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會議現場
宣傳串聯的繪畫（資料圖）
上海「文革」期間究竟有沒有豬肉票？
這個問題在很長時間裡讓「文革」史研究者金大陸感到困惑。「文革」到了“國民經濟崩潰的邊緣”，食不果腹又是人人都有的經驗，加上「文革」前後曾用肉票，「文革」焉有不用之理？
為此，金大陸曾三次在不同場合對三十人次（十人一組）作了微型調查，結果二十九人次確認「文革」期間使用豬肉票，還有多人描繪出「文革」肉票的形狀和圖案，只有一人斷定此事有誤。不過，答案實際上明明白白寫在《上海副食品商業志》內：“1964年6月1日至1976年7月15日，（豬肉）敞開供應共12年2個半月。”
生於1949年的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金大陸，今年已經62歲。像他這一代的研究者，會認為「文革是‘集體犯罪’還是‘人類遺產’」這樣的爭論充滿著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如果說前者是一種終極性的批判思路；那麼後者便是一種顛覆性的辯護思路；都是力圖在慣常的政治學框架內得出結論。”「文革」二字，對金大陸而言，是實實在在的生活記憶。不過，有關「文革」的集體記憶，比如細小如豬肉票，正在失真。
最近，金大陸的「文革」研究《非常與正常：上海「文革」時期的社會生活》出了厚厚上、下兩冊，用豐富、紮實的第一手史料，詳盡描述了“文化大革命”期間上海的人口狀況、紅衛兵串聯、破四舊、計劃生育、婚姻狀況、蔬菜生產和供應、糧食供應、群眾報刊、深挖洞等方面的情況，描繪了一幅特定時期上海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全景畫面。
「‘文革’研究不僅應該有政治運動的框架，也應該有社會生活、社會生產的血肉。」
幾十萬人乘車不要錢
紅衛兵外出「串聯」，在金大陸的社會生活路徑「文革」研究中佔了將近一半篇幅，在他的「文革」記憶里也帶著少年的興奮。
1966年10月，金大陸還是年僅16歲的上海中學生、非紅衛兵，卻在半年多的時間內連續三次去了山城重慶，名義和內容都是大串聯。
第一次出發是1966年的10月10日。上午，與同學結伴先坐長途汽車到達松江，再花八角錢買一張去嘉善的火車票。「因為只要一踏上嘉善的地界，我們的身份立刻就變成了外地赴浙江串聯的革命師生。研究‘文革’歷史的學者應該了解，這條線路是當時上海非紅衛兵外出串聯的主要通道。」
金大陸與夥伴們坐上了火車，火車停靠嘉善的時候，這群第一次冒險的少年緊緊拽住車票不敢喘氣。不過行程出乎意料的順利，傍晚他們抵達杭州，在馬路對面的接待站憑學生證吃飯、憑學生證上車，過上了特殊年代歡天喜地的「金卡」生活。
原定的目的地是韶山。排隊辦票的時候，金大陸與來自重慶的學生攀談，得知《紅岩》中的「白公館」、“渣滓洞”都是真的，可以參觀，原定的走向立刻被心中對《紅岩》的嚮往取代了。
「第二次去重慶是1966年底春節前，我是業餘體校乒乓球班的，幾個低年級的球友吵著要我帶他們出去經經風雨，見見世面。我就帶上一個小同學直接買票從上海到了杭州。」金大陸說，當時正逢北京緊急通知全國，停止徒步串聯，五百里以外的十天內辦票回家，五百里以內的則一律走回去。杭州站圍滿了上海學生。
就在慌亂之際，一個矮小、看上去顯得傻乎乎的重慶學生引起了金大陸的注意，因為他一人手上竟然有七八張學生證。「我們要求用一枚井岡山紀念章換他兩張去重慶的車票，他拔腿就往車站跑，當天就喜滋滋地把票辦來了。就這樣，我又到達了重慶。」這一次，金大陸一心想的是過三峽。
等到1967年5月，全國已經燃起了武鬥的戰火，重慶是最激烈的地方之一，而上海的兩派則憑內功對峙。學生停課在家，開始無目的地尋找歡樂和刺激。「這一次我並不想去重慶。但球友班級的同學中，有一位年齡稍大的不顧我們的訕笑，直言不諱要去重慶找在北京串聯時相好的女朋友，我很容易被人說動。」
這一類外出「串聯」經歷並非個案。“第二次從重慶回上海的船上，有許多和我們一樣回家的串聯師生，他們有的從峨嵋山來，有的從西雙版納來，有的甚至從敦煌來，他們背著從各地採購的土特產，還背著照相機—他們比我們更精明，更瀟洒。船過三峽的時候，上海虹口區的一位教授看我們心饞，為我們拍了兩張照片留念。”
當然，也有例外。後來寫出《黃河邊的中國》一書的曹錦清教授，就是上海外出串聯學生中老老實實真正響應徒步串聯號召、沿著鐵路步行的「少數派」，這在金大陸後來通過搜索檔案、報刊、回憶錄等大量資料，以及口述訪談中，都屬於鮮有的案例。而回憶起這些，曹錦清覺得自己“是個十足的笨蛋”。
「文革」運動初期，因上海沒有發生類似西安、蘭州、長沙、天津等地學生與當地部門的直接衝突（上海9.4衝擊市委事件，是由南下串聯的北京紅衛兵發動的），也就沒有一批批學生為上訪取經而外出串聯。所以，儘管也有零星的上海學生趁勢流散在外，但作為集體行動，上海的大串聯是發生在“8.18”毛澤東首次接見紅衛兵之後。
「這即是說，上海的紅衛兵大串聯在原初形態上，缺乏內在的‘造反性質’的動因，它是被觸動和被召喚的，它更典型地具有‘觀摩’和‘周遊’的特徵。」
金大陸說，「大串聯幾十萬人乘車不要錢、吃飯不要錢，屬於社會非常行動，而非常行動在因果上不可能持久。因此，周遊大地、探親訪友也就不足為怪。反之，這才是屬於正常的歸趨，因為人們心裏萌動著對生活的渴望。」
「為何不轉交派出所」
外出串聯，見聞不斷。在學者金大陸的個人記憶里，有一件事不得不說，這件事蹊蹺地與國民黨特務有關。
1966年年底，第二次從重慶回上海，走的是水路。當時船上規定，每個航程，都要組織一次毛澤東思想宣傳晚會。晚會是在底艙舉行，串聯的師生中有許多文藝高手，獨唱、吹奏樂器、跳舞，熱鬧的氣氛讓大家都十分高興。
晚會結束後，金大陸回到自己的艙房，卻發現他的鋪上躺著一個陌生男子。「我起先以為他睡錯了，使勁叫喚，以致同艙的人都來推搡他，他就是不搭理。」金大陸說，這個男子身上黏著些泥，像是剛從田間來，長得相當壯實，有一個抵倆的感覺。他一言不發，後來實在沒法，終於叫來了背槍的乘警。
「誰也不會相信，誰也不敢相信，那個人竟然拿著紙和筆寫下了：我受國民黨反共挺進縱隊×支隊派遣，目前沿著長江流域組織活動。」房裏的空氣頓時緊張起來，連乘警也臉色發白，有人懷疑這是個瘋子，立刻叫來船醫。艙房裏擠滿了串聯的師生，膽子小的抱作一團，膽子大的，開始憤憤罵人。後來，復旦的一位大學生挺身而出去與船長交涉。
但出乎意料的是，船長與乘警來了，與男子交談了幾句後，男子麻利地翻身下船，嘴角還掛著一絲輕蔑的笑。而船長的決定是按航運程序把那男子送交下一個停靠站—竟然沒有送交給公安機關。”
這段蹊蹺的遭遇，讓金大陸至今想來毛骨悚然。但他並不確定當時遭遇的是否真是國民黨特務，或許僅是個瘋子。但在整個「文革」研究過程中，的確有官方資料證實了當時特務活動的存在：從1966年到1975年，整個「文革」期間上海公安部門都曾破獲國民黨派遣特務案和外籍特務案。如1966年8月，國民黨特務鄧某進入上海，與潛伏特務接頭被抓獲；1968年，國民黨特務李某進入上海，發展人員，搜集情報被抓獲等。
當然也有模稜兩可之處。在金大陸提供給時代周報的補充材料中，他這樣提到：
據我們採訪上海紅衛兵總部的負責人所知，這屬於上級培植的紅衛兵組織，因當時上海有不明來路的地下電台，所以「大抄家」時，就有化裝成紅衛兵的公安人員與紅衛兵一起進入居民區中的嫌疑人家。那位當年的負責人說，他與市公安局的副局長坐在一吉普車裏，用步話機呼號指揮。還有江青為清掃上世紀30年代留在上海演藝界的劣跡，通過葉群指派駐滬空軍的戰士冒充紅衛兵，與上海復興中學的紅衛兵一起，抄了趙丹、鄭君里等人的家，片紙不留，打包封存，最後空運北京當著江青的面焚毀。當時，上海曾辦過紅衛兵「大抄家」展覽會，包括旗幟、文件等許多有國民黨標誌的東西，也有槍支和電台。
不過，這段個人經歷的意義不在於「國民黨特務的真假」，而在於船長和乘警對該“國民黨特務”的處理方式。
事實上，那位復旦學生的確發出了「為何不轉交派出所」的質疑，並因按捺不住自己的氣憤，在船靠岸下一站前往公安機關報案。但這樣做的人只有他一個。
更為意味深長的是當時船上服務員的話：「你們只跑一趟，他們天天要在這條線上跑……」
這種處理手段和考量，與未曾經歷過「紅色年代」的人的想像，不是沒有出入。
「文革」中串聯的學生
革命不能解決冒犯
「文革」時期，特別是狂飆席捲的初期，“革命”壓倒一切，這不僅是現代人腦中牢不可破的印象，也確是實情的寫照。但金大陸通過考察當時“內部文件”發現，即使在那樣一個“私”、“利”受到最嚴厲斥責的時期，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供應與服務背後，“通風報信”、“代購緊缺物品”等“開後門”現象和“偽造單據”、“少付多找”、“串通出貨”的行為比比皆是。
收藏、交換毛澤東像章是「文革」時期的“時尚”。“應該承認，大多數人參與毛澤東像章交換的目的是為了收藏，這是因為毛澤東像章確實具有收藏的價值。材質的不同、類別的差異，以及後來形狀、標語的多樣化，都吸引人們去追逐。”金大陸說。
但1967年2月12日《解放日報》加短評「這裏又是一場階級鬥爭」發表了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革命造反隊的來信，指出了“像章交換場所已經由自由交換髮展為買賣或變相買賣”，事實層面揭示了毛澤東像章交換中的牟利傾向。
金大陸說，「大串聯幾十萬人乘車不要錢、吃飯不要錢，屬於社會非常行動，而非常行動在因果上不可能持久。因此，周遊大地、探親訪友也就不足為怪。反之，這才是屬於正常的歸趨，因為人們心裏萌動著對生活的渴望。」
在當時查獲的案子中，交換環節的「投機倒把」例如閘北區有一人用錢或紀念章購買、換取空白介紹信，套購了大量紀念章在交換場所倒賣；有人用請客吃飯、給零錢的辦法，唆使青少年三天內在交換場所賣出兩千多枚毛澤東像章；還有七個青少年身帶凶器，翻越工廠偷竊，被捉拿時當場追回一千四百多枚。
而生產線上的腐敗則更為嚴重。根據金大陸披露的一些「審查拘留者」材料：
上海安裝公司施工科安全員周某（稱其「1957年、1961年兩次貪污受處分」）騙得三張介紹信，以東海艦隊某部的名義加工像章137650隻，賣出49504隻，得利3473.64元。周的手法是“虛報成本，剋扣原料，抬高價格”，有五個紅衛兵參與周的活動；
上鋼五廠供應科陸某通過中間關係以一台60噸沖床，與浙江平湖城關白鐵社調換9萬隻像章，以支付運輸費為由，每隻加價一分，獲利900元。機動車間工會原負責人陳某與盧灣區稅務局張某、王某等，動用生產鋁片在車間沖制各種像章8萬多隻，除部分分發給工人外，大部分私分。
另據市革委會政宣組1967年12月引用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營業部的報告，11月，某空軍部隊自行加工鍍金毛澤東像章276隻，用去黃金14克。
因製作效果不理想，就向上海分行提出申請：因航空零件鍍金，需要黃金4克。上海分行撥出黃金並交上海金屬工藝一廠，後發現目的用於鍍金加工毛澤東像章，便及時停止。而部隊之前用去的黃金，是「從墳墓里挖出來的」。
「這證實，非常態的革命，也不能阻止一部分人為追逐利益而冒犯革命—革命，不能解除這種冒犯，更不能解決這種冒犯，因為這種冒犯是‘非常’之人性的必然表達。」金大陸說。
對話金大陸：研究「文革」需要技巧、智慧和勇氣
時代周報：書名是「非常與正常」，整個研究也是以「非常與正常」作為理論範式。怎麼來理解這個上海「文革」中的「非常與正常」？
金大陸：「文革」作為一場政治運動，它總的社會局勢和狀態處於“非常”之中，比如大抄家、大串聯、大武鬥、大批判等，以至於正常的社會管理和社會秩序失措了。但事實和問題往往是複雜的，「文革」研究現在呈現出簡單化的取向，這是今天令人擔憂的事實和問題。即便身處在運動高潮的激蕩和顛簸中，人們的生活還得進行，甚至還得籌謀著、掂量著進行，所以在總的“非常”態中，實際上包含兩個層次的“正常”態：第一，我把它稱為“順應之中的正常”，也就是順應著“非常”而產生的“正常”；第二，我把它稱為應對之中的正常，也就是應對這“非常”而產生的正常。這兩個方面交匯起來，構築了「文革」社會史的複雜面，也在本質上證明了生活的邏輯是不容篡改的，我不是說我這個框架能解釋一切，但現在看來，還是有一定說服力的。
時代周報：研究「文革」，在資料搜集上是否會遇到困難？
金大陸：會，當然會。困難主要在三個層面上：第一是政治上，人家看你去的次數多了，就懷疑你是有企圖的，有政治目的。有人曾經大聲地呵斥我，你幹嗎要這樣做？你到底有什麼目的？是當時我在檔案館的時候，有一個女的管理員，那一天忽然大聲吼起來。當然同樣一個檔案館裏面也有不同意見的，結果另外一個男管理員幫著我說話，「怎麼就不能讓人家看，現在這種資料還有誰來看？人家做這樣的事，多麼寶貴……」第二種，是學術上的。我們一開始在上海圖書館，我們託了人進去，做它的報刊資料。複印非常貴，複印要加資料使用費，但我們當時也咬著牙要做下來。現在我們有大批的資料，但在當時能找到一本、一張是很不容易的。結果一拿到複印師傅那裏，馬上他進去彙報，因為從來沒碰到有人要這麼個資料。結果領導出來了，他不是從政治角度，他從學術角度，不讓我們複印。“這種資料我們自己都還沒做，怎麼能讓你來做？”還有一種就是經濟上，他有資料，很歡迎你來看，但每一趟來閱讀費要多少錢，複印費要多少錢。
時代周報：你為何選取社會生活史的角度來研究「文革」？
金大陸：比照「文革」運動史、政治史或者事件史的研究，「文革」社會史關涉人口、環境、習俗、集體心態，以及衣食住行等內容，在視域方面因落實底層而更寬泛，也因為觀察直接而顯得更真實。文革運動具有高度的意識形態特徵，甚至就是意識形態性質的革命，但這並不意味著「文革」研究不可避免地要攪在意識形態中。我認為，「文革」研究的未來，應是以嚴肅的姿態進入史學學術之中，所以自覺地剝離意識形態，堅持以“史料為本”的方法，才是正確的做法。當然，我這裏強調的是歷史學研究，不是政治學研究。
時代周報：但這樣的視角來研究「文革」，會有人說：不過癮。
金大陸：我出去開會有人說，真不知道你這本書怎麼讓你出來的？因為「文革」研究在國內還是有禁忌的。前段時間在上海作協做茶座，也有老先生覺得我怎麼好像在說「文革」的好話，「文革」有許多地方蠻“正常”嘛！我只能說，我以“材料為本”，堅持“學術至上”的立場，這種說法實在是誤讀。其實文革作為人類史這麼重大的事件，蓋著捂著不研究，是不明智的。將來總是要研究的。而且實際上西方的研究一直在進行，現在國內的民間研究也呈現“涌動”之勢。你看，大量的回憶錄在香港出版，更重要的是復旦、華師大校門口到處都是此類盜版書的三輪車，流傳的情況比國內出版還要廣泛。
那麼，你說我做社會史，是不是一種技巧，是不是當下的一種智慧？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但是即便是技巧、是智慧，也不是沒有勇氣在裏面的。何況做社會史，不像做運動史那樣，事件、人物等時空情況都很確切。社會史涉及面廣，難度很大，資料在那裏，很分散，要花很多工夫去尋找和梳理。再說，難道我們真的「避重就輕」，就不做運動史了嗎？我們仍然在做，只不過現在都在抽屜里。我在本書後記《心心念念》中都交代了。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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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與東方情報局
在中國革命即將取得全面勝利的前夕，毛澤東開始向蘇共商議建立東方情報局。斯大林的謹慎態度與毛澤東的革命激情開始了一番互動與較量……1947年9月，歐洲九國共產黨集會，宣佈成立共產黨、工人黨情報局，聯共（布）中央書記日丹諾夫在報告中提出了著名判斷——國際局勢已出現兩個對立陣營。日丹諾夫的報告被認為是與杜魯門主義相對應的蘇聯的冷戰宣言，而共產黨情報局則成為領導社會主義陣營與西方對抗的大本營和司令部。隨後，在亞洲，特別是在中國，便開始流傳關於共產黨東方情報局成立的消息。但一陣喧囂過後，人們並沒有看到東方情報局的影子。於是，這個神話就自然消失了。時至今日，很少有人再提起此事。
然而，隨著冷戰結束後中、俄檔案的不斷解密和公佈，東方情報局的問題再次浮出水面。其實，東方情報局最後並未成立，但中國共產黨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確承擔了領導亞洲革命的責任。那麼，東方情報局的問題是如何提出的？在斯大林的戰略中亞洲處於什麼地位？毛澤東對領導亞洲革命有哪些考慮？中共對待東方情報局持什麼態度？東方情報局為何最終沒有建立？歸根結底，亞洲革命的領導權是如何從莫斯科向北京轉移的？要回答這些問題，就必須解開東方情報局這個歷史之謎。
斯大林的戰略
又增加一些引人注意的細節：「今天，在哈爾濱召開了遠東共產黨代表大會，以便討論關於建立遠東情報局的問題。中國、朝鮮、蒙古和暹羅將派代表出席會議，毛澤東已經派遣非常著名的中共領導人李立三參加會議，並擔任會議主席，李立三現在正在滿洲。」這一消息瞬間就傳遍了巴黎和倫敦的報紙，並引起了正在努力恢復對其原有亞洲殖民地控制的法國、英國的疑慮和恐慌。
不過，這些傳言很快就銷聲匿跡了，因為傳說中的東方情報局根本就沒有出現。的確，在斯大林的冷戰戰略中，最初的設想是外線防禦、內線進攻，即對美國及西方採取保守和防禦的策略，而集中力量對陣營內部進行整肅，統一思想和步調，以穩定與西方抗衡的陣腳。此外，蘇聯的外交重點始終在歐洲，斯大林也沒有精力和心情過多地關注亞洲。這一特點，在共產黨情報局成立時就顯現出來。斯大林拒絕希臘共產党參加情報局會議，日丹諾夫的報告對如火如荼的中國革命輕描淡寫，以及斯大林因鐵托的魯莽行動而最終決定將南共趕出教門——這一切都表明蘇聯的冷戰戰略不具進攻性，且希望避免和推遲與美國的直接衝突。
俄國學者艾菲莫娃查閱了大量蘇共中央檔案，發現：在1948年春季之前，蘇聯共產黨同所有東南亞共產主義活動都保持著一定的距離，並且儘力不捲入這些國家的國內鬥爭。由於不確信這些國家的民族解放鬥爭能否取得勝利，蘇聯領導人甚至不願同東南亞共產黨保持正常的關係。有研究表明，有關越南情況的文章一直到蘇聯承認了越南民主共和國之後，也就是在1950年，才出現在《真理報》和《消息報》上。
不過，莫斯科注意到，中國共產黨人對歐洲共產黨情報局會議非常重視，甚至有意在遠東也建立一個類似的組織。
但是，如果認為毛澤東當時就想建立東方情報局這樣的國際組織，未免言過其實。1947年底，國共內戰的局面剛剛開始有利於共產黨，毛澤東的相關講話不過是希望借歐洲共產黨情報局成立的東風鼓舞士氣而已。不過，一年以後，當國民黨敗局已定，共產黨即將掌握政權時，毛澤東確實想起了東方情報局。
高崗突然發問
中，斯大林提醒毛澤東：一旦人民解放軍接近印度支那、緬甸、印度邊境，在這些國家，甚至在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就會造成一種革命形勢。對帝國主義者來說，這意味著將有可能失去這些國家，因此它們會想盡一切辦法，進行封鎖或與人民解放軍發生武裝衝突，以便將華南控制在自己的勢力範圍內……隨後斯大林明確表示，同意毛澤東關於目前不宜建立東方共產黨情報局的意見。斯大林的答覆顯然令毛澤東失望。實際上，毛澤東是真想在中國組建起亞洲革命的大本營。所以，藉著劉少奇秘密訪蘇的機會，毛澤東決定再次試探斯大林的態度。在7月27日兩黨代表團會談時，斯大林主動談到1945年他要求毛澤東去重慶談判的失誤，並對此表示歉意。斯大林說，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成熟的黨，祝願中共站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前列。斯大林還建議，在國際革命運動中，中蘇兩家都應多承擔一些義務，而且應該有某種分工。希望中國今後多做東方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工作，蘇聯對西方多承擔些義務，多做些工作……談到這裏，高崗突然問了一句：中國共產黨是否可以加入歐洲共產黨情報局？斯大林當然聽出了弦外之音，回答說，這不太合適，因為中國的情況與歐洲完全不同。東亞各國的情況與中國類似，可以考慮建立「東亞各國共產黨聯盟」，但是時機也許還略為早了一些。斯大林又說，蘇聯既是歐洲國家，也是亞洲國家，將來可以參加東亞共產黨聯盟。（劉少奇致中共中央書記處電，1949年7月27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一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看來，斯大林嘴上說把領導亞洲革命的責任交付給中共，但實際上並不放心。至於東方情報局，斯大林仍堅持認為不宜過早建立。不過，對毛澤東來說，實質問題已解決。1957年5月25日毛澤東對來訪的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伏羅希洛夫說，中國是一個亞洲大國，首先感興趣的是亞洲。1949年與斯大林取得共識，那就是中國要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亞洲問題上。（閻明復《1957年形勢與伏羅希洛夫訪華》，《百年潮》2009年第2期）斯大林主動提出要中國領導亞洲各國共產黨，這已經夠了，東方情報局只是一個形式問題。有了斯大林的尚方寶劍，毛澤東立即展開了實際行動。
毛澤東的眼光與司徒雷登的評價
無疑使中共感到鼓舞。為了加強對亞洲各國共產黨的了解和領導，1950年2月，中共中央在統戰部下設立了東方各國革命問題研究會，李維漢任書記，廖承志等7人為委員。以後韓戰爆發，毛澤東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答應蘇聯的要求，毅然派兵入朝作戰，不僅贏得了斯大林的信任，而且在社會主義陣營和亞洲各國引起重大反響。毛澤東在決定出兵時所說「應當參戰，必須參戰，參戰利益極大」，“對中國，對朝鮮，對東方，對世界都極為有利”，顯然是考慮到這方面的因素。（《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年版）
中國在一個亞洲國家的革命面臨危機時挺身而出，在實際上承擔起領導者的責任，也就自然突出了北京的中心地位。毛澤東的想法確與其他中國領導人不同，他的眼光早已注意到中國以外的世界。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曾說過一句話，可謂一語中的：在未來「可能導致中蘇分裂甚或走向戰爭的眾多原因中，最重要的是不甘人下的毛澤東要成為亞洲的列寧」。此後，中國與亞洲各國共產黨的聯繫迅速擴展，工作也越來越繁重。
斯大林終於「放權」給中共
在中朝聯軍順利推進到三八線時，毛澤東、劉少奇和周恩來分別會見了斯大林派來幫助編輯《毛澤東選集》的蘇聯著名哲學家尤金，詳細介紹了亞洲各國共產黨的情況及中共與它們的聯繫。在1950年12月31日的談話中，毛澤東告訴尤金，「現在所有亞洲國家的共產黨都要求向它們提供建議和幫助」，“北京已經聚集了除印度共產黨以外所有亞洲共產黨的代表”。毛澤東說，中共應當研究亞洲各黨的情況，並給予它們建議和各方面的援助。同時，希望蘇共中央能派代表常駐中共中央，以便共同研究和解決亞洲各國共產黨的問題。1951年1月3日，劉少奇受毛澤東委託，向尤金詳細介紹了這方面的情況，希望蘇共中央在北京設立常駐代表處，在中共中央的領導下，共同幫助亞洲各國共產黨。為此，中共正在組織一個有400多人參加的訓練班，為亞洲國家各共產黨培養骨幹。隨著對亞洲各國共產黨工作量的增加，中共的機構建置也需要重新調整。考慮到東南亞華人華僑的問題，過去與亞洲各國共產黨的聯繫都是由統戰部兼管。1950年8月，統戰部長李維漢向中央建議，最好設立一個國際部專門管理這方面的工作。1951年1月16日，劉少奇通知正在莫斯科擔任大使的王稼祥：中央已決定你為中央對外聯絡部長，負責與各國兄弟黨聯絡……專門負責給兄弟黨訓練幹部的幹部學校。劉少奇指出：這個學校是秘密的，不要正式名稱，也不要正式的校長，由中央委派專人負責辦理，一切日常事務由聯絡部解決。到1951年初中聯部成立時，北京已成為亞洲各國共產黨代表集中活動的中心。當時亞洲未執政的各國共產黨都有代表常駐北京，他們大都攜帶家屬居住和工作在馬列學院第一分院（現中共中央高級黨校所在地）大院內。這些代表主要是作為本黨與中共的聯絡員。有的還代表該黨出席一些重要會議，如馬共政治局委員阿成曾作為正式代表出席蘇共二十大和中共八大。初期還有些代表享有雙重身份，直接參与中共的工作，如阿成就曾擔任北京市委組織部副部長。這些代表多是通過交通員與本黨保持秘密聯繫，傳遞情報、運送經費、傳達指示、接送幹部，都是交通員的工作。常駐代表的子女，年齡小的在中南海幼兒園或馬列一分院託兒所，稍大一些便被送進海淀區的育才學校，與中聯部子弟在一起讀書。（李丹慧、沈志華採訪阿成及其子女的記錄，2011年2月24日至3月6日於泰國合艾、勿洞——作者注）整個情況，與1920年代至1940年代各國共產黨派代表常駐共產國際非常相似，這或許就是中共感到困難而要向蘇共中央請求幫助的原因。由此不難看出，中國出兵朝鮮後，斯大林已把亞洲革命的領導權完全交給中共。1951年5月斯大林接見中聯部部長王稼祥時，主動提出了建立一個以中國為主的亞洲社會主義聯盟的設想。毛澤東的願望終於實現了。
中國幫助最多的應屬越南勞動黨
新中國建立伊始，中共就主動擔負起指導和幫助亞洲各國共產黨的責任，毛澤東領導中國革命尚未取得完全勝利，便已成為亞洲革命的領袖。中共中央認為，援助亞洲革命，不僅是一種責任，也是自身安全的需要。
最早要求中共提供幫助的是朝鮮勞動黨。儘管在蘇聯的統治下，金日成已在朝鮮北方建立起革命政權，但為了實現朝鮮半島的統一，他完全依賴蘇聯和中國的支持，尤其是在採取武力方式解決統一的問題上，金日成迫切需要中國的人力支持。1949年5月和1950年1月，中國人民解放軍部隊中的朝鮮族官兵4萬多人成建制地攜帶全副武裝開赴朝鮮，客觀上為金日成發動戰爭創造了先決條件。不過，斯大林雖然讓毛澤東承擔起領導亞洲革命的責任，但朝鮮是一個例外。作為蘇聯在遠東安全的門戶，斯大林一直把朝鮮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例如，新中國建立後，朝鮮是否可以與中國建交，何時建交，都要經過斯大林的首肯。中朝之間是否需要簽訂同盟條約，何時簽訂，也要聽從斯大林的旨意。韓戰爆發以後，毛澤東幾次要求出兵，幫助朝鮮迅速結束戰爭，而斯大林一直不肯答應，根本原因就是不願意放棄對朝鮮的主導權。直到聯合國軍突破三八線，斯大林才不得不請求中國出兵。經過幾番周折，當毛澤東毅然決定出兵朝鮮時，處理朝鮮問題的主動權實際上已開始向中國轉移。戰爭期間，中朝高層在軍隊指揮權、突破三八線後的戰略安排、鐵路管理權的歸屬、停戰談判策略等一系列重大問題上發生分歧和爭執，斯大林都支持了中方的主張，固然與毛澤東從社會主義陣營整體利益出發的立場有關，但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在戰場上中朝一方行動的主導因素實際上在於中國的意向。斯大林去世以後，特別是在1954年至1956年，莫斯科進一步認可和尊重中國對朝鮮問題的發言權。蘇聯領導人不僅勸告朝鮮應多聽取中國的意見，甚至在確定對朝政策和處理蘇朝關係時，莫斯科也都要與北京協商。對於遠在東南亞的越南革命，斯大林始終不感興趣。1950年1月胡志明對莫斯科的訪問以及蘇越建交，很大程度上是斯大林看在毛澤東的面子上應允的。因此，儘管越南很早就提出派阮良朋擔任駐蘇大使，但蘇聯方面遲遲沒有回復，也沒有任命蘇聯駐越大使。斯大林甚至批准了蘇聯外交部這樣一個奇怪的建議：越南民主共和國在蘇聯的利益由中國大使館代表。於是，毛澤東欣然擔負起領導越南革命的責任。如果不計抗美援朝戰爭，那麼在亞洲各國共產黨中，中國指導和幫助最多的應屬越南勞動黨。早在1949年10月印度支那共產黨（文獻中一般稱越共）中央便派華僑工作委員會主任李碧山（李班）和阮德瑞來到北京，要求中共給予幫助。1950年上半年，中共先後派出軍委辦公廳主任羅貴波、第三野戰軍十兵團政委韋國清、雲南軍區司令員陳賡，作為中共中央聯絡員、代表，同大批軍事顧問前往越南解放區工作，其任務第一步是了解情況，聽取意見，幫助解決軍火、物資及其他援助問題，並組織交通運輸，第二步是幫助越共建立正規軍隊、加強黨和政權的建設，以最終戰勝法國帝國主義。1月6日劉少奇向接近中越邊境的林彪部隊轉達了毛澤東的指示：對於越南人民和武裝部隊必須儘可能地提供便利和幫助，准許他們在需要和困難時進入中國國境躲避或借道通行，所需武器、彈藥和糧食也應儘力幫助。據不完全統計，至1951年2月，除廣西、雲南各提供10000支槍和彈藥外，中國為越共裝備了9個師、1個主力團、2個炮團及若干地方武裝部隊。同時派遣大量師、團、營各級指揮員到越共部隊做顧問，協助作戰指揮，並派遣炮手、爆破手幫助越共訓練部隊。此外，應越共請求，中國還在幾個月內提供了數千噸糧食、幾百輛汽車和大量服裝、汽油等物資。同時，接受越共部隊到中國境內進行培訓。這些援助為越共戰勝法國軍隊奠定了基礎。直到1950年代中期，蘇聯始終把越南問題看作中國許可權範圍內的事務。從一些零星的俄國檔案還可以看出，1953年至1955年，對於日本共產黨的問題主要也是通過中共聯繫和處理的。如蘇共與日共的聯繫，就需要通過北京中轉。向日共提供的經費，也是由中共來處理的。不過，至少從1958年開始，蘇共就不再通過中共與日共聯繫，給日共的經費援助也是由莫斯科直接劃撥了。
與其他亞洲國家如印度、尼泊爾的共產黨之間的聯繫，在俄國檔案中也有所反映。由於中共中央聯絡部的檔案沒有開放，研究者至今無法了解中共與亞洲各國共產黨相互關係的總體的和詳細的情況。不過，從目前看到的史料可以判斷，自新中國成立後，亞洲各國共產黨基本都是與中共發生關係並接受其指導和幫助的。
東方情報局只是革命的副產品
儘管中國實際上領導、支持和援助了亞洲各國共產黨的革命鬥爭，但東方情報局卻一直沒有建立起來。究其原因，主要在於韓戰結束後國際形勢的變化，以及中國和蘇聯對外政策的相應改變。
1954年3月2日，劉少奇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並原則批准了周恩來提出的《關於日內瓦會議的估計及其準備工作的初步意見》，確定了緩和國際緊張局勢、協商解決國際爭端的方針。在7月7日聽取周恩來關於日內瓦會議進展情況的彙報後，毛澤東總結說：「緩和國際緊張局勢，不同制度的國家可以和平共處，這是蘇聯提出來的口號，也是我們的口號」，“總之，國際上我們就是執行這個方針”。不僅如此，1954年10月，中共中央和蘇共中央還聯合給馬來亞共產黨提出書面意見，要求馬共放棄武裝鬥爭，走和平的道路。特別是在1955年4月的萬隆會議上，周恩來再次重申了一年前中印聯合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並向與會各國首腦保證：願意與各國建立正常國家關係，中國不會幹涉別國內政，也“決無顛覆鄰邦政府的意圖”。在這樣的國際背景下，建立共產黨國際組織的問題當然無從提起。到1957年11月世界各國共產黨莫斯科會議召開時，中共代表團重新提出“走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並與蘇共產生了分歧。此時，毛澤東考慮的已經不是亞洲革命，而是如何領導世界革命的問題了。
東方情報局問題與共產黨、工人黨情報局一樣，都是那個時代「革命」的副產品。儘管蘇聯的關注點在歐洲，斯大林對西方的冷戰政策是以戰略防守為重點，但亞洲革命形勢的發展卻令東方情報局的問題呼之欲出；毛澤東的革命觀和領袖慾使他在中國革命尚未完全成功之時，便開始考慮亞洲革命的問題，而且把中國革命和亞洲革命看作兩個相互依賴、共同促進的歷史現象；斯大林對世界革命的謹慎態度與毛澤東的革命激情和主動精神形成鮮明的對照，這在客觀上令亞洲革命的領導權從莫斯科向北京轉移；韓戰的爆發，特別是中國出兵朝鮮，實際上讓毛澤東成了亞洲革命的真正領導者，斯大林甚至不得不捨棄蘇聯對朝鮮半島問題的主導權；韓戰結束後國際形勢的變化使得中蘇共同採取了“和平共處”的外交方針，東方情報局作為亞洲革命指揮中心的問題自然不便再提。但中國實際上仍然保持和控制著與亞洲各國共產黨的聯繫，一旦“革命高潮”出現，這個幽靈還會出現在東方大地。
因此，儘管目前有關中共與亞洲各國共產黨關係的史料還非常零散（這種狀況的根本改變，有待於中共中央聯絡部檔案的開放），但東方情報局的問題為研究者提供了一個觀察中國革命和亞洲冷戰起源的新視角，值得繼續關注和討論。
作者系文史學者，華東師範大學教授、博導；原載於《同舟共進》201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