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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對江青的態度急轉直下:因主席送的5個粘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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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對江青的態度急轉直下:因主席送的5個粘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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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對江青的態度急轉直下:因主席送的5個粘玉米?

2019年10月04日 18:34

康生(資料圖)

康生早年就認識江青?                              

傳說江青的母親李欒氏曾給康生家當過傭人,就在那時,康生認識了江青。

江青的母親是否給康生家當過傭人無從考證。即使當過,那也是江青五六歲的時候 。1972年夏天,江青與美國女作家維特克夫人談話時(當時我在場)說:「有一年正月十五(元宵節)那天,我父親因一件小事毒打了母親,母親忍無可忍,一氣之下帶著我離開了家門。」“我母親要出去工作,因此我可以上學。”“諸城縣一個有一妻幾妾的姓孫的地主收留了我們倆。不久,母親又找到了一份工作。這是一家‘破落地主’。”“在我只有五六歲的時候,我就試著走夜路去找我母親。”

假如有人認為這個「破落地主」就是康生家的話,康生是1898年出生,江青是1914年出生,康生比江青大16歲,康當時是二十一二歲的風華正茂的小夥子,怎麼會對一個五六歲的傭人家的小女孩產生好感呢?

1937年7月(有的說8月),江青從上海去延安。康生作為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副團長、王明的副手,與王明、陳雲一起於1937年12月(有的說是11月29日)從蘇聯回到延安。在此之前,江青就與毛澤東相識了。作家王凡、東平在《徐明清與江青關係的事實真相》一文(《黨史博覽》2007年第3期)中說:「經過兩個多月的審查,江青的黨籍問題由於黃敬的證明,最終得以解決,她本人也於1937年11月進入抗大學習。在抗大學習期間,江青和毛澤東有了頻繁接觸。她經常以向毛澤東請教問題為由,到毛澤東住的窯洞來做客。很快,江青和毛澤東戀愛的消息便在延安不脛而走。」這可以說明,康生並未從中牽線。

江青與康生的政治和個人聯繫,是康生從蘇聯回到延安以後才開始的。在這之前,江與康是否認識,沒有充分的證據,不得而知。

影,還會演京戲。”

兩人互相關心,互相支持、配合

江青與康生的關係,以我的所見所聞,覺得從總的來說是比較好的。

黨的九大期間,江青急欲進政治局,康生為她的這一願望是盡了心、出了力的。在九屆一中全會上,江青如願當上政治局委員以後,康生高興地跑到江青的住地釣魚台10號樓,熱情地表示祝賀。幾天後,康生還請人裱糊好,裝進漂亮的鏡框裏,親自跑到江青的住地,鄭重地遞到江青手裏。江青看到這個條幅,如獲至寶,一再向康生表示感謝。她說:「感謝康老對我的關心、肯定和鼓勵。康老是我最好的老師。」康生聽了以後,高興地說:“江青同志是我最好的學生。”康生走了以後,江青吩咐我們將康生寫的這個條幅掛在大廳的正面南牆上。

江青的牙齒不好,有一次牙齦發炎,康生知道後,熱情而耐心地建議江青使用竹鹽水漱口。江青同意後,康生又把江青的廚師程汝明同志叫去,親自教程師傅如何做竹鹽水。康生說:「用新鮮的竹子,把大粒的海鹽灌到竹筒里,再把竹筒放進烤箱裏烤。這樣連竹子裏面的內膜都炭化了,鹽也烤得黑乎乎的了,倒上水,用這水漱口,漱幾天以後,牙齦炎就好了。」江青遵囑認認真真地做了。還真的管用,幾天以後,牙病好了。

為了感謝康生的關心、幫助與鼓勵,江青把康生請到她的攝影室,給康生照標準像,並放大16寸,親自送給他。康生經常咳嗽,江青為了保護他的脖頸和喉嚨不受涼,親自送他一條她自己設計的獺皮圍脖。

康生由於精神上受刺激過大,用腦過度,吸煙過量等原因,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以後,在心理上和生理上都發生了很大變化,精神和體質大不如前了。茶不思,飯不想,也很少睡覺。 曾有幾天,拒絕吃東西、喝水,總怕有人下毒。江青為了使康生吃東西,恢復體力,延長壽命,就叫程師傅做了幾樣好吃的小點心,親自送到康生住地,端到他的病床前勸他吃。她當著康生的面先吃了一小塊點心,並說:「好吃好吃。」康生見江青吃了,也跟著吃了。江青高興地笑了。為了使康生高興,江青前後幾次給康生送去鮮花,表示問候。有一天,江青親自開著紅旗車給康生送鮮花。由於是初學開車,駕駛技術太差,當開到釣魚台8號樓東邊的小橋時,差一點開進湖裏去,坐在副駕駛室的司機小劉看到情況危險,啪的一下就把方向盤給扳正了。

在「批林批孔」初期,抱病在身的康生積極支持和配合江青的行動,江青則在1974年1月25日的中央機關「批林批孔」動員大會上誇獎說,康老有功勞,康老立了一功……

江青對康生尊重有加

江青對康生十分尊重,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是在稱呼上。江青稱呼康生,無論當面還是背後,或者是文字稱呼,我從未聽到和看到她稱「康生」,總是稱“康老”。

二是在態度上。江青在我們工作人員面前從未講過康生的壞話。有時不高興了,實在忍不住了,想跟我們說說她內心的話,話剛露頭,就立即收了回去。可是,她在背後經常講陳伯達的壞話,說陳伯達「不修邊幅、窩囊」,“他說他是小小的老百姓,哪有他這樣的小小的老百姓,官大一級壓死人”。還說“我跟他(陳伯達)吵過架,還在他面前摔過杯子”。有一次,她還在我面前發泄對張春橋、姚文元的不滿。她說:“我跟陳伯達吵架時,張春橋、姚文元一聲不吭,不堅持原則,我叫他們二位作檢討。”(他倆還真寫了檢討,並親自送到江青手裏,才作罷--筆者注)可那天吵架時,康生也沒有發言,江青卻沒有追究什麼。

三是在看電影上。江青喜歡看電影是出了名的。在釣魚台17號樓放映室里存放了上百部影片,這些影片如果沒有江青的批准誰也取不走,但康生除外。

江青請康生陪看電影,他如有特殊情況不去看,江青對康生沒有任何不滿的表示。江青通知張春橋、姚文元看電影,他們如果沒有充分的理由不陪她,她會不高興甚至表示不滿,有時還會拿他們是問。

康生的態度為何急轉直下

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以後,康生對江青的態度,在我看來明顯起了變化。他對江青的不滿意既有說辭,又有表現。以前,康生經常到江青的住處去看江青,有事說事,無事問候。以後,一次也不去了。以前,江青請康生到17號樓陪她看電影,康生如果沒有特殊情況,是不會不去的。以後再請,一次也不去了。但江青並沒有表現出不高興的樣子。以前,康生對江青很尊敬,是江青政治上的堅強支持者和依靠者。從來沒有聽到過康生對江青有什麼不好的說法,九屆二中全會以後就不同了。1970年中秋節,毛主席送給江青5個粘玉米,當時,江青送給康生、張春橋、姚文元各一個,於是康生對此借題發揮。有一天,他對他的秘書黃宗漢說:「5個玉米主席肯定指的是軍委辦事組的那5個人,意思就是提醒江青在鬥爭中不要迷失方向,頭腦要清醒,不要迷迷糊糊,由此可以看出主席對江青的看法有了變化,我的這種分析你不要告訴任何人,更不要向江青透露,江青這個人很聰明,也很敏感,她會領悟到主席送給她5個玉米的含義的。」(1999年3月21日,黃宗漢告訴我的--筆者注)

有一天,江青看望康生並回到她的住處以後,不知道為什麼不高興了,拉長臉說:「我以前多麼關心他呀!我還送過他毛衣呢。我在延安的時候就織過毛衣,我給主席織過毛衣,還給康老織過毛衣,可是現在他……」當時我們不知道她說這話的意思是什麼,後來才知道他們的關係出現了裂痕。

1974年3月20日,毛主席在給江青的信中說:「過去多年同你談的話你好多都不執行」,“我死了看你怎麼辦?”

同年7月17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公開批評江青說:「不要設兩個工廠,一個叫鋼鐵工廠,一個叫帽子工廠,動不動就給人戴大帽子。」併當眾宣佈:“她並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員長,她自己做黨的主席。”

10月18日,王洪文按照江青一夥的策劃,到長沙向毛主席彙報工作時誣告周總理和鄧小平同志,毛主席當即告誡王洪文: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 12月23日,周總理帶病與王洪文一起到長沙向毛主席彙報工作時,毛主席再次告誡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幫」,“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他說:“江青有野心。你們看有沒有?我看是有。”他再一次說,小平要擔任第一副總理、軍委副主席和總參謀長三個重要職務。

康生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老謀深算,又十分熟悉黨內鬥爭,善於窺測政治動向,看到毛主席對江青一再進行嚴厲批評,就對江青的態度發生了急劇變化,想急忙與她劃清界線,拉開距離。他拒絕江青的探望,即使見了面也不給她好臉色。重病纏身的康生,於1974年周總理赴長沙向毛主席彙報工作之前,趕緊向周總理揭發江青、張春橋是叛徒。接著他又託人給毛主席帶話,揭發江、張的叛徒問題。

當然,江青也是一個政治很敏感的人,康生對她的態度發生的巨大變化,她覺察到了,也十分不滿,但這種不滿大多數時候沒有表現出來。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左起周恩來、林彪、毛澤東、江青(資料圖)

。在「文革」期間,江青倚仗毛澤東的權威和她自己的地位,呼風喚雨,權力極大,影響極深,這是不容置疑的。「文革」開始以後,陳伯達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江青任第一副組長。陳伯達有一段時間因病休假,中共中央任命江青為代理組長,負責文革小組的全面領導工作。即使陳伯達在組長的崗位上時,江青也是實際上的一把手,往往是她說了算。在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江青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成為中共中央核心領導成員之一。1976年10月6日,她被中共中央隔離審查後,拒不認錯,更不認罪。在法庭上,她以“大義凜然”的姿態,大聲呼喊:“我怕過誰,我是無法無天。”

親眼看到過江青這樣表演的人,可能會問:「江青這樣一個硬骨頭、不怕死的人,怎麼會自殺呢?」

請看看以下事例,便可知道江青的性格和她自殺的原因了。

1968年10月,中共中央開除了劉少奇的黨籍,撤銷了其黨內外一切職務。那時,江青表現出複雜的心情,既春風得意又煩躁不安。有一天,她在進入會場之前,在台階上急著要水喝。護士遞給她一杯水,她喝了一小口,嫌水燙就噴了護士一臉,並把水杯摔了個粉碎,大聲說:「你們不知道為打倒劉少奇我做了多少工作,多麼不容易啊!你們這樣對待我,叫我喝這樣燙的水,這不是在害我嗎?」

這次全會以後,江青經常對我們工作人員說:「將來如果資本主義復辟了,修正主義分子、走資派上了台,我也不怕。我不怕罷官,不怕坐牢,不怕殺頭,就怕不死不活地給養起來,這個對我來說難一些。」

江青就真的不怕死嗎?我經過近距離的觀察,認為她並不是完全不怕死的人。 從1969年下半年開始,全國處於戰備狀態。有一天,江青對我說:「咱們要做好各種戰備工作……更重要的是學會開車。咱們都學會開車了,如果遇到敵人襲擊,司機被打死了,警衛員開起來就跑了;如果警衛員又被打死了,秘書開起來就跑了;如果秘書又被打死了,護士開起來就跑了;如果你們都被打死了,我自己開起來就跑了。這樣,我們就增加了逃生的機會。坐以待斃是不可取的,也不是我江某的性格。」

1970年一二月份,聽到北京周邊地區可能發生地震的消息後,江青敏感的神經又緊張起來。有一天,她嚴肅地對我說:「保證我的安全是你們的責任,是黨中央、毛主席交給你們的任務,對我的安全問題不能有任何閃失,要做到萬無一失。」

1971年上半年的一天,江青突發奇想,要求我們在釣魚台10號樓的大客廳屋頂平台上建一個屋頂花房。她說:「屋頂花房裏面搭上鐵架子,搭成一排一排的,北高南低,這樣採光好。鐵架子上擺上大花盆,大花盆裏裝上肥土,我想種什麼花草、蔬菜就種什麼,我不出門就可以消遣、鍛煉身體了。」

我說:「我們根據你的指示認真研究一下,再請示汪東興同志(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以後馬上報告你。」

我根據江青的意見,立即召集江青身邊的有關工作人員和釣魚台的負責同志及技術人員開會,進行研究。到會的同志均認為客廳屋頂的跨度太大,按照江青的要求要擺的東西太重,安全問題不好處理,客廳內又不能豎起幾根大柱子。他們一致表示:為了江青的安全,要想方設法說服她,以不搞為好。我們將研究的意見報告給汪東興時,他說:「你們的意見很好嘛,就這樣向她解釋,她會接受你們的意見的,我了解她。」

我向江青報告了我們研究的意見。我說:「……你經常在客廳辦公、休息、會見客人,萬一屋頂塌下來了,就出大事了,我們可負不了責任。為了你的安全,還是不搞的好,請你考慮我們的意見。」

江青聽了以後,嚇得不得了,忙說:「太危險了,不搞了,不搞了!」

1972年7月,江青在北戴河休息。她突然想到河北省昌黎縣的碣石山上一游。她說:「碣石山是曹操到過的地方,他並在那裏賦詩一首《觀滄海》。我喜歡曹操的文功武略,想去他到過的地方看一看,你去安排吧。」

我們根據江青的意見,派人去打前站。打前站的人去了之後發現,那裏山雖不高,但很陡,沒有路,很難上。我們把這種情況報告給她以後,她說:「我可以坐滑竿嘛,你們抬我上去。」我們說:“不行,沒有路,上山時人站不穩,太危險了。”她對我說:“小楊,你給總理打個電話,請他派一架直升機來,我坐直升機上去。我就不相信我上不去!我這麼一個小小的願望就實現不了!”我按照她的吩咐給總理打了電話。當時總理明確表示:“不行啊,太危險了,如果直升機發生故障,跟秤砣一樣就掉下來了!如果發生了事故,我無法向黨中央、毛主席交代呀!請你報告江青同志不要去了。”

江青聽了以後,小聲自言自語地說:「像秤砣,像秤砣,掉下來,掉下來,太可怕了!不去了,不去了!小楊,你報告總理,說我不去了。」

「文革」期間,福州軍區政委劉培善因被批鬥而自殺了。毛澤東在福州軍區的報告上批示,不給出路,逼迫自殺。江青看了這個報告和毛澤東的批示後,流下了眼淚。她難過地對我說:“劉培善的自殺驚動了主席,說明他是有戰功的。主席對他的自殺感到很可惜。他為什麼自殺?因為他覺得沒有出路了,絕望了。人如果到了這個程度,精神就完全崩潰了,腦子裡一片空白,什麼事情都可能做出來,所以他採取了自殺的辦法,了結一生。他認為這樣做可以一了百了,太可惜了!我感到難過,我認為自殺的辦法不可取。”

還有一些事例就不一一列舉了。

從以上事例就可以看出,江青是一個膽小怕死的人。那麼,她膽小怕死為什麼還會自殺呢?

人自殺有各種各樣的情況:有刑訊逼供受不了皮肉之苦而自殺的,有被陷害悲憤而自殺的,有畏罪而自殺的,等等。顯然,江青的自殺不屬於以上三種情況,而是因絕望自殺的。她被隔離審查(後被判刑)以後,整整等了15年的時間,看到國內形勢穩定,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大勢已去,想恢復以前的輝煌已經沒有了希望。加之,又患了咽喉癌,心理上和生理上都很痛苦,她於是就橫下一條心,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1991年3月15日,江青在北京酒仙橋的住處高燒不退,被送進公安醫院,3月18日高燒退了。5月10日,她要求回酒仙橋的住處,但沒有被允許。

5月14日凌晨將近3點的時候,江青用手帕(有的說用床單撕成長條)結成繩套,將自己弔死在衛生間浴盆上方的鐵架上,終年76歲。據有關文章說,江青在臨終前,在5月13日的《人民日報》上潦草地寫下:「歷史上值得紀念的一天。」我發現有不少文章把江青寫的這一句話解讀為“這一天,1966年5月13日,政治局召開會議,任命江青為中央文革小組的負責人”。我對這樣的解讀不能完全苟同。我為此查了不少資料,沒有查到這種說法的根據。但是,我查到了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通知。組長陳伯達,顧問康生,副組長江青、王任重、劉志堅、張春橋,組員謝鏜忠、尹達、王力、關鋒、戚本禹、穆欣、姚文元”。這樣看來,任命江青為中央文革小組負責人不是在5月13日。

以我看來,從江青的角度來講,「文革」期間,值得她紀念的大事有兩件:

一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打倒了劉少奇。1967年1月13日,劉少奇向毛澤東提出辭職。9月13日,劉少奇夫人王光美被捕入獄。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全會通過了對劉少奇專案的審查報告,決定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會議期間,江青好像剛剛打了勝仗的將軍凱旋一樣神氣,脾氣大得很。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作出決定,為原國家主席劉少奇平反。江青在秦城監獄裏從廣播中知道了這件事。有一天,全國下半旗,停止一切文藝活動,悼念劉少奇,但江青卻在監舍里大唱京劇,並一邊比畫一邊表演。

二是1971年9月13日林彪等乘坐256號專機叛逃。13日凌晨3時許,飛機在蒙古溫都爾汗墜毀,林彪一夥自取滅亡。從此以後,江青常對我們說:「他害我不淺呀。我早就發現了林彪的陰謀。他們的失敗是我長期與他們鬥爭的結果。」

江青是一個十分逞強、要體面而從不示弱的人,而且性格剛烈、倔犟、不服輸。可想而知,她在選擇自殺,準備離開這個世界,離開她的親人時,思想鬥爭有多麼激烈,有多麼痛苦。我這樣說並不是說明我怎麼同情她,而是想說明根據她的性格下這個決心是很不容易的,是作了長時間的思想鬥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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