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七日，中國七夕情人節，中國國民黨黨史館特地以孫中山與宋慶齡當年結婚照的模樣，趕製五百套公仔，主任邵銘煌並向記者展示當年宋慶齡父親宋嘉樹寫給孫中山的英文信。邵銘煌表示，這封信主要是試探孫中山對宋慶齡的感情是否真摯。 中新社發 曾嘉 攝
「宋慶齡的中國國民黨黨證」將於5月29日在上海宋慶齡文物館公展，黨證的封套上有宋慶齡親筆書寫的“進國民黨證書 存”字，黨證上有“203145”的黨員編號，見證了宋慶齡早年革命實踐的一段經歷。 中新社發 潘索菲 攝
執行宋慶齡遺囑秘聞首度曝光
□沈飛德
鄧穎超起草執行辦法
李家熾先生在1985年離休前擔任上海市人民政府機關事務管理局副局長，負責處理宋慶齡寓所和孫中山故居的行政事務，深得宋慶齡的信任。
話給他，說下午3時要送一份急件給他。有關同志專程送來中央辦公廳副主任高登榜的一封急件。信封上寫著「急送北京飯店中樓5051號房間上海機關事務管理局李家熾局長親收」，落款是“中辦高處571號”。他並不清楚信的內容，當他急切地拆開信封，內有高登榜的一封便函，內容是這樣的:
家熾同志:
送上鄧大姐關於《執行宋慶齡同志遺囑的辦法(草案)》報告(複印件)一份，請收閱。
又及:此件據述周同志說他未看過，請給他看一下，謝謝。
敬禮!
高登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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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講的「述周同志」，即宋慶齡秘書杜述周。
李家熾至今保存著高登榜的信和鄧穎超關於《執行宋慶齡同志遺囑的辦法(草案)》報告的複印件。他回憶道，報告是由鄧大姐在參加上海宋慶齡骨灰安葬儀式返京後起草的，看筆跡應是她的秘書趙煒同志謄抄後，於1981年6月10日報送胡耀邦批示。胡耀邦當天就批示「同意」。6月14日，時任中央組織部長的宋任窮也批示“我完全贊成”。
《辦法》究竟有哪些具體內容呢?據李家熾先生介紹，《辦法》共有六點內容:
第一，《辦法》明確由有關的同志組成臨時小組。
第二，臨時小組由「高登榜、汪付(副)局長、李付(副)局長、杜述周、沈粹縝、童小鵬、廖承志、鄧穎超八人組成，由高登榜同志召集會議」。
第三，小組任務是「只作原則的決定，具體處理，由北京、上海兩地有關的機關及同志執行」。
第四，遺囑中凡贈款贈物，除應交國家及擬展出的交由有關機關執行外，均照遺囑執行，遺書只告接收的人員閱看原件有關部分。
第五，鄧廣殷(廖承志表兄鄧文釗之子)已有聲明，所贈書籍，不接收，交公處理。
第六，北京、上海住宅原則保留，建議由中組部、統戰部、文物機關議處後分別報中央和上海黨、政領導機關批定。
李家熾先生解釋說，當時報告中並無「八人小組」的稱法，對其他7名成員，他都熟識，有過工作接觸。其中汪志敏是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副局長，沈粹縝是鄒韜奮夫人、中國福利會秘書長，童小鵬是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廖承志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央對台工作負責人，鄧穎超是全國政協主席。
李家熾在收閱報告後，及時把有關情況向上海的黨、政領導作了彙報，市領導的意見非常明確:照中央決定辦理執行。
高登榜在中南海三次召集會議
《辦法》只定了原則，為了具體落實《辦法》的有關精神，高登榜先後三次在中南海中央辦公廳召開「八人小組」會議。1981年6月14日上午10時30分在中南海中央辦公廳會議室召開第一次會議。會議由高登榜召集，「八人小組」成員除鄧穎超外，全部出席了。童小鵬在開會時就解釋說，鄧大姐因去中央黨校給學員講話，不能來。他首先口頭傳達了鄧大姐的有關指示:北京宋慶齡的住宅作為她的故居以及部分作為北京少年科技館用。這項工作由汪志敏執行。上海宋慶齡的住宅作為故居用，由李家熾執行。北京、上海的執行情況，由高登榜檢查，執行完畢後要寫報告報告黨中央。
童小鵬還講了鄧大姐對在宋慶齡逝世一周年時出版宋的文集的有關指示，要求將宋的遺囑處理完畢後，就著手搞文集。
據李家熾先生回憶，那天開會時讓大家傳閱宋慶齡從1979年2月起寫的幾份遺囑，因主持人沒有說遺囑不能抄錄，為了便於向上海黨、政領導彙報，李家熾便抄錄了幾份遺囑。在他的印象中，遺囑共有5份，既有中文的，也有英文的。遺囑都很簡短，抄錄並不費力。
廖承志在會上還強調，遺囑執行的時間，以最後的一份為準，如前後有矛盾可以把前面的作參考。李家熾先生說:「我領會還是以最後一份遺囑為準。」
但那天，唯獨宋慶齡的最後一份遺囑沒讓傳閱，按李家熾先生的說法是:因「八人小組」中也有人分到錢的，故不便讓大家看。宋慶齡把這份遺囑鎖在自己的卧室里，鑰匙交給深得她信任的保姆鍾興寶保管。在宋慶齡去世後，鍾興寶就把鑰匙交給了中央派來的同志。李家熾先生說，宋慶齡在一份遺囑中說，我媽媽送給我的黃金飾品是不能分的，是紀念品。對於傳閱的幾份遺囑的內容，李家熾先生說大致有以下內容:一是說北京住宅的書籍贈給鄧廣殷；二是講某一張國畫送×××，××衣服送×××，銀器餐具送×××、瓷餐具送×××；最後叮囑贈錢的問題，受贈的共有10人，各人多少不一樣，最少的500元，有的幾千元，最多的一人是l0000元。受贈錢的人主要是上海、北京寓所在宋慶齡身邊工作的同志，包括已故警衛隋學芳的兩個女兒隋永清、隋永潔。當時在會上明確:錢由兩地故居清理，上海管上海，北京管北京，贈款也由兩地故居分別處理。最後如有剩餘可作為兩地故居的房屋維修基金。
1981年6月30日，高登榜召集第二次會議，由汪志敏彙報北京宋慶齡住宅的清理情況。8月下旬，高登榜又召集了第三次會議，主要內容由李家熾彙報上海宋慶齡住宅的清理情況。
妥善處理隋家姐妹的問題
隋學芳是東北人，在東北參軍，後由公安部從中央警衛團挑選考核派到宋慶齡身邊工作。隋學芳中風後，宋慶齡考慮到他子女多，生活困難，就把他的兩個女兒隋永清、隋永潔接到家中撫養。
在李家熾先生印象中，他第一次見到隋家姐妹，是在宋慶齡北京的家中。他每次去看望宋慶齡，臨別時，宋慶齡總要叫兩個女孩子來一起送他，並喊他李局長。宋慶齡就像慈母一樣承擔起隋家姐妹的撫養、教育的責任，給予她們無微不至的關愛。這種感情集中體現在她所寫的遺囑中。
宋慶齡在遺囑中除說把自己的一些物件在她身後贈送給隋家姐妹，還向她們贈送錢款。對隋家姐妹，「八人小組」在執行宋慶齡遺囑時，完全按照《辦法》所定的“遺囑中凡贈款贈物，除應交國家及擬展出的交由有關機關執行外，均照遺囑執行”的原則執行。當「八人小組」召開第一次會議時，廖承志就妥善處理遺囑受贈人隋家姐妹的問題有專門的講話。廖承志說，遺囑中分給隋永清、隋永潔如傢具等是國家的，還要作故居佈置陳列用，國畫、油畫也不能分，總之，要保持故居的本來面目。對外國友人送給宋慶齡的禮品，按國家有關規定處理。宋慶齡的首飾是文物，不能給隋永清、隋永潔。宋慶齡的衣服可以分點給她們做紀念。按遺囑給隋永清5000元、隋永潔10000元。
李家熾負責清理上海宋慶齡故居
在「八人小組」第一次會議上，明確對北京、上海的宋慶齡住宅進行清理，並要詳細登記建冊、上報。
高登榜在「八人小組」第二次會上說，中央已批准北京、上海兩處宋慶齡住宅做宋慶齡故居，要在10月10日辛亥革命70周年紀念時對外開放。上海孫中山故居也要對外開放。
李家熾在8月下旬召開的「八人小組」第三次會上，彙報了上海宋慶齡故居清理的情況。李家熾介紹說:上海是宋慶齡幾十年的老家，所以物品較多，清理了近一個月。在宋慶齡卧室的壁櫥文件箱裏有26件重要的歷史信件，其中有汪精衛、蔣介石、李宗仁、毛澤東等致宋慶齡的4封特別重要的信。此外，在壁櫥的一個藤製的元寶形的籃子裏，保存著孫中山所有用過的印章，包括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印等。
李家熾先生說，宋慶齡故居對外開放堅持保持原貌的原則，但有些地方為了宣傳的效果也作了補充或調整。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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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與華國鋒（資料圖）
筆者在查閱1977年4月13日的上海《解放日報》時，見到一整版以「本報大批判組」名義發表的“揭批張春橋在《解放日報》期間的反革命罪行”的長文，那標題頗為驚人：《喬裝“左派”的極右派》！
此文雖說是「批判張春橋」，但卻是把張春橋作為“極右派”加以批判的。張春橋明明是極左派，怎麼會成了“極右派”呢？這種理論上的謬誤，充滿粉碎「四人幫」不久的中國報刊。這種理論上的謬誤，追根溯源，出自華國鋒。
也就是在粉碎「四人幫」後一星期，華國鋒對參加“打招呼”會議西北組高級幹部的講話中，論及「四人幫」時，作出了極其錯誤的結論：「四人幫」是“極右派”！
華國鋒說，「四人幫」這個“反革命黑幫的社會基礎是地富反壞和新老資產階級”，“他們是資產階級在我們黨內的典型代表”。
「毛的遺孀被捕」，當時韋德用的標題便是《華粉碎極左分子》。也就是說，在「四人幫」被捕時，韋德便清楚地判定他們是一夥“極左分子”。
可是，作為「英明領袖」的華國鋒，卻連普通的外國記者都不如！
華國鋒對海外報刊加以駁斥道：“答案只有一個：他們(引者註：指「四人幫」)是極右派，是徹頭徹尾的走資派，是窮凶極惡的反革命派。什麼‘左派’，什麼‘激進派’！他們路線右得不能再右了。”
華國鋒為什麼會作出「四人幫」是“極右派”的結論呢？追根溯源，因為毛澤東曾對林彪作出不是“極左”而是「極右」的論斷。於是，“忠於偉大領袖毛澤東”的華國鋒，很自然地也就作出了「四人幫」不是“極左”而是「極右」的推論。
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之後，毛澤東發動了「批林整風」運動。批判林彪時，理所當然批判林彪的極左。
周恩來深受極左之苦。從1971年底開始，周恩來先後在全國計劃會議、公安會議、科學會議上，明確提出在「批林整風」中要批判極左思潮。
1972年6月28日，毛澤東在會見斯里蘭卡共和國總理班達拉奈克夫人時說：「我們的‘左派’是一些什麼人呢？就是火燒英國代辦處的那些人。今天打倒總理，明天要打倒陳毅，後天要打倒葉劍英。」
毛澤東又說：「這些所謂‘左派’，其實就是反革命。總後台叫林彪。」
所以，按照毛澤東的意見，林彪是極左派的「總後台」。批判林彪，就是要批判極左。在林彪事件之後，毛澤東委託周恩來管《人民日報》。既然毛澤東也認為要批判林彪的極左，於是，在1972年8月初，周恩來指示《人民日報》要加強對極左思潮的批判。周恩來說：“你們對極左思潮沒有批透。極左思潮不批透，你們就沒有勇氣貫徹黨的正確路線。”
批判極左，觸動了江青一夥。這是因為江青一夥和林彪一樣，都是極左派。批判林彪的極左，很多方面觸及了江青一夥。這樣，就在周恩來8月初那次講話後的幾天，張春橋、姚文元便找《人民日報》負責人打招呼：「批判極左思潮不要過頭！」
但是，《人民日報》堅決貫徹周恩來的指示。
就在這之前，《人民日報》理論部收到來自黑龍江的一篇稿子，寫的是反對無政府主義、整頓老大難工廠的問題。當時，《人民日報》有個「看大樣小組」，王若水是這個小組的成員。他看了黑龍江的稿子大樣，認為很好，正是可以用來批判極左思潮。於是，他動手對這篇文章作了許多修改。這樣，《人民日報》在1972年10月14日便發表署名「龍岩」的《無政府主義是假馬克思主義騙子的反革命工具》，批判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這「龍岩」，便是中共黑龍江省委理論組的筆名。
另外，同一版上還發表了其他兩篇批「左」的文章。於是，組成一個批「左」的專版，頗為醒目。
黑龍江省委理論組文章的寫作，跟華國鋒還有點關係。
在粉碎「四人幫」之後，中共黑龍江省委理論組曾和《人民日報》理論部聯名寫了一篇文章，透露此文情況：
機廠、汽輪機廠、富拉爾基重型機械廠負責人，聽取彙報。華國鋒同志指示說：「要發動群眾好好地批無政府主義」。李先念同志指示說：“無政府主義是反動的東西”，“不反不行”。三個大廠遵照中央領導同志的上述指示，大批無政府主義和極左思潮，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建立生產指揮系統，健全規章制度，落實生產指標，很快克服了經營管理上的無政府狀態。為此，黑龍江省委作出了在全省範圍內認真傳達貫徹中央領導指示的決議。同時，省委理論組撰寫了署名龍岩的文章，交給《人民日報》理論部。
「龍岩」的文章，引起了“左派”理論家張春橋和姚文元的極度不滿。由張春橋、姚文元控制的上海《文匯報》立即作出反應。
《文匯報》在上海召開了「工人座談會」，對《人民日報》上「龍岩」的文章表示“異議”。1972年11月4日，上海《文匯報》的內部刊物《文匯情況》，發表了這次“工人座談會紀要”，認為「龍岩」的文章是“錯誤”的，是“否定‘文革’”、“右傾回潮”。
也就在這時，1972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外交部在《關於召開外事會議的請示報告》中，提出「徹底批判林彪反黨集團煽動的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這一請示報告送中共中央政治局閱批時，引發了周恩來與江青一夥的直接交鋒。
11月30日，周恩來在報告上批示：「擬同意。」
12月1日，張春橋在報告上批示：「當前的主要問題是否仍然是極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極左和無政府主義？我正在考慮。」張春橋這“正在考慮”，打的是“拐彎球”。
江青則直截了當，在12月2日批示：“我個人認為應批林彪賣國賊的極右，同時批他在某些問題上的形「左」實右。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時也應著重講一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
江青的批示，使人們不由得記起毛澤東在1966年8月5日所寫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毛澤東當時這樣批判劉少奇：
聯繫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的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
在批判林彪時，把林彪稱為「劉少奇一類騙子」，也就是把林彪等同於劉少奇。既然毛澤東當年認為劉少奇“形‘左’實右”，那麼林彪當然也是“形‘左’實右”。
就在周恩來和張春橋、江青兩種意見針鋒相對之際，12月5日，《人民日報》社王若水給毛澤東寫了一信。王若水在信中寫道：
今年8月1日，總理在一次談話中指出：《人民日報》等單位，極左思潮沒有批透；「左」的不批透，右的東西也會抬頭。我很同意總理這個提法。總理講的是機關內部的運動，但我覺得對報紙宣傳也是適用的。
王若水在信中還向毛澤東反映，張春橋、姚文元不同意批判極左。
看來，最後要由毛澤東進行「裁決」了。
這時的毛澤東，改變了自己最初關於林彪是極左派後台的說法。他在1972年12月17日對張春橋、姚文元這樣說：
批極左，還是批右？有人寫信給我，此人叫王若水。
極左思潮少批一點吧。
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對。是極左？是極右。修正主義，分裂，陰謀詭計，叛黨叛國。
毛澤東的話，一言九鼎。
張春橋、姚文元把毛澤東的談話精神寫入兩報一刊社論。
於是，1973年元旦兩報一刊發表的社論《新年獻詞》中，強調了「批林整風」的重點是批判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極右實質。
《新年獻詞》指出：
他們的罪惡目的就是要從根本上改變黨在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改變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
我們一定要抓住這個實踐，進行深入的批判。
從此，「批林整風」不再批林彪的極左，而是批林彪的極右。
毛澤東以為林彪不是極左，而是極右，其實因為毛澤東的晚年陷入了「左」的迷誤。毛澤東「左」，所以在他看來，林彪是右。誠如鄧小平所指出：
毛澤東同志從1957年開始犯了「左」的錯誤，最「左」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把林彪定為「極右」的根本原因在於：“文革”本身就是「左」。如果批林彪批極左，其結果會引發對於“文革”的批判；把林彪定為「極右」。批「極右」，則越批越「左」，正符合當時極左路線的需要。
前文已經寫及，華國鋒跟「龍岩」一文還有一點瓜葛。華國鋒親自經歷了1972年那場關於“批判極左思潮”的風波，他知道毛澤東的“最後裁決”。既然毛澤東在1972年認定林彪是「極右」，華國鋒“照過去方針辦”，也就在粉碎「四人幫」之後把「四人幫」定為「極右」了！
毛澤東晚年陷入「左」的迷誤，華國鋒繼承了毛澤東的「左」的迷誤，所以也就在批判「四人幫」時陷入了「左」的迷誤。
其實，華國鋒本身的思想也「左」，所以能夠完全接受毛澤東晚年「左」的思想。華國鋒把「四人幫」定為「極右」，這同樣由於：他本身就是「左」，而且他要肯定“文革”。如果批「四人幫」批極左，其結果會引發對於“文革”的批判，引發對他的批判；把「四人幫」定為「極右」，批「極右」，則越批越「左」，正符合其「左」的路線的需要。
這樣，華國鋒認定「四人幫」是「極右」，也就把對「四人幫」的批判限定框框：揭批「四人幫」不能涉及“文革”的「左」的錯誤，也不能涉及“文革”前的「左」的錯誤。
由於華國鋒把「四人幫」定為「極右」，使批判「四人幫」的鬥爭無法深入下去。
據《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回憶，在1977年10月14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兩篇文章，提出「四人幫」和林彪的“假左偽裝”。這表明，跟當時所說的「極右」已經有所不同，把「左」提了出來，儘管稱之為“假左”。很巧，恰恰也是在10月14日——五年前的這天，《人民日報》發表了「龍岩」的那篇文章。
《人民日報》很快受到來自「上面」的批評。
1978年3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黑龍江為1972年「龍岩」批「左」翻案的文章。藉助於舊事重提，《人民日報》透露了今日也應該批「左」之意。
《人民日報》為此又受到了來自「上面」的批評。
但是，後來《人民日報》還是發表了《評「四人幫」的極左》一文，對「四人幫」的極左實質進行了深刻的分析，這才使「上面」不再提「四人幫」是「極右」了，而改為提“假左真右”。
直至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在鄧小平的領導之下，這才最後論定了「四人幫」的極左本質。這是後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