我們去。領導人在前,我們家屬在後,前後隔20米。鄧小平一家都在前面。」紀坡民說。

「說是接待中央首長,其實是他們自己吃了」

「有一次,我爸去河南省委去開會,待了幾天。我那時也在河南工作,去看他,會開完後省委管理處的人把他送上飛機,我和他們一起回來的車上,聽他們說到省所吃熊掌。」紀坡民說,"這算賬就算到我爸頭上,說是接待中央首長,其實是他們自己吃了。"

在紀坡民的記憶里,家裏沒有吃過一次年夜飯,爸媽也沒有辦過一次生日,甚至全家人很少聚在一起。

「我摸著我爸的作息規律了,知道他早上四五點鐘躺在床上看的那些文件相對不太重要,就選那個時候跟他多說些話。多的時候能聊半個小時,爺倆海闊天空地聊。」紀坡民說。

紀坡民坦言,因為父母的關係,兄妹幾個在招工時還是「沾了點光」。"那時候是開始‘上山下鄉’以後,地方幹部、軍隊幹部的孩子一般都當兵了,我爸那時候在河南,我弟弟妹妹都是那時下鄉的,二妹妹下鄉還不到一年,大妹妹下鄉不到兩年,就都當兵走了。我弟弟下鄉時間比較長,待了4年,後來他上了大學,不知道這裏面有沒有照顧的成分。"

紀坡民告訴本刊記者,其母親幾天前剛剛過世,享年89歲。「我媽是八路軍女戰士出身,也是三八式幹部,老資格。」紀坡民說,弟妹還在美國,等他們回來商量一下,再跟公家談怎麼操辦追悼會。紀坡民提及,母親去世後,房子可能會被政府收回。

一陣風吹來,屋檐下的風鈴盪出清脆的樂聲,轉眼3個多小時在回憶中南海往事中已悄悄過去。紀坡民起身,帶著本刊記者穿過一道門,來到第二進四合院,這是一座靜寂的院子,正房顯出破敝,門窗都沒有裝修過的痕迹,瓦楞上長了野草,時光在這裏似乎停滯了。「這就是華國鋒曾住過的屋子,我剛過世的母親生前亦住在這裏」。

就在這間塵封的房子裏,華國鋒做出了粉碎「四人幫」的重大決定。若不是紀坡民的講述,沒有人能將眼前平凡的老屋和恢弘的歷史聯結起來。

院落內,核桃樹結滿了青綠的果子,石榴花開得正艷,紀坡民爽朗又略顯惆悵地說,「秋天時我應該還住在這裏,你們可再來拜訪,摘取果實」……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宋慶齡與孩子們在一起(資料圖)

1916年3月,宋慶齡和孫中山自日本返回上海。自此以後將近10年中,孫中山繼續領導革命,其間數度蟄居上海,著書立說,或開赴廣州,主持政務,夫婦常在一起。宋慶齡與孫中山在一起工作,她「輝煌的頭腦,充實了她丈夫的頭腦,完全了他更偉大的人格。」 

當他們回國後,孫中山南下廣州任大元帥,領導第一次護法運動。由於受到軍閥和政客的排擠,憤而辭去大元帥職務。這時孫中山困居上海,一籌莫展,極度苦悶,好似陷入絕望境地。宋慶齡對孫中山在生活上悉心照料,在精神上鼓勵孫中山振作起來。

宋慶齡深知孫中山愛好讀書,隨時幫助他收集有價值的書和報刊雜誌,協助孫中山查閱資料,著書立說。從1918—1919年間,孫中山閉門謝客,撰寫文稿,決心改變現狀。這期間的著作,都包含著宋慶齡的心血。她還幫助孫中山起草許多電函稿,作英文翻譯,勤勤懇懇地盡到秘書的職責。她還加緊學習德文、俄文,為和蘇聯聯繫做準備。孫中山和宋慶齡對列寧十分欽佩。這期間,宋慶齡多次幫助孫中山與蘇聯聯繫。1918年,孫中山與列寧開始往來電函。1922年,列寧和孫中山之間第一次建立了直接聯繫。宋慶齡說:「在通信往來當中,這兩位偉大的革命戰士在爭取人類自由和進步的鬥爭中攜起了手來。」

歷史事實證明,孫中山和宋慶齡結合在一起,的確「能夠成就他們分居時所不能成就的事業」。

1920年11月25日,宋慶齡隨同孫中山離開上海重返廣州,恢復軍政府工作。二人臨時住在新亞酒店,後移至粵秀樓。1921年4月,孫中山在廣州召開非常會議,決定成立中華民國正式政府,總統府設在越秀山南麓。1921年5月5日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10月24日,孫中山抵達桂林,計劃集師北伐,宋慶齡在後面積極配合孫中山的軍事行動,發動婦女組織「出征軍人慰勞會」。同時,宋慶齡動員各界人士,募集到巨額慰問經費,組織慰勞隊到前線慰問出征的戰士,隨後由人護送到桂林。

在桂林,孫中山和宋慶齡會見了列寧派來的代表馬林。正在北伐軍順利進軍的時候,孫中山親自培植起來的部屬陳炯明在後方密謀反叛。1922年5月18日其部將率重兵乘虛潛入廣州,廣州氣氛非常緊張,粵秀樓近處駐滿陳炯明部隊。為扭轉局勢,宋慶齡與孫中山不得不迅速趕回廣州,了解到陳部確有謀反跡象。6月12日,孫中山在廣州舉行記者招待會,希望陳炯明所部退回東江原防。然陳叛跡日著,數名要員、華僑被殺,事態十分嚴重。15日晚,陳炯明部隊已經開始包圍總統府。孫中山得知陳叛變的確切消息時,十分傷心,「悲憤得欲以身殉職」。

6月16日凌晨兩點,孫中山得到秘密報告,陳炯明部隊將攻擊粵秀樓,情勢危急。宋慶齡正在酣夢中,忽被孫中山叫醒,要她隨他一塊撤離險地。宋慶齡顧全大局,臨危不懼,認為若同孫中山一同行動,易被判軍發現。因此,堅持留下來掩護孫中山秘密撤離,並深情地看著孫中山說:「中國可以沒有我,不可沒有你!」衛士們都勸宋慶齡趕緊撤離,但阻擋不住她的決心。孫中山不得已才答應先行。但是令50名衛隊全留守府中,自己隻身逃出。孫中山兩次避過叛軍耳目,終於到達黃埔永豐艦上,按事先約定,鳴炮三響,以示安全抵達永豐艦。震撼夜空的三聲炮響傳到粵秀樓,宋慶齡和衛隊人員才鬆了一口氣。

在孫中山走後半小時,忽然炮聲四起,叛軍開始向粵秀樓發起進攻。叛軍佔據山地,居高臨下,左右夾擊,還瘋狂地喊著:「打死孫文!打死孫文!」由於四周漆黑,看不到敵兵,小衛隊暫未還擊。黎明時,衛隊開始用來福槍和機關槍與叛軍對射。奮勇抗擊,擊退叛軍三十餘次的進攻。叛軍又用炮猛轟粵秀樓,洗澡房被炮彈擊毀。但衛隊仍英勇作戰,毫不畏懼。8時許,子彈快打完了。由於孫中山已安抵永豐艦,此時留在山上也沒有意義了,宋慶齡決定下山。於是兩名衛士和姚隊長他們四人,循著天橋往前爬行。流彈在空中飛鳴,有一二回正從宋慶齡的鬢部穿過。當他們剛剛穿過天橋,天橋就被叛軍炸塌。姚隊長中彈倒下。兩位衛士把他抬入總統府後院進行包紮。當他們來到總統府時,周圍儘是炮火,宋慶齡剛走出總統府房間,房屋頂就被炸塌。自晨8時到下午4時,宋慶齡他們無異藏身於炮火連天的地獄裏。

下午4時,廣州衛戍區司令魏邦平派副官到總統府來講條件。衛兵提出的條件第一就是保證宋慶齡的安全,但那個副官說他不能擔保宋慶齡的安全。這時,兩層鐵門被打開,叛軍一哄而入。在一片混亂中,宋慶齡衝出大門,並急中生智,把手中包裹里的東西撒在地上。她利用叛軍們搶錢物之機從人群中逃出。宋慶齡此時身懷有孕,行動不便。逃出大門後,宋慶齡憑著機智勇敢,多次躲過叛軍,艱難地走到沙面一位友人處休息,後又乘電船到達嶺南大學(中山大學校址)校長鍾榮光家裏。由於過度緊張和勞累,宋慶齡在鍾榮光家裏流了產,這是「一生惟一的一次妊娠」。

以後,宋慶齡安全轉到黃埔島,登上永豐艦。宋慶齡後來說「我終於在艦上見到了孫中山,真如死別重逢。」經過這次驚心動魄的槍林彈雨的洗禮,宋慶齡的革命意志更加緊強,所以後來她身陷逆境時,總是臨危不懼,威武不屈。宋慶齡在這件事中表現出的臨難應變和大義凜然及幾年來輔助孫中山南征北戰的功績,受到了革命黨人及廣大官兵的衷心愛戴,國民黨中一些原來對宋慶齡與孫中山結婚不滿的黨員,也開始對宋慶齡刮目相看。

陳炯明叛變,宋慶齡廣州蒙難,因驚恐疲憊交迫而導致流產,以至於終身未生,這對於一個女性來說,不但在健康方面受到嚴重的損害,精神上所蒙受的創痛,尤為嚴重。但宋慶齡畢竟是一代偉人,她具有博大的胸懷和真誠的愛心。在以後的革命生涯中,她心中裝著成千上萬的兒童,長期致力於婦女兒童福利事業,疼愛孩子,為全中國的兒童獻出了她那博大的母愛。

孫中山與宋慶齡(資料圖)

蔣介石次子蔣緯國辭世之後,他生前對哥哥蔣經國身世的質疑隨即引爆,引起軒然大波。不過,已開放的蔣介石日記記載,蔣夫人宋美齡婚後曾經懷孕卻小產,等於間接證實蔣緯國養母姚治誠所言「蔣介石已無生育能力」的說法是不確的。

蔣緯國是戴季陶之子,卻由蔣介石養大且視為親生。他自覺一生受到哥哥的壓制,內心裏有一事不吐不快,是養育她的姚治誠曾告訴他,「父親」在幼年時陰囊曾不小心被暖爐燙傷,母親王太夫人為他抹豬油療傷,卻因此在雪地里被狗咬了,以致沒有生育能力;因此,蔣經國不是蔣介石的親生兒子。

但蔣介石日記里記載,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他與宋美齡結婚後,一九二八年宋美齡懷孕,他極為欣喜;然而卻意外因刺客行刺而流產。

美國史丹福大學研究員郭岱君說,日記記載那年八月,一個星期內有人兩度買通蔣介石住處樓下的衛兵上樓行刺,第一次是二十四日午夜,刺客買通衛兵後走到樓下卻驚醒了宋美齡,蔣在二十五日的日記記載「妻病小產」;二十七日深夜換成兩名被買通的衛兵侵入卧室準備開槍行刺,卻因蔣一個翻身而驚走。蔣事後查明主謀者為誰,以後宋美齡也就未再生育。

日記上對宋美齡小產的記載,不僅證實姚治誠對蔣緯國所言不確,也破解了以英文撰寫的《陳潔如回憶錄》所稱,蔣介石為何無法生育是因他年輕時罹患梅毒,因此造成不育的說法。

日記里顯示,蔣介石年輕時曾有段與情慾掙扎的歲月。不過,代表蔣家預讀日記的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院客座研究員潘邦正說:「他和蔣夫人結婚後,整個人就改變了,成為非常虔誠的基督徒。」

潘邦正也指出,蔣經國年輕時到蘇聯留學被留置十二年,這段期間在日記可看出蔣介石非常喜歡緯國,但以後蔣夫人要求蔣介石解釋蔣緯國的身世時,蔣卻基於對戴的義氣而不答,蔣夫人憤而滯港不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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