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法憲（中）和邱會作、李作鵬在長城（資料圖）
本文摘自《中國大審判》，呂相友 著，遼寧人民出版社
一、林彪死黨黃永勝其人
黃永勝，１９１０年出生於湖北省咸寧縣。１９２７年參加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工農紅軍第一師三團團長、第二師師長，參加過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一一五師三四三旅六八五團團長，晉察冀軍區第三軍分區副司令員、司令員，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教導第二旅旅長。解放戰爭時期任晉察冀軍區熱遼縱隊司令員，熱河、熱遼軍區司令員，東北民主聯軍第八縱隊、東北野戰軍第六縱隊司令員，第四野戰軍第十四兵團副司令員，十三兵團司令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華南軍區、中南軍區副司令員、廣東軍區司令員、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兼軍政大學校長、軍委辦事組組長。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上將軍銜。是中共八屆候補中央委員，第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他是林彪麾下的著名戰將，曾為新中國的誕生浴血奮戰，屢建奇勛，其家鄉建有「黃永勝紀念館」。曾幾何時淪為林彪的死黨，自決於人民。
二、林彪死黨吳法憲其人
吳法憲，１９１５年出生於江西永豐縣，１９３０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１９３２年轉入中國共產黨黨員。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曾任紅軍第一零五團青年幹事，第六十四師青年科科長，紅軍一軍團二師二團總支書記、團政治委員。參加過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一一五師三十四旅六八四團政治處副主任，六八五團政治委員，蘇魯豫支隊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員，新四軍三師政治部主任。解放戰爭時期任遼西軍區副政治委員，東北民主聯軍第二縱隊副政治委員，第二野戰軍三十九軍政治委員，十四兵團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空軍政治委員、司令員，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空軍司令員。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中將軍銜。中共九屆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
吳法憲在歷史上也曾屢建戰功，是林彪的得力幹將之一。他在獄中極其謙卑，凡見人必呼「首長」，進門必喊“報告”，在庭審中有問必答，態度是比較好的一個。
三、林彪死黨李作鵬其人
李作鵬，１９１４年出生於江西吉安縣，１９３０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１９３１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１９３２年轉入中國共產黨黨員。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由戰士、班長、排長到任中央軍委二局參謀、二科科長，參加過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參訓隊長，八路軍一一五師偵察科科長、作戰科科長，山東縱隊參謀處處長。解放戰爭時期，任東北民主聯軍參謀處處長，第一縱隊副司令員兼參謀長，東北野戰軍第六縱隊司令員，第四野戰軍四十三軍軍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十五兵團參謀長，中南軍區軍政大學副校長。第一、第四高級步兵學校校長，中國人民解放軍訓練總監部陸軍訓練部部長，總參謀部軍訓部部長，海軍副司令員，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海軍政治委員。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中將軍銜。中共第九屆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歷史上也是立有戰功的、專能打硬仗的林彪「虎將」之一。
邱會作(右一)與林彪(中)等在一起（資料圖）
四、林彪死黨邱會作其人
邱會作，１９１４年出生於江西興國縣，１９２９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１９３０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１９３２年轉入中國共產黨黨員。土地革命時期曾任紅五軍團宣傳隊隊長、軍委總供給部政治指導員，軍委四局三科科長、西北供給部糧秣處處長。參加過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軍委供給部副部長、部長，豫皖蘇邊區財政委員會主任兼新四軍第四師供給部政治委員、新四軍第四師政治部組織部部長。解放戰爭時期，任熱遼軍區政治部主任，東北野戰軍第八縱隊政治委員，第四野戰軍四十五軍政治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十五兵團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華南軍區政治部主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總後勤部部長。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中將軍銜。中共第九屆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
邱會作在法庭上表示認罪，是態度比較好的一個。
五、林彪死黨江騰蛟其人
江騰蛟，１９１９年出生於湖北黃安縣（今紅安）。１９３０年，１１歲就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參加工農紅軍。１９３７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黃安縣區兒童團大隊長，鄂豫皖蘇區陂南縣兒童局書記。抗日戰爭時期任新四軍第五支隊十五團政治處主任。解放戰爭時期任東北民主聯軍第二十四旅政治部主任，遼北軍區第二軍分區政治部主任、東北野戰軍一五一師政治部主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師政治委員、軍政治部主任、廣州軍區防空軍政治委員、空軍政治委員、南京軍區空軍政治委員。１９５５年被授予少將軍銜時，只有３６歲。
善良的讀者不禁要問，紅軍時期自小就投身革命的宿將幹才，身經百戰又屢建戰功的功臣們，為什麼成了林彪反革命集團的主犯？
宋朝詩人黃庭堅詩曰：「蛄蜣轉丸賤蘇合，飛蛾赴燭甘死禍。」他們皆因迷私利耳！
吳法憲自己說，他是林彪、葉群的一條狗。他在看過《起訴書》後說：「我犯罪的根本原因，是我有野心。」
篡奪軍權，是林彪實現其篡黨篡國野心的首要步驟。林彪瞄準了篡軍的最大障礙是軍委秘書長兼總參謀長羅瑞卿大將。１９６５年夏天以後，林彪、葉群多次授意李作鵬和吳法憲，用極其骯髒的手段，捏造事實、製造偽證，栽贓誣陷羅瑞卿。在林彪、葉群的指使和煽動下，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等人誣陷羅瑞卿是「大陰謀家」、“大野心家”，對海軍“懷有巨大的陰謀”。林彪進一步誣陷羅瑞卿和彭真、陸定一、楊尚昆同志一起“搞政變”、“搞顛覆”、“要殺人”……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就投書密告。他們拉山頭、搞宗派，把林彪當成靠山，唯林彪之命是從。他們迫害羅瑞卿，向林彪獻媚，為林彪的陰謀活動立下了“汗馬功勞”，林彪便把他們看成篡黨奪權的膀臂。
「文化大革命」伊始，林彪一方面煽動“打倒一切”，另一方面就親自為黃、吳、李、邱塗脂抹粉，說吳法憲是“正確路線的代表”，說李作鵬“突出政治”，“反羅瑞卿有功”，他把黃永勝請到北京來住。林彪還派葉群帶著他的手令和陳伯達的手令，親自到總後勤部機關為遭受衝擊的邱會作解圍保駕。這使四員悍將感激涕零。吳法憲曾在林彪面前流著淚呼喊祝林彪“萬壽無疆”，邱會作寫了篇《零點得救》的文章感念林彪救命之恩。
江騰蛟（資料圖）
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顯赫地位，極大地刺激了這四員悍將的權力欲，他們把賭注都押在了林彪的身上。羅瑞卿被打倒之後，林彪又指使吳法憲編造誣陷劉少奇的黑信；指使吳法憲、李作鵬誣陷賀龍；林彪、葉群和他們又先後誣陷陳毅、劉伯承、葉劍英、聶榮臻、徐向前等各位軍委副主席，把他們攆出軍委辦事組，取而代之。１９６９年，林彪對黃、吳、李、邱四個人說，“軍隊的權力就集中在你們幾個人身上”，“不要把權交給別人”。
他們正是用這個「權」干盡了壞事。
那麼，那個無名鼠輩江騰蛟呢？
事出有因，葉群在太倉參加「四清」運動時，認識了江騰蛟，葉群一眼就看中了江騰蛟那副巴結獻媚的嘴臉。１９６５年冬，善於取悅上級的江騰蛟，借林彪、葉群委託他照顧女兒林立衡在上海養病的機會，而為之盡心賣力。１９６６年冬，忙於天下大亂的林、葉又要他照顧女兒和兒子。１９６７年江騰蛟親自把林家的“金童玉女”送回北京，他的殷勤深得林彪、葉群的歡心。
１９６８年，中央軍委決定改組南京軍區黨委，免去江騰蛟的職務。林彪、吳法憲提議讓江騰蛟擔任空軍政治部主任，可是當時的軍委主席毛澤東說，此人不可重用。江騰蛟得知後，幾乎到了絕望的程度。林彪卻不斷地安慰他，並把他接到北京保護起來，使江騰蛟感激涕零，表示死心塌地報效林彪。１９６８年以後，江騰蛟給他的主子林家先後寫了２０多封效忠信。其中有這樣一些話：「我非常明白，是首長和主任救了我。」“沒有首長就沒有我的一家，沒有我的一切。”“不管什麼時候，需要我幹什麼，下命令吧，我江騰蛟絕對不會說出一個‘難’字！”
就這樣，林彪任命江騰蛟當上了南京部隊空軍政治委員。成了林彪反革命集團的一名主犯。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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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和陳毅的革命生涯充滿了傳奇色彩。從1928年4月28日兩人第一次相見開始，直至1972年1月6日陳毅逝世，在這長達44年的崢嶸歲月中，他們共同伴隨著中國革命雄偉壯麗的歷史，走過自己生命歷程中最光輝的征程，結下了性格反差之大、卻又是領導人中少見的政治信任和個人感情。本書詳細介紹了毛澤東與陳毅在革命生涯中的情感世界。本文選自此書第六章，講述在抗戰勝利後發起的蘇中七戰七捷戰役前後，陳毅與粟裕在戰略上產生了分歧，毛澤東如何從實際出發，最後圓滿解決問題的經過。
毛澤東的南線出擊計劃
1946年是中國歷史上不平常的一年。
這年年初，戰火還瀰漫著中國的天空。隨著1月13日停戰、政協各項決議的通過、整軍方案的達成，人們覺得和平民主新階段已經到來了。人們期待著和平，也盼望著和平，但是，6月26日，國民黨蔣介石以三十萬大軍向我中原解放區大舉圍攻，又挑起新的全面內戰的戰火。在新的全面內戰爆發前，毛澤東對形勢的判斷有一個從力爭和平、準備蔣介石大打到以打促進和平的變化過程。
報中指出：「觀察今日形勢，蔣介石準備大打，恐難挽回。大打後估計六個月內外時間，如我軍大勝，必將議和；如勝負相當，亦可能議和；如蔣軍大勝，則不能議和。因此，我軍必須戰勝蔣介石進攻，爭取和平前途。」這一電報精神與以往已有所不同，其重點是要在“六個月內外時間”爭取我軍的勝利，以實現和平前途。
報中作了說明：「國民黨危機空前擴大，大城市人們對國民黨極大不滿，醞釀反戰運動；各省災荒甚重；雜牌軍動搖者；美國輿論已開始批評國民黨，如重新爆發內戰，估計打不長久，半年之後，可能議和。」
對戰爭形勢的這種分析判斷，必然影響到對戰略計劃的制定。6月22日毛澤東提出了一個南線出擊作戰的戰略計劃，請劉伯承、鄧小平、陳毅等同志考慮。
這個計劃是在國共和談全面破裂、國民黨軍向我大舉進攻時，我山東、太行兩解放區主力部隊實行外線出擊，向南作戰。要求太行解放區的部隊以豫東地區為主要作戰方向，集中主力儘可能攻取隴海路沿線南北十幾個縣城，著重在野戰中消滅敵軍有生力量，相機佔領開封；山東野戰軍則以徐州地區為主要作戰方向，集中主力配合蘇皖北部的部隊攻取津浦路徐蚌間及隴海路黃口、徐州段各點，著重調動徐州之敵在野戰中殲滅之，相機佔領徐州，同時，要求集中野戰軍主力以對付江北之敵，配合作戰，並考慮在形勢有利時，太行、山東兩區主力南渡淮南，向大別山、安慶、浦口之線前進。
報中，又進一步擴大南線出擊作戰計劃的規模，即由太行、山東兩區主力外線出擊，擴大為華中野戰軍參加的南線三軍主力外線出擊。
報中提出的南線出擊作戰計劃，當年是絕密的，開始只限於劉伯承、鄧小平、薄一波、陳毅和舒同五人知道，電報並未發給粟裕所在的華中野戰軍。但為了實施這一計劃，6月26日，毛澤東給華中局發了一份電報，指出：「為粉碎國民黨之進攻，決令劉鄧主力出隴海豫東，陳（毅）舒（同）主力出徐（州）蚌（埠）間，調動敵人而殲滅之。你區應以一部在蘇中吸引並牽制通（南通）揚（州）線上之敵，粟（裕）譚（震林）率主力（不少於十五個團）位於三分區（淮南津浦路東），與陳、舒配合，一舉佔領蚌浦間鐵路線，徹底破壞鐵路，殲滅該地區之敵，恢復三、四分區失地（四分區是津浦路西地區），並準備打大仗，殲滅由浦口北進之敵。」電報指令“華中野戰軍的一切聽陳（毅）舒（同）指揮”，並限於7月10日以前完成一切準備，待命西移淮南進攻。
應該說，毛澤東的這一南線出擊作戰計劃在解放戰爭初期，是不符合戰爭實際情況的。圍繞這一作戰計劃，陳毅和粟裕之間發生了爭論。也正是在這一爭論過程中，毛澤東逐步改變了南線出擊的作戰計劃。
粟裕認為華中主力應留蘇中，不能立即西移
報後，次日即複電毛澤東，完全同意這一南線出擊作戰計劃，並對山東野戰軍作了部署。6月27日，陳毅又以華東局的名義給華中分局和華中野戰軍發了一份電報，命令華中野戰軍留一個縱隊堅持蘇中地區、牽制敵人外，集中陶（勇）、王（必成）兩縱隊及五旅、十縱在六合、天長間整訓，準備於淮南津浦鐵路蚌埠、浦口段作戰。
報和陳毅6月27日的電報時，正在蘇中前線指揮作戰。他從實際情況出發，對南下作戰可能產生的各種情況進行了認真的分析，認為華中野戰軍主力應留在蘇中作戰，不能立即西移淮南。27日，他便給中央軍委和陳毅發了一份電報，表明了自己的意見。。
粟裕發出此電後，感到事關重大，立即趕回淮安，同鄧子恢、張鼎丞、譚震林一起商量，他們一致贊同粟裕的建議。6月29日，他們四人聯名又給中央軍委、陳毅發了一份電報：「華中主力轉至淮南後，不僅糧食須由蘇中供給，即民夫運輸恐難支持，因淮南地廣人稀，交通不便」，“蘇中公糧收入占華中二分之一，人口亦佔五分之二，對支持今後長期戰爭有極大作用”，“蘇中地（方）武（裝）已很弱，難於擔任鉗制任務。如蘇中失陷，淮南戰局萬一不能速勝，則我將處於進退兩難。如是，不僅對蘇中本身不利，即對華中整個作戰部隊之供應更有極大影響”。因此，他們建議在第一階段中，華中野戰軍第一師和第六師再加入蚌埠、浦口線作戰，完成第二階段任務。
和鄧（子恢）、張（鼎丞）、粟（裕）、譚（震林）在29日電中提出的建議。30日他電告中共中央並複電華中分局：「我們認為7月間非打不可，則王（必成）陶（勇）縱隊應立即西開，保證於7月15日到7月20日前後能按時發起戰鬥」，“我們認為王、陶留蘇中，一、二仗無法改變該地嚴重局勢，膠滯於該地於全局不利。四旅不能調淮南。”
陳毅堅持南線出擊戰略
報極其重視。在接到電報的第二天（28日）複電華中野戰軍,指示：部隊繼續隱蔽於待機位置，聽候安排。30日，毛澤東又致電華中野戰軍：「部隊暫緩調動，待與陳軍長（陳毅）商酌後，即可決定通知你們。」
報：「華中29日酉（時）主力留蘇中確保財源，而將淮南作為鉗制方向，以九個團擔任破路阻敵，此意見似有理由，你們覺得如何？望告。」
報中，提出了「我先在內線打幾個勝仗再轉至外線，在政治上更為有利」。按照毛澤東的這一指示，粟裕於7月13日發起了蘇中七戰七捷戰役。
就在蘇中七戰七捷戰役發起的這一天，毛澤東給陳毅等人發了一份電報，指出：「魯南大軍（即山東野戰軍）仍不宜此時南下，以免陷於被動地位」；“劉鄧所部亦在現地整訓待機，不要輕動”。“我蘇中、蘇北各部先在內線打起來，最好先打幾個勝仗，看出敵人弱點，然後我魯南（指陳毅部）豫北（指劉鄧部）主力計入戰爭，最為有利”。可見，毛澤東基本上接受了粟裕的建議，推遲了南線外線作戰計劃的實施。
報中主張敵本月大舉進攻蘇皖時，我軍應即按原定南進計划行動。
告訴粟裕華中野戰軍仍應在蘇中內線繼續殲滅敵人。
蘇中戰役的第二個戰鬥結束後，蔣介石繼續向蘇中增調兵力，而淮南解放區則已被敵人突破，華中形勢日趨緊張。7月25日，粟裕向陳毅、華中軍區並中共中央提出：「建議淮北戰役尚未大打時，仍將五旅調至蘇中參戰，比留淮南更有效，如何？盼考慮。」
粟裕這個提議，從表面上看，似乎僅僅是一個旅的調動問題，可是從實質上看，是華中野戰軍作戰的主要方向是在蘇中還是在淮南的問題，涉及華中野戰軍是堅持仍在蘇中內線殲滅敵人還是立即西出淮南津浦線南段進行外線出擊的問題。
這一天，陳毅率山東野戰軍主力越過隴海線達到淮北，他接到粟裕這個電報感到問題重大，他仍堅持毛澤東提出的山東、華中、晉冀魯豫三路大軍主力南下外線出擊的作戰計劃，認為淮南在全局上比蘇中更為重要，他不僅沒有同意粟裕提出的五旅東調的要求，相反要求粟裕率主力立即西移淮南。粟裕不同意陳毅的這一復示，8月1日，他在一份電報中仍然堅持自己的意見。
陳毅接到粟裕的這一電報，立即在當天下午報告中共中央：
「我建議粟部迅速西調，仍以切斷津浦、隴海，開展淮上新區，奪取徐州為目的。由軍委統一調動，減少往返商量，方足以應付。」
毛澤東接受粟裕建議，改變了原定的作戰計劃
一個要「西移」，一個要“東調”，毛澤東的態度怎樣呢？他在接到陳毅的電報後，回電陳毅，沒明確同意陳毅提出的要華中野戰軍主力立即西移淮南的建議，但是，他也沒有放棄要華中野戰軍主力西移淮南的計劃，只不過提出華中野戰軍如能在8月內殲滅兩個旅，就先在蘇中內線殲敵，然後再轉至淮南作戰。8月5日，粟裕複電中共中央並陳毅等人，指出：“我堅決要求五旅及特務團仍東調參戰，以期早改變蘇中戰局而使主力西移，否則淮南、蘇中均成僵局，於整個戰局亦不利。”
陳毅，提出：「似以同意粟裕意見在蘇中再打一仗，然後主力西調為有利，因粟部西調過早，一則蘇中人心不順；二則敵軍亦將早日西調，如西面仗打不好，怨言必多。故不如讓粟部在蘇中再打一仗（不論勝負），然後西調，各方則無話說。」
報，再次說明要求五旅東調的理由是：本應遵令不調五旅東來，但華中兵力過於分散，形成鉗制方向之兵力多於突擊方向，此次留在淮南九個團未起任何作用，現淮南已全被佔領，如靠五旅等部去配合淮北作戰，估計亦不會有成效，反之如以五旅加入蘇中作戰，則蘇中戰局很可能於最近有新的開展。
接到粟裕的這一電報後，毛澤東立即回電粟裕，提出了兩個作戰方案供粟裕選擇：一是「對蘇中目前即取防禦方針，而由你率主力與陳軍長會合，集中力量打開淮北局面，或出淮南，切斷津浦線，直接配合陳宋、劉鄧之作戰」；二是“照你八月五日電辦法，八月內再在蘇中打一仗，然後西移。”正在此時，毛澤東又接到粟裕的一份電報，報告“五旅已東調，殲敵良機已到”。8月8日，毛澤東複電粟裕並告陳毅：“殲敵良機已至，甚好甚慰。如連續殲敵兩個旅有便利條件則可連續殲敵兩個旅”，“預備部隊或鉗制部隊如有可調者，張（鼎丞）、鄧（子恢）、譚（震林）儘可能滿足粟（裕）之要求，集中最大兵力於主要方向。”
報，繼續堅持南線三大主力外線出擊作戰計劃。12日，毛澤東在復陳毅的電報中說：「粟裕軍前日在蘇中第二個勝仗，不但使蘇中蔣軍陷入極大困難，亦將使淮南第五軍無法北調。粟（裕）部在蘇中民情熟悉，補給容易，地形便利，蘇中敵軍裝備亦比第五軍差，較易取勝。馬上調淮南，因敵人硬，地勢險，不一定能完成切斷蚌浦路任務，不如令粟部再在蘇中作戰一時期，再打一二個勝仗，使蘇中蔣軍完全轉入守勢，保全蘇中解放區，對全局有極大利益。這樣配合淮北作戰，更為有利。」13日，在給粟裕的電報中說：“蘇中各分散之敵，利於我各個擊破，望再佈置幾次作戰……你們如能徹底粉碎華中蔣軍之進攻，對全局將有極大影響。”
粟裕、譚震林：「宜就地開展局面，不必忙於西調，軍委有此指示，望照辦。部隊宜爭取數日休息，再求新的動機，反較西調為更有力配合各方。」陳毅和粟裕之間的一場爭論到此結束了。
報中進行了自我批評。
報中指出：「在陳毅領導下大政方針共同決定（你們6人經常在一起，以免往返電商貽誤商機），戰役指揮交粟裕負責。」毛澤東對陳毅仍然表示了極大的信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