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客文章
周總理、賀老總和尼赫魯總理在新德里機場的這張合影恰好成為周總理這一外交努力的生動寫照：照片上周總理在不動聲色地儘力爭取尼赫魯，而後者的神情似乎有些微妙。
第二張照片是周總理、賀老總這次訪印在加爾各達賓館留下的合影。周總理和賀老總在前排一左一右，後排居中為外交部大才子喬冠華，右一為家父，二排右一為喬冠華夫人，外交部首任新聞司司長龔澎，右二為大使夫人姚叔賢，二排居中為潘自力大使。看到周總理隨意在邊上席地而坐，記者驚訝而敬佩，竟然忘了看鏡頭。
同年12月30日，周總理在結束對巴基斯坦的訪問後，再次訪問印度。翌日，尼赫魯總理邀請周總理去旁遮普邦參觀，在列車上為慶祝新年之夜舉行假面晚會。
這張合影亦成為此次訪問一個有趣的寫照：尼赫魯的面具後依然是微妙的表情，周恩來的面具後透出泱泱大國總理的堅定自若，賀龍面具後的表情不怒自威，不卑不亢。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斯人已逝，風範猶存。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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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毛澤東指定為接班人的華國鋒
這是1976年1月19日的《時代》封面，「周的繼任者鄧小平」。
向「兩個凡是」挑戰，既需要政治勇氣，又需要政治藝術
「兩個凡是」從哲學上講是站不住腳的，從政治上講是保守的、停滯的。但是，對當時的既得利益者，也就是堅決執行“文化大革命”路線而得到權力的人而言，「兩個凡是」是必須固守的防線。守住了這一防線，就保住了既得利益。從當時的群眾感情上看，「兩個凡是」還有相當的基礎。群眾這種樸素的感情被既得利益者利用，就形成了相當大的阻力。所以，在毛澤東逝世後的一兩年內，向「兩個凡是」挑戰是有風險的。
1977年4月10日，鄧小平給華國鋒、葉劍英寫了一封措辭十分巧妙的信。信中說:「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把黨的社會主義事業，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事業，勝利地推向前進。」
說這封信措辭巧妙，第一，它表現了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的姿態。不僅現在高舉，而且世世代代高舉。第二，毛澤東思想不僅指導「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而且指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第三，它完全採用當時流行的政治術語，沒有一絲“反潮流”的痕迹。但是，這封信的內容卻是反潮流的。它悄悄地用“準確的、完整的”這兩個伸縮性很大的詞語，替換了毫無伸縮性的「兩個凡是」。
華國鋒可能還沒有覺察到其中的深刻用意，5月3日向全黨轉發了這封信。
葉劍英、華國鋒、鄧小平在宴會上
在決定鄧小平第三次復出的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又作了題為《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的講話。他說:「我說要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作指導的意思是，要對毛澤東思想有一個完整的準確的認識，要善於學習、掌握和運用毛澤東思想的體系來指導我們的各項工作。只有這樣，才不至於割裂、歪曲毛澤東思想，損害毛澤東思想。」
他這裏又提出了「毛澤東思想的體系」。這一提法，掃蕩了“文化大革命”中“打語錄仗”的惡劣做法，使人們能夠接受。但也使毛澤東晚年思想的約束變得有彈性了。
公開場合注意策略，私下直接挑戰
在公開場合的言論，鄧小平很注意策略，而在私下的談話，他就直接向「兩個凡是」挑戰了。1977年5月24日，他對王震和鄧力群說:
前些日子，中央辦公廳兩位負責同志（即汪東興和李鑫——引者注）來看我，我對他們講，「兩個凡是」不行。按照「兩個凡是」，就說不清為我平反的問題，也說不通肯定1976年廣大群眾在天安門廣場的活動“合乎情理”的問題。把毛澤東同志在這個條件下講的移到另一個條件下，這樣做，不行嘛！毛澤東同志自己也說過，他有些話講錯了……毛澤東同志說，他也犯過錯誤。一個人講的每句話都對，一個人絕對正確，沒有這回事情……馬克思、恩格斯也沒有說過“凡是”，列寧、斯大林沒有說過“凡是”，毛澤東同志自己也沒有說過“凡是”……
在這段談話中，鄧小平抓住華國鋒講話中的矛盾，直接向「兩個凡是」提出挑戰。
華國鋒迫於形勢，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1976年「群眾在清明節到天安門，表達自己對周總理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華國鋒這句話就違背了「兩個凡是」:毛澤東定的“反革命事件”，你怎麼說是合乎情理的呢？華國鋒在這次會上還說:“在適當的時機讓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鄧小平是毛主席親自撤職的，讓他出來工作，不是違背「兩個凡是」嗎？
鄧小平抓住了這兩句話，「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使華國鋒無迴旋之地。
鄧小平1978年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講話
從「兩個估計」入手進一步挑戰「兩個凡是」
接著，鄧小平從對教育戰線的「兩個估計」入手，進一步向「兩個凡是」挑戰。所謂「兩個估計」，是1971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的政治結論。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戰線是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是“黑線專政”；知識分子的大多數的世界觀是資產階級的，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個文件是毛澤東審閱過的。「兩個估計」是壓在知識分子頭上的兩座大山。鄧小平把推翻這兩座大山作為突破口，再去推翻其他一座又一座大山。
1977年8月8日，他在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一開始就推翻了這「兩個估計」。9月19日，他直截了當地對當時主管教育工作的劉西堯說:
毛澤東同志划了圈，不等於說裏面就沒有是非問題了。我們不能簡單地處理。1976年天安門事件中關於我的問題的決議，毛澤東同志也是划了圈的。天安門事件涉及那麼多人，說是反革命事件，不行嘛！說我是天安門事件的後台，其實，當時我已經不能同外界接觸了。……「兩個估計」是不符合實際的。怎麼能把幾百萬，上千萬知識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們現在的人才，大部分還不是十七年培養出來的？
然而，要推翻這些是不容易的。在鄧小平講這番話後不久，《紅旗》雜誌發表了「文化部批判組」的題為《一場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鬥爭——批判“四人幫”的“文藝黑線專政論”》的文章中，又全面肯定了建國以來對文藝界的一次又一次大掃蕩。（《鄧小平時代》楊繼繩著 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
左起：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等在中共十一大主席台上。
鄧小平、華國鋒等中央領導參加植樹。
晚年華國鋒，2007年12月26日，毛澤東誕辰紀念日，華國鋒為毛澤東的重孫毛東東題字：好好學習，天天向上。
晚年鄧小平，揮一揮手，告別政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