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在第一屆全運會主席台。 中新社資料圖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處江青死刑，緩期兩年執行。 中新社發 王發塘 攝
文革期間，江青一夥在中央政治局內結成幫派勢力，進行分裂黨的陰謀活動，妄圖打倒周恩來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以實現篡黨奪權的野心。發生在1973年6月11日深夜的「逼宮」事件，就是他們陰謀的真實記錄。本文作者武健華長期在中共中央辦公廳警衛局工作，了解這一事件的來龍去脈，本著尊重歷史的態度 ，他將有關內情予以披露。
周恩來對江青說「你怎麼能這樣」
1972年3月5日晚7時許，江青擅自要秘書通知周恩來、葉劍英、紀登奎、汪東興以及張春橋、姚文元馬上到釣魚台17號樓「議事」，說出了大事情。待周恩來、葉劍英、汪東興到達時，江青正在紀登奎、張春橋、姚文元面前大發雷霆，指責她身邊的工作人員要毒害她。她要紀登奎找護士趙柳恩談話，要趙柳恩坦白交代「後台」。
周總理剛進門就勸說：「江青同志有什麼事慢慢說，不要激動。我們都來了，有事能講清楚。」
江青專橫地對周總理說：「不是我說，而是要審判罪犯！我已經要紀登奎找趙柳恩交代罪行，還有她的‘後台’。」這時，從會議室里聽到隔壁房間傳來哭泣聲。
一會兒，紀登奎回到會議室，他對大家說：「小趙邊哭邊說，都是按常規準備的安眠藥，沒有犯什麼罪。」
江青聽後大叫起來：「這個小東西想要賴，要她坦白交代。」
周總理說：「還是由汪主任去談好一些，要小趙冷靜下來，認真地談清事實。」
趙柳恩見到汪東興，抽噎地對他說:“江青同志用的安眠藥是按醫生的囑咐準備的。
每天睡覺前安眠藥分三次服用，晚飯時服一次，臨睡前服一次，萬一睡不著再服備用藥一次。昨晚她沒有睡好，把備用藥服了。她起床至中午飯後都沒有事，到晚上快七點了，不知從何想起，說有人要毒害她。不一會兒，就說我毒害她。還說有‘後台’支持，大發脾氣。事情的經過就是這樣。”
汪東興聽完小趙的話，沒有多問，回到會議室，向周總理等人把小趙的話如實彙報了。
江青立時跳了起來：「小趙不老實，想逃避罪責，不要再談了，馬上進行審問。」
周總理說：「還是用集體談話的方式好。」葉劍英、汪東興表示同意。
紀登奎也說：「用談話的方式吧。」
張春橋、姚文元也附和著說：同意用談話方式。
江青無奈，又出了個主意：你們都一致要談話，那就要趙柳恩、楊銀祿、周金銘站在我們的對面答話。
該是周總理服藥的時間了，總理的保健醫生張佐良，輕輕地開門進去。當張佐良走近會議桌時，江青陰沉著臉裝腔拿調地問：「你不是跟總理來的張大夫嗎？」張佐良回答：“是的。”“正好，你是個醫生，懂得安眠藥，你就坐在這兒聽聽吧！”
周總理吃完了葯，談話開始。江青的秘書楊銀祿、警衛周金銘、護士趙柳恩坐在那裏一聲不吭。許久，會議室里一陣冷場。
江青按捺不住，又厲聲喝叫起來：「你們要坦白交代罪行，交代你們怎麼合夥毒害我！誰是你們的‘後台’？坦白從寬處理，不坦白從嚴處理！」
周總理對江青說，你冷靜些，還是讓他們三人先說。
趙柳恩說，剛才紀政委和汪主任同我個別談過了，我是按常規準備的葯，根本沒有想毒害誰。
「你說，誰叫你給我多服一次劑量大的毒藥？你們三個事先商量過沒有？」江青緊追不放。
趙柳恩以抗爭的口吻激憤地說：「我沒有毒害你，我是按常規準備的葯。我每次都多準備一次葯，怕你萬一睡不著，可以再服一次，而且每次的劑量都一樣。我也沒有同楊銀祿、周金銘商量過。」
江青見趙柳恩敢頂撞她，拍著茶几就跳了起來，臉紅脖子粗地朝門外使勁吼叫：「來人哪！」從門外進來一名軍人，江青命令軍人：“你把她的領章、帽徽給我摘下來！”
「住手！」周恩來大聲喝住了軍人，揮手指使他退出去，並對張醫生說：“這裏沒有你的事，快出去！”此時總理站起身來，板起面孔，朝坐在他右側的江青厲聲地說：“江青同志，你不要這樣激動嘛！事情還沒有搞清楚，你怎麼能這樣！”
沉靜了一會兒，周總理又說，楊銀祿、周金銘你們兩個講一講。
楊銀祿平心靜氣地說，我作為黨支部書記，工作上有缺點我負責任，但絕沒有商量毒害江青同志的事，請組織上調查清楚。
周金銘也爭辯地說，我是組織上派來的警衛人員，負有保衛江青同志安全的責任，哪能商量毒害江青同志，這是絕對沒有的事，請領導查明。
江青仍不甘罷休：你們不交代罪行，反而說是保衛我的，沒有商量毒害我，那麼，安眠藥是誰放進來的？看來你們是不敢交代「後台」，送公安部審問。
周總理見事實已很明朗，便說，時間不早了，已經十二點多了，今天就到這裏吧！讓他們回去想一想。
江青說：「不行，要叫他們作檢討！」接著，江青又轉換話題，更加無理地向總理提出要求。她說，為什麼總理那裏的大夫、護士都那麼好，為什麼不給我派好的？又說小許(指總理的護士許奉生)就很好。
無中生有的「頤和園軍代表的問題」
能遷就的問題，周總理總是讓她幾分。
總理離開會議室，讓衛士高振普把許奉生接來。許奉生接到高振普的電話，知道江青要自己到她身邊工作，哭了，說：「不去，不幹！」高振普說：“那怎麼行呢？你先來吧！總理在這裏等著呢。”
約十多分鐘，小許來到釣魚台17號樓，只見她手裏提個小包，低著頭，進了樓。高振普看到她的眼圈已哭紅了，給小許出了個主意：先到洗手間用冷水洗把臉，然後再進去。
高振普拉開會議室的門送她進了會場。約兩三分鐘後，會議室的門開了，是小許。她邊笑邊說：「她不要我了，說我太緊張，手那麼涼，一拉手嚇了她一跳。」高振普說：“那你快走。”小許飛快地上了汽車回西花廳了。
周總理再一次說：「今天可以散了，葉劍英同志該休息了。」
江青又出題目：「葉劍英不能走！還有頤和園軍代表的問題。他們不可靠，要把他們抓起來。」又說，這個房間空氣不好了，換到禮堂東會議室繼續開。
進入東會議室，六個人坐在一張長形會議桌旁，準備聽江青講什麼頤和園問題。
江青坐在另一張小四方桌旁，桌上擺著為她準備的夜餐。江青邊吃邊對葉帥說：「你要休息，把問題解決了，可以先走。」
接著她說了所謂「頤和園軍代表問題」。她說，前幾天，我到頤和園走走，園內的軍代表對我進行刁難，限制老娘的行動。我看他們不像軍代表，像便衣偵探。要把這些軍代表請出去，有的要抓起來。
葉帥說：「我對情況還不了解，待我把情況了解清楚以後再說吧！」
總理一聽又是這樣無中生有的事情。隨口說：「這件事情讓有關單位調查處理吧。今天大家都累了，回去休息吧！」
散會以後，當走到17號樓東門口時，葉帥叫住周總理和汪東興。葉帥說，今天我們又中江青的計了，但我們沒上她的圈套。今晚我們頂過去了，但她還會無事生非。我們應該把今天發生的事向毛主席彙報。
周總理說，我看這件事就由汪主任去報告吧！
幾天後，汪東興見毛主席飯後精神很好，就向主席報告了這件事。毛主席聽完後說：“江青通過整身邊的人員，向中央施展她的威風。
她其實是指桑罵槐，變著法向總理、劍英和你們要權。你們識破她的用心，頂得好。”主席又說：「你們要頂得住，不管她施加多大壓力，權就是不能交。」
毛主席的鮮明態度和重要指示，汪東興報告了周總理和葉帥，他們認為這有利於以後與江青一夥的較量。
毛主席說：「我要是總理，就應該拿扁擔把江青打出去！」
1973年6月11日深夜一點多鐘，江青與張春橋、姚文元各自帶著自己的警衛員，直闖周恩來總理的住地中南海西花廳。
這時，周總理還沒有入睡。
江青一進門，就對總理說：「我身邊有壞人。楊銀祿、周金銘都是壞人！他們是汪東興的人！」江青一副很生氣的樣子。
周總理把他們讓進客廳，沒有說什麼話，囑咐他的身邊警衛張樹迎招待他們，自己乘車來到中南海南樓汪東興的住處。
「他們現在到西花廳去了。」總理見面第一句話這麼說。
汪東興問總理：「出了什麼事？」
總理說：「江青說她的秘書和警衛員都是壞人，要抓起來！」
汪東興對總理說：「又是江青在搗亂。在總理的辦公室能抓人嗎？有什麼罪狀？怎麼可以隨便抓人！這些人歸我管，她不用，我可以把人帶回。」
總理說：「你去，我來說，你來處理好不好？」
汪東興上了總理的汽車，和他一起回到西花廳。江青見總理和汪東興一起走進客廳，大聲說：「哦！原來總理去搬兵了啊！」
周總理對他們說：「這件事情我不能處理，安全、人事都由中央辦公廳主管，你們有什麼意見，可以向汪主任反映。」
江青大聲說：“我的秘書、警衛員都是壞人，要抓起來！他們要害我，用安眠藥害我。
楊銀祿存心氣我，我的事他壓在那裏不辦！”
等到江青叫嚷得差不多了，汪東興嚴肅地表示：「不能隨便抓人！你不想用他們，我馬上可以把他們帶回去。」
江青：「請總理再選派一個人保衛我。」
周總理：「還是由汪主任選派吧。」
汪東興：「我那裏沒有合適的人，派不出來。」說完轉身走出客廳。出了西花廳，他就叫周金銘上了他的汽車，兩人一起回中南海南樓。
凌晨三點多鐘，江青一夥繼續糾纏，不肯離開西花廳。
到了中南海南樓，汪東興安頓好周金銘，又驅車來到釣魚台11號樓。這時已是凌晨四點鐘了。江青身邊的工作人員因江青還未回來，都仍然等在那裏。
汪東興先同楊銀祿談話，把剛才發生的事情簡單地告訴了他。這時，江青處的工作人員都自動圍攏到汪東興身邊。他們每個人都很緊張，也很氣憤。
他們七嘴八舌對汪東興說：在江青這裏，我們沒法工作。請你另外派人，我們不幹了！汪東興著眼大局，再三勸慰這些工作人員，好不容易他們才平靜下來。
清晨六點半，汪東興和楊銀祿同車離開釣魚台11號樓，回到中南海。汪東興立即給周總理打電話，向他報告這件事處理的情況。
上午九點多鐘，周總理打電話告知汪東興：「他們(指江青一夥)已經回去了。」
七個多小時過去了，周總理被他們折騰了整整一夜不得休息。其實，江青他們明明知道，此時的周恩來是剛做完膀胱腫瘤手術才三個月的危重病人，他們不僅不體諒，反而以這種極不尋常的卑劣舉動，妄圖整垮周恩來，達到取而代之的罪惡目的。
汪東興接完總理的電話，他怎麼也睡不著。中午，他到毛主席那裏，把夜裏發生的事情報告了毛主席。主席聽後很生氣地說：「我要是總理，就應該拿扁擔把江青打出去！」
汪東興說：「那還有兩個呢？」
「還有哪兩個？」主席問。
「張春橋、姚文元。」
「這還了得！這是逼宮，跑到總理府逼宮。」
主席看汪東興一時沒有答話，又解釋說：「逼宮，就是要總理交權。」
汪東興點了點頭，表示聽懂了。
「江青有多大能耐，隨便就抓人，無法無天！」主席沉著臉，接著說。
他又問：「那兩個工作人員你打算怎麼辦？」
汪東興回答：準備先讓他們回團部，過幾天，我打算安排他們學習一段時間，然後去五·七幹校鍛煉一陣再回來分配工作。看主席還有什麼意見？
主席說：「我看這個辦法好。江青那裏不用再給她派人，她不需要警衛員。」
幾天後，江青打電話給汪東興說：「汪主任，不派警衛員不行啊！我出門沒有警衛人員保衛怎麼能行呢？」
「現在沒有人啊！找不到人。我這裏的人都不合適。」汪東興拒絕了她。
「你不要這樣，你的態度不好！」江青又有點火氣。
汪東興說：「我態度不錯，就是眼睛不好，識別不了誰是好人，誰是壞人。」
江青無可奈何，轉而又問：「我那兩個人你怎樣處理的？」
汪東興回敬她：「照主席說的辦。這個你就不用勞神了！」
(作者為中央警衛局原副局長、8341部隊原政委)
摘自《世紀》2009年第1期 武健華 文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王洪文、張春橋與江青的合影（資料圖）
我在對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特別法庭審判員王文正大法官的採訪中，他談了張春橋和王洪文在政治活動之外的鮮為人知的生活上的事情——「婚事」。
張春橋將老婆留在上海
張春橋到北京以後，並沒有像姚文元一樣，將自己的老婆孩子都接去，而是將他們都留在了上海。
張春橋為何要這樣做呢？
張春橋的老婆文靜，原名李淑芳。1943年12月在晉察冀邊區的平山縣參加革命後，曾被日本侵略軍俘獲，後來自首，成了叛徒，破壞解放區的抗日戰爭，到處為日本軍隊做策反工作。
1946年張春橋與文靜結婚。
對於自己在日寇的威逼下叛變的事實，文靜在她的交代材料中寫道：「這段歷史，我曾寫信告訴張春橋，對他絲毫沒有隱瞞。」
正是由於這樣，每次在審查幹部的時候，張春橋都為此十分惱火。老婆的歷史問題，無形中影響了他的「進步」。
「文化大革命」開始，特別是張春橋被調到北京以後，與江青來往密切，常常是為“工作”談到深夜不歸，很快就有人將話傳到了上海。
文靜是了解江青30年代在舊上海所做的那些事情的，因此對張春橋就不放心，經常找各種借口要到北京來，實際也是來監視張春橋，並一再地給張春橋打招呼，要他對江青多注意一點。
張春橋是何等精明的人，他從老婆的話中早已聽出了弦外之音。
張春橋對老婆說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他這是走的一條「曲線救國」之路，是想通過接觸江青來接近“最高統帥”，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
張春橋這次是下了狠心的，他準備成則為王，敗則扔掉腦袋。
歷史沒有朝著「四人幫」策劃的方向走，但是從這一點不難看出他們一夥相互勾結的罪惡目的究竟是什麼了。
北京是個什麼地方？那裏是中國的高官集聚之地，對於過去的歷史和現在的情況，特別是每一個想要進入高層領導層的人來說，都是很引人注目的。這樣的人物，只要人們發現了一條「辮子」，就會扭住不放的。張春橋老婆的這一條「辮子」，也正是他最心痛和最怕別人扭住的地方。
張春橋早就想將這條「辮子」扔掉。他曾多次私下向老婆提出離婚的事情，老婆都不同意。
沒有辦法，他只好將老婆扔在上海。一方面這樣處理不會引起人們的注意；另一方面，老婆在「後花園」里還可成為他的一隻耳目，隨時了解各種情況，幫助他操縱和控制。
約見王洪文秘書
張春橋從過去中國政壇上的無名之輩，「文化大革命」中一躍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如果就此下去，那也會是前途無量。可是，自從毛澤東主席逝世之後，張春橋感到自己的所作所為，令越來越多的幹部和群眾不滿，並預感到自己即將受到歷史的嚴厲懲罰。
他惶惶不可終日。
一天晚上，即將去上海的王洪文的秘書肖木走進那間熟悉的屋子，看到一向善於掩蓋自己內心的張春橋，面容有些憂鬱，神色有些不定，兩個人的談話沒有了昔日的氣氛，語調低沉，表情陰暗。
張春橋談了毛澤東主席對自己的「培養」，談了如何保護毛澤東的遺體，如何修建毛主席紀念堂，如何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事情。但談得最多的還是當時的形勢。張春橋認為“資產階級還有力量”，他們不願自動退出歷史舞台，這是中國當前很大的一股“危險”力量，必須像列寧所說的那樣，“對資產階級使用鐵的手腕”。張春橋還高度讚揚了上海的民兵武裝，說這是一支有高度覺悟的工人組織，並要肖木轉告上海的骨幹分子，要做好準備，要經受考驗。對於批判鄧小平，張春橋更是念念不忘，語氣中表現出對鄧小平的仇恨和擔心。並一再地強調，現在關鍵是由誰來當接班人，如果這個班接不好，中國就會出現資本主義復辟，鄧小平就會重新上台……
張春橋還要肖木在回到上海後，多收集一些鄧小平反動路線的罪行，以便他將來在三中全會上好有「發言權」。
肖木從張春橋的長談中，感覺到了一種悲傷，一種預感，一種即將滅亡時的絕望和掙扎。
兩個人還談到了未來黨中央主席的人選。
對於華國鋒，肖木則表示「夠嗆」。認為華是“那些老傢伙抬出來的”，因為“看他忠厚老實，好用他來做擋箭牌”。
張春橋則無可奈何地認為，如不讓華國鋒「挂帥」，現在無法找到更合適的人選。
肖木則提出了王洪文。他看了看張春橋，張春橋沉默好久都不說話。
看來，與張春橋相比，肖木還是太嫩了。
張春橋過了好一會兒，才長嘆一聲說：「看來，不管誰當主席，都會有人反對，總會有一場鬥爭，對這一點我早有準備，希望你們也不要掉以輕心。」
正是因為張春橋早已有所準備，所以在肖木臨走時，他又一次讓肖回到上海後，去找一下馬天水，為他辦好那件離婚的事情。
這時的張春橋是想到自己未來的前途，好再次高升以後另尋新歡呢，還是真的害怕因自己出什麼問題將來牽連到老婆兒子？
總之，張春橋再次提出與老婆離婚的問題，已不像過去那麼簡單了。
可以肯定，在風雲變幻莫測的歷史時期，面對著未來，張春橋此時提出離婚的心情是更複雜的。他到底是要為老婆孩子留一條後路，還是想為自己的未來留一個更大的空間？
隨著「四人幫」的迅速覆滅和張春橋在整個審判過程中的沉默不語，這一切都永遠地成了一個謎。
張春橋想讓上海的「四人幫」骨幹分子，再為他做離婚的工作。
他站起來，對即將離開的肖木說：「還有一件事情，想請你再次去找一下馬（天水）老和（徐）景賢同志，請他們再抽空兒出面找文靜談一談，儘快地將我們離婚的事情辦了。」
剛才還在大談國家大事的張春橋，怎麼一下子就轉到家庭的問題上來了？肖木的腦子一時還未轉過彎兒來，他驚奇地看著張春橋，感到困惑：「離婚？」
張春橋很堅決地說：「是的，離婚，還是那個頭痛的離婚。你告訴馬老他們，我沒有別的什麼要求，財產、孩子全歸她，只要能離婚就行。」
肖木這才發現，這位從上海來到北京高升了的「政治局常委」，除了考慮個人的權力之外，對於個人的幸福也是同時在考慮之中的。
一向自認為很「正派」的張春橋，在他的這個同夥眼中一下子變得有些虛偽了。肖木的回答明顯帶著幾分不滿：“怎麼，拖了這麼長時間，你還是要堅持離婚？”
張春橋根本不把肖木放在眼裏，他顯得很不耐煩地揮揮手說：「必須要離，而且越快越好。」
作為王洪文秘書的肖木，經常與張春橋打交道，是知道這位「首長」脾氣的，當然不敢再問下去，更何況這是人家家庭的私事。
令人奇怪的是，一向沉默少語的張春橋，在肖木不再說話之後，反而接過話頭來繼續說這件事情：「我提出離婚，可是文靜和孩子們不理解，我這樣做，完全是為他們好啊！」
張春橋的聲音裏帶著幾分哀婉，幾分凄涼。
張春橋的離婚夢破滅
在此之前，姚文元已將老婆孩子接到了北京。毛澤東逝世不久，姚文元彷彿有所預感，提出將孩子送回上海去。可是，這事卻遭到了老婆金英的反對。
張春橋對姚文元這件事情很不滿意。肖木談到此事時，張便說：「這件事情上怎麼能聽老婆孩子的呢？本來他就不該將他們接到北京來，留在上海總要放心一些，遇事也好有個照應。在這裏，搞不好就會被一窩給端了。」
肖木驚詫：「誰敢，誰有那麼大的膽子？」
張春橋朝這位年輕的小兄弟苦笑了一下，不無擔心地說：「主席去世了，現在各種思想的人都會出來的，想不到的事情都有可能發生。」
肖木問：「能有那麼嚴重？」
張春橋顯得有些沉重地說：「你們怎麼想的我不知道，但我每天都是穿著衣服睡覺，隨時都準備著有事情發生。」
肖木這才醒悟過來，對張春橋說：「你這一說，我明白了很多事情，如果真有人想篡黨奪權，搞修正主義那一套，全國人民也不會答應的。」
張春橋苦笑了一下，不以為然地說：「這就要看到時候誰的力量大了。」
肖木這時才領會張春橋剛才雲山霧罩地給他講的那些話，於是就說：「我們有上海的民兵武裝，好幾十萬的人，這是一股很大的力量，他們是聽你春橋同志指揮的。」
張春橋這才說：「所以我對文元說，還是將老婆孩子留在上海好，那裏有我們的人，好關照。」
多年來，張春橋一直為離婚的事情發愁，加之他考慮的事情比「四人幫」中的其他幾個人要多得多，一張臉總是像苦瓜一樣地“掛”著。當肖木說到上海民兵時，他才露出了一絲笑意，不過很快又收住了。
張春橋對肖木說：「所以我叫你來，臨去上海之前好好地談一談。上海是黨的誕生地，也是‘文化大革命’的發源地，有著光榮的革命傳統，工人階級最集中，現在我們又將他們武裝起來了，那還怕什麼呢？所以我讓你將這些意見帶給馬老他們，使他們能儘早地做準備，要經受一場更大的考驗，要做好打仗的準備，要把我們自己的力量抓好。」
據肖木後來交代，一向言語不多的張春橋這天晚上顯得很健談，情緒顯得很不穩定。對於他的離婚問題，一再地催促讓馬天水再出面去做文靜的工作，真是有點迫不及待了。
據有關資料記載，「四人幫」中整天鬧著要離婚的王洪文和張春橋，在被捕前還為這事特地與各自的老婆通過電話。
王洪文的老婆崔根娣在電話里說，離婚可以，你當你的大官，我做我的工人，但是兩個孩子得歸我，否則就不同意離婚。
王洪文見一向嘴緊的崔根娣終於答應了，感到很高興，說過幾天他的秘書廖祖康將回上海，到時將把孩子給她帶回去，以後有什麼事情，還可以找他的秘書幫助。
當主持中央工作的華國鋒知道這件事情之後，曾十分生氣地罵王洪文是一個「陳世美」。
沒過幾天「四人幫」就被粉碎了，王洪文離婚另尋新歡的夢想也從此落空。
張春橋要離婚的事情鬧了好幾年，當時中央政治局的人員也都知道。
人們對此曾有過各種各樣的猜測。
與年輕一點的王洪文相比，張春橋的離婚恐怕算的政治賬要多於生理賬。肖木到達上海不久，張春橋的老婆文靜作為他安在上海的一個情報點，在給他的電話里彙報了上海近幾天反常的一些事情。例如民兵武裝發了槍支彈藥，成立了值班室，加強了戰備；東海艦隊在上海休假的幹部都被叫了回去，整個上海都很緊張。文靜在電話里還為他的身體擔心，問他近來身體怎樣，並說馬天水等提議讓她到北京來看一看，有些事情好當面向他彙報。
聽完電話之後，張春橋明白自己讓肖木帶去的請馬天水等做工作，要與老婆離婚的事情還未被那幾個骨幹分子排上議事日程，心中感到有些生氣。就對老婆說，她說的那些事情自己都知道了，這些在當前的特殊情況下都是正常的，用不著大驚小怪。
張春橋不同意老婆來北京。
可是，張春橋又怕上海真的出什麼事情，如不及時解決，就會誤了大事，於是在電話里答應讓「毛弟」來一趟。「毛弟」是張春橋的兒子張旗。
就這樣，張旗作為張春橋夫妻間的信使來了一趟北京。
幾天之後，「四人幫」被粉碎，張春橋的離婚夢也隨著他的覆滅而從此破滅。
拘捕張春橋是一場特殊的戰鬥
張春橋的貼身警衛員是一個身強體壯的軍人，人們習慣地稱他為「大熊」，陝西人。張春橋平時很喜歡這個警衛員，這個時候，他正在家鄉休假，被張春橋突然召回了北京，外出時寸步不離。
張春橋接到開會的通知後，就帶上「大熊」來到懷仁堂。二人剛走到門口時，等候在此的第一行動小組負責人紀和春迎上去，向張春橋行了一個軍禮。
張春橋板著臉，冷冷地問：「國鋒同志和葉帥到了嗎？」
紀和春答：「到了，他們正在等你。」
於是，紀和春就引著張春橋朝裏面走。
這時，「大熊」也跟在後面，想隨張春橋一同進去。
門前的兩名衛兵立刻將「大熊」攔住。
張春橋這時回過頭來，有些警覺地問：「怎麼回事？」
紀和春回答說：「沒有什麼，首長們開會，隨行人員按規定都在外面的大廳里休息。」這一說，張春橋也沒有辦法，就只好對自己的警衛員點點頭，獨自跟著紀和春進去。
當他們推開「會議室」的門時，從門後突然衝出幾個人來，將張春橋一下子扭住。
張春橋立刻大叫起來：「你們這是幹什麼？這是幹什麼？」
張春橋的警衛員「大熊」在前大廳被攔住之後，就被帶到旁邊的一間屋子裡去休息。他進門一看裏面都是警衛局的熟人，就向大家點點頭，然後泡了一杯茶，獨自坐在門口的椅子上喝起來。
可是，他喝茶是假，耳朵聽著裏面的動靜是真。他這時突然站了起來，就要朝裏面走。
警衛團一名副團長朝屋子裡的行動小組人員使了個眼色，行動小組的這幾個人就要衝上去繳「大熊」腰上的手槍。
「大熊」後退一步，一下子拔出手槍。
昔日警衛團里的熟人，此時「各為其主」，怒目相視。
如果雙方發生槍戰，那就會影響到整個粉碎「四人幫」的計劃！
那位副團長對「大熊」大聲地命令：“放下武器，中央已決定逮捕張春橋！”
這是令「大熊」沒有想到的事情，他先愣了一下，接著就說：“我只聽汪（東興）主任的，他讓我交槍我才交。”
副團長只好給汪東興打電話，並將話筒遞給「大熊」。
聽完汪東興電話後，「大熊」回答說：“是！我服從命令！”
「大熊」將攥在手中的手槍，放在了桌子上。
前面的大廳里，一場劍拔弩張的「警衛員之戰」終於結束。
「會議室」里，被行動小組人員扭住的張春橋，對坐在沙發上的華國鋒和葉劍英大聲地喊著：“你們這是幹什麼？”
華國鋒這時站起來，拿出一張「決定」來，對張春橋念道：“最近一個時期，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趁毛主席逝世之機，相互勾結，秘密串聯，陰謀篡黨奪權，犯下了一系列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行，中央決定對以上四人進行隔離審查。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
張春橋聽完後還想反抗，被紀和春上來給戴上了手銬，然後從後門將他押走。
歷史老人總是這樣及時地懲治邪惡，張揚正義！
（摘自《文史精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