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開始後，許多老一輩革命家和老將軍不斷被打倒。他們當中，有的發病含冤死去；有的被殘酷地迫害致死；有的身心正在受著折磨。到了「文革」中期，特別是林彪反革命集團被粉碎後，在毛澤東的關心和周恩來的努力下，這種狀況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善。1972年1月陳毅元帥逝世後，在不長的時間內，有175位將軍相繼獲得平反。
毛澤東表態賀龍案子錯了
1972年12月，清查林彪集團塵埃落定。在中南海毛澤東的書房，毛澤東若有所思地說：「看來賀龍同志的案子假了。怎麼打倒了那麼多幹部？我也無意把他們都打倒嘛！」
周恩來抓住機會向毛澤東建議：「看來有一個落實幹部政策的問題。」
毛澤東點頭同意。不久，周恩來宣佈，落實幹部政策的工作，中央由中組部負責落實省委以上幹部政策；國務院由總理辦公室負責，落實副部長以上幹部政策；軍隊由總政治部負責，落實正軍級以上幹部政策。「解放」幹部的審查報告都必須送政治局最後討論決定。
說到為175位將軍平反，不能不提一下當時任總政治部副主任的田維新將軍。
田維新，原名田俊卿，生於山東東阿。新中國成立後，曾任川東軍區大竹軍分區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第11軍32師政治委員。1952年參加抗美援朝，曾任志願軍師政治委員、軍政治部主任。1958年回國後，任軍副政治委員，瀋陽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副政治委員，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1964年晉陞為少將軍銜。是中國共產黨第十屆中央委員。
1973年初的一天，周恩來把時任總政治部副主任的田維新將軍叫到人民大會堂。周恩來說：「我今天找你來談幹部問題，光給你一個人說不好，你再找一個人來吧。」
田維新立即用電話通知總政幹部部部長魏伯亭馬上過來。周恩來對他們說：「找你們來，是談陳再道同志和鍾漢華同志的問題。」
陳再道上將生於湖北麻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曾任中南軍區副司令員兼河南軍區司令員、人民解放軍武裝力量監察部副部長兼武漢軍區司令員。
鍾漢華中將生於江西萬安，新中國誕生後，曾任四川軍區副政治委員、西南軍區政治部副主任、解放軍軍事法院副院長、最高人民法院軍事審判廳廳長、武漢軍區第二政治委員。
陳再道上將和鍾漢華中將是在武漢軍區司令員和第二政委的任上，因1967年所謂「七二○事件」而被打倒的，已蒙冤6年之久。根據周恩來的談話精神，田維新與魏伯亭回到總政以後，經過調查甄別，寫出報告，送政治局討論。在討論時爭論十分激烈，雖然江青等人扣了一大堆帽子，卻沒有什麼事實根據。陳再道上將「解放」後，再回武漢軍區任司令員比較困難。考慮給他安排一個相當的職位，可是當時大軍區一級的正職都各有其人。田維新便去請示周恩來，結果決定：先委屈一下陳再道將軍，安排一個大軍區副司令的職位。
田維新將軍給一位大軍區司令員打電話，考慮讓陳再道到那個軍區任副司令員。司令員回答說：「他是我的老上級啊！」話雖只有一句，意思很明白，讓老上級去當副手，這工作不太好開展。可是，別的地方也不好安排呀。田維新再次給這位司令員打電話，司令員乾脆直說了：“老田，千萬別讓他來。”找來找去，最後找到福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
韓先楚上將當時是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福州軍區司令員、中共福建省委第一書記。難得他爽朗表態：歡迎陳再道來福州。這才算解決了一個難題。
陳再道後來還擔任了中央軍委顧問、鐵道兵司令員、中央軍委委員，1982年被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1993年4月6日在北京逝世。鍾漢華「解放」後，先後出任廣州軍區副政委、裝甲兵政委，1979至1982年任成都軍區政委，1987年1月2日在成都病逝。
四上將聚集福州軍區
1955年人民解放軍授銜時，有57位將軍獲上將軍銜。到70年代初，已經有幾位中將出任大軍區司令員，福州軍區卻彙集了4位上將。福州軍區乃一塊福地。
那是陳再道上將到福州軍區任副司令員不久，王建安上將也獲「解放」，面臨一個工作安排問題。王建安參加過抗美援朝戰爭，任志願軍第9兵團司令員兼政治委員；1954年春回國，1956年12月任瀋陽軍區副司令員，1961年10月任濟南軍區副司令員。
王建安是在濟南軍區副司令員的任上，因所謂「搞修正主義」被打倒的。現任大軍區司令員有很多原是他的下級。遇到了這樣的難題，田維新只好又去請示周恩來總理。
周恩來說：「你找韓先楚再談一談。」田維新便再次找韓先楚商量。韓先楚說：“我這裏已經有一位老同志了，別的軍區也可以安排嘛！”碰了一個軟釘子，田維新半開玩笑道：“韓司令，我是徵求你的意見，可這是總理讓我徵求你的意見。”韓先楚還是不鬆口。田維新深感棘手，又向周恩來彙報。周恩來略一沉吟：“還是放韓先楚那裏，開會時我與他談。”
幾天後，韓先楚奉命進京。田維新一見便招呼：「老韓，這次總理找你談了，你不能不給總理面子吧？」“見了總理，我也還是有困難啊。”韓先楚說，“王建安是我的老上級！老同志多了，我也不好工作啊。”
韓先楚說的是實話。王建安在紅軍時代就是軍政委，而韓先楚那時候還是師長。誰知周恩來找韓先楚一談，韓先楚就心悅誠服地同意了。於是，福州軍區又多了一位上將副司令員。
李志民上將重新工作後也到了福州，出任福州軍區政委。4位上將就這樣走到了一起。
總理的關心與楊勇的大度
一次政治局開會，周恩來突然向李德生和田維新提了一個問題：「楊勇、廖漢生是怎麼打倒的？」李德生和田維新面面相覷，他倆也不知底細，只好如實回答：“不知道。”
「你們去調查一下。」周恩來說。這就是周恩來的領導藝術，點到為止，從不劃框框，結論由做具體工作的同志通過調查研究去下。總政治部立即派人調查。 楊勇上將，原名楊世峻，生於湖南瀏陽文家市。1953年參加抗美援朝，任中國人民志願軍第20兵團司令員，組織指揮了金城戰役，後任志願軍副司令員、司令員。1958年回國，先後任北京軍區司令員、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北京軍區司令員。
廖漢生中將，生於湖南桑植。新中國成立後，曾任中共青海省委副書記兼青海軍區政治委員，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西北軍區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員，國防部副部長。
廖漢生的子女曾於1972年7月1日給毛澤東寫信：「我們聽到主席曾幾次提到要讓父親出來工作，我們非常高興，都盼望父親能儘早地出來為黨和人民重新工作。但是，至今不見有任何動靜。我們請求讓父親回到北京，回到家裏，在外面等待組織結論，以便讓他了解形勢，熟悉情況，檢查身體，治療休養，好更早地回到為黨和人民工作的崗位上。」
中共中央辦公廳信訪處在這年7月7日編印的《來信摘要》第465號上摘登了這封來信。毛澤東看到這封信後，在《來信摘要》上寫道：
送總理閱處。
我看廖漢生和楊勇一樣是無罪的，都是未經中央討論，被林彪指使個別人整下去的。此件你閱後請交劍英、德生一閱。
廖漢生復出後，先後擔任南京軍區、瀋陽軍區第一政委，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等職務。
楊勇被打倒時，林彪一夥無限上綱，甚至把楊勇部下的參謀、科長的事，一股腦兒地算到他的賬上。總政治部重新審查楊勇將軍的結論出來後，根據周恩來批示，田維新親自跑到楊勇的住處，徵求他對審查結論的意見。楊勇很大度地說：「總政作的結論我沒意見。」
結論作出後，楊勇將軍等了半年，才於1972年5月被分配到瀋陽軍區任第一副司令員。不久，調任新疆軍區司令員。楊勇上任之後，周恩來再次批示：「田維新同志給楊勇作的結論似乎口徑嚴了一些，請你再徵求楊勇同志一次意見。」
儘管周恩來的批示口氣很和緩，田維新深知其中分量。他再次帶著總政的一位處長去京西賓館拜訪楊勇。不料楊勇還是說沒有意見。田維新又做了半天工作，楊勇才說，結論中提到的一個問題，是一個科長乾的，但是自己負有領導責任，「寫在我的頭上也是可以的」。
楊勇將軍1977年起任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中共中央軍委常委、副秘書長。1983年1月6日在北京逝世。
秦基偉驚喜總理要見他
又是一次政治局會議，周恩來提出：「秦基偉、李成芳到哪裏去了？」
秦基偉和李成芳都是紅四方面軍的老戰士，都在劉鄧大軍和志願軍擔任過軍長，都於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文革」開始時，秦基偉是昆明軍區司令員，李成芳是政委，無辜被關押。
秦基偉是一員戰功卓著的虎將，抗美援朝時的上甘嶺戰役主要就是由他指揮的。為了打倒秦基偉，林彪一夥到處散佈說，秦基偉是賀龍的人。原來，志願軍回國之後，秦基偉先後出任雲南軍區副司令員、昆明軍區副司令員、昆明軍區司令員。而昆明軍區是建國初期的西南軍區撤銷後組建的兩大軍區之一(另一個是成都軍區)，賀帥是西南軍區的司令員。
田維新把調查情況向周恩來作了彙報：「根據我們調查掌握的情況，秦基偉被關押在湖南，由廣州軍區負責，具體情況還不很清楚。」
周恩來當即指示：「把他調回來嘛！」秦基偉到北京以後，住在京東海運倉第一招待所。一天，周恩來通知田維新，他要見見秦基偉。田維新立即打電話到招待所，服務員回答說，秦基偉將軍散步去了。田維新告訴服務員：“你馬上去找一下秦司令，讓他馬上給我回一個電話，總理要見他。”不一會兒，秦基偉的電話便過來了。他聽說周恩來總理要見他，很激動，在電話中問道：“總理要見我，我穿什麼衣服去？”田維新說：“穿軍裝。”秦基偉問：“那我還戴領章嗎？”田維新說：“當然戴。”
軍裝，尤其是領章，是軍人的標誌。但是秦基偉在「文革」中受迫害7年，被剝奪了戴領章的權利7年。此刻他剛剛恢復自由，尚未恢復工作，因此他不能不有此一問。
周恩來與秦基偉進行了一次單獨長談。落實政策後，李成芳任第5機械工業部部長；秦基偉先後任成都軍區司令員，北京軍區第二政委、第一政委、司令員，後任國防部長。
周恩來妙對「四人幫」
按照規定，每個被「解放」的將軍最後都要經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
政治局會議一般在下午7時半召開，一次會議通常討論4位將軍的審查結論。每位將軍都有一份材料，與會的政治局委員人手一份。材料發完，主持會議的周恩來便宣佈：「大家先把材料看一看。」到了田維新講材料時，發難的就是「四人幫」，尤其是江青和張春橋。
田維新回憶說：「在討論老將軍‘解放’問題的政治局會議上，爭論之激烈、時間之漫長，真令人難以忍受。後來與江青爭辯得多了，也就習慣了，不怕了，無非是多幾頂帽子就是了。」
老將軍的記憶中，周恩來主持這樣的政治局會議，說話不多，只在要害處說一兩句。不過常常是他的一兩句話一出口，江青一夥就爭不起來了，事情也就定了。
周恩來雖然話不多，但他感到需要誰支持一下，便會及時點將：「劍英你說呢？」他從不在會上與江青公開爭論。如果江青誣人太甚，周恩來就會及時地出來說話。他常用很簡潔的語言，把事情的來龍去脈述說一遍，然後反問一句：“這個事能扣這個帽子嗎？”
經周恩來這麼一反問，江青常常就啞口無言了。
由於江青一夥的發難，175位將軍的「解放」在政治局討論時，沒有幾個是很順利的。顏金生將軍是比較順利的一個，但也連闖了江青設置的三道關。
顏金生少將是湖南茶陵人，1932年參加紅軍。建國後擔任過西北軍區炮兵司令員兼政委、志願軍軍政委、武漢軍區政治部主任。「文革」開始前不久，他轉業調任文化部副部長。田維新在政治局會議上介紹說：“顏金生是軍隊轉業幹部，到文化部工作時間不長，沒有什麼錯誤。”其實，當時文化部系統控制在江青一夥手裏，把顏金生從文化部系統調出來，由軍隊去安排，這就跳出了江青一夥的魔爪。這是周恩來「解放」將軍的一著巧棋。
江青一聽又發難了：「顏金生有錯誤，他推行了資產階級文藝路線。」
田維新說：「顏金生是工農幹部，識字不多，不可能提出什麼文藝路線。」
朱德元帥一聽江青又要無理取鬧，一板一眼地說：「顏金生他就不識幾個大字。」
總司令一言九鼎，江青頓時啞了。田維新又介紹說：「準備把顏金生同志派到陝西……」
話音未落，江青又反對了：「你是讓顏金生到陝西給二方面軍壘山頭。他不應分配西北，應該分配到東南。」江青自己拉幫結夥，卻以“山頭”猜忌別人。
李德生說：「現在情況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二方面軍的同志在陝西已經不多了。」
經過一番解釋，顏金生去西北才獲通過。田維新繼續說，考慮讓顏金生到陝西當政委。江青再次反對：「他犯那麼大的錯誤，當正職不合適。」田維新說明：“陝西省軍區原來有一個政委，派顏金生同志去陝西，是考慮讓他去管軍工企業。現在備戰，陝西軍工企業很多。”
葉劍英元帥也出來說話：「現在備戰，炮彈子彈不足，急需抓一抓。」
最後周恩來表態：「我看顏金生同志調出文化部，到陝西當政委管軍工是合適的。」
周恩來一錘定音，顏金生總算過了關。經過一年多緊張艱難的工作，全軍175位被打倒的高級將領終於陸續「解放」，重新走上了領導崗位。
（摘自：《紅牆大事》 張樹德著 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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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舞會現場（資料圖）
每星期六下午，家在豐澤園附近已經讀書的孩子們，陸續從育英、育才、師大女附中或師大二附中回來。晚飯後，夜幕降臨，呆在家中的他們，就會聽到一陣陣富於節奏感的旋律，從不遠處飄來。胡喬木的女兒胡勝利說：「在我們家不用出門，就能聽到春耦齋的音樂。」
曾經隨父母進過舞場的孩子，聽到這樂曲，就知道是舞會開始了。
多數男孩子對舞會並無興趣，在舞場出現，純粹是因為實在沒有什麼好玩的去處，找個熱鬧而輕鬆的地方起起鬨、搗搗亂。這時，他們就會帶著追隨他們的小一點的孩子，循聲摸索，繞過曲徑迴廊，找到春耦齋。
女孩子們和男孩子不同，音樂和舞蹈對她們總是有誘惑的，家長們也常領著她們到舞場。一來她們比男孩子更依戀家長，二來除此之外再沒什麼娛樂項目，就讓孩子在音樂和舞蹈中感受快樂吧。
中共領導機關內組織舞會，可以追溯到延安時期。當時是戰爭環境，中共領袖們工作也緊張，根據地文化生活也單調，就靠跳舞來調劑一下生活。這種方式，在西柏坡時依然保持著。
新中國初創時，緊張工作的情況並沒有立即出現多少改變，或者說是更有甚之。所以，中共領袖和中央辦公廳機關搬進中南海，在緊張的新政協會議籌備，新政府的構建之餘，仍舊以插空安排場舞會的方式，使領袖們鬆弛一下，運動一下，恢復疲勞。
開始是每周一次，也許是考慮到中央領導同志的活動太少，一次舞會的運動量明顯不夠，一段時期以後，就改成了每周安排兩場，周三和周末。
這是一項比較經常的活動，讓領袖們到外面的場所參加舞會，從安全的角度顯然是不可取的，應該安排在中共領袖們居住得比較集中，來去也比較方便的地方。
1949年9 月以後，中共的最高領袖都搬入了中南海，中共中央的部分直屬機關，也在中南海內辦公，把舞場選在中南海內是比較合適的。當時，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等居住的寓所，都在豐澤園一帶。豐澤園西北的春耦齋，東面的勤政殿前、瀛台橋北的空曠之地，成為中南海內最早的舞場。
最主要的舞場在春耦齋，宮苑書齋式建築的春耦齋，顯得素雅渾厚，單檐四角攢尖頂，灰牆灰筒瓦，地鋪紫綠石。整個建築面闊5間，進深3間。室內雖然雕梁紅柱，彩繪飾頂，但因年久失修，漆彩斑駁，已經褪去了當初的富麗。
民國肇始，春耦齋常常充當統治者擘劃政務的場所。民國第一任正式總統袁世凱、1913年的代理國務總理段祺瑞，都在此召集過財政會議。1918年10月，與段祺瑞抗衡的代總統馮國璋下台，被安福國會舉為民國總統的徐世昌，將其總統辦公處，設在了春耦齋。
春耦齋用作舞場後，偶爾也被用來開一些中小型的會議。廳內擺設了一些櫥櫃、屏風、桌子以及沙發和軟椅。這樣一來，供跳舞的地方，僅餘六七十平方米了。當時的地面，還是紫綠方石鋪的，雖不夠平滑，但比起延安、西柏坡的舞場，已經「豪華」多了。
經歷過延安和西柏坡生活的孩子們，在春耦齋里看見的，有許多是認識的面孔，中共領袖，秘書和警衛，中直機關的老人。連起初擔任伴奏的，都還是在延安、西柏坡時就愛在業餘時間鼓搗樂器的機關幹部。一段時間以後，他們才被更專業的演員們取代。
伴奏者是老的，樂曲也多是老的，有傳統的民族音樂，有根據根據地的老歌改編的樂曲。例如《雨打芭蕉》、《步步高》、《旱天雷》、《採茶撲蝶》、《花好月圓》、《茉莉花》；還有《瀏陽河》、《南泥灣》、《綉金匾》等等。
偶爾，也穿插一兩首外國樂曲，如《送我一枝玫瑰花》、《義大利花園》等。由專業演員取代業餘演奏者以後，這類世界著名舞曲，似乎比以前多了一些。
業餘演奏者很投入，專業演員水平高，吸引得有些人也來到舞場，卻並不是為了跳舞，而就是要欣賞欣賞音樂。如是者最典型的，就是胡喬木。
胡喬木夫婦對跳舞都沒有興趣，在春耦齋舞場上，是很難見胡喬木夫婦蹤影的。但他們也不是絕對的不去，有時為了換換腦筋、鬆弛一下，在靜谷曲徑漫步時，受悠揚的舞曲吸引，踅進春耦齋，聽聽舞曲。後來又增加了一些文藝節目表演，他們也會看一會兒。
春耦齋的舞會，參加者最初幾乎都是在中南海里工作的機關幹部，大多數孩子的父母，不論跳得好醜，都在這個舞場裏亮過相。開始去時，各單位都對參加者打過招呼，不要透露自己的單位和身份。
舞場上的焦點，是幾位最高領袖和他們的妻子們。所以一追溯春耦齋的舞會，孩子們就會記憶起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如何如何。
每次舞會都準時到場，又準時離去的，是朱德朱老總夫婦。他們總是在8點15分左右，舞會開始了一會兒後，悄然走進春耦齋。
舞場上的朱老總，常穿一套淺灰色的中山裝，腳上則習慣穿黑色軟底布鞋。夫人康克清通常穿一件藍色便服。他們兩人一進舞場，就隨著樂曲起舞，跳得很默契。走著舞步的朱老總總是含著微笑，人們形容說和他標準像上的笑容一樣。
一曲終了，朱老總才會找一張沙發坐下。在春耦齋內南牆中門右側，排放著四五個寬大的單人沙發，是供來跳舞的領袖休息的。沙發中間有茶几相隔，上面擺著茶杯、煙灰缸，還有一盤小毛巾。
已經是60多歲的朱老總，跳幾支曲子就要休息一下。間歇的時候，他會邀舞伴坐在他休息的沙發旁，輕鬆地聊一會兒。他的記憶力相當好，同他聊過的人，下次再碰見，他還能叫得出名字，記得起聊過的事情。有時，他會被閑談的趣事逗樂，此刻的笑容，就比標準像上的生動多了。
康克清在休息時，總是安詳地坐在和朱老總隔幾個位子的椅子上，而不是坐沙發。春耦齋舞場內的椅子，什麼樣子的都有，高高低低，有軟有硬，像是從不同的單位搜羅來的，也沒有統一的布罩。可見在那個時期，領袖的娛樂場所也沒什麼講究。坐在椅子上的康克清，或者和熟人打打招呼，聊聊天；或者笑眯眯地看著朱老總「昂首闊步」。
有時，朱老總的鞋帶鬆開了，康克清馬上會注意到。曲子一間歇，她就走到朱老總身旁蹲下，邊為他系鞋帶邊說：「老總呀，你的鞋帶兒跳散啦。」系好後，她依舊回到椅子上，笑眯眯地看著朱老總跳舞。
9點15分左右，康克清會提醒朱老總，回去休息的時間到了。「好，再跳最後一個。」碰上朱德興緻特別高的時候，他會提一點小小的請求。有時，朱老總的最後一個舞不一定跳到曲子終了，便和康克清走向衣帽架，取下衣帽，像來時一樣悄然退場。
劉少奇到春耦齋跳舞的時間好像沒個準兒，有時舞會還沒開始，他就和夫人王光美來了；有時則到朱德夫婦走了，他們兩口子才來。後來他們的孩子稍大些以後，有時他們一家同時到場，有時王光美和孩子們來得早些。
到場早時，他們總是面帶微笑，向認識的人點頭致意，和熟人握手寒暄。當樂隊奏起了舞曲，劉少奇都是和夫人王光美共舞第一支曲子。
這一曲舞過之後，王光美就招呼舞場上的其他女同志邀劉少奇跳舞。她自己則到旁觀的人群中，找熟人攀談。多數人對王光美的印象是落落大方，待人親切隨和，所以許多人都和她談得來，也願意主動和她打招呼。
跳幾支曲子後，劉少奇也會找個沙發一靠，吸顆煙，稍事小憩。和他跳舞的幾個女同志就會圍過來為他點煙、倒茶，等著過一會兒再邀他跳舞。王光美見有那麼多女同志等著和劉少奇跳，自己就另覓舞伴跳舞。
有一次，劉少奇夫婦來跳舞時，楊尚昆夫婦也在場。當一曲悅耳的探戈舞曲奏響，楊尚昆夫人李伯釗，邀劉少奇跳舞。她是位老文藝工作者，早在瑞金時期，她就和錢壯飛、胡底編寫了話劇《為誰犧牲，為誰打仗》，還擔任過中央蘇區高爾基戲劇學校的校長。抗戰期間，她主辦過晉東南魯迅藝術學校。
他們兩人的舞步與樂曲的節奏非常協調，舞姿也很優美，吸引得不少人停下來觀看。當他們跳完這一曲時，在場的人都為他們的優美舞姿鼓起掌來。一向較嚴肅的劉少奇，露出微笑向大家招了招手；李伯釗則以她戲劇藝術家的風度，向大家鞠了90度的大躬，給舞會平添了幾分歡快。
在舞場的劉少奇也常常是一臉嚴肅，對此連孩子們也發現了。跟著叔叔阿姨們學會跳舞，聽到春耦齋的音樂，就忍不住要去湊熱鬧的周秉德，和毛澤東、朱德、劉少奇都跳過舞。她說劉少奇，“舞姿很優雅，舞步準確輕快，但是他彷彿不太會笑，話也不太多，臉上總是嚴肅的慈祥，讓人有點距離感。”
劉少奇和王光美的退場，有一個明顯的標誌，就是再共同舞一曲：
“約10點半鐘……這時，王光美又請少奇同志跳舞了，有人告訴我說：少奇同志快要退場了，因為王光美同志總是和少奇同志跳第一場和最後一場，然後就走。我注意看看王光美同志與毛主席和周總理打招呼，他們都微笑著點頭示意。一曲終了，果然少奇同志和王光美同志一起走到門口，穿好衣服走開了。”
毛澤東一般也是在開場以後才到，但有時他到得很晚，要10點鐘左右才來。
如果樂隊得到毛澤東就要進舞場的通知，音樂就會戛然而止，場內的燈光也會全部亮起來。到舞會次數多的人，遇到音樂突然停，燈突然全部亮起來，就知道是毛澤東要進來了。
此刻，人們通常是閃在舞池周邊，等待毛澤東到來後重新起舞。但毛澤東有時並不是來了就跳舞，而是和先到的其他領導人打個招呼，在沙發上坐一會兒。服務人員會立即為他點煙、泡茶，一些女同志會簇擁在沙發旁，等待和他跳舞。
毛澤東的到來，往往能使舞場的氣氛為之一變。這種變化並不表現為外在的場面的熱烈，而是人們內心的、精神的變化。正如一位舞會參加者描述的那樣：“舞場的氣氛也更活躍、更莊重，滿場的人都興高采烈，都在微笑，但卻聽不到任何嘈雜、喧嘩。”
心情最為激動的，是那些第一次看到這種情景的人，讓我們聽聽另一位親歷者的追憶：“我也一眼就認出，這是我一直盼望見到的領袖毛主席……這時我的心在亂跳，嘴在嚅動，嗓子也要喊出聲來，幸虧全場格外的寂靜，我才控制住自己，沒有喊出‘毛主席萬歲’來。”
樂隊為毛澤東奏起的第一支曲子，通常是《瀏陽河》。樂曲響起來，毛主席就帶著擠在最靠近他身邊的女同志，步入舞池，四周的人也紛紛隨之下場，舞會漸漸進入高潮。
一位多次和毛澤東跳過舞的人回憶說：“毛澤東喜歡民族音樂。每當聽到他喜歡的《瀏陽河》，他的目光立刻變得柔和了，情思悠悠，彷彿走進了一個夢裏。舞曲換成了《步步高》，他越來越神采飛揚，雙眸熠熠生輝，舞姿更加瀟洒。”
關於毛澤東的舞姿，我們還是聽聽專業人士和做過毛澤東舞伴的人們的評價吧：
“毛澤東的舞跳得極其有‘份兒’的，他把陝北大秧歌和類似迪斯科中的動作融進了交際舞中。這在50年代的交際舞中，是很少見的，純粹是毛澤東特色。文工隊的舞蹈演員們也曾模仿過毛澤東的動作，卻沒有他來的那麼從容、帥氣。”
“主席的四步舞跳得非常嫻熟輕盈，步調活潑多樣。他帶著舞伴時左時右，時進時退，輕鬆靈活，從不走錯步踩對方腳。有時他走大步，步伐矯健有力，右手還在舞伴的腰背上打拍子；有時跳快四步，他挽著舞伴轉了一圈又一圈，舞姿瀟洒合韻，全不像個年過花甲的老人；有時他擺動雙肩或身軀，看得出是故意加大活動量，以達鍛煉之目的，而舞步又都符合樂曲的旋律。”
這些追述的文字，多少讓人感到含著幾許崇敬色彩的修飾；相形之下，孩子們的回憶，則在平鋪直敘中透著率真。
領袖，在孩子們幼稚的心靈還是個太抽象的辭彙。一個稱職的、傑出的領袖，對一個黨、一個國家以及民眾自身的利益意味著什麼，其間複雜的邏輯和殘酷的現實，還有待爾後的教育和灌輸。當真的經歷了如是鋪墊，他們再和領袖見面時的心態，果然就有了變化。
此刻，他們對舞場上的毛澤東的印象更深的是他身材的高大，幾乎所有的舞伴，都比他低大半個頭甚至一個頭；另一個就是毛澤東的長腿大步。
汪東興的長女汪延群說：“我幾次去春耦齋，都是和小學的同班同學濤濤在一起。我們坐在一起觀看幾位領袖的舞蹈，分辨曲子是快三、慢三，還是快四、慢四。一次，濤濤問我：‘你看毛主席跳的是幾步舞？’我想也沒想就脫口而出：‘一步！’我覺得，不論樂曲怎樣變換，也不論是向前、向後或旋轉，毛澤東都是均勻地一大步，一大步地邁，所以我認為是一步。而且他的一步特別大，女舞伴得兩三步才跟得上他。”
周秉德的感覺是：“記得我與毛澤東伯伯跳舞，別管是三步四步的舞曲，總是被身材高大的他攬在懷中來回晃呀晃，像乘上大船，在音樂中隨波蕩漾。”
舞場上能較和諧地與毛澤東搭檔的，是楊尚昆的夫人李伯釗，她舞姿熟練輕盈，能和毛澤東配合得很好。他們一面跳，一面有說有笑，李伯釗文藝宣傳生涯的起始，就是奉毛澤東之命，到寧都起義的趙博生、董振堂部隊進行慰問演出。她參與創作的第一部話劇，也是受毛澤東一再叮嚀的啟示。因此他們見面，總像老朋友一樣親切。
江青在春耦齋舞場留給人的印象，也是相當深的。她的氣質中，好像含有一種與眾不同的氤氳，能讓人很快就有感覺。
在孩子們的記憶里，在中南海春耦齋舞場，江青和毛澤東，幾乎沒有像朱德和康克清、劉少奇和王光美那樣，相偕而來過。多數情況下，她來得要早一些，但有時也會到得晚一點。
如果她和毛澤東同時出現在舞場上，毛澤東會和她共舞一曲。江青在當年的女性中，應該說是屬於高個子了，所以和毛澤東跳舞是滿般配的，她跳得也好。但她和毛澤東跳得很少。有人說這是因為江青喜歡跳那種舞蹈性強的，像倫巴、探戈一類的舞。跟毛澤東，就難以施展她的舞技。
喜歡跳舞的江青，有時為了盡興或營造氣氛，還會親自參與舞會的張羅，由她出面邀請總政文工團的樂隊來為舞會伴奏。當這些專業的樂隊一來，氣氛確實不太一樣。
最初，江青在舞會上是比較活躍的，特別是對在一個單位工作的人。但是到了後來，她就不像初進中南海時那麼活躍了，幾位後來在舞場見到江青的長輩，追憶的情形就有了變異：
“走進一個身材瘦長，板著黃面孔戴著金絲眼鏡的女人，她身穿暗黃色的連衣長裙，外披灰色大衣，頭髮梳得高高的，腳下穿著高跟鞋，更顯得身材的比例失調。她氣度不凡地站在門口，等隨從人員幫她脫下大衣，便傲然走向少奇同志，互相致意後，就坐在剛才朱老總坐過的沙發上。這時，我身邊的同志……說那個高傲的女人，就是毛主席的夫人江青，是毛主席的秘書……
江青的舞跳得自然不錯，還能跳各種花樣，樂隊還專為她演奏‘華爾茲’、‘倫巴’、‘探戈’之類的舞曲，只有她身邊的少數人陪他跳，她舞姿流暢，樂感強，不愧為電影演員出身。但因她個太高，神態太冷峻，別人很少有人敢請她跳舞，常陪她跳舞的幾個人，又都比她矮，跳起舞來伸展不開，我看她自己也不會覺得舒服。”
“江青的舞姿高貴，風範高雅。她每次在舞會上亮相，都經過精心打扮，穿著講究的裙服，在一片藍色的列寧裝的夫人們中間，宛如驕傲的孔雀，向人們顯示她苗條的身材，白皙的皮膚和主席夫人的地位。”
“這時，我們看到，江青出現在東頭的小門外，她身披大衣，站在門外的過道里。只見她雙手一抬，身後的工作人員接過她的大衣，現出她一身很合體的黑色的蘇式連衣裙。另一位工作人員搬過來一把椅子。這把椅子與舞場上的不一樣，是為她準備的。她坐下，就在她坐下的時候，一位護士在她背後墊進一個充氣枕頭。她筆挺地坐在那裏，面部沒有任何錶情，只是有時用手指托一下眼鏡架。少奇同志和王光美跳舞跳到她面前時，王光美很有禮貌地向她點頭示意，她只是把脖頸挺了挺，咧了咧嘴，似乎表示並不恭維他倆的舞姿。江青出現後，音樂也改變了，大多是慢三步和探戈，節奏舒展、流暢。她從不主動找人跳舞，只等著人家找她。我們看到，很長時間沒人去找她。她身邊的工作人員向我們走來，細聲說：‘你們可以去找江青跳舞。’可是我們仍坐在那裏。過了不久，又有一位工作人員來對我們說：‘你們是來跳舞的還是來看的，如果是來看的就出去。’說話生硬，態度也不好。後來我們才知道，曾經有過通知，各單位派去參加中南海舞會的，都必須跳舞，不跳的不要派……
找江青跳舞的大多是機關中和她比較熟悉的人和她身邊的工作人員。她的舞姿是很優美的，跳起探戈風度翩翩，節奏準確，步伐自信，很是瀟洒。但是表情過於嚴肅、冷峻，有點令人望而生畏，難於靠近，也不敢靠近。”
自從周恩來搬到政務院辦公區域後，他就幾乎不到南海這邊來跳舞了。因為政務院辦公區域內，也開闢了一個跳舞的場所，就在紫光閣。
政務院的舞會就在紫光閣大廳舉行。據張元女兒簫遠音記憶： 毛澤東、劉少奇、朱德都來紫光閣跳過舞。但他們來時，跳舞是小範圍的，總共也就十來對人在那兒跳。
一般毛澤東來時，周恩來都會到場。在紫光閣舞廳邊上，也有一間小休息室。每逢毛澤東來跳舞，周恩來總會見縫插針地和毛澤東到小休息室里交談一陣工作，然後再跳舞。
因為這種舞會的範圍小，女舞伴不很多，周恩來每次都特別注意，和所有的女舞伴跳舞。他並不是一個人一支曲子地跳，而是在退場前，發現還沒有和哪幾位女舞伴跳過，便在最後一支舞曲里，和每個沒跳過的人跳幾圈。只要他在一支舞曲中和幾個舞伴舞蹈，就表明他將退場了。
紫光閣這種小範圍的舞會，通常時間並不很長。李先念的女兒李紫陽說：“常常是在舞會結束之後，我爸爸和其他幾位副總理，就又到總理那裏開會去了。”
除了小範圍的舞會之外，紫光閣還有大範圍的舞會。來跳舞的，是在中南海里辦公的政務院幾個辦公室的幹部，不在中南海里辦公的各個部委的部長、副部長，主任、副主任們。總理、副總理有時也會來湊趣同樂。
每逢這種時候，還會邀請一些演藝界的客人。有些既到過春耦齋，又在紫光閣跳過舞的人，在敘述兩邊的感受說：“所不同的是，紫光閣舞會上來的都是客人，有華服盛裝的影劇明星，也有首都文藝工作者；而春耦齋舞會則是純家庭式的，全是自家人。”
在陳毅的兒子陳曉魯，女兒陳珊珊的記憶中，他們的爸爸走到哪裏，哪裏就熱鬧。在舞場也是如此，和相識的人打招呼，擺擺“龍門陣”。他們的媽媽張茜，是部隊文工團演員出身，能歌能舞，父母在一起，舞跳得很和諧。
李紫陽回憶：“跳舞是爸爸比較喜歡的一項娛樂活動。我媽媽雖然會跳舞，但對跳舞好像興趣不是很大，不是每次都陪著爸爸去。記得原江西省委書記楊尚奎夫人水靜阿姨，曾提到過我媽媽和毛主席跳過舞，那大概是陪我爸爸去江西開廬山會議的時候吧？”
當毛澤東、劉少奇、朱德這幾位最高層領袖不在場，也沒有年事過高的領導人時，紫光閣的舞會氣氛就更活躍，顯得比春耦齋要喧鬧一些。
有些到紫光閣跳舞的部長，軍隊的高級幹部，比如像鐵道部副部長呂正操，空軍司令員劉亞樓等，其中好多人有留學國外的經歷。他們舞到興緻高時，節奏也快了，舞蹈的幅度也大了，還會把地板跺得嘭嘭響。這種場面，在春耦齋是絕對不可能出現的，這也是紫光閣舞場比春耦齋喧鬧的原因之一。
為了舞會能辦得熱烈活躍一些，而且好的舞伴能使領導人跳得更盡興些，達到多運動的目的，中南海內舞會的組織者，想到了從部隊的文工團抽調人員，參加中南海內的舞會。
於是，總政文工團、空軍文工團等單位，經過挑選的演員們，都常在舞會舉辦時，被請進中南海。這裏說的挑選，主要是政治方面的審核，而且從部隊文藝團體邀人，本身就是從政治可靠這點出發的。
因為是專業的演員，他們除了做舞伴之外，還能表演一些小節目。在舞蹈的間歇時，他們常常應領導人的要求，各展特長。這又啟發了舞會的主辦者們，特意安排演員們在跳舞中間穿插一些小節目，這既避免了間歇時場面的冷落，又能讓領導人稍事休息。
久而久之，組織者又考慮到各個領袖們的欣賞口味，考慮到節目的豐富和多樣性。毛澤東喜歡聽京劇，而且有較高的欣賞水準，進城後曾安排他到劇院去看過戲。但這樣的安排比較繁瑣，驚動的方方面面比較多，警衛的壓力也大，毛澤東本人也要受到許多限制。
而在中南海里的舞會中間，加幾個京劇的段子，就方便多了。於是京劇演員們被陸續請進中南海。李和增的《逍遙津》、《四郎探母》，李慧芳的《掩耳盜鈴》，張君秋的《潭記兒》，杜近芳的《女起解》，李世濟的《春秋配》，都在春耦齋里演出過。
在京劇的各色行當中，毛澤東比較喜歡老生戲，對李和增唱的《空城計》等片段尤其欣賞。因為戲劇演員就在跟前，他還同李和增等探討過唱段和唱腔的修改問題。有時，李和增不能到場演出，舞場的服務員知道毛澤東愛聽李和增的唱段，就放放他的唱片。
毛澤東聽京戲十分認真，常常隨著唱腔的節拍拍打沙發的扶手，晃著頭，嘴裏輕哼著唱詞。一次舞會間歇演出的清唱，是京劇《群英會》中的段子，演員唱時，毛澤東也跟著輕聲相和，口型與演員一致，一板一眼皆與唱腔合拍。
如果上演的是不熟悉的段子，毛澤東就會事先讓演員把唱詞寫給他，演員表演時，他就一邊看著唱詞一邊聽。因為和演員靠得很近，每個節目演完，毛澤東都要和演員握手致謝。
相聲是適應面更廣、老少咸愛的藝術形式，經常一露幽默的毛澤東也很喜歡聽相聲。侯寶林、郭啟儒、劉寶瑞、郭全寶，後來的馬季等著名的相聲演員，多次被邀到春耦齋來演出。侯寶林回憶說，自己給毛澤東說過150多個相聲段子，其中傳統的段子100個左右，新創作的50多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