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和劉少奇
劉少奇與妻子、女兒的合影
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劉少奇是唯一代理過中共中央主席的人。在革命戰爭年代和新中國成立初期，在毛澤東外出期間，他曾三次代理中央主席，顯示出卓越的領導才能，深得黨中央和毛澤東的讚許。
重慶談判期間，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在進駐東北問題上立下大功
報，正式向黨內宣佈:“中央決定毛、周赴渝談判。
在毛離延期間，劉少奇同志代理主席職務。”此後直到1946年春，劉少奇一直在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
毛澤東離開延安後，中共中央領導工作的重任落到劉少奇肩上。他既要宏觀指導全國各地中國共產黨開展的各項工作，又要配合好毛澤東在重慶的談判鬥爭，還要指揮東北、華北、華中、華南等地區軍隊協調行動，爭取有利的戰略態勢，可謂日理萬機。這是劉少奇一生中最繁忙的時期之 一，他按照毛澤東的意圖，謹慎細心地處理著諸方面的事務。
毛澤東赴重慶談判前，初步決定中共在廣東、河南、江南、江北分批實行讓步，在隴海路以北則採取爭取優勢的方針。而對在東北如何工作，還沒有來得及形成適合當時情況的戰略發展方針。從8月28日上午送別毛澤東後，劉少奇就密切關注著東北的形勢，要求晉察冀和山東分局準備派往東北的幹部和部隊立即出發，儘快控制東北的廣大鄉村和中小城市。之後，他不斷督促山東和晉察冀、華中等方面迅速派部隊向東北進軍。
在重慶談判的同時，蔣介石秘密發佈抗戰前編印的《剿匪手冊》，調運37個軍共73個師將我解放區分割包圍，企圖奪取華北，打開通往東北的道路。美國的軍艦、飛機也向天津、青島、北平、秦皇島等地加緊運送國民黨軍隊。為了與在東北的蘇聯紅軍搞好關係，蔣介石還派蔣經國擔任與蘇聯談判的特派員，試圖在蘇軍撤出後迅速佔領東北。
這時東北的局勢發展也讓蔣介石直冒冷汗，中共冀熱遼軍分區曾克林的部隊以「東北人民自治軍」的名義開展工作。9月16日，瀋陽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曾克林擔任衛戍區司令。按照8月14日簽署的中蘇條約，“在（蘇聯）紅軍退出滿洲之前，蔣軍及八路軍均不得進入滿洲”，蘇軍表面上要求八路軍已經到達瀋陽、承德、長春、大連的部隊退出這些地區，等蘇軍撤退後，由中國自行解決國共兩黨的軍隊如何佔領東北的問題，私下裏斯大林則派特使米高揚專程到瀋陽，告訴曾克林，“蘇軍願意在桌子底下給予中共幫助”。斯大林不希望讓美英支持的蔣介石獨佔東北而對蘇聯構成威脅，希望中共能在東北與蔣介石分庭抗禮。
9月14日，曾克林乘坐蘇聯飛機趕赴延安，直接向黨中央彙報進駐東北的詳細情況。
劉少奇敏銳地感覺到，目前我黨的任務就是要迅速地、堅決地爭取東北，認為調整中共戰略發展方針成為必要。他立即於當天下午召開政治局會議，「決定迅速地、堅決地爭取東北，在東北發展我黨強大力量」。劉少奇指出:“東北是戰略要地，東北北靠蘇聯，東接朝鮮，西面是我們自己的抗日根據地冀熱遼地區。這裏有山區，有平原，進便於攻，退便於守，可以作為我國革命的重要戰略基地。”劉少奇打著有力的手勢對曾克林說:“這是千載一時之機。我們的部隊先進去了，就站住了腳，就可以控制東北，我們掌握了東北，就可以加速中國革命的進程。”
應該說，劉少奇對東北重要地位的論斷是非常正確的。從政治上看，東北為我黨所控制，就可以在那裏放手發動群眾，建立革命根據地，使它與冀熱遼和整個華北解放區連成一片，使我有一個鞏固的戰略後方，粉碎敵人對我南北夾擊的陰謀，擺脫長期被四面包圍的局面。從經濟上看，東北地區工業發達，是我國重工業基地，幅員遼闊，物產豐富，是當時全國餘糧最多的地區，它有雄厚的人力、物力、財力資源，能給解放戰爭提供雄厚的物質基礎。從軍事上看，東北是蔣介石統治最薄弱的環節，日本投降時，國民黨在東北沒有什麼基礎，無一兵一卒，其黨和特務組織也很薄弱。此時，國民黨的主力部隊遠在西南、西北，而且中間又隔著我解放區。而我黨則和東北人民有著密切聯繫，黨領導的抗日軍隊在東北人民群眾中有著良好的基礎，冀熱遼解放區與東北相連，膠東解放區與遼東半島隔海相望，可以從海上運兵。正是因為這樣，劉少奇又指出:「中央根據當前局勢和東北的情況，確定我黨我軍要力爭控制東北，以便依靠它支持和加強全國各解放區及國民黨統治地區的人民鬥爭，以爭取國內和平、民主以及同國民黨談判的有利地位。」
報，向在重慶的毛澤東和周恩來正式提出:「我們全國戰略必須確定向北推進、向南防禦的方針。」毛澤東馬上複電表示同意，並在9月17日回電，建議“全國戰略必須確定向北推進、向南防禦的方針，否則我之主力分散，地區太大，處處陷於被動”。
根據毛澤東的建議，9月19日，劉少奇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根據會議決定，劉少奇為黨中央起草了《關於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戰略方針部署的指示》的黨內指示，提出「全國戰略方針是向北發展，向南防禦」。所謂“向北發展”，是指“控制東北及熱、察兩省”，建立發展東北根據地；所謂“向南防禦”是指收縮戰線，撤出南方八個解放區。向南防禦，是為了向北發展。正如劉少奇指出的:“只要我能控制東北及熱、察兩省，並有全國各解放區及全國人民配合鬥爭，即能保障中國人民的勝利。”
為了實施這一戰略決策，劉少奇代表黨中央提出:晉察冀（除冀東外）和綏遠兩區以現有力量對付傅作義、馬占山、胡宗南向我之進攻，對進攻之敵給予堅決打擊，完全保障察哈爾全省、綏遠大部、山西北部，使之成為以張家口為中心的基本戰略根據地之一；山東主力及大部分幹部迅速向冀東及東北出動，調山東3萬兵力到冀東，調山東3萬兵力進入東北；調華東8萬兵力到山東和冀東，浙東我軍即向蘇南撤退，蘇南、皖南主力，即撤返江北；成立冀熱遼軍區，以李富春為書記，林彪為司令員，山東分局改為華東局，華中局改為分局，受華東局指揮。
10月11日，毛澤東自重慶回到延安。
由於過度勞累，他的健康狀況不佳，於11月中旬休養治療，劉少奇於是繼續主持中央工作。
報，回答了這個問題。他強調放棄大城市，以主要力量建立農村根據地。他在11月20日的電報中指出:「退出大城市後」，“應迅速在東滿、北滿、西滿建立鞏固的基礎”，“業已建立秩序的地方，要發動群眾控訴漢奸及開展減租運動”。“只要我能爭取到廣大農村及許多中小城市，緊靠著人民，我們就能取得勝利。”劉少奇在11月22日給重慶周恩來的電報中，將11月20日電報的內容概括為“讓開大路，佔領兩廂”八個字。
東北局，指出:「必須放棄爭取東北大城市的任何企圖」，“把屁股坐在東滿、北滿、西滿等可靠地區，去建立根據地。”劉少奇還針對林彪在我軍撤出大城市後眼睛還死盯著大城市的錯誤，指出:“我對你們的部署總有些不放心，覺得是有危險性的。你們主力部署在瀋陽、長春、哈爾濱三大城市周圍及南滿，似乎仍有奪取三大城市的態勢，而在東滿、北滿、西滿的許多戰略要地（如通化、延吉、密山、佳木斯、嫩江、洮南等），並無堅強部隊和有工作能力的黨的領導機關去建立可靠的根據地。你們屁股坐在大城市附近，背靠有很多土匪的鄉村，如果頑軍一旦控制大城市，你們在城市附近不能立足時，主力以至全局就不得不陷於被動。”
報中，又強調要樹立長期鬥爭的思想，要建立鞏固的根據地，經過長期艱苦鬥爭，去改變敵強我弱的形勢。他指出:「你們不要在自己立足未穩之前，去企圖建立在東北的優勢。你們今天的中心任務，是建立可靠的根據地，站穩腳跟。然後依情況的允許去逐漸爭取在東北的優勢。」劉少奇關於東北形勢的科學分析和只要經過長期艱苦努力，就有勝利前途的科學預見，極大地鼓舞了東北軍民堅持鬥爭的決心和勝利的信心。
歷史證明，劉少奇不愧為一代卓越的政治家和軍事家，他善於在紛繁複雜的現象中透析萬物的本質，把握局勢的發展方向。他在代理中共中央主席期間，在歷史的轉折點上，不失時機地指揮了全黨的軍事鬥爭，為加快全中國的解放進程作出了重大貢獻。
毛澤東赴蘇訪問期間，劉少奇第二次代理中共中央主席
1949年11月25日，中央決定派毛澤東於12月初訪問蘇聯。
在毛澤東訪蘇期間，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職務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職務由劉少奇代理。12月6日，毛澤東離開北京前往蘇聯訪問。至1950年3月4日，毛澤東從蘇聯回國，劉少奇才結束了第二次代理主席職務的經歷。
毛澤東訪蘇期間，劉少奇一方面同毛澤東保持密切聯繫，重大問題及時向毛澤東請示；另一方面，他緊緊依靠中央領導集體，密切協調中央及各中央局、各省市之間的聯繫。他夙興夜寐，忘我工作，發現問題，及時溝通，對各方面的工作給予及時指導。在全黨的一致努力下，保證了新生政權的穩定和全國各項工作的有序進行。
林彪，指示陳賡所部在兩廣戰役結束，休息10天至半個月後，即進軍雲南。第二天，原國民黨雲南省政府主席盧漢在雲南宣佈起義。12月15日，劉少奇批准成立雲南臨時軍政委員會，並強調:解決一切問題均應和盧漢商量辦理，凡是盧漢不願意辦的事，均不要急於辦，以免引起混亂。
四川解放後，劉少奇即考慮進軍西藏的問題。他針對當時拉薩上層正在進行的「西藏獨立」活動，於1950年1月中旬指示外交部準備關於西藏問題的談話。經請示毛澤東同意後，該談話於1月21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在毛澤東的指導和劉少奇的具體指揮下，全國解放戰爭順利進行。到1950年上半年，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基本結束。
按照中央領導的分工，劉少奇負責主持土改工作。新中國成立後，財政經濟各方面都需要一段時間才能得到根本的好轉。而一切都離不開土改成功這個必備條件。毛澤東、劉少奇等人充分認識到繼續進行土改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為了繼續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並為此充分交換意見。劉少奇吸取蘇聯方面的土改經驗，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根據不同地區的具體情況，擬定了建國后土地改革的一系列方針、政策。在毛澤東訪問蘇聯期間，劉少奇就新解放區的土地改革問題同他進行電報往來，交換意見。並且，劉少奇對新解放區土地改革的督促工作得到了毛澤東的有力支持。
指示，提出了對新解放區土地改革的部署:“江蘇、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廣東、廣西、陝西、甘肅十一省應該準備在1950年秋後分配土地。
在寧夏、青海兩省完全漢人居住的地區亦須準備秋收後進行土地改革，在少數民族居住的地區及漢人與少數民族雜居地區則不進行。在貴州、雲南、四川、西康則在1950年還不能進行土地改革，1951年秋後來進行。”另外，劉少奇還明確指出:「必須規定並宣佈在沒有進行土地改革以前的土地關係。即是說:在土地改革以前地主及舊式富農的土地，仍歸地主及舊式富農所有，農民租種他們的土地在二五減租後仍應交租給他們，他們在依法實行二五減租後向農民收租仍是合法的。這種關係，在土地改革以前，即在上述十三省在今年冬季以前、在西南各省在1951年冬季以前確定地不變更，對生產是有好處的。」1月29日，劉少奇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徵收公糧問題的指示，批評了某些地區對地主征糧過重的缺點，指出:“對地主征糧應比農民重一些，但不能將地主之租谷全部征完。必須留一部分給地主，如此，推遲土改時間，才有理由，才可能推遲下去，否則，地主暫時保留土地，我們推遲土改時間，毫無實際意義。”
報，肯定了他的工作。在劉少奇和黨中央的領導下，全國土改工作有序展開，各地紛紛掀起減租減息、肅清土匪、打擊惡霸地主、建立農會、改造基層政權的運動，鎮壓反革命的運動也同時進行，對農村中的反革命勢力給予了毀滅性的打擊，有力地保障了土地改革的順利進行。
1953年至1954年:毛澤東請假休息，劉少奇第三次代理中央主席
1953年12月下旬，毛澤東因病到杭州休養，並主持起草憲法。
行前，他在12月24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議:在他休養期間，由劉少奇臨時主持中央工作。這也是黨中央自「七大」以來形成的慣例，每逢毛澤東因事不在中央時，中央的工作都由劉少奇主持。
在會上，劉少奇提出，這一次不要代理了，還是由書記處的同志輪流負責好了。中央書記處的其他成員則都表示贊成毛澤東的提議。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最後決定:「主席請假休息一個時期，在休息期間，由劉少奇同志代理。」從1953年12月24日到1954年3月17日毛澤東從杭州回到北京前，劉少奇一直主持中央工作。在此期間，劉少奇最主要的工作是主持召開了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以及糾正過渡時期總路線宣傳教育中的一些“左”傾偏向。
此前，高崗曾借毛澤東休假的機會，暗中活動，希望主持中央工作。為找到「同盟者」，高崗還在高級領導幹部中四處活動，搞串聯，在全國財經工作會議上拉攏陶鑄未成，又試圖拉攏陳雲、鄧小平、林彪等人。陳雲、鄧小平感到事情的嚴重性，就立刻向毛澤東做了彙報。儘管毛澤東在某些問題上批評過劉少奇，但他對劉少奇的信任卻沒有動搖過。他聽到高崗所說的劉少奇搞宗派、劃“圈圈”後，曾經對人說:少奇同志是大公無私的，是正派的，他絕不是那種搞宗派的人。在這種形勢下，毛澤東在1953年12月24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揭了高饒的蓋子，稱之為“一股地下水”。毛澤東提議:由中央作一個關於增強團結的決定。
報中，彙報了中央工作情況，並派人將決議草案送到杭州，請毛澤東審閱修改。
發給我一看”。
毛澤東的另一封信是寫給劉少奇個人的。
他在信中說:「如各同志同意開全會，於你的報告稿宣讀完畢後，似宜接著宣讀你已有準備的自我批評稿，兩稿各有一小時左右即夠。自我批評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內容宜適當，不可承認並非錯誤者為錯誤。如可能，請一併電告我一閱。」2月6日，七屆四中全會開幕，劉少奇主持了這次會議，並受毛澤東的委託，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大會做工作報告。
2月10日，劉少奇又帶頭向全會做了自我批評:「多年來，我在中央工作，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領導之下，我是執行了中央的正確路線和儘力去完成中央託付給我的工作的。但是，我在過去一個時期的工作中表現了一些缺點並犯了一些錯誤，我想利用中央全會這個機會，來加以檢討，並對某些問題略加說明。」
在自我批評中，劉少奇除對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已經談過的關於生產合作互助組、「半工人階級」的提法、如何對待富農黨員等問題又做了一次檢討和情況說明外，還對建國初期負責全國總工會的工作、解放戰爭後期土地改革工作中一些“左”的做法、1943年延安審干期間發生的一些問題、1946年關於“和平民主新階段”的提法以及1949年天津視察時的一些講話也做了檢討和說明。在自我批評的最後，劉少奇深刻剖析了自己缺點和所犯錯誤的教訓，總結出至今仍頗有教益的一段話。他說:“從我發生的缺點和錯誤來看，最基本的教訓，就是我們在工作中必須隨時注意集思廣益，認真考慮別人的意見，認真發展批評和自我批評，而越是負有重大責任的，就更應該是這樣。我們黨的一切領導機關，從中央到支部，都必須認真依靠和健全集體領導的制度，使我們的領導工作真正成為集體智慧的領導，從而爭取領導的經常正確性，並從而加強我們全黨的團結。”他真誠地表示:“我願意更多地和更好地學習，向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著作學習，向毛澤東同志學習，向同志們學習，以求不斷地改善黨所付託給我的工作。”
在劉少奇的帶頭自我批評後，接著發言的40餘人都作了不同程度的自我批評。
經過這次會議，黨的高級幹部得到了一次深刻的馬克思主義的教育，對維護黨的團結的重要性有了比較深刻的認識。經毛澤東認真修改過的《決議》中有這樣一段話:「黨的團結的利益高於一切，因此應當把維護和鞏固黨的團結作為指導自己言論和行動的標準，即有利於黨的團結的話就說，不利於黨的團結的話就不說，有利於黨的團結的事就做，不利於黨的團結的事就不做」，這也成為全黨一致的思想準則。
1954年3月21日至31日，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最後一致通過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決定將他們開除黨籍，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從此，劉少奇在黨內的地位得到了鞏固，並在1954年9月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擔任了第一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在三次代理中共中央主席之後，劉少奇開始參與主持中央一線工作
1953年下半年，毛澤東提出中央領導層分一線二線的設想。
1954年4月，在第一屆全國人大上，毛澤東當選為國家主席。此後不久，毛澤東就在不同場合多次提出，不再擔任下一屆國家主席職務。作為國家元首，不可避免地要經常參加國事活動，出席各種外交禮儀。這一切，使毛澤東深感苦惱。他希望擺脫這些雜事的干擾，多讀一些書，多思考一些國內國際上的重大問題。
在1956年的「八大」召開之前，毛澤東曾向中共中央提出過他辭去中共中央主席和國家主席的問題。1956年在北戴河召開的一次有幾十人參加的中央高層會議上，大家對這個問題進行過討論。討論的結果是:對毛澤東提出辭去國家主席的要求，“大家認為可行”。對毛澤東辭去黨中央主席的要求，“也認為將來適當時機可行，只是暫時還不可行” 。「八大」之後，劉少奇、鄧小平實際上開始主持中央一線工作。當時中央的基本領導格局是:政治局會議主要由劉少奇主持，書記處會議主要由鄧小平主持，國務院則由周恩來主持。
1957年4月30日，第十二次最高國務會議在北京召開。毛澤東在會上又說他不准備擔任下一屆國家主席的問題，並委託與會人員在各自的範圍內透露這個消息，吹點「小風」。參加會議的陳叔通和黃炎培連夜給劉少奇和周恩來寫了一封信。在信中，陳叔通和黃炎培真摯而懇切地提出:從我們國家的現實著想，最高領導人還是不動為好。
5月5日，毛澤東仔細閱讀了陳、黃的來信，並提筆在信中作了多處批註。此外，毛澤東在信的末尾又寫了一段很長的批語，除贊同信中修改憲法的建議外，又再次申明了他不擔任下屆國家主席的理由。當天，毛澤東將寫了批語的陳、黃來信轉給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彭真等人閱看，並在寫給他們的指示中提出:「請少奇同志召集一次有100人左右參加的政治局會議，展開討論一次，取得同意。」
遵照毛澤東的指示，1957年5月8日，劉少奇主持召開在京政治局委員會議，專門討論了陳、黃來信和毛澤東的批語，會議在毛澤東不做下屆國家主席候選人的問題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見。
1958年12月10日，在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上，中共中央正式作出了《同意毛澤東同志提出的關於他不作下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候選人的建議的決定》。
毛澤東不幹國家主席，誰來接替合適呢？經過初步醞釀，國家主席人選集中到朱德和劉少奇兩個人的身上。按照慣例，毛澤東不連任，由上屆國家副主席朱德繼任是順理成章的事。1958年12月29日，朱德給中央書記處總書記鄧小平寫了一封信，提議由少奇同志作為國家主席候選人。4月5日，鄧小平在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代表政治局做了關於國家機構人事配備方案的報告。報告指出:以劉少奇同志擔任這個職務，比較更為適當些。因為國家主席不單是一個很高的榮譽職務，而且有一些相當具體麻煩的事要做。例如出國、會談、接待等等。所以，以劉少奇同志的能力和資望，以他現在在黨內所負的責任，出而兼任國家主席職務，是比較好的。
在緊接著召開的第十六次最高國務會議上，毛澤東又親自向參加會議的黨外民主人士解釋了國家主席人選方案。他說:「朱德同志是很有威望的，劉少奇同志也是很有威望的，為什麼是這個，而不是那個？因為我們共產黨內主持工作的，我算一個，但我是不管日常事務的，有時候管一點，有時候不管。經常管的是誰呢？是少奇同志。我一離開北京，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從延安開始就是如此。現在到北京又已經l0年了。以他擔任國家主席比較適合。同時朱德同志極力推薦少奇同志。」
對劉少奇三次代理自己主持中央工作的表現，毛澤東非常滿意，特別是對他出色的全面駕馭和獨當一面的工作能力更是讚賞有加。所以，毛澤東這次在向黨外人士解釋國家主席候選人人選的談話中，專門提到在中共黨內「代理主持工作」一事，並把這件事作為劉少奇“比較適合”擔任國家主席的主要理由，要大家對劉少奇放心。
1959年4月27日，在第二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上，劉少奇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同時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主席，成為繼毛澤東之後的中國第二任國家元首。
在劉少奇擔任國家主席之後，國家事務方面第一線的領導工作，主要由劉少奇主持和負責，中央最高領導層一線二線的分工又朝前邁進了一步。但是，毛澤東仍然沒有完全退出中共中央第一線的領導工作。在此之後至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前，中共中央關於國際國內的許多重要事務的決策，仍然是在毛澤東的主持下做出的。
在1962年1月至2月7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擴大的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實際上開始全面主持中央的黨政領導工作。自此以後直至“文化大革命”發生，毛澤東基本上退出了中共中央第一線的領導工作。在會議閉幕的第二天，1962年2月8日晚，毛澤東即坐專列離開北京到外地去了。此後，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主要在劉少奇的主持下進行，他曾戲稱自己是“非常時期大總統”。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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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國鋒與毛澤東（資料圖）
1976年10月6日，華國鋒、葉劍英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採取了粉碎「四人幫」的行動，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具有轉折意義的重大事件而載入史冊。
毛澤東逝世後，華國鋒、葉劍英等開始醞釀解決「四人幫」問題
報，通報從9月2日以來，毛澤東心臟病複發，病情嚴重。9月8日下午，毛澤東的血壓開始下降，之後完全無法說話。入夜，中央政治局成員分批去向毛澤東告別。
視裏播出了人們悲痛欲絕哭泣的畫面。
9月18日，首都各界群眾百萬人在天安門廣場以最隆重的儀式舉行「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毛澤東主席追悼大會」。華國鋒在大會上致悼詞。
早在7月下旬，紀登奎、姚文元就已經代表中央政治局讓中央辦公廳的李鑫、周啟才起草了毛澤東的訃告和悼詞文稿。當時凡提到「毛澤東主席」的地方，全都用“△△△△△”代替。9月16日，討論悼詞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召開前夕，汪東興突然對周啟才說：“有一條補充意見，就是在悼詞文稿的適當地方加上毛主席講的‘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這條重要指示。我認為加上毛主席這條指示，很有必要。”所謂“三要三不要”，是1975年5月3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的，緊接著就說：“不要搞‘四人幫’，你們不要搞了，為什麼照樣搞呀！”華國鋒聽了彙報，表示同意。葉劍英、李先念也表示贊成。「四人幫」都不做聲。沒有出席會議的汪東興聽周啟才彙報後說：這幾個人骨子裡是反對悼詞里加上毛主席“三要三不要”指示的，因為主席就是批評他們、針對他們講的。
追悼大會召開前10分鐘，還發生了一個小插曲。華國鋒讓周啟才再講一下向毛主席遺像三鞠躬的程序：大家向後轉、面向毛主席遺像三鞠躬。張春橋突然說：「那怎麼行！轉過去，屁股對著廣大群眾，不行！」「四人幫」其他人也跟著說：“是啊，屁股不能對著廣大群眾啊！”葉劍英、李先念、吳德、許世友等都說，上次政治局會議上已經定了，就按定好的程序辦。「四人幫」沒再吭聲。周啟才把這一情況報告給華國鋒，華氣憤地說：“這是他們故意搗亂！”這當然是搗亂。屁股不對著廣大群眾，就要對著毛主席像，別無選擇。
在北京舉行追悼大會的同時，在全國城鄉、廠礦，在行進的列車、輪船和軍艦上，汽笛長鳴，人們就地肅立默哀。中國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不僅是因為失去了像父親一樣主宰著他們命運的毛澤東，更因為中國將向何處去的沉重隱憂，壓在每個人的心頭。
在歷史的關鍵時刻，華國鋒、葉劍英開始醞釀解決「四人幫」問題。
范碩在《葉劍英在非常時期（1966-1976）》一書中說：在毛澤東逝世後參與治喪後事中，葉劍英發現華國鋒正為「四人幫」問題困擾苦惱著，便勸華國鋒“站出來，和他們斗”。華沒有表態，繼續在思考。葉劍英懇切地說：“請你放心，我支持你，老同志支持你。只要你站出來，大家都會支持你的！”葉還勸華國鋒多到老同志那裏走走，並告訴他找誰先打個招呼。聽了這些話，華國鋒情緒高漲起來，表示只要有老同志撐腰，有軍隊撐腰，就好辦。他最後說：“不過，事情很複雜，究竟怎麼辦，讓我再考慮考慮。”華國鋒表明了態度，葉劍英心裏的一塊石頭落了地。
華國鋒曾回憶說：9月10日（應為11日）下午，我首先找李先念來家中密談，指出「四人幫」正在猖狂活動，他們陰謀篡黨奪權的野心已急不可待，特請李先念親赴西山找葉帥交流看法、溝通思想。
李先念的秘書、《李先念傳》作者之一程振聲的文章印證了華國鋒本人的說法：9月11日，華國鋒以到醫院檢查身體為由，突然來西黃城根9號李先念臨時住處，向李表示，解決「四人幫」的時候到了。李問：你下決心了嗎？華答：下了，現在不能再等待了。問題是什麼時候解決好，採用什麼方式好，請你考慮。如果你同意，請你代表我去見葉帥，徵求他的意見，採取什麼方式、什麼時間解決「四人幫」問題。李先念懷著驚喜的心情接受了華國鋒交辦的任務。兩人談話不到10分鐘。
以上說明，華國鋒是發動這場鬥爭的首倡者，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在毛澤東逝世後的第二天，華國鋒就已經在考慮這場鬥爭，並考慮到了解決的時間和方式，態度積極而堅決。事實上，只有華才有提出解決這個問題的資格。因為他是毛澤東指定的接班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總理，是毛澤東逝世前後中央政治局會議的主持人和最後決策人。
葉劍英同樣起了決定性作用：以他在黨和國家及軍隊中的長期威望和廣泛人脈，產生巨大威懾力，保證了粉碎「四人幫」行動的順利進行及黨和國家、軍隊的穩定，所以時稱“紅花（華）綠葉”。粉碎「四人幫」前後，葉劍英與陳雲、聶榮臻、徐向前、王震、譚震林、鄧穎超、康克清、烏蘭夫等人保持著密切聯繫，溝通情況，交換看法。葉劍英還向軍隊將領李德生、粟裕、宋時輪、楊成武、蕭華、梁必業、張廷發、吳富善、蕭勁光、蘇振華、傅崇碧、吳忠、吳烈等人打了若明若暗的招呼。
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李先念、吳德構成了中央政治局粉碎「四人幫」行動的集體領導核心
除了華國鋒、葉劍英之外，中央政治局絕大多數成員參與和預知了粉碎「四人幫」的行動。這裏按時間先後來排序參與決策者。
第一個是李先念。還在毛澤東逝世前後，李提出要去外地養病。華國鋒對他說，現在的情況和問題很複雜，希望不要離開北京。9月11日，華向李交底。13日，李先念借去香山植物園的名義在未見異常情況下，突然轉往西山，到葉劍英處傳達華國鋒的委託。華國鋒後來回憶說：當時葉、李兩人由於有一段時間沒交談了，互不摸底，相見時先是寒暄問好，又到院中走走，經過一段交談之後，才轉入正題，正式交換了對當前時局和「四人幫」的看法。李向葉轉達了華的意見和華派他來的意思，兩人都表明了態度，但並未深談。
第二個是汪東興。據吳德回憶，華國鋒「在11日找了汪東興同志商量此事，汪東興的態度很明確，表示了堅決支持華國鋒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意見」。汪東興長期在毛澤東身邊，是毛去世前能夠隨時見到毛的不多的幾個人之一，又時任中央警衛團團長、中央辦公廳主任，是個不可或缺的關鍵人物。
第三個是吳德。9月16日，華國鋒召集李先念、吳德、陳錫聯、紀登奎、陳永貴等人在國務院會議廳開會。其間，華國鋒問：「毛主席提出的‘四人幫’的問題，怎麼解決？」吳德認為，當時華國鋒是想了解他們的態度，準備做粉碎「四人幫」的工作。但是，因為互相不摸底，開會沒有深談。華國鋒決定搞“個別串聯”。
影放映完後，華國鋒留下李先念和吳德，商量解決「四人幫」問題的實施方案。吳德表示堅決支持華國鋒的決心，此後並與華、葉進行了多次具體商議。此外，吳德在粉碎「四人幫」的具體部署中，還起到了控制北京衛戍區部隊採取行動和防禦北京外圍的重要作用。
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李先念、吳德五人構成了中央政治局粉碎「四人幫」行動的集體領導核心。其他多數中央政治局委員對這一行動，也有間接的支持和與聞。
陳錫聯是中央政治局委員，是當時中央軍委實際負責人，軍隊的調動必須由他下達命令。據吳德回憶，華國鋒曾經對他講，毛澤東逝世後，華曾先後四次與陳錫聯商談解決「四人幫」問題，說陳是比較好的同志，他支持解決「四人幫」問題。
紀登奎是中央政治局委員，當時負責中央組織工作。他在逮捕「四人幫」後的第二天，代表中央部署了派遲浩田控制《人民日報》、楊貴控制公安部的行動。
話；晚上一接到去玉泉山開會的電話通知，立即要車出發。
蘇振華是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華國鋒對吳德說，他也與蘇振華談過解決「四人幫」的問題。葉劍英也通過自己的渠道向蘇振華打了招呼。蘇振華在解決「四人幫」餘黨、平息上海局勢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倪志福也是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0月2日，吳德向他打了招呼，「明確告訴他，中央要解決‘四人幫’的問題，對他們隔離審查」。倪志福和蘇振華一起，在解決「四人幫」餘黨、平息上海局勢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紡織女工出身的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吳桂賢，沒有預知行動。
通過以上分析，在京的中共十屆中央政治局委員13人中，除了「四人幫」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4人，再除了已經沒有思維能力的劉伯承。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吳德、陳錫聯、紀登奎、陳永貴等8人，全部領導、參與、支持或者不同程度地預知了這一行動，佔整個政治局在京成員的三分之二。沒有投票權的在京政治局候補委員3人中，除吳桂賢外，蘇振華、倪志福兩人也預先知道。
所以，1977年3月22日，葉劍英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說明這一行動時說：「政治局全體同志除了‘四人幫’之外，同‘四人幫’作鬥爭，思想是統一的，認識是一致的，決心是大家下的。……但是，要做起來，人不能過多，越少越好。」準確地說明了當時的狀況。
在中央政治局之外，還有幾個人物對這一行動起到了比較重要的作用。
陳雲當時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雖然黨內職務僅是一名中央委員，並無實權，但卻是在世中共元老中資格最老的——中共八大即當選中央副主席，因此他的意見具有很大影響。姚依林晚年回憶說，毛澤東逝世後，他到陳雲家去送一份關於江青是叛徒的材料。陳雲在家裏琢磨：在即將召開的十屆三中全會上，有無可能利用合法鬥爭打倒「四人幫」？他把中央委員名單反覆研究，算來算去感到「四人幫」力量還是雄厚的；何況毛澤東剛去世，“黨內因循守舊、封建傳統思想仍成風氣，恐對局勢敢怒不敢言者大有人在。三中全會上以合法鬥爭打倒‘四人幫’是無把握的事”。
陳雲自己回憶說：同葉帥談過一次解決「四人幫」問題，時間在1976年10月2日以後的一個晚上。葉帥派他的侄子葉選基到北長街我家裏來找我，然後由他帶領到北京西山葉帥住地談的。到葉帥住地，葉帥同鄧大姐正在一間屋子裡談話。鄧大姐走後，我進去，葉帥給我看了一份材料。這份材料是謝靜宜記錄的一份政治局會議的情況，內有毛主席的講話，講話裏面有“幫派”這樣的字眼，詳細內容記不清楚了。看了材料之後葉帥問我，把他們幾個人抓起來，你看怎麼樣？我說，贊成。這場鬥爭是不可避免的。我問葉帥，這件事是不是告訴聶帥、徐帥？葉帥說，我就要去告訴他們。
據陳雲的兒子陳元回憶，見面後，「葉帥又跟他（指陳雲）討論了關於粉碎‘四人幫’如何處置的問題，是採用黨內鬥爭的方式，還是採用特別非常手段處置問題……兩個人很深入地交換了意見」。10月3日，谷牧去看望陳雲，陳對他意味深長地說，“控制二擀子（谷牧理解是不要輕舉妄動、等待高層的行動）”、“守住陣地”、“等待時機，要有事件”。
在與「四人幫」鬥爭中，所謂「按既定方針辦」是一個焦點問題
1976年4月30日，毛澤東會見紐西蘭總理馬爾登後，華國鋒留下向他彙報近期工作。毛澤東在紙上寫下三句話：「慢慢來，不要招（著）急。」“照過去方針辦。”“你辦事，我放心。”華國鋒在隨後的政治局會議上，只傳達了前兩句，後一句沒有講。華國鋒傳達這兩句話時，江青、王洪文都作了記錄，沒有提出異議。
然而，毛澤東逝世後的9月16日，經姚文元修改審定，發表了一篇題為《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的「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誌）聯合社論，用黑體字推出了一個“毛主席囑咐”——“按既定方針辦。”社論寫道：
毛主席囑咐我們：「按既定方針辦」。……按既定方針辦，就是按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各項政策辦。……當前，要把毛主席親自發動的批判鄧小平、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繼續深入地開展下去，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進一步鞏固無產階級專政。
社論發表以後，江青給張春橋打電話：「毛主席的臨終囑咐發表出去以後，有什麼反應沒有？我已對文元同志強調，宣傳工作要以宣傳毛主席的‘按既定方針辦’為中心，要反覆宣傳。」姚文元於9月17日、19日、20日、23日連續給新華社打電話，要他們宣傳好「按既定方針辦」。9月19日，姚文元在電話里特別交代：“比如‘按既定方針辦’，凡有這句話的都要摘入新聞，沒有的要有類似的話……關於‘三要三不要’，消息中提到的要保留，沒有的也就算了。”
之後，「按既定方針辦」是毛主席臨終囑咐的氣氛在中央報刊全面鋪展開來，特別是上海的《解放日報》，通欄標題是《遵循毛主席囑咐按既定方針辦》，下設四個小標題，分別是：按既定方針辦，就要堅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按既定方針辦，就要堅持與走資派鬥爭；按既定方針辦，就要堅持認真學習，深入批鄧；按既定方針辦，就要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
但是，華國鋒在9月18日毛澤東追悼大會上念的悼詞里，並沒有寫這句話。
其實，「按既定方針辦」本是一個錯誤記錄，最早出自1976年7月的全國計劃工作座談會。7月30日晚上，華國鋒、王洪文、江青、吳德、紀登奎、蘇振華、倪志福等人接見出席會議者。華國鋒講話說：毛主席最近有重要指示，給大家傳達一下。第一句是“慢慢來，不要招（著）急”，第二句是“照過去方針辦”。剛說到此，王洪文插話說：第二句後面還有“你辦事，我放心”。華國鋒說：對，第三句是“你辦事，我放心”。由於王的這一插話，在場幾位記錄者都沒聽清華國鋒那句“照過去方針辦”。當時也沒有錄音機，於是主持整理者就按照大概意思，寫成「按既定方針辦」。整理稿送審時還說明，這句話好像是這樣的。但主審者也沒有改動，便批准發出。華國鋒看到後馬上說：不對，毛主席說的是“照過去方針辦”，我傳達的也是“照過去方針辦”，怎麼變成「按既定方針辦」了？但他並沒有當成大事追查和通知更正。
當「四人幫」大肆宣傳「按既定方針辦」時，華國鋒、汪東興開始出面糾正。
姚文元後來在審訊中交代說：討論時，汪東興說，現在宣傳上要注意，不要去多講「按既定方針辦」，還是要多宣傳中央兩個文件。還有一些別的話，語言比較激烈。我當時比較麻木，因為從他的發言中，我應該感覺到他對「按既定方針辦」已經有意見了。但當時汪東興也沒有說這句話本身錯了。
審訊員問姚文元：「既定方針」指什麼？為什麼你認為這條語錄就能夠“穩定局勢”？姚文元回答：我認為它表達了這樣的意思：過去決定的東西都要照辦，具體包括哪些，我沒有想過……毛主席逝世前後的一些情況，使我感到用了這句話可以至少在一段時間裡保持穩定，就是說解決「四人幫」的問題可以不會馬上發生。
9月30日，中國代表團團長喬冠華將他在聯合國大會上的發言稿用急件送給華國鋒審查。10月2日，華看到「中國人民將堅決遵循毛主席‘按既定方針辦’的囑咐，把支援世界各國人民反對兩霸的鬥爭作為光榮的國際主義義務」這一句時，在「按既定方針辦」的黑體字下面畫了一個大問號，立即批示：“此件我已閱過，主要觀點是準確的，只是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囑咐，我查對了一下，與毛主席親筆寫的，錯了三個字。毛主席寫的和我在政治局傳達的都是‘照過去方針辦’，為了避免再錯傳下去我把它刪去了。”本來喬當天就要在聯大發言，因為時差，才趕上修改。但隨後，張春橋卻批示：“國鋒同志的批註，建議不下達，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糾紛。”江青也同意張的意見。
然而，10月4日，《光明日報》發表了「四人幫」寫作班子「梁效」的文章《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以下簡稱《永》文），文中說：“毛主席的臨終囑咐‘按既定方針辦’，金光閃閃，字字千鈞，是中國共產黨在整個社會主義時期前進的指南，勝利的保證。”“誰膽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就是背叛馬克思主義，背叛社會主義，背叛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學說……任何修正主義頭子膽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是絕對沒有好下場的。”
粉碎「四人幫」以後，許多史著把這篇文章看做是「四人幫」下的殺氣騰騰的戰書，公開向華國鋒宣戰。此事促使華國鋒加快了解決「四人幫」的行動。
抓捕「四人幫」後，1976年10月18日，以劉西堯為首的中央工作組宣佈對《光明日報》負責人莫艾隔離審查，責成其交代《永》文的發表經過和與姚文元的關係。1981年12月28日，《光明日報》黨委報中宣部批准，對莫艾作出結論：《永》文的發表與「四人幫」陰謀篡黨奪權沒有組織關係，沒有陰謀關係。提出寫這篇文章的是《光明日報》，命題、內容也基本上是《光明日報》領導小組成員商定，經莫艾同意的。因此，“原來懷疑這篇文章受‘四人幫’指使發表的問題，應予解除”。
事實上，這篇文章發表之後，莫艾才知道「按既定方針辦」不準確。在華國鋒10月2日批示指出錯誤後第二天下午，姚文元找《人民日報》總編輯魯瑛說：“現在報紙上大量出現‘按既定方針辦’，這句話傳得不準確。要採取措施，從明天起，在報紙上逐漸減少‘按既定方針辦’的提法，你得親自把關。”姚並要魯瑛轉告新華社解力夫和《光明日報》莫艾。10月4日晚，魯瑛對莫艾說：“關於‘按既定方針辦’這句話，是主席患病期間談的，傳得不夠確切，以後報上不要再用這句話了。”莫艾說：“《光明日報》今天發表梁效的文章中，大標題就是講這個的。”魯瑛沒有任何表示，繼續說：“你回去把把關，遇到這句話要改掉。新華社發的稿件中，也要注意有沒有這句話，有也不要用。這事你一個人知道就行了，不要下傳，我現在也是親自把關。”
另一方面，姚文元又要魯瑛找人核對華國鋒在計劃工作會議上原話究竟是怎樣講的（如衛生部長劉湘萍也說記得華國鋒就是講的「按既定方針辦」），還派人去找主持會議的谷牧，要他“講真話”，企圖洗刷責任。
然而，王洪文在審訊中的交代，卻說出了另一個來源：在我的印象中，「按既定方針辦」這句話可能是張春橋加的。因為在這之前，他曾對我說過，他最後一次見到主席時，主席拉著他的手低聲說，「按既定方針辦」。到底有沒有這回事，我也不清楚。
張春橋最後一次見到毛澤東，應當是9月8日晚上，中央政治局全體成員向毛澤東告別。根據當晚護理記錄，再加上搶救醫生回憶，證明毛「在逝世前幾小時，已插上鼻咽管，既不能說話，也不能寫字」。所以，毛不可能對張春橋說此話。況且，從9月5日毛病危起，中央政治局成員是分組值守，毛若對張說此話，其他人不可能都沒有聽到。華國鋒曾問過許多在毛澤東病重期間工作在毛身旁的人，他們都不知道有這個遺囑，只有江青和毛遠新說他們聽到了。
綜上所述，可以作出一個基本分析：「按既定方針辦」起初確實是記錄錯誤，並不是偽造出來的。而「四人幫」拚命宣傳此話，是想施加輿論壓力，希望不要改變“文化大革命”的方針路線，以這根救命稻草保他們的“穩定”。
「四人幫」在毛澤東去世至他們被捕這段時間裡，千方百計維護和擴大他們的權力
除了圍繞「按既定方針辦」這一問題的鬥爭之外，還有傳言說「四人幫」從瀋陽軍區調了兩個坦克師進北京。1999年，華國鋒回憶此事時說：張春橋的弟弟親自下到某坦克師活動，上海市再次給民兵發放了大批槍支彈藥。
事情的起因是：王洪文看到了許世友的兒子、北京軍區某部團長寫給三○一醫院一護士的一封密信。信中說，許世友對他說，如果北京有人鬧事，他就率部隊佔領北京城，控制中南海和釣魚台，把那幾個人全抓起來。還說：別看王洪文是軍委副主席，張春橋是總政治部主任，軍隊沒人聽他們的，槍杆子全抓在我們手裏。
王洪文把信交給了毛遠新，擔心地說：「看來他們真的是要動手了，我們沒軍隊怎麼辦？」毛遠新想了想說：“北京軍區和衛戍區全靠不住……最好的辦法，是儘快從瀋陽軍區調兩個師來。”王洪文說：“調動部隊要有軍委的命令才行。不然，李德生會聽你的？”毛遠新說：“我給×××打個電話，讓他直接下命令，以拉練的名義把部隊調到北京附近。”
據「文革」後筆者向時任瀋陽軍區司令員的李德生證實，調坦克師只是毛遠新、王洪文的空想。按照毛澤東定下的鐵紀，調動解放軍一個排離開駐防範圍，都要由中央軍委批准。「四人幫」要背著中央軍委調兩個師進中央所在地北京，再騙這兩個師去搞政變，無異於夢囈。
雖然調動部隊是空想，但給上海民兵發槍卻是事實。早在6月毛澤東病重後，張春橋就與王洪文共同授意，多次催促上海市委書記馬天水給上海民兵發槍。由馬和徐景賢、王秀珍共同批准，給上海民兵突擊發了大量槍炮，連原定入庫的2萬多支半自動步槍都發了下去。毛澤東去世後，徐景賢去北京向張春橋當面彙報：「已有所準備」，“馬老和我們已經給民兵增發了原定入庫的槍支”。張聽了表示滿意。同日，馬回到上海，又批示“立即將庫存的7萬條槍都發下去”。8月中旬，上海總共發槍炮7.4萬件，彈藥100多萬發。9月27日，張春橋又派秘書肖木到上海傳達他的話：“上海還沒有真正經受過嚴重考驗。林彪、鄧小平要搞上海，都沒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話，上海有大考驗，要打仗。”
「四人幫」的領軍人物江青，這個時期把眼光落在了毛澤東的檔案文件上。汪東興回憶說，毛澤東去世前，江青從釣魚台搬到了中南海，就是想要毛澤東的文件，交給毛遠新。當時保管文件的是張玉鳳，江青從她那裏“借了兩份文件去，沒有歸還，還把文件篡改得一塌糊塗”。為此事，汪東興找華國鋒商量開一個會議討論。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毛主席的文件由中央辦公廳負責，並由汪東興封存。9月17日，汪東興和中央警衛局副局長、八三四一部隊政委武健華給毛澤東的卧室和書房貼上了封條，江青晚上前來吃了閉門羹。
江青的第二招，就是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大吵大鬧，如要求開除鄧小平黨籍，借毛澤東的遺體保存問題向華國鋒發難，等等。她還提出，要毛遠新留下參加籌備十屆三中全會。因為毛遠新連中央委員都不是，三中全會也未確定日程，理所當然地被華國鋒主持的政治局會議拒絕，要他回瀋陽。
這一時期，江青還四處遊說。9月末，她到清華大學大興農村分校講話，誣陷鄧小平「迫害毛主席」；要人們把蘋果“留在最盛大的節日吃”，把膠捲留著“照重大的政治事件”。10月1日離開大興分校時，她又要人們“等著特大喜訊，準備學習公報”。從“準備學習公報”一句看，這些“盛大節日”、“重大政治事件”、“特大喜訊”應該是指中共十屆三中全會召開，決定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建造毛主席紀念堂一類等已經在考慮中的事。
歸納起來看，「四人幫」在毛澤東去世以後這段時間裡的活動，主要是給華國鋒和中央施加壓力，千方百計維護和擴大他們自己的權力。或者說是他們已經感到有被抓起來的危險，在做最後的掙扎。但是他們不得不承認，缺少關鍵的力量——軍隊不聽他們指揮，這是他們無法逾越的根本障礙。所以，他們只能把主要精力放在輿論宣傳、尋找文件、咬文嚼字甚至挑撥鬧事等活動上。
考慮到毛澤東治喪活動剛結束，原準備在國慶節後10天再對「四人幫」動手
華國鋒、葉劍英下了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決心後，開始準備具體方案。1976年9月21日，葉劍英來到華國鋒住處，商量如何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方案。兩人初步確定採取隔離審查的辦法，並決定把這個方案在可靠者中徵詢意見。
影結束後，華國鋒留下李先念和吳德，商量解決「四人幫」問題的實施方案。在全面分析和權衡了各種情況後，三人認為：政治局開會投票，我們有把握；中央全會開會投票，我們無把握。最後決定“採取隔離審查的辦法才是上策”。關於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時間，華國鋒提出“早比晚好，愈早愈好”，李先念、吳德均表示贊同。考慮到毛澤東治喪活動剛剛結束，全國人民情緒還未調整過來，三人初步議定：國慶節後，準備10天，然後再動手。隨後，華國鋒委託李先念將密商結果通報葉劍英，葉表示完全同意。
10月2日下午3時，葉劍英又來到汪東興在中南海南樓的辦公室，指出：該攤牌了，不能失掉時機，兵貴神速，乘人之不備。我們要立即找華國鋒同志談，要加速採取果斷措施。接著，葉劍英再次造訪華國鋒，希望華儘快解決「四人幫」。
汪東興送走葉劍英後，通知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張耀祠和中央警衛局副局長、八三四一部隊政委武健華來開會。汪東興直接對他倆說：「中央已經下了決心，對‘四人幫’要採取行動。」汪東興要兩人先琢磨出一個行動方案。
當晚9時，汪東興來到華國鋒在東交民巷的住地。華對他說：我和葉商議，由你先拿出一個執行辦法來，我們來議定。汪回去後，又與張、武兩人進一步商討了方案，直到3日凌晨4時。對解決「四人幫」的順序、處置待遇、行動時間、隔離地點、保密措施、分工配合等都提出了細則。為此，成立了兩個小班子，一個準備有關文件，包括「四人幫」歷史和現行罪證，由李鑫負責；另一個負責對「四人幫」實施隔離審查，人員由汪東興親自從中辦和中央警衛團挑選並個別談話。
10月3日（或4日），吳德到華國鋒處。華對吳說，葉劍英告訴他北京軍區在昌平有個坦克六師，張春橋的弟弟張秋橋常去那裏活動，葉劍英對這個師的情況不放心。如果這支部隊違抗中央的決定，支持「四人幫」，把部隊開進北京市區，北京市有沒有力量把它攔住？北京衛戍區靠得住靠不住？吳德說：衛戍區司令員吳忠對批判鄧小平是不滿的，對「四人幫」很反感。我是衛戍區的政委，我相信吳忠是會聽從黨中央的指揮，和我們一致行動的。實際上，在此之前，葉劍英已通過吳忠的老領導蘇振華，做通了吳忠的工作。
吳德隨後找了吳忠，向他談了中央解決「四人幫」的考慮和決心。吳忠說：北京的衛戍部隊有能力保衛首都安全，請中央放心。吳德又按華國鋒的指示找到陳錫聯，陳說情況他已知道，隨即打電話，向吳忠交代：衛戍區部隊一切聽從吳德的指揮。吳德與吳忠商量了具體措施，共同部署了北京市內緊外松的戒嚴工作。
10月4日下午，葉劍英來到汪東興的辦公室。汪把抓捕「四人幫」的行動方案向葉詳細作了彙報：確定以召開會議的名義把王、張、姚找來中南海懷仁堂，名義是：一、討論《毛選》第五卷出版問題；二、討論建造毛主席紀念堂選址問題。解決順序是：先解決王、張，再處置江、姚。毛遠新區別對待，就地監護。葉說，我看這個計劃比較成熟，安排也相當周全了，必會成功。要特別注意保密。
台、中央機關以及由遲群、謝靜宜控制的清華、北大等單位，用內緊外松的方式戒備起來，要再檢查一遍落實的情況。
在最後一次商議中，華國鋒說，就照這個行動方案辦，經過五天的準備，如果不出意外，成功是會有把握的。但是，10月4日這天，《光明日報》發表了「梁效」的文章《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宣稱：“任何修正主義頭子膽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是絕對沒有好下場的。”葉劍英注意到這個情況，於10月5日下午找到華國鋒緊急磋商，要求提前行動，儘快解決「四人幫」。華國鋒與葉劍英商定：改變原定國慶節後準備10天再動手的時間，提前到6日晚8時採取果斷措施，對「四人幫」進行隔離審查。下午，華、汪前去檢查了準備關押「四人幫」的地下工程。
10月6日晚8時左右，「四人幫」被順利解決，前後僅用時35分鐘
1976年10月6日上午8時，汪東興要中央辦公廳秘書局通知政治局常委：華國鋒副主席今晚8時在懷仁堂正廳召開中央政治常委會議，內容有：一、研究《毛選》第五卷的出版問題；二、研究建造毛主席紀念堂的選址問題。
下午3時，汪東興把張耀祠和武健華叫到辦公室，宣佈：「中央決定在今天晚上8時統一行動，粉碎‘四人幫’。」為完成這次行動，經過反覆挑選，從中央警衛局的局、處、科級和中央警衛團的師、團、營級幹部中抽調了20多名幹部，分成四個行動小組。第一小組組長李廣銀，負責解決王洪文。第二小組組長紀和富，負責解決張春橋。第三小組組長高雲江，負責解決江青。第四小組組長滕和松，負責解決姚文元。
下午3時30分，汪東興分別對每個行動小組進行動員，宣佈這件事是葉帥和華總理拍板的，並頒佈了兩條紀律：一、要絕對保守機密。萬一失密，將給予最嚴厲制裁。二、要堅決服從命令，聽從指揮，任何人不得擅自開槍。爭取不響槍、不流血解決問題，這是上策。
晚6時30分，各路行動人員就位。汪東興指揮對懷仁堂正廳進行了佈置：北側放了一扇大屏風，東邊增加一排小屏風，場內擺放一張長條會議桌，後面放了兩把扶手椅，所有文具、茶具都撤走。
晚7時20分，第一個來到懷仁堂的是葉劍英。他對在場人員只說了一句：「好好地注意啊！」7時40分，華國鋒來到。三人進行了簡短商議，汪說：“可以說是萬事俱備。”7時45分，華、葉、汪三人一起走進正廳，華在左、葉在右坐下。華把事先準備好的中央決定，放在面前的桌子上。葉要汪坐下，汪謙虛地說：我不是常委，不能坐在這裏。然後，他到屏風後面去指揮。
就在這天下午，姚文元與張春橋進行了最後一次談話。他們已經預感有什麼事即將發生。姚後來在審訊中交代：張春橋說，華對批鄧不積極，「我想總要開三中全會吧，但還沒有考慮好，你有什麼想法？」姚說：“華國鋒當主席，應當在三中全會上正式通過……”後來姚又說：“我接到一封信，裏邊說毛主席逝世後，可能立即宣佈某某某是叛徒。這種問題並不一定是真的，但應該提高警惕。”姚雖然沒有說出名字，但張春橋十分清楚，那個“叛徒”就是指他。但他沒有什麼反應。姚文元還回憶了他被捕前的心情：我從張春橋那裏出來已經很晚了，就直接回到家裏。我的情緒很不好，總有一種恍惚不安的感覺。吃晚飯時，我對小女兒說：“如果爸爸死了，你們不要難過。”當時孩子嚇壞了，不懂我的意思。我便安慰她說：“活著的人都是要死的，爸爸也不例外。”孩子說：“你思想反動了。”所以我覺得自己的前途很危險，生命也不行了。那天晚上，我就是帶著這種心情離開家的。
晚7時55分，王洪文第一個進了小門，身穿軍上衣便裝，夾著皮包，毫無戒備之心。兩個行動組員立即從兩邊將他胳膊緊緊扭住。王漲紅脖子咕嚕了兩句：「你們幹什麼，你們幹什麼！」然後拚命扭動胳膊，蹦著雙腳。後面的人抓住腰帶將他提起，控制在華國鋒正面。華國鋒伸直兩臂按在桌子上，宣佈：“王洪文，你不顧中央的一再警告，繼續拉幫結派，進行非法活動，陰謀篡黨奪權，對黨和人民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中共中央決定，對你實行隔離審查，立即執行。”王洪文被扭離現場戴上手銬後，嘆息一聲：“想不到你們這樣快！”
晚7時58分，張春橋心事重重地走進來，身穿灰色中山裝。他迎面看到華、葉端坐中間的異常情況，放慢步子嘀咕道：「怎麼回事，怎麼回事？」兩個行動組員衝上去快速夾擊，把他扭架到華、葉面前。華宣佈同樣的中央決定後，把張押出現場。張臉色鐵青，兩眼微閉，自始至終沉默，一聲不響 。
解決兩個人後，按原定計劃，華國鋒給姚文元打電話，叫他前來開會。安排好後，華問葉、汪：「還要我們出面嗎？」葉說：“免了吧。”決定由武健華對姚宣讀隔離審查命令，華親筆給武現場寫了手令。晚8時25分，姚文元走進來，三個人上去扭住他。他大叫：“誰讓你們乾的？”武健華宣讀命令後，姚被架走。他一直在喊：“我有話要說，我有話要說！”被押解上車以後還不住地喊：“你們是哪個部隊的？誰指使你們乾的？”行動組只好用毛巾塞住他的嘴。張耀祠那邊的任務，是負責隔離審查江青和就地監護毛遠新。
晚8時，張耀祠和一中隊指導員李連慶等十幾個人先到毛遠新住所。進入毛遠新的辦公室，看到他正在看電視。毛遠新立即站起來，關掉電視機。張耀祠宣佈：「毛遠新，我接華國鋒總理電話指示，黨中央決定將你保護審查。為了你的安全，還住在這裏（中南海），但要換一個房間。現在你把文件櫃鑰匙和手槍交出來，材料和文件由中央辦公廳派人接收。你的生活、安全仍由李連慶同志負責，不准向外打電話，要遵守紀律。你寫的交代材料交李連慶同志轉交黨中央。」毛遠新聽完宣佈，憤憤地說：“主席屍骨未寒，你們就……”然後就不再說了。一個幹部上去繳了他的手槍、鑰匙。
晚8時30分，解決江青。張耀祠帶著江青的護士長馬曉先進了中南海新建的二0一所前門。江青正坐在沙發里，把腳蹺在蹺腳墩上。張耀祠走到江青面前，拿著一張紙條宣讀道：「江青，我接華國鋒總理電話指示，黨中央決定將你實行隔離審查，馬上執行。你到另一個地方，你要老實向黨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紀律。你把文件櫃的鑰匙交出來。」
馬曉先回憶說：江青聽著的時候坐在沙發上一動不動，表面上沒有顯出慌亂。她輕輕地說：「我沒聽清楚，你能不能再說一遍？」張耀祠就又重複了一遍。江青這才站起身來，從褲子口袋裏掏出鑰匙，放入一隻牛皮紙信封里，折好口，拿訂書機訂好，用鉛筆寫上“華國鋒同志親啟”，交給了張耀祠。然後，她提出要上一下衛生間。張耀祠同意了。然而，東西都收拾好了，江青還沒有從衛生間裏出來。馬曉先進去一看，江青正坐在那裏愣神思考著什麼。江青隨後出了衛生間，坐上了停在前門外的一輛大紅旗轎車。就這樣，曾經驕橫，不可一世的「四人幫」，在晚7時55分至8時30分的35分鐘內即全部束手就擒。
上海「四人幫」餘黨蠢蠢欲動，但因群龍無首，最終未能有大的動作
完成對「四人幫」一夥的逮捕任務之後，華國鋒立即通知中央政治局委員到玉泉山開會。
6日晚10時，中央政治局在京成員會議在玉泉山9號樓葉劍英住所召開。會議一開始，華國鋒按照與葉劍英商定的內容向政治局委員們宣佈，已經對「四人幫」實行拘捕。李先念帶頭鼓掌。華國鋒回憶說：我請葉帥主持，他要我主持先講，我宣佈了「四人幫」已被隔離審查，並著重講了「四人幫」陰謀篡黨奪權、瘋狂活動的罪行。葉帥介紹了逮捕「四人幫」的經過，而且著重講了全黨全軍都堅決反對「四人幫」一夥的反黨罪行。在這種特殊情況下，對他們採取非常手段是非常必要的。
由於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事先以不同方式將解決「四人幫」問題向絕大多數政治局成員打了招呼，會議一致擁護粉碎「四人幫」的行動，很快進入議程，選舉新的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回憶說：我先提議請葉帥擔任黨中央主席，他德高望重，兩次挽救了黨。葉帥則起來提議要我擔任中央主席、軍委主席。他說，這是毛主席指定你當接班人的，我已經79歲了，你年紀比我小20多歲，你有實際工作經驗，為人實在、講民主、尊重老同志，你應該擔起這個重任。經過大家認真討論後，一致通過葉帥的提議。這也是臨危受命吧。
隨後討論中央文件，內容是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通報中央對「四人幫」隔離審查的決定和推選華國鋒為中共中央主席的決定，一致通過了《關於華國鋒同志任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決議》和《關於華國鋒同志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決議的通知》。會議還討論了一些比較重要和急迫的問題，成立了審查王、張、江、姚的中央專案組，由華國鋒負責。會議還決定，就粉碎「四人幫」問題，中央政治局將分批召集各省、市、自治區及各大軍區負責人會議。會議特別研究了解決「四人幫」上海餘黨、穩定上海局勢的問題。7日凌晨3時，會議結束，所有參加會議的政治局委員都留在玉泉山。
解決「四人幫」以後，華國鋒當即在懷仁堂電話召來已經事先打好招呼的耿飈，讓他帶人去控制中央人民廣播電台。
話，通知上海市委書記馬天水和警備區司令員周純麟當天由中央派專機接到北京開會。一向與「上海幫」對立的周非常爽快地答應，馬卻與市委書記徐景賢、王秀珍商量一陣，才滿腹狐疑地出發。到了北京京西賓館，他們接到中央的四條規定：不准和外面私自打電話，不准外出，不准寫信，不准接客。
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陳錫聯、陳永貴、蘇振華等中央領導人接見了參加中央第一批打招呼會議的地方黨、政、軍負責人。華國鋒在講話中宣佈了中央粉碎「四人幫」的決定，並且曆數了「四人幫」的罪行，及毛澤東長期以來對「四人幫」的批評。會場響起了熱烈的掌聲。
為了穩住和挽救馬天水等人，華說：「四人幫」就是「四人幫」，我們廣大幹部、工人是好的，就是給他們辦點壞事，說過錯話，一律不追究。要講“文化大革命”的勝利，不要因為「四人幫」揭露了，把“文化大革命”中的問題搞到一起，搞「四人幫」不是因為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缺點錯誤，他們的核心問題是篡黨奪權。
葉劍英說：「四人幫」，上海是策源地，又是根據地。“上海就是張春橋，張春橋就是上海”，這話不好，上海要和張春橋分開。
李先念說：上海廣大幹部、工人是好的，上海的工作是有成績的。政治局，包括各省市，都不能對上海另眼相看。上海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開會的地方，相信上海可以搞得好的。
馬天水雖然也在會議上熱烈鼓掌，回到住處卻對秘書說：「這簡直是突然襲擊，宮廷政變。」“搞一個假表態可以回去，回去以後也要大幹或小乾的。”但又嘆息：“一旦幹起來損失太大，現在看來大勢所趨，干是不行了。”對中央要求他表態的事，第二天馬不顧周純麟的勸告，說：建議中央正確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張春橋在“一月風暴”、“大聯合”中是有影響的人物，中央要慎重對待。
話報告：「人員集中了，門上加鎖了，不能動了。」
台、報社的保衛。”同時，徐還向上海警備區一師長下手令，要求調兩個連，一個聽電台指揮，一個「聽從市委的指揮」。
上海民兵指揮部的施尚英、鍾定棟等人接受任務後，制訂了兩個方案。其一為「捍一」：控制首腦機關、報社、電台、機場和市區橋樑、車站、碼頭、交通要道的兵力部署。其二為“方二”：以江蘇、浙江為作戰目標，從上海外圍到市中心設立三道控制圈的兵力部署。具體內容有：全市準備動用武裝民兵3.3萬餘人、炮85門、機槍78挺、槍支2.7萬餘支、彈藥296餘萬發；民兵幹部徹夜值班；基本指揮所在江南造船廠，預備指揮所在中國紡織機械廠，10月9日11時進駐完畢；開設電台15部，組成兩個聯絡網；動用汽車125輛、摩托車100輛；在上海與江蘇、浙江交界處設六個控制圈；派出武裝漁輪巡邏，控制黃浦江渡口；規定反空降方案和口號、暗令、標記。同時，上海市公安局的薛干青、徐成虎也連夜組織1300多人的武裝民警，還組織了緊急演習。
就在10月8日晚12時，王秀珍還在民兵指揮部召集陳阿大、黃金海、馬振龍、葉昌明、戴立清等上海老造反派頭目，宣佈：北京右派政變了，修正主義上台了！我們要對著干！打三天、四天也好，讓全國知道，也教育後代！
北京的回答則是：10月9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中共中央關於華國鋒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出版《毛選》第五卷、建造毛主席紀念堂的決定。10月10日，「兩報一刊」發表社論《億萬人民的共同心愿》，指出：“任何背叛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人，任何搞修正主義、搞分裂、搞陰謀詭計的人，是註定要失敗的。”
一軟一硬兩項措施，把「上海幫」推到了兩難處境。徐景賢考慮再三，不得不與王秀珍商量後同意上海兩報轉載中央兩個決定。這時，接通馬天水電話，馬說：“見到了王、張、姚三位首長，他們身體很好，主要是工作比較忙，讓我們按既定方針辦。”「上海幫」半信半疑，卻終於沒有勇氣發動叛亂。王秀珍電話通知：“撤銷五位數（即31000人），保留四位數（即3500人），恢復正常。”
話，穩住上海留守的餘黨，「一切等他們回來再定」。這一招十分奏效，上海餘黨亂鬨哄的，群龍無首，一直未能有大的動作。
中央工作組順利進駐上海，「四人幫」被粉碎的消息公之於世
10月12日上午，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葉劍英住處召開會議，討論向上海派工作組接管上海的問題。華國鋒說：現在看來，上海市委這些人已經無法工作了。他們頑固地站在「四人幫」的立場上，和中央對抗，妄圖發動武裝叛亂。中央應該馬上派人去接管上海，不然會出大亂子。葉劍英表示贊成華國鋒的意見，說：要派一位無論是在軍隊還是在地方都能壓得住台的老同志去，我看蘇振華堪當此重任。他資格老，林彪、「四人幫」整得他很慘，但他鬥爭很堅決，在粉碎「四人幫」的緊急時刻起了重要作用。華國鋒、李先念還分別建議倪志福、彭沖與蘇振華一起去上海。其他人都同意。關於工作組去上海的方針，會議明確指出：“既要解決問題，又要穩定局勢。”最後確定的中央工作組總數226人，其中部省級幹部17人、司局級幹部59人。
當晚10時，華國鋒和葉劍英、陳錫聯、紀登奎等接見了馬天水、周純麟、徐景賢、王秀珍，並繼續揭露「四人幫」的罪行。葉劍英嚴厲地警告說，有人如果再站在「四人幫」方面，對自己的工作沒有好處。你們在上海同他們工作那麼久，希望不是站在個人的立場，要對他們陰謀篡黨劃清界限。華國鋒說，要提醒你們，在他們蒙蔽下，確實存在著一些錯誤，確實在轉變立場後會發現一些問題。自己的問題作些自我批評。我們不會採取「四人幫」對別人的辦法，亂戴帽子，亂整人。有錯誤改了就好，懲前毖後，治病救人。
最後，馬天水、周純麟都表示堅決擁護黨中央的果斷措施。徐景賢、王秀珍表示要和「四人幫」劃清界限。
10月13日上午，表態後的馬、徐、王從北京回到上海。下午4時，在錦江飯店小禮堂，他們這幫人召開了最後一次上海市委常委會。馬天水低沉地介紹了中央打招呼會議的情況，中間還夾雜著稱「四人幫」為“同志”，被徐急忙打斷糾正。徐、王也無可奈何地傳達了毛澤東對「四人幫」的批評。剛傳達完，黃濤放聲大哭，指著馬天水說：你在北京，原來沒有看到王、張、姚……這不是欺騙我們嗎！朱永嘉也邊哭邊斥責馬、徐、王是“叛變”。會議室里一片哭聲，持續了五六分鐘，表示想不通，說憑這些材料就能抓「四人幫」？王少庸激動地說，我們上海這幾年在路線上沒有什麼彎子可轉……
馬天水急忙制止大家，最後總結說：有想不通的問題，是允許的，認識總有個過程，不過我們大家要好好去想想。會議遂告結束，「上海幫」作鳥獸散。
話向中央告急。10月20日，中央通知上海：「根據你們來電話要求派人，據上海的要求，中央決定派蘇振華、倪志福、彭沖同志去上海了解情況，幫助工作。他們今晚已到上海，會給你們聯繫的。」
10月27日晚，上海市委領導幹部會議在上海市展覽館宴會廳召開，正式宣佈：中共中央決定，蘇振華兼任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倪志福兼任第二書記，彭沖兼任第三書記。撤銷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市的黨內外一切職務。
為了防止上海發生動亂，玉泉山中央政治局會議原來決定，粉碎「四人幫」的消息保密兩個月以後再公佈。但情況的順利發展，使得這一消息10月中旬就在全國各城市爭相傳告了。10月19日，中共中央發出《中共中央通知》，即10月6日晚玉泉山會議上通過的16號中央文件，粉碎「四人幫」的消息在全黨正式公開。
1976年10月21日晚，新華社廣播消息：「首都150萬軍民舉行聲勢浩大的慶祝遊行，熱烈慶祝華國鋒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熱烈慶祝粉碎‘四人幫’反黨集團篡黨奪權陰謀的偉大勝利！」由此，「四人幫」被粉碎的消息正式公之於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