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子文老照片。圖片提供:吳景平
宋子文的書信來往。圖片提供:吳景平
楊天石:細說孔宋爭鬥
擁有中國社科院學術諮詢委員會委員、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等諸多身份的楊天石，因為長期研究蔣介石而廣為人知。
2006年3月31日，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中心正式對外公開蔣介石1917年到1931年的日記原件，在此之前，70歲的楊天石和他的同事早早地在附近租房而居，等著查看這些重要的歷史資料。
今年1月14日，楊天石在北京家中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細細評述了當年圍繞在蔣介石身邊孔宋之間的是是非非。
矛盾的開始
「當時我看到的不光是宋子文和蔣介石的電報往來，還有宋子文和其他人的。我所讀到的只是已開放的一小部分，但即使是這一小部分，也已令我收穫不小。」楊天石感慨道，“這部分電稿，生動地反映出宋和孔之間的矛盾，有助於人們了解這兩家豪門之間的爭鬥。”
「宋子文自1928年起擔任財政部長，在以財力支持蔣介石和南京政府方面立下了汗馬功勞。1932年4月，任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成為僅次於蔣介石、汪精衛的顯赫人物。但是，1933年10月，宋子文因不滿蔣介石的猛增軍費，濫發公債，和蔣介石發生衝突，憤而辭去職務，蔣介石改以孔祥熙任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自此，孔日益得到蔣的信任，宋、孔之間的矛盾也因而滋生、展開。」
宋子文辭職後，仍渴望涉足政壇。然而，當蔣介石仍然信任孔祥熙的時候，他的晉陞之途是不會暢通的。
孔祥熙接替宋子文後，一直官運亨通。但是，孔祥熙政聲不佳，國民黨中也有人希望宋子文重新上台。
報:‘中共以中央未採納共黨十二條辦法，暫不出席中央所召集一切會議，但周恩來與委座間仍直接商洽調整，大體安靜。八中全會或提付討論。鈞座如出面贊襄委座，則此事易得一解決之道。黨內國內對鈞座屬望皆甚殷。’”
這則電文的背景是:1941年1月6日，國民黨製造了皖南事變。11日，周恩來向張沖提出抗議。20日，中共中央提出十二條解決辦法。由於國民黨拒絕接受，毛澤東等中共參政員拒絕出席3月1日在重慶召開的國民參政會。張沖維護國共合作，希望與共產黨關係較好的宋子文能「出面贊襄」蔣介石，主持政務，緩解國共合作危機。楊天石說，“其中‘黨內國內對鈞座屬望皆甚殷’云云，反映了國民黨內一部分擁宋派的呼聲。”
「YESMAN」和“YES”
“在國民黨政權中，孔、宋都是理財幹將。
孔祥熙被稱為‘Yesman’(好的、遵命，先生)，宋子文也會說‘Yes’，但他會搞清說‘Yes’的原因，如蔣向財政部要錢，他要問一問做什麼用。有時不買賬，乾脆說‘No’。而孔祥熙則絕不問長問短，要錢就給。因此，宋、蔣之間常有矛盾，宋子文曾發牢騷說:‘做財政部長無異做蔣的狗。’而孔、蔣之間，則比較和諧。”楊天石說，「這種和諧是有原因的:一是孔對蔣絕對忠誠，以蔣之主張為主張，決不和蔣爭權，這自然是十分投合蔣介石的胃口的。二是善於理財。1933年宋子文撂挑子的時候，國庫僅存現金300餘萬元，而月支出則達2200萬元。宋子文曾認為，三個月之後，國民政府的財政就要垮台。但孔祥熙接任後，採取各種措施，迅速積聚起大量財富，保證了蔣介石的各方面需要。」
因此，孔祥熙在得到蔣的信用後，開始對宋子文有了很強的戒備心理。於是，孔祥熙在國民參政會和國民黨中央全會上「竭力攻擊」宋子文。
詢古達程:‘孔在參政會及大會之言詞，尚盼詳告。’12日，古達程複電雲:‘孔趁開會時機，輪流宴請參政員及中委，席間每以鈞座為攻擊對象。誣衊棉麥借款及平準基金之辦理不善。又謂鈞座未盡量利用國際局勢，致美方援我不能徹底云云。’”
棉麥借款，指1933年宋子文與美國政府簽訂的合同，規定美國貸款5000萬美元給中國政府，用以購買美國的棉花和小麥。平準基金，指1941年4月宋子文與美英兩國政府簽訂的平準基金協定及借款合同。規定美國貸款5000萬美元、英國貸款500萬英鎊以幫助中國政府保持匯率的穩定。宋認為，對這兩項談判及合同中的不當之處，自然可以批評，問題是批評的時機和目的。
蔣介石雲:
「文奉命來美，經十月之苦幹，賴鈞座督促，於今得告一段落。關於平準基金事，聞有人於八中全會及參政會向各委員對文相當施攻訐，幸鈞座明察，勿以為罪。」
「這裏說的‘有人’，正是指的孔祥熙。面對孔的進攻，宋不得不回敬。不過，考慮到孔樣熙‘聖眷正隆’，宋子文不願明言。」楊天石這樣解讀道。
孔祥熙為何退出政界
“宋子文倒孔，不便親自出馬。他想通過國民黨元老李石曾，他是有資格對蔣介石進言的。
告宋:‘介公兩次晤談，函件已交，尚無機會及於具體問題，惟曾一再約弟往住黃山，俾利靜談，彼時或為較好之機會。’”楊天石說，「黃山，指當時蔣在重慶的官邸。李石雖是元老，但也不敢造次，而要等待‘較好之機會’，然而，宋子文卻沒有信心了。」
李石曾稱:「最近孔在重慶，爪牙密佈，幾有清一色之勢。今春大會，有人建議改組政府，介公謂君等以某某貪婪，故有此舉，然代之者其為爭奪政權，亦可想而知云云。」
今春大會，指的是國民黨的五屆八中全會，當時確實有一部分人「建議改組政府」。然而由於蔣介石袒孔，未能成功。所以王世傑(注:後出任外交部長)4月3日日記雲:“此次全會，外間切望財政部長人選有更動，會畢，竟無更動徵象，外間不免失望。”
「宋子文就是失望者之一。至此，宋藹齡建議任其為駐美大使，孔竭力攻擊宋子文的目的，就一清二楚了。」楊天石一針見血。
宋子文雲:「糧食會議無特別重要性。孔薦郭任首席，似可不與之爭，惟以後如有重要會議，則必須力爭。為國家前途著想，即傷介公及孔感情亦所不顧。」
糧食會議，當指世界糧農會議；郭當指郭秉文，曾任財政部次長。「此電錶現出孔宋之間權力角逐的熾熱。‘即傷介公及孔感情亦所不顧’，很有點準備決戰的架勢了。」楊天石說道。
果然，到了1944年初，馬寅初(時任重慶大學商學院院長)帶頭髮表文章，指斥孔祥熙大發國難財，CC系、政學系(注:前者為陳果夫、陳立夫兄弟的勢力，後者為國民黨元老組成的派系)等繼起，一時反孔之聲甚高。12月，蔣介石起用宋子文為代行政院長。1945年5月，行政院改組，宋子文正式任行政院長。7月，孔祥熙退出政界，孔、宋爭鬥以宋子文的勝利告終。
「蔣介石雖然在美國及國內反孔勢力的壓力下，於1945年甩開了孔祥熙，但是繼任的宋子文、翁文灝、孫科、何應欽以及財政部長王雲五等人，卻再也作不出孔祥熙當年的成績。1967年8月孔祥熙在美國去世之後，蔣介石曾親自寫了一篇《孔庸之先生事略》，認為孔創造了‘中國財政有史以來惟一輝煌之政績……當其辭職之後，國家之財政經濟與金融事業，竟皆由此江河日下，一落千丈，卒至不可收拾。’這是對宋子文等人的批評，也隱約表示了對甩開孔祥熙的後悔。」楊天石最後補充說。
吳景平:另類解讀抗戰中的蔣介石
記者了解到，復旦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主任、民國史研究專家吳景平教授，正與胡佛研究中心合作，逐步整理和公開該所珍藏的民國史料，其中包括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在內的民國“絕密檔案”，並陸續出版，首批文獻即將在國內面世、全球發行。
2005年以來，吳景平三赴胡佛研究中心，閱讀摘錄蔣介石日記、宋子文檔案和其他重要史料，是國內為數不多的對這批史料具有發言權的學者之一。
2008年1月14日，吳景平教授在復旦大學亞洲研究中心接受了本報的獨家採訪，告訴了我們一個抗戰時期不為人知的蔣介石的內心世界。
我們一直認為，蔣介石的對日不抵抗政策始於「九一八」事件。但日記公開後，學者們發現早在1928年，蔣介石就有過不抵抗的決定。
1928年4月，國民黨開始第二次「北伐」，目標直指奉系軍閥張作霖。蔣介石所率北伐軍節節勝利，很快就攻入山東省。日軍為了阻止北伐軍進程，借口保護僑民，於5月3日悍然發動襲擊，慘殺中國軍民多達1000人，製造了「濟南慘案」。
5月10日，南京國民黨兩個重要人物到山東與蔣開會，研究對日到底是打還是不打。蔣在日記中寫道:「決定不抵抗主義。」後來也就因此有了北伐軍繞道繼續北上的行動。這篇日記確鑿地證明，蔣介石的不抵抗並非從「九一八」開始的。蔣在日記中寫道:此行的“主要任務是北伐，是打倒張作霖；和日本人打，北伐就無法進行了”。
不過，吳景平也告訴記者，儘管蔣介石在「濟南慘案」發生時在日記中寫道“不抵抗”，但他日記中同時也出現兩個字:「雪恥」。吳景平說，在濟南慘案發生之後很長一段時間，蔣介石的日記中反覆出現「雪恥」二字。
吳景平認為，蔣介石的抗日思想是複雜的，由於他認為中日實力對比懸殊，雖然戰爭不可避免，但中國絕無可能短時間取勝。所以在日記中，蔣介石每日提出一條如何「雪恥」的措施，自我惕勵。在行動方面，一方面爭取國際支持和援助，另一方面積聚力量，積極備戰。同時，蔣還設法通過多種渠道與日本軍方、民間、國會議員、內閣等各方維持聯繫，和談也一直在進行。
不過，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時，蔣在日記中以“日倭”、“倭寇”稱呼日軍。吳景平說，蔣介石抗戰到底、拒絕與日本和談的思想，在此期間首次出現。
對張學良:多次感到失望
1933年2月，日軍在佔領山海關後立刻撲向熱河(今屬河北和內蒙古自治區)，熱河抗戰爆發。
但是，當時在張學良的指揮下駐守熱河的數十萬東北軍，面對日軍一觸即潰。短短十來天工夫熱河全面淪陷，使得中國軍隊一下子失去了戰略緩衝地區。
吳景平說，當日軍悍然進犯熱河時，蔣介石在日記中表示「義憤填膺」，希望東北軍能利用熱河的有利地形來牽制打擊日寇。隨後，蔣介石發現張學良在熱河不僅指揮無能，還為了保存實力不敢用主力抵抗，對東北軍失望的心情在那段時間的日記中也多有提及。
當中日正式宣戰後，蔣開始堅決反對和談。1939年，日本政府暗中籌劃扶植汪精衛政權，並於香港釋放消息，指稱蔣如願和日本談判，日本就不再支持汪精衛，並且會除掉汪。孔祥熙主張派人和日本談判。蔣堅決反對，批示說:今後如再有人借汪精衛事來談與日本和談之問題，以叛國罪論處，殺無赦。
對蘇聯:一直缺乏信心
1943年底，兩次安排二戰後世界格局(包括東方格局)的會議——開羅會議和德黑蘭會議前後召開。蔣介石代表中國出席了「開羅會議」，當時的輿論把中國與美、蘇、英並稱為“四強”，蔣介石也成了與羅斯福、丘吉爾、斯大林並列的“四巨頭”之一，蔣介石的個人聲譽達到頂峰。不過，吳景平從蔣介石抗戰時期的日記中發現，他對其他三國的感情也是複雜的。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佔領中國東北，同時也威脅到蘇聯遠東地區的安全。共同的敵人促使中蘇兩國重新接近。1932年12月12日，兩國恢復了中斷幾年的外交關係。1937年8月21日，中蘇兩國終於簽訂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
不過，各種跡象表明，蔣介石對蘇聯一直缺乏信心。吳景平對記者說，蔣介石在日記中多次表示了對蘇聯的抱怨，抱怨主要集中在蘇方提供的援助物資，在兌現時間和貨物數量上都跟之前的協議相差甚遠。
1941年4月13日，蘇聯與日本簽訂了《中立條約》，標誌著之前中蘇協定的實際失效。吳景平說，這個情況是蔣介石預料之中的，他在之前的日記里已經多次提到中蘇協定是不能起到保護作用的。
從史料來看，抗戰期間中蘇關係正式惡化是因為蘇聯在1944年初春對新疆問題的干涉。吳景平說，蔣介石在這個階段的日記中多次表現出對是否能保全新疆主權的擔憂。
吳景平說，蔣介石對蘇聯的這些心態都可以看成日後國民黨政府一邊倒地親美的原因。
對英美:痛恨與忍耐
吳景平同時也發現，儘管英國也是當時中國的主要盟國，但早年蔣介石的內心對英國則充滿仇視。
吳景平說，在蔣介石早期的日記中就能看到「英夷不滅非男兒」、“英番不滅能安枕乎”、“英番不滅，焉能解放全人類”等話。吳景平認為，早年英國是侵略中國的頭號帝國主義，所以青年蔣介石那時對英國帝國主義很是仇恨。
抗戰期間，蔣介石曾派出嫡系精銳遠征緬甸，來挽救英國在當地的敗勢，但在付出部卒傷亡數萬，愛將戴安瀾陣亡的慘重代價後，英國對中國的態度依然沒有改觀，對日本的侵華行為採取綏靖政策，甚至把在天津的租界交給日偽政權。
在吳景平即將整理出版的《蔣介石宋子文戰時往來電報選》中，可以看到蔣介石在西藏問題上對英國的強烈不滿，例如1943年電報顯示，當時，英國在西藏問題上對中國無理指責，對此，宋子文與丘吉爾交涉，強調西藏的領土和主權屬於中國。蔣介石聞訊後接連給宋發電報，支持宋的主張，要求他頂住英國的壓力。
同樣的不滿表現在香港問題上，吳景平說，他在研究《蔣介石日記》時還發現，1943年1月中英簽訂的平等新約中，沒有中國收回香港的要求。中方為何作這一讓步呢？史學界沒有形成一致觀點。但在蔣的日記中，他發現了真相。
在1942年12月30日的日記里，蔣介石一方面對英國的態度感到「此可忍孰不可忍」，但又寫道:“只要正約簽訂後，則九龍香港必為我軍先行進佔，造成事實，雖無文字之保留，亦何妨耶。”就是說，蔣介石考慮在盟軍反攻時，中國及時派兵進入香港，接受日軍投降，造成中國收復香港的既成事實。雖然這一想法最終沒實現，但能看出蔣介石對香港問題的態度。
對於自己最重要的盟國美國，蔣介石內心的抱怨主要集中在美國派駐中國的軍事顧問史迪威身上，雖然美國對華援助在幾個重要盟國中是最多的，但蔣介石在日記中多次提到自己沒有對這些援助物資的使用權。同時，蔣介石認為連作戰指揮權都要交給史迪威，那會使「中美互信」受到損害。
吳景平認為，從已公佈的蔣介石日記來看，他還是頗有民族氣節和風骨的，也一直在努力謀求中國的現代化；但由於個人性格的限制與時代的局限性，使這位曾經是神州大地上最有權力的男人，背負著「失去中國大陸」的歷史苦果而於1975年在台灣去世。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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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美女在媒體上掀起了對中國紅十字會誠信的質疑，這是發生在1911年的一件「小事」。
而對於中國紅十字會來說，這件「小事」卻直接關係到它的終身：誕生初期的基因變異，令這個以崇高使命相標榜的機構，在日後的歲月中，極難擺脫血液中先天而來的權爭、內訌因子。一個有著極大利益、而無嚴密制約的機構，即便它高高舉著十字架，試圖建立自己的高尚，也依然難免淪為利益角逐的工具。
圖為廣東北伐炸彈隊，中坐者是隊長徐宗漢，她也是黃興妻子、張竹君的閨蜜。
一位美女在媒體上掀起了對中國紅十字會誠信的質疑，這是發生在1911年的一件「小事」。
之所以是「小事」，是因為這一年發生的“大事”實在是太大了：辛亥革命爆發，大清王朝轟然倒塌。在改朝換代的大變局中，紅十字會的誠信問題，對於大多數的中國人來說，實在是微不足道。
而對於中國紅十字會來說，這件「小事」卻直接關係到它的終身：誕生初期的基因變異，令這個以崇高使命相標榜的機構，在日後的歲月中，極難擺脫血液中先天而來的權爭、內訌因子。
殷紅的十字架，有時無非是名利的另一個戰場而已。
美女發難
危機來自於一位美女的公開發難。
美女的名字叫做張竹君，廣東番禺人，這一年35歲。後世史學者將她形容為「身材高挑，鵝蛋臉，高鼻樑，大眼睛，喜歡穿洋裝，穿高跟鞋」，儘管這些都沒錯，也儘管不少著名人物曾為她神魂顛倒，但從今日能找到的老照片上看，張竹君實在難以稱得上「美女」的。
當然，「美女」之美，也有一些是容貌及照片難以體現的。
可以肯定的是，張竹君絕對無愧於「才女」的稱號。作為上海灘知名的西醫大夫，張竹君剛剛創立了一個機構「中國赤十字會」，組織救護團到武漢前線救死扶傷。這位拿手術刀的好手，也嫻熟地拿起了筆，在《民立報》上刊登了一封公開信《致沈仲禮書》，語氣激烈、措辭尖刻，字裏行間才華與霸氣一併迸濺而出。
她所攻擊的沈仲禮，名為沈敦和，字仲禮，浙江鄞縣人，彼時45歲。沈敦和也是上海灘的名人，早在1904年日俄戰爭期間，就組織了相關機構，對戰區的中國百姓提供救助，被普遍看做是中國紅十字運動的最早倡導者和實踐者之一。如今，他也新建了一家慈善機構「中國紅十字會萬國董事會」，同樣宣稱要到武漢前線提供人道救援。沒想到，剛開張就受到了張竹君劈頭蓋臉的猛烈攻擊。
張竹君的話說得很重：「公竊慈善二字，欺世盜名利久矣。今又欲將牛頭馬面之紅十字會，以混世人耳目。」信中，張竹君要求沈氏將全部賬目公諸於世，同時，還指責沈敦和「善變」，始則“以萬國紅十字會名義”，“未幾而萬國紅十字會變為大清紅十字會”，如今“又將大清紅十字會變為紳辦紅十字會”。
通篇看下來，張竹君對沈敦和的指責，核心就是利用紅十字搜刮資財。
這篇激烈的檄文，見報日期是10月26日，武昌暴動之後的16天。見報這天，張竹君已經離開上海兩天了，正率領她的「赤十字會」救護團，開往武漢。在武漢，起事的革命軍與清軍正在進行激戰，雙方死傷不少，正是最需要人道救援的時候。
「赤十字」公開抨擊“紅十字”，這國際紅十字歷史上怪異的一幕開演了。
面對張竹君的攻擊，沈敦和在兩天後進行了回應。他在《申報》上發表公開信，題為《沈仲禮駁張竹君女士書》。在信中，沈敦和首先回顧了自己與紅十字會的淵源，駁斥張竹君對他「善變」的指控。但在否定自己搜刮錢財的同時，也同時承認了並未及時向捐款者公佈捐款的使用情況。
暗度陳倉
人們後來才知道，在張竹君高效建立並開往武漢的「中國赤十字會」救護團中，有4名並無醫護執照的“男女醫生”，而且使用了化名，因為他們的真名實在太如雷貫耳了：黃興、宋教仁、陳果夫、徐宗漢。
國民黨的革命史料中，毫不隱晦地承認：黃興等人能夠平安、迅速趕到武漢前線，尤其是黃興能夠順利接掌武漢的革命軍軍事指揮大權，必須歸功於張竹君利用「赤十字會」旗號的出色掩護。儘管根據 “國際慣例”，紅十字會在敵對雙方之間，必須嚴格保持中立（Neutrality），這樣才能獲得交戰雙方的安全承諾，在戰區獲得相對自由的通行權。如果紅十字會向交戰的任何一方提供情報搜集、人員裝備運輸等支持，則毀壞了紅十字會的中立及信用。張竹君利用「中國赤十字會」，主導和實施了作戰一方主要將領的護送，這種“超常規”的做法絕對違背了紅十字的原則，實際上等同於參與了敵對的軍事行動。當然，主流革命史觀中，革命者是可以不擇手段的，而敵人則是不可逾越規則的。
對於10月10日的武昌暴動，事後分享了主要勝利果實的革命黨，其實沒有任何心理準備。槍炮聲響徹武昌時，黃興正在香港養傷。聽到武昌暴動的消息，黃興十分興奮，決定趕到武漢去。張竹君提供的「赤十字會」通道成為最佳的選擇。
一場大「運作」開始了，時間節點拿捏得恰到好處：
10月17日，黃興等人離開香港，輾轉趕往上海。次日，張竹君就在上海的報紙上刊登《發起中國赤十字會廣告》，表示自己「願率同學數十人先赴鄂、次赴蜀」以盡醫生天職；
10月24日，黃興等人抵達上海。當天，「中國赤十字會」的救護團就從上海出發，開往武漢，同時開始公開徵召“第二團”；
在紅十字旗幟和白大褂的掩護下，黃興等人輕鬆地通過了政府設立的層層封鎖，在10月28日順利地到達了武漢……
對於相差兩天而先後成立的「中國赤十字會」和「中國紅十字會萬國董事會」，我們可以肯定：張竹君的「赤十字會」，主要的、甚至唯一的目的，就是為了掩護黃興等革命黨骨幹開赴前線；而沈敦和的 「紅十字會」，其目的極為單純，救死扶傷而已。
弔詭的是，張竹君在對沈敦和突然發難後，便沒有了下文，除了沈敦和那份遲到兩天的辯解，這場「赤」、“紅”口水戰幾乎迅速地煙消雲散了。而張竹君如果真是為了規範慈善事業，她本來已經點中了沈敦和及其「紅十字會」的死穴：善款使用黑箱運作。如果抓住這個問題繼續深化，則完全可能令善款管理的規範化更早成為公眾關注焦點，這對樹立「赤十字會」的形象絕對是個大好機會。但是，張竹君卻突然放棄了，如同其突然發難一樣，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甚至連她的「赤十字會」也迅速解散，曇花一現。
對於這一切令人費解的現象，合理的解釋似乎只能是：張竹君的所有行為，其本質並非一場人道救援行動，或者說，並不主要是為了人道救援，而是為了護送革命黨首腦們抵達前線。紅十字的大旗、義正詞嚴的公開詰問，都只是為了將水攪渾，以便暗度陳倉。
果如此，則在這風雲年代裏已無山頭可依的沈敦和及紅十字，有幸當了一回革命的台階和道具。
政治糾葛
辛亥年的亂局中，高舉著紅十字大旗的，不僅是張竹君的「中國赤十字會」，沈敦和的「中國紅十字會萬國董事會」，還有許多家同類機構。而其中將旗幟舉得最高的，就是官方的「大清帝國紅十字會」。一國之內，並列著三家頗具知名度的紅十字會，這無疑是極具中國特色的景觀。
從紅十字運動進入中國的第一天，它一直都在艱難地扛著政治的十字架負重前行。
1904~1905年，日俄兩國以中國東北領土為戰場，爆發日俄戰爭，中國政府卻被迫宣告中立，戰區內成千上萬中國民眾面臨嚴重的人道危機。為此，1904年3月10日，中、英、法、德、美五國人士數十人在上海英租界成立了「上海萬國紅十字支會」（萬國紅會）。一周後，他們又正式改名為“上海萬國紅十字會”，這就是中國紅十字會的正式發源。沈敦和就是「萬國紅會」的主要發起人和管理人。而宣告中立的清政府，自己不便在戰區出面，對這個“民間機構”也給予了大力支持。「萬國紅會」在日俄戰爭中，為救助中國百姓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
戰後，「萬國紅會」本應解散，但應官方要求，為救助海參崴地區的華人華僑，繼續服務轄區。1907年7月21日，呂海寰、盛宣懷等上奏請旨試辦「中國紅十字會」，「中國紅十字會」於1908年5月核定照準運營，取代了「萬國紅會」。1910年2月27日，官方任命盛宣懷擔任「中國紅十字會」會長，6月正式更名為「大清帝國紅十字會」，並啟用了新的關防（印章）。
「大清帝國紅十字會」的建立，標誌著官方對紅十字會管理的深度滲透。此後，紅十字會內部，官方與民間兩股力量開始不斷摩擦、爭鬥。
作為紅十字會內部「民間」力量的代表，沈敦和其實也算是“體制內”的官員。他出身於寧波的茶商世家，早年赴美、英攻讀政治和法律，畢業於劍橋大學。回國後在各地輾轉任職。義和團-八國聯軍動亂後，沈敦和出任山西洋務局督辦，同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相識。次年（1902年），沈敦和出任山西大學堂（今山西大學）督辦（校長），與李提摩太一道，將山西大學堂建設成為北方改革開放的思想教育基地。1904年成立萬國紅會後，李提摩太幫助沈敦和獲得了列強的支持，及日俄兩個交戰國的認可。
「大清帝國紅十字會」成立後，他作為“總董”，留在上海，負責為紅十字會籌款，而會長盛宣懷則常駐北京，負責與政府各部門的周旋——其實，紅十字會的會長職務，對於盛宣懷來說，不過是諸多兼職中一個極不起眼的職務。不久，盛宣懷就出任郵傳部尚書，主管大清國最為重要的鐵路、航運、電報、郵政等支柱產業，根本無暇顧及紅十字會的工作，沈敦和是紅十字會的實際靈魂人物。
沈敦和相當反感官方對紅十字會的控制，這種控制與反控制的拉鋸戰，始終貫穿在「大清帝國紅十字會」內部，這造成了內部官、商兩界，及北京、上海兩地之間的巨大分歧和離心。
武昌暴動發生後，「大清帝國紅十字會」處境尷尬，在交戰區，一方是政府軍、一方是反叛者，而紅十字會的業務，依法必須接受陸軍部指導，是有基本政治立場的，絕非國際紅十字會標榜的中立。加上帝國政府被一連串的打擊弄得發懵，政治、軍事上的反應還沒到位，更談不上人道救助之類的“不急之務”。這其實就是被張竹君指責的「紅十字會」反應遲鈍的真正原因，也是沈敦和最後下決心另行組建「中國紅十字會萬國董事會」的根本動力。實際上，沈敦和是撇開了官方的「大清帝國紅十字會」，另起爐灶，新的紅十字會更為中立，能夠在交戰雙方獲得更為嚴肅的尊重和禮敬。顯然，這是穩重妥當之策。
「中國紅十字會萬國董事會」組建後兩天（10月26日），盛宣懷因推行鐵路國有政策而觸犯了既得利益集團，並被朝野當做激發保路運動和武昌暴動的罪魁，遭到了“革職永不敘用”的處分，其紅十字會會長的職務也同時被免，一些議員甚至要求政府處決盛宣懷（參閱雪珥著作《辛亥計劃外革命》）。自此，「大清帝國紅十字會」實際已經癱瘓，直到19天之後（11月13日），中央才任命前外務部尚書呂海寰接任紅十字會會長，沈敦和繼續當總董，而在任命狀中，中央已經不動聲色地將「大清帝國紅十字會」改為「中國紅十字會」，這是對沈敦和“獨立”行為的讓步和追認，也是為自己所留的退路，體現了危機下的與時俱進新思維。
與政府和沈敦和這邊的複雜局面相比，張竹君為革命需要組建「中國赤十字會」，就簡捷便當許多。
張竹君的社交網路，為她組建「中國赤十字會」奠定了堅實的人脈基礎。僅僅經過兩天的動員，她就獲得了足夠的資金，在南市上海醫院召開了成立典禮。上海灘名人李平書、楊千里、陳繼武等紛紛到場，發表演說，而董事會更是群星燦爛，令人側目。報紙上稱讚張竹君是“救死扶傷，志慮宏遠，宗趣正大，南丁格耳（爾）之再見”。這種風頭，是循規蹈矩的沈敦和所難以企及的。
在武漢前線，「赤十字」、“紅十字”兩家機構的救護隊，都忙得不可開交，而張竹君本人也因“心力交瘁，加以開刀時為毒氣侵入，發熱臂腫”。值得注意的是，張竹君在前線，依然動用紅十字的特權，為革命黨提供便利。11月27日，政府軍經猛烈攻擊後，奪取漢陽，封鎖長江，黃興急需逃離漢陽，撤到武昌去。在這緊急關頭，就是張竹君動用了人道救援專用的渡船，將黃興夫婦等人護送到了武昌，再次為革命而犧牲了紅十字的基本原則。
12 月14 日，張竹君率領救護團一部分隊員先期回滬，頻繁地接受媒體採訪，與新聞界的互動十分順暢、嫻熟，各報紛紛連載她有關前線戰況和傷病救助的演講。弔詭的是，她除了大談前線的情況外，再也沒有提起對於沈敦和的「中國紅十字會」的任何指責。
問題繼續
「赤」、“紅”之爭並非辛亥年的孤立現象，戰亂之中，紅十字大旗如同護身符一般，到處飄揚、隨意飄揚：廣東紅十字會、中華紅十字會、粵東紅十字會、濟群紅十字會、大漢紅十字會、廣東河南贊育紅十字會等等，以及與時俱進換上了紅十字大旗的各種傳統慈善團體，與各地層出不窮的都督們一般，如雨後春筍到處湧現。
這具鮮紅的十字架，突然成為新時代的人氣產品，當然是因為有「利」可圖。已經多少掌握了國際慣例的各派槍杆子，都給予佩戴紅十字徽章者一定的便利甚至特權，扛著紅十字大旗，不僅能更為安全地在戰區通行，避免受到雙方士兵的騷擾和侵襲，甚至還能在交通、稅收等方面享有直接的好處。兵荒馬亂中，還有什麼比這個更能吸引人的呢？
幾年後（1918年），在美國紅十字會對中國紅十字會進行的一次秘密調查中，發現紅十字的濫用遍及中國：如在成都，一有風吹草動，整條街道都會掛滿紅十字會旗幟；而在萬縣，商人們為保護自己的財產，都懸掛紅十字會旗，並出售會旗與其他紅會標識，賺取大量錢財；甚至有軍隊以紅十字會作掩護進行戰鬥突襲。
一時之間，加入紅十字會成為最為時髦及划算的投資。沈敦和的「紅十字會」對上海之外的民眾放開申請後，表格及會費蜂擁而來，紅十字會一時成為各種利益集團關注的對象，也成為不同利益集團爭鬥的舞台，上海法租界內甚至發生了紅十字會會員住宅遭到炸彈襲擊的事件。對於紅十字會的大力發展會員，有讀者甚至投書《申報》，呼籲沈敦和 “瞻顧大局，別謀生財之道”。
至於利用紅十字會的名義搜刮錢財，更是防不勝防。紅十字會多次登報澄清，自己「並未派人在本埠外埠挨戶募捐，亦無分赴內地及圍場、車站逢人斂款情事」 ，敬告人們不要上當，同時要求會員“格遵會章，束身自愛，嚴守中立……幸勿自失信用，損害本會名譽。人會諸君所得佩章、憑照，幸勿頂替借用。”
至於交戰雙方的特工人員，甚至軍人，將紅十字作為掩護，也成為刺探軍情、發動偷襲的好辦法。
這些都令這具來自西方的紅色十字架，面臨著中國特色的艱巨考驗。
混亂的局面引起了朝野的共同關注。張竹君率先退出了這場遊戲，1912年4月27日，她在上海集會，宣佈「中國赤十字會」完成了使命，主動退出。
半年後（10月30日），在民國政府的支持下，全國紅會組織統一大會在上海匯中旅館開幕，整頓中國地面上凌亂樹立的紅色十字架。副總統黎元洪、外交、內務、海軍、陸軍四部，奉天都督趙爾巽、江蘇都督程德全，及各省分會，均派代表到會。
沈敦和在大會上說，國內紅會名目繁多、參差不齊的狀況與國際通例不符，「求合乎世界大同，此本會之所以急謀統一也……苟不謀統一，必至各自為政，辦法分歧，既無團結之精神，即無鞏固之基礎，對內對外，能力薄弱」。
在公權力的保駕護航下，紅十字會在組織形式上很快地統一起來，但是，其內部粗陋的管理、不息的內訌，卻成為難以根治的頑疾。在上世紀30年代，中國紅十字會內部，為了領導班子的改選，竟然「大打出手」，甚至出現了暴力威脅的惡性事件，官方與媒體的調查都顯示居然有黑道插手其中。
一個有著極大利益、而無嚴密制約的機構，即便它高高舉著十字架，試圖建立自己的高尚，也依然難免淪為利益角逐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