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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管家吳連登講述:毛主席和江青AA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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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管家吳連登講述:毛主席和江青AA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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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管家吳連登講述:毛主席和江青AA制

2019年09月09日 17:49

毛澤東吳連登合影

近期,關於「毛澤東留有億元遺產」的傳聞被媒體炒得沸沸揚揚,毛澤東的稿費數量也由100多萬元炒至7582萬元,甚至1.3121億元。為毛澤東管理家政長達12年的吳連登說:“如果大家了解毛主席平時是怎麼過日子的,這些謠言不攻自破!”

平板三輪帶我入中南海

如今回想,吳連登自己都覺得「像夢一般」。1958年,小學沒畢業的他考入江蘇省鹽城地委招待所當服務員。“即便是打掃衛生、端茶送水,我也總比別人快。我一趟能拿10個暖水瓶,一手提4個,兩個胳膊再各夾一個。招待所離打水的地方一趟500米,我每天5點起床,就這麼來回跑,一個人負責整整一棟樓。”

1959年,北京人民大會堂建成,從全國各地挑選服務員。鹽城只有一個名額,吳連登被選中了,分配到大會堂餐廳當服務員。1961年5月,中南海服務科科長來到人民大會堂,從近千名服務員中選拔兩名進入中南海。吳連登永遠忘不了那一天,「中南海派了一輛平板三輪車來接我們,周圍擠滿了來看熱鬧的同事。我倆把行李放在車上,跟在三輪車後面,一步步走進了中南海。」

吳連登在中南海頤年堂第一次見到了毛主席。「毛主席有個習慣,開會他基本上是第一個到,他要和陸續進來的人有面對面交流的機會。」平常業務熟練的吳連登,手抖得厲害,等走到毛主席面前,茶已經灑出了一半。

「毛主席有個習慣,凡是第一次見到的人,他都會盯著你看,問你的情況。主席問我:‘你是新來的吧,叫什麼名字?’我說我叫吳連登。主席問我的名字是誰起的,我說是一個和尚。主席笑著說:‘一聽就不是父母給起的,這個名字好。’主席又問我是哪裏人,我說是江蘇鹽城來的。他說:‘噢,咸城來的。’我說:‘不對,是鹽城。’主席笑了:‘唉,那不就是咸城嗎?’毛主席這麼幽默,我就沒那麼緊張了。」

1964年國慶節,22歲的吳連登正在天安門城樓上服務,毛主席身邊的護士長找到他,「大登,主席叫你呢!」“主席說,‘你不就是那個咸城人嗎?我可記得你呦。我要和你商量點兒事,因為我身邊有許多事情,家裏也有許多事情,都沒有人做,我想請你,能不能給我幫幫忙?’當時我既緊張又感動,主席竟然這麼客氣請我幫忙。我激動地說‘好!’,就這樣我進了毛主席的家。”

毛主席和江青AA制

吳連登最初的工作是負責雜務,搞衛生、整理庫房、打水送飯。「主席的房子是一個大概200多平方米的四合院。家裏還住著江青、李敏、李訥,以及江青的姐姐和她的女兒。」

1968年,吳連登被正式任命為管理員,毛澤東將自己的工資、家中的各項財政支出,都交給他全權管理。

吳連登遇到的最大難題就是:主席的工資總不夠用。原本毛主席領取的是國家一級工資,總數是610元。三年自然災害後,他帶頭將工資降到了三級404.80元。「一直到主席臨終的時候,這個數目再也沒變過。每月的固定開銷:黨費10元;主席的房屋包括傢具全是租用的,一月費用84元;兩個孩子的學費,原來每人15元,隨著物價上漲,提高到每人30元;江青還有一個姐姐住在這裏,每月生活費30元,也由主席支付;冬天還要取暖費30多元。大約固定花銷為200元。」

吳連登算著毛主席的幾大開支:「吃飯每月100元左右,哪怕是從中南海供應科拿回一棵菜,也要付錢。主席還有很多民主黨派的朋友,請黃炎培、章士釗他們,也是主席自己掏錢。另一個開支是抽煙,每個月將近100元,還要有幾十元的茶葉。」

毛主席還有一筆開支:湖南老家經常來人,有的是經濟困難,有的是來看病,交通食宿和走時帶的一點生活費,都由毛主席負擔。「錢不夠用時,我只能為難地去找毛主席。每一次我都拿著賬本,先給他逐一彙報這個月的開銷,主席一看我的架勢,就會問‘錢又不夠用了?’然後我要自己打報告,後面附上賬單,主席簽上字,我才能到中央特別會計室去領主席的稿費。」

「江青的工資是243元,工資領回來我就記到賬上。他們各花各的錢,這是主席交代的,就是現在通常說的AA制。」吳連登說江青最大的支出,可能是購買攝影器材和沖洗膠捲。“江青經常讓我去給她改一些衣服。沒錢的時候,她也會把白色的衣服染成灰色,過段時間又染成黑色來穿。有人說江青拿牛奶洗澡,我負責採購,沒有買過那麼多牛奶。江青當年用過的比較奢侈的東西就是髮膠,只有友誼商店可以買到。”江青常叫一些京劇界的朋友來開會。“但她每次都是中午11點散會,下午接著開,讓他們回去吃飯,減少開支。後來,江青因為錢不夠花,還曾欠過新華社8000元錢。”

毛主席的唯一享受

「主席的正餐一般是四菜一湯,一個葷菜,一個魚,一個半葷半素,一個全素。每天的食譜、菜品採購,都由我來定。我的責任重大,如果主席因為吃不好而生病,我沒法向全國人民交待。」讓吳連登苦惱的是,毛主席從來不對飯菜發表任何意見,也從來不主動說想吃什麼。所以除了四菜一湯,吳連登還要準備四個小碟。“一碟蒜泥,一碟辣椒。還有兩碟是兩道其他的菜,如果主席吃了,我明天就做給主席吃。”

有人說毛主席常吃紅燒肉,吳連登糾正說:「其實主席絕不是天天吃、每周吃,我們安排一個月吃兩三次。主席平時吃雜糧、青菜比較多,幾乎每天要吃一個紅薯,一個玉米。」

吳連登說,毛主席唯一在生活上有要求的,就是煙和茶。「茶葉,主席一直喝龍井。但抽煙,卻讓我們費盡了心思。」主席戰爭年代抽過旱煙,抽過從國民黨繳獲的紙煙和其他雜牌煙。解放後,還抽了幾年的三五牌香煙。也抽過中華、熊貓。1969年,主席對雪茄產生了興趣。“有一次,主席在游泳池召集領導開會,旁邊坐著的李先念抽著雪茄煙。主席總是看他,眼巴巴地看著。一般開會沒人給主席遞煙,李先念那天給了主席一根。主席接了過來說,‘先念啊,你抽這麼好的煙,也不告訴我。’”

吳連登開始四處打聽李先念抽的雪茄。「它是成都一個老師傅自己卷的。我們把他請到了北京,專門給主席捲煙。這個雪茄煙有個缺點,抽了容易引起咳嗽。為此,我們在裏面加了一些止咳化痰的中草藥。我們還考慮,主席畢竟年齡大了,又有煙不離手的習慣,為了保證安全,不引起火災,這個煙加了一個特殊的工藝,在30秒之內不抽,它就會自動熄滅。」

吳連登感慨地說:「如果非要說主席有什麼特權,享受了什麼生活,那麼這個抽煙,就是主席唯一的一點喜好。主席去世後,我坦誠地講,家裏沒有剩一分錢存款。」

毛澤東稿費上億,純屬造謠!

為了進一步核實毛澤東家庭財產的問題,吳連登特意去找了汪東興同志,還專門拜訪了當時的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張耀祠、中南海財務處處長劉元祥、中央辦公廳專職負責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特別財務的鄭長秋等人。

汪東興,人稱「中南海大管家」,在毛澤東身邊擔任中央警衛工作30餘年,曾任公安部副部長、中央警衛局局長、中央辦公廳主任、黨中央副主席等職,為粉碎“四人幫”發揮過特殊作用,現離休在家。

稱:「1967年3月,國務院提出了關於《毛澤東選集》、《毛澤東文選》、《毛澤東詩詞》稿酬的計算標準建議:《毛澤東選集》(1—4卷)平裝本、精裝本每套稿酬1角;《毛主席文選》稿酬每本2分5厘;《毛澤東詩詞》每本稿酬3分……」汪東興說:“‘文革’期間出版過數以億冊的《毛澤東選集》、《毛澤東語錄》、《毛澤東詩詞》等,但是毛澤東沒有拿過國內一分錢稿費。”

稱,江青曾先後5次聲稱她有權繼承毛澤東的遺產,並提出提取5000萬元給女兒和親屬,但她的要求被拒絕了。李敏、李訥也申請過,也被婉拒了,其後由中辦先後給她們二人撥下近200萬元,購買住宅和留作家用。”

「5000萬!」汪東興聽後笑了,“30多年前的5000萬是什麼概念?江青會提出如此驚人的數額?我不相信。我只記得毛主席跟我講過的,他老人家說:‘江青以為我要死了,要辦後事了,向我要15萬元,我給了她3萬。’”

1952年到1986年專職負責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特別財務的鄭長秋說:「毛主席的稿費一直是我管的,到他老人家1976年9月逝世,共計為124萬元人民幣。到1983年底,毛主席的全部稿費為157萬多元。原因是存款利息上調了。每次稿費的收入和支出都由汪東興同志簽發。」

鄭長秋回憶,當年毛主席的稿費主要用於資助黨外民主人士和特殊開支。「毛主席每年都給章士釗、王季范各2000元,分上、下半年兩次。1972年,經毛主席批示,分別給賀子珍、江青、李敏、李訥各8000元,作為生活補貼之用。」

吳連登也知道這件事情:「毛主席早有規矩,孩子們參加工作,拿到工資,他就不再補貼。最初是因為1972年李訥生下了兒子效芝後,幾十元的工資,要維持家庭生活、要請保姆、要買奶粉,生活非常困難,才找到張耀祠同志求助。張耀祠寫條子請毛主席批准。毛主席也動了情,說:‘不要批了,你說該給多少錢?’張耀祠說:‘這回李訥開銷不小,給個幾千塊吧。’毛主席這才同意從稿費中支取8000塊錢給她。之後,毛主席出於對親屬的一視同仁,又分別給賀子珍、江青、李敏各8000元,作為生活補貼之用。」

採訪進行了6個小時,吳連登絲毫沒有倦意。每每提起主席,他總是情緒激動,「我尊敬主席,也崇拜主席。我是一個小小的管理員,不敢全面評價主席,但我希望能通過這些微小的側面,讓大家了解中國的偉大領袖!」

來源:人民網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蔣介石與胡適(資料圖)

發生在1929年的國民黨批判胡適的事很少被人提起。事情還得從1929年3月15日召開的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說起。在這次大會上,上海市特別代表陳德徵提出一項《嚴厲處置反革命分子案》的議案,內稱:「凡經省及特別市黨部書面證明為反革命分子者,法院或其他法定之受理機關應以反革命處分之。如不服,得上訴。惟上級法院或其他上級法定之受理機關,如得中央黨部之書面證明,即當駁斥之。」根據陳德徵的這個議案,從拘捕、審問、定罪、處刑到執行,均不必經過任何法治機構,國民黨省市黨部有權定誰是反革命。

就在這份提案見報的當天,即3月26日,胡適立即寫信問國民黨司法部部長王寵惠:「在世界法制史上,不知哪一世紀哪一文明民族曾經有這樣一種辦法,筆之於書,立為制度的嗎?」隨後,胡適又將此信寄給國聞通訊社發表。結果三天後國聞通訊社復函,告訴胡適由於其他報紙沒有刊登,更為重要的是胡適的稿件已經被新聞檢查機關扣留,因而沒能公開發表。在胡適看來,這封信並沒有什麼軍事機密,自己又是親自署名,是以負責的態度討論國家問題,新聞檢查人的無理干涉,是對其言論自由的權利的侵犯。

僅僅過了兩天,《民國日報》卻刊出了陳德徵批判胡適的文章:「不懂得黨,不要充內行,講黨紀;不懂得主義,不要自以為是,對於主義,瞎費平章;不懂得法治,更不要冒充學者,來稱道法治。在以中國國民黨治中國的今日,老實說,一切國家底最高根本法,都是根據於總理的最高遺教。違反總理遺教,便是違反法律,違反法律,便要處以國法。這是一定的道理,不容胡說博士來胡說的。」這裏的胡說博士明顯地指向了胡適。

面對國民黨的批判,胡適採取了針鋒相對的鬥爭。

1929年4月20日,南京國民政府發表了一道保障人權的命令:「凡在中華民國法權管轄之內,無論個人或團體規章不得以非法行為侵害他人身體,自由,及財產。違者即依法嚴懲不貸。」

胡適本來對民國以來的人權狀況就不滿,認為人權被剝奪得幾乎沒有絲毫的剩餘。他指出這道命令的缺點有:一是將人權等同於「身體、自由、財產」權;二是將侵權行為主體僅限於「個人或團體」,而對黨與政府隻字不提;三是所謂「依法」完全是無稽之談。胡適在5月6日寫成了《人權與約法》,並在《新月》雜誌第二卷第4號上發表。胡適列舉了安徽大學校長劉文典因頂撞蔣介石遭到拘押和唐山的駐軍隨意拘禁商人楊潤普,嚴刑拷問,使其致傷致殘事件。胡適指出,這些都是「人治,不是法治」。面對這些事實,胡適問道:「人權在哪裏?法治在哪裏?」

隨後,胡適連續發表了《我們什麼時候才可有憲法?》《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知難,行亦不易》《名教》等文章,不僅對國民黨作出嚴厲的批判,而且矛頭直指孫中山和已被國民黨尊為神聖不可侵犯的「全黨最高領袖」的蔣介石。不久,胡適的這些文章與其他倡導人權與法治的同仁的文章結集為《人權論集》出版,胡適所作的序言中說:「我們所要建立的是批評國民黨的自由和批評孫中山的自由。上帝我們尚且可以批評,何況國民黨與孫中山?」

中央”。青島市執委會要求將胡適「逮捕解京,予以嚴懲」。9月13日,江蘇省黨部召開第四十七次執委會,通過報請中央緝捕胡適的決議案。9月14日、15日,北平、天津兩地黨部通過了提請中央逮捕胡適的議案。

隨後,各省市的黨部一哄而上,群情激憤地要求「嚴懲豎儒胡適」「查辦喪行文人胡適」“緝辦無聊文人胡適”,對胡適進行大規模的圍剿,各種謾罵、攻擊的文字充斥上海的《民國日報》、南京的《中央日報》等報刊。在批胡運動中,國民黨還將這些文章彙編成《評胡適反黨義近著》第一輯出版,並且預告還要出版第二輯。這些批胡文章的一個中心論點是認為胡適的言行已確鑿無疑地構成了“反黨罪”。認為胡適受到了“共產黨、改組派及帝國主義反宣傳”的影響,胡適的行為“為帝國主義與奸商張目,蹈賣國漢奸之所為”。

國民政府不得不考慮一種自認妥當的法子。這個法子就是轉令教育部對胡適予以警告。

時任教育部長的蔣夢麟是胡適的同學,為了完成這個燙手的任務,蔣夢麟搜腸刮肚地起草了一份含糊其辭、暗示明顯的部令給胡適,此訓令開頭就說,「為令飭事:奉行政院第3276號訓令開」,又告訴胡適“頃奉中央常會交下上海特別市執行委員會來呈一件”,接下來所有的要懲罰胡適的理由幾乎全用了上海市黨部提交的理由:

「查胡適年來言論卻有不合,如最近《新月》雜誌發表之《人權與約法》《我們什麼時候才可以有憲法》及《知難,行亦不易》等篇,不諳國內社會實際情況,誤解本黨黨義及總理學說,並洋溢出討論範圍,放言空論。按本黨黨義博大精深,自不厭黨內外人士反覆研究探討,以期有所引申發明。惟胡適身居大學校長,不但誤解黨義,且逾越學術研究範圍,任意攻擊,其影響所及,既失大學校長尊嚴,並易使社會缺乏定見之人民,對黨政生不良印象,自不能不加以糾正,以昭警示。為此擬請貴府轉飭教育部對於中國公學校長鬍適言論不合之處,加以警告,並通飭全國各大學校長切實督率教職員詳細精研本黨黨義,以免再有與此類似之謬誤見解發生。事關黨義,至希查核辦理為荷。等由,准此,自應照辦,除函復外,合行令仰該院轉飭教育部分別遵照辦理。等因,奉此,合行令仰該部即便分別遵照辦理,此令。」

暗示訓令來頭,希望胡適能就此住口,但胡適一點也不領情:「這件事完全是我胡適個人的事,我做了三篇文字,用的是我自己的姓名,與中國公學何干?你為什麼‘令中國公學’?該令殊屬分歧,故將原件退還。」

國民政府沒有對胡適進行人身限制,但採取了扼殺胡適言論的方式來終結對胡適的批判。1930年1月,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密令上海市黨部,查封《新月》雜誌第六、第七期;5月初,又查禁了《人權論集》。而胡適也知道這次被批直接影響到了他在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懂事會的董事職務,他認為在上海無法再待下去了,因而於2月8日發佈公告,辭去中國公學的校長職務,準備出洋講學去。

胡適出洋最終並未成行。辭去中國公學校長職務的胡適,過了一段輕鬆快活的日子,這段日子裡胡適以寫文章為主。國民黨對胡適的批判也日趨軟化。1930年4月,南京國民黨黨部在招待全國教育會議全體會員時,吳稚暉、楊杏佛對胡適的「知難行亦不易」觀點進行了批駁,但隨後楊杏佛又去信給胡適,說是報紙斷章取義。11月,國民黨元老胡漢民依批判胡適居心險惡,行為卑劣,目無中國。胡適堅決予以反擊,兩次去信要求胡漢民提供消息的來源。除此之外,報紙上還零星出現一些批判胡適的文章,但這已不是國民黨的喉舌人物,都是一些投機者所為了。11月底,胡適舉家遷回北平,回到了北京大學。九一八事變後,胡適同情蔣介石的內外政策,通過他自己主持創辦的《獨立評論》重新拉近了與國民黨的關係。1931年10月,胡適到南京拜見蔣介石。此後,胡適與國民黨的關係逐漸融洽,這種關係發展的最高峰就是1938年9月胡適接受了國民政府駐美大使的職務。至此,胡適這個批判國民黨和遭受國民黨批判的人,與國民黨握手言和,融為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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