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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國民黨四大家族上演的豪門恩怨(圖)


宋子文老照片。圖片提供:吳景平


宋子文的書信來往。圖片提供:吳景平

楊天石:細說孔宋爭鬥

擁有中國社科院學術諮詢委員會委員、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等諸多身份的楊天石,因為長期研究蔣介石而廣為人知。

2006年3月31日,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中心正式對外公開蔣介石1917年到1931年的日記原件,在此之前,70歲的楊天石和他的同事早早地在附近租房而居,等著查看這些重要的歷史資料。

今年1月14日,楊天石在北京家中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細細評述了當年圍繞在蔣介石身邊孔宋之間的是是非非。

  矛盾的開始

「當時我看到的不光是宋子文和蔣介石的電報往來,還有宋子文和其他人的。我所讀到的只是已開放的一小部分,但即使是這一小部分,也已令我收穫不小。」楊天石感慨道,“這部分電稿,生動地反映出宋和孔之間的矛盾,有助於人們了解這兩家豪門之間的爭鬥。”

「宋子文自1928年起擔任財政部長,在以財力支持蔣介石和南京政府方面立下了汗馬功勞。1932年4月,任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成為僅次於蔣介石、汪精衛的顯赫人物。但是,1933年10月,宋子文因不滿蔣介石的猛增軍費,濫發公債,和蔣介石發生衝突,憤而辭去職務,蔣介石改以孔祥熙任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自此,孔日益得到蔣的信任,宋、孔之間的矛盾也因而滋生、展開。」

宋子文辭職後,仍渴望涉足政壇。然而,當蔣介石仍然信任孔祥熙的時候,他的晉陞之途是不會暢通的。

孔祥熙接替宋子文後,一直官運亨通。但是,孔祥熙政聲不佳,國民黨中也有人希望宋子文重新上台。

報:‘中共以中央未採納共黨十二條辦法,暫不出席中央所召集一切會議,但周恩來與委座間仍直接商洽調整,大體安靜。八中全會或提付討論。鈞座如出面贊襄委座,則此事易得一解決之道。黨內國內對鈞座屬望皆甚殷。’”

這則電文的背景是:1941年1月6日,國民黨製造了皖南事變。11日,周恩來向張沖提出抗議。20日,中共中央提出十二條解決辦法。由於國民黨拒絕接受,毛澤東等中共參政員拒絕出席3月1日在重慶召開的國民參政會。張沖維護國共合作,希望與共產黨關係較好的宋子文能「出面贊襄」蔣介石,主持政務,緩解國共合作危機。楊天石說,“其中‘黨內國內對鈞座屬望皆甚殷’云云,反映了國民黨內一部分擁宋派的呼聲。”

「YESMAN」和“YES”

“在國民黨政權中,孔、宋都是理財幹將。

孔祥熙被稱為‘Yesman’(好的、遵命,先生),宋子文也會說‘Yes’,但他會搞清說‘Yes’的原因,如蔣向財政部要錢,他要問一問做什麼用。有時不買賬,乾脆說‘No’。而孔祥熙則絕不問長問短,要錢就給。因此,宋、蔣之間常有矛盾,宋子文曾發牢騷說:‘做財政部長無異做蔣的狗。’而孔、蔣之間,則比較和諧。”楊天石說,「這種和諧是有原因的:一是孔對蔣絕對忠誠,以蔣之主張為主張,決不和蔣爭權,這自然是十分投合蔣介石的胃口的。二是善於理財。1933年宋子文撂挑子的時候,國庫僅存現金300餘萬元,而月支出則達2200萬元。宋子文曾認為,三個月之後,國民政府的財政就要垮台。但孔祥熙接任後,採取各種措施,迅速積聚起大量財富,保證了蔣介石的各方面需要。」

因此,孔祥熙在得到蔣的信用後,開始對宋子文有了很強的戒備心理。於是,孔祥熙在國民參政會和國民黨中央全會上「竭力攻擊」宋子文。

詢古達程:‘孔在參政會及大會之言詞,尚盼詳告。’12日,古達程複電雲:‘孔趁開會時機,輪流宴請參政員及中委,席間每以鈞座為攻擊對象。誣衊棉麥借款及平準基金之辦理不善。又謂鈞座未盡量利用國際局勢,致美方援我不能徹底云云。’”

棉麥借款,指1933年宋子文與美國政府簽訂的合同,規定美國貸款5000萬美元給中國政府,用以購買美國的棉花和小麥。平準基金,指1941年4月宋子文與美英兩國政府簽訂的平準基金協定及借款合同。規定美國貸款5000萬美元、英國貸款500萬英鎊以幫助中國政府保持匯率的穩定。宋認為,對這兩項談判及合同中的不當之處,自然可以批評,問題是批評的時機和目的。

蔣介石雲:

「文奉命來美,經十月之苦幹,賴鈞座督促,於今得告一段落。關於平準基金事,聞有人於八中全會及參政會向各委員對文相當施攻訐,幸鈞座明察,勿以為罪。」

「這裏說的‘有人’,正是指的孔祥熙。面對孔的進攻,宋不得不回敬。不過,考慮到孔樣熙‘聖眷正隆’,宋子文不願明言。」楊天石這樣解讀道。

  孔祥熙為何退出政界

“宋子文倒孔,不便親自出馬。他想通過國民黨元老李石曾,他是有資格對蔣介石進言的。

告宋:‘介公兩次晤談,函件已交,尚無機會及於具體問題,惟曾一再約弟往住黃山,俾利靜談,彼時或為較好之機會。’”楊天石說,「黃山,指當時蔣在重慶的官邸。李石雖是元老,但也不敢造次,而要等待‘較好之機會’,然而,宋子文卻沒有信心了。」

李石曾稱:「最近孔在重慶,爪牙密佈,幾有清一色之勢。今春大會,有人建議改組政府,介公謂君等以某某貪婪,故有此舉,然代之者其為爭奪政權,亦可想而知云云。」

今春大會,指的是國民黨的五屆八中全會,當時確實有一部分人「建議改組政府」。然而由於蔣介石袒孔,未能成功。所以王世傑(注:後出任外交部長)4月3日日記雲:“此次全會,外間切望財政部長人選有更動,會畢,竟無更動徵象,外間不免失望。”

「宋子文就是失望者之一。至此,宋藹齡建議任其為駐美大使,孔竭力攻擊宋子文的目的,就一清二楚了。」楊天石一針見血。

宋子文雲:「糧食會議無特別重要性。孔薦郭任首席,似可不與之爭,惟以後如有重要會議,則必須力爭。為國家前途著想,即傷介公及孔感情亦所不顧。」

糧食會議,當指世界糧農會議;郭當指郭秉文,曾任財政部次長。「此電錶現出孔宋之間權力角逐的熾熱。‘即傷介公及孔感情亦所不顧’,很有點準備決戰的架勢了。」楊天石說道。

果然,到了1944年初,馬寅初(時任重慶大學商學院院長)帶頭髮表文章,指斥孔祥熙大發國難財,CC系、政學系(注:前者為陳果夫、陳立夫兄弟的勢力,後者為國民黨元老組成的派系)等繼起,一時反孔之聲甚高。12月,蔣介石起用宋子文為代行政院長。1945年5月,行政院改組,宋子文正式任行政院長。7月,孔祥熙退出政界,孔、宋爭鬥以宋子文的勝利告終。

「蔣介石雖然在美國及國內反孔勢力的壓力下,於1945年甩開了孔祥熙,但是繼任的宋子文、翁文灝、孫科、何應欽以及財政部長王雲五等人,卻再也作不出孔祥熙當年的成績。1967年8月孔祥熙在美國去世之後,蔣介石曾親自寫了一篇《孔庸之先生事略》,認為孔創造了‘中國財政有史以來惟一輝煌之政績……當其辭職之後,國家之財政經濟與金融事業,竟皆由此江河日下,一落千丈,卒至不可收拾。’這是對宋子文等人的批評,也隱約表示了對甩開孔祥熙的後悔。」楊天石最後補充說。

  吳景平:另類解讀抗戰中的蔣介石

記者了解到,復旦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主任、民國史研究專家吳景平教授,正與胡佛研究中心合作,逐步整理和公開該所珍藏的民國史料,其中包括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在內的民國“絕密檔案”,並陸續出版,首批文獻即將在國內面世、全球發行。

2005年以來,吳景平三赴胡佛研究中心,閱讀摘錄蔣介石日記、宋子文檔案和其他重要史料,是國內為數不多的對這批史料具有發言權的學者之一。

2008年1月14日,吳景平教授在復旦大學亞洲研究中心接受了本報的獨家採訪,告訴了我們一個抗戰時期不為人知的蔣介石的內心世界。

我們一直認為,蔣介石的對日不抵抗政策始於「九一八」事件。但日記公開後,學者們發現早在1928年,蔣介石就有過不抵抗的決定。

1928年4月,國民黨開始第二次「北伐」,目標直指奉系軍閥張作霖。蔣介石所率北伐軍節節勝利,很快就攻入山東省。日軍為了阻止北伐軍進程,借口保護僑民,於5月3日悍然發動襲擊,慘殺中國軍民多達1000人,製造了「濟南慘案」。

5月10日,南京國民黨兩個重要人物到山東與蔣開會,研究對日到底是打還是不打。蔣在日記中寫道:「決定不抵抗主義。」後來也就因此有了北伐軍繞道繼續北上的行動。這篇日記確鑿地證明,蔣介石的不抵抗並非從「九一八」開始的。蔣在日記中寫道:此行的“主要任務是北伐,是打倒張作霖;和日本人打,北伐就無法進行了”。

不過,吳景平也告訴記者,儘管蔣介石在「濟南慘案」發生時在日記中寫道“不抵抗”,但他日記中同時也出現兩個字:「雪恥」。吳景平說,在濟南慘案發生之後很長一段時間,蔣介石的日記中反覆出現「雪恥」二字。

吳景平認為,蔣介石的抗日思想是複雜的,由於他認為中日實力對比懸殊,雖然戰爭不可避免,但中國絕無可能短時間取勝。所以在日記中,蔣介石每日提出一條如何「雪恥」的措施,自我惕勵。在行動方面,一方面爭取國際支持和援助,另一方面積聚力量,積極備戰。同時,蔣還設法通過多種渠道與日本軍方、民間、國會議員、內閣等各方維持聯繫,和談也一直在進行。

不過,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時,蔣在日記中以“日倭”、“倭寇”稱呼日軍。吳景平說,蔣介石抗戰到底、拒絕與日本和談的思想,在此期間首次出現。

 對張學良:多次感到失望

1933年2月,日軍在佔領山海關後立刻撲向熱河(今屬河北和內蒙古自治區),熱河抗戰爆發。

但是,當時在張學良的指揮下駐守熱河的數十萬東北軍,面對日軍一觸即潰。短短十來天工夫熱河全面淪陷,使得中國軍隊一下子失去了戰略緩衝地區。

吳景平說,當日軍悍然進犯熱河時,蔣介石在日記中表示「義憤填膺」,希望東北軍能利用熱河的有利地形來牽制打擊日寇。隨後,蔣介石發現張學良在熱河不僅指揮無能,還為了保存實力不敢用主力抵抗,對東北軍失望的心情在那段時間的日記中也多有提及。

當中日正式宣戰後,蔣開始堅決反對和談。1939年,日本政府暗中籌劃扶植汪精衛政權,並於香港釋放消息,指稱蔣如願和日本談判,日本就不再支持汪精衛,並且會除掉汪。孔祥熙主張派人和日本談判。蔣堅決反對,批示說:今後如再有人借汪精衛事來談與日本和談之問題,以叛國罪論處,殺無赦。

  對蘇聯:一直缺乏信心

1943年底,兩次安排二戰後世界格局(包括東方格局)的會議——開羅會議和德黑蘭會議前後召開。蔣介石代表中國出席了「開羅會議」,當時的輿論把中國與美、蘇、英並稱為“四強”,蔣介石也成了與羅斯福、丘吉爾、斯大林並列的“四巨頭”之一,蔣介石的個人聲譽達到頂峰。不過,吳景平從蔣介石抗戰時期的日記中發現,他對其他三國的感情也是複雜的。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佔領中國東北,同時也威脅到蘇聯遠東地區的安全。共同的敵人促使中蘇兩國重新接近。1932年12月12日,兩國恢復了中斷幾年的外交關係。1937年8月21日,中蘇兩國終於簽訂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

不過,各種跡象表明,蔣介石對蘇聯一直缺乏信心。吳景平對記者說,蔣介石在日記中多次表示了對蘇聯的抱怨,抱怨主要集中在蘇方提供的援助物資,在兌現時間和貨物數量上都跟之前的協議相差甚遠。

1941年4月13日,蘇聯與日本簽訂了《中立條約》,標誌著之前中蘇協定的實際失效。吳景平說,這個情況是蔣介石預料之中的,他在之前的日記里已經多次提到中蘇協定是不能起到保護作用的。

從史料來看,抗戰期間中蘇關係正式惡化是因為蘇聯在1944年初春對新疆問題的干涉。吳景平說,蔣介石在這個階段的日記中多次表現出對是否能保全新疆主權的擔憂。

吳景平說,蔣介石對蘇聯的這些心態都可以看成日後國民黨政府一邊倒地親美的原因。

對英美:痛恨與忍耐

吳景平同時也發現,儘管英國也是當時中國的主要盟國,但早年蔣介石的內心對英國則充滿仇視。

吳景平說,在蔣介石早期的日記中就能看到「英夷不滅非男兒」、“英番不滅能安枕乎”、“英番不滅,焉能解放全人類”等話。吳景平認為,早年英國是侵略中國的頭號帝國主義,所以青年蔣介石那時對英國帝國主義很是仇恨。

抗戰期間,蔣介石曾派出嫡系精銳遠征緬甸,來挽救英國在當地的敗勢,但在付出部卒傷亡數萬,愛將戴安瀾陣亡的慘重代價後,英國對中國的態度依然沒有改觀,對日本的侵華行為採取綏靖政策,甚至把在天津的租界交給日偽政權。

在吳景平即將整理出版的《蔣介石宋子文戰時往來電報選》中,可以看到蔣介石在西藏問題上對英國的強烈不滿,例如1943年電報顯示,當時,英國在西藏問題上對中國無理指責,對此,宋子文與丘吉爾交涉,強調西藏的領土和主權屬於中國。蔣介石聞訊後接連給宋發電報,支持宋的主張,要求他頂住英國的壓力。

同樣的不滿表現在香港問題上,吳景平說,他在研究《蔣介石日記》時還發現,1943年1月中英簽訂的平等新約中,沒有中國收回香港的要求。中方為何作這一讓步呢?史學界沒有形成一致觀點。但在蔣的日記中,他發現了真相。

在1942年12月30日的日記里,蔣介石一方面對英國的態度感到「此可忍孰不可忍」,但又寫道:“只要正約簽訂後,則九龍香港必為我軍先行進佔,造成事實,雖無文字之保留,亦何妨耶。”就是說,蔣介石考慮在盟軍反攻時,中國及時派兵進入香港,接受日軍投降,造成中國收復香港的既成事實。雖然這一想法最終沒實現,但能看出蔣介石對香港問題的態度。

對於自己最重要的盟國美國,蔣介石內心的抱怨主要集中在美國派駐中國的軍事顧問史迪威身上,雖然美國對華援助在幾個重要盟國中是最多的,但蔣介石在日記中多次提到自己沒有對這些援助物資的使用權。同時,蔣介石認為連作戰指揮權都要交給史迪威,那會使「中美互信」受到損害。

吳景平認為,從已公佈的蔣介石日記來看,他還是頗有民族氣節和風骨的,也一直在努力謀求中國的現代化;但由於個人性格的限制與時代的局限性,使這位曾經是神州大地上最有權力的男人,背負著「失去中國大陸」的歷史苦果而於1975年在台灣去世。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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