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選落幕，反對派大勝。有人認為特區政府要尊重民意，也有人認為要重提大和解。在討論大和解之前，首先要重新認識國際時局。
第一、中美爆發新冷戰。我們要注意國際大局的「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所謂範式轉移是科學哲學家湯瑪斯.庫恩(Thomas Samuel Kuhn)於1962年在他的代表作《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內提出，用以描述在科學範疇裡，一種在基本理論上根本假設的改變。這個概念後來廣泛應用以描述不同領域的根本性劇變。
科學哲學家湯瑪斯.庫恩(Thomas Samuel Kuhn)於1962年在他的代表作《科革命的結構》
在外交領域方面，自美國總統特朗普於2017年上台之後，他把美國的主要敵人，由俄羅斯和恐怖主義國家暗中轉移成中國，他首先在貿易上與中國展開大戰，但這場戰爭不止於貿易，亦延伸到各個領域。在特朗普上任之前，美國政壇對中國的態度比較中性，但在特朗普撩撥之下，無論共和黨人或民主黨人皆激烈反華，反華成為美國朝野的主要共識。因此，不要受中美貿易談判的樂觀消息所迷惑，即使中美能夠達成首階段的貿易協議，也不等於中美關係全面好轉。中美新冷戰的格局，已經形成，中美已成敵人，這是外交關係的重大範式轉移。
中國自1978年改革開放之後，走一條與美國友好的經濟發展策略，協助美國對抗蘇聯。如今中國已經成長到足以挑戰美國全球一哥的地位，美國轉而反華，這是一個大趨勢，特朗普只是以最激烈的形式把這個趨勢全面表現出來。在中美友好的時候，香港能夠遊走的空間很大，通俗一點說是「兩邊都friend」。但中美進入新冷戰格局後，香港人只能二選其一，要麼站在中國這一邊，要麼站在美國那一邊。
香港的獨派政客全面投美，發動美國制訂《香港人權和民主法案》，讓美國借香港狙擊中國。而傳統泛民好像湊高興般加入這個行動，還支持香港獨派政客發動美國之餘，也發動意大利和澳洲加入制裁香港的行列。在範式轉移之後，這種親美反中的行為，已經變成資敵的背叛國家行為。
第二、大和解要有尺度。在區選之後，有人說反對派大勝，政府應該和他們合作，或者重啟公開對話，藉此緩和氣氛。我一直在觀察網上的輿情，以特首林鄭月娥的臉書為例，無論她發布任何帖子，都會有人用「五大訴求，缺一不可」來回應。政府如果無法滿足「五大訴求」，等於袋中無銀，沒法給出甜頭，對話只是一個讓人凌辱的場合。
至於大和解，有人重提政改，甚至說可以在放棄「人大831」決定的前提下，研究香港如何實行普選。「人大831」決定重申了《基本法》規定的行政長官選舉，必需經過提名委員會提名，才可以進行普選。放棄「人大831」決定這個前提，等如行政長官普選可以不經提名委員會提名。這些天馬行空的想法，過去已很難成功，在現時中美新冷戰的局面下，更是零機會。
如果發展政制是和解的其中一個關鍵，我覺得要先講講意識形態，在香港的三大意識形態，即港獨主義、民主主義和民族主義當中，如果不能夠完全排除港獨主義，政改絕對不會成功，既得不到立法會三分二的同意，也不會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香港搞民主的合理道路是「民族民主主義」，揉合了民族主義的前提，發展民主，才有廣闊的空間。而當中有三個前提，第一是反獨立；第二是反對顛覆中央政府；第三是和平理性非暴力。若如現在暗獨派那樣，投向美國，想奪香港之權，甚至借此顛覆中央政權的話，結果只會是與中央激烈對抗，變成自我毀滅。
能夠接受上述的三個前提，堅守民族民主主義，香港的確會有和解的空間。有人說香港選民在這次的區選當中，已經作出抉擇，我卻認為選民受眾多因素影響，歷史告訴我們，選舉的結果會像鐘擺一樣，來回激蕩，是一個試錯的過程而矣。
政治精英應該明白，他們有責任帶領群眾步向光明的前途，而不是走向自毀的結局。但令人擔心的是，很多香港精英，都只求自己威水上位，不會考慮大眾死活，他們又如何能夠帶香港走出紅海呢？
盧永雄
幾年前，在北京參觀新華社歷史陳列館，看到了1949年4月22日凌晨，毛澤東親手撰寫的一則新聞，報導前線紅軍大舉渡過長江的最新戰況。看著這珍貴的歷史手稿，想到毛澤東這位中共統帥，與國民黨激戰當兒，竟然親手提筆寫新聞稿。一直聽說中共靠筆桿子和槍桿子出政權，追蹤歷史，果真如此。
新華社展示1949年4月22日，毛澤東親手撰寫的紅軍渡江新聞稿。
紅軍過江之後兩日便攻克南京，毛澤東寫了《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不朽詩作，起首的兩句「鐘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傳誦至今。在當年的社會，以詩詞傳揚意識形態，影響民眾、鼓動軍心，是最有效的工具。亦可見在戰鬥中抓住筆桿子，抓住意識型態，是何等重要。
毛澤東看著紅軍攻佔南京的新聞，作出《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的不朽詩作。
昨天講到香港政壇有三種意識形態：民主主義、港獨主義和民族主義。在這場運動，民主主義者和港獨分子合流，變成了暗獨民主主義者。特區政府理應起而反對，但她沒有採取行動，被對方牽著鼻子走，這是最大的路線錯誤。原因可能有兩個，第一是不覺得對方有大台，不知道是一場戰爭，第二是不覺得自己一方的意識型態可以取勝。恐怕是兩種心態都有。
聞說在區選之後，反對派贏了八成多的議席，特區政府曾經一度想祝賀當選的議員，最後在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反對下作罷。當選人中有一批人還有參與暴動的案件在身，若政府化身成一個中立的球證，當然可以開心祝賀，若然看作是抗暴戰爭的一部份，又有何值得慶祝之有？由此事可見，特區政府根本沒有一種戰時心態，沒有察覺「範式轉移」，不相信對方有幕後大台，才會如此被動。1997年亞洲金融暴之初，特區政府也是如此，根本不認同風暴對香港有衝擊，但到1998年才突然醒覺，全面作戰，最後入市平亂。
香港這場大戲，幕後有台灣和美國的影子，關鍵在於美國。美國壓制中國的野心已很明顯。美國國會先通過香港法案，兩日前再通過新疆法案，同時又推動北約軍事同盟，提出遠在大洋彼岸的中國是北約的新威脅的立場。在這場中美的鬥爭當中，暗獨民主主義者投向美國，要求美國制裁香港甚至中國。這種叛逆行為，較在港發動暴動更加嚴重，對之理應割蓆反對，不應龜縮不語。怕只怕政府潛意識是擔憂對手聲勢浩大，民主主義的大旗優越高尚，若不讓步投降，怕自己會一敗塗地。這種想法，只是一個局限於香港的「小島思維」，既沒有歷史觀測，也缺乏國際視野，沒有審視現代意識形態的強弱變化。
第一， 要看清民族主義之強。在遊行時有人打出前英國殖民地旗號，睇落相當荒謬可笑。若對英國非殖民化歷史有興趣，不妨看看英國著名記者拉平（Brian Lapping）所著的《帝國斜陽》（End of Empire），專門記述了1947-1980年間，大英帝國從殖民地撤退時的各種部署。簡言之，英國統治殖民地的時候，不會讓當地發展民主，以免當地人民挑戰殖民政府，但臨近撤退時，就全速推動民主選舉，並扶植的親英勢力，和當地的民族主義者鬥爭，希望親英分子能保護帝國撤離後的利益，但結果往往是民族主義者取勝，比較典型的例子是印度的甘地和尼赫魯以及新加坡李光耀。民族主義者立足於民族立場，抵抗西方強國的壓逼，較容易贏得人民的支持。
現今中國的經濟體已達到美國的六成，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足以與美國抗衡，舉起民族主義旗幟，一點也不失禮。特朗普已經示範了給大家看，你膽敢說謊四次，便開始有人相信，而香港的政府和建制派卻不信/不敢宣揚民族主義，便被人踩在腳底，變成人家高尚，建制卑下。
第二，要看清民主主義之弱。在30年前，在東歐鐵幕解體之時，民主主義的確是全球最強的意識形態。但發展到今天，西方民主的問題充分暴露，特別是特朗普上台之後，美國採取本國優先主義，所有外交政策都以美國利益為先，根本完全漠視民主的真義。現時是民主主義的第三波退潮，投靠美國、宣揚民主主義，正是最弱勢的時候。
由特區政府以至建制派政客，不懂得意識形態，對手夠膽講多兩句，便會相信了對手的一套，按著對手的遊戲規則去打轉，結果永遠找不到出路。若特區政府要重新上路，要從端正意識型態定位開始。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