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6月4日，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在軍委擴大會議上宣佈，中國人民解放軍裁減員額100萬。
1985年6月4日，北京，人民大會堂。
時任中央軍委主席的鄧小平輕輕伸出的一根指頭震驚了世界———中國人民解放軍裁減員額100萬。
緊接著，鄧小平論述了百萬大裁軍和走中國特色精兵之路這一戰略性轉變的意義。掌聲如潮水般涌動，照相機的閃光燈頻頻閃爍，歷史在瞬間凝固。
當時，1984年國慶大閱兵那氣壯山河的場面依然時常在報刊、電視屏幕上展現，雄壯的軍威振奮起的民族自豪感和愛國熱情依然在人們心中激蕩。
可是，那威武的鐵流，壯美的方陣，竟意味著告別。
一次從上到下的「立體震蕩」
23年前的1985年，軍委正式作出裁軍決定後，解放軍文藝出版社的團級編輯袁厚春，去了武漢大學作家班進修。
在武漢，他經歷了原屬十一大軍區之一的武漢軍區被撤，看到被裁掉人員的傷感氣氛。
一天晚上，武漢軍區創作組一文職幹部到了袁厚春的宿舍，往床上一坐，埋頭抽煙，兩眼通紅，面色憔悴，像是幾天幾夜沒有睡覺。
「如喪考妣。」袁厚春這樣形容那個被裁掉的軍官，他老家在河南一個地區，奮鬥了半輩子終於調到武漢，老婆、孩子辦理了隨軍。
但武漢軍區一撤，創作組也要被撤，他需要回老家安排工作，一家人都得回去，那個軍官覺得自己無法跟老婆、孩子解釋，感覺是天塌了下去。
「至於這樣嗎？」袁厚春這麼想的同時自己被觸動了，他想看看百萬大裁軍到底帶去了什麼。
1986年春節那個寒假，袁厚春開始採訪這個歷史性事件。拿著軍委辦公廳的介紹信，袁厚春先後到總政、總參、以及各大軍區進行採訪，獲得了第一手材料，後來寫成了報告文學《百萬大裁軍》。
早在1984年11月1日，中央軍委委員被召集到北京開會，會上，鄧小平提出裁軍100萬，並陳述了他的理由。首先是機構臃腫，每個軍區的領導班子有十幾名二十名之多，鄧小平幽默地說「打麻將都得湊好幾桌」，而且結構不合理，官兵比例是1比2.6，遠遠高於其他國家。當時中國軍費很少，而軍隊人數太多，直接限制了軍隊武器裝備的發展和戰鬥力的提高。
另一個裁軍的理由是基於對國際形勢的判斷，短期內不會發生大的戰爭，「即使戰爭爆發，我們也要消腫」。
這是一次從上到下、從裏到外的「立體震蕩」。
經過這次裁軍，原先11個大軍區合併成7個，減少軍級以上單位31個，撤銷師、團級單位4050個，縣、市人武部改歸地方建制。
昆明軍區與成都軍區「撤留之變」
20年過去了，提起那次大裁軍，已是一位副軍級離休軍官的袁厚春，對「成昆之變」印象特別深刻：原來要撤銷成都軍區併入昆明軍區的，但最終保留了成都軍區撤銷了昆明軍區。
1986年暑假，袁厚春到了已經被併入成都軍區的原昆明軍區，在那裏，他受到了原昆明軍區司令員張銍秀的多次接見，年過七旬的張銍秀是開國少將，作為被撤銷的大軍區司令員，張銍秀的心情複雜，他說，從國家的戰略上他贊成裁軍，也覺得撤銷昆明軍區是對的，但從個人的感情上是割捨不了的。
裁軍是1985年6月4日公佈的，5月20日，各大軍區的司令員、政委以及軍以上單位的主要官員，都被召集到京西賓館，舉行軍委擴大會議，一個議題就是討論各大軍區的裁併。
原有11個大軍區，最難決定的是成都軍區和昆明軍區到底撤誰留誰的問題。
當時對越自衛反擊戰還沒有完全結束，昆明軍區是所有軍區中唯一還有作戰任務的軍區。這是保留昆明軍區一個很好的理由。
特別是1984年高層就已經有了裁軍的意向，1985年春節期間，總書記胡耀邦、軍委副主席楊尚昆等人還都前去視察慰問，胡耀邦題詞「國威軍威看西南」，這都被看成保留昆明軍區，將成都軍區併入昆明軍區的跡象。
一開始，昆明軍區是有底氣的，軍區領導也感到坦然。
在軍委一開始的討論方案中確實也是將兩個軍區合併，組成新的昆明軍區。
所以，在中央正式宣佈最終裁軍方案之前，昆明軍區已做了接收成都軍區的一切準備，連接收後的方案都擬好了，準備拿到北京與大家一起討論。
考慮到合併後，必然有一批成都的軍官要到昆明，參加新昆明軍區的組建工作。為此，昆明軍區嚴格限制幹部提拔，將位置留給將要來成都的同志。
袁厚春後來了解到，昆明軍區還動員不少臨近離退休年齡的同志離職，以便空出位置。
此時，同在西南的成都軍區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各級領導忙於找人談話，了解大家的想法，是去昆明？還是下基層？還是轉業？
成都軍區大院裏一座在建的現代化大樓停工了，按設計，那是一座很漂亮的通訊、情報中心。裁軍消息傳出後，挖好的地基準備填平，在上海定製的兩架電梯要談判退貨。
昆明、成都，對比鮮明。
1985年6月3日上午，中央軍委再次討論整編方案，這是最後一次研究，當天下午就要在全體會議上公佈。
當天中午，成都軍區司令員王誠漢就得到了消息：「定了……變了……」那天中午，昆明軍區的代表和工作人員還如往常一樣午睡，睡得很香，但司令員張銍秀和政委謝振華睡不著了。
當天晚上，成都軍區司令員王誠漢給軍區司令部發了指示，大樓的基坑不要再回填，在上海定製的電梯暫時也不要退貨。
一年後的1986年，張銍秀告訴袁厚春，保留昆明軍區是眼前的考慮，但保留成都軍區是長久的戰略打算，從戰線上看，軍區設在成都能兼顧昆明，但設在昆明兼顧不了成都，更顧不上西藏。
S師整編中壓下23張「關照條子」
和任何機關的精簡一樣，幹部去留都是最棘手的一個問題。
不僅是被撤銷的軍區有這個問題，保留下來的軍區也有整編和撤編的問題，按照方案，成都軍區S師撤銷後將以師機關為基礎，加上另外兩個坦克團，組建一個坦克旅。
一開始，師領導未能擺脫「多安排幾個自己人」的情緒。好在，最終都能以大局為重“忍痛割愛”。
採訪期間，袁厚春就見到了被忍痛「割」掉的幹部王振乾，他本來是安排擔任坦克旅副參謀長的，後來讓給了一個熟悉坦克業務的幹部。
同時，整編過程中，不少老首長、熟人都打電話、遞條子，要求照顧某些幹部，但師黨委決定不符合原則的一律不辦，到整編結束，共壓了23張條子。
野戰軍政委「忙分田分地」被撤職
袁厚春採訪時發現，大多數部隊在整編中都能以大局為重，但在悲傷氣氛瀰漫的被撤軍隊，少數人人心渙散，道德失衡，出現了「分田分地真忙」的現象。
昆明軍區下轄的一個野戰軍是撤銷單位，軍長升任了大軍區副司令員，軍政委也被任命為省軍區政委。該野戰軍政委在部隊撤編的時候，出現了不光彩的行為。
該名野戰軍政委搬家時，拿走了公家的微型收錄機一部，小口徑步槍兩支，搬走辦公室大寫字枱、小茶几各一個，要了4桶汽油，要了21丈包裝板用於打包。
搬家那天，動用了9輛解放大卡車，加一輛吉普，47名戰士才將政委的家當搬上了火車，用了一個可裝載60噸的車皮。
隨著搬家的車皮出發，舉報信也寄到了北京。
1986年8月，中央軍委宣佈，撤銷這個政委的黨內一切職務和政委職務。
實際上，對此類事件，中央軍委在下決心裁軍時就做了準備，部署整編行動之前，1985年5月，軍委紀委就召開了全軍紀檢工作會議，制定出了若干「必須」、“不准”等規定。
知道昆明軍區要被撤編後，1985年6月11日，張銍秀飛到中越邊境前線指揮部，走了很多地方，最後走到了麻栗坡烈士陵園，那裏埋葬著1979年以後歷次戰鬥犧牲的年輕戰士。
在烈士陵園墓前，張銍秀親手獻了一個花圈，輓聯上寫著「為國捐軀的烈士們永垂不朽———你們的司令員、戰友張銍秀」。
1987年，張銍秀第二次被選為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1998年7月離休。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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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與林彪
1970年春天，毛澤東提議籌備召開四屆人大，在是否設立「國家主席」之職的問題上，他與林彪分歧凸現
1970年3月的北京，春風拂面，暖意融融。又是一個桃紅柳綠，迷人而清新的季節。
不過那時候的北京城遠沒有今天繁華和喧鬧，大馬路上很少出現塞車與擁擠，清一色的灰色建築和低矮房屋在人們視線里已習以為常。雖然「文革」的高溫已經在“祖國河山一片紅”中降下許多，可馬路邊那些以工農兵為主體的大幅宣傳畫依然給人眩目的色彩，硬邦邦的人物形象和火藥味濃烈的大標語讓這個古老歷史都市充滿了「文化大革命」偏激且昂揚的氣息。
人們駐足天安門城樓前，漫步天安門廣場上，或者躋身在長安街滾滾自行車洪流之中，沒有誰會去想像近在咫尺的人民大會堂里正在發生的事情，也不會估量到它們會給明天的中國政壇帶來什麼影響....。.
人民大會堂，這個象徵中國政權的著名建築物，正如其氣勢恢宏、莊重威嚴的建築風格一樣，一系列決定中國命運的重大決策孕育於此，誕生於此，也終結於此。
1970年開年，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就在此召集了政治局會議。他根據毛澤東的提議，開始進行修改憲法和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政治局會議成立了兩個小組，一個是由周恩來、張春橋、黃永勝、謝富治、汪東興組成的四屆人大代表名額和選舉事宜工作小組；再一個是由康生、張春橋、吳法憲、李作鵬、紀登奎組成的負責修改憲法的工作小組。
毛澤東從1969年底外出到武漢長沙等地視察，至今未歸。但他是「人在曹營心在漢」，注意力依然集中在北京，並以他的絕對權威決定著中央的決策。
九大以後，毛澤東認為「文化大革命」已進入“掃尾”階段，政府工作和經濟工作都應恢復正常秩序。「文化大革命」發動時期的一些做法也需要進行必要的轉變。那麼在適當的時候就需要召開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而第三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在1964年底召開的，相距已有六個年頭……於是，1970年3月8日，遠在長沙的毛澤東將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派回北京，傳達他提議召開四屆人大的意見。
毛澤東此時提議召開四屆人大，是他繼召開九大之後，採取的又一個大的動作，也是他「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政治步驟之一。
這一年，毛澤東77歲，他的威望如同他的年齡一樣成正比上升，身體狀況卻與年齡成反比下降，許多老年人的疾病開始顯露，老年人的思維模式也開始「侵入」他的精神世界。儘管這些還是老人體征的初期階段，但已在許多政要事務上初露端倪，包括「文革」運動的發動和推進……
籌備召開四屆人大遇到了第一個問題。如果按照我國憲法規定，國家要設國家主席一職。而國家主席劉少奇已被「文革」的狂風暴雨打翻在地，於1969年11月在河南開封含冤離世。
那麼即將召開的四屆人大，是毛主席重新擔任國家主席，還是由他人來擔任國家主席呢？這個問題讓毛澤東頗為躊躇。也許是先前他和劉少奇「兩個主席」不愉快的往事揮之不去，他自己既沒有重新擔任這個角色的願望，又不放心把這個職位交給其他人——包括他“欽定”的接班人林彪。
當然，這個問題沒有難倒毛澤東。這位與眾不同的傑出政治家，以他特有的方式為歷史留下了別樣的一筆。
汪東興飛抵北京，將毛澤東的意思帶到了人民大會堂，帶到政治局委員面前。汪東興如是傳達：要開四屆人大，選舉國家領導人，修改憲法，政治局要立即著手做準備工作。國家機構究竟設不設國家主席要考慮，要設國家主席由誰當好，現在看來要設主席只有林彪來當，但我的意見是不設為好。
汪東興傳達完後不等大家討論，便散會了。
如此簡單的幾句話，大家可能一下子回不過味道。「但我的意見是不設為好。」這句至關重要也是最貼近毛澤東真實想法的一句話，但沒有引起政治局委員們的足夠重視。
第二天即3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正式開始了修改憲法的準備工作。
很快修憲小組成員陳伯達與張春橋在起草憲法修改方案中，產生了分歧與爭論。陳伯達主張應當放入有關國家主席的條文，張春橋則主張刪去原有的有關國家主席的條文。
毛澤東委託汪東興帶回北京的意見，卻讓遠在蘇州休養的林彪看到了希望。
他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任主席是毛澤東。1959年4月，當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代表會議舉行時，毛澤東聲言為了集中精力考慮一些重大問題，決定辭去國家主席職務，劉少奇當選為第二任國家主席。1964年12月下旬至1965年初，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劉少奇又一次當選為國家主席。劉少奇1966年11月冤死開封，意味著國家主席就處於了空缺的狀態。
誰繼任國家主席呢？
按照當時的政治形勢，只有兩人可擔此任：要麼毛澤東，要麼就是林彪。
毛澤東早在1958年就提出不當國家主席，如今年歲更大了，難道還會重新擔任此職？如果毛澤東不當國家主席，則非他林彪莫屬了！
儘管在中共九大，林彪成為唯一的黨的副主席，他的接班人的地位已明文載入黨章，不過，這個副主席之職，還填不了林彪的權欲。他早就不滿意自己在政府中的職位只是副總理兼國防部長這種與「接班人」地位不相稱的狀況。出任黨的主席肯定是不現實的，那是非分之想，而擔任國家主席卻不是不可能的。這裏不僅有劉少奇的先例，此外，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毛澤東打算更換接班人的意圖弄得林彪內心惶惶，對自己現有的第二把交椅沒有安全感。
據說，毛澤東在與林彪的一次談話中先是說總理年齡大了，問他對周恩來的接班人有什麼考慮，然後話鋒一轉，問林彪：我年紀大了，你身體也不好，你以後準備把班交給誰？見林彪不吭聲，毛澤東又追問：你看小張(指張春橋)怎麼樣？弄得林彪一時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好一會林彪才反應過來，通過回答怎樣才能防止出修正主義的問題，轉彎抹角地表示：還是要靠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這些從小就跟著主席幹革命的人，要防止小資產階級掌權。
林彪此時覺得只有通過設立國家主席，進而當上國家主席，才有可能進一步鞏固和捍衛自己已經載入黨章的接班人地位。
3月9日林彪讓葉群對在京的黃永勝、吳法憲說：「林副主席贊成設國家主席。」
此話傳進毛澤東耳朵里，但他沒有理睬。
林彪只得自己出面，讓秘書給毛澤東秘書打電話：「林副主席建議，毛主席當國家主席。」
毛澤東所答非問。讓秘書回電蘇州：「問候林彪同志好！」。
什麼意思？
林彪左思右想不得其解。一種不受信任、大權旁落的感覺油然而生。此時夫人葉群給他提了一個醒：怕是這次又和九大一樣，要試探一下你吧？
九大開幕式上，曾發生過這樣一幕：推選大會主席時，坐在主席台上的毛澤東突然對著咪高峰說：「我推舉林彪同志當主席。」
林彪就坐在他身邊，一聽此話，馬上反應過來，站起來大聲說：「偉大領袖毛主席當主席。」
毛澤東搖搖頭，又說：「林彪同志當主席，我當副主席好不好？」
林彪也連連搖頭說：「不好，不好，毛主席當主席，大家同意請舉手。」
全場代表的情緒被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一番「謙讓」調動起來，興高采烈地一致舉起手來擁護毛澤東擔任黨中央主席。
這一次是不是試探呢？
但是下面的日子證明這一次不是試探，
3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修改憲法中的一些重大問題，寫出《關於修改憲法問題的請示》，送呈毛澤東。毛澤東閱批了這一報告。
3月17日至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討論召開四屆人大的問題。
4月初，毛澤東在審閱「兩報一刊」編輯部文章時，寫下一段意味深長的批語：“關於我的話，刪掉了幾段，都是些無用的，引起別人反感的東西。我曾講過一百次，可是沒有聽，不知是何道理？請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
毛澤東所指「無用」的東西和“引起別人反感”的話幾乎全是林彪提出來“頌揚”毛澤東的原話。
周恩來批示將毛澤東的批件先在中央政治局範圍內傳閱。林彪當然很快就看到了。
林彪很是熟諳「善用兵者隱其形」的用兵之道，懂得在政治上如何掩蔽自己，既要撇清自身與設立國家主席的關係，又要試探毛澤東的真實想法。毛澤東這個帶有很大指向性的批示並沒打亂林彪的陣腳，他依然按照既定步驟“進軍”——這一次他要來一次反試探！
因為他斷定，毛澤東既然早在1959年66歲時便辭去國家主席之職，絕不會在1970年77歲時重任國家主席！他這個時候拚命推崇毛澤東擔任國家主席，那麼就意味著推薦自己擔任這一職務。
毛澤東一而再再而三提議不設「國家主席」，林彪仍一意孤行敬請毛澤東「兼任」此職
話。
電話的記錄全文如下：
一、關於這次「人大」國家主席的問題，林彪同志仍然建議由毛主席兼任。這樣做對黨內、黨外、國內、國外人民的心理狀態適合。否則，不適合人民的心理狀態。
二、關於副主席問題，林彪同志認為可設可不設，可多設可少設，關係都不大。
三、林彪同志認為，他自己不宜擔任副主席的職務。
林彪這三條意見，第一條是假話，第三條是真話，第二條是無所謂的話，他確實是不願意擔任國家副主席！
就在接到林彪電話的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給毛澤東遞交請示報告。毛澤東對此作了批示：
「我不再作此事，此議不妥。」
算上上次汪東興帶回的大體意見，這次應該是毛澤東第二次否定關於設國家主席的意見。如果上次有些含糊其辭，那麼這一次應該是毫不含糊的。
可是，毛澤東沒有想到，林彪這一提議隨即得到了包括周恩來在內的在京政治局大多數成員的贊成，而支持他本人的則寥寥無幾。毛澤東越發不安，因為這種情勢的出現，不僅反映了林彪此舉具有很大的蒙蔽性，同時也表明林彪在政治上羽翼漸豐，具有了呼風喚雨的能量。
恰在此時，國際風雲四起，美國入侵越南的戰火不斷擴大，大有蔓延印度支那的態勢，中國外交斡旋在即，毛澤東在接到林彪建議的第二天便急急忙忙從武漢趕回了北京。
毛澤東一回北京就召開政治局會議，就在這次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再次重申他不當國家主席，也不設國家主席的意見。他還引用了歷史上三國時期「勸進」的典故來敲打林彪及其黨羽：“孫權勸曹操當皇帝，曹操說，孫權是要把他放在爐火上烤。我勸你們不要把我當曹操，你們也不要做孫權。”
毛澤東談笑風生，而他的笑聲中飽含著尖刻的諷喻。
這是他第三次表示不設國家主席的意見。
不僅如此，他還特意做了周恩來的工作，幾次和周單獨談話，坦明白己的態度。毛澤東認為說服了他，就能帶動其他人。
周恩來馬上明白，原來他也忽略了「但我的意見是不設為好」這句話的深意。
「不設」——這才是毛澤東最根本最真實的思想和意圖！
最後，毛澤東乾脆挑明，建議在修改憲法時，直接刪去在原憲法中的第二章第二節。讓新的憲法中沒有設國家主席的章節。
沒有了設國家主席的章節，「設」與「不設」就無從談起。按理，設不設國家主席之爭應該休矣。然而林彪，不服輸不放棄。權欲在心中作祟，他不願死心，仍然一意孤行，再三提議懇請毛澤東「兼任」國家主席。他固執地認為，毛澤東最後一定會謙讓，會說：“請林彪同志任國家主席。”一旦有了這樣“一句頂一萬句”的“最高指示”，林彪理所當然就達到了目的。
對於林彪的內心，毛澤東看得一清二楚。特別是這幾年，林彪利用自己接班人的地位，在黨內軍中拉幫結派，積極擴充勢力，非但基本上掌握了軍隊，就連軍委辦事組成員幾乎也是他戰爭年代四野麾下的人馬。武有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打開他們的履歷表就不難發現，「四大金剛」都是跟隨林彪南征北戰，一路衝殺過來的生死至交。文有黨內著名的理論家陳伯達。理論上林彪得到鼎力相助。而林彪同妻子兼秘書葉群更像開了一個夫妻店。葉總是喜歡放大林彪的願望和要求，如果林彪放個屁她馬上能演繹成“急性腸炎”。林彪並不是一個喜歡出頭露面的人，而她卻能掌握好林彪必須出面的時刻。她和林彪的心腹們更是親密無間、周旋盡至。因為有了葉群這個“潤滑油”，林彪團伙越發顯得緊密團結，他們鑄成攻守同盟，里外抱成一團……毛澤東不能坐視不管！
恰好這時，江青團伙開始對林彪權勢膨脹表示出明顯的不滿。特別是張春橋，每次討論修改憲法，都和陳伯達吵得不可開交。
而張春橋又被大家認為真正能體會毛澤東思想的人。
應該說，毛澤東的種種舉措某種程度上刺激了林彪，讓他明顯感到毛澤東對自己不再感冒，而且是很不感冒了。
如果說，以前高調提出讓毛主席「兼任」國家主席還有由衷的成分，那麼從毛澤東第三次表明不設國家主席之後，林彪再次提議毛澤東「兼任」國家主席就是放的煙霧彈，言不由衷的背後是為捍衛他的接班人地位而在政治上展開的保衛戰。
本文摘自《毛澤東最後七年風雨路》，顧保孜 著，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6月 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