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吳連登合影
近期，關於「毛澤東留有億元遺產」的傳聞被媒體炒得沸沸揚揚，毛澤東的稿費數量也由100多萬元炒至7582萬元，甚至1.3121億元。為毛澤東管理家政長達12年的吳連登說:“如果大家了解毛主席平時是怎麼過日子的，這些謠言不攻自破！”
平板三輪帶我入中南海
如今回想，吳連登自己都覺得「像夢一般」。1958年，小學沒畢業的他考入江蘇省鹽城地委招待所當服務員。“即便是打掃衛生、端茶送水，我也總比別人快。我一趟能拿10個暖水瓶，一手提4個，兩個胳膊再各夾一個。招待所離打水的地方一趟500米，我每天5點起床，就這麼來回跑，一個人負責整整一棟樓。”
1959年，北京人民大會堂建成，從全國各地挑選服務員。鹽城只有一個名額，吳連登被選中了，分配到大會堂餐廳當服務員。1961年5月，中南海服務科科長來到人民大會堂，從近千名服務員中選拔兩名進入中南海。吳連登永遠忘不了那一天，「中南海派了一輛平板三輪車來接我們，周圍擠滿了來看熱鬧的同事。我倆把行李放在車上，跟在三輪車後面，一步步走進了中南海。」
吳連登在中南海頤年堂第一次見到了毛主席。「毛主席有個習慣，開會他基本上是第一個到，他要和陸續進來的人有面對面交流的機會。」平常業務熟練的吳連登，手抖得厲害，等走到毛主席面前，茶已經灑出了一半。
「毛主席有個習慣，凡是第一次見到的人，他都會盯著你看，問你的情況。主席問我:‘你是新來的吧，叫什麼名字？’我說我叫吳連登。主席問我的名字是誰起的，我說是一個和尚。主席笑著說:‘一聽就不是父母給起的，這個名字好。’主席又問我是哪裏人，我說是江蘇鹽城來的。他說:‘噢，咸城來的。’我說:‘不對，是鹽城。’主席笑了:‘唉，那不就是咸城嗎？’毛主席這麼幽默，我就沒那麼緊張了。」
1964年國慶節，22歲的吳連登正在天安門城樓上服務，毛主席身邊的護士長找到他，「大登，主席叫你呢！」“主席說，‘你不就是那個咸城人嗎？我可記得你呦。我要和你商量點兒事，因為我身邊有許多事情，家裏也有許多事情，都沒有人做，我想請你，能不能給我幫幫忙？’當時我既緊張又感動，主席竟然這麼客氣請我幫忙。我激動地說‘好！’，就這樣我進了毛主席的家。”
毛主席和江青AA制
吳連登最初的工作是負責雜務，搞衛生、整理庫房、打水送飯。「主席的房子是一個大概200多平方米的四合院。家裏還住著江青、李敏、李訥，以及江青的姐姐和她的女兒。」
1968年，吳連登被正式任命為管理員，毛澤東將自己的工資、家中的各項財政支出，都交給他全權管理。
吳連登遇到的最大難題就是:主席的工資總不夠用。原本毛主席領取的是國家一級工資，總數是610元。三年自然災害後，他帶頭將工資降到了三級404.80元。「一直到主席臨終的時候，這個數目再也沒變過。每月的固定開銷:黨費10元；主席的房屋包括傢具全是租用的，一月費用84元；兩個孩子的學費，原來每人15元，隨著物價上漲，提高到每人30元；江青還有一個姐姐住在這裏，每月生活費30元，也由主席支付；冬天還要取暖費30多元。大約固定花銷為200元。」
吳連登算著毛主席的幾大開支:「吃飯每月100元左右，哪怕是從中南海供應科拿回一棵菜，也要付錢。主席還有很多民主黨派的朋友，請黃炎培、章士釗他們，也是主席自己掏錢。另一個開支是抽煙，每個月將近100元，還要有幾十元的茶葉。」
毛主席還有一筆開支:湖南老家經常來人，有的是經濟困難，有的是來看病，交通食宿和走時帶的一點生活費，都由毛主席負擔。「錢不夠用時，我只能為難地去找毛主席。每一次我都拿著賬本，先給他逐一彙報這個月的開銷，主席一看我的架勢，就會問‘錢又不夠用了？’然後我要自己打報告，後面附上賬單，主席簽上字，我才能到中央特別會計室去領主席的稿費。」
「江青的工資是243元，工資領回來我就記到賬上。他們各花各的錢，這是主席交代的，就是現在通常說的AA制。」吳連登說江青最大的支出，可能是購買攝影器材和沖洗膠捲。“江青經常讓我去給她改一些衣服。沒錢的時候，她也會把白色的衣服染成灰色，過段時間又染成黑色來穿。有人說江青拿牛奶洗澡，我負責採購，沒有買過那麼多牛奶。江青當年用過的比較奢侈的東西就是髮膠，只有友誼商店可以買到。”江青常叫一些京劇界的朋友來開會。“但她每次都是中午11點散會，下午接著開，讓他們回去吃飯，減少開支。後來，江青因為錢不夠花，還曾欠過新華社8000元錢。”
毛主席的唯一享受
「主席的正餐一般是四菜一湯，一個葷菜，一個魚，一個半葷半素，一個全素。每天的食譜、菜品採購，都由我來定。我的責任重大，如果主席因為吃不好而生病，我沒法向全國人民交待。」讓吳連登苦惱的是，毛主席從來不對飯菜發表任何意見，也從來不主動說想吃什麼。所以除了四菜一湯，吳連登還要準備四個小碟。“一碟蒜泥，一碟辣椒。還有兩碟是兩道其他的菜，如果主席吃了，我明天就做給主席吃。”
有人說毛主席常吃紅燒肉，吳連登糾正說:「其實主席絕不是天天吃、每周吃，我們安排一個月吃兩三次。主席平時吃雜糧、青菜比較多，幾乎每天要吃一個紅薯，一個玉米。」
吳連登說，毛主席唯一在生活上有要求的，就是煙和茶。「茶葉，主席一直喝龍井。但抽煙，卻讓我們費盡了心思。」主席戰爭年代抽過旱煙，抽過從國民黨繳獲的紙煙和其他雜牌煙。解放後，還抽了幾年的三五牌香煙。也抽過中華、熊貓。1969年，主席對雪茄產生了興趣。“有一次，主席在游泳池召集領導開會，旁邊坐著的李先念抽著雪茄煙。主席總是看他，眼巴巴地看著。一般開會沒人給主席遞煙，李先念那天給了主席一根。主席接了過來說，‘先念啊，你抽這麼好的煙，也不告訴我。’”
吳連登開始四處打聽李先念抽的雪茄。「它是成都一個老師傅自己卷的。我們把他請到了北京，專門給主席捲煙。這個雪茄煙有個缺點，抽了容易引起咳嗽。為此，我們在裏面加了一些止咳化痰的中草藥。我們還考慮，主席畢竟年齡大了，又有煙不離手的習慣，為了保證安全，不引起火災，這個煙加了一個特殊的工藝，在30秒之內不抽，它就會自動熄滅。」
吳連登感慨地說:「如果非要說主席有什麼特權，享受了什麼生活，那麼這個抽煙，就是主席唯一的一點喜好。主席去世後，我坦誠地講，家裏沒有剩一分錢存款。」
毛澤東稿費上億，純屬造謠！
為了進一步核實毛澤東家庭財產的問題，吳連登特意去找了汪東興同志，還專門拜訪了當時的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張耀祠、中南海財務處處長劉元祥、中央辦公廳專職負責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特別財務的鄭長秋等人。
汪東興，人稱「中南海大管家」，在毛澤東身邊擔任中央警衛工作30餘年，曾任公安部副部長、中央警衛局局長、中央辦公廳主任、黨中央副主席等職，為粉碎“四人幫”發揮過特殊作用，現離休在家。
稱:「1967年3月，國務院提出了關於《毛澤東選集》、《毛澤東文選》、《毛澤東詩詞》稿酬的計算標準建議:《毛澤東選集》（1—4卷）平裝本、精裝本每套稿酬1角；《毛主席文選》稿酬每本2分5厘；《毛澤東詩詞》每本稿酬3分……」汪東興說:“‘文革’期間出版過數以億冊的《毛澤東選集》、《毛澤東語錄》、《毛澤東詩詞》等，但是毛澤東沒有拿過國內一分錢稿費。”
稱，江青曾先後5次聲稱她有權繼承毛澤東的遺產，並提出提取5000萬元給女兒和親屬，但她的要求被拒絕了。李敏、李訥也申請過，也被婉拒了，其後由中辦先後給她們二人撥下近200萬元，購買住宅和留作家用。”
「5000萬！」汪東興聽後笑了，“30多年前的5000萬是什麼概念？江青會提出如此驚人的數額？我不相信。我只記得毛主席跟我講過的，他老人家說:‘江青以為我要死了，要辦後事了，向我要15萬元，我給了她3萬。’”
1952年到1986年專職負責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特別財務的鄭長秋說:「毛主席的稿費一直是我管的，到他老人家1976年9月逝世，共計為124萬元人民幣。到1983年底，毛主席的全部稿費為157萬多元。原因是存款利息上調了。每次稿費的收入和支出都由汪東興同志簽發。」
鄭長秋回憶，當年毛主席的稿費主要用於資助黨外民主人士和特殊開支。「毛主席每年都給章士釗、王季范各2000元，分上、下半年兩次。1972年，經毛主席批示，分別給賀子珍、江青、李敏、李訥各8000元，作為生活補貼之用。」
吳連登也知道這件事情:「毛主席早有規矩，孩子們參加工作，拿到工資，他就不再補貼。最初是因為1972年李訥生下了兒子效芝後，幾十元的工資，要維持家庭生活、要請保姆、要買奶粉，生活非常困難，才找到張耀祠同志求助。張耀祠寫條子請毛主席批准。毛主席也動了情，說:‘不要批了，你說該給多少錢？’張耀祠說:‘這回李訥開銷不小，給個幾千塊吧。’毛主席這才同意從稿費中支取8000塊錢給她。之後，毛主席出於對親屬的一視同仁，又分別給賀子珍、江青、李敏各8000元，作為生活補貼之用。」
採訪進行了6個小時，吳連登絲毫沒有倦意。每每提起主席，他總是情緒激動，「我尊敬主席，也崇拜主席。我是一個小小的管理員，不敢全面評價主席，但我希望能通過這些微小的側面，讓大家了解中國的偉大領袖！」
來源：人民網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本文摘自《歷史的見證：「文革」的終結》，薛慶超 著，人民出版社，2008.11
周恩來辭世後，國務院總理之職不可久懸。「四人幫」中的張春橋早就覬覦著國務院總理的職位。「文化大革命」以來，他費盡心機，瘋狂地影射、攻擊周恩來；策動「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把鬥爭矛頭指向第一副總理鄧小平，無不包含著篡奪國務院總理職務的“禍心”。然而，張春橋卻打錯了算盤。1976年1月21日和28日，毛澤東先後提議，由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經過討論，一致通過了毛澤東的提議。
1976年2月2日，中共中央發出1976年1號文件《中共中央通知》，正式向全黨通報：由華國鋒同志任國務院代總理。在葉劍英同志生病期間，由陳錫聯同志負責主持中央軍委工作。
這個文件的下發，是一個重要信號，它表明，毛澤東已經決心用新的接班人華國鋒，來取代他自1973年以來所委以重任，寄予信任，重點培養的接班人鄧小平。從此，由華國鋒代替鄧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和國務院的領導工作。
按照毛澤東的這一決策，雖然國務院總理的職務沒有交給周恩來和全黨全國人民寄予厚望的鄧小平，但是也沒有交給「四人幫」。這就為以後的歷史發展留下了機會，使黨和人民粉碎「四人幫」的鬥爭能夠較為順利地進行。
華國鋒，山西交城人，生於1921年2月，1938年在抗日戰爭的烽火中加入中國共產黨，是典型的「三八式」幹部。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曾任交城縣抗日救國聯合會主任，中共交城縣委書記兼縣大隊政治委員，中共陽曲縣委書記兼縣大隊政治委員。
在解放戰爭進入戰略進攻階段以後，人民解放軍渡江南下、向華南廣大地區進軍時，華國鋒是「南下幹部」之一。
新中國建立後，華國鋒歷任中共湘陰縣委書記兼縣人民武裝部政治委員，中共湘潭縣委書記兼縣人民武裝部政治委員，中共湘潭地委副書記兼湘潭地區行政公署專員，中共湘潭地委書記。由於湘潭是毛澤東主席的家鄉，因此華國鋒的工作情況開始受到毛澤東的注意。以後，華國鋒被提拔到湖南省委工作，任省委統戰部長。
1959年廬山會議以後，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因被打成「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的重要成員而遭到撤職。中共湖南省委因此而改組。經毛澤東提名，華國鋒任中共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同時兼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長。
毛澤東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曾多次到湖南視察工作。華國鋒或彙報工作，或陪同視察，與毛澤東的接觸日益增多，在毛澤東的頭腦里留下了較好的印象。
「文化大革命」爆發後的初期階段，華國鋒也曾受到過一些衝擊。但很快在1968年湖南省革命委員會成立時，作為“革命領導幹部的代表”參加了“三結合”，擔任湖南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華國鋒第一次進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被選為中央委員。以後，又相繼擔任湖南省革命委員會代主任、主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兼人民解放軍廣州軍區政治委員和湖南省軍區第一政治委員，成為集湖南省黨、政、軍主要領導職務於一身的重要人物，是湖南省名副其實的“第一把手”。
1970年廬山會議以後，林彪反革命集團加緊進行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1971年，毛澤東為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團作準備，在視察大江南北時，曾在長沙對華國鋒談過關於林彪的問題，表示了對華國鋒的極大信任。湖南以外的中國人和外國人第一次知道華國鋒的名字，主要始於毛澤東在1970年12月18日同美國新聞記者埃德加·斯諾的一次談話。毛澤東在談到家鄉湖南的情況時說：「湖南省的人物也出來幾個了。第一個是湖南省委現在的第一書記華國鋒，是老人。」毛澤東在這裏說的“老人”，是指華國鋒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是湖南省委的負責人之一，是過去湖南省委的“老人”的意思。當斯諾把毛澤東同他的談話內容整理成文章，在美國《生活》雜誌發表後，因其中談到中美關係和尼克遜訪華等極為敏感的國際問題，在全世界引起了極大的反響和震動。華國鋒的名字亦開始被外國人所注意。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團發動的武裝政變後，國內開展批林整風運動，先後下發了幾批內部文件，向黨內外廣大群眾傳達。《毛主席會見美國友好人士斯諾的談話紀要》，即為其中之一。於是，中國人也從中知道了華國鋒的名字。
「九·一三」事件後，經毛澤東提議，華國鋒被調入中央工作，先後擔任國務院業務組副組長、組長。1973年5月，華國鋒和王洪文、吳德一起列席中央政治局會議，並參加中央政治局的工作。1973年8月，華國鋒在中共十大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1975年1月，在四屆人大上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部長。
華國鋒被毛澤東親自選定為國務院代總理，一下子堵住了張春橋陰謀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路子」。張春橋眼睜睜地看著自己朝思暮想、日夜盼望的國務院總理的位置一下子落到了華國鋒手裏，雖然氣急敗壞，但是又無可奈何。聯想到1975年中共中央一號文件任命鄧小平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張春橋氣不打一處來，非常憤恨地在筆記本上寫下了一則《有感》，以發泄他對毛澤東的重要決策的強烈不滿，赤裸裸地暴露出他反革命野心家的真面目。
張春橋這樣寫道：
又是一個一號文件。
去年發了一個一號文件。
真是得志更猖狂。
來得快，來得凶，垮得也快。
錯誤路線總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於一時，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開始一個什麼新「時代」了。他們總是過高地估計自己的力量。
人民是決定的因素。
代表人民的利益，為大多數人謀利益，在任何情況下，都站在人民群眾一邊，站在先進分子一邊，就是勝利，反之，必然失敗。正是：
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
千門萬戶日，總把新桃換舊符。
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
張春橋在《有感》中，把自己打扮成一副「代表人民的利益，為大多數人謀利益，在任何情況下，都站在人民群眾一邊」的樣子。實際上，「文化大革命」以來他的所作所為，絲毫也沒有代表人民的利益，絲毫也沒有為大多數人謀利益，絲毫也沒有站在人民群眾的一邊。相反，他始終代表著「四人幫」的利益，為「四人幫」謀利益，在任何情況下，都站在「四人幫」一邊，為「四人幫」篡奪黨和國家的權力，為製造「文化大革命」的動亂局面，或出謀劃策，或下達指令，或直接指揮，對黨和國家犯下了累累罪行。
擠掉了。”他還指責說：「這幾天報紙登唁電數量太多，太集中」，並具體要求以後唁電版面要往後放。在「周恩來同志追悼大會」舉行的前一天，由姚文元一手策劃於1976年1月14日在《人民日報》第一版以通欄標題刊登《大辯論帶來大變化——清華大學教育革命和各項工作出現新面貌》的長篇文章，胡說什麼：“近來，全國人民都關心清華大學關於教育革命的大辯論。”公然信口雌黃，偽造民意。
在舉行「周恩來同志追悼大會」的同一天，「四人幫」控制的《人民日報》不去反映中國人民的悲痛心情，卻又拋出“梁效”的黑文《教育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胡說什麼“樹欲靜而風不止，鬥爭並沒有止息”。
1976年2月13日，《光明日報》在第一版刊登了一篇題為《孔丘之憂》的文章，用極其惡毒的語言影射攻擊周恩來，把悼念周恩來逝世的中國人民誣衊為「哭喪婦」。這篇文章寫道，“讓舊制度的‘哭喪婦’抱著孔丘的骷髏去憂心如焚、呼天號地吧。我們偉大的祖國‘到處鶯歌燕舞’，無產階級教育革命正在勝利前進!”其手段之卑鄙，令人髮指。「四人幫」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國人民的強烈憤慨。
2月份，在「四人幫」的策划下，以《紅旗》雜誌第二期發表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的《回擊科技界的右傾翻案風》和《人民日報》發表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繼續和深入》為起點，「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再次掀起新的“浪潮”。針對1975年的全面整頓，矛頭對著鄧小平和在各個領域主持整頓工作負責人的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文章，在報刊上連篇累牘地拋了出來。一時篇篇黑文猶如滔滔濁浪翻滾而來，大有排山倒海、鋪天蓋地之勢。
「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再度“升級”。
2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將《打招呼的講話要點》擴大傳達範圍，傳達到黨內外群眾。
2月6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央軍委關於停止學習和貫徹執行1975年7月鄧小平、葉劍英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的文件。
2月25日，中共中央召開有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負責人參加的會議。會上傳達了毛澤東自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的多次談話。
在這次會議上，已經受命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華國鋒，於2月25日代表中央在會上講話。他要求與會的領導幹部「深入揭發批判鄧小平同志的修正主義路線錯誤」。
針對當時與會的許多領導幹部，對批判鄧小平很不理解，難以接受，思想上轉不過來彎子等問題，華國鋒要求大家，「在揭發批判過程中轉好彎子」。
華國鋒在講話中，還要求到會的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負責人「把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開展起來」。
華國鋒還說：「毛主席說，錯了的，中央負責。政治局認為，主要是鄧小平同志負責。」
會議期間，張春橋多次攻擊鄧小平是「壟斷資產階級」、“買辦資產階級”、“對內搞修正主義，對外搞投降主義”。
江青於會議期間，在3月2日擅自召集十二省、區領導幹部會議，並發表長篇講話。她拉開架勢，信口開河，胡說八道，大放厥詞，集中攻擊誣衊鄧小平。同時，吹捧武則天、吹捧呂后，借古喻今，為自己篡黨奪權製造輿論。江青說：
“鄧小平這種事，恐怕很多同志不知道內幕，當然我知道的也不太多。不過，我是一個首當其衝的人物。他在去年4月底，不請示主席，擅自鬥爭一個政治局委員，從4月底一直斗我到6月。鄧小平是謠言公司的總經理，他的謠言散佈的很多……
“首先打我。因為他知道我是一個過了河的卒子。在捍衛主席革命路線上，我是一個過了河的卒子，我很光榮。我這個過了河的卒子，能夠吃掉他那個反革命老帥，所以他首先打我……
“他七五年一月出來，剛剛只有一年多嘛。不過我對他一直有警惕，有這麼一個問號。這個人出來以後，從來不說一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有什麼偉大的成果……
“據這次揭發，他家的常客是什麼人呢?李井泉、胡喬木、胡耀邦，還有王海容、唐聞生，還有什麼人，我就搞不清了，那都是無話不說，交待任務的……
“鄧小平說我是個勇敢分子。現在看來，全國的謠言都是鄧小平弄的。說我一切職務撤銷，下放勞動啊，說我已經自殺了。其他的，人家不給我看，說怕我看了生氣……
“別人造謠說我是武則天。我說，在階級問題上，我比她先進，但在才幹上，我不及她。
“有人寫信給林彪說我是武則天，有人又說是呂后。我也不勝榮幸之至。呂后是沒有戴帽子的皇帝，實際上政權掌握在她手裏。她是執行法家路線的。
「武則天，一個女的，在封建社會當皇帝啊，同志們，不簡單啊，不簡單。她那個丈夫也是很厲害的，就是有病，她協助她丈夫辦理國事，這樣鍛煉了才幹。從李世民到李治的能臣，她都用，而且為她所用。她簡單嗎?但是那些個孔老二的徒子徒孫專門攻擊這樣的人。其實在春秋戰國時期就有個很厲害的女人——趙太后。同志們知道我講過這個歷史。齊威後，那都是很厲害的。他們就是用下流的東西誹謗武則天，誹謗呂后，誹謗我……」
江青的講話，不僅肆意攻擊了鄧小平，而且明目張胆地為自己在1975年春天多次受到毛澤東的批評翻案、為自己在1975年5月和6月間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幾次會議的批評翻案。有人把她的講話內容彙報給毛澤東以後，引起毛澤東極大的震怒，他憤怒地斥責說：「江青干涉太多了，單獨召開十二省講話。」
3月3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學習〈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轉發了毛澤東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關於「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多次談話。同一天，中共中央還轉發了華國鋒在中央召開的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負責同志會議上的講話。
從此，「批鄧」問題在黨內正式公開了。
就在中央召開會議期間，「四人幫」控制的輿論工具「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勢頭更加猛烈。2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梁效”、“任明”的《評“三項指示為綱”》。這篇文章誣衊說：“‘三項指示為綱’是一個否定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綱領。這個綱領的要害，是復辟資本主義。”文章不點名(但實際上已經點了名)地攻擊鄧小平，說“‘三項指示為綱’是黨內那個堅持劉少奇、林彪修正主義路線的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提出來的。”“‘三項指示為綱’，是直接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和批林批孔運動的。”
此文一出，「不肯改悔的走資派」一詞，就成了「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報刊上的一個“專有名詞”——專門用來指鄧小平，成為一種“不點名”的“點名批判”。
對於「四人幫」通過《評“三項指示為綱”》散佈的歪理邪說，廣大幹部、群眾極為反感。在全國政協直屬學習組的一次會議上，為李宗仁先生歸國作出了貢獻，並與李宗仁先生一起歸國的程思遠的發言就很有代表性。
程思遠說：「這些日子，有一個多月了，對新近開展的批‘三項指示為綱’、反擊‘右傾翻案風’，我處於非常困惑、思想紊亂的狀態。有理論問題、認識問題，更有實際問題，我都迷惑不解。在理論上，有個問題我感到糊塗。根很不理解，心裏非常難過!」程思遠講到這裏，竟然熱淚長流。
儘管廣大人民群眾對「四人幫」詆毀全面整頓、批判“三項指示為綱”的胡說八道不屑一顧，但「四人幫」仍然全力開動各種宣傳機器，與《評“三項指示為綱”》這篇毒汁四濺、暗藏殺機的黑文相呼應，接連拋出了一大批長篇理論文章。
3月1日，《紅旗》雜誌第三期發表經姚文元審定的池恆的文章《從資產階級民主派到走資派》，2月12日《人民日報》全文轉載。
在同期的《紅旗》雜誌上，還發表了初瀾的《堅持文藝革命，反擊右傾翻案風》。
3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以本報記者名義寫的《批判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的文章。
4月1日，《紅旗》雜誌第四期發表苗雨的《反擊衛生戰線的右傾翻案風》。
同期的《紅旗》雜誌還發表程越的《一個復辟資本主義的總綱——〈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剖析》。
在這些文章中，「四人幫」除了肆意誣衊鄧小平是「不肯改悔的走資派」、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算文化大革命的賬，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誣衊鄧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頓是“復辟、倒退”以外，還提出了“老幹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資派”的反動公式。根據江青關於“民主派發展到走資派是客觀的必然規律”的旨意，公然論證道：“從資產階級民主派到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從民主革命時期黨的同路人到社會主義時期的反對派、復辟派，這不正是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所走過的道路嗎?”
「四人幫」的幫派體系還公開明目張胆地叫嚷：“現在革命的對象，就是舊社會吃過糠，抗日戰爭負過傷，解放戰爭扛過槍，抗美援朝渡過江的民主派”；“現在要打倒的就是爬雪山、過草地的‘走資派’，戴紅領章、紅帽徽的‘走資派’”等等；妄圖在「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打倒從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黨政軍領導幹部，篡奪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權。
「四人幫」逆歷史潮流而動，違背中國人民的意志而行，全盤否定1975年的全面整頓，肆意攻擊在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期間作出了巨大成績的鄧小平，在報刊上影射誹謗周恩來，這種種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國人民極大的憤慨。
面對「四人幫」掀起的「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陣陣惡浪，中國人民勇敢地發出了正義的吶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