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與科學家親密合作
（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總後勤部衛生部要我在這裏講一些問題。我對軍隊醫學科學情況不熟悉。今天上午有些同志向我彙報了一下，我現在就根據彙報的情況來講。另外，地方上的自然科學，包括醫學在內，我管得多一些；對於中國科學院、高教部等的工作情況，也了解得較多，我現在也根據這些情況來講，而且多講一些，供大家參考。
中央對於知識分子的安排問題，在最近召開的政協會議上，周總理作了報告，例如：關於如何發揮知識分子的力量，如何組織科學研究工作，如何使用老的科學家的力量，十二年，即到一九六七年要趕上世界科學水平，再過二、三十年要超過世界水平等。這些大家都知道了。根據中央農業合作化四十條〔1〕的指示和周總理的報告，科學方面又作了十二年的規劃〔2〕，規定十二年應達到什麼，中心題目及其下的題目，規定時間、物質、助手等各種條件的保證，赴蘇留學，第一個五年計劃、第二個五年計劃、第三個五年計劃各應達到什麼目的等。中央的決定、號召是正確的，問題是下面如何執行。一九五六年一月份過去了，二月份也快過去了，但下面的轉變如何，就是在醫院裡、實驗室里、教室里、行政負責人（院長、校長、所長等）、政治領導人（政委、黨委書記、協理員、支部書記等）是否都執行了中央新的指示？根據我們了解，下面不顧中央的指示，還是搞自己的老一套。
目前開展科學研究工作的主要障礙，不是科學家，而是行政幹部，具體的領導幹部。粗暴的態度，冗長的會議，驕傲自滿，以為天下都是老子打下來的，將科學「抵掉」了。今天請我來講話，我是沒有好話講的。中央的指示，需要在學校里、醫院裡來考驗。在懷仁堂，科學家是滿意的，但在醫院裡、科學院裏、大學裏就不然。有些科學家反對黨的領導，就是反對這些具體領導幹部的領導，而不是反對黨中央和毛主席。所以關於貫徹中央指示方面，部長、校長、院長、黨委書記應該首先自我批評。
科學研究工作搞不起來，科學家本身固然有毛病，如：資產階級的思想作風，宗派情緒，自以為是，看不起人家，你不服我、我不服你，不願合作等，但六年以來，經過政治運動學習，已有很大改變。我們一定要看到這一點。如抗美援朝，購買公債等，他們貢獻很大。科學專家的缺點（我們幹部也有），不是、也不會是科學研究工作搞不起來的主要原因和障礙。要十二年趕上世界科學水平，非科學家不可。科學家的毛病不是主要的。無論哪一個科學家都願意研究。哪一個外科醫生不想看病、開刀，做些理論研究？哪一個科學專家不想看新的東西？不知道新的，怎能提高？跟我們也都要看新的消息、文件一樣，否則就無法進行工作。科學家的資產階級的思想方法、作風、生活以及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是有的，但六年來基本上已有所轉變。重點不要弄錯。問題不在科學家而在領導上。六年來資產階級分子改變了，我們也對他們寬大。資產階級分子已將資金獻出來，怎麼還能說他們「五毒」〔3〕？但我們對知識分子為什麼就不能寬大？中央指示，聽說你們已傳達到了五、六遍，但還不夠，還是要講。因為問題主要在於具體的領導幹部，愈到下面愈壞。
當然這也不是說，領導幹部對科學家有壞意，主要毛病是對中央的政策不了解，按照部隊方式來領導科學。聽說你們的醫學科學院，為了保密，晚上將實驗室鎖起來，不讓專家進去。這等於不許連、排長到連隊裏去。這是愚蠢！相信他，為什麼還要這樣？連、排長應當一天到晚到連隊裏去；假使只有上操的時候才到連隊，一定不是好的連長、排長。專家任何時候都可以去實驗室，半夜也可以去；也許會想起一個問題連飯都不吃。如不這樣，就不能進行科學研究。科學家不能按時上下班，一有心得就要去實驗室。中國協和醫學院派男同志去當婦產科的協理員，這十分不合理。為什麼這樣糊塗？條例規定指揮軍官不能派女同志，但不合理的條例，為什麼不請示？我們可以改。西北大學一位研究麥種的教授，已工作了三十年，他反對米丘林學說，崇拜英美，這顯然是不對的。但不能強迫命令他。現在不相信，就等待他，一年不成，就二年。真理總是會被相信的。他還有一個毛病：他的實驗室不許別人進去。人家懷疑他在裏面倒底在搞什麼名堂。於是我們的幹部將他調出去考察，而在他離開後，就將他的實驗室大門打開，把他搜集的麥種都搬出來，摻混在一起，撒了滿地。這個教授回來，大哭一場。這教授有不對的地方，應該把自己的工作公開宣傳，但我們無論如何不能採取這種辦法。這倒是一個「調虎離山」計。這是犯法，需要受法律制裁。我們不能用這些反科學的外行辦法，強不知以為知的辦法來對待科學研究工作。這些辦法如不糾正，科學就不能開展起來——就是障礙。
孔夫子曾說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就是說，不要強不知以為知。很多同志缺乏毛主席諄諄告誡我們的：要謙虛，要戒驕戒躁，要抱虛心學習的態度。毛主席一再指出要向工人、農民群眾學習，我們現在搞科學，就要向科學家學習。應當尊重他們的意見；對他們的工作不要強加無理的干涉。中央指示的意思很多，但主要是反對強不知以為知。不懂就應該學習。粗暴的方法是不對的。不久前，毛主席對我講，領導科學，我們共產黨有一個法寶：首先說，我不懂科學；我只可供給你條件，向你要科學成果；我們只能做驗收員。我們給他們條件，三年、五年沒有成果．他們自己也會不好意思。
在政治上，人家聽我們的話，服從我們的領導，但在科學方面，我們要服從科學家。不要弄得彼此不能見面，傷了感情，也不要牽涉到反對黨的領導、反對毛主席這些原則問題上去。科學家在政治上反對我們黨、政府，是沒有這樣嚴重的，主要是牢騷，因為條件不夠，沒有機會，工作沒有成果等，這仍還牽涉到我們的領導。毛主席再三講，我們要虛心，要向科學家學習，聽他們的話。不尊重人家的意見，自己又不懂，假使發生爭執，我要無條件地支持科學家。總之，關於政治安排，科學家要向黨內同志學習，聽黨內同志的話；關於科學安排，必須聽科學家的話，放下架子，當小學生，否則，什麼物理、化學、原子能、醫學，都搞不起來，中醫也搞不起來。希望饒部長、宮乃泉同志、史書翰同志等總後衛生部的領導同志，將我這些話傳達給各級幹部。這是毛主席的意思。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失敗，是因為我們沒有掌握武裝。其後在一九二七年，我們重新搞起，這時主要的就是需要有一支武裝。因為中國地主、買辦資產階級敵人，以武裝來反對我們，使我們無立足之地。敵人寧可錯殺一干，不願漏掉一人。南京雨花台不知槍殺了多少人。沒有武裝，其他一切工作如地下工作等，是沒有什麼效果的．一下子就會給敵人抓去。但要搞武裝，當時沒有幹部，於是就派幹部—一主要是知識分子去學，因為知識分子比工農分子學得快。大量的知識分子幹部穿軍裝，學軍事，這樣就發生了懂與不懂的問題。也有一些從軍隊出身的幹部，但主要還是把俘虜過來的兵，馬上讓他們干軍事。當時毛主席就這樣指示：你們這些政委（知識分子），在軍事上，不要去干涉他們，走遠一點，讓他們去干；要向俘虜兵學習，起碼五年，等你們學會了，也就可以管軍事、當司令員。
這個故事雖很簡單，但意義很大。給專家以足夠的信任和方便，因為干涉太多，他就會不幹，應放手讓他們去干，然後向他們要成績。有病人，就讓他們去開刀，要他們治好；若是你自己跑到開刀房，說，我來開，就會把病人開死。麥種是人民的財產，有什麼理由把它搞翻？這也就是領導方法的問題——領導也是很容易的，只要加以組織和支持就行。但不用這個方法就總「說不攏」。
因此，今天執行中央指示，障礙在哪一方面是主要的，已很明顯，不在科學家的資產階級思想、作風。中央指示中肯定了他們的缺點是次要的，決不會障礙科學的開展。
我們希望科學家有主張。我對於那位研究麥種的教授是佩服的。他沒有認識到米丘林學說，就不相信，不肯輕易放棄自己的見解，這並不錯，雖然他的見解是不對的。共產黨不歡喜「唯唯諾諾」。列寧講，共產黨員的重大特點就是有自己的主張，維護自己的利益；假使錯了就改正。當面講好，背後亂罵，“怕肅反鬥爭我”等的這種唯唯諾諾態度，這種合作，是虛偽的。大家在一起應該很愉快，亦可批評，亦可吵架。學術上沒有爭論是不對的。共產黨實事求是，什麼人都可批評，如這次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就有很大的爭論、批評。批評有對的，也有錯的；但錯的就不採納。
需要掃除的科學開展的障礙，主要即為具體領導幹部的強不知以為知。我們下面的各級領導幹部並沒有真正體會到中央的意圖。只有尊重科學專家的意見，才能指揮他們。他們不會反抗黨，也不會跑掉。他們的要求並不高，只是要個實驗室，發表幾篇論文，取得聲譽。這些要求還不批准，如何領導科學？
基督教徒做禮拜才能得到安慰，科學家只有做科學研究工作才舒服，離開了就恍恍惚惚。我們共產黨員離開了黨，就難以生活，要哭。為什麼只能想到自己，而不想想人家的這種心情？不想，就是主觀主義。不能只喊口號，光喊不動。希望你們響應中央號召，打開研究工作的局面。
科學家的毛病如：思想作風、宗派、小集團等，經過六年來的社會運動、思想改造，是已經給他們很多幫助，打開了他們的眼界。但有些單位規定他們讀些著作（如聯共黨史學了六年），出些討論題等，效果是不大的。改造的最好辦法，就是讓他們大量的搞科學研究，展開學術上的爭論。只有這樣，才能真正轉變他們的思想觀點。我們不是要讓每個科學家都成為馬列主義理論家；只要一般懂得時事、政策就行。要保證六分之五專業活動時間。聯共黨史學了六年，但研究工作還是一樣，這有什麼好處？政治學習是必要的，但不能冗長，應生動活潑，不浪費時間。開會應有準備，不要妨礙他們的業務。我們有些政治幹部給專家上課，理論還及不到他們，還硬要他們聽。政治學習應組織得精幹，報告應是聽了以後，鼓掌，下次再來，不要搞五、六個鐘點。
無論哪個科學家都愛國，都有人民的正義性，都希望祖國人民好起來，都願意對人民有所貢獻。這一點是沒有問題的。但即使在家庭中也能出現浪子；出了浪子，不能就把他開除出去。科學家的缺點，應該當作我們自己的缺點。我們的幹部有缺點，我今天講得多一些，大家聽了，可能痛快些，但希望專家們也不要誤會。這些領導同志的缺點，在毛主席的領導下，是可以糾正的，他們也都是為了國家人民。大家都是同志，不能只看到缺點，看不到貢獻。兩方面互相砥礪，就一定會團結得好。這是我今天所講的主要一點。
我現在要求你們科學家在具體單位所遇到的障礙，都向我提出來，我一定同你們解決。我負責這個工作，做不好也要檢討；你們把困難提出來，也是幫助了我。我在地方上負責管科學，我在軍隊也可以元帥的身份找有關部門算總賬、解決問題。
我國文化經濟落後，過去就是吃了這個虧，我們一定要埋頭二十年，卧薪嘗膽，趕上去。如不克服落後，就與大國的稱號不相稱。而克服落後就要與科學家合作。光給科學家當代表、當模範、宴會碰杯，但沒有主要的給科學家以研究工作的條件是不行的。
我國的土地使用面積與蘇聯差不多，是個大國，人口比他們多，歷史有數千年。我國文化，長期在世界上占重要地位，自然科學也是一樣。這是光榮傳統。近代是落後了。現在我們有優良的社會制度，有偉大的朋友蘇聯幫助，不能不爭氣。現在我們趕不上，就是我們後代沒有用——不是科學家沒有用，而是共產黨沒有用，因為克服落後的規劃是應該由共產黨負責的。
我們的前途是偉大的。我們應該出自然科學方面的偉大的科學家，像巴甫洛夫、米丘林——這是蘇聯的光榮。我們現在已出現了偉大的政治家、軍事家、理論家毛澤東，文學家魯迅。毛澤東同志最近又創造性地發展了資本主義和平改造的理論。我們的自然科學家為什麼就不行？我國有很多有利條件，如地大物博，人多，愛勞動，黨的領導等，有了這些有利條件如還不能使科學發展，這就要怪具體的領導幹部。我們的科學家是有力量的，只要黨很好的領導，而黨的領導是正確的，問題是下面如何做，所以領導問題不在黨中央、毛主席，而在下面具體的領導幹部，從我算起。
另外來看體育問題。六年以來，我們的進步比西歐二十幾年都快，有十多項創造了新紀錄。這也不是什麼簡單的。過去蔣介石集團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不但沒有得分，而且根本不及格。今年又要開奧林匹克運動會，假使我們參加，雖然不至於第一，但有些項目得第二、第三或第四、第五是可能的。過去比賽吃雞蛋，現在有些國家還輸給我們。我們才不到十年，再有一些時間鍛煉，成績一定會更好。這原因就是因為聽了體育教練員的話。所以我們要尊重專家的意見。我們應提倡有領導的自由的研究，不要強不知以為知。
應該與科學家親密合作，關心他們。在政協會議上，毛主席親自與專家談話、握手、拍照、招待吃飯。我們至少應該學毛主席的這種做法。但我們的院長、校長怎麼樣？是否與專家談談，去專家家中看看，建立同志間的友誼？關心不關心？我看都是官僚主義。你有汽車，人家有沒有汽車？人家去一趟圖書館、實驗室，在路上就要化二、三個鐘頭。毛主席說，有貢獻的科學家的待遇應該比我主席的還高。美國荷里活演員，有的薪水比羅斯福的高。美國有侵略政策，是不好的，但是當初在那一個歷史時期作為進步的美國資產階級革命，有些遺留下來的東西還是好的。對於專家，應個別談，專門談，不要一律聽報告，與連隊一般要求。星期天可以讓他們看電影、游公園。我們的領導一般化，不能對症下藥，牛頭不對馬嘴，離要求很遠。
以上是我所講的第一個問題。現在再簡單地講一下第二個問題。
地方各方面技術人員正在安排。有人對國防工作不感興趣，想轉地方。你們不要認為只有在軍隊才遇到重重困難；我說，天下老鴉一般黑，到地方上也是一樣會遇到。這些困難都是可以克服的。軍隊、地方，在看病方面是一樣的，但在軍隊應提到特別重要的地位。軍事醫學很重要，並不會妨礙你們的工作。只要領導上這一關過了，就可以發揮你們的天才，是不會埋沒你們的。今後博士、副博士學位等，軍隊、地方都有。醫學科學院，要從中國科學院獨立建立，地方有一個，軍隊也有一個。科學應交給大眾，小的地方都可做研究工作。我希望你們還是留在軍隊，安心下來，不要挑工作崗位。但軍隊的領導同志就要注意。假使你們做得不好，來了沒有工作，還要受氣，那麼，他們走到地方，我就會收。
中央的指示，下面有的地方可能還沒有執行而轉過來。也可能這裏轉了，走到另一個地方，沒有轉，就又要碰釘子。所以應該選定一個工作崗位，干到底；在軍隊，各放異彩。
第三個問題，關於時間安排，就是保證六分之五專業活動時間問題。星期天不能佈置什麼會議、演講。從星期一到星期六，一星期應有五天用於專業活動。總政規定：半天政治學習，半天軍事學習，半天黨團活動，一星期共有三個半天，這值得商量研究，醫生一不看病，二不開刀，成了馬列主義專家。我們政治學習的目的是為了搞好科學研究，為了治病，而不是為政治學習而學習。醫生學馬列主義，不學開刀，至多只能成為一個蹩腳的馬列主義專家；應該在醫學方面放異彩。總政、總參必須根據中央六分之五專業活動時間的規定，重新考慮。
科學研究是極其複雜的精神生產，不是容易的。往往十年、八年，甚至孜孜一生，也不一定有成就。科學研究的成果，不是變戲法，一下子可以得到，須有耐心。有的科學家終生研究，沒有成果，但還是令人欽佩的。也許一、二十年，一代、二代、三代才能有成果，這就需要極高度的自我犧牲的精神，甚至要以犧牲自己的健康為代價。即使多少年沒有成果，但這種精神還是好的。在科學研究中，不容許有淺薄的人；淺薄是與科學研究不相容的。
科學研究與實際聯繫，不要機械唯物論，認為非要直接解決實際問題不可；也要有間接的聯繫，即理論研究，這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有些科學研究，可能目前並無好處，但將來會大有好處。一個科學家提出了一個新的公式，對目前治理黃河沒有好處，但也許在若干年後，就有了重大的意義。所以理論研究不能取消。但主要的研究題目，應放在解決實際問題——在目前來講，主要就是關於農業合作化四十條。
上海一個研究機關研究一種蓖麻蠶，不用桑葉，到處可以養。目前無用，但如成功，將來全國都可以穿綢子，功用很大。同時還試驗了無性生殖，獲得成功，這又大大的打破了成規和傳統看法。這個實驗室只有幾個人、一間房子，很簡單，但這研究卻已有了世界意義。所以對待科學，不要戴近視眼鏡，要戴望遠鏡。搞不起來，不要改變臉色；對失敗者應給以鼓勵。不要小人見識，要落落大方，這是領導風度問題。過去，科學家沒有成就，就受到輕視；今天我們新社會不應這樣，要改變過來。對失敗的，我們應同情，不應加以批駁。一千次失敗，一千零一次就可能成功了。有的需要限期完成，解決目前問題，但目光也要放得遠一些，對目前沒有什麼意義的，也要花一些成本。
我今天講的話，主要是對共產黨員講的，批評多了一些，有的話可能是過分的，也可能不合事實，但基本的意思是可以考慮的。希望大家批評。
注釋
這是陳毅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醫學科學委員會上的報告節錄。其時，陳毅是國務院副總理，分任常務，兼管科學、文教等，也參加國防。本文標題為編者所擬。
〔1〕農業合作化四十條，指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公佈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修正稿》。陳毅曾參與修訂工作。
〔2〕科學方面又作了十二年的規劃，指《一九五六至一九六七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草案）》。陳毅作為兼管科學院的常務副總理，在制訂此科學規劃的初期曾參與主持工作。
〔3〕「五毒」，指行賄、偷稅漏稅、盜騙國家財產、偷工減料和盜竊經濟情報五種違法行為。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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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列朗曾經說過，外交家長著一根舌頭是為了藏起自己的思想。這句話對政治家也適用。毛澤東簡直就是隱藏自己思想和意圖的大師。我記得蘇共二十大以後，毛澤東曾經說過：「赫魯曉夫同志打開了我們的眼界，擦亮了我們的眼睛，增強了我們的視力。他終於把事實真相告訴了我們。我們也要進行改革。」但我對他始終保持著警惕，我知道他什麼時候在哄騙我們。
我退休幾年以後，聽到一種說法，說中蘇爭吵是我挑起的。我用不著來駁斥這種誹謗，歷史已經證明這些謠言是胡說八道。
自我第一次認識毛澤東起，我就認定並告訴我們的同志，他絕不會聽從於國際共運內部超過他自己的黨之上的任何別的共產黨，他絕不會容忍這樣的事。要是斯大林多活幾年，我們和中國的爭吵還會早些時候出現，而且會採取關係完全破裂的形式。
斯大林對毛澤東始終是很不滿的。他給毛澤東加了一個頭銜，根據純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恰如其分地形容了他。斯大林常稱毛澤東是「麥淇淋式的馬克思主義者」（1）。
當毛的革命軍隊打了勝仗逼近上海的時候，他命令部隊停止前進，不要拿下這個城市，斯大林問：「為什麼不打下上海呢？」
毛澤東回答說：「那裏有六百萬人口，要是佔領上海，我們就得給這些人吃的，我們到那裏去弄這麼多糧食？」
好，我問你，這像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說的話嗎？
毛澤東總是依靠農民而不依靠工人階級，所以他不打下上海。他不願意為工人利益負責。斯大林曾為此正確地批評毛偏離了真正的馬克思主義。但毛澤東依靠農民而無視工人階級的作用卻贏得了勝利，這也是事實。不過，他的勝利根本不是什麼奇蹟，而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種新的歪曲，因為他的勝利是在沒有無產階級參加的情況下贏得的。總之，毛澤東是個小資產階級，他的利益同工人階級的利益是背道而馳的，而且始終是背道而馳的。
毛澤東掌握政權後不久，他和斯大林的關係就在貿易、工業合作和意識形態等領域變得緊張起來了。斯大林曾同中國簽定了一個在新疆聯合開礦的協定，斯大林這樣做是錯誤的。我甚至可以說這對中國人來說則是個恥辱，好多世紀以來，法國人、英國人和美國人都剝削過中國，現在蘇聯人也步其後塵了。斯大林的這個做法是不好的，但也不是沒有先例：他在波蘭、德國、保加利亞、捷克和羅馬尼亞就建立過類似的「聯合」公司，後來，我們把這些公司全都取消了。
還有一個類似的例子。有一天，斯大林把我們召集起來，問誰知道中國在什麼地方有金礦和鑽石礦。當然，我們誰也不知道。我們沒有這方面的知識。後來我們常常拿這件事悄悄地開玩笑。貝利亞說：「你們知道誰知道嗎？科茲洛夫斯基！（2）因為他經常唱這首歌『你無法數清這些寶石……』（歌劇《珍珠漁人》中的唱詞）。」貝利亞喜歡煽動斯大林，說中國的寶藏多得很，只是毛澤東瞞著我們不講，他說如果我們給他一筆貸款，他就得給我們一些東西作為償還。
又有一天，我們在斯大林的房間裏圍坐著，就解決我們橡膠工業上的需要研究如何才能不向資本家購買生膠的問題。我建議向毛澤東提出要求，讓我們在中國建立一個橡膠園，交換辦法是由我們向他們提供貸款和技術援助。我們把這個想法打電報告訴了毛澤東。中國人回電說，如果我們肯給他們貸款，他們就讓我們在海南島建立橡膠園。我們草擬了一個協議，但後來發現，他們給我們在海南島的地方很小，不可能建立起一個象樣的橡膠園，這件事就算告吹了。
後來，斯大林又突然喜歡起菠蘿罐頭來了。他立刻指示馬林科夫這位始終跟在身邊的秘書說：「給中國人發個電報，說我希望他們拿出一塊地方來讓我們建立一個菠蘿罐頭廠。」
我在一旁斗膽地對斯大林說：「斯大林同志，共產黨剛在中國取得政權，那裏已經有好多外國工廠了。如果現在蘇聯，一個社會主義夥伴國家，也要到中國去建立自己的工廠，那肯定會傷害毛澤東的。」
斯大林很不高興地瞪了我一眼，我就不再作聲了。電報照樣拍了出去，一兩天後，我們收到中國人的回電。毛澤東說：「我們接受你們的提議。假如你們對罐頭菠蘿有興趣，可以給我們一筆貸款，由我們自己來建一個罐頭廠。我們用這個廠生產的罐頭來償還你們的貸款。」我默不作聲，斯大林則在那裏咒罵和發火。恰如我所預料的那樣，斯大林傷害了毛澤東。
我在擔任領導期間則從未簽發過（政府也沒有簽發過）這類電報給毛澤東，從未向他提出過剝削中國的建議。在中國人事實上起來整我們之前，我們一直十分注意絕不傷害中國人。當然，當他們真的開始整我們的時候，我也決不做耶穌基督，不需要給人打過左臉以後再把右臉轉過去讓他打。
後來，竟有人惡意造謠說，我要對蘇中爭吵負責！使我特別感到驚異、惱怒和痛苦的是，尤金也在散佈這類無稽之談，他說是我把毛澤東刺激成了現在這個樣子。好吧，假如尤金在這裏當面對我講這番話的話，我一定會拿出文件來向他證明，第一個使我們跟毛澤東發生衝突的人實際上就是他自己！開始爭吵的時候，他就是我們的駐華大使。假如尤金強使我參與這場不愉快的相互指責，我可以完全有根據地指出，尤金在哪個國家當大使，我們就肯定會跟哪個國家鬧翻。尤金在南斯拉夫當大使，我們跟鐵托翻了臉；把尤金派到中國，我們又同毛澤東翻了臉。這並不是巧合。
但是有一點我尊敬尤金。為什麼要把尤金派到中國去？事情是這樣的：毛澤東給斯大林寫了封信，要他推薦一位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到中國去幫助編《毛選》。毛澤東在他的著作出版以前要一位有教養的人幫他整理一下，以避免在馬克思主義哲學方面出現錯誤。尤金就被選上了，去了北京。
在一段時間裡，尤金和毛澤東相處得很親密。毛澤東去拜訪尤金的次數比尤金拜訪毛澤東的次數還多。斯大林甚至有點擔心尤金對毛澤東不夠尊重，因為他讓毛澤東來看他，而不是他去看毛澤東。總之，一切都很順利。
後來，出乎意外，我們收到尤金一封長長的用密碼拍來的電報，講述了他從毛澤東那裏聽到的有關蘇聯、我們黨以及尤金本人的許多令人難以置信的說法。現在，再也不必擔心毛澤東奉承尤金了。很明顯，毛澤東根本就不尊敬尤金。我們決定把尤金調離中國。作為一個大使，尤金本來就是個很差的行政人員、很不稱職的外交官，但是由於他和毛澤東維持著個人友好關係，他一直還是有用的。至於他那個按照嚴格意義來說的大使工作，就讓它見鬼去吧，我們反正能夠讓駐北京大使館的其他工作人員來照管這件事的。但是，當他和毛澤東在哲學見地上發生衝突的時候，他無論作為大使，還是作為我們和毛澤東的聯繫人，對我們都無好處了。所以我們召回了他。可是現在，這位哲學家卻想把責任推到別人身上！
從我自己同毛澤東的關係來說，我總是力求公正和友好。不像斯大林，我從不試圖占他的便宜。事實正好相反，中國人想占我們的便宜。例如，一九五四年（當時我國由於戰爭的緣故仍然處於饑荒挨餓和貧困不堪的境地），我們到了北京，周恩來向我們提出要求：「你們或許能送我們一所大學？」
我說：「你知道我們自己也很窮，我們或許比你們稍為富一點，但戰爭才結束，我們還沒有喘過氣來。」即使當時我們有自己的難處，我們還是把旅順港和大連免費交給了中國，而且我們還在中國投入了巨額資金。
我們建築了從烏蘭巴托到北京的鐵路。1957年毛澤東提起這件事時說：「烏蘭巴托到北京的這條鐵路對我們用處不大，我們真正需要的是從北京穿過群山通到哈薩克的鐵路。」
我說：「你比我清楚你們自己的國土。我們原先考慮烏蘭巴托這條路對你們來講比較近，但我們也願意通過哈薩克再開一條路到中國。這條鐵路在你們境內的由你們建，在我們境內的由我們建，然後在邊界接軌，這樣不好嗎？」
後來，周恩來又提起這條路：「是不是在我國境內的這一段也由你們來修？」我們看了一下地圖，發現修這條路要削山跨河。
我們回答說：「不，我們各修各的，照從前達成的協議辦。」
我們開始建築我們那一段鐵路。在工程進行過程中，中國人又提出他們那一段路也由我們來修建。後來我們把鐵路修到了邊境，可是中國人的路卻連影子也沒有。
我記得一九五四年我從中國回來以後曾告訴過我的同志：「同中國人的衝突恐怕難以避免了。」我是根據毛澤東的各種言論得出這個結論的。在我訪問北京時，氣氛是典型的東方式的。每個人都殷勤、巴結到了令人難以相信的程度，但我還是看穿了他們的虛偽。我到北京以後，毛澤東和我互相熱烈擁抱，互相親頰。我們經常在一個游泳池旁躺著，像最要好的朋友那樣談論著各種各樣的事情。但這實在甜得有點令人噁心。當時的氣氛是令人作嘔的。另外，毛澤東講的某些事情引起了我的戒備。我始終也沒有搞清楚他講的到底是什麼意思。我當時想，這大概是因為中國人的性格和思想方法有點特別吧！總之，我覺得毛澤東的有些話講得過於簡單化，有些又講得太複雜了。
例如，我記得毛澤東有一次問我：「赫魯曉夫同志，你對我們的『百花齊放』這個口號有什麼想法？」
我回答說：「毛澤東同志，我們簡直弄不清楚你們提的這個口號是什麼意思。花有各種各樣──美麗的花，討厭的花，甚至有毒的花。」毛澤東承認這對俄國人來說可能不是一個好的口號。關於『百花齊放』的口號，我們決定不在報刊上發表。毛澤東並不傻；他知道我們的沉默是表示對他這個口號不贊成。當然，實際上我很了解『百花齊放』是什麼意思。那是說在文化藝術中要允許不同的傾向發展。但是現在大家都明白了，這個口號不過是個激將法。它意在鼓勵人們更加公開地表現自己，以便將那些開放出來的顏色或氣味不正的花統統摘掉丟到垃圾堆里去。
他還有另一個有名的口號『帝國主義是紙老虎』。我認為這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他竟把美帝國主義當成紙老虎，而實際上它是一隻危險的猛獸。他第一次提出『紙老虎』口號的時候，我們和中國的關係還是好的，但是這個口號使我們有點為難，因為它是中國人民的領袖、我們的朋友毛澤東提出來的。現在，中國人似乎暫時平靜下來了，不再熱中於『紙老虎』的提法了，他們不再像過去那樣一天到晚為它唱讚歌了。
我記得，有一次在北京，我和毛澤東穿著游泳褲躺在游泳池邊上，討論戰爭與和平問題。毛澤東問我：「赫魯曉夫同志，你怎麼想？如果我們比較一下資本主義世界和社會主義世界的軍事實力，你就能看到我們顯然比我們的敵人強。你想，中國、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加在一起能動員多少個師啊！」
我說：「毛澤東同志，這種想法現在可過時了。你再也不能根據哪一方的人多來計算力量大小了。以前，用拳頭和刺刀解決紛爭的時候，誰的人多刺刀多，結果的確不一樣。可是出現機關槍以後，兵力多的那一方就不一定能佔上風了。現在有了原子彈，雙方部隊的數目對真正力量的對比和戰爭的結果就更沒有意義了。哪一方的部隊愈多，它的炮灰也就愈多。」
他試圖要我相信原子彈本身也是紙老虎。他說：「聽我說，赫魯曉夫同志。你們只要挑動美國人動武就行了，你們需要用多少個師來打垮他們，我們就會給你們多少個師，一百個，二百個，一千個，都行。」我竭力向他說明，只要一兩枚導彈就能把中國全部的師都炸成粉末的。但是對我的爭辯他連聽都不聽，而且顯然認為我是個膽小鬼。
一九五七年，他顯然改變了他的調子。他來參加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在一次親切、坦率的交談中，他說：「赫魯曉夫同志，我在報紙上看見你們國防部長朱可夫說，要是哪個社會主義國家遭到帝國主義國家進攻，你們將迅速回擊。我認為這個做法是錯誤的。」
我說：「毛澤東同志，朱可夫不兄代表他個人說這番話的，他代表中央委員會表達了集體的決定。我自己也這樣說過。」我們沒有爭吵，我們只是在友好地進行討論。
毛澤東回答說，「我想，假如帝國主義進攻中國，你們不必干預。我們自己會打他們。你們的任務是保存自己。讓我們自己照顧自己。再則，假使你們自己遭到進攻，我認為你們也不應該還擊。」
「那我們應該怎麼辦？」
「撤退。」
「撤到那裏去？」
「你們曾經撤退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你們一直撤到了斯大林格勒，假如你們再次被人進攻，你們可以一直撤退到烏拉爾，堅持兩叄年就行了。你們有中國作後盾。」
“毛澤東同志，假如戰爭現在就爆發，你認為會打多久？這回可不同於上次大戰！那次戰爭用的是飛。
我記得很清楚，一九五八年毛澤東是如何斷然拒絕了我們要求在軍事方面進行合作的努力的。根據一項協定，我們的飛機可以在中國的機場停留和加油。我們的遠程潛艇服役以後，需要在中國建立一個無線電台，以便與我們的艦隊保持聯絡。順便說一句，在此以前，中國人已經提出要我們把潛艇的設計圖紙交給他們，並教會他們建造潛艇的技術。所以我們認為，提出讓我們在中國建立個無線電台是件合情合理的事。但是他們說不行。不久我們就收到了尤金的密碼電報，報告了中國領導人的反蘇態度。
我對我的同志們說：「照禮節，現在該輪到毛到這裏來作國事訪問了，然後我們才能再到他們那兒去。但是根據目前情況，我們最好還是到他們那兒去談。這次最好是作為私人會晤，以便能找出我們同中國同志的分歧究竟有多大。」
這是我們最後一次訪問中國（3）。那是在一九五九年。我們的討論是友好的，但沒有具體成果。在討論的事情中，我們又提起無線電台的問題。我說：「毛澤東同志，我們出錢給你們建立這個電台。這個電台屬於誰對我們無關緊要，我們不過是用它同我們的潛水艇保持無線電聯絡。我們甚至願意把這個電台送給你們，但是希望這個電台能儘快地建立起來。我們的艦隊現在正在太平洋活動，我們的主要基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威）。毛澤東同志，我們能不能達成某種協議，讓我們的潛水艇在你的國家有個基地，以便加油、修理、短期停泊，等等？」
「最後再說一遍：不行！而且我不可想聽到有人提起這件事。」
「毛澤東同志，大西洋公約組織國家在互相合作和供應方面並沒有什麼麻煩，可是我們這裏──竟連這樣簡單的一件事情都不能達成協議！」
「不能！」
我不明白他為什麼這樣動怒。為了合乎情理，我作了最後一次嘗試，我說：「假如你願意，你們的潛艇可以使用摩爾曼斯克件基地。」
「不要！我們不想在摩爾曼斯克幹什麼，也不希望你們在我們這兒幹什麼。英國人和別的外國人已經在我們國土上呆了很多年，我們再也不想讓任何人利用我們的國土來達到他們自己的目的。」他始終也沒有允許我們在中國建立潛水艇基地。（4）
當毛澤東提出了一個想法，說中國能在五年內趕上英國時，他對我們採取了攻勢，並且公開這麼做。差不多與此同時，他開始組織公社，並建立茶炊般的鼓風爐。在毛澤東的煽動下，中國人開始攻擊蘇聯按勞分配的思想是資產階級觀念。中國有些文章指責蘇聯是資產階級尾巴。於是，有關我們運動將來方向的一些基本原則問題就提出來了，我們到了與中國分手的地步。
毛澤東還宣佈和平共處是資產階級和平主義的觀念。從此中國就肆無忌憚地誹謗起蘇聯共產黨的和平共處政策了。但是，我說，要弄清楚中國人真正是什麼想的始終很難，很難指出中國人究竟是贊成還是反對和平共處。我記得我退休以後，曾從廣播裏聽到毛澤東接見了某個美國作家，該作家直截了當地問他：「你真的想發動一場世界大戰嗎？」毛澤東回答說：“不，中國人不想打仗。除非有人直接進攻我們，否則我們是不會打仗的。”迫於資產階級新聞記者的提問，毛澤東多次重覆說中國贊成和平共處。我自己有這樣的感覺，即所謂的『毛澤東聲明』實際上是周恩來搞的。我從來也不能確定毛澤東自己的立場。要確定這些中國人的想法簡直是不可能的。
可是，關於他，有一點我是能夠肯定的。他是一個民族主義者，至少在我認識他的時候，他爆發出了一種急不可待地要統治世界的願望。他的計劃首先是統治中國，然後統治亞洲，然後……又是哪裏呢？中國有七億人口，別的有些國家如馬來西亞，有一半是中國人。有一次我和他一邊喝茶一邊隨便聊天，所談的內容是很有趣味的，因為它使人們多少可以看到中國人的民族主義在他身上的表現。
他問我：「有多少征服者打進過中國？」接著他又自己回答說：“中國曾經多次被征服，但中國人卻把所有的征服者都同化了。”
他說這話的時候眼睛注視著未來。他說：「想想看，你們有二億人，我們有七億人。」
然後，他又開始議論起中國與眾不同的地方。他舉例說，中國語言中沒有外國字，他吹噓：「全世界別的國家都用‘ELECTRICITY’（電）這個字，那是從英語借用過來的。但是我們中國人卻有自己的表達這個意思的字。」他的這種沙文主義和驕傲自大不禁使我打了個寒顫。
後來，中國報紙在毛澤東的領導下開始叫嚷符拉迪沃斯托克是中國的。他們寫的文章說，這個地方是俄國人從中國手裏偷走的。不錯，歷史上中國人在沙皇擴張到西伯利亞的這塊地方以前曾經統治過那裏，我們同意就邊界問題同中國進行談判。他們送來了他們畫的地圖。我們看了一下，那簡直荒唐透頂，我們把它丟開了。（5）
毛澤東也許是個民族主義者，但他決不是蠢人。當中國開始進行所謂平均主義的改革時，這方面的宣傳品就越過邊界開始在蘇聯的西伯利亞地區廣泛流傳。我發現這個情況後，告訴我們的同志：「必須立刻加以制止。中國人這些改革的口號是非常誘惑人的，如果認為這些想法的種子不會在我國找到肥沃的土壤，那就錯了。」
我們必須對毛澤東的這些想法和主張作出實質性的回答。委婉地說，我們不同意他的立場。實際上我們對他已經忍耐不住了。如果你讀一讀我在蘇共二十二大上作的報告，你就會發現我有許多話都是針對中國講的，只是沒有點中國的名罷了。就在二十二大上，我們否定了毛澤東的立場中的主要教義。（6）
不過，話又說回來，我倒贊成他的『平均主義』改革中的一件事。他從中國軍隊的軍服上取消了肩章，這是對的，我認為這件事做得好。由於同樣原因，我認為我們的軍服上恢復肩章和勛紋的做法是錯誤的。鬼才需要這些東西！我們打贏了內戰，但我那時並沒有肩章和勛紋，雖然我當時的職務是政治委員。士兵們並不需要憑耀眼奪目的勛紋來識別他們的政治委員和指揮員。在那些日子裡，我們沒有肩章照樣打垮了敵人。現在，我們的軍人全都穿得像金絲雀。
一九六○年，在克里姆林宮舉行了世界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會上，由劉少奇率領的中國代表團徹頭徹尾地反對我們，阿爾巴尼亞人也起來支持中國反對我們。毛澤東的那個代理人，思維爾．霍查，表現得特別無恥。他對待我們的態度甚至比中國人自己還要窮凶極惡。他講完話以後，共運的一位老革命家和忠誠戰士伊巴露麗同志憤怒地站起來說，霍查像一條咬自己主人的狗。這話說得非常中肯。
我們想盡一切可能來防止我們和阿爾巴尼亞人的分裂，但一切努力都歸於無效。我們同阿爾巴尼亞人的衝突一步步發展，我們逐漸了解到阿爾巴尼亞人正在同中國人密謀反對我們。有一個訪問中國後取道莫斯科回國的阿爾巴尼亞代表團，向我們透露了阿爾巴尼亞人和中國人的這種背叛行徑。代表團成員之一，一位誠實的婦女（7），來找我們，告訴了我們內幕情況。我想，在那以後不久她就被絞死了，可憐的女人！絞死她的並不是蓋世太保，不是的，而是她自己的『兄弟』。我這樣說是因為她是共產黨員，而那些人也是共產黨員。他們絞死她，無非是因為她，一個共產黨員，到蘇聯共產黨的中央蛋員會來找我們，把阿爾巴尼亞人同中國人秘密會談的情況告訴了我們。
那時我們是多麼天真啊！當時謝胡正在蘇聯的醫院裡治病。當我們向他擺出事實，說明我們知道阿中兩國正在進行會談以後，他從病床上跳了起來，徑直逃回阿爾巴尼亞去了。
霍查、謝胡和巴盧庫是在發動一場暴動，推翻了阿黨原來的第一書記以後掌權的。那個第一書記是個很好的同志，鐵托對他很是稱道，南斯拉夫人都很支持他。他出身於真正的工人家庭，是阿爾巴尼亞共產黨的創始人。鐵托告訴過我，是謝胡親自把他絞死的。這三個人──霍查、謝胡和巴盧庫──總是把人抓來親自審訊、親自判刑，從來也不作任何書面記錄，過後就找個機會把他們的受害者秘密幹掉。這同斯大林和貝利亞的做法如出一轍。
蘇聯與阿爾巴尼亞之間不和的根源，主要在於阿爾巴尼亞害怕民主化。雖然我曾想過並非一切都完了、不可挽回了，但我現在相信分裂是不可避免的。同阿爾巴危亞人的最後分裂是在一九六○年七月在布加勒斯特舉行的羅馬尼亞共產黨代表大會上。我們在那裏交換有關國際問題，特別是有關以各兄弟共產黨為一方、以中國共產黨為另一方的關係的意見。現在，我們和阿爾巴尼亞人的關係已經完全破裂，這使我更加堅信阿爾巴尼亞人所決不肯接受的那些民主領導的原則是正確的。
民主當然是個好東西，但是在民主的環境中，一個領導人如果不堅持同自己的部下商量問題，他就很難掌得住權。一個民主的領導人必須能虛心接受人家的意見。他必須懂得他的領導地位取決於人民是否願意讓他當他們的領導人，而不是取決於他自己要領導人民的願望。一個領導人只有用行動表明自己和黨是血肉相連的，他才能得到人民的擁護。他必須為人民利益著想，不懷貪慾，不追求虛榮。一個領導人必須有知識，必須謙卑，而且能夠生活在集體之中，我再說一遍：他是根據黨的意志來保持領導地位的。換言之，他不是凌駕於黨之上，而是黨的勤務員，只有在黨對他表示滿意和支持的情況下，他才能保持自己的地位。
霍查、謝胡和巴盧庫在黨內生活中並沒有遵循這些原則。毛澤東亦然。
但是，儘管毛澤東可能濫用職權，把他的黨引入了歧途，他卻不像有些人所說的那樣是個瘋子。現在有人說毛澤東是個精神病患者，說他已經發瘋了。這不是事實。他非常聰明，非常詭詐。我記得只是在幾年以前，人們還在預言他決不會在正在中國進行的權力鬥爭中取勝。當時我說：「胡說，他當然會取勝的。」我對了。他現在無疑是在中國佔着上風。但是他是用什麼辦法佔上風的呢？中國人只認權力和武力，不認別的。你要是不服從，他們就要你的腦袋。而且做得非常巧妙：在一個廣場中間，在成千上萬人的面前把你絞死。這是哪種『政治』？你甚至不能把這種做法稱作野蠻。這比野蠻還厲害。要知道，畢竟我們是生活在二十世紀！
儘管毛澤東可能正在中國取勝，劉少奇卻沒有認輸。他反對毛的政策，並且為此進行了鬥爭。劉少奇非常聰明，擁護他的人很多，但他們沒有實權。劉少奇之所以還活著。是由於他本人的聲望。毛澤東要把劉絞死並不費事，但殺害劉必然會激怒群眾。毛澤東知道這一點，所以他沒有把劉少奇當作個人米斗，而是把他當作一種特定的政治體系的代表人物來斗。換言之，他想用政治上孤立劉的辦法來擊敗劉。
當然，我們談毛澤東，是一回事；把中國作為一個整體來談，又是一回事，如果我們謾罵起中國人民來，那我們就越過了客觀分析與民族主義偏見的界線。如果我們相信某個民族有特殊的權利並且比其他民族優越，那我們就成了民族主義者。納粹主義就是這樣搞起來的。
因此，我們必須明白，中國人是我們的兄弟。他們和我們一樣是人，假如中國青年砸我們的駐華使館，這並不說明我們應該仇恨全體中國人民。一個國家的青年並不能代表整個民族。再說，青年也有各種各樣。並不是每個中國青年都到那個廣場上去砸我們的大使館的，廣場上的青年也並不是每個人都在叫喊支持毛澤東的政策的口號的。想想看，會有多少中國人在悲嘆他們自己的國家所發生的事情！中國正在進行一場大鬥爭，人民在互相殘殺。
我認為我們應該盡一切努力來解決以蘇聯共產黨和其他共產黨為一方。以中國共產黨為另一方所存在的分歧。我們應該想盡一切辦法使共產主義運動再次團結起來成為一塊磐石。這個目的一定要達到！這是蘇聯人民的利益所在。這也是中國人民和全世界一切愛好和平的人民的利益所在。爭取和平的鬥爭萬歲！和平共處萬歲！
（注釋）
（1）「麥淇淋」是代黃油，不是真正的黃油。──譯者注
（2）蘇聯著名男高音歌手。──譯者注
（3）這次會晤是緊接著赫魯曉找首次訪美以後安排的，當時赫魯曉夫充滿了所謂「戴維營精神」，他由於熱情讚揚艾森豪威爾總統的政治家品質而激怒了毛澤東。這次不幸的會晤所引起的惡感，造成了蘇聯方面突然撤走正在中國指揮許多工廠建設的技術專家，這些專家回莫斯科時帶回了圖紙，留下了一大堆沒有竣工的工廠。
（4）中國人自己則要求得到製造原子彈的技術知識，但遭到俄國人的拒絕。
（5）這指的是中蘇邊界衝突，這場衝突延至今日，時而緊張，時而緩和。19世紀，軟弱的中國被迫把包括海參威和蘇聯現在的海濱省在內的大片領土割讓給帝俄。在中蘇爭吵激烈的時候，毛澤東堅持說，那些給割讓規定了法律條文的『不平等條約』不能再認為是有效的，於是整個邊界問題就出現了。
（6）在1961年10月召開的蘇共二十二大上，赫魯曉夫沒有點中國的名，但是尖銳地抨擊了阿爾巴尼亞，從而首次把中蘇爭吵公諸於眾。
（7）貝利紹娃。──譯者注
本文摘自《赫魯曉夫回憶錄(全譯本)》，（俄）尼基塔·謝·赫魯曉夫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