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子文老照片。圖片提供:吳景平
宋子文的書信來往。圖片提供:吳景平
楊天石:細說孔宋爭鬥
擁有中國社科院學術諮詢委員會委員、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等諸多身份的楊天石，因為長期研究蔣介石而廣為人知。
2006年3月31日，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中心正式對外公開蔣介石1917年到1931年的日記原件，在此之前，70歲的楊天石和他的同事早早地在附近租房而居，等著查看這些重要的歷史資料。
今年1月14日，楊天石在北京家中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細細評述了當年圍繞在蔣介石身邊孔宋之間的是是非非。
矛盾的開始
「當時我看到的不光是宋子文和蔣介石的電報往來，還有宋子文和其他人的。我所讀到的只是已開放的一小部分，但即使是這一小部分，也已令我收穫不小。」楊天石感慨道，“這部分電稿，生動地反映出宋和孔之間的矛盾，有助於人們了解這兩家豪門之間的爭鬥。”
「宋子文自1928年起擔任財政部長，在以財力支持蔣介石和南京政府方面立下了汗馬功勞。1932年4月，任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成為僅次於蔣介石、汪精衛的顯赫人物。但是，1933年10月，宋子文因不滿蔣介石的猛增軍費，濫發公債，和蔣介石發生衝突，憤而辭去職務，蔣介石改以孔祥熙任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自此，孔日益得到蔣的信任，宋、孔之間的矛盾也因而滋生、展開。」
宋子文辭職後，仍渴望涉足政壇。然而，當蔣介石仍然信任孔祥熙的時候，他的晉陞之途是不會暢通的。
孔祥熙接替宋子文後，一直官運亨通。但是，孔祥熙政聲不佳，國民黨中也有人希望宋子文重新上台。
報:‘中共以中央未採納共黨十二條辦法，暫不出席中央所召集一切會議，但周恩來與委座間仍直接商洽調整，大體安靜。八中全會或提付討論。鈞座如出面贊襄委座，則此事易得一解決之道。黨內國內對鈞座屬望皆甚殷。’”
這則電文的背景是:1941年1月6日，國民黨製造了皖南事變。11日，周恩來向張沖提出抗議。20日，中共中央提出十二條解決辦法。由於國民黨拒絕接受，毛澤東等中共參政員拒絕出席3月1日在重慶召開的國民參政會。張沖維護國共合作，希望與共產黨關係較好的宋子文能「出面贊襄」蔣介石，主持政務，緩解國共合作危機。楊天石說，“其中‘黨內國內對鈞座屬望皆甚殷’云云，反映了國民黨內一部分擁宋派的呼聲。”
「YESMAN」和“YES”
“在國民黨政權中，孔、宋都是理財幹將。
孔祥熙被稱為‘Yesman’(好的、遵命，先生)，宋子文也會說‘Yes’，但他會搞清說‘Yes’的原因，如蔣向財政部要錢，他要問一問做什麼用。有時不買賬，乾脆說‘No’。而孔祥熙則絕不問長問短，要錢就給。因此，宋、蔣之間常有矛盾，宋子文曾發牢騷說:‘做財政部長無異做蔣的狗。’而孔、蔣之間，則比較和諧。”楊天石說，「這種和諧是有原因的:一是孔對蔣絕對忠誠，以蔣之主張為主張，決不和蔣爭權，這自然是十分投合蔣介石的胃口的。二是善於理財。1933年宋子文撂挑子的時候，國庫僅存現金300餘萬元，而月支出則達2200萬元。宋子文曾認為，三個月之後，國民政府的財政就要垮台。但孔祥熙接任後，採取各種措施，迅速積聚起大量財富，保證了蔣介石的各方面需要。」
因此，孔祥熙在得到蔣的信用後，開始對宋子文有了很強的戒備心理。於是，孔祥熙在國民參政會和國民黨中央全會上「竭力攻擊」宋子文。
詢古達程:‘孔在參政會及大會之言詞，尚盼詳告。’12日，古達程複電雲:‘孔趁開會時機，輪流宴請參政員及中委，席間每以鈞座為攻擊對象。誣衊棉麥借款及平準基金之辦理不善。又謂鈞座未盡量利用國際局勢，致美方援我不能徹底云云。’”
棉麥借款，指1933年宋子文與美國政府簽訂的合同，規定美國貸款5000萬美元給中國政府，用以購買美國的棉花和小麥。平準基金，指1941年4月宋子文與美英兩國政府簽訂的平準基金協定及借款合同。規定美國貸款5000萬美元、英國貸款500萬英鎊以幫助中國政府保持匯率的穩定。宋認為，對這兩項談判及合同中的不當之處，自然可以批評，問題是批評的時機和目的。
蔣介石雲:
「文奉命來美，經十月之苦幹，賴鈞座督促，於今得告一段落。關於平準基金事，聞有人於八中全會及參政會向各委員對文相當施攻訐，幸鈞座明察，勿以為罪。」
「這裏說的‘有人’，正是指的孔祥熙。面對孔的進攻，宋不得不回敬。不過，考慮到孔樣熙‘聖眷正隆’，宋子文不願明言。」楊天石這樣解讀道。
孔祥熙為何退出政界
“宋子文倒孔，不便親自出馬。他想通過國民黨元老李石曾，他是有資格對蔣介石進言的。
告宋:‘介公兩次晤談，函件已交，尚無機會及於具體問題，惟曾一再約弟往住黃山，俾利靜談，彼時或為較好之機會。’”楊天石說，「黃山，指當時蔣在重慶的官邸。李石雖是元老，但也不敢造次，而要等待‘較好之機會’，然而，宋子文卻沒有信心了。」
李石曾稱:「最近孔在重慶，爪牙密佈，幾有清一色之勢。今春大會，有人建議改組政府，介公謂君等以某某貪婪，故有此舉，然代之者其為爭奪政權，亦可想而知云云。」
今春大會，指的是國民黨的五屆八中全會，當時確實有一部分人「建議改組政府」。然而由於蔣介石袒孔，未能成功。所以王世傑(注:後出任外交部長)4月3日日記雲:“此次全會，外間切望財政部長人選有更動，會畢，竟無更動徵象，外間不免失望。”
「宋子文就是失望者之一。至此，宋藹齡建議任其為駐美大使，孔竭力攻擊宋子文的目的，就一清二楚了。」楊天石一針見血。
宋子文雲:「糧食會議無特別重要性。孔薦郭任首席，似可不與之爭，惟以後如有重要會議，則必須力爭。為國家前途著想，即傷介公及孔感情亦所不顧。」
糧食會議，當指世界糧農會議；郭當指郭秉文，曾任財政部次長。「此電錶現出孔宋之間權力角逐的熾熱。‘即傷介公及孔感情亦所不顧’，很有點準備決戰的架勢了。」楊天石說道。
果然，到了1944年初，馬寅初(時任重慶大學商學院院長)帶頭髮表文章，指斥孔祥熙大發國難財，CC系、政學系(注:前者為陳果夫、陳立夫兄弟的勢力，後者為國民黨元老組成的派系)等繼起，一時反孔之聲甚高。12月，蔣介石起用宋子文為代行政院長。1945年5月，行政院改組，宋子文正式任行政院長。7月，孔祥熙退出政界，孔、宋爭鬥以宋子文的勝利告終。
「蔣介石雖然在美國及國內反孔勢力的壓力下，於1945年甩開了孔祥熙，但是繼任的宋子文、翁文灝、孫科、何應欽以及財政部長王雲五等人，卻再也作不出孔祥熙當年的成績。1967年8月孔祥熙在美國去世之後，蔣介石曾親自寫了一篇《孔庸之先生事略》，認為孔創造了‘中國財政有史以來惟一輝煌之政績……當其辭職之後，國家之財政經濟與金融事業，竟皆由此江河日下，一落千丈，卒至不可收拾。’這是對宋子文等人的批評，也隱約表示了對甩開孔祥熙的後悔。」楊天石最後補充說。
吳景平:另類解讀抗戰中的蔣介石
記者了解到，復旦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主任、民國史研究專家吳景平教授，正與胡佛研究中心合作，逐步整理和公開該所珍藏的民國史料，其中包括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在內的民國“絕密檔案”，並陸續出版，首批文獻即將在國內面世、全球發行。
2005年以來，吳景平三赴胡佛研究中心，閱讀摘錄蔣介石日記、宋子文檔案和其他重要史料，是國內為數不多的對這批史料具有發言權的學者之一。
2008年1月14日，吳景平教授在復旦大學亞洲研究中心接受了本報的獨家採訪，告訴了我們一個抗戰時期不為人知的蔣介石的內心世界。
我們一直認為，蔣介石的對日不抵抗政策始於「九一八」事件。但日記公開後，學者們發現早在1928年，蔣介石就有過不抵抗的決定。
1928年4月，國民黨開始第二次「北伐」，目標直指奉系軍閥張作霖。蔣介石所率北伐軍節節勝利，很快就攻入山東省。日軍為了阻止北伐軍進程，借口保護僑民，於5月3日悍然發動襲擊，慘殺中國軍民多達1000人，製造了「濟南慘案」。
5月10日，南京國民黨兩個重要人物到山東與蔣開會，研究對日到底是打還是不打。蔣在日記中寫道:「決定不抵抗主義。」後來也就因此有了北伐軍繞道繼續北上的行動。這篇日記確鑿地證明，蔣介石的不抵抗並非從「九一八」開始的。蔣在日記中寫道:此行的“主要任務是北伐，是打倒張作霖；和日本人打，北伐就無法進行了”。
不過，吳景平也告訴記者，儘管蔣介石在「濟南慘案」發生時在日記中寫道“不抵抗”，但他日記中同時也出現兩個字:「雪恥」。吳景平說，在濟南慘案發生之後很長一段時間，蔣介石的日記中反覆出現「雪恥」二字。
吳景平認為，蔣介石的抗日思想是複雜的，由於他認為中日實力對比懸殊，雖然戰爭不可避免，但中國絕無可能短時間取勝。所以在日記中，蔣介石每日提出一條如何「雪恥」的措施，自我惕勵。在行動方面，一方面爭取國際支持和援助，另一方面積聚力量，積極備戰。同時，蔣還設法通過多種渠道與日本軍方、民間、國會議員、內閣等各方維持聯繫，和談也一直在進行。
不過，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時，蔣在日記中以“日倭”、“倭寇”稱呼日軍。吳景平說，蔣介石抗戰到底、拒絕與日本和談的思想，在此期間首次出現。
對張學良:多次感到失望
1933年2月，日軍在佔領山海關後立刻撲向熱河(今屬河北和內蒙古自治區)，熱河抗戰爆發。
但是，當時在張學良的指揮下駐守熱河的數十萬東北軍，面對日軍一觸即潰。短短十來天工夫熱河全面淪陷，使得中國軍隊一下子失去了戰略緩衝地區。
吳景平說，當日軍悍然進犯熱河時，蔣介石在日記中表示「義憤填膺」，希望東北軍能利用熱河的有利地形來牽制打擊日寇。隨後，蔣介石發現張學良在熱河不僅指揮無能，還為了保存實力不敢用主力抵抗，對東北軍失望的心情在那段時間的日記中也多有提及。
當中日正式宣戰後，蔣開始堅決反對和談。1939年，日本政府暗中籌劃扶植汪精衛政權，並於香港釋放消息，指稱蔣如願和日本談判，日本就不再支持汪精衛，並且會除掉汪。孔祥熙主張派人和日本談判。蔣堅決反對，批示說:今後如再有人借汪精衛事來談與日本和談之問題，以叛國罪論處，殺無赦。
對蘇聯:一直缺乏信心
1943年底，兩次安排二戰後世界格局(包括東方格局)的會議——開羅會議和德黑蘭會議前後召開。蔣介石代表中國出席了「開羅會議」，當時的輿論把中國與美、蘇、英並稱為“四強”，蔣介石也成了與羅斯福、丘吉爾、斯大林並列的“四巨頭”之一，蔣介石的個人聲譽達到頂峰。不過，吳景平從蔣介石抗戰時期的日記中發現，他對其他三國的感情也是複雜的。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佔領中國東北，同時也威脅到蘇聯遠東地區的安全。共同的敵人促使中蘇兩國重新接近。1932年12月12日，兩國恢復了中斷幾年的外交關係。1937年8月21日，中蘇兩國終於簽訂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
不過，各種跡象表明，蔣介石對蘇聯一直缺乏信心。吳景平對記者說，蔣介石在日記中多次表示了對蘇聯的抱怨，抱怨主要集中在蘇方提供的援助物資，在兌現時間和貨物數量上都跟之前的協議相差甚遠。
1941年4月13日，蘇聯與日本簽訂了《中立條約》，標誌著之前中蘇協定的實際失效。吳景平說，這個情況是蔣介石預料之中的，他在之前的日記里已經多次提到中蘇協定是不能起到保護作用的。
從史料來看，抗戰期間中蘇關係正式惡化是因為蘇聯在1944年初春對新疆問題的干涉。吳景平說，蔣介石在這個階段的日記中多次表現出對是否能保全新疆主權的擔憂。
吳景平說，蔣介石對蘇聯的這些心態都可以看成日後國民黨政府一邊倒地親美的原因。
對英美:痛恨與忍耐
吳景平同時也發現，儘管英國也是當時中國的主要盟國，但早年蔣介石的內心對英國則充滿仇視。
吳景平說，在蔣介石早期的日記中就能看到「英夷不滅非男兒」、“英番不滅能安枕乎”、“英番不滅，焉能解放全人類”等話。吳景平認為，早年英國是侵略中國的頭號帝國主義，所以青年蔣介石那時對英國帝國主義很是仇恨。
抗戰期間，蔣介石曾派出嫡系精銳遠征緬甸，來挽救英國在當地的敗勢，但在付出部卒傷亡數萬，愛將戴安瀾陣亡的慘重代價後，英國對中國的態度依然沒有改觀，對日本的侵華行為採取綏靖政策，甚至把在天津的租界交給日偽政權。
在吳景平即將整理出版的《蔣介石宋子文戰時往來電報選》中，可以看到蔣介石在西藏問題上對英國的強烈不滿，例如1943年電報顯示，當時，英國在西藏問題上對中國無理指責，對此，宋子文與丘吉爾交涉，強調西藏的領土和主權屬於中國。蔣介石聞訊後接連給宋發電報，支持宋的主張，要求他頂住英國的壓力。
同樣的不滿表現在香港問題上，吳景平說，他在研究《蔣介石日記》時還發現，1943年1月中英簽訂的平等新約中，沒有中國收回香港的要求。中方為何作這一讓步呢？史學界沒有形成一致觀點。但在蔣的日記中，他發現了真相。
在1942年12月30日的日記里，蔣介石一方面對英國的態度感到「此可忍孰不可忍」，但又寫道:“只要正約簽訂後，則九龍香港必為我軍先行進佔，造成事實，雖無文字之保留，亦何妨耶。”就是說，蔣介石考慮在盟軍反攻時，中國及時派兵進入香港，接受日軍投降，造成中國收復香港的既成事實。雖然這一想法最終沒實現，但能看出蔣介石對香港問題的態度。
對於自己最重要的盟國美國，蔣介石內心的抱怨主要集中在美國派駐中國的軍事顧問史迪威身上，雖然美國對華援助在幾個重要盟國中是最多的，但蔣介石在日記中多次提到自己沒有對這些援助物資的使用權。同時，蔣介石認為連作戰指揮權都要交給史迪威，那會使「中美互信」受到損害。
吳景平認為，從已公佈的蔣介石日記來看，他還是頗有民族氣節和風骨的，也一直在努力謀求中國的現代化；但由於個人性格的限制與時代的局限性，使這位曾經是神州大地上最有權力的男人，背負著「失去中國大陸」的歷史苦果而於1975年在台灣去世。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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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海到延安的特殊「介紹信」
1937年7月下旬，一輛黃包車從西安鐘樓前駛過，向北拐去。車上坐著一位穿藍布旗袍的小姐，一雙烏亮的大眼睛格外動人。她的腳旁，放著一隻小皮箱，看得出是從外地來到西安。黃包車在陝西省立西安北大街幼稚園門口停下。這位小姐下車後，跟幼稚園主任見面時，顯得異常興奮。「一冰！」她摟著幼稚園主任的脖子。“李鶴，你怎麼來了？！”主任頗為驚訝。這位主任——徐一冰，迄今仍清晰地記得半個多世紀前那難忘的一幕，向筆者講述著往事。徐一冰，後來進入延安，改名徐明。由於中共中央黨校有個同名同姓的學員徐明，於是她加了個“清”字。李鶴，也就是本文主角——江青。
江青原名李雲鶴，1933年夏，19歲的她從山東前來上海，改名李鶴，在徐明清領導下的晨更工學團當教員，同住在上海北新涇鎮陳更村的小閣樓里。儘管後來李鶴進入上海影劇界，成了「明星」，改名藍蘋，但是徐明清跟她一直以“李鶴”、“一冰”相稱。江青向徐明清說明了來意：她要奔赴延安，請求徐明清介紹她前往西安的八八路軍辦事處。她身邊末帶任何組織介紹信，在她看來，徐明清是她最好的「介紹信」……江青奔赴延安，是她一生的重要轉折點。她為什麼要離開“大上海”奔赴延安？她究竟是怎麼知道徐明清的秘密地址的？說來話長，這要從引導江青走上革命之路，她的入黨介紹人俞啟威說起……俞啟威是江青最初的愛侶。他，也就是後來改名黃敬的中共高幹—— 1949年初天津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時，他被任命為第一任天津市市長，兼任中共天津市委書記。江青初識黃敬時，黃敬是青島大學物理系學生，尚不是中共黨員。“九·一八”事變後，黃敬成了學生運動中的活躍分子，他領導青島大學的學生罷課，搶佔火車，去南京向國民黨政府請願。經過這番實際考察，中共青島大學地下黨支部決定批准黃敬加入中共，舉行了秘密的入黨儀式。黃敬加入中共，也就影響了江青。江青的思想，也逐漸激進。那時，江青和黃敬從熱戀而同居。經黃敬介紹，江青於1933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時年19歲。就在這年7月，因為叛徒出賣，黃敬被秘密逮捕。江青倉皇出逃，拎著一隻小皮箱奔向上海，失了黨的組織關係。
本來，江青可以住到上海俞宅。只是俞家並不承認她這個未經明媒正娶的兒媳婦，所以她不能不在魏鶴齡家暫祝她提出要求，希望拜見田漢。江青在田漢家借住了些日子，田漢派他的弟弟田沅照料江青。田沅向田漢建議，把江青安排到「晨更工學團」去工作。江青同意了。於是，田沅陪著江青，來到上海西郊的小鎮——北新涇鎮，把江青介紹給「晨更工學團」的負責人徐明清。這樣，江青就在僻遠的北新涇鎮住了下來，在徐明清領導之下工作……據徐明清回憶，“小俞”(亦即黃敬)曾幾度秘密來滬，會晤江青。後來，“小俞”雖然在北平工作，但跟江青一直保持著聯繫。就在江青去延安前 3個月，“小俞”從北平到延安去了一趟……黃敬的延安之行，給了江青以影響。黃敬促使江青下定了奔赴延安的決心。江青得知徐明清在西安，使她的決心化為實際行動。徐明清說，她陪著江青前往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徐明清跟那裏的危拱之很熟，危拱之是葉劍英的夫人。危拱之聽了徐明清的介紹，帶著江青去見鄧穎超。鄧穎超很有興味地翻閱了江青帶來的「介紹信」——一本相冊，上面貼著許多劇照。相冊的劇照，表明江青確實是來自上海的演員，而且所演的大都是左翼影劇。鄧穎超看畢，笑道：“嗬，上海的大明星嘛！”不過，鄧穎超說，辦理赴延手續，是由博古主管的，需要約定時間，跟博古見面。過了些天，江青獨自從北大街幼稚園前往“八辦”。博古跟她做了談話，了解她的一些情況。當時延安歡迎進步文化人投奔那裏。博古同意江青的請求。
1937年8月底，江青到達延安，被安排在延安的第 3招待所(又稱「西北旅社」)暫祝登記旅客名字時，她不再寫“藍蘋”，而是用“江青”。對於勸江青”這名字，她是花了一番心血的。據云，含義有二：其一，“青出於藍而勝於藍”。“藍”，藍蘋也。也就是說，雖然江青“出於”藍蘋，卻立志要干出一番“勝於”藍蘋的事業來。其二，“江青”出典於唐朝詩人錢起的《省試湘靈鼓瑟》一詩：“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
江青的黨籍問題受到了審查
影界，黨籍問題不那麼重要，而進了延安，這是至關重要的「政治生命」。就在江青成天價等待之際，徐明清由西安來到延安，使她歡欣鼓舞。但是，徐明清只能證明江青在上海、臨海、西安的經歷，只能證明她曾參加中共領導下的一些進步活動，只能證明她加入過共青團，但無法證明她是中共黨員——因為如果確實她是中共黨員的話，那何必在晨更工學團發展加入團呢？只有先入團、後入黨的，哪有入了黨再入團的？徐明清無法為江青恢復黨籍提供證明，這使江青十分沮喪。據郭潛回憶，“黃敬於10月來到延安，找到了證人”。黃敬作為江青入黨的介紹人來證明江青確實曾經在1933年2月加入中共，是最權威的證人，況且那時的黃敬已是中共高級幹部。據徐明清回憶，江青進入延安之後，曾在關於自己入黨經過的材料上，寫明介紹人是黃敬。組織部門於是通過地下交通，去函向黃敬了解，黃敬寫了證明材料，證明江青是由他介紹入黨。比較郭潛和徐明清的回憶，似乎徐明清的回憶更可信些。不過，他們的回憶都一致表明，是由黃敬證實江青的中共黨員身份的。徐明清還說，由於組織上向他調查江青入黨問題，他得知江青進入延安，曾給江青寫過一封信。不過，這時的黃敬，已和范瑾相愛。范瑾，原名范元貞，湖北漢口人，一位能幹的女記者。大抵是江青在上海跟唐納、跟章泯同居，鬧得滿城風雨，使黃敬的心冷了，於是另擇伴侶。至於郭潛所說的江青“在此期間，好像巴結了同鄉康生”，事情是有的，但不在9、10兩月——因為那時康生不在延安。經過兩個來月的審查，江青的黨籍問題由於黃敬的證明終於得到解決。這樣，她在1937年11月進入了中共中央黨校學習，成為第12班學員。據郭潛1976年8月16日在台北回憶：“江青的知識水準和政治水準都很低。內人曾在黨校教過江青。關於江青，她曾經說過：江青在黨的會議上簡直不敢發言。理解淺陋，不能發言。偶爾發言，一開口就說：‘我不太明白，請諸位指教。’惹人恥笑。當時的女黨員，都看不起她。當時的女黨員很多是長征參加者，學歷高深者，黨歷或活動時期長久者，她們都看不起江青。”
「他鄉遇故知」——康生
就在江青進入中共中央黨校學習不久，1937年11月29日，出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副團長的康生從莫斯科回到延安。康生的突然出現，使陷於孤寂之中的江青，存在中共高層找到了「靠山」。江青和康生，在“文革”中一個是“中央文革小組”的“第一副組長”，一個是“顧問”，一配搭一檔，干盡壞事。由此，人們追溯江、康之間的關係史，追到延安時期是恰如其分。也有人追溯到山東諸城，似乎早年便有“勾結”，那就顯得牽強、過分了：江言和康生都是諸城人，江青之母曾在康生家幫傭，兩家相距不遠，而且康生當過江青的母校——諸城高等小學校長。不過，江、康那時未必相識。因為康生生於1898年，比江青年長16歲。康生當諸城高等小學校長時20歲，即1918年，那時江青不過 4歲。康生1924年夏離開諸城，那時康生26歲，而江青只有10歲。即便相識，也談不上有什麼交情……當江青從山東來到上海時，康生早已在莫斯科。然而，事情卻是那麼的湊巧：當江青從上海進入延安3個月之際，康生從莫斯科飛來延安。江青正在中共中央黨校學習，而康生恰恰被中共中央派往中央黨校，接替李維漢，出任校長！一個是中央黨校的校長，一個是黨校的學員，這時“同鄉之誼”起作用了，兩人大有「他鄉遇故知」的感觸。江青正在中共高層尋找「靠山」，康生也就成了她的「靠山」。
初識毛澤東
據當年在延安，現任「民革上海市委顧問」的翟林椿先生回憶， 1938年 8月 13日紀念“八·一三”抗日一周年(據本文作者查考，似應是 1938年 7月 7日紀念“七·七”抗戰一周年)，在延安鐘樓東邊，原“撫衙門”舊址，舉行大會。上午是毛澤東作報告，下午文藝演出。翟林椿先生記得，話劇主演者是丁里。翟林椿回憶：“壓軸戲是江青主演的京劇《打漁殺家》。縱然我當年很少看過京劇而入迷姑蘇評彈，但江青扮演的桂英一角，不論唱白、身段、颱風、神韻都得到觀眾的一致好評。毛主席和其他首長觀看了這場精彩紛呈的演出。演出結束，江青率先和眾多演員擁到台口，向熱烈鼓掌的首長和廣大觀眾致謝。爾後，她便款款步入後台一間點有汽燈的殘破空屋(臨時化妝室)去卸裝。”翟林椿記得他目擊的一幕：“毛澤東等首長步入臨時化妝間，慰問演員。這時，我奉命提著鐵皮水壺，為首長倒開水，所以也進入那臨時化妝間。”他見到江青上前跟毛澤東握手，然後很親切地談著……翟林椿所目擊的，是不是江青第一次跟毛澤東見面，不得而知。不論是看京劇《打漁殺家》，還是看話劇《被糟踏了的人》或是《鎖在柜子里》，有兩點是可以肯定的：第一，那時江青在延安相當活躍，主演過京劇、話劇；第二，毛澤東向來對戲劇很有興趣，他看過江青演出的戲劇。還有人說，是江青聽毛澤東的報告，故作認真，引起毛澤東的注意。據李維漢回憶，中共中央黨校確實請過毛澤東講哲學。李維漢的校長任期是 1937年 5月至 1938年 4月，而江青是在 1937年 11月入校，正是在李維漢校長任期之內。類似的傳說，說是毛澤東去“魯藝”講話，江青“特別坐前面，使毛最容易看到的地方，打扮得漂漂亮亮”。雖說江青後來從中央黨校調往“魯藝”，但從時間上看，似乎應是在中央黨校聽毛澤東報告。江青把自己的一張照片送給了毛澤東。這張照片在毛澤東的筆記本里，夾了很長一段時間……就在江青進入延安的時候，毛澤東的第二個妻子賀子珍離開延安前往西安。海外有不少書籍、文章把賀子珍的出走，說成是江青插足毛澤東家庭，甚至繪聲繪色描述賀子珍如何在延安窯洞裏跟江青吵架。其實，賀子珍去西安，跟江青倒是並不相干。江青這一輩子恐怕未曾跟賀子珍見過面，她跟賀子珍“在延安窯洞裏吵架”純屬子虛烏有的傳說。不過，賀子珍的走，恰恰給江青提供了乘虛而入的絕好機會！歷史竟會這樣的湊巧：不早不晚，就在賀子珍離開延安的時候，江青進入延安！
影界，明顯地表現出爭名奪利，愛出風頭，生活作風亂七八糟，等等。……後來，隨著地位的變化，她越走越遠，以至篡黨奪權，成了‘四人幫’的頭子，成了反革命集團的頭子，成了歷史的罪人。”
1938年4月10日，當魯迅藝術學院在延安成立之後，江青調到那裏，擔任戲劇系指導員，該系負責人為張庚，助理員黃乃一，編劇王震之，教員鍾敬之、左明、崔嵬。
1938年 8月，江青得到重要的調令，即調她到軍委辦公室當秘書，實際上也就是到毛澤東身邊工作——對於江青來說，這是至關重要的一步。這時，江青進入延安正好一年。
「約法三章」
毛澤東畢竟是中共最高領袖，而江青又是那麼一個在上海曾鬧得滿城風雨的影星，何況那時寸毛澤東和賀子珍並未辦理離婚手續。因此，江青和毛澤東戀愛的消息傳出，反對者大有人在。內中，最為激烈的反對者是張聞天。他認為，賀子珍是一位優秀的中共黨員，有著光榮的鬥爭歷史，又經過長征的艱苦考驗，多次負傷，應該受到尊重。但是，也有人以為，毛澤東要跟誰結婚，純屬於毛澤東個人私事，他人不必多加干涉。愛情不等於「幹部鑒定」，無法勉強，支持者中最為激烈的是康生。據傳，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了毛澤東的婚事，同意了毛澤東的意願，但對江青作出限制性的規定：“江青只能以一個家庭主婦和事務助手的身份，負責照料毛澤東同志的生活與健康，將不在黨內機關擔任職務，或干涉政治。”這一規定，後來又被傳為「約法三章」。這「約法三章」流傳甚廣，卻因沒有原始文件為據，那“三章”的內容也就有著許多不同的“版本”。版本之一：“一，不准參政；二，不准出頭露面；三，要好好照顧毛澤東同志的生活。”版本之二：“(一)江青不得利用她和毛澤東的關係作為政治資本；(二)她只能成為毛澤東的事務助手，不得干預政策及政治路線的決定；(三)她不得擔任黨內機關的重要職務。”版本之三：“(一)只此一次，不准再娶；(二)毛與賀子珍的婚約一天沒有解除，只能稱‘江青同志’，不能稱‘毛澤東夫人’；(三)除照顧毛的私人生活外，不得過問黨的內外一切人事和事務。”不過，毛澤東的衛士李銀橋，否認曾有過「約法三章」。他如此說：“還流傳什麼‘約法三章’？江青打倒了十幾年，真有這個約法三章，約法人早就出來證明了。沒人證明嘛。”李銀橋的意見，可以作為“一家之見”。值得一提的是，那位美國的維特克在《江青同志》一書中，沒有說「約法三章」，但提及了：今後 20年或一生之間，江青只能專心家事，不准干預公事。另一值得注意的是，台灣方面前些日子公佈的資料中，提及國民黨軍隊攻下延安時，曾查獲王若飛的日記本，內中記述了「約法三章」的內容。王若飛當年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他記下「約法三章」是可能的：“第一，毛、賀的夫婦關係尚存在，而沒有正式解除時，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澤東夫人自居。第二，江青同志負責照料毛澤東同志的生活起居與健康，今後誰也無權向黨中央提出類似的要求；第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澤東的私人生活與事務， 20年內禁止在黨內擔任任何職務，並不得干預過問黨內人事及參加政治生活。”台灣方面公佈的王若飛所記「約法三章」，文字較嚴謹，內容也比較準確。只是尚未見到公佈原件手跡。這一“版本”的「約法三章」，是當時的原始文字記錄。其餘種種“版本”，是憑記憶回憶或口頭傳說，所以彼此有出入。根據王若飛所記「約法三章」，第一條規定了毛、賀、江三人的關係，第二條規定了江青的任務，第三條規定了對江青所作的限制。這三條，條理清楚，用詞穩妥，是種種“版本”中最為可信的。
終於和毛澤東結婚
24歲的江青，終於和 45歲的毛澤東結婚了。結婚的時間，一般籠統地說是「 1938年秋」。朱仲麗說是 1938年 11月。倒是徐明清的回憶更具體，她記得是 1938年 11月里的一天——那一天日本飛機第一次轟炸了延安。這麼一來，江青和毛澤東結婚的日子，可以考證出來，即 1938年 11月 19日。徐明清說是“日本飛機第一次轟炸延安那一天”，應是“前一天”——因為日本飛機那天一早就來轟炸，並炸坍了毛澤東在鳳凰山下的窯洞，當天是不可能舉行婚宴的，因此必定是“前一天”。結婚以後，江青名義上仍是中共中央軍委檔案秘書，實際上就在毛澤東身邊，照料他的生活。江青完全成了一位家庭主婦。這時的她，收斂了，檢點了，跟在上海時那段羅曼諦克，判若兩人。特別是在夫人們之中，她深知自己革命資歷的淺薄：周恩來夫人鄧穎超是資深革命家；朱德夫人康克清上過井崗山、經過長征；任弼時夫人陳琮英在上海做過多年地下工作；博古夫人劉群先去過蘇聯、經過長征；張聞天夫人劉英在長征中是中央隊的秘書長……在這樣的夫人群中，只有具有賀子珍那樣革命資歷才能匹配。正因為如此，江青初入毛澤東的窯洞，不能不小心翼翼，見到誰都微微一笑，點一點頭，極少言語。這時的她，尚是“新媳婦”、“小媳婦”。新婚之初的日子是平靜的。她跟毛澤東相處不錯。她給毛澤東結了新毛衣，給他做了充滿辣味的菜。閑暇時，那架老式的留聲機就在窯洞裏唱了起來。這架留聲機是美國記者史沫特萊進入延安時，帶來送給毛澤東的。江青動作熟練地給留聲機換上一張張 78轉的唱片。知道毛澤東喜歡京劇，投其所好，她在延安搜集一批京劇唱片。毛澤東聽得入神，有時用腳蹭打著磚地，打著節拍，有時嘴裏也哼哼幾句。毛澤東的窯洞，常常高朋滿座。來了毛澤東的戰友，她很少露面，要麼遞支煙，要麼倒杯茶，馬上就走開。來了外國記者，她不能不露面，不過，她也只是握握手，點個頭，遞上一盆花生米，就走開了。她顯得很靦腆，如同個大姑娘。正因為這樣，一位外國記者記述對江青印象時：“她直率而客氣，很像一位通情達理的賢妻良母。”這表明，這位曾經成功地扮演走出家庭的反叛女性的演員，此刻又成功地扮演著跟娜拉截然相反的“賢妻良母”型的東方女性。不過，據陳荒煤回憶，有一回他前來向毛澤東彙報工作時，江青在裏面的窯洞裏不時插嘴……在和毛澤東結合之前，江青曾有過 4次婚姻，她卻未曾生育過一個孩子。她曾懷孕。那是在她第 2次來上海前，跟黃敬同居，使她懷孕。她在上海做了人工流產手術。那時的她，不想要孩子。因為她四處為生活而奔波，孩子是個累贅。跟毛澤東結婚之後，江青卻盼望著早生孩子。雖說當時在延安，女幹部們都不大願意生孩子。因為生了孩子，就得自己在家撫養，意味著不能參加工作。江青卻跟一般的女幹部不同，她的工作本身就在家中——照料毛澤東的起居和健康。毛澤東工作異常忙碌，她就顯得格外清閑。有個孩子，她就可以多一份“工作”。更重要的是，一旦有了孩子，她作為“毛澤東夫人”的地位也鞏固了——那「約法三章」一直使她耿耿於懷。
1939年冬，她懷孕了。那是她和毛澤東結婚整整一年之後。 1940年 8月，她分娩了，生下一個女兒。這時，她 26歲，毛澤東 47歲。女兒的降生，使毛澤東異常高興，為女兒取名「李訥」，李訥長得活潑可愛，使毛澤東的窯洞裏充滿了笑聲，使得江青的“夫人”地位日漸鞏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