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建國時，江青年方35歲，而毛澤東已56歲，開始向老年期過渡。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毛澤東已是73歲的老人，而江青才52歲。過大年齡差異當然不是夫妻生活中絕對不能相容的，但也是不容忽視的。
毛澤東和江青的關係到底怎麼樣？在相當長的時間裡，這是屬於最高領導層的核心機密問題，中國的普通老百姓，以至相當級別的幹部都是不能知道的。
鄧小平對外揭開的秘密
江青自稱為「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和學生」，很多人也都是信以為真的。一些外國人也是這麼看的。直到1980年8月，鄧小平接見義大利女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才開始揭開了這個秘密。
奧：你說「四人幫」是少數，全國很多人反對他們。他們這些少數人怎麼可以控制中國，甚至整老一輩的革命家？是否他們當中有一個是毛主席的夫人，他們的關係太好，你們不敢動她？
鄧：有這個因素。我說過，毛主席是犯了錯誤的，其中包括起用他們。但應該說，他們也是有一幫的，特別是利用一些年輕人沒有知識，拉幫結派，有相當的基礎。
奧：是否毛主席對江青的錯誤視而不見？江青是否像慈禧一樣的人？
鄧：江青本人是打著毛主席的旗幟幹壞事的。但毛主席和江青已分居多年。江青打著毛主席的旗幟搞，毛主席干預不力，這點，毛主席是有責任的。
主席與江青有「四個合不來」
此後，陸續有些長期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人，包括秘書、衛士、醫護人員等，寫了一些回憶文章或訪談錄，披露了一些毛澤東與江青關係的真實情況。綜合這些材料可以看出，在他們婚後的前10年中，兩人的關係還是比較親密和諧的。當然也不是沒有矛盾和爭吵，但比較小，化解也比較快。1949年進北京以後，矛盾顯著增多，開始出現較深的裂痕。
毛澤東建國後一直粗茶淡飯，不講究飲食和營養，而且吃飯不定時，工作忙起來常忘掉按時進餐，而江青進京後生活日益考究，講究營養和味道，按時進餐，保持健康，這樣兩人就很少能吃到一起了。
毛澤東一直保持戰爭年代養成的夜間工作的習慣，黑白顛倒；而江青因身體不好，早睡不熬夜，也就很難住到一起了。不過一直到60年代初，他們還都是住在一套院子裏。毛澤東外出視察，都是工廠、農村和重要部門，而這個時候江青則以治療療養為名，4次去蘇聯，有時一住幾個月，回國後又不斷巡迴於各大城市如上海、杭州、廣州和著名風景區之間，因此，同行的機會也就不多了。
至於談不攏，按照江青的說法是，毛澤東「他這個人是很寡言的，話不多。有時談起來，多數都是談政治、經濟、文化、國際、國內，海闊天空」。就是說，很少談私生活和感情問題。
客觀地說，這「四個合不來」並不能完全怪江青。據衛士們觀察，“她很注意關心毛澤東，揣摩毛澤東，迎合取悅於毛澤東”，“希望能討毛澤東的歡心，希望他能與她協調一致”，“她有時心裏有想法，並不說，而是希望毛澤東能夠理解，能夠先說，如果經歷多次，毛澤東仍不有所表示，她才會按捺不住地爆發，甚至又哭又鬧”。
另外，恐怕年齡的差異和生活經歷的不同，也是重要的因素。建國時，江青年方35歲，而毛澤東已56歲，開始向老年期過渡。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毛澤東已是73歲的老人，而江青才52歲。過大年齡差異當然不是夫妻生活中絕對不能相容的，但也是不容忽視的。
政治上，毛澤東是信任江青的
至於鄧小平所說的毛澤東同江青的分居，是指自1966年9月毛澤東原住處「豐澤園」修理後兩人就分開居住，毛澤東遷往中南海游泳池住地，江青住在釣魚台。毛澤東同江青雖然已經不能同住一室，也很少同桌共餐，但政治上毛對江仍是信任的。在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問題上，毛澤東不但把江青作為依靠的重要助手，而且是委以重任和寄予厚望的。而江青則是倚仗毛澤東的信任，做了許多壞事。下邊的幾件事就是很好的說明。
第一件事，寫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據江青說，這個問題是她先向毛主席提出來的。開始的時候，主席並不同意她的意見，說她把整個歷史界都看成一片黑暗，還說「要保護幾個歷史學家」。“我說我能保留我的意見嗎？主席說：你保留意見可以。當時彭真拚命保護吳晗，主席心裏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說。因為主席允許我保留意見，我才敢於去組織這篇文章，對外保密，保密了七八個月，改了不知多少次。”
江青這段講話大體上是比較真實的，這可以從毛澤東1967年2月3日同來訪的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卡博、巴盧庫的談話中得到印證。毛澤東說：「前年11月，對一個歷史學家吳晗發表了一篇批判文章。這篇文章在北京寫不行，不能組織班子，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們搞一個班子，寫出這篇文章。……文章寫好了交給我看。說這篇文章只給你一個人看，周恩來、康生這些人也不能看。因為要給他們看，就得給劉少奇、鄧小平、彭真、陸定一這些人看，而劉、鄧這些人是反對發表這篇文章的。」
這就是說，這篇作為文化大革命導火線而在全國政治和思想戰線上引起巨大震動的大批判文章，是江青在毛澤東的默許下，打著毛的旗號先搞起來，然後再經過毛的審閱、修改、批准，再公開發表的。
第二件事，炮製《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江青要作為「文藝革命的旗手」出現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就需要有自己的所謂文藝理論，而且要有一種權威的形式出台，才能造成一種令人懾服的聲勢。可是，江青在黨和政府中並沒有什麼像樣的職務，不好出台亮相。
於是，江青去找時任國防部長的元帥林彪，以借人民解放軍的名義和聲威來產生一份表達自己觀點的文件。正是根據毛澤東的授意，江青專門到蘇州同林彪作了長談，二人一拍即合。
部隊同志整理的座談會紀要，江青看了不滿意，又專門請了並無軍職的陳伯達和張春橋等人參加，反覆修改，最後又請毛澤東審閱。據說毛澤東對這個文件很重視，親自審閱修改3次，然後才送林彪，建議用中央軍委的名義報送中共中央審批。
第三件事，關於「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和領導權。根據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決議，撤銷了以彭真為組長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這就是在1966年到1969年天下大亂年代裏威名赫赫的“中央文革”。不過其成員變動很大。到1969年召開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時候，“中央文革”成員已經只剩下組長陳伯達、顧問康生、副組長江青、張春橋和唯一的組員姚文元5個人了。
1966年8月30日，中共中央發出一個通知：「陳伯達同志因病經中央批准休息。在陳伯達同志病假期間或今後離京外出工作期間，他所擔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職務，由第一副組長江青同志代理。」本來這個小組中就是由江青說了算的，她常常自恃特殊身份而任意行事，不把組長陳伯達放在眼裏。有了這個文件之後，她有了第一副組長和代理組長的名義，更成了名正言順的“中央文革”當家人，成為指揮全國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太上皇”。不過，這也從組織上保證了“中央文革”實際上只服從毛澤東一個人領導的現實。這件事從另一方面也證明了當時毛澤東對江青還是很信任的。
還有一件更能表現毛澤東對江青信任的事，就是那封著名的1966年7月8日毛澤東致江青的信。這並非是夫妻之間的普通的私人信件，而是一封十分重要的政治文件。毛澤東曾自認為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做的兩件大事之一。但對他心目中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個什麼樣性質的運動，對象、方針、任務、目標等等重大問題，他本人從未向黨的組織、黨的最高領導機構和主要領導人作過系統而明確的說明。唯一可以較準確地體現他發動文化大革命意圖的就是這封親筆信。
信中講到「現在的任務是要在全黨全國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後還要有一次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爾後還要有多次掃除」，“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認真的演習”。講了他自己“準備跌得粉碎”也要搞文化大革命的決心，也談到他對林彪的一些看法。
這些在當時都是屬於最高一級絕密的信息了。可是毛澤東的這些戰略意圖，只告訴了自己的妻子，一個在黨和國家最高機構中並沒有任何職務，連中共中央委員也不是的江青，可見毛澤東認為江青是可以信任的，可以說知心話的人。當然這封信給周恩來、王任重看過，並告訴了林彪。從另一個角度看，也反映出毛澤東認為領導核心中可信任的人已經不多了。
綜上可見，毛澤東對江青的信任和支持，正是「四人幫」的最大政治資本，他們正是利用了這一條件得以飛黃騰達、青雲直上。
本文摘自：《燕趙老人報》2013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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