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與胡適（資料圖）
發生在1929年的國民黨批判胡適的事很少被人提起。事情還得從1929年3月15日召開的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說起。在這次大會上，上海市特別代表陳德徵提出一項《嚴厲處置反革命分子案》的議案，內稱：「凡經省及特別市黨部書面證明為反革命分子者，法院或其他法定之受理機關應以反革命處分之。如不服，得上訴。惟上級法院或其他上級法定之受理機關，如得中央黨部之書面證明，即當駁斥之。」根據陳德徵的這個議案，從拘捕、審問、定罪、處刑到執行，均不必經過任何法治機構，國民黨省市黨部有權定誰是反革命。
就在這份提案見報的當天，即3月26日，胡適立即寫信問國民黨司法部部長王寵惠：「在世界法制史上，不知哪一世紀哪一文明民族曾經有這樣一種辦法，筆之於書，立為制度的嗎？」隨後，胡適又將此信寄給國聞通訊社發表。結果三天後國聞通訊社復函，告訴胡適由於其他報紙沒有刊登，更為重要的是胡適的稿件已經被新聞檢查機關扣留，因而沒能公開發表。在胡適看來，這封信並沒有什麼軍事機密，自己又是親自署名，是以負責的態度討論國家問題，新聞檢查人的無理干涉，是對其言論自由的權利的侵犯。
僅僅過了兩天，《民國日報》卻刊出了陳德徵批判胡適的文章：「不懂得黨，不要充內行，講黨紀；不懂得主義，不要自以為是，對於主義，瞎費平章；不懂得法治，更不要冒充學者，來稱道法治。在以中國國民黨治中國的今日，老實說，一切國家底最高根本法，都是根據於總理的最高遺教。違反總理遺教，便是違反法律，違反法律，便要處以國法。這是一定的道理，不容胡說博士來胡說的。」這裏的胡說博士明顯地指向了胡適。
面對國民黨的批判，胡適採取了針鋒相對的鬥爭。
1929年4月20日，南京國民政府發表了一道保障人權的命令：「凡在中華民國法權管轄之內，無論個人或團體規章不得以非法行為侵害他人身體，自由，及財產。違者即依法嚴懲不貸。」
胡適本來對民國以來的人權狀況就不滿，認為人權被剝奪得幾乎沒有絲毫的剩餘。他指出這道命令的缺點有：一是將人權等同於「身體、自由、財產」權；二是將侵權行為主體僅限於「個人或團體」，而對黨與政府隻字不提；三是所謂「依法」完全是無稽之談。胡適在5月6日寫成了《人權與約法》，並在《新月》雜誌第二卷第4號上發表。胡適列舉了安徽大學校長劉文典因頂撞蔣介石遭到拘押和唐山的駐軍隨意拘禁商人楊潤普，嚴刑拷問，使其致傷致殘事件。胡適指出，這些都是「人治，不是法治」。面對這些事實，胡適問道：「人權在哪裏？法治在哪裏?」
隨後，胡適連續發表了《我們什麼時候才可有憲法？》《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知難，行亦不易》《名教》等文章，不僅對國民黨作出嚴厲的批判，而且矛頭直指孫中山和已被國民黨尊為神聖不可侵犯的「全黨最高領袖」的蔣介石。不久，胡適的這些文章與其他倡導人權與法治的同仁的文章結集為《人權論集》出版，胡適所作的序言中說：「我們所要建立的是批評國民黨的自由和批評孫中山的自由。上帝我們尚且可以批評，何況國民黨與孫中山？」
中央”。青島市執委會要求將胡適「逮捕解京，予以嚴懲」。9月13日，江蘇省黨部召開第四十七次執委會，通過報請中央緝捕胡適的決議案。9月14日、15日，北平、天津兩地黨部通過了提請中央逮捕胡適的議案。
隨後，各省市的黨部一哄而上，群情激憤地要求「嚴懲豎儒胡適」「查辦喪行文人胡適」“緝辦無聊文人胡適”，對胡適進行大規模的圍剿，各種謾罵、攻擊的文字充斥上海的《民國日報》、南京的《中央日報》等報刊。在批胡運動中，國民黨還將這些文章彙編成《評胡適反黨義近著》第一輯出版，並且預告還要出版第二輯。這些批胡文章的一個中心論點是認為胡適的言行已確鑿無疑地構成了“反黨罪”。認為胡適受到了“共產黨、改組派及帝國主義反宣傳”的影響，胡適的行為“為帝國主義與奸商張目，蹈賣國漢奸之所為”。
國民政府不得不考慮一種自認妥當的法子。這個法子就是轉令教育部對胡適予以警告。
時任教育部長的蔣夢麟是胡適的同學，為了完成這個燙手的任務，蔣夢麟搜腸刮肚地起草了一份含糊其辭、暗示明顯的部令給胡適，此訓令開頭就說，「為令飭事：奉行政院第3276號訓令開」，又告訴胡適“頃奉中央常會交下上海特別市執行委員會來呈一件”，接下來所有的要懲罰胡適的理由幾乎全用了上海市黨部提交的理由：
「查胡適年來言論卻有不合，如最近《新月》雜誌發表之《人權與約法》《我們什麼時候才可以有憲法》及《知難，行亦不易》等篇，不諳國內社會實際情況，誤解本黨黨義及總理學說，並洋溢出討論範圍，放言空論。按本黨黨義博大精深，自不厭黨內外人士反覆研究探討，以期有所引申發明。惟胡適身居大學校長，不但誤解黨義，且逾越學術研究範圍，任意攻擊，其影響所及，既失大學校長尊嚴，並易使社會缺乏定見之人民，對黨政生不良印象，自不能不加以糾正，以昭警示。為此擬請貴府轉飭教育部對於中國公學校長鬍適言論不合之處，加以警告，並通飭全國各大學校長切實督率教職員詳細精研本黨黨義，以免再有與此類似之謬誤見解發生。事關黨義，至希查核辦理為荷。等由，准此，自應照辦，除函復外，合行令仰該院轉飭教育部分別遵照辦理。等因，奉此，合行令仰該部即便分別遵照辦理，此令。」
暗示訓令來頭，希望胡適能就此住口，但胡適一點也不領情：「這件事完全是我胡適個人的事，我做了三篇文字，用的是我自己的姓名，與中國公學何干？你為什麼‘令中國公學’?該令殊屬分歧，故將原件退還。」
國民政府沒有對胡適進行人身限制，但採取了扼殺胡適言論的方式來終結對胡適的批判。1930年1月，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密令上海市黨部，查封《新月》雜誌第六、第七期；5月初，又查禁了《人權論集》。而胡適也知道這次被批直接影響到了他在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懂事會的董事職務，他認為在上海無法再待下去了，因而於2月8日發佈公告，辭去中國公學的校長職務，準備出洋講學去。
胡適出洋最終並未成行。辭去中國公學校長職務的胡適，過了一段輕鬆快活的日子，這段日子裡胡適以寫文章為主。國民黨對胡適的批判也日趨軟化。1930年4月，南京國民黨黨部在招待全國教育會議全體會員時，吳稚暉、楊杏佛對胡適的「知難行亦不易」觀點進行了批駁，但隨後楊杏佛又去信給胡適，說是報紙斷章取義。11月，國民黨元老胡漢民依批判胡適居心險惡，行為卑劣，目無中國。胡適堅決予以反擊，兩次去信要求胡漢民提供消息的來源。除此之外，報紙上還零星出現一些批判胡適的文章，但這已不是國民黨的喉舌人物，都是一些投機者所為了。11月底，胡適舉家遷回北平，回到了北京大學。九一八事變後，胡適同情蔣介石的內外政策，通過他自己主持創辦的《獨立評論》重新拉近了與國民黨的關係。1931年10月，胡適到南京拜見蔣介石。此後，胡適與國民黨的關係逐漸融洽，這種關係發展的最高峰就是1938年9月胡適接受了國民政府駐美大使的職務。至此，胡適這個批判國民黨和遭受國民黨批判的人，與國民黨握手言和，融為一體。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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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後，(左起)饒漱石、賀龍、劉伯承、鄧小平、陳毅、習仲勛、王維舟遊覽頤和園
高饒事件是中國共產黨執政後發生的第一次黨內鬥爭，在這個過程中，剛到中央工作的鄧小平不但義正辭嚴地拒絕了高崗的拉攏，而且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參加了粉碎高饒反黨活動的鬥爭，有力地維護了黨的團結統一。
「新稅制」風波中主持公道
1952年7月，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鄧小平從重慶舉家遷往北京，就任政務院副總理兼中央財經委員會副主任，不久又兼任政務院交通辦公室主任，同時還繼續擔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
鄧小平到中央工作後不久，黨內圍繞新稅制問題引發一場爭論和鬥爭。
新中國建立後，人民政府廢除了國民黨時期的舊稅制，很快建立了自己的稅制。1950年初，政務院通過並頒佈了《全國稅收實施要則》。根據當時國營和合作社經濟還很薄弱的實際，稅法規定對國營工商業和合作社經濟採取某些特殊優惠的政策，如規定國營工商業總分支機構內部調撥貨物不納稅；新成立的供銷合作社免納一年所得稅，營業稅按2%的稅率徵收，並按八折優待；新成立的手工業生產合作社免納三年的營業稅和所得稅等。
到了1952年下半年，由於國營商業和合作社商業在經濟中已經佔了很大的比重，其總分支機構內部調撥、加工訂貨及代購代銷等經營方式日益擴大，私營企業主看到國營經濟總分支機構內部調撥不納稅，也就更多地來工廠直接售貨給零售商或委託零售商代售，以逃避批發營業稅。由於經營方式、流通環節的變化，商品中間流轉環節減少，使得營業稅中的批發營業稅減少或很難收上來。
這時，國家即將開始大規模的經濟建設，需要不斷增加稅收為經濟建設提供可靠的資金來源。可是，由於出現上述情況，原定的稅難以收上來，國家稅收有下降趨勢。
針對這種情況，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簡稱中財委)對原有的稅製作了重大修正。1952年底，政務院一百六十四次政務會議批准了修正後的稅制。修正稅制規定：一是試行商品流通稅，即從生產到流通環節的各種稅負合併為單一的商品流通稅，在批發和收購環節一次徵收；二是將貨物稅、營業稅、所得稅等的一些項目合併簡化；三是修訂工商稅，將工業品批發環節應交的批發營業稅移到工廠直接繳納；四是取消對供銷合作社徵收營業稅打八折的優待和合作社成立第一年免納所得稅的規定。12月31日《人民日報》公佈了《關於稅制若干修正及實行日期的通告》。同一天，該報還發表了題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稅制》的社論，明確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納稅」。
在修正稅制的過程中，由於操之過急，工作較粗糙，如方案提出來以後，沒有發到地方財政、稅務部門去徵求意見，更沒有同地方黨政領導打招呼，新稅制公佈前也沒有提交中財委黨組會議討論，沒有直接向毛澤東進行彙報，聽取他的意見。這樣一來，修正後的稅制出現了一些問題，如把在流通環節難以收上來的工業品的批發營業稅移到工廠去征，使一些私營批發商得到了便宜，而工廠的稅負則相應增加。同時，由於取消了對供銷合作社的一些優待條件，使得供銷部門的意見也很大。加之新稅制公佈時商業系統正在調整一些商品的價格，個別商品也因為實行新稅制的緣故而提了價。於是，新稅制公佈後，在一個短時間裡，一些地方曾出現物價波動、搶購商品、私商觀望、思想混亂等情況，引起了各方面的不滿和批評。
執行新稅制中出現的問題，也很快引起了毛澤東的重視。1953年1月15日，他給周恩來、鄧小平、陳雲、薄一波寫了一封信，對「匆率發表」新稅制提出批評，並要求主管機關將“究竟新稅制與舊稅制比較利害如何?何以因稅制而引起物價如此波動?”舉條向他作報告。隨後，財政部稅務總局派出若干個小組分赴各大中城市檢查，並每天與各主要城市通話聯繫，解決發生的問題。經過努力，執行新稅制中所發生的較大問題，很快都採取了補救措施，得到妥善解決。
隨後，財政部、商業部、糧食部的負責人聯名寫信給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就修正稅制的目的、新稅制對物價的影響和在執行過程中發生的問題等，作了說明。接著，財政部又將稅制修正的情況和實行中出現的問題，向毛澤東和政治局作了一次彙報。毛澤東再次對新稅制提出了批評，認為「公私一律平等納稅」的口號違背了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修正稅制事先沒有報告中央，可是找資本家商量了，把資本家看得比黨中央還重；這個新稅製得到資本家叫好，是“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
1953年6月，中共中央召開財經工作會議。會議原定的議題主要是討論關於五年計劃、財政、民族資產階級三個方面的問題，以及財經方面其他一些具體問題。參加會議的有中央各部門負責人，各大區、省市委和財委的負責人(各大區、省市的財委主任都由黨的第一書記兼)。大會的經常主持人是周恩來、高崗(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中央東北局第一書記、新成立的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和鄧小平。
財經工作會議一開始，討論和批評「新稅制」實際上成了會議的中心內容，而且各方面的批評，集中在具體負責稅制修正的中財委副主任兼財政部長薄一波身上。
按照毛澤東的指示，薄一波於7月13日下午在擴大的第十五次領導小組會議上，作了第一次檢討。他說：「過去財經工作的錯誤是很多的，枝節地講不解決問題，我想主要的一條是對黨在過渡時期的財經總政策鑽研不深，沒有徹底解決，而在國民經濟恢復的後期，沒有總結出從方針到政策的整套辦法來。」他還承認修正稅制沒有從總的政策出發加以考慮，沒有進行具體的調查研究，沒有進行典型試驗，主觀輕率從事，因而從方針到具體做法都犯了嚴重錯誤。
可是，薄一波的檢討並未過關，而且會議的氣氛反而緊張起來。從7月14日起到7月25日之間，會議連續召開了八次擴大的領導小組會議，對薄一波進行批評。8月1日，薄一波不得不作了第二次檢討。在這個過程中，高崗出於篡奪黨和國家更多權力的目的，利用財經工作和「新稅制」中存在的問題，以批薄一波為名，把矛頭對向劉少奇，企圖先推倒劉少奇，再推倒周恩來，實現其篡黨奪權目的。高崗和他的極少數追隨者，在會上發表無原則的言論，製造黨內糾紛，在會外散佈流言蜚語，污衊中央有“圈圈”。高崗無中生有地說劉少奇有一個“圈圈”，周恩來也有一個“圈圈”。高崗將矛頭對向劉少奇的同時，還竭力鼓吹他自己能力如何強，歷史上如何正確，似乎黨內除了毛澤東，就數他高崗有水平了。
高崗在批判薄一波的發言中，無限上綱，隨意給薄一波扣上「打擊別人，抬高自己，投機取巧」，“品質不良”等一頂頂大帽子。他在發言中，採取移花接木、李代桃僵的手法，把劉少奇曾經說過的一些話，如1947年土地改革中說過的“村村點火，戶戶冒煙”，1949年在天津講話中的一些觀點，1950年有關東北富農黨員問題談話中的觀點，1951年有關山西互助合作批語中的觀點等等，統統安到薄一波的頭上加以批判，玩起“批薄射劉”詭計。
財經工作會議期間，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饒漱石(同時兼任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與高崗一唱一和，策動對薄一波的批判鬥爭。饒漱石指責中組部副部長安子文未到會是「消極抵抗」，一再逼安子文在會上發言，說什麼“在這樣大的黨內鬥爭面前，你不應該不表示態度。”饒漱石還不顧毛澤東要加強團結的指示，在財經工作會議領導小組會上，把所謂的“圈圈”問題與“名單”問題(1953年3月初，高崗找到安子文，說毛澤東找他談話，中央政治局成員要改組，要加強中央各部機構。安子文未經中共中央授權，草擬了一份政治局委員名單和中央各部主要負責人名單，給高崗看過，也同饒漱石談過。高、饒明知這樣做不妥，卻不向中共中央報告，而把“名單”向一些高級幹部散發，製造黨內矛盾)提了出來，進一步增加了會議的緊張氣氛。
由於高崗、饒漱石從中作梗，致使財經工作會議開了兩個月，還遲遲作不出結論。最後還是毛澤東給主持會議的周恩來出了個主意，要周恩來去「搬兵」，把陳雲、鄧小平請回來，讓他們參加會議。
當時，陳雲和鄧小平都在北戴河，得到周恩來「搬兵」的通知後，立即回到北京參加了會議。陳雲在發言中一方面對薄一波在「新稅制」中存在的缺點作了善意的批評，另一方面又明確指出，中財委內部在工作中間個別不同的意見不會沒有，但不存在兩條路線的問題。鄧小平在發言中則說：大家批評薄一波同志的錯誤，我贊成。每個人都會犯錯誤，我自己就有不少錯誤，在座的其他同志也不能說沒有錯誤。薄一波同志的錯誤是很多的，可能不是一斤兩斤，而是一噸兩噸。但是，他犯的錯誤再多，也不能說成是路線錯誤。把他這幾年在工作中的這樣那樣過錯說成是路線錯誤是不對的，我不贊成。
由於陳雲、鄧小平在會上講了公道話，使會議氣氛發生了變化，結論也就比較好作了。8月11日晚，會議由陳雲主持，周恩來做了總結報告。8月12日，毛澤東向出席、列席會議的全體人員作了一次重要講話。一方面，他批評了「新稅制」的錯誤，認為新稅制是“有利於資本主義，不利於社會主義的錯誤”；另一方面，他又認為這種錯誤不是“帶路線性”的錯誤。同時，毛澤東還提出要批評主觀主義和分散主義，要求各級領導幹部要有謙虛、堅韌的精神。這樣，因新稅稅制引起的黨內風波得以平息。
嚴詞拒絕高崗的拉攏
1953年夏季全國財經工作會議是高崗、饒漱石政治野心的最初暴露，但他們並未就此收斂，反而進一步滑向分裂黨的深淵。
全國財經工作會議後，中共中央提出了我國的最高國家行政機關是否採取部長會議的形式、中共中央是否增加副主席或總書記的問題，在黨內一定範圍內徵求意見。毛澤東為了減輕自己擔負的繁重日常工作，加強集體領導，也提出要將中央的領導班子分為一線和二線，他退居二線。高崗以為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時機到了，便夥同饒漱石，打著擁護毛澤東的旗號，大肆捏造和散佈毛澤東對劉少奇工作不滿的謠言，別有用心地說毛澤東打算讓劉少奇搞「議會」(人大常委會)，周恩來當部長會議主席，由他自己搞政治局。在另外一些場合，他又主張由林彪擔任部長會議主席。
1953年10月，高崗以休假為名，到華東、中南地區，在高級幹部中進行遊說，加緊進行篡黨奪權的活動。他散佈大量的分裂黨、攻擊劉少奇的言論，說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要修改，《決議》中關於劉少奇是黨的正確路線在白區工作中的代表的提法不對頭，需要重新做結論。他還把中國共產黨分為「根據地和軍隊的黨」與“白區的黨”兩部分，並把自己說成是「根據地和軍隊的黨」的代表人物。他認為，現在黨和國家領導機關掌握在以劉少奇為首的“白區的黨”手裏，需要徹底改組，由「根據地和軍隊的黨」，也就是由他來掌握。他企圖用這套言論去煽動根據地和軍隊出身的幹部同他一道，搞倒劉少奇、周恩來，由他來當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政務院總理。
高崗首先拉攏林彪，得到了支持他的承諾。他繼而又找到了鄧小平。在他看來，在各大區和各中央局主要負責人中，只要取得鄧小平的支持就好辦了。因為他認為，東北是他的根據地，自然是他說一不二；華東的饒漱石現在已和他一唱一和，上了一條船了；中南的林彪已經拉攏住；西北的彭德懷為人耿直；只有西南的鄧小平交往不多，心中沒底。1953年秋後，高崗找到鄧小平，對鄧小平說，在中國誰是列寧的問題解決了，但誰是斯大林的問題還沒有解決，你看是誰呀?鄧小平看穿了高崗的用意，故意指著掛在牆上的中央書記處幾位書記的像(即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陳雲)說，就在這中間嘛!鄧小平還明確表示：「劉少奇同志在黨內的地位是歷史形成的」，“改變這樣一種歷史形成的地位不適當”。在堅持黨性原則的鄧小平這裏，高崗碰了一鼻子灰。
高崗見拉攏鄧小平不成，又去找陳雲，說要向毛澤東建議中央多設幾個副主席，還提出「你一個，我一個。」鄧小平和陳雲都感到高崗這種做法是完全違背黨的原則的，任其下去有分裂黨的危險，乃及時將情況向毛澤東作了彙報。後來，鄧小平在回顧這段歷史時，曾這樣說：
這個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線、二線之後，高崗活動得非常積極。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於放手這麼搞。那時東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華東是饒漱石。對西南，他用拉攏的辦法，正式和我談判，說劉少奇同志不成熟，要爭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劉少奇同志。我明確表示態度，說劉少奇同志在黨內的地位是歷史形成的，從總的方面講，劉少奇同志是好的，改變這樣一種歷史形成的地位不適當。高崗也找陳雲同志談判，他說：搞幾個副主席，你一個，我一個。這樣一來，陳雲同志和我才覺得問題嚴重，立即向毛澤東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
在高崗四處活動之際，饒漱石也沒有閑著，到處散佈劉少奇的謠言，配合高崗企圖把劉少奇拉下來。他本來是劉少奇在華中工作時培養起來的幹部，但自從到北京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後，誤以為現在是高崗得勢，劉少奇可能會「失勢」，於是就不擇手段通過打擊副部長安子文，極力表白他不是劉少奇“圈圈”中的人，以取得高崗的信任。在1953年夏季財經工作會議期間，饒漱石捏造說：某某是一個宗派，一個“圈圈”，劉少奇是他們的支持者。在安子文就“名單”問題向中央作了書面檢討，並請求處分後，饒漱石卻仍抓住這件事不放，並煽風點火說：財經會議上鬥了薄一波，會後還要斗“圈”中的安子文。
果不其然，財經工作會後不久，饒漱石未經中共中央同意，就製造各種借口，在中組部內發動了對安子文的鬥爭。他指責安子文起草的中組部關於反對官僚主義鬥爭的報告不真實，說中組部是潭死水，問題嚴重，要把它「震動」一下。安子文將這些情況如實地向劉少奇作了彙報。劉少奇找饒漱石淡了一次話，表示不同意他的這種錯誤做法，並告誡他要冷靜行事，不要再在中組部內部繼續爭吵。但利令智昏的饒漱石根本聽不進去，在中組部召開的兩次部務會議上，繼續鬥爭安子文，還倒打一耙，指責安向劉少奇反映問題是“有意挑撥是非，製造分裂”，逼迫安子文作檢討。
1953年9、10月間，中共中央召開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主要內容原定是總結經驗，研究如何加強幹部工作，以保證經濟建設的順利進行。可是，饒漱石卻在會上興風作浪，煽動個別不明真相的地方黨委組織部長同他一起攻擊安子文，並把矛頭對向劉少奇。儘管如此，仍沒有掀起多大的風浪。饒漱石不死心，在中央書記處彙報會上說：「這次組織工作會議，該來的人沒有來，不該來的倒來了一大堆。」毛澤東聽出了他的話外之音，就讓鄧小平問他誰該來，開個名單，統統請來。饒漱石心中有鬼，只點了陳賡的名字。原來，他聽說解放戰爭時期陳賡率部在太行山地區活動時，因後勤供應問題曾對時任晉冀魯豫中央局副書記的薄一波有過意見，又知道陳賡講話無所顧忌，以為陳賡來了能放上—炮。其實陳賡根本不是那種人，他來開會後並沒有如饒漱石所想的那樣發言。
全國組織工作會議出現不正常情況後，毛澤東提議會議暫停，先舉行領導小組會議，解決中組部內部的團結問題。在領導小組會上，劉少奇肯定了中組部過去工作的成績，同時對工作中存在的某些缺點和問題主動承擔了責任。鄧小平也在會上強調：中組部工作的成績，「是與毛主席特別是少奇同志的直接領導分不開的，但子文同志也有成績，不能設想只是領導得好，他們做不好而會有成績的。」
妥善處理高、饒問題
高崗、饒漱石本來是毛澤東信任的幹部，把他們調來中央，本意是為了更好地發揮他們的作用。但是，高、饒到北京後，卻錯誤地估計了形勢，個人權欲迅速膨脹，撥弄是非，拉幫結派，打擊別人，抬高自己，對黨的團結產生了很不利的影響，也引起了毛澤東的警惕。毛澤東原本對高、饒1953年夏季財經工作會議以來的不正常舉動就有所察覺，鄧小平、陳雲彙報有關情況後，他進一步警覺起來，但他還是決定親自「測試」一下。同年12月，他在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準備外出休假，擬請劉少奇臨時代為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問大家有什麼意見?劉少奇謙遜地表示，還是書記處的同志輪流負責為好。與會的其他人都認為還是按慣例由劉少奇主持，只有高崗表示反對，說“輪流吧，搞輪流好”。高崗的面目進一步暴露出來，從而也促使毛澤東下決心解決高、饒的問題。
12月24日，毛澤東主持召開包括高崗、饒漱石在內有29人參加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揭露高、饒的問題。毛澤東在會上說：「北京有兩個司令部，一個是以我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陽風、燒陽火；一個是以別人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陰風、燒陰火，一股地下水。」對高、饒的陰謀活動提出了嚴重警告。會議還根據毛澤東的建議，決定起草《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會議同時決定，毛澤東休息期間，由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結束的當天，毛澤東離開北京，前往杭州，主持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高、饒問題則交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負責處理。
1954年2月，根據毛澤東的建議，中共七屆四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受中央政治局的委託，劉少奇主持了這次會議。四中全會前，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曾在1月25日和2月5日，兩次找高崗談話。2月5日，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又找饒漱石談話，點出他們的問題。七屆四中全會討論並一致通過了《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劉少奇在會上作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向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中央全會的報告》，對高崗、饒漱石的陰謀活動，不點名地批評說，如果其個人主義情緒不受到堅決制止，「就會一步一步地在黨內計較地位，爭權奪利，拉拉扯扯，發展小集團的活動，直至走上幫助敵人來破壞黨分裂黨的罪惡道路」。
會上，朱德、周恩來、陳雲、鄧小平等都發了言，嚴肅批評高、饒的反黨分裂活動，希望他們幡然悔悟，改正錯誤。
鄧小平在發言中說：「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以後，由於我們各方面的工作都獲得了巨大的勝利，於是在我們黨內，尤其是在我們黨的高級幹部中，滋長了驕傲自滿的情緒，這種驕傲自滿情緒如果不及時提醒，必然要使我們喪失敵情觀念，必然要破壞我們黨的團結，那我們就要喪失鬥志，經不住敵人的任何襲擊，從而使我們的偉大事業遭到失敗。」
鄧小平認為，驕傲情緒在黨內，主要是在相當一部分高級幹部中，正在滋長著，如果不注意克服，就會發展到一種可怕的危險的地步。他強調，驕傲一定會使黨的團結受到損害，使革命事業受到損害。對於個人來說，對於我們每一個共產黨員來說，它是一種腐蝕劑，它可以引導個人主義發展，把一個滿腔熱忱的勤勤懇懇為人民服務的共產黨員的高貴品質喪失掉，而墮落到最卑鄙的個人主義方面去。
他還說：「我們常常遇到，某些同志對中央幾個主要負責同志的不正確的言論，常常是不經過組織、不合乎組織原則的。全國財經會議以來，對少奇同志的言論較多，有些是很不適當的。我認為少奇同志在這次會議上的自我批評是實事求是的，是恰當的。而我所聽到的—些傳說，就不大像是批評，有些是與事實不相符合的，或者是誇大其詞的，有的簡直是一些流言蜚語，無稽之談。」
最後，鄧小平說，四中全會和全會的決議，對某些犯有嚴重錯誤的同志是很重要的，是給了這些同志一個改正錯誤的機會，是對這些同志最直接的幫助。四中全會的決議是一副消毒劑，每個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要把這個決議當做一面鏡子來照照自己，使全黨具有更高的信心，更旺盛的士氣，去完成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偉大的歷史任務。
七屆四中全會結束後，根據中共中央書記處的決定，這年2月中旬，分別舉行關於高崗問題和饒漱石問題的兩個座談會。受中共中央的委託，周恩來主持高崗問題座談會，鄧小平、陳毅、譚震林主持饒漱石問題座談會。隨後，在中央政治局領導下，東北局、華東局、山東分局和上海市委等又召集專門會議，對高、饒問題進行揭發和批判。在無可抵賴的事實面前，高崗仍拒不悔改，反以自殺(未遂)拒絕黨的挽救。1954年8月17日，高崗再次服安眠藥自殺身亡。
1955年3月下旬，中國共產黨舉行全國代表會議，鄧小平代表中央委員會作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全面揭發了高崗、饒漱石一系列的反黨陰謀活動，回顧了黨同高崗、饒漱石鬥爭的經過，總結了進行這場鬥爭的重要意義和經驗教訓。
報告指出：「黨內的爭論必須在黨的組織內公開合法地進行，必須嚴格禁止宗派的、分裂的、陰謀的活動。我們的黨要求任何黨員忠實地執行黨的一切決議和指示，同時容許在黨的會議上有不同意見的爭論，以便分清是非，達到正確的結論。黨絕對禁止像高崗、饒漱石那樣，用陰謀家的手段背著黨的組織，暗中進行反對這個反對那個的活動。」
報告強調了發揚黨內民主的重要性，認為高崗、饒漱石在黨的組織生活上總是一方面對上級鬧獨立性，另一方面總是在他們所領導的工作中建立家長式的統治，否認集體領導，壓制民主，壓制批評，同時他們也不敢按照黨內合法的民主制度來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因此，「必須正確地發展黨內民主，堅決地貫徹集體領導的原則，發展黨內的批評和自我批評」。
這次全國代表會議還通過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決定開除高崗、饒漱石的黨籍。
事隔多年之後，鄧小平在回顧這一段歷史時，仍然肯定「揭露高饒的問題沒有錯」。他說：“高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採取搞交易、搞陰謀詭計的辦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對高饒的鬥爭還要肯定。高饒問題的處理比較寬，當時沒有傷害什麼人，還有意識地保護了一批幹部。總之，高饒問題不揭露、不處理是不行的。現在看來，處理得也是正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