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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劍英:舌戰群儒展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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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劍英:舌戰群儒展風采

2019年11月18日 22:21 最後更新:17:30

葉劍英:舌戰群儒展風采

黃琪奧

圖為一九四零年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葉劍英(右)在重慶良庄看望沈鈞儒(左)時留影。(紅岩聯線文化發展管理中心供圖)

1986年10月,一位偉大的開國元勛逝世,當時中共中央的悼詞稱他「在重大的歷史轉折關頭,敢於挺身而出,毫不猶豫地做出正確的決斷」。

「這位開國元勛就是葉劍英。」重慶紅岩聯線文化發展管理中心原主任厲華說,大家都知道他在軍事上所取得的成就,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葉劍英其實和重慶也頗有淵源。

突如其來的刁難

時光回溯到1940年春,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後,蔣介石精心策劃,在重慶召開全國參謀長會議,製造輿論,準備發動更大規模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1940年3月初,八路軍(也就是十八集團軍)參謀長葉劍英接到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召開軍以上參謀長會議的通知。」厲華介紹,3月4日,參謀長會議在軍委會禮堂舉行。但在蔣介石的操縱下,會議變成了指責八路軍“罪行”的聲討會。

史料記載,會議一開始,蔣介石便大罵共產黨和十八集團軍。蔣介石訓示道:「諸位,你們都是參謀長,去冬以來,攻勢作戰真是一塌糊塗,讓敵人笑話!今天開會的唯一宗旨就是檢討。我歷來講,統一軍令,嚴肅軍紀,方能克敵制勝。然而,有人公然不聽軍令,劃地稱王,擁兵自重,游而不擊,摩擦不斷……不是襲擊友軍,就是包庇叛軍,此種破壞抗戰的行為,能不檢討,能不嚴懲嗎?」

「蔣介石一點火,也讓一些早有準備的‘參謀長’們紛紛跳出來火上澆油。」厲華介紹,天水行營參謀處處長盛文立即起身發言,說第二戰區之所以沒有完成冬季作戰的任務,是因為山西新軍叛變,十八集團軍公開掩護叛軍,襲擊友軍,不讓友軍與民眾接近,因此作戰困難;冀察戰區沒有完成作戰任務,也是因為十八集團軍屢次襲擊鹿鍾麟、石友三等部,給日軍以“掃蕩”的機會。隨後,按預定計劃,第二、第八等戰區及集團軍的參謀長楚溪春、黃百韜等國民黨將領也開始連珠炮似地對十八集團軍進行大肆攻擊誹謗,並羅列了襲擊友軍、破壞政權、強征糧食、濫發鈔票等所謂的“罪名”。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蔣介石召開這個會議的目的,就是要用車輪戰往共產黨和八路軍身上潑污水。」厲華說,葉劍英如果不能在此次會議中進行有理有據的反駁,那麼國民黨就可以堂而皇之地以此為由掀起反共高潮。

有理有據駁斥謠言

「面對國民黨將領的刁難,會場上具有民族正義感的將領,都暗暗替葉劍英著急。」厲華說,但葉劍英本人對此卻毫不在意,反而不時用筆記錄著什麼。

葉劍英為何會如此淡定?原來,葉劍英在會前就預料到國民黨方面會對共產黨和八路軍進行攻擊,他和有關人員一起搜集資料,分析形勢,研究對策,會前做了認真充分的準備,並通過各種途徑了解到蔣介石的企圖和各有關戰區、集團軍與會人員的動態,並明確了這次會議上共產黨的態度是擁蔣抗日,反對摩擦,一切以抗戰、團結、進步的大局為重,充分擺事實,講道理,曉以大義,爭取更多人的同情和支持,粉碎國民黨頑固派的陰謀詭計。

「因此,會上針對國民黨諸將領充滿敵意的發言,葉劍英沒有急於申辯,而是冷靜地做好記錄。散會後,他和南方局的同志一起,將原已準備好的發言稿又作了修改和補充,為正面交鋒做好準備。」厲華說。

「現在我來說說我的觀點。」1940年3月8日,身著黃呢軍服,佩帶中將領章的葉劍英緩緩地站了起來,看到他要發言,整個會場都安靜下來。

「委員長,我先報告我十八集團軍的作戰情況。我軍一貫執行統帥部和委員長的抗戰命令,在華北敵後團結廣大軍民,抗擊敵軍,艱苦奮戰,成績卓著。」伴隨著葉劍英的發言,整個會場的氣氛為之一變。

「葉劍英在之後的發言中,首先從華北戰場入手,分析華北戰場的敵我態勢,介紹了我軍的戰略戰術,以及若干具體戰役和戰果。」厲華說,葉劍英講得條理分明,形象生動,更舉出具體數據加以證明,使在場不少將領耳目一新,為之一振。

請大家注意他們的措辭。共同社說:日軍將士莫不切齒痛恨,立誓盡殲共軍,以饗阿部中將之英靈。請聽,他們是‘切齒痛恨’啊!‘立誓盡殲共軍’啊!”

「葉劍英的發言引發了諸多參會將領的共鳴,一時間議論感慨之聲不斷,關於我軍‘擁兵自重’‘游而不擊’的謊言也不攻自破。」厲華說。

反客為主贏得支持

「在那場會議上,葉劍英不僅駁斥了國民黨的謠言,還為我黨贏得了不少國民黨上層人士的支持。」厲華說。

原來,在列舉完八路軍在華北戰場上取得的戰果後,葉劍英話鋒一轉,對蔣介石說:「委員長講話提到‘摩擦不斷’,這是事實。軍中確實有人熱心搞摩擦,但指責我十八集團軍搞摩擦則是顛倒黑白,混淆視聽,必須加以澄清,以明是非,以清責任。摩擦只是一個現象,實質是某些人把我們十八集團軍和許多抗日武裝視為‘異軍’,視為眼中釘,必欲除之而後快……大敵當前,必須以大局為重,誰干那種親者痛仇者快的事,都不應得到寬容。我們十分擁護委座嚴肅軍紀,徹查此事,對製造摩擦者不能姑息遷就。」

「聽到葉劍英的發言,蔣介石的臉色完全變了。」厲華說,由於會前曾規定每個戰區集團軍參謀長的發言不超過30分鐘,蔣介石就想以此為理由來阻止葉劍英的發言,沒想到葉劍英大聲地說:“委座,我還沒有講完!”蔣介石也只好讓他繼續講下去。

「在隨後的講話中,葉劍英還就正確解決摩擦問題從政治和戰略上提出四個原則。」厲華說,這四個原則分別是:提出摩擦問題的目的應是求得以正確的方法消除摩擦,而不是擴大摩擦;解決摩擦問題時不應僅僅從武裝衝突這個角度看待,而應充分考慮到產生這種現象的政治、戰略原因;把十八集團軍當作異軍看待,這是許多摩擦產生的根源;抗戰中民族矛盾是第一位的大問題,摩擦則是從屬的,決不能有意把局部摩擦擴大為全面內戰。

「葉劍英在此次軍事會議上的發言,不僅爭取到許多國民黨愛國將領對我黨我軍的了解和同情,還有力地駁斥了所謂十八集團軍游而不擊、襲擊友軍等論調,粉碎了蔣介石欲借冬季攻勢不力,加罪於十八集團軍進而向十八集團軍發動大規模軍事進攻的陰謀。」厲華說,正因為此,董必武在聽到這一消息後,曾讚歎道:古有諸葛孔明隻身赴東吳,舌戰群儒,流芳千古;今有葉劍英隻身赴參謀長會議,舌戰群儒,可謂異曲同工,英雄本色。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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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愛看黃片 釣魚也要幾個女護士服侍(圖)

2022年03月21日 18:41 最後更新:04:50

「四人幫」接受審判(資料圖)

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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