檔案解密：林彪叛逃後毛澤東的自我批評

文革中的林彪

（一）

林彪叛國出逃的「九一三」事件,給毛澤東以很大的刺激,使他半個月中衰老了很多,像是變了一個人。從1971年9月到1972年2月,他兩次重病發作。起初是大葉性肺炎,不停地咳嗽,坐在沙發上,夜不能寐,終於發展到肺心病,甚至出現缺氧昏迷。第一次發作後直到10月8日才勉支病體參加國事活動,會見衣索比亞皇帝海爾·塞拉西。他說：“早幾個星期前,我因為心臟病已經死了一次了,上天去了,見了一次上帝,現在又回來了。

”這樣糟糕的病情,過去毛澤東從來沒有過。

不久,又爆發了更為危急的一次,即2月12日凌晨的突然休克。護士長吳旭君在身邊拚命地呼叫,見毛沒有任何反應,一摸脈搏,顫抖地對趕來的秘書張玉鳳和醫生胡旭東說：「摸不到脈……」。經過眾多專家大約二十多分鐘的注射、按摩、捶背、輸液搶救,毛澤東的面部逐漸由青紫泛起了淡紅,胸部也隱隱約約感覺到起伏。他終於慢慢地睜開了眼睛,知道自己剛剛與死神話別,極為疲乏地說：“我好像睡了一覺。”從這場重病之後,他的身體狀況再也沒有得到恢復,行走困難,整日半躺在床上,靠吸氧輸液維持。事實上,毛澤東這次的重病,既是肌體上的,也是精神上的。

根據毛澤東的警衛隊長陳長江的回憶,毛澤東此時臉色蒼黃,一臉陰霾,是焦躁、是睏倦？使人難以琢磨。看到衛士們不像往日那樣主動說話,問這問那,而是不管見了誰,都板著面孔,沒有一句話說,心情沉重。畢竟,如何向全黨全國交代林彪的問題,已成為一塊巨石壓在了毛澤東的心頭。顯然,僅僅依靠「文革」前期那種宣佈又揪出一個暗藏的反革命集團的方式,是遠遠無法令全國,及至全世界信服的。畢竟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林彪正是他一手扶植起來的接班人。就在傳達林彪集團罪狀的過程中,不斷報來各地出現的不同反應：國家計委軍代表蘇靜向局級以上幹部傳達中共中央關於林彪叛國出逃的通知時,出乎意外地沒有遇到以往那種高呼口號熱烈響應的場景,而是面對死一般的沉寂,良久,幹部中甚至還響起了哭泣聲；某野戰軍連隊傳達通知時,甚至有戰士當場憤怒地拉開槍栓,要打死台上那個“誣陷林副主席”的“壞蛋”。如此種種,無論是“哀莫大於心死”還是拒絕承認現實,各種反應都傳遞著一個令人窒息的信息——毛澤東自己必須向全國有個檢查交代。

林彪墜機現場

（二）

在苦苦思索「文化大革命」以來歷史的過程中,毛澤東終於下決心對自己的錯誤有所表示。以批判林彪為形式,他多次有保留地承認並糾正了自己的一些錯誤,做出自我批評,指示糾正了「文革」前期製造的「二月逆流」、鄧小平等冤假錯案,並支持周恩來主持中央工作。

1971年11月14日,毛澤東接見參加成都地區座談會負責人,談話中反映了他的矛盾心態： 毛澤東（指著葉劍英說）：你們再不要講他「二月逆流」了。

「二月逆流」是什麼性質？是他們對付林彪、陳伯達、王關戚。那個王關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總理、老帥。老帥們就有氣嘛！發點牢騷。他們是在黨的會議上,公開的,大鬧懷仁堂嘛！缺點是有的,你們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來講就好了。那時候我們也搞不清楚。王關戚還沒有暴露出來。有些問題要好多年才搞清楚。

周恩來：後來搞大樹特樹絕對權威,也是樹林彪的,李作鵬搞了一個講話就更厲害了,簡直不像話了。

毛澤東：問題搞清楚了,是林支持的,搞了一個什麼「五一六」,打倒一切。搞得這些人不能夠檢討到家,抬不起頭來。八屆十二中全會,陳毅盡往自己身上潑髒水,我說你不要講了。楊勇是怎麼一回事？廖漢生為什麼要抓？楊勇這個事情是林彪支持搞的,林對我說過,事後又不承認……人還是少殺一點好。我們對反革命不殺,保存起來對黨有益,因為他們是活證據嘛。國民黨抓劉少奇、審判劉少奇的人,抓陳伯達、審判陳伯達的人還活著,這些都是證據嘛。雖然歷史證明,林彪與“五一六兵團”毫無干係,「二月逆流」事件也主要是江青一夥搞的,但重要的是,毛澤東以這個方式間接宣佈了為「文革」前期蒙冤的老帥們平反,原北京軍區司令員楊勇、政委廖漢生也從關押中被釋放。

毛澤東參加陳毅追悼會

（三）

由於尚摸不清毛澤東這一表態的真實意圖,葉劍英一直沒有向曾被誣衊為「二月逆流黑幹將」、身患癌症的陳毅傳達毛的這些意見。直到1972年1月6日,毛澤東再次對前來商談工作的周恩來、葉劍英說：“‘二月逆流’經過時間的考驗,根本沒有這個事,今後不要再講‘二月逆流’了。請你們去向陳毅同志傳達一下。”葉劍英才匆匆趕到病床前告知病危彌留之際的陳毅。然而,陳毅已經不省人事,幾個小時後便與世長辭了。

陳毅去世後,按照周恩來與幾位老帥商議的意見,治喪程序與只是上將和副總參謀長、比陳毅的元帥軍銜和軍委副主席均低兩級的李天佑相同,規格略高。建議參加追悼會的有周恩來、葉劍英、張春橋、李先念、李德生、紀登奎、汪東興、徐向前、聶榮臻、李富春、郭沫若等。葉劍英致悼詞。周恩來註明：因天氣太冷,江青、宋慶齡不參加。但江青表示可以參加。由於中央還沒有對「二月逆流」正式平反,悼詞如何寫無人願意表態。1月8日,周恩來審查修改陳毅悼詞稿,仍謹慎地增加了陳毅“有功亦有過,但功大於過”的一段文字。毛澤東刪去了周恩來補寫的這段文字,批示：“功過的評論,不宜在追悼會上作。”

1月10日中午,毛澤東突然臨時改變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定的較低的追悼會規格,只在睡衣外罩著大衣就冒著嚴寒親自出席了北京八寶山陳毅追悼會。臨時接到參加許可的宋慶齡和一批民主人士及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等也趕來參加。追悼會改由周恩來致悼詞。與兩個月後的3月26日去世的謝富治相比,已經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員的陳毅之死雖然沒有獲得天安門、新華門、外交部等地降半旗的禮節,卻得到了更重要的毛澤東親自出席追悼會的殊榮——從1959年任弼時逝世後,毛澤東出席的追悼會唯有這一次。這是一個重要信號,表明了毛對他昔年戰友的重新認可。他對張茜流著淚說：「陳毅同志是一個好人,立了功勞的。」“要是林彪的陰謀搞成了,是要把我們這些老人都搞掉的。”

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在反擊「二月逆流」的運動中首當其衝，這是“專門”為他召開的批鬥大會。

（四）

在八寶山這次談話里,毛澤東還當眾提到了鄧小平,把鄧和當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劉伯承相提並論,說鄧小平和劉少奇是有區別的,是「人民內部矛盾」。這是一個更為重要的信號。在場的周恩來立即暗示陳毅的親屬把這個評價傳播出去,為鄧小平的復出製造輿論。從1969年被“戰備疏散”到江西,鄧小平一直很謹慎地潛居鄉下。

和同時被打倒的劉少奇不同,他通過汪東興實際上和毛澤東保持著間接的聯繫。這種狀況當然是按毛澤東的意圖安排的,他在那裏埋下了一個可以制約林彪的棋子。

在1971年9月南巡途中,毛澤東在嚴厲批評林彪的同時,又看似無意地對在座的軍區司令員們說：「鄧小平不同於劉少奇,要有區別,百萬雄師過大江,當時有個前委,主要還是鄧小平起作用的。」而鄧小平也很注意不捲入政治漩渦。1970年9月13日,他在江西給毛澤東和中央寫信,請汪東興轉交。在信中,除了對剛召開的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做例行的表態外,鄧小平特彆強調自己“除住宅和去工廠外,未出院半步。每天上工廠,有幹部黃同志跟同。……我們對外沒有別的來往,只同幾個小孩通信。”

1971年11月6日,鄧小平獲准第一次聽傳達中央文件,就是關於林彪出逃一事。兩天後,他又提筆給毛澤東寫信,對林彪「那些罪該萬死的罪惡行動」“感到十分的震驚和憤慨”,表示“如果不是由於主席和中央的英明的領導和及早地察覺,並且及時地加以解決,如果他們的陰謀得逞……不知會有多少人頭落地,我們社會主義祖國會遭到多少曲折和災難。”他藉此機會再次申明,在江西“我遵照主席指示,努力通過勞動和學習自我改造,絕對遵守我向黨做的保證,除自己的親屬外,沒同任何人有來往。”在多事之秋,這種“守規矩”的表態是鄧小平爭取復出的最好方式。他最後寫道：“我個人沒有什麼要求,只希望有一天還能為黨做點工作,當然是做一點技術性質的工作……使我有機會能在努力工作中補過於萬一。”這封信也是林彪事件後正在孤寂中的毛澤東很願意看到的,雖然現在的中央領導層在林彪事件後一再表示擁護毛澤東,但他仍然懷疑究竟哪些人還與林彪有暗中的聯繫,或是準備利用這一事件向他發難,他需要一個徹底與這一事件毫無關係的人。因此,鄧小平的信很快得到了良性反應。毛澤東質問汪東興：“你怎麼不管人家啦？”指示：“他的事還要汪東興管。”並且把鄧小平來信批印中央政治局。往來的鴻雁傳書,終於在第二年有了結果。

1972年8月1日,鄧小平聽了第四次傳達林彪事件的報告後,又提筆給毛澤東寫信。信中說：「我在犯錯誤之後,完全脫離工作、脫離社會已經五年多快六年了,我總想有一個機會,從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錯誤,回到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上來。」“還可以為黨、為人民工作七八年,以補過於萬一。我沒有別的要求,靜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8月14日,毛澤東對鄧小平揭發批判林彪的來信做出批示,予以肯定：

請總理閱後,交汪主任印發中央各同志。鄧小平同志所犯錯誤是嚴重的。但應與劉少奇加以區別。（一）他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即鄧、毛、謝、古四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整他的材料見《兩條路線》、《六大以來》兩書。（二）他沒歷史問題。即沒有投降過敵人。（三）他協助劉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除此之外,進城以後,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沒有做的。例如率領代表團到莫斯科談判,他沒有屈服於蘇修。這些事我過去講過多次,現在再說一遍。

當日,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傳達了毛澤東的批示。鄧小平復出指日可待。

晚年毛澤東和周恩來，中為鄧小平

（五）

從1972年起,毛澤東先後在一批受到誣陷和打擊的老幹部及家屬的來信上分別作出批示,同意陳雲回北京,指示對譚震林、羅瑞卿、譚政、楊成武、李一氓、蘇振華、林楓、葉飛、吳冷西、舒同、郭化若、李卓然、何長工、白堅、李克如、賀誠、許滌新、范長江、江一真、李一夫、柴沫、林鐵、陳丕顯、劉景范等人或予以釋放,或解放恢復工作,或按照人民內部矛盾性質酌情做出安排。他在批示中做自我批評說：「當時聽了林彪一面之詞」,“有些證據不足,辦案人員似有一些逼供信。

”還特別批准了陳雲、王稼祥要求進行經濟和外事調查工作的來信,又專門指示周恩來,譚震林「還是好同志,應當讓他回來」。1973年12月12日至22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再次肯定朱德是“紅司令”,並做了自我批評。他說：“我看賀龍同志搞錯了,我要負責呢。”“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賀龍不好呢。楊、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聽了林彪一面之詞,所以我犯了錯誤。小平講,在上海的時候,對羅瑞卿搞突然襲擊,他不滿意。我贊成他。也是聽了林彪的話,整了羅瑞卿。”“有幾次聽一面之詞,就是不好呢。向同志們做點自我批評呢。”毛澤東還對「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做法予以了否定。1971年10月4日,他在接見中央軍委辦公會議成員時說：“四好運動搞形式主義,把部隊作風帶壞了,要改變。”“軍隊要嚴格訓練,嚴格要求,才能打仗。鍛煉部隊,一是靠打仗,一是靠平時訓練。”林彪、陳伯達搞陰謀活動,蓄謀已久,目的就是要奪權；「文化大革命」中整幾位老帥,也是林、陳他們搞的。他指出：要好好整頓我們的軍隊,頭腦不要太簡單了,此後,當年被大加讚賞在解放軍中開展的“四好連隊”、“五好戰士”運動即停止進行。

11月22日,他在會見越南黨政代表團時談到發生林彪事件的教訓說：過去軍隊就是不統一嘛！我這個人犯了錯誤,就是進城以後不管軍隊。結果就鬧山頭主義,也鬧宗派主義。（你們）將來和平了,不要學我們犯錯誤。現在他們還原諒我,允許我改正錯誤。從去年8月廬山會議以來,這一年多,我就改正了錯誤,整頓我們的軍隊。

1972年6月,他在會見斯里蘭卡總理班達拉奈克夫人時第一次對外點了林彪的名,又批判極「左」派說：我們這個國家也有人罵我們,說是整了“左派”。我們的「左」派是什麼一些人呢？就是火燒英國代辦處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總理,明天要打倒陳毅,後天要打倒葉劍英。這些所謂「左」派現在都在班房裏頭。我們這裏早幾年天下大亂,全國各地都打,全面內戰。兩邊都發槍,一共發了100萬支槍吧。這一派軍隊支持這一派,那一派軍隊支持那一派,打。被那些「左」派奪了權。一個半月（外交部）權不在我們手裏,在那些所謂的「左」派手裏。這些所謂「左」派,其實就是反革命……沒有多少問題,幾個月過去了,幾年過去了,總後台的人現在也過去了,叫林彪。坐一架飛機往蘇聯去,其目的是想見上帝。摔下來了,見上帝去了。

12月,他對劉建章家屬反映監獄中搞 「法西斯審查」的來信批示說：“這種法西斯式的審查方式,是誰人規定的？應一律廢除。1973年1月,李德生傳達了毛澤東針對破壞民族政策現象做出的指示：“政策問題多年不抓了,特別是民族政策。現在地方民族主義少些,不突出了,但大漢族主義比較大,需要再教育。”可以說,毛澤東的這些自我批評和指示並沒有在「文化大革命」的整體錯誤方針上做出根本性的改變,也未反映出完全清醒的認識,但毛澤東的這些舉措,確實使周恩來在一定時期內掌握了部分扭轉「文革」方向的主動權。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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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遠新(左一)與毛澤東（資料圖）

節選自《毛遠新緣何被「保護審查」》一文

毛遠新是毛澤東的親侄子。毛澤東生前對毛遠新很器重。當年，毛遠新在政界也一帆風順，27歲就擔任了遼寧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1975年又當上了毛澤東與中央政治局之間的聯絡員，代表毛澤東參與中央的工作。正當毛遠新春風得意之時，卻於1976年10月被「保護審查」，從權力高峰上跌落下來。

毛澤東的良苦用心

毛遠新的生父是毛澤民，生母是朱丹華。1941年2月，毛遠新出生在新疆。1943年，盛世才突然反共，把在新疆工作的共產黨員全部抓了起來。毛澤民一家三口都被關進了監牢。1943年9月，毛澤民被盛世才殺害於迪化(今烏魯木齊)，朱丹華帶著不足3歲的毛遠新繼續坐牢。1945年7月，經組織營救，未被盛世才殺害的共產黨員得以出獄。朱丹華與毛遠新出獄後到了延安，此時，毛遠新才4歲多。毛澤東在延安見到毛遠新後，自然想起一直跟隨自己幹革命的親弟弟毛澤民，他百感交集，對毛遠新也格外鍾愛。

後來，當朱丹華改嫁方誌純(方誌敏之弟)併到江西南昌工作時，毛遠新也隨母親去了南昌。但朱丹華認為，毛遠新畢竟是毛家的骨血，因此一直打算把毛遠新送到他伯父毛澤東那裏。

1951年，朱丹華到北京開會，也把毛遠新帶上了。開完會，朱丹華帶毛遠新進中南海看望毛澤東。毛澤東見到10歲的毛遠新很聰明，心情格外高興。江青也很高興，把毛遠新拉到自己身邊，看了又看，還讓毛遠新在自己身邊坐下。朱丹華向毛澤東提出：「小豆子」(毛遠新的小名)想在北京上學。毛澤東一聽就明白了，他當即同意毛遠新到北京來。江青也非常高興，說：「小豆子」就住在我們這裏好了，到育英小學去讀書，和他姐姐(指李訥)同在一個學校，這不更好嗎?毛澤東同意江青的意見，這件事就定了下來。

毛澤東心裏很喜愛毛遠新。在毛岸英犧牲、毛岸青長期生病的情況下，毛澤東實際上是把毛遠新看作自己的親兒子一樣關心他、培養他。但毛澤東工作忙，畢竟在生活上對毛遠新照顧不周，江青一則看出了毛澤東的心思，二則她自己無子，毛遠新又與李訥的年齡差不多，也就把毛遠新視同己出，對毛遠新在生活上多方關心照顧。時間一長，還真的培養出了類似母子的感情來。毛遠新稱江青為「媽媽」，江青則總是叫毛遠新的小名——「小豆子」。

毛澤東雖然工作忙，但對毛遠新在政治上卻是十分關心的。毛澤東是大政治家，他對毛遠新在政治上的關心也與常人不同。他從不給毛遠新任何特權，不讓毛遠新有任何特殊化的思想，相反，卻在各方面對毛遠新嚴加要求。毛遠新自己也十分自覺。因此，直至毛遠新在中學讀書時，同學們還都不知道他的身世。毛遠新仍然如同在小學時一樣，衣著樸素，待人隨和謙遜，讀書刻苦，成績極好。

1960年，毛遠新以優異的成績從101中學畢業。由於學習成績優異，各方面表現好，101中學決定保送毛遠新進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讀書。當學校把這一決定告訴毛遠新後，毛遠新高興地回到中南海向毛澤東報告了這件事。他滿以為伯父會為他而高興，不料，毛澤東聽後卻直搖頭：「保送，不算本事。自己考上，才算本事。」毛遠新聽伯父這樣說，立即表態：“我不接受保送了，我要參加考試，我要自己考上大學。”毛澤東問：“你打算考什麼大學?”毛遠新說：“你說什麼大學難考，我就考什麼大學了,毛澤東一聽，很高興，笑著說：“要說難考，就是北大、清華難考。”喜歡理科的毛遠新稍加思考後，馬上說：“我就考清華!”當年，毛遠新進了考場，幾場考下來，考得很好。他憑自己的本事，考上了清華大學無線電電子系。

毛遠新進清華讀書後，還是想進「哈軍工」，在徵得毛澤東的同意後，轉入了「哈軍工」。在「哈軍工」學習時，毛遠新仍然保持了過去讀小學、中學時形成的艱苦樸素、學習刻苦、待人隨和的作風，學習成績仍然是拔尖的。

1964年暑假，毛遠新回北京休假，他仍如從前一樣，經常在毛澤東身邊。7月5日，毛澤東對即將大學畢業的毛遠新談到了大學畢業應該選擇什麼方向的問題，他說：「階級鬥爭是一門主課。你們學院應該去農村搞‘四清’，去工廠搞‘五反’。階級鬥爭不知道，怎麼能算大學畢業?」“反對注入式教學法，連資產階級教育家在‘五四’時期就早已提出來了，我們為什麼不反?教改的問題，主要是教員問題。毛遠新回去後，把毛澤東的這些談話內容記了下來。

毛遠新在毛澤東遺體前（資料圖）

不久，毛澤東的這些談話內容被高教部負責人知道了，高教部的領導同志主動請示毛澤東，要求內部印發毛遠新記下來的毛澤東談話內容，以促進教改。毛澤東同意了，還破例同意在這個內部文件上寫上毛遠新的名字，題目就叫《毛澤東與毛遠新談話紀要》。此文件一下發，很快傳遍了全國教育界，自然也傳遍了全國。毛遠新的名字和身份，一下子為全國所知曉，也為中央高層所注意。毛澤東是不是用這種方法讓毛遠新踏上政界，現在的人們無法猜測，但毛澤東破例同意大學還未畢業的毛遠新的名字上中央文件，並且向全黨公開他與毛遠新的親密關係，的確對毛遠新十分有利。

對於毛澤東有意培養毛遠新這一點，連「文革」時期進入中央的姚文元也感覺到了。1980年7月25日，姚文元在接受審訊時說了這樣的話：“我一直覺得，毛主席是不是(有意)在培養毛遠新。這完全是我的一種感覺，錯了是我的一種感覺，錯了完全由我個人負責。”

成為毛澤東與中央政治局之間的聯絡員

1965年，毛遠新從「哈軍工」畢業。此時，毛澤東已下決心要搞一場自下而上的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正在醞釀發動「文化大革命」。

毛遠新從哈爾濱回到北京，剛放下行李就去見毛澤東，主動向毛澤東講了自己要下基層參加階級鬥爭、學習階級鬥爭這門主課的打算。毛澤東很高興地同意了。但是，毛遠新沒有進工廠搞「五反」，也沒有去農村搞“四清”，而是去了軍隊，到防空導彈三營一連當兵。這大約是因為「哈軍工」的畢業學生基本被納入部隊系列的緣故。

毛遠新到部隊當兵不久，「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已經對政治十分感興趣的毛遠新，決心在“階級鬥爭的大風大浪”中鍛煉自己。正好，中央有關部門作出決定：剛剛畢業離校不久的1965年大學畢業生，可以回原校參加「文化大革命」。毛遠新也就回到了「哈軍工」，參加那裏的「文化大革命」。

此時。毛澤東與毛遠新關於教改的談話，已經在全國廣為散發，毛遠新也就成了紅衛兵心目中最接近「紅太陽」的人物之一。他回到「哈軍工」後，很快就有許多青年學生聚集到他的身邊。毛遠新藉此機會，發起組織了“哈軍工紅色造反團”，並成為這個造反團的領袖。這個“造反團”迅速擴大，成為左右「哈軍工」乃至黑龍江政局的重要組織之一。當時，東北地區的一些群眾組織、政治人物，對毛遠新也格外矚目。在東北，毛遠新成了一個呼風喚雨的人物。

1968年5月，遼寧省成立革命委員會時，經中央批准，毛遠新當上了遼寧省革命委員會的副主任。不久，他又擔任了瀋陽軍區政委。從此，毛遠新作為「文化大革命」中升起的一顆政治“新星”，出現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

此後，擔任了遼寧省軍政要職的毛遠新，也忙了起來，但他沒有忘記與中南海聯繫，更沒有忘記與江青聯繫。在日常生活中，他喊江青為「媽媽」，在政治上，他也緊跟江青，聽江青的話，按照江青等人的思路辦事。毛遠新在遼寧抓張鐵生“白卷英雄”這個“典型”，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事情是這樣的：1973年，下鄉插隊的知青張鐵生被推薦上大學。當年規定，被推薦者要參加一定的考試，儘管當時的考試科目很少，題目也很簡單，但也能夠淘汰一些文化程度太低的人。進了考場的張鐵生，面對簡單的考題就犯了難。他靈機一動，乾脆不去答題，而是在考卷上寫了一封信，說這種考試製度限制人才，不符合毛主席關於教改的指示精神，云云。毛遠新得知這一情況後，認為這是一個反擊所謂「教育界右傾回潮」的機會，便決定樹張鐵生這個“典型”。他把這一“典型”初步整理成材料後，直接上報江青。江青通過主管宣傳的姚文元，大樹“反潮流英雄”張鐵生，一時間，在全國掀起了反擊所謂“右傾回潮”的政治風浪。張鐵生成了英雄，交白卷也照樣上大學，此後又被毛遠新提拔、重用，而全國工農兵上大學，再也不必經過考試了。

毛遠新在遼寧的所作所為，合乎「四人幫」的口味，經過「四人幫」的加工、宣傳，在全國造成了惡劣的影響，而毛遠新在「四人幫」心目中則成了有“創造精神”、能堅定地走“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可靠接班人”。

1975年9月27日，毛遠新從遼寧赴新疆參加新疆建區20周年慶祝活動的途中路過北京，去見毛澤東。毛澤東在與毛遠新的談話中感到，毛遠新有地方工作「經驗」，談話中對“政治問題”有自己的見解，因此，他很高興。他這時有一個打算，就是想把毛遠新留在北京，留在他身邊，當他與中央政治局之間的聯絡員。

以當時毛澤東在黨內的地位和影響，他的這個意見提出來後，中央很快就同意了。這樣，毛遠新便成為毛澤東與中央政治局之間的聯絡員，留在中南海毛澤東身邊，參與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但他仍然擔任著在遼寧省的領導職務，一個也沒有去掉。

由於毛遠新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發達”起來的，在思想根子上與「四人幫」是一致的，因此，成了毛澤東聯絡員的毛遠新，與鄧小平在政治上格格不入，對鄧小平領導的整頓也“看不慣”。他利用毛澤東對他的信任，從一開始就說鄧小平的壞話。

那時，由於鄧小平領導的整頓部分地糾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左”的做法，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他十分關心中央和社會上的人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因此，毛澤東在向毛遠新了解遼寧情況的同時，還向毛遠新了解中央和社會上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毛遠新向毛澤東彙報說：“自己感到社會上有股風，就是對文化大革命怎麼看，是肯定還是否定，成績是七個指頭還是錯誤是七個指頭，有分歧。”毛澤東問：社會上有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風嗎？毛遠新回答：有，在七二年批極左時就有，現在這股風似乎比七二年批極左還凶些。毛澤東問：這股風來自哪裏？毛遠新回答：我認為來自中央。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講話，我感到一個問題，他很少講「文化大革命」的成績，很少提批判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我擔心中央，怕出反覆。

毛遠新的話使毛澤東陷入了深思。他認為毛遠新的話是客觀的，並由此對鄧小平產生不滿。這種不滿，通過他處理清華大學劉冰「狀告」遲群、謝靜宜的兩封信表現了出來。

10月19日，毛澤東在會見外賓後，把陪同會見的李先念、汪東興留下談話。他說：「現在有一股風，說我批了江青。批是批了，但江青不覺悟。清華大學劉冰等人來信告遲群和小謝，我看信的動機不純，想打倒遲群和小謝。他們信中的矛頭是對著我的。遲群是反革命嗎?有錯誤，批評是要批評的。批評就要打倒?一棍子打死?小謝是帶3萬工人進清華大學的。遲群我還不認識哩。」毛澤東接著針對鄧小平說：“我在北京，寫信為什麼不直接寫給我，還要經小平轉。你們告訴小平注意，不要上當。小平偏袒劉冰。你們6人，小平、先念、東興、吳德、小謝、遲群，先開會研究處理。此兩封信印發中央政治局在京各同志。清華大學可以辯論，出大字報。”

隨後，李先念、汪東興把毛澤東19日談話的內容向鄧小平做了傳達。鄧小平敏銳地預感到，他與毛澤東在對待「文化大革命」問題上的分歧已經不可避免。但鄧小平通過這些年的實際生活，已經形成了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固定認識。為了堅持自己的認識，他不怕失去任何東西。正如他自己說的：不怕第二次被打倒。他毅然決定，把毛澤東19日的談話傳達給中央政治局全體成員，由政治局去討論。23日，鄧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傳達了毛澤東19日談話的內容，並決定：按毛澤東的意見，召開清華大學黨委擴大會議傳達討論。27日，鄧小平、李先念、吳德、汪東興聯名給毛澤東寫信提出：“傳達時，其中主席對小平、江青同志批評的內容，建議不傳達。”毛澤東批示：“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