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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笑談林彪叛逃:那個副統帥上哪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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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笑談林彪叛逃:那個副統帥上哪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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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笑談林彪叛逃:那個副統帥上哪去了?

2019年09月11日 17:09

他說:「今年有兩大勝利,一是揭露了林彪,二是聯合國恢復了我們的席位。要派代表團去聯合國,回來還要接待尼克遜。」然後,他又笑望著熊向暉,問:“那個‘參謀總長’呢?那個‘副統帥’上哪裏去了?”室內頓時充滿了笑聲。

1971年9月13日這個日子,因林彪反黨集團的覆滅而載入史冊。這一天,曾被捧上「副統帥」高位的林彪,由於篡黨奪權的陰謀敗露,倉皇出逃,摔死在蒙古的溫都爾汗。

林彪的陰謀敗露,主要是毛澤東主席識破了這個野心家的「廬山真面目」。

但毛澤東究竟是怎樣判斷出林彪是個陰險的兩面派呢?本文敘述的這段鮮為人知的往事,給這段非常時期的歷史作了一個有力的註腳。

深夜晉見毛主席

1971年7月9日,是一個不同尋常的日子。就在這天中午12時,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乘巴基斯坦的一架專機,秘密抵達北京。

基辛格在北京只能停留48小時。周恩來總理同他在釣魚台國賓館舉行的第一輪會談從下午4時25分持續到晚上11時半。中國方面參加會談的有:中央軍委副主席葉劍英、尚未赴任的駐加拿大大使黃華、外交部歐美司司長章文晉、禮賓司副司長王海容和翻譯冀朝鑄、唐聞生,此外還有熊向暉。熊向暉是以國務院總理助理的名義參加會談的。他於1962年接替宦鄉擔任我駐英國代辦(此時中英兩國尚未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1967年1月和其他駐外使節一起奉召回國參加「文化大革命」,挨批挨斗。1970年11月,出乎他的意料,他竟被任命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二部副部長,主管國際形勢的研究。1972年,又重新調回外交部工作。他這段軍隊履歷雖然短暫,卻和本文密切相關。

周總理在同基辛格結束了第一天會談以後,帶領中國方面參加會談的人員走到釣魚台另一座樓。他立即讓王海容打電話聯繫,問什麼時間去毛主席那裏彙報。王海容問誰去,總理讓她和唐聞生同他三個人去。電話很快就打通了。王海容對總理說:主席讓現在就去,還讓熊向暉也去。周總理吩咐王海容和唐聞生先走一步。他收拾了一下公文包,服了葯,便與熊向暉一起上了車。

周總理的轎車駛出國賓館,開往中南海。已經是午夜,街上靜寂無人。周總理默默沉思著,熊向暉則在心中迅速地篩選最近的國際大事,推斷基辛格的秘密訪問一旦公開,可能引起什麼樣的國際反響。他滿有把握地以為,毛主席找他去,是要了解國際形勢。

轎車在中南海毛澤東住地門口停下。周總理帶著熊向暉快步走進毛主席的會客室兼書房。主席身穿浴衣,站在屋子當中。總理握了握主席的手,說:「這樣晚,主席還沒休息啊。」毛主席說:“我不困。”熊向暉跟著握住老人家伸出的手,說:“主席好!”毛主席笑容滿面地說:“馬馬虎虎。”

會客室中,七張單人沙發擺成一個半圓,每兩張中間放著一個茶几。毛主席在居中的一張沙發上坐下,總理和熊向暉分坐在他兩旁。王海容坐到熊向暉旁邊,唐聞生則坐在毛主席沙發背後立燈下的一張椅子上。立燈關著,室內光線很柔和。

周總理告訴主席,基辛格到了,準備彙報他提出的問題。不想毛主席卻擺了擺手,說:那個不忙。他轉向熊向暉,開始了一場出人意外的談話。

毛主席轉移話題

毛主席從茶几上拿起一隻深褐色的小雪茄,唐聞生幫他點燃。

他深深吸了一口,仍然滿面笑容地問:「你現在還講不講‘衛生’啊?」

王海容對熊向暉解釋:「主席是問你還抽不抽煙。」她又轉向主席:“老熊是個煙鬼。”毛主席輕鬆地說:“他怎麼成了老熊了。”聽熊向暉說他已經52歲了,就說:“還不老嘛。”然後毛主席指指茶几上放著的小雪茄,說:“現在醫生不讓我抽香煙,只讓我抽這個。他們都講‘衛生’,你不講,你就抽吧,我也不‘孤立’了。”

熊向暉點燃一支小雪茄,以為這樣的寒暄可以結束了。然而,毛主席卻繼續提出一些在他看來是「寒暄」性的問題:“你在總參二部當副部長?”他回答是。

毛主席深深地吸了一口雪茄,操著濃重的湖南鄉音問:「那個‘參謀總長’姓甚名誰呀?」熊向暉一面回答“黃永勝”,一面感到不可思議:怎麼提出這樣的問題?而且把“總參謀長”說成“參謀總長”?

毛主席又問:「你同黃永勝熟悉不熟悉呀?」

答:「到總參以後,在會上認識了黃總長,沒有單獨接觸過。黃總長提到過我。」

問:「他是怎麼提到你的呀?」

答:「今年4月,黃總長在總參批陳(伯達)整風小結會上說,主席對他講,總參有篇批陳發言有水平,但主席沒有具體講是哪一篇。黃總長估計,可能是江鐘的,也可能是熊向暉的。」

毛主席說:「我指的是你的那一篇。你讀過一些馬列。」

熊向暉以為談到這裏,毛主席該聽周總理彙報了。不料老人家似乎忘記了此事,抽著小雪茄,繼續優哉游哉地同他「漫談」。主席問:“在那個小結會上,黃永勝還講了什麼?”

熊向暉回答:「小結是王新亭副總長念的。吳法憲副總長做了補充,說總參批陳整風搞得很好,自從黃總長主持總參以來,毛澤東思想紅旗舉得高,各方面工作都取得很大成績。主席和林副主席對黃總長是滿意的,各大總部,各大軍區,各軍、兵種對黃總長是尊敬的。黃總長很謙虛,說他毛澤東思想紅旗舉得還不夠高,比林副主席差得遠,在工作中還有些官僚主義。」

聽到這裏,毛主席「哦」了一聲,又問:“他們沒有講廬山的問題?”

熊向暉回答:“講了,是在批陳整風動員會上講的。

吳副總長說,總參同陳伯達沒有來往。黃總長說,他是在廬山會議開始以後才到了廬山,當時主席已經發表了《我的一點意見》,揭露了陳伯達。黃總長說,他不認識陳伯達,原來只知道陳伯達是個理論家、秀才。如果不是主席、林副主席指出來,他也看不出陳伯達搞的《恩格斯、列寧、毛主席關於稱天才的幾段語錄》有什麼問題,也可能上當受騙。以後要堅決按照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多讀一點馬列的書。”

毛主席臉上的笑容消失了。他又抽了一支雪茄,用緩慢的語調問:「廬山的事,他們就講這些?」熊向暉回答:“主要就是這些。”

1970年八九月間在廬山舉行的中共中央九屆二中全會上,當時的政治局常委陳伯達夥同林彪的老婆葉群,以及掌握軍隊大權的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煽風點火,為林彪當國家主席製造輿論。毛主席說他們「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我的一點意見》的及時發表,制止了這幕醜劇。廬山會議之後,中央開始在黨內批判陳伯達,並責成黃、吳、葉、李、邱作出檢討。將近一年過去了,熊向暉只知道陳伯達被揪了出來,其餘情況一概不知。所以,當毛主席沉默了一會兒,深深吸了一口雪茄,突然伸出左掌,用右手一個一個按下左手的手指,問熊向暉:“黃永勝和他那個軍委辦事組———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他們在廬山搞鬼,黃永勝講了沒有?”熊向暉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怔了一下,回答:“沒有聽黃總長講過。”

毛主席又問他有沒有看過「五個大將」的檢討、聽過這件事的傳達?熊向暉都只能回答沒有,因為他毫不知情。毛主席意味深長地看著熊向暉,問:“你嗅出點什麼沒有?”

大半年來,熊向暉除了批陳,一直埋頭於國際問題的研究。他對主席這個問題的回答,依然是「沒有」。毛主席轉過身來,問周總理:“‘五個大將’的檢討,你在中央批陳整風彙報會上的講話,發給總參沒有?”

周總理說:「發了,總參和軍委一共發了60多份。」

那是應該發到熊向暉這一級幹部的,而他竟毫不知情。毛主席又吸了口雪茄,沉思了片刻,用左手拍了一下茶几,突然提高了聲調,說:「他們的檢討是假的,廬山的事情還沒有完,還根本沒有解決。這個當中有鬼。他們還有後台。」

毛澤東痛批「五大將」

室內的空氣彷彿凝固了。

「他們的後台」是誰?過了一會兒,大概是想緩和一下氣氛吧,周總理委婉地說:“我過去也犯過錯誤,一經主席提醒、批評,總是努力改。這次黃永勝他們犯了錯誤,主席對他們進行了批評教育,他們做了檢討,以後也會在實踐中改正的。”

毛主席搖搖頭,說:「那個不同。你犯錯誤是陽謀,他們是陰謀。實踐證明,他們的檢討是假的,是陰謀,連熊向暉這樣的幹部都不讓知道,這不是陰謀?我歷來主張,黨內允許有公開的反對派,絕不允許暗藏的反對派。黃永勝他們搞陰謀,搞分裂,他們是暗藏的反對派。搞陰謀,搞分裂,就是搞修正主義。真正搞馬克思主義的人,就要講團結,就要光明正大。黃永勝他們光明正大嗎?完全不是。總而言之,廬山的事,根本沒有完。」

停了停,毛主席又問熊向暉有秘書沒有,寫報告、起草文件是否親自動手。聽說他是自己動手時,毛主席說:「那好。我這裏的文件,就是一個秘書管。她的任務就是收收發發。文件來了,我自己挑選重要的看,需要提點意見的,我自己動手寫,從來不讓秘書代勞。共產黨員一要動手,二是動口。動手動口,就是要動腦筋。現在一些大官、小官,自己不動手,不動口,不動腦筋,什麼事都靠秘書,聽說連科長都有秘書,搞‘秘書專政’。有的人讓自己的老婆當自己的辦公室主任,這不是共產黨的作風,是國民黨的作風。」

熊向暉聽了,心裏又是一動:讓自己的老婆當自己的辦公室主任的,不是林彪嗎?

直到此時,毛主席才結束了同熊向暉的「寒暄」,聽取周總理關於同基辛格第一天會談的彙報。熊向暉看了看錶,已是10日凌晨1點5分了。毛主席談“題外話”,竟談了將近一個鐘頭!待周總理等人離開毛主席住地時,已經2點多了。在回賓館的路上,周總理囑咐熊向暉:“今晚主席講的話,絕對不能外傳。”

10日晚,周總理、葉劍英、黃華、熊向暉等人向毛主席彙報同基辛格第二天會談的情況時,毛主席談笑風生,沒有涉及廬山會議的問題。

林彪折戟溫都爾汗

8月初,熊向暉為了治療兩年前一次車禍的後遺症,住進301醫院,住院50多天。

這期間,他仍然沒有脫離工作。8月中,根據周總理指示,由外交部起草的四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中的國際形勢和外交政策部分,讓熊向暉也參加。初稿完成後,上報周總理。周總理於9月7日在中南海召集外事口的有關同志討論,作了修改。9月11日夜,周總理在中南海再次主持會議討論修改稿,直到清晨4時。最後指定喬冠華、熊向暉和崔奇負責修改,14日交卷。9月12日下午,他們幾人在喬冠華家進行討論。

話把喬冠華叫走了。過了一會兒,喬打來電話,說他回不來了,改稿的工作暫停。緊接著,熊向暉得到通知:周總理指示,有一架三叉戟飛機向北飛去,要密切注意動向。當天晚上,熊向暉得悉,這架飛機上坐著林彪和葉群等人。聽到這個消息的人都感到十分震驚。

第二天,周總理召集有關人員到人大會堂,研究我駐蒙使館發來的特急報告。報告說:蒙古副外長約見許文益大使,告以一架中國軍用飛機在蒙古境內溫都爾汗墜毀,機上9人全部死亡。許大使遵照總理指示趕往出事地點調查拍照,然後回電說,已到溫都爾汗,飛機全部燒毀,沒有殘留文件。不久送回的照片證實,林彪、葉群等人確已粉身碎骨。

9月18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說:林彪於1971年9月13日倉皇出逃,狼狽投敵,叛黨叛國,自取滅亡。中央並要求有步驟地逐級傳達。這時,熊向暉還在住院。9月21日下午,也在該院住院的陳毅同志在軍委聽了傳達,跟熊向暉做了一次長談。他說:這樣的結果最妙,林彪自我爆炸,消除了黨內的隱患。他還說,到會的有許多老同志,中央要求與會的老同志們揭發林彪。但是陳老總不理解,為什麼由黃永勝來傳達。他還講了不少林彪歷史上不光彩的事。

9月24日下午,張才千副總長召開會議,傳達周總理當天上午同幾位副總長的談話和主席的決定:由葉劍英副主席主持軍委和總參的工作,黃、吳、李、邱「隔離反省」。

毛澤東笑念杜牧詩

兩天後,葉劍英副主席邀請喬冠華、章文晉和熊向暉到他家中談話。

葉帥說:林彪乘飛機叛逃,本來可以用導彈打下來,但是主席不同意,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葉帥說:如果打下來,解釋不清楚;如果叛逃成功,也會增加麻煩。機毀人亡的結果最理想。他還興緻勃勃地給大家念了董老(必武)在政治局討論林彪叛逃事件時寫的一首詩:鐵鳥南飛叛未成,廬山終古顯威靈。倉皇北竄埋沙磧,地下應慚漢李陵。

熊向暉當時筆錄了這首詩,並注云:「董必武同志作於1971年9月16日晨3時(在政治局討論林彪叛逃時)。葉帥轉告。」但此詩不見於《董必武詩選》,而載於葉劍英的《遠望集》,並冠以《斥林彪》的標題。

10月20日,基辛格到京。當晚9時許,周總理和葉帥、姬鵬飛、熊向暉、章文晉等到毛主席住處彙報。一見到熊向暉,毛主席就笑眯眯地問:「那個‘副統帥’呢?那個‘參謀總長’哪裏去了?」熊向暉也笑著說:“主席問我的時候,我確實不知道呀!”

毛主席打趣地問:「現在知道了吧?」熊向暉說:“現在當然知道了。”

毛主席幽默地說:「你什麼也沒嗅出來,是不是傷風了,感冒了?」他又連連地說:“我的‘親密戰友’啊!多‘親密’啊!”還念了唐朝杜牧的詩:“折戟沉沙鐵未消,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

老人家接著說:「三叉戟飛機摔在外蒙古,真是‘折戟沉沙’呀。」

10月26日,基辛格離京返美的當天,傳來聯合國第26屆大會以壓倒多數通過恢復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決議。當晚7時半,周總理在人大會堂福建廳同葉帥和有關同志討論此事。討論尚未結束,毛主席要周總理和參加討論的同志一起去他的住處。

毛主席還是穿著浴衣,很高興地同大家逐一握手。他說:「今年有兩大勝利,一是揭露了林彪,二是聯合國恢復了我們的席位。要派代表團去聯合國,回來還要接待尼克遜。」然後,他又笑望著熊向暉,問:“那個‘參謀總長’呢?那個‘副統帥’上哪裏去了?”室內頓時充滿了笑聲。

本文摘自《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熊向暉著,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本文是熊蕾(熊向暉的女兒)根據熊向暉同史學工作者李海文等人的談話寫成的。原載《新觀察》半月刊1986年第18期,1986年9月25日出版。收入本書時題目有改動。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八月七日,中國七夕情人節,中國國民黨黨史館特地以孫中山與宋慶齡當年結婚照的模樣,趕製五百套公仔,主任邵銘煌並向記者展示當年宋慶齡父親宋嘉樹寫給孫中山的英文信。邵銘煌表示,這封信主要是試探孫中山對宋慶齡的感情是否真摯。 中新社發 曾嘉 攝


 

「宋慶齡的中國國民黨黨證」將於5月29日在上海宋慶齡文物館公展,黨證的封套上有宋慶齡親筆書寫的“進國民黨證書 存”字,黨證上有“203145”的黨員編號,見證了宋慶齡早年革命實踐的一段經歷。 中新社發 潘索菲 攝

 執行宋慶齡遺囑秘聞首度曝光

□沈飛德

鄧穎超起草執行辦法

李家熾先生在1985年離休前擔任上海市人民政府機關事務管理局副局長,負責處理宋慶齡寓所和孫中山故居的行政事務,深得宋慶齡的信任。

話給他,說下午3時要送一份急件給他。有關同志專程送來中央辦公廳副主任高登榜的一封急件。信封上寫著「急送北京飯店中樓5051號房間上海機關事務管理局李家熾局長親收」,落款是“中辦高處571號”。他並不清楚信的內容,當他急切地拆開信封,內有高登榜的一封便函,內容是這樣的:

家熾同志:

送上鄧大姐關於《執行宋慶齡同志遺囑的辦法(草案)》報告(複印件)一份,請收閱。

又及:此件據述周同志說他未看過,請給他看一下,謝謝。

敬禮!

高登榜

15/6

 信中講的「述周同志」,即宋慶齡秘書杜述周。

李家熾至今保存著高登榜的信和鄧穎超關於《執行宋慶齡同志遺囑的辦法(草案)》報告的複印件。他回憶道,報告是由鄧大姐在參加上海宋慶齡骨灰安葬儀式返京後起草的,看筆跡應是她的秘書趙煒同志謄抄後,於1981年6月10日報送胡耀邦批示。胡耀邦當天就批示「同意」。6月14日,時任中央組織部長的宋任窮也批示“我完全贊成”。

《辦法》究竟有哪些具體內容呢?據李家熾先生介紹,《辦法》共有六點內容:

第一,《辦法》明確由有關的同志組成臨時小組。

第二,臨時小組由「高登榜、汪付(副)局長、李付(副)局長、杜述周、沈粹縝、童小鵬、廖承志、鄧穎超八人組成,由高登榜同志召集會議」。

第三,小組任務是「只作原則的決定,具體處理,由北京、上海兩地有關的機關及同志執行」。

第四,遺囑中凡贈款贈物,除應交國家及擬展出的交由有關機關執行外,均照遺囑執行,遺書只告接收的人員閱看原件有關部分。

第五,鄧廣殷(廖承志表兄鄧文釗之子)已有聲明,所贈書籍,不接收,交公處理。

第六,北京、上海住宅原則保留,建議由中組部、統戰部、文物機關議處後分別報中央和上海黨、政領導機關批定。

李家熾先生解釋說,當時報告中並無「八人小組」的稱法,對其他7名成員,他都熟識,有過工作接觸。其中汪志敏是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副局長,沈粹縝是鄒韜奮夫人、中國福利會秘書長,童小鵬是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廖承志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央對台工作負責人,鄧穎超是全國政協主席。

李家熾在收閱報告後,及時把有關情況向上海的黨、政領導作了彙報,市領導的意見非常明確:照中央決定辦理執行。

 高登榜在中南海三次召集會議

《辦法》只定了原則,為了具體落實《辦法》的有關精神,高登榜先後三次在中南海中央辦公廳召開「八人小組」會議。1981年6月14日上午10時30分在中南海中央辦公廳會議室召開第一次會議。會議由高登榜召集,「八人小組」成員除鄧穎超外,全部出席了。童小鵬在開會時就解釋說,鄧大姐因去中央黨校給學員講話,不能來。他首先口頭傳達了鄧大姐的有關指示:北京宋慶齡的住宅作為她的故居以及部分作為北京少年科技館用。這項工作由汪志敏執行。上海宋慶齡的住宅作為故居用,由李家熾執行。北京、上海的執行情況,由高登榜檢查,執行完畢後要寫報告報告黨中央。

童小鵬還講了鄧大姐對在宋慶齡逝世一周年時出版宋的文集的有關指示,要求將宋的遺囑處理完畢後,就著手搞文集。

據李家熾先生回憶,那天開會時讓大家傳閱宋慶齡從1979年2月起寫的幾份遺囑,因主持人沒有說遺囑不能抄錄,為了便於向上海黨、政領導彙報,李家熾便抄錄了幾份遺囑。在他的印象中,遺囑共有5份,既有中文的,也有英文的。遺囑都很簡短,抄錄並不費力。

廖承志在會上還強調,遺囑執行的時間,以最後的一份為準,如前後有矛盾可以把前面的作參考。李家熾先生說:「我領會還是以最後一份遺囑為準。」

但那天,唯獨宋慶齡的最後一份遺囑沒讓傳閱,按李家熾先生的說法是:因「八人小組」中也有人分到錢的,故不便讓大家看。宋慶齡把這份遺囑鎖在自己的卧室里,鑰匙交給深得她信任的保姆鍾興寶保管。在宋慶齡去世後,鍾興寶就把鑰匙交給了中央派來的同志。李家熾先生說,宋慶齡在一份遺囑中說,我媽媽送給我的黃金飾品是不能分的,是紀念品。對於傳閱的幾份遺囑的內容,李家熾先生說大致有以下內容:一是說北京住宅的書籍贈給鄧廣殷;二是講某一張國畫送×××,××衣服送×××,銀器餐具送×××、瓷餐具送×××;最後叮囑贈錢的問題,受贈的共有10人,各人多少不一樣,最少的500元,有的幾千元,最多的一人是l0000元。受贈錢的人主要是上海、北京寓所在宋慶齡身邊工作的同志,包括已故警衛隋學芳的兩個女兒隋永清、隋永潔。當時在會上明確:錢由兩地故居清理,上海管上海,北京管北京,贈款也由兩地故居分別處理。最後如有剩餘可作為兩地故居的房屋維修基金。

1981年6月30日,高登榜召集第二次會議,由汪志敏彙報北京宋慶齡住宅的清理情況。8月下旬,高登榜又召集了第三次會議,主要內容由李家熾彙報上海宋慶齡住宅的清理情況。

妥善處理隋家姐妹的問題

隋學芳是東北人,在東北參軍,後由公安部從中央警衛團挑選考核派到宋慶齡身邊工作。隋學芳中風後,宋慶齡考慮到他子女多,生活困難,就把他的兩個女兒隋永清、隋永潔接到家中撫養。

在李家熾先生印象中,他第一次見到隋家姐妹,是在宋慶齡北京的家中。他每次去看望宋慶齡,臨別時,宋慶齡總要叫兩個女孩子來一起送他,並喊他李局長。宋慶齡就像慈母一樣承擔起隋家姐妹的撫養、教育的責任,給予她們無微不至的關愛。這種感情集中體現在她所寫的遺囑中。

宋慶齡在遺囑中除說把自己的一些物件在她身後贈送給隋家姐妹,還向她們贈送錢款。對隋家姐妹,「八人小組」在執行宋慶齡遺囑時,完全按照《辦法》所定的“遺囑中凡贈款贈物,除應交國家及擬展出的交由有關機關執行外,均照遺囑執行”的原則執行。當「八人小組」召開第一次會議時,廖承志就妥善處理遺囑受贈人隋家姐妹的問題有專門的講話。廖承志說,遺囑中分給隋永清、隋永潔如傢具等是國家的,還要作故居佈置陳列用,國畫、油畫也不能分,總之,要保持故居的本來面目。對外國友人送給宋慶齡的禮品,按國家有關規定處理。宋慶齡的首飾是文物,不能給隋永清、隋永潔。宋慶齡的衣服可以分點給她們做紀念。按遺囑給隋永清5000元、隋永潔10000元。

  李家熾負責清理上海宋慶齡故居

在「八人小組」第一次會議上,明確對北京、上海的宋慶齡住宅進行清理,並要詳細登記建冊、上報。

高登榜在「八人小組」第二次會上說,中央已批准北京、上海兩處宋慶齡住宅做宋慶齡故居,要在10月10日辛亥革命70周年紀念時對外開放。上海孫中山故居也要對外開放。

李家熾在8月下旬召開的「八人小組」第三次會上,彙報了上海宋慶齡故居清理的情況。李家熾介紹說:上海是宋慶齡幾十年的老家,所以物品較多,清理了近一個月。在宋慶齡卧室的壁櫥文件箱裏有26件重要的歷史信件,其中有汪精衛、蔣介石、李宗仁、毛澤東等致宋慶齡的4封特別重要的信。此外,在壁櫥的一個藤製的元寶形的籃子裏,保存著孫中山所有用過的印章,包括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印等。

李家熾先生說,宋慶齡故居對外開放堅持保持原貌的原則,但有些地方為了宣傳的效果也作了補充或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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