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幫」接受審判
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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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次說不清道不明的歷史歧見，出現在兩位八路軍主將之間。事情是由劉伯承的一個報告引發的。
1944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延安進行高幹整風運動，按地方和軍隊系統召開會議，檢討工作，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頭一天由毛澤東在大會上作題為「學習和時局」的報告，翌日召開晉冀魯豫區的軍隊高級幹部座談會。4月30日上午，由劉伯承代表一二九師和晉冀魯豫抗日民主根據地作工作報告，對晉冀魯豫七年來抗戰加以全面總結。
劉伯承的報告涉及到許多方面，其中一個敏感而引人注意的問題，是早在一二年前就在黨內軍內引起爭議的百團大戰問題。
百團大戰，是1940年8月至12月，由彭德懷策劃並一手指揮的一個區域與時間跨度很大的戰役。八路軍出動105個團40萬兵力，在廣大民眾的配合下，經過連續3個月的艱苦作戰，殲滅日偽4.3萬餘人，拔除敵方大據點近300個，破壞了正太、平漢、同蒲等公路、鐵路交通線，打破了日軍對華北抗日根據地的「囚籠政策」，拖住了日軍向西北、西南進攻的後腿，有力地遏制了投降妥協的逆流，堅定了全國人民的抗戰決心。
劉伯承在報告中肯定了百團大戰的功績，但也毫不隱諱地指出了其中的缺點。這些缺點除了戰役發生後一兩年相應暴露出來的問題，如過早地暴露了我軍實力，引起日寇重兵的瘋狂報復，事實上幫了蔣介石國民黨的忙，對日軍進攻方向作了錯誤估計而過早發動戰役等等，還提到了指揮上的失誤問題，包括沒有發揮游擊戰與正規戰相結合的傳統優勢。
百團大戰期間，一二九師為正面作戰的八路軍主力，擔負著收復榆社、遼縣，破擊白晉公路、正太鐵路等艱巨任務，與其他部隊相比，兵力損失較大，而且有的傷亡是可以避免的。具體地說就是由於彭德懷一次橫蠻指揮造成了一二九師不必要的損失。
話里說：「彭總，不能這樣打，這種攻堅太不值了，到了晚上再收拾他們。」彭德懷在電話的另一端則喊道：「不能等，一定要現在拿下來！」劉伯承來火了：「你這是賭氣，蠻幹！」彭德懷聽了也咆哮起來：「拿不下關家堖，我撤你一二九師的番號！」說罷扔下了電話筒。劉伯承這時也非常氣憤，淚水都溢出來了：「這個彭德懷，真拿他沒有辦法。」在彭德懷的指揮所，左權嚴肅批評了副總司令。彭德懷後悔不已地說：「打完了仗，我向他請罪去！」
一二九師部隊反覆進行了十幾次衝擊，以不小的傷亡攻克了關家堖，基本殲滅日寇岡崎大隊，但傷亡也超出了日寇數量。戰火硝煙尚未散盡，彭德懷見到劉伯承時，握著他的雙手滿懷歉疚地說：「伯承兄，小弟向你賠罪了。」劉伯承語言有些顫抖地說：「彭總，別這樣說……」戰後，儘管劉伯承沒有把這件事放在心上，但一二九師的官兵對彭德懷意見很大。
劉伯承報告中對百團大戰的批評，並不是針對彭德懷的，是對整個晉冀魯豫抗戰工作的總結。而且，劉對這些問題結合自己作了自我批評。但是，令劉伯承始料不及的是，他的報告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劉伯承在報告中提及百團大戰，具有兩個方面的特殊意義。一是這是黨內軍內在正規的場合首次對百團大戰作出的批評性評論。對於百團大戰，當初幾乎所有人都唱過讚歌，毛澤東也曾作了喝采，並以中央軍委的名義給彭德懷發過電報：「百團大戰令人興奮，像這樣的戰鬥是否還可以組織一兩次。」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由百團大戰引起的後續問題相繼暴露出來，因而在黨內軍內形成了頗大的爭議，但這些爭議都是非正式場合的。劉伯承的報告則是首次在會議上對百團大戰提出意見，其評價的性質當然有所不同。二是劉在報告中提到的游擊戰與運動戰結合不夠的問題，很快地引起了中共主要領導特別是毛澤東的共鳴。抗戰初期，毛澤東主張獨立自主地開展山地游擊戰，而彭德懷在這種轉型時期對游擊戰的概念把握得不太準確，對王明提出的「運動戰為主的戰略」沒有加以反對，毛澤東對此是有看法的。因此，毛澤東覺得劉伯承對於彭在游擊戰問題上以及百團大戰的批評，是準確和恰如其分的。
百團大戰的爭論給彭德懷帶來了很大的政治麻煩。1945年2月至7月，即中央「七大」召開前後，在延安斷斷續續召開了為時43天的「華北工作座談會」。會議原本是為了總結華北敵後抗戰工作，但由於康生的發難，加之受到中共整風運動中「左」的因素的影響，轉變為一邊倒的對彭德懷的批判會。會議將批彭的鋒鏑指向「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將彭德懷傳達過王明的講話批評為執行王明路線，將彭的工作失誤批成錯誤路線，將彭與毛澤東工作上的不同意見批為鬧獨立，等等，甚至一度出現否認一切的極不正常現象，連彭德懷領導平江起義，也成了「帶著入股思想投機革命」，「彭得華」的名字，被「上綱」為包含著政治上的狼子野心。百團大戰更成為批評的焦點。到這個時期，對於大戰的批評完全脫離了當時的環境，而是根據後來變化、發展了的情況，以苛求的態度作出難以服人的攻擊。如「百團大戰是背著黨中央、毛主席打的」、「大戰的動機不純，意在樹立抬高自己的威望」、「指揮魯莽、蠻幹」等，有的還扣上嚇人的帽子。
歷史上的不少事情，往往需要經過後來時局的發展，才能看得比較真切。華北座談會在百團大戰問題上對彭德懷的批評是有失公道的。華北座談會雖然對批評彭德懷的那些東西沒有作出正式結論，但這次會議對彭德懷後來的政治生涯起著重要的潛在影響，為彭德懷後來的政治罹難播下了種子。到了1959年「廬山會議」上，這個戰役成了清算彭德懷「一貫反對毛主席」的一大罪狀。
百團大戰曾經為華北的抗戰局面作出過不可否認的貢獻，到頭來卻被批得一錢不值，還被扣上了無法接受的帽子，性格耿直的彭德懷當然想不通。因為對百團大戰的批評最初是由劉伯承在公開場合提出來的，儘管以後那些越來越走樣的東西並非劉伯承所講，但彭德懷對劉的不滿是可想而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