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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時的曾國藩曾外孫女:被脫衣鞭打後自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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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時的曾國藩曾外孫女:被脫衣鞭打後自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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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時的曾國藩曾外孫女:被脫衣鞭打後自盡

2019年11月25日 17:35

從那裏的標語大字報里,發現對俞大絪教授的辱罵,她已經「自絕於黨」。我當時讀到打了大紅叉的標語,頭腦麻木,手腳冰涼,一時不知身在何處

沈寧,華裔美國人,家譜記載姓名是沈詝,浙江嘉興沈氏言字輩。

蔣介石文膽陶希聖外孫,七君子首領沈鈞儒堂侄,著名翻譯家沈蘇儒之子。

南京出生,上海長大,北京讀書,陝北插隊,西北大學七七級畢業,八三年赴美留學,獲美國衣阿華大學碩士,教育學院博士班深造。

歷任美國學校教師和校長,美國之音新聞主播,美國聯邦空軍軍官學院教官,美國科州雷科伍德市文化委員會委員,美國科州丹佛和博德地方法院專職譯員,公司經理等,業餘寫作。現任世界華文作協美國科羅拉多州分會會長。

著有《美國十五年》、《戰爭地帶》、《商業眼》、《一個家族記憶中的政要名流》、《刀口上的家族》、《點擊美國中小學教育》、《百世門風》、《嗩吶煙塵》、《我在美國三十年系列》等。

在兩岸三地各華人報刊發表眾多隨筆散文及小說等作品,開設專欄。

1956年冬,口述者隨父母(左右)到俞大絪(中)家拜訪,在俞教授家的客廳里,大家輕鬆地說笑

從我懂事開始,在家裏聽到最多的人名之一,是俞大絪,她是中國化學大師曾昭掄教授的夫人。我的父母都是做英文工作的,經常聽他們提到俞大絪教授當初是這麼講的,俞大絪教授當初是那麼講的。如果他們在英文方面遇到問題,就更會爭論,然後結論是我們去問問俞大絪教授好了。

我們從上海搬到北京之後,父母帶了我們兄弟,第一個去拜訪的,也就是俞大絪。順便說明一下,俞大絪是真正的名門之後,她是曾國藩的曾外孫女,陳寅恪先生的表妹,原國民政府交通部長和國防部長俞大維的妹妹。

俞大絪和她的姐姐俞大縝,都曾留學英國牛津大學,主修英國文學。抗戰時期都在重慶中央大學英文系做教授,那時我的父母兩人都是她們的學生。俞大縝講英國文學史,很嚴格,歷史年代、作者生平、代表作介紹、文學風格等,都要一字不差地背,學生們都有些怕。俞大絪講英國小說和英國詩歌,講得生動逼真,引人入勝,學生們都很喜歡上她的課,也記得比較迅速和牢靠。

父親曾經告訴我,他最喜歡的課,是英美詩詞,俞大絪教他們唱美國民歌,如《蘇珊娜》等,要求學生們背熟。後來曉得那很有好處,歌詞容易背,記了單詞、句型、語法,還有美國人的講法習慣。

俞家兩姐妹個子都不高,身體都胖胖的,俞大縝更胖一些,而且體弱多病。

俞大絪的身體好一些,多年在北京大學英文系做教授。中國曾經最流行的英文教材之一,是許國璋和俞大絪教授編寫的。我小時候曾跟隨父母到北京大學去看望過俞大絪好幾次。她的模樣至今留在我的記憶里:頭髮梳得很整潔,滿臉是笑。她身上穿著對襟的深色絲棉襖,綉著暗花紋,雍容華貴,又平易近人。

每次去,父母仍像學生去見老師一樣緊張,父親通常要穿上西裝,母親則換好旗袍。我們小孩子,也都要換衣服,梳頭洗臉,格外裝扮。父母親說俞大絪教授是名門後代,又曾留學英國,生活態度非常嚴肅和精緻。如果我們容貌衣著隨隨便便,是對她不尊重。俞大絪的家在燕南園裏的一處平房,那房子裏不很明亮,暗暗的,書房四壁都是頂天立地的玻璃書櫃,裏面塞滿了書。

每次去俞大絪家,父親會特別熱切地察看書房裏的大書櫃,回家就會發一通感慨如果有一天,我也有一間書房,也能安放這樣的大書櫃,此生足矣。但是我們家總是房子太小,沒有空間給他做書房,更沒地方讓他放大書櫃,就是有地方,我們也買不起大書櫃。

我們到俞大絪教授家,雖是學生拜望老師,俞大絪仍會像招待朋友一樣,請父母兩個喝茶,坐在客廳里談天。俞大絪是個開朗快樂的人,比較喜歡講話。或許因為父母都是她的得意弟子,所以她特別樂意跟他們談天。但是俞大絪教授的丈夫曾昭掄先生,卻非常沉默。

去俞大絪家好多次,卻只見到過曾昭掄先生一兩次。後來才曉得,曾先生原本也是北京大學教授,一九四九年後任北京大學教務長兼化學系主任。一九五一年又任教育部副部長兼高教司司長,一九五三年成立高等教育部,便任高教部副部長,直到一九五七年。我想,就是那幾年裏,我們去俞大絪家,見到過曾教授。

記得我們到了之後,曾昭掄教授在門廳里,跟父母打個招呼,握握手問問好,寒暄幾句,然後俞大絪教授招呼我們一家進入客廳,他就不見了。

母親在西南聯大讀書時的好友許阿姨,專業化學,是曾先生的親傳弟子。許阿姨曾告訴我,一九五O年曾昭掄教授應周恩來總理召喚,從英國回大陸工作。途經香港,召開了一個西南聯大校友集會,曾昭掄教授向他過去的學生們發表激情萬丈的演講,動員青年們回歸大陸,為中共建政服務。許阿姨就是受到曾先生的鼓舞,當場報名,毅然帶了全家回到北京的。

可是好景不長,一九五七年曾昭掄教授被打成大右派,不光丟了高教部的官職,甚至連北京大學化學系的教職也丟了。南開大學校長楊石先數次努力,想把曾昭掄調去,但校黨委始終不答應。最後是武漢大學校長李達把曾昭掄教授請去湖北任教。從此曾教授常年在武漢,所以我們再去俞大絪家,當然就見不到他了。

我的母親一九五七年也被劃做右派,父母兩人就不敢再多與友人來往,免得給別人惹不必要的麻煩。但我們還曾到北京大學燕南園去過幾次,看望俞大絪教授。母親說,俞大絪教授一個人孤孤單單,需要有人表示關心。父親說那兩年俞大絪教授明顯地變老了,心情非常不好。

後來中國政治運動一次接一次,毫無間隙,而且日益殘酷,正常人之間,壁壘越加森嚴,稍有不慎,就可能粉身碎骨。父母親在家裏,會經常提起俞大絪教授,叨念不知她近況如何,很擔心北京大學的極左潮流,會傷害俞大絪教授。

不出所料,史無前例的「文革」終於從北京大學發作起來。我家很快就沉了船,難以自救,不敢也無法顧及他人。過了些時,我因為會拉小提琴,參加了北京一個中學文藝宣傳隊,到北京大學去集訓幾個月。母親悄悄囑咐我,想辦法打聽一下俞大絪教授的消息。

我曉得在北京大學極左氣氛中,不可能公開打聽俞大絪下落。我曾經趁著月黑風高,偷偷跑去燕南園。可是沒有找到地方,父母拜望俞大絪教授家的時候,我年紀還小,而且只是跟隨,從來沒有想到要記路,有一天會獨自來探聽她的安危。燕南園已經面目全非,到處是標語大字報,門窗殘缺,庭院荒蕪,一派破落,再看不出原是教授學者們居住的地方了。

後來我想方設法,找到英文系所在,從那裏的標語大字報里,發現對俞大絪教授的辱罵,她已經「自絕於黨」。我當時讀到打了大紅叉的標語,頭腦麻木,手腳冰涼,一時不知身在何處。之後我打聽到,「文革」發生之後,俞大絪教授家先後被紅衛兵抄過多次,書籍文物都遭毀滅。北京大學紅衛兵抄家時,強迫俞大絪教授下跪在地,紅衛兵剝除她的上衣,用皮帶狠命抽打,鮮血淋漓。俞大絪教授終於不堪侮辱,悲憤難抑,服藥自盡,年僅六十歲。

母親聽說了以後,獨自關在小屋裏,痛哭了很久,以後連續幾日,什麼話也不說。父親後來告訴我,俞大絪教授因為出眾的聰明才智,加以學術方面的成就和能力,一直特別要強,又特別的高傲。曾昭掄教授受辱,已經給她許多打擊,她能堅持下來已經很不容易,後來直接迫害到她自己身上,她就絕對無法繼續忍受。士可殺,不可辱,那心情父母親都是能夠想像得到的。

曾昭掄教授早在一九六一年就患了癌症,可他一直堅持研究和教學工作,甚至還在重病期間組織學生完成《元素有機化學》叢書,但他的癌症已經擴散。隨後「文革」開始,曾昭掄教授不僅得不到醫護治療,反要被批鬥被隔離,加以妻子俞大絪的辭世,曾昭掄教授終於支持不住精神和肉體的雙重摺磨,於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八日,離開了他曾貢獻畢生精力卻難以贏得尊重的祖國,他才六十八歲。

從此我在家裏,再沒有聽父母親提到過俞大絪教授。我想,是因為他們心裏忘不掉她,提起她會引起太多的傷感。我知道,俞大絪教授,還有曾昭掄教授,將會永遠地活在我們大家的心裏,我們的子孫會一代一代地記住他們。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第一天)中午,在附近一家餐館用餐,政治大學主任秘書W先生請客。G君、S君都參加了,還有幾位剛才聽演講的研究生。

G君是大陸研究毛澤東的知名專家,大家的話題自然而然地轉到了毛澤東的人格與政治思想等問題上。其間我談到,我來台灣一路上在讀蔣介石副官翁元口述的《我在蔣氏父子身邊四十三年》一書,覺得可以從蔣介石與毛澤東各自在私生活中表現出來的性格對兩人作一比較,從中體會兩人在政治上的根本性差異。大家都很感興趣,說願聞其詳,於是我就說了以下的看法。

從蔣介石生活秘書翁元的口述來看,蔣介石晚年怕死怕到了極點。發現尿中有血,就會緊張得半死,臉上也黯淡無光,每次出一點血,就急聲命令讓人送醫生看,即便醫生說沒事,他也還是不放心。翁元說,晚年蔣介石對醫生,就像乖小孩子對父母一樣聽話,可算是任何醫生都喜歡的好病人。

而毛澤東則完全相反。越到晚年他越是固執,即使身體不適,也不願意看醫生,甚至中央政治局被迫做出決定,要他聽醫生的話,他也照樣我行我素「不執行」,有時甚至憤怒地把插在身上的管子拔掉,說他就是「不信邪」。

從兩人晚年對待疾病的方式中可以看出,蔣介石思維方式中的世俗理性,也就是日常生活理性,還是相當發達,尤其生命將盡時表現得極為明顯。毛的浪漫主義生活態度到了晚年則愈加強烈。

有世俗理性者,做事一般比較有顧忌,多少要受到現實條件、規律制約,對傳統與既存秩序也有敬畏之心,然而此種政治家對大眾的「宗教感召力」與精神動員力往往不足。相反,浪漫主義革命政治家則有強烈的政治魅力,天不怕,地不怕,不受任何世俗常規的制約。這種不受制約的精神元氣使人能衝破許多條條框框,甚至在最困難、最失敗、最沒有希望時,像那個要帶族人走出困境的摩西一樣,對人們產生特殊的感召力,某種情況下,具有這種浪漫人格的政治家甚至真會創造人間奇蹟。但另一方面,這種非理性的浪漫的政治思維潛伏著巨大的危險,因為它往往導致蔑視現實,甚至蔑視規律。毛澤東不怕生病,不信醫生,不信他所謂的「邪」,與他大搞大躍進、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其間是有著思維方式與心理習慣上的內在聯繫的。

這時一位台灣教授插話說,毛澤東有著複雜的雙重性格,他不僅僅是浪漫主義者,在政治鬥爭中他是相當現實主義的,對此矛盾如何解釋?我立即想到毛澤東身上的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之間,存在著複雜的互補關係。我說,毛身上的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同時存在,其實並不矛盾。如果存在著巨大的生存競爭壓力,他就會表現出強大的現實主義取向。但他的世俗理性,即以「功效最大化」為考量標尺的工具理性,卻總是只表現在某些層面。毛澤東決不是一個「現實主義者」,他身上有太強烈的詩人氣質,有太多「六經注我」的主觀戰鬥精神、太多非理性的因子。

這種帶著浪漫色彩的非理性,其實他早已有之。但建國以前,在殘酷的政治權力鬥爭的壓力以及外部敵人頻繁的強大挑戰面前,這種非理性因素實際上處於隱性的被抑制的狀態。一旦這些外部壓力消失,他身上被抑制的浪漫主義就會蘇醒並膨脹成為烏托邦主義。得天下日,對毛澤東來說,即是他所鍾愛的浪漫主義出山之時,此後便一發不可收拾。尤其在他的權力與威望達到頂峰之後,現實生活中已經沒有任何力量能制衡他的狂放的浪漫精神時,共和國時代的中國人的命運,就會成為他的政治浪漫主義的試驗品。大躍進、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的災難,某種意義上也正是浪漫主義烏托邦試驗的災難。

只有理解了這一點,才能理解鄧小平對中國的貢獻。鄧小平是使中國共產黨人的常識理性得以真正恢復的第一功臣。他是中國革命史上烏托邦理想主義的真正的叛逆者。鄧小平說的撥亂反正,其實就是撥烏托邦之亂,反務實政治之正。中國大陸的現代化也正是在大陸人擺脫了烏托邦心結之後才真正起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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