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七日，中國七夕情人節，中國國民黨黨史館特地以孫中山與宋慶齡當年結婚照的模樣，趕製五百套公仔，主任邵銘煌並向記者展示當年宋慶齡父親宋嘉樹寫給孫中山的英文信。邵銘煌表示，這封信主要是試探孫中山對宋慶齡的感情是否真摯。 中新社發 曾嘉 攝
「宋慶齡的中國國民黨黨證」將於5月29日在上海宋慶齡文物館公展，黨證的封套上有宋慶齡親筆書寫的“進國民黨證書 存”字，黨證上有“203145”的黨員編號，見證了宋慶齡早年革命實踐的一段經歷。 中新社發 潘索菲 攝
執行宋慶齡遺囑秘聞首度曝光
□沈飛德
鄧穎超起草執行辦法
李家熾先生在1985年離休前擔任上海市人民政府機關事務管理局副局長，負責處理宋慶齡寓所和孫中山故居的行政事務，深得宋慶齡的信任。
話給他，說下午3時要送一份急件給他。有關同志專程送來中央辦公廳副主任高登榜的一封急件。信封上寫著「急送北京飯店中樓5051號房間上海機關事務管理局李家熾局長親收」，落款是“中辦高處571號”。他並不清楚信的內容，當他急切地拆開信封，內有高登榜的一封便函，內容是這樣的:
家熾同志:
送上鄧大姐關於《執行宋慶齡同志遺囑的辦法(草案)》報告(複印件)一份，請收閱。
又及:此件據述周同志說他未看過，請給他看一下，謝謝。
敬禮!
高登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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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講的「述周同志」，即宋慶齡秘書杜述周。
李家熾至今保存著高登榜的信和鄧穎超關於《執行宋慶齡同志遺囑的辦法(草案)》報告的複印件。他回憶道，報告是由鄧大姐在參加上海宋慶齡骨灰安葬儀式返京後起草的，看筆跡應是她的秘書趙煒同志謄抄後，於1981年6月10日報送胡耀邦批示。胡耀邦當天就批示「同意」。6月14日，時任中央組織部長的宋任窮也批示“我完全贊成”。
《辦法》究竟有哪些具體內容呢?據李家熾先生介紹，《辦法》共有六點內容:
第一，《辦法》明確由有關的同志組成臨時小組。
第二，臨時小組由「高登榜、汪付(副)局長、李付(副)局長、杜述周、沈粹縝、童小鵬、廖承志、鄧穎超八人組成，由高登榜同志召集會議」。
第三，小組任務是「只作原則的決定，具體處理，由北京、上海兩地有關的機關及同志執行」。
第四，遺囑中凡贈款贈物，除應交國家及擬展出的交由有關機關執行外，均照遺囑執行，遺書只告接收的人員閱看原件有關部分。
第五，鄧廣殷(廖承志表兄鄧文釗之子)已有聲明，所贈書籍，不接收，交公處理。
第六，北京、上海住宅原則保留，建議由中組部、統戰部、文物機關議處後分別報中央和上海黨、政領導機關批定。
李家熾先生解釋說，當時報告中並無「八人小組」的稱法，對其他7名成員，他都熟識，有過工作接觸。其中汪志敏是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副局長，沈粹縝是鄒韜奮夫人、中國福利會秘書長，童小鵬是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廖承志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央對台工作負責人，鄧穎超是全國政協主席。
李家熾在收閱報告後，及時把有關情況向上海的黨、政領導作了彙報，市領導的意見非常明確:照中央決定辦理執行。
高登榜在中南海三次召集會議
《辦法》只定了原則，為了具體落實《辦法》的有關精神，高登榜先後三次在中南海中央辦公廳召開「八人小組」會議。1981年6月14日上午10時30分在中南海中央辦公廳會議室召開第一次會議。會議由高登榜召集，「八人小組」成員除鄧穎超外，全部出席了。童小鵬在開會時就解釋說，鄧大姐因去中央黨校給學員講話，不能來。他首先口頭傳達了鄧大姐的有關指示:北京宋慶齡的住宅作為她的故居以及部分作為北京少年科技館用。這項工作由汪志敏執行。上海宋慶齡的住宅作為故居用，由李家熾執行。北京、上海的執行情況，由高登榜檢查，執行完畢後要寫報告報告黨中央。
童小鵬還講了鄧大姐對在宋慶齡逝世一周年時出版宋的文集的有關指示，要求將宋的遺囑處理完畢後，就著手搞文集。
據李家熾先生回憶，那天開會時讓大家傳閱宋慶齡從1979年2月起寫的幾份遺囑，因主持人沒有說遺囑不能抄錄，為了便於向上海黨、政領導彙報，李家熾便抄錄了幾份遺囑。在他的印象中，遺囑共有5份，既有中文的，也有英文的。遺囑都很簡短，抄錄並不費力。
廖承志在會上還強調，遺囑執行的時間，以最後的一份為準，如前後有矛盾可以把前面的作參考。李家熾先生說:「我領會還是以最後一份遺囑為準。」
但那天，唯獨宋慶齡的最後一份遺囑沒讓傳閱，按李家熾先生的說法是:因「八人小組」中也有人分到錢的，故不便讓大家看。宋慶齡把這份遺囑鎖在自己的卧室里，鑰匙交給深得她信任的保姆鍾興寶保管。在宋慶齡去世後，鍾興寶就把鑰匙交給了中央派來的同志。李家熾先生說，宋慶齡在一份遺囑中說，我媽媽送給我的黃金飾品是不能分的，是紀念品。對於傳閱的幾份遺囑的內容，李家熾先生說大致有以下內容:一是說北京住宅的書籍贈給鄧廣殷；二是講某一張國畫送×××，××衣服送×××，銀器餐具送×××、瓷餐具送×××；最後叮囑贈錢的問題，受贈的共有10人，各人多少不一樣，最少的500元，有的幾千元，最多的一人是l0000元。受贈錢的人主要是上海、北京寓所在宋慶齡身邊工作的同志，包括已故警衛隋學芳的兩個女兒隋永清、隋永潔。當時在會上明確:錢由兩地故居清理，上海管上海，北京管北京，贈款也由兩地故居分別處理。最後如有剩餘可作為兩地故居的房屋維修基金。
1981年6月30日，高登榜召集第二次會議，由汪志敏彙報北京宋慶齡住宅的清理情況。8月下旬，高登榜又召集了第三次會議，主要內容由李家熾彙報上海宋慶齡住宅的清理情況。
妥善處理隋家姐妹的問題
隋學芳是東北人，在東北參軍，後由公安部從中央警衛團挑選考核派到宋慶齡身邊工作。隋學芳中風後，宋慶齡考慮到他子女多，生活困難，就把他的兩個女兒隋永清、隋永潔接到家中撫養。
在李家熾先生印象中，他第一次見到隋家姐妹，是在宋慶齡北京的家中。他每次去看望宋慶齡，臨別時，宋慶齡總要叫兩個女孩子來一起送他，並喊他李局長。宋慶齡就像慈母一樣承擔起隋家姐妹的撫養、教育的責任，給予她們無微不至的關愛。這種感情集中體現在她所寫的遺囑中。
宋慶齡在遺囑中除說把自己的一些物件在她身後贈送給隋家姐妹，還向她們贈送錢款。對隋家姐妹，「八人小組」在執行宋慶齡遺囑時，完全按照《辦法》所定的“遺囑中凡贈款贈物，除應交國家及擬展出的交由有關機關執行外，均照遺囑執行”的原則執行。當「八人小組」召開第一次會議時，廖承志就妥善處理遺囑受贈人隋家姐妹的問題有專門的講話。廖承志說，遺囑中分給隋永清、隋永潔如傢具等是國家的，還要作故居佈置陳列用，國畫、油畫也不能分，總之，要保持故居的本來面目。對外國友人送給宋慶齡的禮品，按國家有關規定處理。宋慶齡的首飾是文物，不能給隋永清、隋永潔。宋慶齡的衣服可以分點給她們做紀念。按遺囑給隋永清5000元、隋永潔10000元。
李家熾負責清理上海宋慶齡故居
在「八人小組」第一次會議上，明確對北京、上海的宋慶齡住宅進行清理，並要詳細登記建冊、上報。
高登榜在「八人小組」第二次會上說，中央已批准北京、上海兩處宋慶齡住宅做宋慶齡故居，要在10月10日辛亥革命70周年紀念時對外開放。上海孫中山故居也要對外開放。
李家熾在8月下旬召開的「八人小組」第三次會上，彙報了上海宋慶齡故居清理的情況。李家熾介紹說:上海是宋慶齡幾十年的老家，所以物品較多，清理了近一個月。在宋慶齡卧室的壁櫥文件箱裏有26件重要的歷史信件，其中有汪精衛、蔣介石、李宗仁、毛澤東等致宋慶齡的4封特別重要的信。此外，在壁櫥的一個藤製的元寶形的籃子裏，保存著孫中山所有用過的印章，包括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印等。
李家熾先生說，宋慶齡故居對外開放堅持保持原貌的原則，但有些地方為了宣傳的效果也作了補充或調整。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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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吳連登合影
近期，關於「毛澤東留有億元遺產」的傳聞被媒體炒得沸沸揚揚，毛澤東的稿費數量也由100多萬元炒至7582萬元，甚至1.3121億元。為毛澤東管理家政長達12年的吳連登說:“如果大家了解毛主席平時是怎麼過日子的，這些謠言不攻自破！”
平板三輪帶我入中南海
如今回想，吳連登自己都覺得「像夢一般」。1958年，小學沒畢業的他考入江蘇省鹽城地委招待所當服務員。“即便是打掃衛生、端茶送水，我也總比別人快。我一趟能拿10個暖水瓶，一手提4個，兩個胳膊再各夾一個。招待所離打水的地方一趟500米，我每天5點起床，就這麼來回跑，一個人負責整整一棟樓。”
1959年，北京人民大會堂建成，從全國各地挑選服務員。鹽城只有一個名額，吳連登被選中了，分配到大會堂餐廳當服務員。1961年5月，中南海服務科科長來到人民大會堂，從近千名服務員中選拔兩名進入中南海。吳連登永遠忘不了那一天，「中南海派了一輛平板三輪車來接我們，周圍擠滿了來看熱鬧的同事。我倆把行李放在車上，跟在三輪車後面，一步步走進了中南海。」
吳連登在中南海頤年堂第一次見到了毛主席。「毛主席有個習慣，開會他基本上是第一個到，他要和陸續進來的人有面對面交流的機會。」平常業務熟練的吳連登，手抖得厲害，等走到毛主席面前，茶已經灑出了一半。
「毛主席有個習慣，凡是第一次見到的人，他都會盯著你看，問你的情況。主席問我:‘你是新來的吧，叫什麼名字？’我說我叫吳連登。主席問我的名字是誰起的，我說是一個和尚。主席笑著說:‘一聽就不是父母給起的，這個名字好。’主席又問我是哪裏人，我說是江蘇鹽城來的。他說:‘噢，咸城來的。’我說:‘不對，是鹽城。’主席笑了:‘唉，那不就是咸城嗎？’毛主席這麼幽默，我就沒那麼緊張了。」
1964年國慶節，22歲的吳連登正在天安門城樓上服務，毛主席身邊的護士長找到他，「大登，主席叫你呢！」“主席說，‘你不就是那個咸城人嗎？我可記得你呦。我要和你商量點兒事，因為我身邊有許多事情，家裏也有許多事情，都沒有人做，我想請你，能不能給我幫幫忙？’當時我既緊張又感動，主席竟然這麼客氣請我幫忙。我激動地說‘好！’，就這樣我進了毛主席的家。”
毛主席和江青AA制
吳連登最初的工作是負責雜務，搞衛生、整理庫房、打水送飯。「主席的房子是一個大概200多平方米的四合院。家裏還住著江青、李敏、李訥，以及江青的姐姐和她的女兒。」
1968年，吳連登被正式任命為管理員，毛澤東將自己的工資、家中的各項財政支出，都交給他全權管理。
吳連登遇到的最大難題就是:主席的工資總不夠用。原本毛主席領取的是國家一級工資，總數是610元。三年自然災害後，他帶頭將工資降到了三級404.80元。「一直到主席臨終的時候，這個數目再也沒變過。每月的固定開銷:黨費10元；主席的房屋包括傢具全是租用的，一月費用84元；兩個孩子的學費，原來每人15元，隨著物價上漲，提高到每人30元；江青還有一個姐姐住在這裏，每月生活費30元，也由主席支付；冬天還要取暖費30多元。大約固定花銷為200元。」
吳連登算著毛主席的幾大開支:「吃飯每月100元左右，哪怕是從中南海供應科拿回一棵菜，也要付錢。主席還有很多民主黨派的朋友，請黃炎培、章士釗他們，也是主席自己掏錢。另一個開支是抽煙，每個月將近100元，還要有幾十元的茶葉。」
毛主席還有一筆開支:湖南老家經常來人，有的是經濟困難，有的是來看病，交通食宿和走時帶的一點生活費，都由毛主席負擔。「錢不夠用時，我只能為難地去找毛主席。每一次我都拿著賬本，先給他逐一彙報這個月的開銷，主席一看我的架勢，就會問‘錢又不夠用了？’然後我要自己打報告，後面附上賬單，主席簽上字，我才能到中央特別會計室去領主席的稿費。」
「江青的工資是243元，工資領回來我就記到賬上。他們各花各的錢，這是主席交代的，就是現在通常說的AA制。」吳連登說江青最大的支出，可能是購買攝影器材和沖洗膠捲。“江青經常讓我去給她改一些衣服。沒錢的時候，她也會把白色的衣服染成灰色，過段時間又染成黑色來穿。有人說江青拿牛奶洗澡，我負責採購，沒有買過那麼多牛奶。江青當年用過的比較奢侈的東西就是髮膠，只有友誼商店可以買到。”江青常叫一些京劇界的朋友來開會。“但她每次都是中午11點散會，下午接著開，讓他們回去吃飯，減少開支。後來，江青因為錢不夠花，還曾欠過新華社8000元錢。”
毛主席的唯一享受
「主席的正餐一般是四菜一湯，一個葷菜，一個魚，一個半葷半素，一個全素。每天的食譜、菜品採購，都由我來定。我的責任重大，如果主席因為吃不好而生病，我沒法向全國人民交待。」讓吳連登苦惱的是，毛主席從來不對飯菜發表任何意見，也從來不主動說想吃什麼。所以除了四菜一湯，吳連登還要準備四個小碟。“一碟蒜泥，一碟辣椒。還有兩碟是兩道其他的菜，如果主席吃了，我明天就做給主席吃。”
有人說毛主席常吃紅燒肉，吳連登糾正說:「其實主席絕不是天天吃、每周吃，我們安排一個月吃兩三次。主席平時吃雜糧、青菜比較多，幾乎每天要吃一個紅薯，一個玉米。」
吳連登說，毛主席唯一在生活上有要求的，就是煙和茶。「茶葉，主席一直喝龍井。但抽煙，卻讓我們費盡了心思。」主席戰爭年代抽過旱煙，抽過從國民黨繳獲的紙煙和其他雜牌煙。解放後，還抽了幾年的三五牌香煙。也抽過中華、熊貓。1969年，主席對雪茄產生了興趣。“有一次，主席在游泳池召集領導開會，旁邊坐著的李先念抽著雪茄煙。主席總是看他，眼巴巴地看著。一般開會沒人給主席遞煙，李先念那天給了主席一根。主席接了過來說，‘先念啊，你抽這麼好的煙，也不告訴我。’”
吳連登開始四處打聽李先念抽的雪茄。「它是成都一個老師傅自己卷的。我們把他請到了北京，專門給主席捲煙。這個雪茄煙有個缺點，抽了容易引起咳嗽。為此，我們在裏面加了一些止咳化痰的中草藥。我們還考慮，主席畢竟年齡大了，又有煙不離手的習慣，為了保證安全，不引起火災，這個煙加了一個特殊的工藝，在30秒之內不抽，它就會自動熄滅。」
吳連登感慨地說:「如果非要說主席有什麼特權，享受了什麼生活，那麼這個抽煙，就是主席唯一的一點喜好。主席去世後，我坦誠地講，家裏沒有剩一分錢存款。」
毛澤東稿費上億，純屬造謠！
為了進一步核實毛澤東家庭財產的問題，吳連登特意去找了汪東興同志，還專門拜訪了當時的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張耀祠、中南海財務處處長劉元祥、中央辦公廳專職負責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特別財務的鄭長秋等人。
汪東興，人稱「中南海大管家」，在毛澤東身邊擔任中央警衛工作30餘年，曾任公安部副部長、中央警衛局局長、中央辦公廳主任、黨中央副主席等職，為粉碎“四人幫”發揮過特殊作用，現離休在家。
稱:「1967年3月，國務院提出了關於《毛澤東選集》、《毛澤東文選》、《毛澤東詩詞》稿酬的計算標準建議:《毛澤東選集》（1—4卷）平裝本、精裝本每套稿酬1角；《毛主席文選》稿酬每本2分5厘；《毛澤東詩詞》每本稿酬3分……」汪東興說:“‘文革’期間出版過數以億冊的《毛澤東選集》、《毛澤東語錄》、《毛澤東詩詞》等，但是毛澤東沒有拿過國內一分錢稿費。”
稱，江青曾先後5次聲稱她有權繼承毛澤東的遺產，並提出提取5000萬元給女兒和親屬，但她的要求被拒絕了。李敏、李訥也申請過，也被婉拒了，其後由中辦先後給她們二人撥下近200萬元，購買住宅和留作家用。”
「5000萬！」汪東興聽後笑了，“30多年前的5000萬是什麼概念？江青會提出如此驚人的數額？我不相信。我只記得毛主席跟我講過的，他老人家說:‘江青以為我要死了，要辦後事了，向我要15萬元，我給了她3萬。’”
1952年到1986年專職負責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特別財務的鄭長秋說:「毛主席的稿費一直是我管的，到他老人家1976年9月逝世，共計為124萬元人民幣。到1983年底，毛主席的全部稿費為157萬多元。原因是存款利息上調了。每次稿費的收入和支出都由汪東興同志簽發。」
鄭長秋回憶，當年毛主席的稿費主要用於資助黨外民主人士和特殊開支。「毛主席每年都給章士釗、王季范各2000元，分上、下半年兩次。1972年，經毛主席批示，分別給賀子珍、江青、李敏、李訥各8000元，作為生活補貼之用。」
吳連登也知道這件事情:「毛主席早有規矩，孩子們參加工作，拿到工資，他就不再補貼。最初是因為1972年李訥生下了兒子效芝後，幾十元的工資，要維持家庭生活、要請保姆、要買奶粉，生活非常困難，才找到張耀祠同志求助。張耀祠寫條子請毛主席批准。毛主席也動了情，說:‘不要批了，你說該給多少錢？’張耀祠說:‘這回李訥開銷不小，給個幾千塊吧。’毛主席這才同意從稿費中支取8000塊錢給她。之後，毛主席出於對親屬的一視同仁，又分別給賀子珍、江青、李敏各8000元，作為生活補貼之用。」
採訪進行了6個小時，吳連登絲毫沒有倦意。每每提起主席，他總是情緒激動，「我尊敬主席，也崇拜主席。我是一個小小的管理員，不敢全面評價主席，但我希望能通過這些微小的側面，讓大家了解中國的偉大領袖！」
來源：人民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