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中日實現邦交正常化，我作為中國政府派出的首批留學生之一，1973年赴日本學習，1977年開始在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工作，2010年起擔任中國駐日本大使，直到今年5月離任。可以說，我的職業生涯起點跟中日邦交正常化同步。」
回憶起在日本種種經歷，程永華最為難忘的是，曾作為鄧小平訪日的聯絡員，親身參與了那一場重大歷史事件。
近日，程永華接受長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專訪。武亦彬攝
極其罕見
1973年，程永華作為新中國派出的第一批留學生來到日本，學習語言、文化和經濟。
學成畢業之時，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將程永華留了下來。一年之後，程永華遇到了那個時期最重大的事件——時任國家副總理鄧小平訪日，他參與了鄧小平訪日期間的有關接待工作。
「作為聯絡員，小平同志在東京的行程我是全程參與籌備和聯絡的，能直接感受到他對日本的印象。」程永華回憶，鄧小平訪日，從一開始就註定是不平凡的。
1978年10月22日至29日，鄧小平對日本進行正式友好訪問，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國家領導人首次訪問日本。
「當時日本方面以最高規格接待了小平同志。」程永華對那次訪問印象非常深刻。他介紹，這其中還有一個特別的細節。按照日本慣例，外國賓客來訪，一般是派駐在國大使如日本駐華大使和日本外務省的儀典長去機場迎接。但是當時的日本外相園田直堅持要去機場接鄧小平。
1978年8月12日，《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在北京簽訂。園田直是日方代表。「小平同志訪日的一個重大議程是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批准書換文儀式。可能出於這種機緣，園田直本人提出來，要親自去機場接。日本外務省認為這超出規格，園田直則表示，如果作為外相去機場接不合適，那就作為園田直個人去接，反正就是要去。」程永華回憶道，最終園田直親自去機場迎接鄧小平。
視直播；訪日期間的記者招待會也是全程直播。
程永華對鄧小平訪日的感觸則更加深刻、直觀。
「那次經歷給我帶來了很大的震撼。作為大學剛畢業不久的年輕外交官，我在日本的國賓館聽著禮炮的聲音，第一次看到五星紅旗升起、第一次聽到國歌奏響，熱淚盈眶，真真正正地感受到自己對祖國的熱愛。」程永華動容地說。
在隨後的職業生涯中，程永華對這種感情的流露逐漸有了更深刻的認識。程永華說，駐外一線外交官對祖國的強大有著特殊的感情，他常跟使館工作人員的家屬、孩子們講，在國外看到的五星紅旗更加鮮艷，那種內心的驕傲、自豪、激動是無法用語言來形容的。
「很需要跑」
對於鄧小平訪日期間的一些細節，程永華至今記憶猶新。
「當時小平同志講訪問日本有三個目的，第一是交換條約批准書；第二是感謝多年來為中日邦交正常化、為中日兩國友好作出貢獻的老朋友；第三是尋找‘長生不老葯’。」程永華回憶，鄧小平的話比較幽默，他緊接著對第三個目的做了解釋，所謂“長生不老葯”就是來日本學習、借鑒如何實現現代化的經驗。
程永華接受長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專訪。武亦彬攝
器3家工廠。程永華回憶，在日產汽車工廠，鄧小平仔細觀看了工廠使用機械手安裝組件的總裝線。在參觀完這些工廠之後，他自言自語地說了一句：「我明白現代化是怎麼回事了。」
期間，鄧小平還專門乘坐了日本新幹線列車。這是一段為人熟知的歷史。在飛馳的列車上，陪同人員問鄧小平的感受，他爽快地回答說，「就是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們現在很需要跑。”
日本在1964年舉辦了東京奧運會，為此，日本當時建成了包括新幹線在內的一系列基礎設施。當年10月1日，日本第一條東海道新幹線開通，時速220公里，連接東京、名古屋和大阪三大都市圈，成為全世界第一條投入商業營運的高速鐵路系統。
程永華介紹，當時外界對鄧小平在新幹線列車上的話做了解讀，認為中國需要新幹線列車。「不過，我的理解是當時小平同志在思考，中國的發展需要速度，不能再折騰了。」
鄧小平訪日一個多月後，1978年12月18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
「當時的小平同志，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正在思考中國下一步怎麼辦，他在日本看到了差距，看到了中國下一步的發展方向。1978年10月小平同志訪日，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改革開放。」程永華說，可以說，鄧小平的那次訪問，不僅僅是中日外交關係上濃墨重彩的一筆，也對中國後來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番外
赴日研修團，與日本農家同吃同住
1978年8月12日，中日兩國宣佈締結和平友好條約。兩個月後的10月23日下午3時，中日友好人民公社，也就是後來的中日友好農場誕生了。
中日友好農場建立後，得到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親切關懷。中日兩國的友誼之花也在中日友好農場裏競相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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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中國改革開放步伐的加快，從1979年開始，中日兩國間的農業研修活動隨之展開。我國首批農業研修代表團赴日，進行農業技術交流和友好活動。
據統計，自1979年到1990年，農場相繼派出31批201人赴日本學習各種農業技術，農場派往日本的歷屆研修團，與日本農家同吃同住同勞動，朝夕相處親如一家，這種彼此間的純真友情是中日友好民間交往深入發展的歷史見證。
從1980年開始，中日友好農場的交流與合作不斷加深：棒球手套加工廠、中日友好養雞場、中日奶牛場、北京田園庄飯店等一系列項目陸續開展。
與此同時，農場要邀請日本友人來京做客，日本方面也把到中日友好農場作為來到中國參觀交流的必選之地。
中日友好農場是中國改革開放不斷深入發展結出的碩果。它使得我們更好地了解日本先進技術、發展理念，為我所用。同時更促使了了中日之間友誼的不斷深化。通過民間的友好往來，為中日兩國間的發展搭建了橋樑。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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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法憲（中）和邱會作、李作鵬在長城（資料圖）
本文摘自《中國大審判》，呂相友 著，遼寧人民出版社
一、林彪死黨黃永勝其人
黃永勝，１９１０年出生於湖北省咸寧縣。１９２７年參加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工農紅軍第一師三團團長、第二師師長，參加過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一一五師三四三旅六八五團團長，晉察冀軍區第三軍分區副司令員、司令員，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教導第二旅旅長。解放戰爭時期任晉察冀軍區熱遼縱隊司令員，熱河、熱遼軍區司令員，東北民主聯軍第八縱隊、東北野戰軍第六縱隊司令員，第四野戰軍第十四兵團副司令員，十三兵團司令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華南軍區、中南軍區副司令員、廣東軍區司令員、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兼軍政大學校長、軍委辦事組組長。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上將軍銜。是中共八屆候補中央委員，第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他是林彪麾下的著名戰將，曾為新中國的誕生浴血奮戰，屢建奇勛，其家鄉建有「黃永勝紀念館」。曾幾何時淪為林彪的死黨，自決於人民。
二、林彪死黨吳法憲其人
吳法憲，１９１５年出生於江西永豐縣，１９３０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１９３２年轉入中國共產黨黨員。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曾任紅軍第一零五團青年幹事，第六十四師青年科科長，紅軍一軍團二師二團總支書記、團政治委員。參加過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一一五師三十四旅六八四團政治處副主任，六八五團政治委員，蘇魯豫支隊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員，新四軍三師政治部主任。解放戰爭時期任遼西軍區副政治委員，東北民主聯軍第二縱隊副政治委員，第二野戰軍三十九軍政治委員，十四兵團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空軍政治委員、司令員，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空軍司令員。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中將軍銜。中共九屆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
吳法憲在歷史上也曾屢建戰功，是林彪的得力幹將之一。他在獄中極其謙卑，凡見人必呼「首長」，進門必喊“報告”，在庭審中有問必答，態度是比較好的一個。
三、林彪死黨李作鵬其人
李作鵬，１９１４年出生於江西吉安縣，１９３０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１９３１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１９３２年轉入中國共產黨黨員。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由戰士、班長、排長到任中央軍委二局參謀、二科科長，參加過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參訓隊長，八路軍一一五師偵察科科長、作戰科科長，山東縱隊參謀處處長。解放戰爭時期，任東北民主聯軍參謀處處長，第一縱隊副司令員兼參謀長，東北野戰軍第六縱隊司令員，第四野戰軍四十三軍軍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十五兵團參謀長，中南軍區軍政大學副校長。第一、第四高級步兵學校校長，中國人民解放軍訓練總監部陸軍訓練部部長，總參謀部軍訓部部長，海軍副司令員，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海軍政治委員。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中將軍銜。中共第九屆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歷史上也是立有戰功的、專能打硬仗的林彪「虎將」之一。
邱會作(右一)與林彪(中)等在一起（資料圖）
四、林彪死黨邱會作其人
邱會作，１９１４年出生於江西興國縣，１９２９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１９３０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１９３２年轉入中國共產黨黨員。土地革命時期曾任紅五軍團宣傳隊隊長、軍委總供給部政治指導員，軍委四局三科科長、西北供給部糧秣處處長。參加過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軍委供給部副部長、部長，豫皖蘇邊區財政委員會主任兼新四軍第四師供給部政治委員、新四軍第四師政治部組織部部長。解放戰爭時期，任熱遼軍區政治部主任，東北野戰軍第八縱隊政治委員，第四野戰軍四十五軍政治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十五兵團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華南軍區政治部主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總後勤部部長。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中將軍銜。中共第九屆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
邱會作在法庭上表示認罪，是態度比較好的一個。
五、林彪死黨江騰蛟其人
江騰蛟，１９１９年出生於湖北黃安縣（今紅安）。１９３０年，１１歲就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參加工農紅軍。１９３７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黃安縣區兒童團大隊長，鄂豫皖蘇區陂南縣兒童局書記。抗日戰爭時期任新四軍第五支隊十五團政治處主任。解放戰爭時期任東北民主聯軍第二十四旅政治部主任，遼北軍區第二軍分區政治部主任、東北野戰軍一五一師政治部主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師政治委員、軍政治部主任、廣州軍區防空軍政治委員、空軍政治委員、南京軍區空軍政治委員。１９５５年被授予少將軍銜時，只有３６歲。
善良的讀者不禁要問，紅軍時期自小就投身革命的宿將幹才，身經百戰又屢建戰功的功臣們，為什麼成了林彪反革命集團的主犯？
宋朝詩人黃庭堅詩曰：「蛄蜣轉丸賤蘇合，飛蛾赴燭甘死禍。」他們皆因迷私利耳！
吳法憲自己說，他是林彪、葉群的一條狗。他在看過《起訴書》後說：「我犯罪的根本原因，是我有野心。」
篡奪軍權，是林彪實現其篡黨篡國野心的首要步驟。林彪瞄準了篡軍的最大障礙是軍委秘書長兼總參謀長羅瑞卿大將。１９６５年夏天以後，林彪、葉群多次授意李作鵬和吳法憲，用極其骯髒的手段，捏造事實、製造偽證，栽贓誣陷羅瑞卿。在林彪、葉群的指使和煽動下，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等人誣陷羅瑞卿是「大陰謀家」、“大野心家”，對海軍“懷有巨大的陰謀”。林彪進一步誣陷羅瑞卿和彭真、陸定一、楊尚昆同志一起“搞政變”、“搞顛覆”、“要殺人”……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就投書密告。他們拉山頭、搞宗派，把林彪當成靠山，唯林彪之命是從。他們迫害羅瑞卿，向林彪獻媚，為林彪的陰謀活動立下了“汗馬功勞”，林彪便把他們看成篡黨奪權的膀臂。
「文化大革命」伊始，林彪一方面煽動“打倒一切”，另一方面就親自為黃、吳、李、邱塗脂抹粉，說吳法憲是“正確路線的代表”，說李作鵬“突出政治”，“反羅瑞卿有功”，他把黃永勝請到北京來住。林彪還派葉群帶著他的手令和陳伯達的手令，親自到總後勤部機關為遭受衝擊的邱會作解圍保駕。這使四員悍將感激涕零。吳法憲曾在林彪面前流著淚呼喊祝林彪“萬壽無疆”，邱會作寫了篇《零點得救》的文章感念林彪救命之恩。
江騰蛟（資料圖）
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顯赫地位，極大地刺激了這四員悍將的權力欲，他們把賭注都押在了林彪的身上。羅瑞卿被打倒之後，林彪又指使吳法憲編造誣陷劉少奇的黑信；指使吳法憲、李作鵬誣陷賀龍；林彪、葉群和他們又先後誣陷陳毅、劉伯承、葉劍英、聶榮臻、徐向前等各位軍委副主席，把他們攆出軍委辦事組，取而代之。１９６９年，林彪對黃、吳、李、邱四個人說，“軍隊的權力就集中在你們幾個人身上”，“不要把權交給別人”。
他們正是用這個「權」干盡了壞事。
那麼，那個無名鼠輩江騰蛟呢？
事出有因，葉群在太倉參加「四清」運動時，認識了江騰蛟，葉群一眼就看中了江騰蛟那副巴結獻媚的嘴臉。１９６５年冬，善於取悅上級的江騰蛟，借林彪、葉群委託他照顧女兒林立衡在上海養病的機會，而為之盡心賣力。１９６６年冬，忙於天下大亂的林、葉又要他照顧女兒和兒子。１９６７年江騰蛟親自把林家的“金童玉女”送回北京，他的殷勤深得林彪、葉群的歡心。
１９６８年，中央軍委決定改組南京軍區黨委，免去江騰蛟的職務。林彪、吳法憲提議讓江騰蛟擔任空軍政治部主任，可是當時的軍委主席毛澤東說，此人不可重用。江騰蛟得知後，幾乎到了絕望的程度。林彪卻不斷地安慰他，並把他接到北京保護起來，使江騰蛟感激涕零，表示死心塌地報效林彪。１９６８年以後，江騰蛟給他的主子林家先後寫了２０多封效忠信。其中有這樣一些話：「我非常明白，是首長和主任救了我。」“沒有首長就沒有我的一家，沒有我的一切。”“不管什麼時候，需要我幹什麼，下命令吧，我江騰蛟絕對不會說出一個‘難’字！”
就這樣，林彪任命江騰蛟當上了南京部隊空軍政治委員。成了林彪反革命集團的一名主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