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的角色
1992年當鄧小平退居幕後的時候，他已完成了150年來中國歷任領導者孜孜以求卻未能達成的使命：他和他的同事們終於找到了一條富民強國的道路。但在達成這一使命的過程中，他還主導了一場中國本身的根本性變革。中國與外部世界的關係、其國家治理機制和社會體系都發生了改變。鄧小平卸任之後，中國繼續飛速地變化，但鄧小平執政之下發生的基礎性結構變化至今已延續了20年，並可能在未來很長的一段時間延續下去，當然其中也會伴隨一些調整。的確，鄧小平執政期間的結構性變化，可稱得上中國自2000年前帝國成形的漢朝以來發生的最具根本性的變化。
中華傳統的博大精深、中國社會的廣度和多樣性、當時各國際組織的性質、全球體系共享技術及管理技巧的開放態度、中國共產黨的性質、以及大量勤勞且富有創造力的人民共同造就了鄧小平時代的變革。但它發生在一個過渡時期，當時最高領導人被賦予了極大的自由，以引導政治進程並做出最終決策。這一變革也是由當時的領導人鄧小平個人所扮演的角色來推動。當然，這一重大變革背後的深層理念來自許多人，但當時沒有一個人能完全預料到事情未來將如何演變。鄧小平也並非是一開始就設計好了變化的所有細節的設計師。事實上，那個時代並沒有一個清晰完整的設計。
鄧小平更應該說是一個總的管理者，他在變革期間領導了各方面的工作。他梳理了整套理念並把這些理念以可接受的方式和節奏呈現給當時的中央領導集體以及社會民眾。在經歷劇烈變革的時候，他在最高層向人們伸出了一隻堅定的手，給人們以信心。他親自挑選並帶領中央領導集體共同努力，啟動並執行了各項改革。在解決國內和國際問題時，他努力研究出各利益相關方都能接受的方案。他培育了一個強大的國家治理結構，在中國人都努力適應突飛猛進的新時代時仍能保持統治力。他領導人們在變革過程中分清輕重緩急，並找出實現首要目標的對策。他以直截了當的方式向民眾宣傳其政策方針，描述他們面臨的整個局勢以及需要採取哪些具體應對措施。
一旦出現爭議，他在做出最終決策以及決策實施過程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盡量縮小各方之間的裂縫。他支持為實現目標而採取激勵手段和機制，但前提是目標要現實可行，人們不至最終痛苦失望。他主張給科學家、經濟學家、管理者和知識分子等專業人士足夠的自由，使他們努力工作。不過，一旦他擔心危及脆弱的社會秩序時，他們的自由就會受到限制。他主導改善了與其它主要國家的外交關係並建立了與國外領導人的溝通。在他所有的工作中，鄧小平始終堅信：採用世界上最現代化的科技和最有效的管理技巧將給中國帶來最偉大的發展—而對全體中國人民來說，嫁接這些科技和技巧可能給國家體系帶來的破壞是可控的，也是值得的。
在鄧小平卸任後才逐漸成長起來的人們，不論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都很難了解鄧小平在變革初期面臨的問題有多麼複雜和困難：國家封閉、排斥全新的思考方式，「文革」中曾受抨擊的人們與抨擊者之間存在巨大的裂痕，民眾對帝國主義和外國資本主義充滿敵意，城鎮居民不願接受逾2億的農村移民，仍生活在貧困中的人們與那些先富起來的人之間出現爭論分歧。
不過，鄧小平在負責變革中的各方面工作時也享有極大的優勢。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國家已經基本統一。他接手了一個運作良好的執政黨和政府。很多經驗豐富的高層官員贊同他的觀點，認為有必要進行深入的改革。他掌權時面對的是一個開放的世界貿易體系，其他國家願意分享他們的資本、技術和管理技巧，歡迎中國加入國際組織。
鄧小平還擁有很多難得的個人品質，使他有能力主導中國的這場變革。當時的其他任何人恐怕都很難擁有他那樣的權威、豐富的經驗、策略意識、自信、人際關係和政治判斷力，使中國的變革取得如此的成就。
繼任者的挑戰
鄧小平卸任之後的幾十年中，這場變革給他的繼任者們帶來了一系列的挑戰。而且在未來的幾十年，這些挑戰可能仍將持續。這些挑戰包括：
提供全面的社會保險和醫療保障。在鄧小平時代，政府僱員，包括國企員工，享受單位提供的醫保和福利津貼，但這些僱員僅占人口的小部分。政府預算太少，難以為每一個人提供退休、醫療及其它福利津貼。到了20世紀80年代末，隨著市場的力量增強，收入高的人們能夠自己出錢享受良好的醫療並獲得其它保障。但相當多的中國人仍無法享受醫保和福利津貼。
鄧小平的繼任者們發現，對福利保障不足的議論越來越多。工作單位無法提供人口流動性不斷增加導致的社會保障需要，而政府預算和專業醫療人員缺乏，難以滿足不斷增長的需求。廢除農村人民公社後，農村沒有集體單位可以提供急救和初級醫療服務。隨著房產的私有，以及國有企業在更加開放的市場環境中面臨競爭壓力，即使是那些大的工作單位，福利保障也常常不足。當時的中國領導人面臨的挑戰在於，要在有限的國家預算內，擴大專業醫療人員的人數、升級設施，並建立一整套醫療和社會保障體系，為全體人民提供保護，包括那些住在偏遠地區的貧困人口。要建立這樣的一套體系需要幾十年的時間，另外一個挑戰就在於，對現有資源和設施的分配要顯得公平、合理。
重新定義和管理自由的邊界。也許鄧小平當初面對的最棘手的問題就是設定自由的邊界，既可以滿足知識分子和公眾的要求，同時又保證領導者能夠維持公共秩序。
隨著現代通訊越來越複雜，而且人們逃避管控的方式越來越難預料，國家領導人能否找到形成公共觀念的方法並防止騷亂？
遏制腐敗。鄧小平在任職期間主張對重要腐敗案件要堅決嚴懲，但當一些地方官員為了推進四個現代化建設和加快經濟增長在規則上變通時，他也願意採用其它的處理方式。對於鄧小平的繼任者來說，問題在於各級官員已找到規定工資之外的增收渠道。公務人員、醫生和其他工作人員「收紅包」已經習以為常。政府官員為新項目建設批地，不僅直接收錢，還接受公司股份、低於市場價的房產、奢侈的宴請和豪華汽車。這些現象已蔓延開來，有太多的官員和官員親屬都牽涉在內，更高層的官員要處理這一問題是非常棘手的。
保護環境。在鄧小平時代，大範圍的貧困和發展經濟的渴望極為強烈，經濟發展任務是優先於防止污染的—儘管鄧小平本人特別關注植樹造林和擴大公園面積。然而，自鄧小平時代以來，工業大規模擴張，而諸如燃煤煙氣、水資源短缺、河流污染、酸雨、環境惡化導致健康問題、食品安全等諸多環境相關問題與日俱增，引起社會廣泛關注。擺在官員面前的問題在於，如何改變這種嚴重破壞環境的發展方式。在一些貧困地區，採煤以及使用煤等各種資源已經嚴重地破壞了環境，但經濟壓力之下這樣的發展模式仍在持續。這樣的問題極難解決。此外，其他國家紛紛指責中國已成為全球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中國機動車數量每年增長上百萬輛，以及重工業發展可能增加煤炭的使用，中國對此又該如何回應？
維護合法性。毛澤東在打贏內戰、驅逐帝國主義侵略者和統一全國的基礎上取得了統治的合法性。鄧小平通過對「文革」撥亂反正、實際解決國家難題以及實現經濟快速發展，從而取得統治合法性。那麼，鄧小平的繼任者們又將如何在新時代樹立他們的合法性呢？
鄧小平的繼任者們面對著腐敗蔓延和解決社會不公平問題的壓力。而未來的壓力可能更大，因為下面還有一個問題：全球經濟動蕩的背景下，可能相當一部分的人民還沒來得及享受早期經濟快速發展帶來的福利，中國經濟就已開始下滑了。為了做好準備應對這樣的可能，中國的領導人必須在經濟高速增長之外尋找合法性，加快解決公眾最關注的問題，包括減少腐敗和財富不均，將全民醫療及福利提高到合理水平，以及在官員選拔過程中尊重民意等。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田家英
不知不覺天已近午，來自宇宙的光輝孵化營養了億萬生命。他立於窗前，習習春風穿過鐵紗窗輕拂肌膚，與體內旺盛的陽剛之氣相激相和，肌膚下的熱血直要噴涌而出。他極目天際，彷彿望見蒼茫大江與煙波浩渺的鄱陽湖交匯，望見西南岸那雲龍霧鎖，千古不語的廬山。
二十年彈指一揮間，他還記得當年下山，在機場見到林彪與黃永勝等人照相，一片春意融融，喜悅祥和。他頭也不抬，灰溜溜的，只在心裏自慰：不求無錯，但求無愧。
他到交通部當了一名副局長，息了東山再起的念頭，只想踏踏實實為民做幾件實事。他想避開政治運動的風波，但是他不找運動，運動卻要找他。天下萬物萬事脫不開一個理：物極必反。若沒有十年浩劫，沒有全黨、全國、全民一起遭受大苦大難，他周惠怎麼可能在有生之年抬頭喘粗氣，一切都只好交給後人去評說。
現在不然了，他迎來生命的第二個春天。上午中共中央辦公廳來電話，他當年的下級，現在的「英明領袖」華主席，要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他。
會談出什麼結果呢？他激動，不安。畢竟，這次見面已拖了近一年。
去年在北京醫院看望過陳雲之後，心裏便蓬地燃起一堆火苗，那個聲音雖然沒有一個明確的形狀，卻像冥冥之中在身周飛翔並帶來撫慰的傳說中的精靈，又像莊嚴而神聖的鐘聲繞樑三日撩撥起人們心底的希望和誠摯：「副局長不要當了，有什麼當頭？到省里去……」
於是，他本已寧靜了的心又失去了寧靜。慾望總會使人失去寧靜。
部長葉飛總是將周惠視為平等的對話夥伴。在後圓恩寺的居所內，他揚揚下頦，招呼周惠說：「哎，小平出來了，我今天要到他那裏去看看。」
周惠眨眨眼，說：「請你給小平同志捎句話，跟他問聲好，再跟卓琳問個好，二十年沒見他們兩口子了。」
葉飛望著周惠，解釋：「這次我不好帶你一道去，他沒約你。」
「我不去。」周惠眨著眼笑笑，“就請你捎個好，提一句就夠了。”
兩人對視三秒，都笑了。他們都是懂政治的仕途上人，都明白「捎個好」的意義。
葉飛回來，對等候的周惠說：「我已經代你問了好，小平原話就一句：‘叫他找華國鋒去，他們都是湖南的。’」
鄧小平一句話，令周惠猶豫二十天，過去的下級，現在的領袖，好找嗎？能找嗎？他先找了國務院副秘書長商量：「你看我能不能找華？」
副秘書長沉吟片刻，道：「我看可以。你們過去相處還好，你對他也是器重的，還有周小舟，都曾器重提拔過他。廬山會議之後，你們下台，不是向主席推薦過他嗎？」
「此一時，彼一時……」周惠仍在猶豫，“找他，他要不理我呢？再說，他現在的情況，如果……”
話未盡，言外之意懂政治的人都懂。如果周惠過去是華國鋒的下級，現在找華正當其時；偏偏周惠過去是華國鋒的上級，現在去找成為「英明領袖」的華國鋒，其中便有諸多難言之尷尬。
「唉，可以寫個條子嘛，管他理不理！理了好，不理也壞不到哪兒去。」國務院副秘書長說，“我把條子幫你送葉帥處，讓葉帥轉華主席，他理不理，我們該做的就算都做了。”
「你說的也有道理。」周惠終於下了決心，給華國鋒寫個條子：
華主席：好久不見了。你抓「四人幫」功勞不小。你現在日理萬機很忙，什麼時候得空，我願意去看看你，說幾句話。周惠
這張條子裝入一個信封，封面寫有「葉副主席轉華主席收」。
信發半年，沒有任何迴音，便以為是石沉大海，漸漸忘卻一邊，卻又在一九七八年初春接到中共中央辦公廳電話，說華國鋒約見。真是好事多磨。偏遇周惠重感冒卧床不起，又擔心把感冒菌帶入中南海，只好回話陳明情況：重感冒不宜見，怕傳染華主席。
現在又過去兩個月，華國鋒再次約見，身健神清，正好赴約。但見面之後又該談什麼呢？粉碎「四人幫」後的日子，舉國宣傳頌揚華主席，是為了政治穩定，確立核心、建樹權威還是一場新的造神運動？每當廣播裏唱出“交城的山來，交城的水”，本來動聽的曲調卻由於歌詞的更改令人起雞皮。是因為過去與華國鋒太熟而聽不得這種頌詞？還是他經歷太多波折已經養成對此類諛傾之詞的警惕和厭惡？……
他忽然又想起一年前陳雲在北京醫院的談話。粉碎「四人幫」華國鋒分明有功，陳雲卻強調不須這樣講，“是共產黨員應該辦的事”。看來，他正是怕民眾和某些幹部緣此又搞起一場新的造神運動。
他打住思路，轉身離開窗口。因為汽車已駛到樓下。
車輪沙沙，小轎車輕快地駛上長安街。周惠仰靠車椅背，兩眼微眯，黑森森的目光透出一種哲學家才特有的那種雋冷的思考。
右側已是天安門城樓，左側是毛主席紀念堂，若照直前行，便會看到那堵「西單民主牆」。周惠覺得那根中樞神經被冥冥之中的手指撥動了一下，全身跟著顫動，萬千念頭便循著那撥動的旋律躍將起來：東邊是封建專制、中央集權的最高象徵，西邊是中國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各種無政府主義、反政權秘密團體的“聖地”。這一對相距兩公里的對立物，現在都是北京最吸引人的“旅遊景觀”。外地來京人員，有的直奔故宮(微博)，有的直奔紀念堂，也有的直奔西單牆，更多的人是“一日三游”，定要將這三處地方都逛到，以感受那迎異的政治、文化氛圍。
所謂西單民主牆位於西單大街東南側，不過一堵長約二百米的灰色磚牆。由於它面對寬闊的長安街，位置醒目，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成為北京無數張貼大字報的園地之一。一九六六年這裏率先貼出“打倒劉少奇”和“打倒鄧小平”的標語，到了“四·五”運動時，這裏又率先貼出呼喚鄧小平出山的標語和聲討「四人幫」的詩詞。從一九七七年夏開始，這堵牆成為上訪人員憶苦訴冤，爭取公眾同情支持的大字報集中地，並因此吸引了越來越多的觀眾，進而吸引來外國記者和聯袂而來的換了便衣的警察。於是，這堵牆不但位置合適作傳媒。那形成的人文環境也是具有能充分發揮傳媒作用的特點。
周惠畢竟久經政治鬥爭考驗。他對中國封建傳統的認識遠比西單牆下的人們來得深刻，所以，他對中國建立、完善民主與法制的思考，也遠比西單牆下的人們來得明確可行。
對於毛澤東講「馬克思加秦始皇」，周惠初始總是從積極方面去理解，到了廬山會議，漸漸看到並親身體驗到了可怕的消極面；再到「文化大革命」，更發現是一場噩夢；粉碎「四人幫」後，痛定思痛，反思毛澤東制定和堅持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中心論》，人多好辦事的《人口論》，黨內的兩條路線鬥爭論，以及世界革命中心論，實在是給中國的建設與發展帶來了嚴重的損害和災難性後果。由此再進一步沉思這些錯誤何以能在中國發生並在二十餘年中受到多數人支持或容忍，便感覺到封建與迷信在這個文明古國所具有的深厚廣大的基礎。
他想起一位哲人的話：「迷信是人類本身存在的一部分；在我們以為已把它全部清除了的時候，它卻藏身在最出人意料的角落裏，而一旦它相信自己是萬無一失，就又突然地冒了出來。」
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中以反封建、爭民主而獲得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可惜，在破除舊迷信的同時卻又建起新的迷信。這就不能不使人去看看這個民族及當時國民的素質。
毛澤東越到晚年越尊崇秦始皇。中國的皇帝制度就創始於千古一帝秦始皇，並且兩千年不改秦制。
皇帝，至尊之稱。皇者，煌也；盛德煌煌，無所不照。帝者，前也，能行天道，事天審帝，故稱皇帝。
講秦始皇「盛德煌煌」或者有道理，他創建了世界上最完善的封建制，沒有哪一個國家或民族的封建制度能比。公元前二二年，秦滅六國，統一人下，即廢封建，設郡縣；廢世襲，派流官；中央集權，劃一制度；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統一度量衡，在經濟、文化諸方面為形成一個統一的民族建立了基礎。頒行秦律於前，焚書坑儒於後；驅胡虜，築長城；統四海，住“阿房”；天下大權集於中央，中央大權集於皇帝，則皇帝即國家，國家即皇帝，皇帝與專制合而為一。
毛澤東一生，建黨、建軍、建革命根據地；掃蕩軍閥，抗擊日寇，打垮國民黨蔣介石，在公元一九四九年一統天下。他一方面破除封建，設立中央人民政府及人民代表大會、政治協商會議等民主制度，創建了「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便同時又講“房子造好了，不能空蕩蕩吧？總要擺幾個花瓶掛幾幅畫”。民主黨派也罷，人民代表或政協委員也罷，不過是花瓶之類的擺設。他毫不諱言國家的本質是無產階級專政，是“黨領導一切”，毛澤東多次講“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七十二個儒，我們超過他一百倍！”秦始皇“父天母地，為天之子也。”毛澤東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的恩情大”。天地不如毛主席，天地之子秦始皇怎麼能與毛澤東比？
天下大權集於黨內，黨內大權集於毛澤東，正所謂「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
周惠每念及此，便不由得想起那位黨內的秀才田家英。家英於人前人後，習慣稱毛澤東「主公」。讀歷史故事多的緣故吧。主公震怒，整個中央委員會等於零，更無須提勞什子人民代表大會、政協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