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軍的毒焰，吞噬著中國。到處瀰漫著硝煙，到處散發著血腥。「紅都」延安，卻是一片安寧的世界。這座位於黃土世界中的古城，高呼著抗日口號，引起了日軍的注意。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日，剛剛吃過早飯不久，空中傳來轟鳴聲，十幾架翅膀上漆著紅色“大餅”標誌的飛機突然“光臨”。日軍飛機擲下一百多枚炸彈，爆炸的聲浪打破了延安的寧靜。
雖說延安人所住的窯洞，成了天然的防空洞，不過城裏的一大片房屋受不住炸彈的肆虐而毀壞，也有一些窯洞在炸彈的衝擊波下倒塌。日軍的第一次空襲，使上百延安人死傷。那天被炸的以西北旅社一帶最為嚴重，包括中共中央組織部、光華書局等。陳雲被封在一座炸塌的窯洞裏，經七八個人扒土，這才把他救出。延安從此開始拉空襲警報。
筆者曾訪問了當時正在延安的王觀瀾夫人徐明清。王觀瀾曾任中共中央農委主任，與毛澤東有著許多交往。據徐明清回憶，正是在這一天傍晚，她和丈夫王觀瀾走向延安城裏鳳凰山下毛澤東的窯洞，窯洞也被炸彈炸過，但毛澤東仍在這裏宴請朋友。出席者還有張聞天、李富春、蔡暢、羅瑞卿等。
這次宴會，是為什麼而舉行？主人不言，客人心中也都明白。一位二十四歲的來自上海的姑娘，頻頻為客人勸酒。她，便是前文已經提及的江青。她在這一天和毛澤東結婚了！宋美齡比蔣介石小十歲。江青比毛澤東小二十一歲。
一種奇特的巧合，為蔣、宋及毛、江的婚姻所共有：都有「約法三章」！
蔣、宋結合時的「約法三章」，是宋美齡提出的。據云：
一、蔣介石必須信奉上帝，受洗成為基督徒；因宋美齡是虔誠的教徒，兩人必須有共同的宗教信仰。
二、宋美齡不生小孩，以保持身材，並多為中國的革命事業奮鬥。
三、宋美齡不擔任政府公職，不參加正式的高階層決策會議，她只願以蔣介石私人秘書的身份，對外從事政治活動。
關於蔣、宋的「約法三章」，所傳版本甚多。以上據香港廣角鏡出版社所印《蔣家三代的羅曼史》一書。
毛澤東和江青的「約法三章」，既不是由毛澤東提出，也不是由江青提出，卻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約法三章」的版本也很多，「約法三章」的內容也互有出入。
據筆者看來，前些日子由台灣方面所披露的毛、江「約法三章」，倒是比較可信。據云，台灣方面的資料來源是王若飛的一個筆記本。那是國民黨軍隊攻下延安時，繳獲一批中共文件，內中有王若飛的一個筆記本。王若飛曾任中共中央秘書長，他的筆記本上記著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毛、江結合「約法三章」的決定，是可能的。王若飛所記「約法三章」，全文如下：
一、毛、賀的夫婦關係尚存在，而沒有正式解除時，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澤東夫人自居；
二、江青同志負責照料毛澤東同志的生活起居與健康，今後誰也無權向黨中央提出類似的要求；
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澤東的私人生活與事務，二十年內禁止在黨內擔任任何職務，並不得干預過問黨內人事及參加政治生活。
蔣、宋的「約法三章」和毛、江的「約法三章」，不約而同都提到了婚後夫人的政治生活問題：宋美齡主動提出，她不擔任政府公職，只擔負蔣介石的秘書及外事方面的工作，她這麼說，後來也這麼做；江青則不同，由政治局對她作出了嚴格的限制，二十年內不許她問政。這不同的“約法”，當然由於宋、江兩人的身世、閱歷、背景全然不同。
宋美齡出身名門，家庭豪富，姐姐宋慶齡又是孫中山夫人。宋美齡受過良好的教育，留美十年，精熟英語。雖說此前宋美齡有過戀愛經歷，但從未婚嫁。
江青則不然。她出身微賤，小學文化，又有過多次婚變——二十四歲的她，已經嫁過三個男人，即俞啟威(黃敬)、唐納(馬驥良)、章珉(謝興)，而毛澤東則成了她的第四個丈夫。然而，她卻是一個能幹、富有心計、野心勃勃的女人。她沒有什麼背景，全然靠著個人奮鬥，從一個山東小城女子，到上海影劇明星。在政治上，她也很敏感，十九歲便加入中國共產黨。她又主動投奔延安，很快就把毛澤東作為「進攻」目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員們正是知道江青是個參政欲很強的女人，又有著多次婚變以及被捕入獄、失去組織關係的複雜歷史，所以對她作出了政治限制——後來的事實表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對江青的“約法”，是富有預見性的。
宋美齡和江青都屬「女強人」，只是一個雅，一個“野”。
她們都對丈夫的事業、對中國歷史進程產生了影響。不過，宋美齡乃「明媒正娶」，蔣、宋的婚禮在上海豪華的大華飯店舉行，上千人出席。婚後，宋美齡便以蔣介石夫人的身份，活躍於各種公眾場合。宋美齡在西安事變中，第一次顯示了她的政治才幹，深刻影響了中國的政局。
江青則不然。她和毛澤東的結合，是在悄悄中進行。沒有正兒八經的婚禮。徐明清所參加的，只是悄悄的宴席，連這宴席的名目都未曾說穿！正因為這樣，江青最初成為毛澤東夫人的日子是靜悄悄的，「鎖在雲霧中」。她坐了多年的冷板凳，這才終於“露崢嶸”……
來源：新華網 作者：李賢娜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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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會議現場
宣傳串聯的繪畫（資料圖）
上海「文革」期間究竟有沒有豬肉票？
這個問題在很長時間裡讓「文革」史研究者金大陸感到困惑。「文革」到了“國民經濟崩潰的邊緣”，食不果腹又是人人都有的經驗，加上「文革」前後曾用肉票，「文革」焉有不用之理？
為此，金大陸曾三次在不同場合對三十人次（十人一組）作了微型調查，結果二十九人次確認「文革」期間使用豬肉票，還有多人描繪出「文革」肉票的形狀和圖案，只有一人斷定此事有誤。不過，答案實際上明明白白寫在《上海副食品商業志》內：“1964年6月1日至1976年7月15日，（豬肉）敞開供應共12年2個半月。”
生於1949年的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金大陸，今年已經62歲。像他這一代的研究者，會認為「文革是‘集體犯罪’還是‘人類遺產’」這樣的爭論充滿著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如果說前者是一種終極性的批判思路；那麼後者便是一種顛覆性的辯護思路；都是力圖在慣常的政治學框架內得出結論。”「文革」二字，對金大陸而言，是實實在在的生活記憶。不過，有關「文革」的集體記憶，比如細小如豬肉票，正在失真。
最近，金大陸的「文革」研究《非常與正常：上海「文革」時期的社會生活》出了厚厚上、下兩冊，用豐富、紮實的第一手史料，詳盡描述了“文化大革命”期間上海的人口狀況、紅衛兵串聯、破四舊、計劃生育、婚姻狀況、蔬菜生產和供應、糧食供應、群眾報刊、深挖洞等方面的情況，描繪了一幅特定時期上海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全景畫面。
「‘文革’研究不僅應該有政治運動的框架，也應該有社會生活、社會生產的血肉。」
幾十萬人乘車不要錢
紅衛兵外出「串聯」，在金大陸的社會生活路徑「文革」研究中佔了將近一半篇幅，在他的「文革」記憶里也帶著少年的興奮。
1966年10月，金大陸還是年僅16歲的上海中學生、非紅衛兵，卻在半年多的時間內連續三次去了山城重慶，名義和內容都是大串聯。
第一次出發是1966年的10月10日。上午，與同學結伴先坐長途汽車到達松江，再花八角錢買一張去嘉善的火車票。「因為只要一踏上嘉善的地界，我們的身份立刻就變成了外地赴浙江串聯的革命師生。研究‘文革’歷史的學者應該了解，這條線路是當時上海非紅衛兵外出串聯的主要通道。」
金大陸與夥伴們坐上了火車，火車停靠嘉善的時候，這群第一次冒險的少年緊緊拽住車票不敢喘氣。不過行程出乎意料的順利，傍晚他們抵達杭州，在馬路對面的接待站憑學生證吃飯、憑學生證上車，過上了特殊年代歡天喜地的「金卡」生活。
原定的目的地是韶山。排隊辦票的時候，金大陸與來自重慶的學生攀談，得知《紅岩》中的「白公館」、“渣滓洞”都是真的，可以參觀，原定的走向立刻被心中對《紅岩》的嚮往取代了。
「第二次去重慶是1966年底春節前，我是業餘體校乒乓球班的，幾個低年級的球友吵著要我帶他們出去經經風雨，見見世面。我就帶上一個小同學直接買票從上海到了杭州。」金大陸說，當時正逢北京緊急通知全國，停止徒步串聯，五百里以外的十天內辦票回家，五百里以內的則一律走回去。杭州站圍滿了上海學生。
就在慌亂之際，一個矮小、看上去顯得傻乎乎的重慶學生引起了金大陸的注意，因為他一人手上竟然有七八張學生證。「我們要求用一枚井岡山紀念章換他兩張去重慶的車票，他拔腿就往車站跑，當天就喜滋滋地把票辦來了。就這樣，我又到達了重慶。」這一次，金大陸一心想的是過三峽。
等到1967年5月，全國已經燃起了武鬥的戰火，重慶是最激烈的地方之一，而上海的兩派則憑內功對峙。學生停課在家，開始無目的地尋找歡樂和刺激。「這一次我並不想去重慶。但球友班級的同學中，有一位年齡稍大的不顧我們的訕笑，直言不諱要去重慶找在北京串聯時相好的女朋友，我很容易被人說動。」
這一類外出「串聯」經歷並非個案。“第二次從重慶回上海的船上，有許多和我們一樣回家的串聯師生，他們有的從峨嵋山來，有的從西雙版納來，有的甚至從敦煌來，他們背著從各地採購的土特產，還背著照相機—他們比我們更精明，更瀟洒。船過三峽的時候，上海虹口區的一位教授看我們心饞，為我們拍了兩張照片留念。”
當然，也有例外。後來寫出《黃河邊的中國》一書的曹錦清教授，就是上海外出串聯學生中老老實實真正響應徒步串聯號召、沿著鐵路步行的「少數派」，這在金大陸後來通過搜索檔案、報刊、回憶錄等大量資料，以及口述訪談中，都屬於鮮有的案例。而回憶起這些，曹錦清覺得自己“是個十足的笨蛋”。
「文革」運動初期，因上海沒有發生類似西安、蘭州、長沙、天津等地學生與當地部門的直接衝突（上海9.4衝擊市委事件，是由南下串聯的北京紅衛兵發動的），也就沒有一批批學生為上訪取經而外出串聯。所以，儘管也有零星的上海學生趁勢流散在外，但作為集體行動，上海的大串聯是發生在“8.18”毛澤東首次接見紅衛兵之後。
「這即是說，上海的紅衛兵大串聯在原初形態上，缺乏內在的‘造反性質’的動因，它是被觸動和被召喚的，它更典型地具有‘觀摩’和‘周遊’的特徵。」
金大陸說，「大串聯幾十萬人乘車不要錢、吃飯不要錢，屬於社會非常行動，而非常行動在因果上不可能持久。因此，周遊大地、探親訪友也就不足為怪。反之，這才是屬於正常的歸趨，因為人們心裏萌動著對生活的渴望。」
「為何不轉交派出所」
外出串聯，見聞不斷。在學者金大陸的個人記憶里，有一件事不得不說，這件事蹊蹺地與國民黨特務有關。
1966年年底，第二次從重慶回上海，走的是水路。當時船上規定，每個航程，都要組織一次毛澤東思想宣傳晚會。晚會是在底艙舉行，串聯的師生中有許多文藝高手，獨唱、吹奏樂器、跳舞，熱鬧的氣氛讓大家都十分高興。
晚會結束後，金大陸回到自己的艙房，卻發現他的鋪上躺著一個陌生男子。「我起先以為他睡錯了，使勁叫喚，以致同艙的人都來推搡他，他就是不搭理。」金大陸說，這個男子身上黏著些泥，像是剛從田間來，長得相當壯實，有一個抵倆的感覺。他一言不發，後來實在沒法，終於叫來了背槍的乘警。
「誰也不會相信，誰也不敢相信，那個人竟然拿著紙和筆寫下了：我受國民黨反共挺進縱隊×支隊派遣，目前沿著長江流域組織活動。」房裏的空氣頓時緊張起來，連乘警也臉色發白，有人懷疑這是個瘋子，立刻叫來船醫。艙房裏擠滿了串聯的師生，膽子小的抱作一團，膽子大的，開始憤憤罵人。後來，復旦的一位大學生挺身而出去與船長交涉。
但出乎意料的是，船長與乘警來了，與男子交談了幾句後，男子麻利地翻身下船，嘴角還掛著一絲輕蔑的笑。而船長的決定是按航運程序把那男子送交下一個停靠站—竟然沒有送交給公安機關。”
這段蹊蹺的遭遇，讓金大陸至今想來毛骨悚然。但他並不確定當時遭遇的是否真是國民黨特務，或許僅是個瘋子。但在整個「文革」研究過程中，的確有官方資料證實了當時特務活動的存在：從1966年到1975年，整個「文革」期間上海公安部門都曾破獲國民黨派遣特務案和外籍特務案。如1966年8月，國民黨特務鄧某進入上海，與潛伏特務接頭被抓獲；1968年，國民黨特務李某進入上海，發展人員，搜集情報被抓獲等。
當然也有模稜兩可之處。在金大陸提供給時代周報的補充材料中，他這樣提到：
據我們採訪上海紅衛兵總部的負責人所知，這屬於上級培植的紅衛兵組織，因當時上海有不明來路的地下電台，所以「大抄家」時，就有化裝成紅衛兵的公安人員與紅衛兵一起進入居民區中的嫌疑人家。那位當年的負責人說，他與市公安局的副局長坐在一吉普車裏，用步話機呼號指揮。還有江青為清掃上世紀30年代留在上海演藝界的劣跡，通過葉群指派駐滬空軍的戰士冒充紅衛兵，與上海復興中學的紅衛兵一起，抄了趙丹、鄭君里等人的家，片紙不留，打包封存，最後空運北京當著江青的面焚毀。當時，上海曾辦過紅衛兵「大抄家」展覽會，包括旗幟、文件等許多有國民黨標誌的東西，也有槍支和電台。
不過，這段個人經歷的意義不在於「國民黨特務的真假」，而在於船長和乘警對該“國民黨特務”的處理方式。
事實上，那位復旦學生的確發出了「為何不轉交派出所」的質疑，並因按捺不住自己的氣憤，在船靠岸下一站前往公安機關報案。但這樣做的人只有他一個。
更為意味深長的是當時船上服務員的話：「你們只跑一趟，他們天天要在這條線上跑……」
這種處理手段和考量，與未曾經歷過「紅色年代」的人的想像，不是沒有出入。
「文革」中串聯的學生
革命不能解決冒犯
「文革」時期，特別是狂飆席捲的初期，“革命”壓倒一切，這不僅是現代人腦中牢不可破的印象，也確是實情的寫照。但金大陸通過考察當時“內部文件”發現，即使在那樣一個“私”、“利”受到最嚴厲斥責的時期，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供應與服務背後，“通風報信”、“代購緊缺物品”等“開後門”現象和“偽造單據”、“少付多找”、“串通出貨”的行為比比皆是。
收藏、交換毛澤東像章是「文革」時期的“時尚”。“應該承認，大多數人參與毛澤東像章交換的目的是為了收藏，這是因為毛澤東像章確實具有收藏的價值。材質的不同、類別的差異，以及後來形狀、標語的多樣化，都吸引人們去追逐。”金大陸說。
但1967年2月12日《解放日報》加短評「這裏又是一場階級鬥爭」發表了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革命造反隊的來信，指出了“像章交換場所已經由自由交換髮展為買賣或變相買賣”，事實層面揭示了毛澤東像章交換中的牟利傾向。
金大陸說，「大串聯幾十萬人乘車不要錢、吃飯不要錢，屬於社會非常行動，而非常行動在因果上不可能持久。因此，周遊大地、探親訪友也就不足為怪。反之，這才是屬於正常的歸趨，因為人們心裏萌動著對生活的渴望。」
在當時查獲的案子中，交換環節的「投機倒把」例如閘北區有一人用錢或紀念章購買、換取空白介紹信，套購了大量紀念章在交換場所倒賣；有人用請客吃飯、給零錢的辦法，唆使青少年三天內在交換場所賣出兩千多枚毛澤東像章；還有七個青少年身帶凶器，翻越工廠偷竊，被捉拿時當場追回一千四百多枚。
而生產線上的腐敗則更為嚴重。根據金大陸披露的一些「審查拘留者」材料：
上海安裝公司施工科安全員周某（稱其「1957年、1961年兩次貪污受處分」）騙得三張介紹信，以東海艦隊某部的名義加工像章137650隻，賣出49504隻，得利3473.64元。周的手法是“虛報成本，剋扣原料，抬高價格”，有五個紅衛兵參與周的活動；
上鋼五廠供應科陸某通過中間關係以一台60噸沖床，與浙江平湖城關白鐵社調換9萬隻像章，以支付運輸費為由，每隻加價一分，獲利900元。機動車間工會原負責人陳某與盧灣區稅務局張某、王某等，動用生產鋁片在車間沖制各種像章8萬多隻，除部分分發給工人外，大部分私分。
另據市革委會政宣組1967年12月引用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營業部的報告，11月，某空軍部隊自行加工鍍金毛澤東像章276隻，用去黃金14克。
因製作效果不理想，就向上海分行提出申請：因航空零件鍍金，需要黃金4克。上海分行撥出黃金並交上海金屬工藝一廠，後發現目的用於鍍金加工毛澤東像章，便及時停止。而部隊之前用去的黃金，是「從墳墓里挖出來的」。
「這證實，非常態的革命，也不能阻止一部分人為追逐利益而冒犯革命—革命，不能解除這種冒犯，更不能解決這種冒犯，因為這種冒犯是‘非常’之人性的必然表達。」金大陸說。
對話金大陸：研究「文革」需要技巧、智慧和勇氣
時代周報：書名是「非常與正常」，整個研究也是以「非常與正常」作為理論範式。怎麼來理解這個上海「文革」中的「非常與正常」？
金大陸：「文革」作為一場政治運動，它總的社會局勢和狀態處於“非常”之中，比如大抄家、大串聯、大武鬥、大批判等，以至於正常的社會管理和社會秩序失措了。但事實和問題往往是複雜的，「文革」研究現在呈現出簡單化的取向，這是今天令人擔憂的事實和問題。即便身處在運動高潮的激蕩和顛簸中，人們的生活還得進行，甚至還得籌謀著、掂量著進行，所以在總的“非常”態中，實際上包含兩個層次的“正常”態：第一，我把它稱為“順應之中的正常”，也就是順應著“非常”而產生的“正常”；第二，我把它稱為應對之中的正常，也就是應對這“非常”而產生的正常。這兩個方面交匯起來，構築了「文革」社會史的複雜面，也在本質上證明了生活的邏輯是不容篡改的，我不是說我這個框架能解釋一切，但現在看來，還是有一定說服力的。
時代周報：研究「文革」，在資料搜集上是否會遇到困難？
金大陸：會，當然會。困難主要在三個層面上：第一是政治上，人家看你去的次數多了，就懷疑你是有企圖的，有政治目的。有人曾經大聲地呵斥我，你幹嗎要這樣做？你到底有什麼目的？是當時我在檔案館的時候，有一個女的管理員，那一天忽然大聲吼起來。當然同樣一個檔案館裏面也有不同意見的，結果另外一個男管理員幫著我說話，「怎麼就不能讓人家看，現在這種資料還有誰來看？人家做這樣的事，多麼寶貴……」第二種，是學術上的。我們一開始在上海圖書館，我們託了人進去，做它的報刊資料。複印非常貴，複印要加資料使用費，但我們當時也咬著牙要做下來。現在我們有大批的資料，但在當時能找到一本、一張是很不容易的。結果一拿到複印師傅那裏，馬上他進去彙報，因為從來沒碰到有人要這麼個資料。結果領導出來了，他不是從政治角度，他從學術角度，不讓我們複印。“這種資料我們自己都還沒做，怎麼能讓你來做？”還有一種就是經濟上，他有資料，很歡迎你來看，但每一趟來閱讀費要多少錢，複印費要多少錢。
時代周報：你為何選取社會生活史的角度來研究「文革」？
金大陸：比照「文革」運動史、政治史或者事件史的研究，「文革」社會史關涉人口、環境、習俗、集體心態，以及衣食住行等內容，在視域方面因落實底層而更寬泛，也因為觀察直接而顯得更真實。文革運動具有高度的意識形態特徵，甚至就是意識形態性質的革命，但這並不意味著「文革」研究不可避免地要攪在意識形態中。我認為，「文革」研究的未來，應是以嚴肅的姿態進入史學學術之中，所以自覺地剝離意識形態，堅持以“史料為本”的方法，才是正確的做法。當然，我這裏強調的是歷史學研究，不是政治學研究。
時代周報：但這樣的視角來研究「文革」，會有人說：不過癮。
金大陸：我出去開會有人說，真不知道你這本書怎麼讓你出來的？因為「文革」研究在國內還是有禁忌的。前段時間在上海作協做茶座，也有老先生覺得我怎麼好像在說「文革」的好話，「文革」有許多地方蠻“正常”嘛！我只能說，我以“材料為本”，堅持“學術至上”的立場，這種說法實在是誤讀。其實文革作為人類史這麼重大的事件，蓋著捂著不研究，是不明智的。將來總是要研究的。而且實際上西方的研究一直在進行，現在國內的民間研究也呈現“涌動”之勢。你看，大量的回憶錄在香港出版，更重要的是復旦、華師大校門口到處都是此類盜版書的三輪車，流傳的情況比國內出版還要廣泛。
那麼，你說我做社會史，是不是一種技巧，是不是當下的一種智慧？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但是即便是技巧、是智慧，也不是沒有勇氣在裏面的。何況做社會史，不像做運動史那樣，事件、人物等時空情況都很確切。社會史涉及面廣，難度很大，資料在那裏，很分散，要花很多工夫去尋找和梳理。再說，難道我們真的「避重就輕」，就不做運動史了嗎？我們仍然在做，只不過現在都在抽屜里。我在本書後記《心心念念》中都交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