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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之子劉源:從公社「第17把手」到副省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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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之子劉源:從公社「第17把手」到副省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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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之子劉源:從公社「第17把手」到副省長

2019年10月23日 17:18 最後更新:11:20

劉源年輕時期照片

全國最年輕的副省長

1981年,劉源大學畢業到河南新鄉縣七里營公社管委會擔任第「十七把手」。

1984年,劉源被全票選舉為河南新鄉縣縣長。

1985年,劉源被全票選舉為鄭州市副市長。

1988年,劉源在候選人名單之外,被河南人民選為河南省副省長。選舉後人大代表們紛紛對劉源說,如果你父親泉下有知,一定會欣慰的……

1992年,當他調離河南時,樸實的河南人民對他的評價只有一個字:「好」!

記者:您父親的冤案平反昭雪以後,黨和人民給了他很高的榮譽,您的身份地位都有了變化,從「黑幫」子女一下子變成了國家第二號領導人物的子女。您父親平反後,對您的思想有什麼影響嗎?

劉源:我算是經歷了一個從上翻到下,又從下翻到上的過程。

從下往上翻的時候也很痛苦,那種痛苦是一般人不能理解的痛苦,從上頭跌下來的時候大家都理解都同情,但從下頭翻上去的時候,就不一樣了。

比如那時候我正在上大學。在我剛進大學校門的時候還沒有平反,同學們都對我很好,大家很平等。我們是七八個人一個宿舍,80個人一個班。在宿舍里,男孩有的晚上打撲克,有的看書,很吵鬧,我在床上喊,你們別吵了,我還要睡覺呢。有時候拿一個饅頭邊吃邊往教室走,也不抬腦袋,別人向我點頭笑,我有時沒看見,或是不在意,這也沒關係,這都是很正常的。

但是上了一年的大學以後,我父親被平反了,情況就變了。變的不是我,我還是我,我沒變,但是人們對我的看法就不一樣了,我們之間很自然地出現了一條鴻溝。同樣你喊一聲,別吵了,我還要睡覺呢,人家會說,你狂什麼狂,你算老幾;你見人不打招呼,人家就說,這小子不認人了。我覺得我自己沒有變,怎麼人家對我的態度變了呢?這時候就得自己調整了,所以那時候得特別注意對面來個什麼人,你先向他點個頭,然後再趕快過去。你本來被吵得睡不著想喊一聲,但是算了吧,別喊了,怪討厭的。

記者:您1982年大學畢業時應該是可以留在北京的,後來為什麼又回到農村,在河南新鄉縣七里營公社管委會當了最後一名副主任?

劉源:我之所以去農村也是我多年的願望,因為當時我大學所有同學都留在北京,我完全可以留校當助教,或者給領導當秘書,但是我覺得農村需要我。我在農村待過7年,17歲去,24歲離開的,是樸實善良的農民在我最艱難最絕望的時候幫助了我,才讓我有一個正常人的心理,正常人的一種生存態度,所以我覺得我好像欠農民的,回農村是我的一個願望。

我1982年去的河南,一直待到1992年,一共10年多時間。先在新鄉縣七里營公社,我是第十七把手,前面都是五六十歲的老幹部。很快中央開始提出幹部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當時公社裏年輕的大學生就我一個,全縣也沒幾人,特別是正牌大學畢業的,所以一挑就挑著了,副鄉長,副縣長,縣長,然後又當了副市長,就是到了鄭州了。

記者:您當選副省長的時候最初不是候選人,聽說是人大代表們聯名把您推舉上去的。當時這在全國是首例,而且那時您36歲,當年是最年輕的副省長。

劉源:因為當時我在鄭州市分管開發區建設,到天津和大連考察開發區。我正帶隊在天津,準備天津考察完了到大連去,就通知我說你趕緊回來,推舉你當副省長了,我一聽愣了。回來以後無所適從,我也不知道該說什麼,該幹什麼。回來後一天的時間,我悶在開會的那個招待所宿舍里,不敢出門也不敢離開。後來說一投票就選上了。

當時一說我當選了,就讓我上台去鞠了幾個躬,下面很多代表都流淚,下來以後好多人爭著跟我握手。說你爸爸在開封要是在天有靈啊,他看到我們河南老百姓把你給選上了,肯定高興。我知道人家是衝著這個來選我的,要不你一介書生,當選副省長,人家流什麼淚啊,因為他們想到了老一輩,所以才感動。

當時河南台的電視記者問我的感想,我就講了這麼幾句,我說我很清楚選我的人民代表是對老一輩感情的轉移,我自己只有一條,干好工作,全力以赴,決不謀私。

當時我確實並不在候選人里,是代表在會上主動聯名提名,然後直接當選的。後來才聽說,這在全國是第一個。

當時我就很震驚,而且我感到壓力非常大,責任非常大,真有一點我父親當選國家主席的那種感覺。因為我知道他們把這種重望寄託到我的身上,而我怎麼能跟老一輩比呢?我上去很可能幹砸了,把老一輩的名聲都砸在裏頭,我當時感到壓力特別大,期望值這麼高,我肯定是做不到的。所以我就說,只有儘力去干。

我媽媽聽說我當選以後,挺高興的,說你就好好乾吧,我也不跟她說什麼。我確實覺得大家都是看老一輩的份上,只要我干好工作,大家都支持。

記者:您還是很謙虛的,事實上很多人都說您在鄭州當副市長的時候幹得很出色,據說當年鄭州的許多計程車司機都認識您家,打的到您家去的人都不收錢。

劉源:那不是,人家都說是我幹得出色,但大家都知道黨政幹部這一行,任何事情都不是你一個人能幹的,都是大家干成的。關鍵是群眾都支持。其實大家是對老一輩有感情,也總覺得我們挺冤屈的,所以就把很多的同情寄予我們身上,包括很多業績呀都願意轉移到我的身上。

比如說當時我分管拆遷,回民區拆遷非常地難辦,我去了跟人家拍拍肩膀,跟人家講,咱們市政不改造怎麼行呢,你不搬沒辦法改造。他就說,算了算了,衝著你,你能到我這裏來做我的工作,看你爸爸的面子,咱不說什麼了,走。

也確實有計程車拉人到我家門口司機不要錢的,還對我朋友說,你就跟劉市長說,他爸是好人就行了。看看,大家都是衝著老一輩的,我哪兒滿足得了群眾這麼高的期望值呀,所以咱就得好好乾。

記者:走的時候是不是很不捨得?

劉源:走的時候也是有感情的,許多人還都不知道呢,我只到七里營公社劉庄村去告了個別,大家都挺捨不得的,我是從那個村走的。怕張揚,沒在鄭州市告別,但是不知道怎麼回事,許多人還是跑到火車站去了。

劉少奇的兒女們

中國有句古話,忠臣有後。劉少奇家的子女在父親去後的30年里,依靠個人的努力,取得了足以告慰父親、足以讓人們刮目相看的成績。

劉平平:在美國讀取雙碩士學位、一個博士學位。原國家商業部科技司司長。

劉源: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副政委,中將軍銜。現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政委。

劉亭亭:中國內地第一個考取美國哈佛商學院的女學生,聯亞集團和中貿聖佳國際拍賣公司董事長。

劉小小:曾以北京市高考總分第二名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後被北大保送出國攻讀生物學。

記者:聽說您的小妹在1979年參加高考,她是總分第二,那時您父親還沒平反。大家都說,劉少奇的小女兒考得這麼好,真是忠臣有後,這也是一種良好的願望。現在您的兄弟姐妹都很有成就,覺得對父親的在天之靈也是一種安慰吧?

劉源:我們這幾個孩子現在取得了一點成就,有自己的努力,也有機遇吧,機遇還是很重要的。

我的姐妹都是靠自己的努力考上大學的。我姐姐平平特棒,她原來只讀到高中一年級,後來在食品研究所搞研究,比較出色,然後公派自費去美國留學,每年都得靠優異成績獲得獎學金。她5年學完了大學本科、拿了兩個碩士和一個博士學位。她完全靠自己的努力,從來沒有透露過自己的身份,在美國她改名叫王晴。她的博士導師特別得意,說我從來沒見過這樣一個學生,5年拿4個學位,還是中國第一個食品教育博士,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後來有人去採訪她的老師,說你教了這麼一個優秀的學生,她是劉少奇的女兒。他大吃一驚,說我一直不知道她是劉少奇的女兒,我只覺得她是個很聰明的學生,我今天才知道,為什麼她會以這種精神來學習。

我妹妹亭亭學的是商學,她開始去的是波士頓大學,學國際關係,後來是哈佛商學院,她是中國內地第一個上哈佛商學院的女生。我的小妹妹小小也很出色,考大學是總分第二名,化學、英語是第一名,學的是生物工程。

採訪結束時,王光美說,往事都已過去了,她不願意再去觸碰它,今天活得有意義是最重要的。

後記:2006年10月13日,王光美因病在北京去世。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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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幫」接受審判(資料圖)

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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