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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超級工程 揭示了中國隋唐「大一統」的秘密

近來,中國一大批城市掀起新一輪的文化建設熱潮,這其中既包括北京、天津這樣的特大城市,也包括如江蘇揚州、河北滄州等不常見諸報端的城市。仔細一看,就可看出這些城市的共同點:它們都處在中國最大的南北貫通水路——大運河沿線。

今年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大運河文化保護傳承利用規劃綱要》,綱要明確了「大運河文化帶」建設的方向、目標和任務。這帶動了大運河沿線8個省市(北京、天津、河北、山東、河南、安徽、江蘇、浙江)35個城市加快大運河文化帶建設的步伐,這條已有上千年歷史的人工運河,正在煥發新的生機。

說到大運河文化,不僅是沿線景觀、風土人情,更重要的可能是這條大運河包含了中國自古以來「大一統文化」的“終極解碼”。

為什麼這麼說?庫叔今天就來詳細講一講。

文 | 張磊

本文為瞭望智庫原創文章,如需轉載請在文前註明來源瞭望智庫(zhczyj)及作者信息,否則將嚴格追究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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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一部「運河史」

清初歷史地理學家顧祖禹在其傳世著作《讀史方輿紀要》文首即開宗明義道:「天下之形勢,視乎山川,山川之絕絡,關乎都邑。然不考古今,無以見因革之變;不綜源委,無以識形勢之全。」說的是歷史與地理互為經緯,而欲讀史明理者,若不明山川地理之古今流變,就難以窺見史書之奧妙。

山川形勝,其中最關鍵的一環,是人工運河。

對比起天然存在的河川,經人工開鑿的運河,對於古代人類生產生活的作用更為重要。除航運外,運河還用於灌溉、分洪、排澇、給水等。甚至可以這樣說:中國古代社會發展史,很大程度上,可以看做先民們不斷拓展、連接、導引自然水系並開鑿運河交聯四海的改造自然的進擊史。


 

(圖為隋唐大運河今景)

在工業革命前的數千年里,水路運輸相較於陸路,優勢明顯:運量大、成本低、損耗小、穩定性高……但天然河川,其航道走向不可能以人類意志為轉移,且受地勢影響往往走向相似,互相難有勾連。僅靠天然航道,水路運輸的效能十分有限。唯有通過開鑿運河,將河川聯繫起來,才能真正釋放水路運輸的巨大力量。因此,運河對古代社會,尤其是中國這樣地域廣大的社會來說,可以說是「生命線」。

我國現存最古老的人工運河,是今蘇州市內的胥河,開鑿於公元前506年,至今仍軸艫相繼,一如往昔。


(圖為大運河結構)

在本文主角開啟他宏大工程之前的逾千年里,中國的先民們已經在華夏大地上開鑿了眾多區域性運河,它們就像組成一幅宏大拼圖的一個個散落的插片,直到歷史的那個特殊節點,一一貫通連接,最終匯成這條世界上史上獨一無二、宏偉瑰麗的世界文化遺產——隋唐大運河。


 

(圖為如今的隋唐大運河博物館全景)

2

史詩級工程

中唐大詩人白居易有一首《長相思》: 

長相思・汴水流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頭。吳山點點愁。

思悠悠,恨悠悠,恨到歸時方始休。月明人倚樓。

這首詩是白居易暮年(時年68歲)一場中風後,不忍耽誤正當妙齡的愛姬樊素(今杭州人),而遣其南歸而作。詩中出現的數個地理概念——汴水,泗水,瓜州、吳山,正是樊素南歸應行路線。

汴水發源於今河南滎陽,自開封東流至徐州,匯入泗水,經江蘇揚州南岸瓜州渡入長江,沿江南運河直下餘杭(杭州),吳山在今浙江杭州市西湖東南。


 

(圖為大運河主體工程示意)

這條路線,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隋煬帝所下令修築的隋唐大運河(以下簡稱「大運河」)。這條大運河的出現,在中國乃至世界史上都是開天闢地的,至少創下了以下這些紀錄:

航線最長:溝通的航道總計約2700公里,是迄今為止世界上人工運河裏程中最長的。作為比較:巴拿馬運河全長約81.3公里,蘇伊士運河約172.5公里;

開鑿最早:其建於公元605年-610年(隋大業元年至五年),而巴拿馬運河1914年通航,蘇伊士運河1869年啟用,晚了至少1200年;

工程最大:大運河是在春秋至三國近1200年間歷代修築的地區性運河的基礎上,由隋煬帝指派工程專家宇文愷總負責,勾連貫通,清淤築壩,歷時五年修築而成。

據《大業雜記》載,僅開通濟渠一段,即「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役丁死者十四五」。工程修築速度在人類史上都是空前絕後的。但這也正是大運河及其主持修築者隋煬帝最受爭議之處。 

3

站在前人肩膀上

南北朝亂世之後的統一王朝隋代(581年-618年),僅歷文帝、煬帝二主,但父子二人都是開渠達人。

文帝時沿漢槽渠故道,開鑿了從長安經潼關入黃河的廣通渠,長約300公里,規模較小;煬帝主導修建的是大運河的主體,從地圖上看呈「人」字形。以隋都洛陽(605年大業元年隋煬帝由長安遷洛)為「人」字起點,以通濟渠向南連通黃淮,永濟渠向北溝通黃河與海河,分別作為「人」字的撇捺,並進一步向南接通邗溝和江南運河,直抵錢塘江畔。


 

(圖為隋永濟渠走向)

這條曠古爍今的大運河修成,使得自610年起,西至長安、北通涿郡(今北京)、南達餘杭(今杭州)的華夏版圖核心區域盡入隋王朝掌中。運河水面寬30—70米,全長2000餘公里,工程之浩大亘古未有。《大業雜記》載:「通濟渠水面闊四十步,通龍舟,兩岸為大道,種榆柳,自東都(洛陽)至江都(揚州)兩千里,樹蔭相交,每兩驛至一宮,為停頓之所,共離宮四十餘所。」

煬帝主導修建的大運河主體分四段,如下表:


逐一介紹如下:


就大運河而言,隋煬帝的個人貢獻值得稱頌。但是,這必須建立在一個常識認知基礎上:

隋煬帝所做的貢獻更多的是連接,拓寬,貫通自春秋以來1200年間歷代所修建的地區性人工運河與自然河道,並不是完全憑藉一己之力修成如此龐大的基礎水利工程。大運河事實上是古代數千年來勞動人民共同智慧與辛勞的結晶,這是毋庸置疑的。




下面詳細列出大運河所連接的歷代修築區域性人工運河:


4

為什麼是隋煬帝?

大運河這樣的史詩級工程,為何遲至隋代才出現?

想搞清楚這個問題,需要把視野拉遠。

從春秋至隋的1200多年裏,真正大一統的時間,其實只有秦及兩漢400多年的時間;其餘2/3的時間,華夏版圖都是分裂割據狀態。而完成像大運河這樣的全國性水利工程,需要三方面的資源:強大的國家意志、充足的人力規模以及雄厚的經濟實力,因此必須依託於一個強大統一的集權王朝才有可能做到。

先前的統一王朝,秦代時間過短,且在始皇帝的時代,首先修築長城(邊防)與秦直道(陸路「高速公路」)這兩項國家工程,其緊迫性及修成所帶來的收益,要遠遠大於開發中原水利運河工程;其次,我們前面談到的那些區域性運河還未出現,沒有這些基礎條件,談全國層面的運河工程就如同空中樓閣。

兩漢時代,受制於較低的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人口規模不足及南方地區開發程度嚴重滯後等多種硬性制約,從國家層面也並不具備實力和動力來開發如此規模的工程。因此在兩漢多見的,是修建關鍵位置的核心工程:如長安至潼關的槽渠、重修邗溝以打通江淮水運以及東漢後期曹魏時在華北進行的一系列區域性運河工程等。

歷史的重任,就這樣歷經千年,最終交到了重新完成統一的隋王朝統治者手中,更精確地說,就是交到了隋煬帝的手中。


 

(圖為隋煬帝楊廣像)

隋煬帝楊廣,在唐代以來的後世史家筆下,無疑是一位亡國毀家、荒淫暴虐、乖張無道、百無一是的昏君兼暴君形象。

煬帝作為亡國之君,問題嚴重,從中可總結的教訓不可計數。但僅就才學膽識、文才武功、戰略眼光來看,其高遠獨到可說是歷代帝王中超拔絕倫的。

隋唐統治階層,均出自西魏關隴軍事集團,隋煬帝與唐高祖李淵是表兄弟。

煬帝自幼接受系統嚴格的文化教育,史載其「少敏慧,美姿儀」。《全隋詩》有其詩文近五十首傳世。文詞瑰麗氣勢開闊,有魏武之風,後世文壇對其詩作評價極高:“混一南北,煬帝之才,實高群下。”

公元589年,時年20歲的楊廣受命領軍五十一萬兵分五路大舉伐陳,僅歷時二月余,即攻滅了立國三十餘年的陳朝。由此結束了自晉室南渡後近280年來大混亂大分裂的局面。

如果從漢末天下大亂算起,則是將400年來的割據動亂一舉掃平。甚至連唐太宗李世民一輩子都在暗地裏想追趕隋煬帝的功業成就。

5

大運河背後是一盤戰略大棋

大業十四年(公元618年),隋煬帝楊廣在江都遭宇文化及兵變縊死,不久隋王朝滅亡。後人論及楊廣身死國滅,修築大運河始終被作為其最重要的「罪狀」之一。但仔細想來,煬帝冒著這麼大風險修大運河,就為了奢侈享樂或者“有錢任性”?這其中真的沒有更深遠的考慮嗎?      

隋煬帝堅持要修大運河,的確與「江南」有關,但並非為了巡遊江南窮奢極欲。要知道,當年平陳後的十年他坐鎮揚州總領江南事務,淮揚麗人美景閱之無數,江南在這個層面上對他並沒有那麼大的吸引力。

但在另一層面上,江南卻真的讓煬帝「魂牽夢繞」。

那十年給了煬帝第一手的經驗,他深刻地了解,江南經過東晉南朝近300年的治理後,富庶繁華已是今非昔比。這也是他登基後修建大運河的工作,選擇第一時間開通濟渠與山陽瀆的關鍵原因。而在滅陳後的十年間,江南地方門閥勢力發動了兩次大型叛亂,隋王朝在平叛的過程中由於沒有合適的運輸通道,平叛力量難以及時投送也讓煬帝下定決心要打通這條航道。


 

(圖為後世繪製隋煬帝南巡畫卷局部)

不過,對於關隴貴族出身,帶有「鮮卑化的漢人」獨特氣質的隋煬帝來說,江南,終究只是天下之一隅;他真正的戰略眼光,甚至不局限於華夏版圖之內,更在極高的戰略高度審視中華版圖的四鄰。

彼時,突厥正在北部蒙古草原及中亞草原崛起,實力異常強大;東部契丹與朝鮮半島的勢力也正虎視眈眈地窺伺東北廣闊的天地,最直接的例子就是公元598年高句麗發兵四萬進攻遼西;而西面佔據今青海甘肅境的吐谷渾部如果不消解,其將與突厥一起切斷河西走廊絲綢之路通道,其結果是將整個西域剝離出華夏版圖。

這樣的情形下,隋煬帝其實只有一個選擇——打!從這個角度來說,煬帝的連年征討,並非純粹都是窮兵黷武,而是時勢面前的必然和無奈選擇。

煬帝制定的戰略國策,概括說來,四個字:西攻東守。

西攻,包含兩個具體方針:修好突厥,消滅吐谷渾,即一拉一打。為什麼是與突厥修好?理由很簡單:突厥勢大,暫時還打不過;打吐谷渾的理由就更簡單了,幾個柿子數它最軟,而且其佔據的位置威脅最大,直接趴在河西走廊邊,如果不進行消滅,絲路將斷絕,國都長安也將永無安枕之日。

東守,屬於戰略性防禦,待西部問題解決後,回頭處理東部的契丹與朝鮮半島勢力。

想要實現這樣的戰略規劃,必須建立在一個基礎上:隋王朝要有能力將中原版圖帝國潛能全部釋放。當時的交通條件下,要做到這一點只有一種可能:修建全國性運河體系,才有能力將帝國的人、財、物集中於一點使用,實現效能最大化。

這,就是隋煬帝甫一接班就立即開始大運河工程的本質原因。

6

成也運河,敗也運河 

運河體系的搭建,使隋王朝的力量如同滿弦之箭,煬帝的戰略規劃開始付諸實施。

廣通渠、通濟渠與山陽瀆完工後,公元609年煬帝親征吐谷渾滅其國。並隨後耗時半年,歷千險親巡絲綢之路,橫穿祁連山脈直至張掖,西域二十七國咸遣使覲見。他成為中國歷史上唯一一位抵達過河西走廊的皇帝。

史載:「破吐谷渾,拓地數千里……每歲委輸巨億萬計,諸藩懾服,朝貢相繼。」此戰,將東起青海湖東岸,西至塔里木盆地,北境庫魯克塔格山脈,南達崑崙山脈的遼闊土地皆收入囊中,設西海、河源等四郡,歸於王治。唐太宗曾就隋煬帝西巡一事對臣下感慨:“大業之初,隋主入突厥界,兵馬之強,自古以來不過一二代耳。”

而大運河全線貫通後,從公元612年起,隋煬帝連續三年三征高句麗。史載其首征云:「大軍集於涿郡,總一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號二百萬,其饋運者倍之……近古出師之盛,未之有也。」雄師威武,然而這樣雄渾的場面,卻也暗藏了危機的影子。

要知道,三征高麗是在修建新都洛陽、貫通大運河、修隋直道、開太行山關隘等諸多國家工程進行之際,並「發江、淮以南民夫及船運黎陽及洛口諸倉米至涿郡,舳艫相次千餘里。」如此徒耗民力,用兵百萬,轉戰千里的戰爭竟然連續搞三次,真的是難以想像。《隋書·煬帝紀》載當時民眾之慘狀:“於時遼東戰士及饋運者填咽於道,晝夜不絕,苦役者始為群盜。”

「成也運河,敗也運河」。大運河的開通,雖然為隋煬帝實現其既定戰略計劃打下了基礎,但長期的窮盡民力,再加上其試圖將中原及江南士族一起納入統治階層的種種努力,不可避免地侵害到了執政的關隴集團本身的利益。由此,隋煬帝圍繞大運河的所作所為,使他幾乎是站在了所有人的對立面。失去民心及執政集團的支持,是導致隋王朝在極度富庶的情況下迅速土崩瓦解的核心所在。

說隋王朝極端富足,毫不誇張。隋煬帝大業五年(609年),有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有口四千六百零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六。這一紀錄直到150年後的大唐玄宗天寶年間才被超越。經濟社會繁盛如北宋,終其一朝人口頂峰也不過於與隋大業年間相仿。

而隨著大運河修成,其沿線陸續建起數十座國家糧倉,如黎陽倉、回洛倉、含嘉倉、河陽倉、常平倉、山陽倉等,用於儲藏經大運河轉運的江淮糧米。大業二年(606年),煬帝在河南鞏縣興建天下第一倉洛口倉,當時洛口倉的倉城周圍二十餘里,共三千窖,每窖藏糧八千擔,共儲糧2400萬擔,合今約12億公斤。簡單換算一下可知:僅洛口倉一倉存糧,即可供應80萬人十年之食。後世蘇軾雲「自漢以來,丁口之蕃息,倉稟府庫之盛,莫如隋」,誠不欺也!

大運河帶來隋代的富足,卻也推動了隋代的滅亡,讓人不得不思緒萬千。

7

運河興而一統,運河廢而割裂 

自秦漢以來二千餘年的帝制王朝史,支持其形成和綿延發展的核心,無外乎四根基柱:郡縣制、科舉制、長城、大運河。

郡縣制保證了華夏版圖能夠由一個統一的中央政府進行管理,為國家潛力的有效運用提供製度保障;

科舉制保證了階層間一定的流動性,延緩了階級矛盾過快累積以致出現不可調和的情形;

長城的存在,使北方的軍事防禦力量能集中於某幾個關鍵節點進行有效防禦,而不至於千里設防,散而無力;

大運河則是國家大動脈,確保各項資源的高效積聚能力,為應對國家層面任何突發事件提供現實保障。

巧合的是,樹立起這四根基柱的那兩位帝王,命運竟是如此相似,他們如流星般在中華歷史長夜中划過,卻為後世留下了影響千年走向的資產。

隋唐大運河最核心的通濟渠段,由於引自黃河水,自隋至南宋的五百多年間,河水攜帶大量泥沙,鴻溝、汴水、洛水、濟水等水道均無數次淤塞泛濫,為保障水路通暢,歷代均花費巨量的財富整修此水道。

755年爆發的唐代安史之亂,導致黃河沿岸汴水等水道的疏浚中斷了八年,「澤滅水,岸石崩,役夫需於沙,津吏旋於濘,千里洄上,罔水舟行」,航道幾近荒廢。唐末天下大亂,割據江淮的諸藩鎮使轉運路絕,大唐王朝瞬時氣血不暢半身癱瘓,可謂運河阻則王業蕩然以至於亡的典型案例。

北宋初由於深刻認識到「今天下以江淮為國命」的現狀,太祖建都汴水第一重鎮汴梁(今開封),考慮的正是由東南至開封一路皆平原,兼有通濟渠(宋稱汴渠)之利。正所謂“汴水橫亘中國,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盡南海,半天下之財賦,並山澤之百貨,悉由此路而進”。


 

(圖為北宋以開封為中心的漕運四渠——汴渠、金水河、惠民河、廣濟河)

由此才有了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中東亞第一都會的繁華盛景。北宋每年僅糧米一項,由汴水運至開封即達八百萬石。淳化二年(公元991年),汴水水患,宋太宗親自工地督促搶修,他憂心忡忡地對臣下言道:「東京養甲兵十萬,居人百萬家,天下轉漕,仰給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顧。」運河之要可見一斑。


 

(圖為《清明上河圖》局部——汴梁虹橋)

至南宋偏安江南與金對峙,汴河從此被兩家分佔。紹興四年(公元1134年),宋高宗因恐懼於金兵延汴河順流而下的可能,下令開決河道並毀沿線堤壩堰渠。遂使運轉了五百年的通濟渠就此斷絕。隨著汴渠的消逝,汴水沿岸一眾城市即開始隕落,一代王都開封也一併凋謝。這也從反向的角度,印證了隋代開通大運河的必要性。在中國中古時期,若沒有這樣一條南北貫通的水路要道,大一統的局面絕不像看起來那般順理成章。

來源:瞭望智庫公眾號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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