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會見溥儀合影（資料圖）
《我的前半生》手稿
一本國際公認的名著奇書，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沉重打擊，儘管它還是毛主席、周總理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認為「寫得不錯」的書。而認為它是“大毒草”的人，恰恰是“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的階級兄弟，當然，也有在特定的“極左”時代精神迷亂者。歷史是斑斑點點的幾行陳跡，或許還能從中抽繹出一家出版社對這本國際公認的名著奇書作出突出貢獻的史實。
溥儀挨批評與困厄前的徵兆
1965年4月份，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申伯純找溥儀談話，轉達了周恩來總理對他的批評。溥儀被特赦到全國政協工作之後，總的來說，繼續改造得不錯，但也流露出一些自滿情緒。譬如，吹自己寫了《我的前半生》，在會見外賓等場合，未保持好謙虛謹慎的分寸，等等。周恩來總理說：「又為他出書，又常見外賓，不要飄飄然，飄飄然就要退步了。」“在撫順，進步。到政協，退步就不行！”周總理還給申伯純下了“命令”：“把溥儀交你，不能壞！”我們敬愛的周總理日理萬機，一直代表著毛主席，十分關心對包括溥儀在內的獲釋戰犯的思想教育問題，嚴峻中飽含殷切的期望。
溥儀在自己的日記中檢討了自滿情緒（本文引用的某些史料，出自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愛新覺羅·溥儀日記》）。與《我的前半生》相關聯的是申伯純的一句對周總理的批評進行理解的話：「我揣度，出書事實上有別人幫助。」這個玄機，伴隨著與改革開放三十餘年同時的這本書的版權糾紛的發展，逐漸被公開且詳細化了。周恩來是智者，早在《我的前半生》問世一年之後，就把“又為他出書”的玄機道破了。這就使我想起了黑格爾所言，同一句話，由不同的人說出，其含義大不一樣。溥儀的“飄飄然”被有效地抑制，但周總理和溥儀離開塵寰之後，誰能抑制溥儀的夫人和某些族人的“飄飄然”呢？
周總理針對《我的前半生》的言論，是批評溥儀的一個角度。在20世紀60年代，還有針對這本書批評溥儀的其他角度。
《我的前半生》於1964年3月正式面世後，有一些讀者致函群眾出版社，批評這本書宣揚皇帝的顯貴，是「階級鬥爭的激烈表現」。較為典型的是偽滿時期溥儀的直接受害者、長春市政工程處職工孫博盛的批評。這位當年溥儀的“童僕”，表示對這本書的出版“抱著憤恨的心情”，並提出由群眾出版社做出檢討，否則要向中央寫信告狀。此事後來不了了之。群眾出版社妥善保管著這些信件，沒有告訴溥儀，以免給他平添緊張和不安。時間又過了兩年，孫博盛終於直接和溥儀“過招”了。
逆境中溥儀欲說還休
「文化大革命」初期，溥儀的腎病加重，口不離葯，經常住院。但他也和其他人一樣，關心國家大事，對動亂歲月的一些反常情況想理解又不能理解，甚至產生恐懼心理。他的歷史經歷又決定了他的恐懼以負罪心理為依託，久久不能釋懷。1966年9月15日，孫博盛以長春市政工程處文化革命戰鬥隊隊員的身份，致信溥儀，批評《我的前半生》的錯誤。溥儀於第二天複信，表示“書中內容確有不少美化舊事物，是不少有毒的，起壞作用的，應當打倒的”。還表示，作為危害中國人民的罪人，“不應當領稿費”。以此為開端，一直到翌年2月6日，孫博盛向溥儀致信8封，嚴辭斥責《我的前半生》，溥儀以及李淑賢給孫博盛回信9封，表示低頭認罪。真是難為溥儀了。實事求是地講，孫博盛討伐群眾出版社，是找對了單位；而興師於溥儀，則認錯了人。
話求救，據《愛新覺羅·溥儀日記》載，群眾出版社一姓張的人員，代李文達回話，說他工作忙。實際情況是，社方幹部張宗德把溥儀的求救推掉了，因為，造反組織掌了權，社已不社，李文達作為「走資派」早就被打倒而失去自由了。十分清楚當時的政治形勢的溥儀，又於10月21日與王蘭升電話聯繫，告訴孫博盛給他寫批判信一事。這應該是試探性的行為，還是想找李文達，也知道了王蘭升沒有出事。10月24日，溥儀給孫博盛複信，表示《我的前半生》以後不應當出版，“但是，這不是我個人能決定的，因此我已向群眾出版社同志提出了我的意見”……信中還極準確地揭示了《我的前半生》的主旨：“宣揚黨和毛主席改造政策的偉大。”似乎試圖扭轉孫博盛的思路。
「文化大革命」初期，溥儀的腎病加重，口不離葯，經常住院。但他也和其他人一樣，關心國家大事，對動亂歲月的一些反常情況想理解又不能理解，甚至產生恐懼心理。他的歷史經歷又決定了他的恐懼以負罪心理為依託，久久不能釋懷。
話向群眾出版社求救。他說：「我不是依靠李文達個人，而是依靠組織……自限於水平，再檢查，檢查不出什麼來……」他還表示，“政協領導對於書的來源不接頭”。溥儀就差說這本書不是他執筆寫的了。王蘭升不能跟溥儀說實話，只好講李文達出差了，而別人不知道書的內容。44年後，王蘭升告訴我，當時這樣講，是請示過造反組織的。是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公安部都被砸爛了，哪還有什麼正經“組織”。
重災區在群眾出版社
群眾出版社至今完好保存著幾本厚厚的「文化大革命」檔案，其中許多內容頗具史料價值，而且是出版史研究的珍稀史料。因為是羅織罪名的誣衊不實之詞，引用起來有些為難，但倘不引用，看不清楚那個荒唐的年代，姑且全文引用一個段落，決無延續誣衊之意。
《我的前半生》這本黑書，是大特務李文達在地下黑公安部大叛徒徐子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劉復之和蘇特姚艮等人授意下，在大黨閥彭賊和大學閥陸定一和舊統戰部、舊政協的支持下，於1961年動手改寫，1964年正式出籠。
名義上是寫大戰犯、大賣國賊溥儀的勞動改造過程，實際上是配合帝修反反華、為劉鄧黑司令部在中國復辟資本主義、搞反革命政變大造輿論的。是一本徹頭徹尾的反革命復辟宣言書。
中國最大的走資派劉少奇在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大叫這本反革命黑書「寫得不錯」，彭真也大叫大嚷“可以寫劇本”，反動學術權威黎澍，在一次黑會上更肉麻地吹捧說：“咱們私下裏說，這是一本不朽的書。”（黎澍所云「不朽」，是排除署名作者的。這是把握《我的前半生》的“書眼”——引者注）其主要罪行：
①大肆攻擊無產階級專政、妄圖為大賣國賊溥儀翻案。
②為大漢奸、大戰犯溥儀樹碑立傳。
③積極與大賣國賊溥儀及其反動家族、王公相勾結，惡毒地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
④陰謀炮製反革命影片《末代皇帝》。
李文達背著謝部長去找舊文化部走資派陳荒煤，在陳的支持下，決定由北影拍攝，由《早春二月》的黑導演謝鐵驪作導演，日本特務趙丹作演員。
⑤大肆鎮壓革命工農群眾給這本黑書提出的批評。
群眾出版社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於1966年的夏天展開，第一個被打倒的是總編輯姚艮，不久之後，副總編輯李文達也被打倒。據王蘭升回憶，上述史料，大約產生於1967年上半年。姚艮和李文達在1967年上半年被投入監獄。這些文字不是面對面的批判材料，而是背靠背的批判材料，當時作為底稿，寫成大字報後，貼在公安部大院內食堂東邊臨時搭起的席棚上。
本文無意於探討「文化大革命」思維。這是一種在當時司空見慣且極少遭人質疑或批判的思維。筆者關註上述文字的出版史價值，約略說，有三條。
第一，它用簡短的語言，勾勒出《我的前半生》的成書過程以及為這本書的撰寫出版作出了突出貢獻的單位和個人。最具悲劇意味的是少奇同志。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都說過《我的前半生》「寫得不錯」的話，第一個說的是毛主席，但污水全潑到了少奇同志頭上。彭真是第一個提出要把《我的前半生》改編成劇本的人。陸定一為《我的前半生》的出版最後拍板。兼任群眾出版社社長的劉復之，在造反派當面聲討他的“罪行”時，坦然而明確地表態，《我的前半生》就是在我的支持和組織下具體完成的。在公安部，無論受迫害的老幹部，還是拉大旗作虎皮的造反派，沒有一個人認為這本書應該由溥儀來承擔責任。
第二，「文化大革命」耽誤了《我的前半生》用其他藝術途徑傳達的機會（以21世紀出版界的行話應稱為影視作品與圖書互動）。王蘭升回憶，李文達確實寫了這本書的電影劇本，他曾經看過。從當時的文化部電影局局長陳荒煤、北京電影製片廠、導演謝鐵驪到演員趙丹這條運作線索是真實的。世人只知改革開放以後，中意英合拍由尊龍出演溥儀的電影《末代皇帝》和國內由陳道明出演溥儀的電視連續劇，又有誰知道趙丹喪失了出演溥儀的機會呢？
第三，20世紀60年代初，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歷史第三研究所副所長黎澍、劉大年，都說過《我的前半生》「不朽」的話，並且得到了許多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的認同。在一本書尚未出版的撰寫過程中，就做出了這麼高的預期，在中國當代出版史上是不多見的現象，為我們今天根據歷史與邏輯以及政治策略，站在較高的位置上審讀書稿，提供了良好借鏡。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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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晚年探索出現失誤的個人因素探析
關於毛澤東晚年探索出現的失誤，有學術研究認為這是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不應從他自身找原因。然而，客觀地講，這種觀點帶有機械的歷史決定論的傾向。誠然，在毛澤東的探索中，某些客觀事件和他所處的客觀歷史環境，曾經十分深刻地影響著他，對他的探索和某些重大問題的決策起了重要作用，但這些並不必然地成為他探索發生逆轉的最終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客觀因素只有通過主體的主觀因素才起作用，不同的人可以從多個角度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對同一客觀歷史現象做出不同的評判和價值選擇，形成不同的主觀認識，這充分說明主觀力量的強大。
毛澤東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中形成了自己的獨特思路，無疑同其自身因素息息相關，特定的知識結構、獨特的性格氣質、晚年難以逾越的驕傲情結對他的理論創造和實踐活動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一、毛澤東的特定知識結構
在晚年的探索實踐中，與他所擔負的領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責任要求相比，毛澤東的既成知識結構存在明顯的缺陷，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知識結構上的缺陷制約著他觀察處理問題的視域，削弱了決策的科學性、準確性，導致他對社會主義建設探索的失誤。
毛澤東酷愛讀書，但他閱讀的書籍以中國文化典籍為主，尤以史籍最多，對自然科學則興趣不濃。雖然建國後他也曾讀過一些科學技術書籍，但數量有限。這一特別嗜好影響了毛澤東的知識結構與思維模式。
1.自然科學知識結構遜色於社會科學知識
中國傳統文化長於研究社會人生問題而短於研究自然科學，這在毛澤東身上有著鮮明的體現，並影響了他的認識與實踐。在革命時期，傳統文化對毛澤東領導革命發揮了強大的正面作用：而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傳統文化更多地顯現出其負面影響，傳統文化在自然科學方面的欠缺是不能很好地滿足以工業化為代表的現代化建設的需要的。
2.經濟知識不足與政治知識豐富
中國傳統文化長於研究政治軍事鬥爭謀略而短於研究社會經濟運動規律，相應的使得毛澤東政治知識豐富而經濟知識不足。毛澤東曾認識到自己缺乏經濟知識，尤其在由於經濟知識不足導致經濟建設和經濟活動的某些失誤後，他更是多次提出要加強經濟知識的學習。但是，隨著國民經濟的快速恢復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快速完成，毛澤東滋生了一種錯覺，以為經濟建設並不比戰爭困難，慢慢放鬆了警惕和補課心理，在實踐上漸漸忽視客觀經濟規律而陷入某種空想，結果導致社會主義建設探索的重大失誤。
3.民主認識的偏頗與法律知識的相對單薄
中國傳統文化的另一個特點是民主思想、法學理論的相對缺乏，毛澤東對民主、法律的理解也存在偏頗的地方。在毛澤東看來，”民主這東西，有時看起來似乎是目的，實際上只是一種手段。”在該認識的指導下，毛澤東倡導大民主，而且幻想不依靠法制治理國家，而把希望放在群眾運動上，結果為「文化大革命」的悲劇埋下伏筆。
4.有關中國知識的豐富與有關國外知識的相對單薄
毛澤東是一個土生土長的中國人，一生只到過國外兩次——兩次都是蘇聯，而且時間短暫，這導致他對外部世界缺乏直觀了解，對西方現代化成就缺乏足夠的認識。現代知識的不足促使毛澤東轉從傳統文化中探尋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道路，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一定程度地沿用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想，進而演化成一種空想社會主義思想，人民公社就是其空想社會主義思想的體現，結果脫離了中國當時的國情，在社會主義建設的探索上犯了錯誤。
綜上所述，儘管毛澤東的知識非常淵博，但知識結構的局限性影響了他的思想，使他晚年從理論到實踐走向誤區。
二、毛澤東的獨特性格與氣質
毛澤東晚年探索中出現的反覆、逆轉甚至是相互矛盾現象，不可否認地與他的思想性格有特定關係。
強調物質的運動和鬥爭，並視之為普遍規律，是毛澤東哲學思想的主要內容。這種哲學思維，影響和鑄造了毛澤東的個性，毛澤東自己稱之為是「虎氣」和“猴氣”兼於一身的性格。這種性格，使得毛澤東常常不滿足於穩定和平衡，而是希望運動和鬥爭。他常常在思考新問題，探索新思想，給自己、也給中國革命和建設不停地提出新的奮鬥目標。由於有的思考是探索性的，並非成熟的觀點，因而往往出現一些矛盾的現象，這種現象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尤為突出。許多並非成熟的思想觀點，而僅僅是他一時的感想，或是對某一具體事物的看法，有的甚至不過是文學家們常稱之為的“思想的火花”，卻被一些人當成“最高指示”，作為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來推行，結果給革命和建設事業帶來消極影響。例如：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對中國歷史上儒家和法家的一些評說，僅是毛澤東在讀中國哲學史時的有感而發，並非毛澤東的一貫思想，結果卻被江青反革命集團利用搞了一場評法批儒運動，並被引申為一場“革命”與“保守”的政治鬥爭。又如：毛澤東對張鐵生交白卷及黃帥“反潮流”的有關批示，顯然與他一貫主張的學生要在德、智、體三方面全面發展相悖，可在那個特定的政治條件下，卻被當作了實行教育革命的“最高指示”，給教育事業造成消極影響。
自信以至有些固執，是毛澤東的又一性格特徵。近年來一些在他身邊的工作人員的著述對此有所披露。無論是對自己的個人生活，還是對黨和國家的重大活動和決策，他都非常自信甚至是有些固執己見。過分的自信和固執，使他難以在錯誤的道路上加以自我矯正。1965年5月，毛澤東曾對彭德懷說：「也許真理在你那邊。」“將來還可帶兵去打仗，以便恢複名譽。”“事實已經很清楚，真理確實在彭德懷一邊（毛澤東對此不能說沒有認識），但毛澤東的用語卻含糊其詞。在一定場合，針對某個事件，毛澤東有時往往不是服從真理，而是向自己的自尊和自信屈服。對於毛澤東的過分自信以至固執，黨和國家其他領導人是有所顧忌的。從大局著想，如不順從他很可能造成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混亂甚至黨的領導核心的分裂，從真實情況看是難以反對，正如鄧小平所說：“有些問題我們確實也沒有反對過，因此也應當承擔一些責任。當然，在那個條件下，真實情況是難於反對。”所以，即使對毛澤東的思路和觀點有疑問和意見，也很少當面直陳，往往是在實際工作中稍加變通。這無疑是毛澤東探索出現逆轉的重要原因。
毛澤東是偉大的政治家，又是不拘一格的詩人。「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芙蓉國里盡朝暉”，“到處鶯歌燕舞”，“六億神州盡舜堯”，這些表達了毛澤東對未來美好社會的嚮往。“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則表達了他為實現美好理想的信心與恆心。可以說，中國絕大多數人都曾被毛澤東這些極富浪漫色彩的詞句而感染、振奮。但當我們把這些浪漫主義的詩句同他的政治實踐聯繫起來考察時會發現，他那浪漫主義的詩人品格對其政治實踐是有相當影響的。當他將詩人的浪漫不適當地運用到國家的政治生活和經濟生活中時，便難以避免出現失誤。正是他那“冷眼向洋看世界”的革命樂觀主義情懷中，隱埋著聽不進正確批評和意見的因子：正是他那浪漫主義的詩人品格，為其本來就理想化的社會主義藍圖和建設方案又重重地塗上了一層瑰麗的色彩，使之具有某種程度的空想性。
三、毛澤東晚年驕傲情結的形成及克服的失敗
毛澤東晚年探索社會主義出現失誤直至發生逆向轉折，是一個十分複雜而深刻的歷史現象。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問題的認識需要經過一個或短或長的探索過程搞清楚，欲速則不達。作為一個在長期革命鬥爭中一直堅持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無產階級領袖，一個善於對中國社會進行階級分析並制定正確戰略策略的革命家，將社會主義條件下階級鬥爭擴大化的錯誤推向極端，形成“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錯誤理論，導致全面內亂的「文化大革命」，使得原本正確的社會主義建設探索步入歧途非常可惜。在這一錯誤形成發展過程中，應該有很多機會去停止或糾正錯誤，這樣的機會卻沒有被充分利用。之所以出現這樣的情況，必定有某種毛澤東自身無法超越的東西在起著作用。按照系統論觀點，如果我們把逆轉過程看作是一個系統，那麼這個系統啟動的原動力究竟是什麼？維繫這個系統運行的續動力又是什麼？經過考察，個人認為，毛澤東始終無法超越的就是他思想深處長期滋長起來的驕傲情結。這是促成他逆轉的最深層原因。說它是驕傲情結，因為它是長期積澱形成，比較穩定地發揮作用的情緒源。這個情結不是一般地同逆轉的各關節點相聯繫，它內在地決定著逆轉的總趨勢，誘發主體內部一切不健康的“病灶”，提供運轉的能量。
其一，毛澤東晚年驕傲情結的形成過程。毛澤東驕傲情結的形成有多種因素促成。如，晚年從中國歷史中吸取治黨治國以及政治鬥爭的方略的同時，也不自覺沾染某些封建遺毒，諸如帝王思想、非道德主義的政治策略等：再如，由於長期缺少認真反省，對錯誤採取掩蓋的態度，最後發展到一意孤行，拒絕他人建議；再如，晚年出現的相對主義思維方式，有時抹煞事物的質的規定性。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是在同「左」和右的兩種錯誤傾向特別是王明、李立三、張國燾以及第三國際的「左」傾錯誤的鬥爭中，開創了馬列主義同中國國情相結合的中國革命道路。長期革命實踐證明了毛澤東是正確路線的代表。由於敵我對比懸殊，還有共產國際、斯大林這些制約因素，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略策略的制定中，一直採取謹慎、穩妥、積極的態度。如，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制定的“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革命道路；抗日戰爭時期確立的持久戰戰略原則：解放戰爭時期準備打長期戰爭的思考；社會主義革命準備用三個五年計劃完成等等。由於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符合實際，穩妥可靠，革命進程比預想的大大提前。如原先認為至少要打5年的解放戰爭，3年多就基本勝利。
但新中國成立後，似乎一切制約因素都不再存在。經過抗美援朝，認為美帝國主義也沒什麼了不起；斯大林逝世後，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揭了斯大林問題的蓋子，認為蘇聯、斯大林也沒有什麼了不起：至於赫魯曉夫就更不在話下。於是，在這種形勢面前，產生了驕傲情緒。在國內，原定用15年完成的社會主義改造，僅用4年時間就完成了，認為中國有了自己的一套經驗。這給毛澤東造成的錯覺是領導落後於群眾，因此在建設時期他總是強調反右傾，反保守。他開始迷信自己，脫離群眾，也脫離中央領導集體，聽不進任何不同的意見。這種對歷史經驗的抽取，同時就潛伏下過高估計個人作用、能力，以及在後來急於求成，超越現實的思想苗頭。反右派，封住了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的嘴：反右傾，封住了黨內堅持正確意見同志的嘴。總之，失去了制約，就難免出現偏差。
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建設中的卓越功績，以及在黨內、全國人民中逐漸形成的崇高威望，使他自覺或不自覺地把自己同黨、群眾的位置擺錯。如，1958年3月在成都會議上，提出「兩種不同的個人崇拜」的觀點；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林彪講了一番“毛主席的思想總是正確”的話，並強調，不管什麼時候發生問題，都不是毛主席意見錯了，而“恰恰是由於我們沒有照著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毛澤東對林彪的講話很欣賞並加以讚揚。這些都表明，毛澤東晚年驕傲情結確實在發生作用。
其二，毛澤東晚年克服驕傲情結的努力與失敗。在毛澤東晚年的探索中存在巨大的理論衝突、實踐衝突以及理論與實踐的衝突，衝突的結果往往是向「左」轉，這表明毛澤東為克服驕傲情結盡了巨大努力，但努力往往歸於失敗。例如，（1）他看到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後發展生產力已經上升為主要矛盾，然而這與他頭腦中先入為主的階級鬥爭理論衝突。驕傲情結讓他無視階級作為整體已被消滅的事實，並尋求現實中有利於後者的客觀依據，完成「左」轉，構造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2）鑒於中國社會現實和借鑒蘇聯的教訓，他創立了社會主義矛盾體系。然而從1957年反右鬥爭，到「文化大革命」全面爆發，階級鬥爭擴大化、混淆矛盾性質的作法愈演愈烈，發生很多荒誕、怪異的社會現象。正是驕傲情結的作用，使他固執地把謬誤反當作創舉，在錯誤的道路上愈滑愈遠。（3）鑒於蘇聯教訓，毛澤東制定了以農、輕、重為序的中國工業化發展道路。然而驕傲情結生髮的急躁使他不斷反“右”傾，很快就發動了「大躍進」運動，企望經濟超高速發展，結果使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衡，造成國家嚴重困難的局面。（4）他提出造成“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自由又有紀律，既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的生動活潑政治局面。”然而一場反“右”鬥爭，使大好政治局面遭到破壞，造成了萬馬齊暗的狀態。「文化大革命」更是到處“一片大好”的讚揚聲，致使「左」的錯誤暢行無阻，愈演愈烈。這裏隱藏在背後的也是驕傲情結：因為政權的穩固，個人威望的提高，毛澤東已淡忘了當年在延安形成的開門納諫，從善如流的傳統。早在紅軍時期，他就倡導政治民主、軍事民主、經濟民主、生活民主等一整套民主作風，到了晚年他卻對“大民主”樂此不疲。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指出「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失誤的原因時有一段精彩表述，“由於對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不足，對經濟發展規律和中國經濟基本情況認識不足，更由於毛澤東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領導同志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急於求成，誇大了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沒有經過認真的調查研究和試點，就在總路線提出後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嚴重地泛濫開來。”筆者認為這段論述，特別是有關驕傲的分析是切中要害的。
總之，由於驕傲而在不熟悉的事物面前喪失謹慎和清醒；由於驕傲而對「沒搞清楚」的對象盲目實踐；由於驕傲而將主觀意志強加於客觀實踐；由於驕傲而將錯誤固執地堅持下去，這就是毛澤東晚年探索發生逆轉的驕傲情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