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崗舞會上親近女色搞「按摩」惹怒周恩來

高崗（資料圖）

第一次發脾氣

總理愛跳舞。他難得休息和娛樂，有點寶貴的休息時間他首先是選擇跳舞，因為跳舞可以集運動、放鬆和工作為一體，這些在後面章節里將詳細介紹。

50年代的舞會是比較多的。那時沒有迪斯科、霹靂舞、太空舞這些名堂，那時只是交誼舞，並且基本就是「三步」、“四步”。毛澤東、朱德、劉少奇主要在春藕齋跳，總理去得不多，總理主要是在紫光閣和北京飯店跳舞。因為國務院領導、各部委辦負責人及部分在京的軍隊領導人，主要都是在這兩個地方跳。陪舞的女性主要來自部隊。那時階級鬥爭還激烈，政治審查嚴，部隊的人可靠。也有文藝團體的女性，包括一些著名演員。

千人千性，五個指頭還不一般齊。對於高級領導幹部也不例外，表現在舞場上也必然「氣象萬千」了。

比如總理，他不愧德尊一代，功垂千古。跳舞也是高雅文明，既洒脫又禮貌，風度翩翩又絕無輕浮。

比如陳老總，與總理風格相異，或輕鬆隨便，或熱烈活潑，或漫不經心，但絕無輕浮越軌。

不過，也確實有領導幹部熱烈至過頭、隨便到越軌。怎麼說呢？講好聽了叫解放、叫超前，講難聽了叫放肆、叫放浪。

周恩來第一次為跳舞發脾氣是在北京飯店。舞會一般是8點開始，總理往往是10點到，象徵性跳幾圈，同大家見見面，向舞伴問些部隊或社會上的情況，同各部門負責人簡單交流一下工作意見就退席。

記得那天舞會，趙燕俠、新鳳霞、馬玉濤這些著名女演員也參加了，間場時還組織幾個唱段。總理本來就喜歡聽她們唱，心情格外明朗愉快。跳舞時，輕捷瀟洒，像一股春風；聽歌時，頭稍稍後仰，嘴角漾著靜溫無言的微笑，右手在坐椅扶手上輕輕打拍子。這一切都是我所熟悉的周恩來。

然而，跳過三場後，總理臉色忽然變了。笑容被一隻無形的手用力抹去，他的臉脹紅起來，彷彿為什麼事感到羞恥，眉頭微蹙，目光朝某一個目標一瞥又一瞥……

一般情況下，我們身邊工作人員跟隨總理去跳舞時，都是可以跟著下場的。我注意到總理的變色變態，順他的目光尋找，發現了問題所在。

那是位相當一級的負責幹部，他的跳舞，用我們當時的話講，叫做「很不嚴肅」。我們對首長都是很尊重的，所以只講「很不嚴肅」，不會講更過分的話。他的舞蹈動作越軌了。現在的舞場上，這種“鏡頭”可能不少見，那時可不然，有點“觸目驚心”。怎麼說呢？比如現在有人跳“磨肚皮舞”，他與那個年輕的女文工團員，即便說不到磨肚皮，也摟得夠緊，貼上去了。比如現在有人跳“貼面舞”，他那不叫貼面也是時觸時離，若離若即。隨著舞會漸漸熱烈，他跟那個年輕女團員也漸漸熾烈，他的手也開始不老實，上下輕移，摸摸捏捏……

總理的臉色由紅漸漸轉蒼白，他的感情從羞恥而變成惱火義憤；他的目光開始還犀利地朝那位幹部掃射，後來終於黯淡下來，傷心失望地再不肯看那位幹部一眼。

他已經跳到了門口的方向，雖然舞曲未終，他也不再繼續旋轉，彬彬有禮地脫離舞伴，點點頭，歉意地說：「對不起，我有事，該走了。」

我們雖然正年輕，想跳舞，但是不敢離開他，一見他要走，都匆匆扔下舞伴去追隨。一名衛士就跑去拿他的大衣。

那時沒有現在的講究，現在高級飯店的舞場都有存放衣物處，當然也有失竊嚴重的原因。那時沒有這種服務，也沒有失竊的憂慮。參加舞會的人，多餘衣物都是往椅子沙發上一丟，摞一大堆；不分職務高低，不分衣物高檔低檔乾淨不幹凈，全堆一起。總理在門口站住腳，看衛士取大衣。衛士手忙腳亂，翻出總理的大衣，往出拿時，把壓在上面的別人的一件衣物弄掉地了。

當衛士將大衣交給總理時，胸脯正在起伏的總理忽然脾氣大發。他生來不會罵人。毛澤東偶爾發火還會說個「屁話」，吼一聲“滾”。總理連這些話也從不會講。他最嚴厲的話是：“這是不允許的！”他激烈時也不過兩句典型語言：“滑稽！”或“胡鬧台！”

現在，總理顯得那麼嚴厲，目光和聲音一樣尖銳：「你是怎麼搞的？為什麼把別人的衣服弄掉地？這是不尊重人，是不禮貌，不文明！」

總理前兩句話聲音還不大，說到「不尊重人」，“不禮貌，不文明”時，聲音放得很大，傳向舞場。衛士何曾見過這樣的脾氣大發，默默地低下頭。總理卻繼續大聲訓斥著：“不要以為這是小事，小事不注意，遇到時機一樣能鬧出大事。這是不允許的！”

衛士知道「這是不允許的」分量，他哭了。

總理板著面孔走了，登車而去。他批評人無論多麼嚴厲，事後總要再找你一次，重新解釋安慰一番。

「唉，發脾氣是一種無能表現。」總理事後這樣解釋：“對不起了，請你原諒。我那天心情不好，這不是對著你來的……”

我們都明白，總理大聲訓斥的那些話，是說給放肆舞場的極少數負責幹部的。

第二次發脾氣

還是那句話，千人千性，五個指頭還不一般齊呢。我們經常跟隨總理去參加舞會，他又常常是在舞會進行一段時間後到場，正是熱烈起來的時候，有時難免遇到不嚴肅的場面。遇到了他就生氣。記得第二次遇到時，他當場就不跳了，就在舞場中間氣憤地喊了一聲：「不跳了！走！」隨著這一聲，我們這些身邊工作人員就都停下舞，追著總理往出走。有名衛士跳舞中沒聽見，等發現追出去時，總理已經甩下他坐車走了。

可是，這種含蓄的批評、抗議和警告，有時並不能解決問題。總理在場，那個別幹部注意些，總理不在，他們還是不肯放棄這種「放鬆」和“愉快”。總理參加舞會沒有準點，有時仍然要碰上。他終於忍無可忍，開始了當面的嚴厲批評。我們這些跟隨左右的人，見他批評過不少次，對有些人很不滿，不留情面地表達了義憤。記得有次一位幹部“不嚴肅”，見總理來到，跳舞“放”不開了，就想帶著結識的年輕舞伴一起登車走。總理攔住了他，嚴厲訓斥：“你年紀也不小了，連這一點自我約束也做不到？你這樣胡鬧台，不覺得羞恥嗎？……”

公開的舞場上，氣氛總的說是健康而朝氣蓬勃；偶爾也只是個別人有所越軌，在總理的影響下還漸漸改正收斂了。真正氣氛不夠好的還是「家庭舞會」。

第三次發脾氣

所謂家庭舞會，好像是改革開放以後才聽得多了，其實建國之初就有。當然，一般人是搞不了的，大城市裏的資本家另當別論，以共產黨的幹部講，就是那些司令、部長也沒有搞的條件，也想不到去搞。就我的所見所聞，似乎只有高崗搞過。

那時，高崗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可以說身處權力的頂層。他有能力，有魄力，精明強幹，在過去的革命鬥爭中作出較大貢獻和成績，抗美援朝又有新奉獻，受到過毛澤東的表揚。

不過，這個人也有弱點，就是喜歡親近女色，並且不大在意人們對這種事的議論。用林彪一句名言來講，就是認為「小節無害」。他在東北是最大的“西瓜”。高崗不點頭，老天爺也不敢下雨。就是東北軍區某些身經百戰的紅軍將領，有一位他看不上眼了，也照樣表個態度就能將其拿下來免職。這原因很簡單。歷朝歷代，開國之初都必然經歷一個“英雄治國”的階段。這是鞏固政權時所不可免的，各方「諸侯」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在建立健全法治之前完成其人治的歷史使命。

大權在握的「諸侯」，能否用理想、道德及黨紀、軍紀、政紀約束自己，規範自己的行為，很大程度上就要取決於其自身的人品和修養了。高崗的長處不應否認，抗美援朝時，東北處於特殊地位，高崗自然也負有特殊責任。從某種意義上講，在朝鮮是彭德懷總攬，東北是高崗總攬，北京是總理總攬，這三個人接觸頻繁，共商共事，一道奮鬥，不能說沒有感情。所以高崗到北京後，在他家組織舞會，總要讓秘書通知我們，請總理務必光臨。

但高崗的短處也無須遮掩。他的親近女色有時簡直「坦蕩」得無所顧忌。在東北時，他喜歡白俄姑娘，一旦被纏住，他可以毫不在乎地給東北軍區或東北人民政府有關部門打電話，叫送“招待費”去“救駕”，打發那些愛錢不怕官的姑娘。辦理過這類“救駕”事宜的老同志已經有過回憶文章，這裏不多講。可是高崗的不在乎也太過了，他就沒想想北京不是東北。東北的“西瓜”到了北京也許就是“芝麻”，至少也不再是“大西瓜”。

第一次邀請，總理興緻勃勃地趕去參加了。剛見面時當然都很熱烈禮貌，還免不了互相客氣一番。一個是總理，一個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互相都很尊重。舞一旦跳起來了，高崗便漸漸有點「原形畢露」，目光像獵手一樣搜尋和享受女性特有的曲線部位的美，調情的話多起來，有些甚至講得很粗俗。

對此，總理開始雖然有些感覺，有些意外，但還能寬容。他並不要求別人都像自己一樣高雅，參加到革命隊伍里的人本來就有各自不同的出身、經歷及所受教育，怎麼能不允許人家各有千秋呢？彭德懷見了高崗可以直呼：「哎，高大麻子！」高崗聽著很親切。總理如果這樣叫，高崗一定就不舒服了。同樣，總理在舞場上仍然保持高潔文雅，如果要求高崗也高雅，那就虛假不成其為高崗了。倒是逗幾句粗話來得本色。若走到這一步而止，總理不會發脾氣。過去在工作的接觸中，總理就知道高崗的性格中有著粗獷熱烈，大大咧咧，不修邊幅的一面。可是，高崗並沒到此為止，他又加上了“按摩”動作，並且也要享受舞伴的“按摩”。

還動真格的了？這位東北來的陝西漢子令總理吃驚。他後來在不同場合曾多次向我們感慨「山高皇帝遠」，有些地方官“胡鬧台”，中央難於很快都查明。

這一次跳舞，總理後來是生氣了。雖然強忍住沒發作，但是告辭時態度已經明顯地冷淡下來。

第四次發脾氣

此後，高崗又連續幾次邀請總理去跳舞，總理拒絕了兩次。考慮到高崗身兼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東北人民政府和東北軍區一把手的重要職務，特別是在國務院兼任著計劃委員會主任，今後還要在許多方面合作共事，不能鬧得太僵，就勉強又接受邀請去了一次。

這一次高崗不但沒收斂，反而更「開放」“搞活”了。以高崗的身份，總理不適合在這樣的場合對其公開發脾氣訓斥，所以總理在跳到門口時，仍然是朝舞伴點頭，禮貌地說聲：“對不起，我有事。”便轉身退場了。

這一次其實發脾氣更大，因為對高崗是不辭而別，並且上車就走，又把衛士們丟下了。

「大大咧咧」的高崗這才發現北京不是東北，總理是真發脾氣了。他有些尷尬，有些不安。後來又多次讓秘書來電話請總理“光臨”，總理之光卻再也不曾照臨高崗之家。總理向我們吩咐：“告訴他，不去。他的舞會我再不要參加！”

你問50年代的老部長：你最怕誰？我保證他們回答：周恩來。

如果你再問一句：你最不怕誰？我保證他們還是回答：周恩來。

本文摘自《走近周恩來》，權延赤 著，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鄧小平的角色

1992年當鄧小平退居幕後的時候，他已完成了150年來中國歷任領導者孜孜以求卻未能達成的使命：他和他的同事們終於找到了一條富民強國的道路。但在達成這一使命的過程中，他還主導了一場中國本身的根本性變革。中國與外部世界的關係、其國家治理機制和社會體系都發生了改變。鄧小平卸任之後，中國繼續飛速地變化，但鄧小平執政之下發生的基礎性結構變化至今已延續了20年，並可能在未來很長的一段時間延續下去，當然其中也會伴隨一些調整。的確，鄧小平執政期間的結構性變化，可稱得上中國自2000年前帝國成形的漢朝以來發生的最具根本性的變化。

中華傳統的博大精深、中國社會的廣度和多樣性、當時各國際組織的性質、全球體系共享技術及管理技巧的開放態度、中國共產黨的性質、以及大量勤勞且富有創造力的人民共同造就了鄧小平時代的變革。但它發生在一個過渡時期，當時最高領導人被賦予了極大的自由，以引導政治進程並做出最終決策。這一變革也是由當時的領導人鄧小平個人所扮演的角色來推動。當然，這一重大變革背後的深層理念來自許多人，但當時沒有一個人能完全預料到事情未來將如何演變。鄧小平也並非是一開始就設計好了變化的所有細節的設計師。事實上，那個時代並沒有一個清晰完整的設計。

鄧小平更應該說是一個總的管理者，他在變革期間領導了各方面的工作。他梳理了整套理念並把這些理念以可接受的方式和節奏呈現給當時的中央領導集體以及社會民眾。在經歷劇烈變革的時候，他在最高層向人們伸出了一隻堅定的手，給人們以信心。他親自挑選並帶領中央領導集體共同努力，啟動並執行了各項改革。在解決國內和國際問題時，他努力研究出各利益相關方都能接受的方案。他培育了一個強大的國家治理結構，在中國人都努力適應突飛猛進的新時代時仍能保持統治力。他領導人們在變革過程中分清輕重緩急，並找出實現首要目標的對策。他以直截了當的方式向民眾宣傳其政策方針，描述他們面臨的整個局勢以及需要採取哪些具體應對措施。

一旦出現爭議，他在做出最終決策以及決策實施過程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盡量縮小各方之間的裂縫。他支持為實現目標而採取激勵手段和機制，但前提是目標要現實可行，人們不至最終痛苦失望。他主張給科學家、經濟學家、管理者和知識分子等專業人士足夠的自由，使他們努力工作。不過，一旦他擔心危及脆弱的社會秩序時，他們的自由就會受到限制。他主導改善了與其它主要國家的外交關係並建立了與國外領導人的溝通。在他所有的工作中，鄧小平始終堅信：採用世界上最現代化的科技和最有效的管理技巧將給中國帶來最偉大的發展—而對全體中國人民來說，嫁接這些科技和技巧可能給國家體系帶來的破壞是可控的，也是值得的。

在鄧小平卸任後才逐漸成長起來的人們，不論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都很難了解鄧小平在變革初期面臨的問題有多麼複雜和困難：國家封閉、排斥全新的思考方式，「文革」中曾受抨擊的人們與抨擊者之間存在巨大的裂痕，民眾對帝國主義和外國資本主義充滿敵意，城鎮居民不願接受逾2億的農村移民，仍生活在貧困中的人們與那些先富起來的人之間出現爭論分歧。

不過，鄧小平在負責變革中的各方面工作時也享有極大的優勢。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國家已經基本統一。他接手了一個運作良好的執政黨和政府。很多經驗豐富的高層官員贊同他的觀點，認為有必要進行深入的改革。他掌權時面對的是一個開放的世界貿易體系，其他國家願意分享他們的資本、技術和管理技巧，歡迎中國加入國際組織。

鄧小平還擁有很多難得的個人品質，使他有能力主導中國的這場變革。當時的其他任何人恐怕都很難擁有他那樣的權威、豐富的經驗、策略意識、自信、人際關係和政治判斷力，使中國的變革取得如此的成就。

繼任者的挑戰

鄧小平卸任之後的幾十年中，這場變革給他的繼任者們帶來了一系列的挑戰。而且在未來的幾十年，這些挑戰可能仍將持續。這些挑戰包括：

提供全面的社會保險和醫療保障。在鄧小平時代，政府僱員，包括國企員工，享受單位提供的醫保和福利津貼，但這些僱員僅占人口的小部分。政府預算太少，難以為每一個人提供退休、醫療及其它福利津貼。到了20世紀80年代末，隨著市場的力量增強，收入高的人們能夠自己出錢享受良好的醫療並獲得其它保障。但相當多的中國人仍無法享受醫保和福利津貼。

鄧小平的繼任者們發現，對福利保障不足的議論越來越多。工作單位無法提供人口流動性不斷增加導致的社會保障需要，而政府預算和專業醫療人員缺乏，難以滿足不斷增長的需求。廢除農村人民公社後，農村沒有集體單位可以提供急救和初級醫療服務。隨著房產的私有，以及國有企業在更加開放的市場環境中面臨競爭壓力，即使是那些大的工作單位，福利保障也常常不足。當時的中國領導人面臨的挑戰在於，要在有限的國家預算內，擴大專業醫療人員的人數、升級設施，並建立一整套醫療和社會保障體系，為全體人民提供保護，包括那些住在偏遠地區的貧困人口。要建立這樣的一套體系需要幾十年的時間，另外一個挑戰就在於，對現有資源和設施的分配要顯得公平、合理。

重新定義和管理自由的邊界。也許鄧小平當初面對的最棘手的問題就是設定自由的邊界，既可以滿足知識分子和公眾的要求，同時又保證領導者能夠維持公共秩序。

隨著現代通訊越來越複雜，而且人們逃避管控的方式越來越難預料，國家領導人能否找到形成公共觀念的方法並防止騷亂？

遏制腐敗。鄧小平在任職期間主張對重要腐敗案件要堅決嚴懲，但當一些地方官員為了推進四個現代化建設和加快經濟增長在規則上變通時，他也願意採用其它的處理方式。對於鄧小平的繼任者來說，問題在於各級官員已找到規定工資之外的增收渠道。公務人員、醫生和其他工作人員「收紅包」已經習以為常。政府官員為新項目建設批地，不僅直接收錢，還接受公司股份、低於市場價的房產、奢侈的宴請和豪華汽車。這些現象已蔓延開來，有太多的官員和官員親屬都牽涉在內，更高層的官員要處理這一問題是非常棘手的。

保護環境。在鄧小平時代，大範圍的貧困和發展經濟的渴望極為強烈，經濟發展任務是優先於防止污染的—儘管鄧小平本人特別關注植樹造林和擴大公園面積。然而，自鄧小平時代以來，工業大規模擴張，而諸如燃煤煙氣、水資源短缺、河流污染、酸雨、環境惡化導致健康問題、食品安全等諸多環境相關問題與日俱增，引起社會廣泛關注。擺在官員面前的問題在於，如何改變這種嚴重破壞環境的發展方式。在一些貧困地區，採煤以及使用煤等各種資源已經嚴重地破壞了環境，但經濟壓力之下這樣的發展模式仍在持續。這樣的問題極難解決。此外，其他國家紛紛指責中國已成為全球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中國機動車數量每年增長上百萬輛，以及重工業發展可能增加煤炭的使用，中國對此又該如何回應？

維護合法性。毛澤東在打贏內戰、驅逐帝國主義侵略者和統一全國的基礎上取得了統治的合法性。鄧小平通過對「文革」撥亂反正、實際解決國家難題以及實現經濟快速發展，從而取得統治合法性。那麼，鄧小平的繼任者們又將如何在新時代樹立他們的合法性呢？

鄧小平的繼任者們面對著腐敗蔓延和解決社會不公平問題的壓力。而未來的壓力可能更大，因為下面還有一個問題：全球經濟動蕩的背景下，可能相當一部分的人民還沒來得及享受早期經濟快速發展帶來的福利，中國經濟就已開始下滑了。為了做好準備應對這樣的可能，中國的領導人必須在經濟高速增長之外尋找合法性，加快解決公眾最關注的問題，包括減少腐敗和財富不均，將全民醫療及福利提高到合理水平，以及在官員選拔過程中尊重民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