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周恩來的晚年歲月》，人民出版社 2006年1月出版，定價：38.00元）
講台上的江青激動萬分，講台下的周恩來一言不發，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周恩來的無奈。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通知》，簡稱《五·一六通知》，是全面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一個綱領性文件。對這個《五·一六通知》的真正含義，對毛澤東在《五·一六通知》中加寫的一段話，特別是對其中所說的“ 資產階級代表人物”、 “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的矛頭所指，周恩來當時也是不清楚的。
對《五·一六通知》中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都不知道指的是誰
1967年5月21日，周恩來在接見陸、海、空三軍文工團部分文藝工作者時，袒露過他的心態。他說：當時雖然有些猜測，卻未曾想到是指劉少奇。事實上，不僅周恩來沒有理解到，就連主持這次會議的劉少奇也沒有想到是指自己。
5月18日，即在《五·一六通知》通過的第3天，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會見胡志明時，都認為：「中國黨內的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者已經挖出來了」。這種情況真實地反映了當時中央領導層的黨內生活很不正常。
在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還有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林彪提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決議，說明葉群在同林彪結婚前是處女。在會場主席台前的桌子上放著林彪手書的一張紙，大意是說他證明：（一）葉群和我結婚時是純潔的處女。婚後一貫正派。（二）葉群與王實味、×××根本沒有戀愛過。（三）老虎、豆豆（指林立果、林立衡。——編者注）是我與葉群親生的子女。（四）嚴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談的一切全系造謠。聶榮臻看到後，拿著林彪的這個手書，氣憤地說：「發這個做啥？收回！」隨即主席台上的人就讓把林彪的這個手書收回了。
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劉西堯聽周恩來說起過這件事。他在《「文革」中我給周恩來當聯絡員》的回憶文章中寫道：“‘九一三事件’後，我聽周總理說，在1966年通過《五 ·一六通知》的政治局會議上，針對陸定一的妻子嚴慰冰對葉群的指責，林彪竟提出要政治局通過決議，說葉群在和林彪結婚前是處女，被政治局多數成員否決。林彪叛逃後，周總理提起此事講，一個共產黨員提出這樣的問題，簡直是荒唐。當時他感到很驚訝！”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全會通過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是全面開展「文化大革命」的又一個綱領性文件。毛澤東主持全會，鄧小平宣佈全會議程，劉少奇做工作報告。報告後半部分著重講「文化大革命」 發動以來的工作，對派工作組問題作自我批評。毛澤東插話批評說：“工作組不管怎麼樣是做了壞事”，“起了一個鎮壓群眾、阻礙群眾的作用，起了個壞作用”。8月2日，周恩來在全會講話，對派工作組問題主動承擔責任。他說：
「從十中全會以後到現在，一切重大決定都是毛主席親自製定的。這次文化大革命，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是毛主席親自批登《人民日報》的。這一登，整個文化大革命就轟開了。這次決定撤銷工作組，也是毛主席回北京後親自決策的。這次文化大革命是史無前例。」
「對工作組的問題，留在北京工作的我們幾個人都要負責，要替北京市負起更多責任來。主席一號說百分之九十的工作組都犯了方向性的錯誤，而我們直到主席回來，彙報的時候，還主張工作組不撤。投身到戰鬥中免不了犯大錯誤，我就犯過大錯誤，現在過問這個事情一定也要犯錯誤。要做這個精神準備，犯錯誤就改。要能夠聽不同的意見，多方面的意見來比較，如果自己想得不對，請教於群眾，請教於主席，請教於中央。大家來想，總會做得好些。」
8月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毛澤東嚴厲批評主持中央「一線」工作的同志。他說：“現在共產黨也鎮壓學生運動。”“講客氣一點，是方向性錯誤，實際上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反對無產階級革命。”“這次會議要解決問題，否則很危險。”他還不指名地批評劉少奇說：“我是沒有下去蹲點的。有人越蹲點越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 劉少奇承擔責任說：“這段時間，主席不在京，我在北京主持工作，我負主要責任。”毛澤東接著說：“你在北京專政嘛，專得好！”
在葉劍英講到我們有幾百萬人民解放軍，不怕什麼牛鬼蛇神時，毛澤東聲色俱厲地說：「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由此可見，會議氣氛緊張到了何等程度。
8月5日，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措辭嚴厲地指出：「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聯繫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省的嗎？”毛澤東這張不指名指責劉少奇等同志的大字報，第一次把中共中央核心領導的分歧公之於眾，並且上綱到驚人的高度。
在批判劉少奇、鄧小平的中央政治局生活會上，周恩來一言未發
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全會決定改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劉少奇由常委會第二名降為第七名。直到這時，周恩來才明白毛澤東在《五·一六通知》中加寫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 “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所指的是誰。在會議期間，他兩次對廖漢生說，“現在毛主席已下了決心”。後來，1984年2月18日，廖漢生回憶說：
「周總理說：毛主席下了決心，寫了《我的一張大字報》，晚上把我叫去，交給我，讓我向大會傳達，後又收回去了。第二天晚上，又把我找去，再把《我的一張大字報》交給我。現在毛主席已下了決心，要改組政治局常委。」
毛澤東《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發表後，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生活會上，對批判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和陶鑄「很不理解」，始終沒有發言。據陶鑄的夫人曾志在《陶鑄與中央文革決裂的內幕》一文披露：
「十一中全會上，主席主持召開了好幾次政治局的生活會，目的是批判少奇和小平同志。會前，江青私下找陶鑄進行佈置。陶鑄說：‘江青要我在會上打頭陣，要我向劉、鄧放炮，我對她說，我剛來中央，對情況一點不了解。結果打頭陣的是謝富治。開了幾次生活會，最後只有我和總理沒有發言。’」
「文化大革命這種前進的速度、廣度和深度」，“包括我自己在內，都沒有足夠的精神準備”。
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後，「紅衛兵運動」迅猛興起，“革命造反”的狂潮一浪高過一浪。周恩來講到他當時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時，多次表示自己的思想“跟不上形勢的發展” 。他說過：自己雖然幹了幾十年革命工作，但就「文化大革命」這個新生事物來說，在許多地方還不如年輕人那樣思想解放，那樣敢說敢闖，沒有條條框框。1966年8月18日，周恩來會見越南總理范文同時，袒露過這種“跟不上，但要爭取跟進”的心態。他說：
「新的革命運動，我們這些老革命就不熟悉了，變成‘保守派’。我們跟主席一道工作，有時毛澤東思想紅旗舉得不高，錯誤是經常要犯的，當然不是站在對立的立場上。我們要保持晚節，就是緊跟毛主席不掉隊，在‘文化大革命’中經受住考驗。」
周恩來的這番話並非客套，而是他當時的真實思想和態度。後來，在許多講話中還談到對「 文革」的認識問題。1966年10月28日，他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說過：“說老實話，做夢也沒有想到這樣的一個大局面。”在談到「文革」運動的時間安排時，反映了他希望「文革」 早日結束。他提出：“可不可以設想一個時間表，大區、省、市、自治區一級能不能在春節以前使機關的運動告一段落，中央各部、各口子在春節以前告一段落。”這個時間表反映了周恩來當時對「文革」確實還「很不理解」。
後來，12月19日，周恩來在中央負責人集體接見外地來京師生和紅衛兵的大會上，還談到自己對「文革」沒有“精神準備”。他說：
「文化大革命這種前進的速度、廣度和深度，都不是我們原來所能料到的。我們大家，包括我自己在內，都沒有足夠的精神準備。就是說，沒有能夠完全預料到。」
直到1968年9月14日，接見首都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在談到對「文化大革命」 的認識時，周恩來還說過他對「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他坦誠地說：“說老實話，我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初期也不是很理解，沒有想到今天這樣的局面。”
對於周恩來在「文革」期間的處境和心境，當時同周恩來接觸較多的谷牧深有體會。他在《回憶敬愛的周總理》的文章中寫道：
「對於‘文化大革命’，在運動初期，黨內絕大多數高級領導幹部都處於一種‘很不理解’ 、‘很不得力’的狀態，我們這些人都是如此。我體會，包括周總理和少奇同志幾位中央主要領導同志，他們也是在一種很不自覺的情況下被捲入這場政治風暴中去的，他們也是在憑著自己的認識看問題，憑著自己的經驗幹事情，憑著自己的責任感做工作。他們的思想和肩上的擔子都是沉重的。周總理作為當時中央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對於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作出的決定，是必須貫徹執行的。所以，無論是同我們這些人談話，或公開對群眾談話，他總是講要‘加深理解’、‘跟上形勢’。但是，‘文革’究竟要幹什麼？怎麼搞法？將來的發展是個什麼結局？他也搞不太清楚。」
對「文化大革命」，力求“加深理解，跟上形勢”
周恩來沒有參與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的醞釀準備工作，對許多事情並不知情，因而缺乏思想準備。但是，當時他沒有懷疑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初衷是“反修防修，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現在看來，當時，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同志對“修正主義” 和“資本主義復辟”的理解是含混不清、不準確的；而且他們對當時中國國情的估計也是不切實際的。長期以來，周恩來對毛澤東是尊重和信賴的，認為毛澤東總是站得高、看得遠、想得深，即使在一些問題上出現不同意見，總是要求自己從積極方面去理解，去跟進。因此，他對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總體上表示擁護，并力求“加深理解，跟上形勢”。
「文革」初期，周恩來根據當時對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文化大革命」的初衷的理解和認識，總體上是擁護和支持的，在國內外講話中多次表示過。1966年6月27日，他在阿爾巴尼亞地拉那群眾大會上說：
「在社會主義國家裏，如何防止修正主義篡奪黨和國家的領導權，如何防止資本主義復辟，不斷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還沒有一套完整的經驗。這幾年來，我們黨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教導，採取了一系列根本性的措施，來避免修正主義篡奪領導，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最近幾個月來，我國轟轟烈烈展開的文化大革命，是意識形態領域內的一場十分激烈的階級鬥爭」， “歸根到底，是一場復辟與反覆辟的鬥爭”。“這一場挖修正主義根子的鬥爭，將進一步鞏固我國的無產階級專政。”
如果說，《五·一六通知》是從理論上全面發動「文革」的一個重要標誌，那麼，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以及毛澤東《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和他《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的信》，則是在實踐上全面發動「文革」的重要標誌。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一發表，從北京到全國各地立即掀起了「文革」狂飆。
隨後，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北京市大中學校的紅衛兵，同首都百萬群眾共慶「文革」的開展，進一步震動了全國。劉少奇、鄧小平和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出席了這次群眾大會，並在大會主席台上按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改組的結果排列順序，劉少奇降為常委中的第七位，公佈了中共中央高層的重大人事變動。
「八·一八」大會使廣大紅衛兵受到極大鼓舞，成為「文革」的急先鋒。「紅衛兵運動」的興起，大批以“紅五類”出身為主體的大中學生，衝出校園，走向社會，把「文革」狂飆進一步刮向全國各地。他們以破“四舊”為名，到處抄家，搗毀文物，更改街名，揪斗老師、領導幹部、愛國民主人士和高級知識分子，肆無忌憚地進行侮辱、打罵，甚至任意誣衊一些領導幹部是“黑幫”，誣衊一些專家學者是“反動學術權威”，誣衊一些教師是“牛鬼蛇神 ”，誣衊一些群眾是“黑五類”，致使許多人或被打致傷、致死，或被“掃地出門”。
對於「紅衛兵運動」中出現的種種違反黨和國家政策、法律、制度的惡劣行為，及其造成的駭人聽聞的罪惡事件，周恩來憂心忡忡，困惑不解。1966年8月22日，他在清華大學全校師生員工大會上講話時，就表露過當時的這種心情。他不解地說：“八月八日的《決定》（指《十六條》。——引者注）現在公佈十四天了，你們正在學習。為什麼還有隔閡呢？就是因為有許多問題不清楚。有許多問題我們也不清楚。拿我來說，就很不清楚。”
主持制訂對「文革」的限制性政策
「文化大革命」狂飆興起時，雖然周恩來是在沒有思想準備的情況下被動捲入的，但他對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這場“革命”，力求理解，爭取跟進，並對「文革」中出現的種種違法亂紀行為，制定一些相關的政策、措施，加以約束和限制。當時，極左思潮和極左行為泛濫，林彪、江青一夥為了亂中篡權，惟恐天下不亂。在這種極度動亂的局勢下，對 「文革」加以約束和限制往往阻力重重，但周恩來為此傾注了大量心血和智慧，以儘可能減少「文革」造成的破壞和損失。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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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各族人民堅決要求「抗美援朝，保家衛國」
林彪曾積極支持組建東北邊防軍並推薦指揮人選
韓戰爆發後，毛澤東考慮到東北地區直接受到戰爭威脅，又考慮到東北地區戰略地位重要，建議中央成立東北邊防軍。對毛澤東的意見，中央領導人都贊成。很快，中共中央就做出決定：以第十三兵團組建東北邊防軍，作為防患於未然的戰略措施。
1950年7月7日下午，周恩來在中南海居仁堂主持召開了保衛國防問題會議，傳達中共中央、毛澤東關於成立東北邊防軍的決定，討論保衛東北邊防問題。參加會議的有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代總參謀長聶榮臻、第四野戰軍司令員林彪和副政治委員譚政、總政治部主任羅榮桓和副主任蕭華、總情報部部長李克農、總後勤部部長楊立三、作戰部部長李濤、摩托裝甲兵司令員許光達、海軍司令員蕭勁光、空軍司令員劉亞樓、軍委鐵道部部長滕代遠、炮兵副司令員蘇進等。
從這份參會名單可以看出，與會者主要是中央軍委三總部、陸海空三軍及有關兵種負責人，作為野戰軍領導人參加會議的，只有林彪和譚政。
會議討論了東北邊防軍所轄部隊、人數、指揮機構設立和領導人選配置、政治動員和後勤保障、車運計劃和兵源補充等問題。林彪積極支持組建東北邊防軍。會上，他從中國東北地區的戰略地位、中國在遠東地區的戰略目標、中朝關係等方面，論述了組建東北邊防軍的必要性。同時，他更多地對組建東北邊防軍的原則作了闡述。這些原則，就是以第十三兵團為骨幹，組建東北邊防軍。今後，東北邊防軍也作為中國的一支重要軍事力量擺在東北地區，對內可以保衛中國東北地區，對外也可以作為一支戰略威懾力量，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發揮作用。
7月10日，周恩來主持召開第二次保衛國防問題會議。林彪再次發言，就組建東北邊防軍的具體問題談了自己的意見。他發言總的精神是：第四野戰軍在這個問題上義不容辭，要多少人出多少人，要多少裝備出多少裝備。會議經過討論，決定分別從河南、廣東、廣西、湖南、黑龍江等地抽調第十三兵團的第三十八軍、第三十九軍、第四十軍及第四十二軍，炮兵第一師、第二師、第八師，以及1個高射炮團、1個工兵團，共計255000餘人，組成東北邊防軍。這些部隊大多數是來自林彪所率領的四野部隊。林彪歷來對粟裕十分賞識，認為粟裕有很高的軍事才能，他親自提名粟裕作為入朝部隊的先期主帥，到東北地區去帶兵。考慮到現在還不能任命粟裕入朝的職務，會議決定先任命粟裕為東北邊防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蕭勁光為副司令員、蕭華為副政治委員、李聚奎為後勤司令員；以第十五兵團司令部組成兵團部，統轄第三十八軍、第三十九軍、第四十軍，炮兵、裝甲兵、工兵及高射炮部隊。會議決定，為了集中指揮，成立第四野戰軍特別司令部，上述部隊統一由第四野戰軍特司負責指揮；空軍方面，成立東北空軍司令部，也統一由第四野戰軍特司指揮。這一系列決定會後經周恩來斟酌修改後，於13日報毛澤東批准。
從上述決定可以看出，林彪對於保衛祖國問題是十分重視的，對於組建東北邊防軍是堅決支持的。中共中央最初也確曾同意在必要時由粟裕率領中國軍隊先期出兵朝鮮。
但可惜的是，粟裕身體不好，不能赴朝指揮作戰。從近期出版的《粟裕年譜》中可以看到，就在中央決定組建東北邊防軍時，粟裕正在青島治病。他得知中央的任命後，十分著急，便托羅瑞卿給毛澤東捎了封信，說明了自己的身體狀況。毛澤東收到他的信後即於8月8日寫了回信。在複信中毛澤東說：「羅瑞卿同志帶來的信收到了，病情仍重，甚為繫念。目前新任務不甚迫切，你可以安心休養，直至病癒。休養地點，如青島合適則在青島；如青島不甚合適，可來北京，望酌定之。」此前，周恩來和聶榮臻考慮到粟裕正在治病，而蕭勁光、蕭華一時也無法到東北邊防軍任職，便聯名致函毛澤東，建議東北邊防軍“先歸東北軍區高崗司令員兼政委指揮”，待粟裕、蕭勁光、蕭華赴任後再成立邊防軍司令部。毛澤東同意他們的意見。
毛澤東確實考慮讓林彪赴朝指揮志願軍
毛澤東從來就沒有放鬆對我國國家安全問題的警惕性。在中央的統一領導和精心安排下，東北邊防軍的部隊建設、武器補充、物資籌措等工作一直在緊張進行，應該調動的部隊也先後開赴東北，但由於主帥沒有定下來，東北邊防軍的領導班子一直沒有成立。8月下旬，朝鮮人民軍向南的攻勢減弱了，朝鮮戰場上出現僵持局面，戰局發生逆轉的可能性增大了。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預見到，中國不出兵朝鮮已不可能。他和周恩來開始物色新的東北邊防軍統帥人選。很自然地，他們想到了林彪。
為什麼他們會想到林彪？主要有這麼幾個因素。一是林彪時任第四野戰軍司令員、中南局第一書記、中南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中南軍政委員會主席，組建東北邊防軍時抽調的大多是原四野的部隊，他本人也參與了東北邊防軍的組建工作，由他指揮作戰比較順當。二是林彪在軍事上是有才幹的，當時軍隊中就有林彪「三大戰役有其二」（指林彪參加指揮了遼瀋、平津兩大戰役），“渡江戰役有其半”（指林彪在渡江戰役中指揮了西線軍隊過江）的說法。三是林彪很受毛澤東賞識，毛澤東對林彪有過這樣的評價：林彪打仗又狠又刁。四是出兵朝鮮肯定要與朝鮮領導人和蘇聯軍事顧問配合行動。在東北期間，林彪曾和朝鮮黨領導人共同作戰，許多朝鮮人民軍的高級將領曾是林彪的部下；在蘇聯治病期間，和蘇聯軍隊的高級將領關係也很好。五是抗美援朝必定要在冬季作戰，而林彪有指揮大部隊冬季作戰的經驗。總之，毛澤東和周恩來認為林彪是率兵入朝最合適人選。
毛澤東就擬派林彪赴朝指揮作戰一事，曾與中央書記處的幾名書記交換過意見，中央書記處的幾位書記也都贊成。中央也曾在一定範圍內醞釀過。毛澤東經與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的周恩來商議後，有意識地讓林彪多接觸些關於東北邊防軍出國作戰的準備情況和來自朝鮮戰場的信息。其他中央領導如軍委副主席彭德懷、代總參謀長聶榮臻、國家副主席高崗、政務院財經委員會副主任薄一波等人也都知道此事。但中央沒有正式討論過這件事，也沒有為此做出過正式決定，自然也沒有與林彪正式談過這件事。
9月15日，美軍在仁川登陸，朝鮮人民軍陷入被動局面，美軍趁機加速向朝鮮北方推進，美國的偵察飛機已經飛入我國東北地區上空進行偵察。顯然，中國國家安全受到了威脅。毛澤東認識到了派人入朝的迫切性，他指示東北邊防軍加快做好出兵朝鮮的準備。同時，毛澤東也不能不考慮儘快確定率志願軍入朝作戰的主帥人選了。
林彪不同意中國出兵朝鮮
但是，毛澤東顯然考慮到了林彪的身體情況，他並沒有直接命令林彪赴朝率兵作戰，而是先就中國出兵朝鮮問題徵求林彪的意見。
1950年9月下旬，毛澤東就中國派兵入朝參戰等問題和林彪進行了一次長談。談話中，林彪從中國國內情況和軍事力量兩個方面坦率地講了自己對派兵入朝作戰的不同意見。他認為，我們國內戰爭剛剛結束，各方面工作都未就緒。美國是最大的工業強國，軍隊裝備高度現代化，一個軍就有各種火炮1500門，而我們一個軍只有36門。美國有強大的空軍和海軍艦艇，而我們海、空軍才剛剛開始組建。在敵我裝備極為懸殊的情況下，如貿然出兵，必然引火燒身，後果不堪設想。他的意見是，中國可以派出重兵在東北駐紮，一方面保衛中國邊境，另一方面可以作為朝鮮人民軍的戰略支持力量，而朝鮮人民軍採取游擊戰方式與美國軍隊繼續作戰。
林彪向毛澤東所談的意見是直截了當的，並不隱瞞自己的看法，這一點，毛澤東是不責怪林彪的，但他的意見毛澤東不能接受。此時，毛澤東出兵朝鮮的決心已下。但毛澤東考慮到，林彪是他和中央書記處的同志初步擬定的率兵出國作戰的領導人，他不贊成出兵朝鮮，在執行赴朝作戰任務時，勢必會有諸多滯礙，會影響到抗美援朝作戰的全局。因此，毛澤東沒有向林彪談要派他率兵入朝的意見。
此後，毛澤東又多次約林彪長談，但談的主要內容，不是讓他帶兵入朝，而是向林彪講，我們為什麼要出兵，不出兵會有什麼後果，出兵有哪些有利條件，對美帝國主義應該採取什麼對策等，目的是爭取林彪在政治局會議上支持派兵入朝作戰的意見。但是，林彪在毛澤東的面前，仍然堅持自己的意見，不同意派兵赴朝。於是，毛澤東就派兵入朝後的戰略戰術問題徵求林彪的意見。在這個問題上，林彪倒是積極獻計獻策的。他在分析了敵我雙方的情況後，想出了各種各樣的可能性，提出了一些方案供毛澤東參考。他提出，派兵入朝後，要先打幾個大的殲滅戰，穩定戰場局面。為此，就要集中火力，把重炮儘可能集中到打殲滅戰的幾個師去。對林彪的這些意見，毛澤東是讚賞的。
毛澤東對林彪直言不同意派兵赴朝的做法並不責怪，但他最終沒能說服林彪。應該說，毛澤東和林彪在是否出兵朝鮮的問題上是存在分歧的。顯然，林彪也知道毛澤東和中央書記處其他領導人有讓他率兵入朝作戰的意圖，也不能不如實講清自己的身體情況。林彪說他每晚失眠，身體虛弱多病，怕風、怕光、怕聲音。林彪的意思是，他自己的身體情況不允許他率兵入朝作戰，如果中央決定出兵朝鮮，最好另外物色率兵人選。
林彪當時確實有病
林彪當時確實有病。林彪年少時身體就不算強健，但入黃埔軍校後，由於參加軍事訓練，身體逐步強壯起來。他身體真正不好，始於平型關戰役後。當時，林彪騎著從日本軍隊裏繳獲的戰馬，披著繳獲的日本軍官的大衣外出，國民黨哨兵誤以為是敵方人員，喊口令後開槍。槍彈打穿了林彪的肺部，並擦傷了他的脊髓神經。雖經到蘇聯治療，但林彪的身體從此就極度糟糕，怕光、怕水、怕風。
解放戰爭期間，林彪回國參加指揮重大戰役時，身體情況也十分不好。在東北，林彪多次發病，但還是咬牙挺了下來。為對付疾病，林彪想出了許多怪法。一是吃飯十分簡單，只吃白菜燉豆腐和土豆燉豆腐這兩種菜，不吃或者很少吃肉食。二是長年不洗澡。據他身邊工作人員講，由於長年不洗澡，他的襯衣穿兩天就要換洗，換下來的襯衣沾上一層油污，洗時要用開水燙，用鹼水搓，才能洗乾淨。三是不在有水的地方居住。因為他只要聽到流水的聲音，就拉稀。這的確是一種神經受傷後遺留的怪病。不光是蘇聯權威醫生奇怪，林彪自己也感到很奇怪，但確實沒有辦法。
林彪的病還不止於此。自從被傷了神經後，林彪就必須經常嗅火柴燃燒時的味道，否則就昏昏欲睡，甚至頭痛。另外，他還有一個奇怪又不知病因但確實很重的病，就是有時會突然臉色發白，身體立即虛弱下去，渾身出汗，急劇喘息。這時，什麼藥物，什麼辦法，都治不了。在久病中，林彪摸索出一個治此病的辦法，就是「顛車」。林彪在廣東時，他身邊警衛人員回憶了這樣一個情形：
葉群突然在屋中高喊：「快，林總病了！」隨著這一聲，跑來的不是醫生，而是專門給林彪配備的一個警衛兼特殊“司機”陳良順。他也不是跑到林彪卧室門前去搶救，而是跑到林彪居室西北角的一間空屋子裡，那裏停放著一輛從部隊淘汰下來的老式帶斗摩托車。這個摩托車被固定在牆邊，排氣筒伸向屋外。陳良順跳上摩托，立即發動。這時，葉群和林彪的一些警衛員一起，扶著身披軍大衣，臉色煞白，身體極度虛弱的林彪，坐到摩托車的坐斗里。十分難受的林彪咬著牙忍著。陳良順加大了油門，摩托劇烈地顫抖起來。林彪小聲地命令：開猛些！陳良順再次加大油門，摩托車顛簸得更猛烈了。這時，奇蹟發生了，林彪的臉上有了血色，咬著的牙鬆開了，緊閉著的雙眼睜開了，他神情清醒過來，眼睛裏重新放出銳利的光芒，全身也有了力量。過了十幾分鐘，林彪小聲說：好了。他自己邁出摩托車坐斗，慢慢走回辦公室繼續辦公。
報中，多次談到自己的身體情況，中央對他也很關心。
在這種情況下，林彪到朝鮮去指揮作戰，不僅緊張的指揮工作他的身體可能頂不下來，就是在異國他鄉生活他的身體都可能頂不下來。因此，林彪如實向中央講明自己的身體情況，是實事求是的、負責任的，也是合乎組織原則的。
毛澤東對林彪的病情很清楚，對他也很關心
對於林彪的病，毛澤東十分清楚，中央其他領導人也十分清楚。毛澤東早在派林彪去東北時，就注意到林彪的身體情況，特別關照東北的其他高級領導幹部，要注意林彪的身體。林彪主政南方後，毛澤東對林彪身體情況十分注意，還派醫生去南方為他治病。
由於擔心林彪在南方吃不消，毛澤東調林彪到北京工作，一方面在中央參與重大決策，更主要的是讓他有一個好的醫治條件。林彪到京不久，毛澤東就委託負責中央高級領導人健康的保健醫生傅連璋去看望林彪。毛澤東還指示傅連璋，讓他出面，從上海、北京、天津調來一流的醫學專家，專門為林彪治病。為了使這項任務有統一的協調，毛澤東還專門派蕭華代表中央統一負責。1953年，傅連璋從北京、上海、天津調來一批醫生，專門給林彪治病。由毛澤東親自出面，調動這樣多的著名醫生，成立專家小組，還派蕭華總負責來為一個幹部診治疾病，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還是第一次。專家小組對林彪的神經、心臟、腸胃、泌尿、血液、肝臟、肺部都進行了全面細緻的檢查，發現林彪確實十分虛弱，但臟器卻沒有大問題。他們知道，這是一種怪病，蘇聯專家也治不好。儘管他們研究了多次，拿出了各種方案，但沒有一個是專家們自己滿意的，對治林彪的病也沒有多大幫助。除了採取一些維護性措施外，只好允許林彪按照他自己發明的減輕病痛的辦法去做了。醫生們建議林彪長期靜養治療。
醫療小組的意見，通過蕭華轉告中央。毛澤東知道結果如此，心情很沉重。但是，林彪的身體狀況就是這樣，他也沒有辦法，只能讓他長期休養。
毛澤東對林彪養病十分關心，為此，他還特意給林彪抄寫了一篇曹操的詩《龜雖壽》：
神龜雖壽，猶有竟時。
騰蛇乘霧，終為土灰。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盈縮之期，不但在天。
養怡之福，可得永年。
毛澤東把他抄寫的這首曹操的詩，託人送給林彪，林彪看後十分感激。
林彪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直言不贊成出兵朝鮮
不久，毛澤東決定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是否出兵朝鮮事宜。由於林彪明確表示不贊成出兵朝鮮，又如實向毛澤東說明了自己的身體狀況，毛澤東當然不會勉強命令他領兵赴朝。事實上，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前，毛澤東就已經放棄了派林彪率兵入朝作戰的打算，並已經物色了另一個人選——彭德懷。在10月2日召開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毛澤東說：「出兵援朝已是萬分火急，既然林彪說他有病不能去，我的意見還是彭老總最合適了。」
10月4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專門商討出兵援朝問題。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陳雲、高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張聞天。彭德懷於會議中間趕到。李富春、羅榮桓、林彪、鄧小平、饒漱石、薄一波、聶榮臻、鄧子恢、楊尚昆、胡喬木列席了會議。
出兵朝鮮，是一件關係中國全局和國家安危的大事。對此，毛澤東採取了十分慎重的態度。他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就是要集思廣益，權衡利弊得失，同時也為統一意志。因此，政治局擴大會議一開始，毛澤東就要求大家，先擺一擺派兵入朝參戰的困難。
林彪在發言中仍然堅持他當面和毛澤東談的觀點——不宜派兵入朝。他說：我們剛建國不久，百廢待興，國力很弱，沒有能力再打大仗。特別是我們還沒有同美軍較量過。我還是那個意見：要慎重。我們國家已經打了20多年仗，元氣還沒有恢復。我看還是加強東北邊防為好，免得引火燒身。在隨後的幾天會議里，林彪又多次發言，表達同樣的意見，並且舉出了我國派兵入朝作戰的具體困難。由於他的發言經過長期思考的，並且有材料有根據，所以得到了政治局不少成員的贊成。在此期間召開的中央軍委常委會議上，林彪更詳細地談了自己的意見，對問題分析得也很具體。
對於林彪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態度，曾擔任周恩來軍事秘書的雷英夫在自己的回憶中有所記述。他說：「他在軍委常委居仁堂會議上說，為了拯救一個幾百萬人的朝鮮，而打爛一個5億人口的中國有點划不來。我軍打蔣介石國民黨的軍隊是有把握的，但能否打得過美軍很難說。它有龐大的陸海空軍，有原子彈，還有雄厚的工業基礎。把它逼急了，它打兩顆原子彈或者用飛機對我大規模狂轟濫炸，也夠我們受的。因此，他不贊成出兵，最好不出兵。如一定要出，那就採取‘出而不戰’的方針，屯兵於朝鮮北部，看一看形勢的發展，能不打就不打，這是上策。」
但是，林彪的意見還是被毛澤東否定了。毛澤東看問題自然比林彪視野更廣闊，考慮更全面。他是從國際格局和中國長遠戰略的大視角看待出兵朝鮮問題的，他認為必須出兵朝鮮。他的意見得到了中央政治局許多成員的支持，其中包括另一個領兵主帥彭德懷。10月5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繼續討論抗美援朝的決策問題。前一天剛從西安赴京的彭德懷錶態說：「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爛了，最多等於解放戰爭晚勝利幾年。如讓美軍擺在鴨綠江岸和台灣，它要發動侵略戰爭，隨時都可以找到借口。」聽完彭德懷的發言，毛澤東站起來堅定地說：“彭老總說得好！我們出兵參戰的困難確實很多，但是，朝鮮是中國的友好鄰邦，中國人民不能眼看著美國侵略者對其肆行踐踏而置之不理；唇亡則齒寒，戶破則堂危。我們應當參戰，必須參戰。參戰利益極大，不參戰損害極大。”這樣，關於出兵朝鮮的事情，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決定下來了。
當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做出決定後，林彪在會上表示服從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決定，並且講了這樣的意思，告訴他原來指揮的第四野戰軍中準備入朝的部隊，堅決擁護中央抗美援朝的決定。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也最終確定派彭德懷領兵入朝。
在這之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中央從沒有提起林彪不同意出兵朝鮮以及他因病不能帶兵入朝的問題，更沒有提起他與毛澤東曾有過的意見分歧。因為在中央看來，這些都是正常的，並沒有違反黨內原則。
當年黨內不少同志與林彪的看法相同
韓戰爆發後，在出兵朝鮮問題上，黨內有不少同志與林彪的看法基本相同，不同的是：林彪不贊成中國出兵朝鮮的意見大概從韓戰爆發一開始就形成了，是他固定的看法，而且林彪一旦形成自己的看法，是不輕易改變的。
實際上一直關注朝鮮戰事的林彪，最晚在1950年9月就形成了不同意出兵朝鮮的意見。據柴軍武回憶，1950年9月初，他從平壤回到北京後，接到中央軍委辦公廳的通知，說林彪要見他，了解朝鮮方面的情況。柴軍武馬上去林彪住處彙報。此前，柴軍武已經向林彪彙報過朝鮮方面的情況。
林彪聽了柴軍武對朝鮮戰事新情況的彙報後，問道：「他們有無上山打游擊的準備？」顯然，林彪在這裏所說的“他們”是指朝鮮人民軍及其領導人。
柴軍武回答說：「我不能確切地講有，但根據和金日成相處的了解，如果形勢需要，他是能夠上山打游擊的。」
林彪又問：「我們不出兵，讓他們上山打游擊行不行？」
林彪的這句問話，實際上是自言自語，也表明他在思考這個問題，或者說，他在向下級談自己的看法。因為這個問題柴軍武是不能回答的，所以柴軍武沒有說話。林彪也能理解，談話就此結束。
從林彪與柴軍武的談話可以看出，當時林彪不贊成出兵朝鮮的意見已經很明確。
當時，黨內有不少同志在是否出兵朝鮮問題上與林彪意見相同，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當時中國歷經戰亂，剛剛穩定下來,可以說是百廢待興，中國人民需要和平，中國也需要一段和平建設時期。從軍事上看，新中國的力量還不夠強大，武器裝備與美國軍隊相比要落後得多。與世界上第一號軍事強國交戰，大家在打勝的可能性方面有些猶豫是正常的，黨內有些不同意見是可以理解的。許多當事人在後來的回憶中都講到了這方面的情況。
聶榮臻在回憶中說：「當時在我們黨內也是有不同意見的。主要是有些同志認為，我們打了這麼多年仗，迫切需要休養生息，建國才一年，困難重重，不到萬不得已的時候，最好不打這一仗。」
薄一波在回憶中也說：「當時下決心出兵打這場戰爭，對於新生的人民共和國來說並不是沒有風險的。百廢待興，困難很大。記得毛主席曾跟我談過，我們確有困難，一些同志不主張出兵，我是理解的，但我們是個大國，不打過去，見死不救，總不行呀！」
毛澤東本人也回憶過當時黨內存在不同意見的情況，並且認為這是正常的。1970年10月10日，毛澤東在北京同來訪的金日成會談時，提到了當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討論出兵朝鮮問題上意見分歧因而猶豫不決的情況。他說：「我們雖然擺了5個軍在鴨綠江邊，可是我們政治局總是定不了，這麼一翻，那麼一翻，這麼一翻，那麼一翻，嗯！最後還是決定了。」毛澤東在這裏所說的“翻”，就是中央政治局在討論中意見不統一，反覆爭論的情況。
曾任毛澤東秘書、後來又擔任過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的逄先知同志在他的《毛澤東與抗美援朝》一書中寫道：在10月4日下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多數人不贊成出兵或者對出兵存有種種疑慮。理由主要是中國剛剛結束戰爭，經濟十分困難，亟待恢復；新解放區的土地改革還沒有進行，土匪、特務還沒有肅清；我軍的武器裝備遠遠落後於美軍，更沒有制空權和制海權；在一些幹部和戰士中間存在著和平厭戰思想；擔心戰爭長期拖下去，我們負擔不起等等」。
就是堅決主張出兵朝鮮的毛澤東，在做出這個決策時，也經過了反覆思考、多次猶豫的過程。聶榮臻曾回憶道：「對於打不打的問題，毛澤東同志也是左思右想，想了很久。那時部隊已經開到鴨綠江邊，鄧華同志的先遣隊已經做好過江的準備，毛澤東同志又讓我給鄧華髮電報，讓他慢一點，再停一下，還要再三斟酌斟酌，最後才下了決心。毛澤東同志對這件事確實是思之再三，煞費苦心的。」胡耀邦也在回憶中談到：毛澤東在考慮出兵不出兵朝鮮的問題時，“他不作聲，一個禮拜不刮鬍子，留那麼長，想通以後開個會，大家意見統一了，毛主席就刮鬍子了”。當時擔任毛澤東的秘書胡喬木也回憶說：“我在毛主席身邊工作了二十多年，記得有兩件事使毛主席很難下決心。一件是1950年派志願軍入朝作戰，一件就是1946年我們準備同國民黨徹底決裂。”
上述歷史材料可以說明，當年林彪比較早就形成了不同意派兵入朝作戰的意見，並且一直堅持沒改。他在黨內公開闡明了自己的意見，中央做出出兵朝鮮決定時，他服從了中央的決定。這些並沒有不正常之處。當時不贊成出兵援朝的，也並不只是林彪一個人。林彪確實有病，他在中央沒有做出正式決定的情況下說明自己的身體狀況，也是正常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結束後，林彪按照毛澤東的意見，與周恩來一起去莫斯科，就蘇聯對中國入朝參戰軍隊提供援助問題與斯大林談判。在談判中，林彪對蘇聯表明了中共中央抗美援朝的決心，並在基本戰略、要求武器支持等方面，同蘇聯方面進行了具體溝通。談判結束後，周恩來回到北京，林彪留在蘇聯治病。此後，毛澤東仍然安排林彪在軍隊裏擔任重要職務，並沒有表示出對林彪的「失望」和“不滿”。
1985年春，中國大百科全書軍事卷正在編纂過程中，解放軍總政治部百科全書編輯室將「林彪」條目釋文送開國大將黃克誠審查。釋文中講到了林彪在抗美援朝前夕不贊成出兵的錯誤。黃克誠就此事談道：“在黨內來說，一個下面的幹部，向黨的領導反映自己的觀點，提出自己的意見，現在看來這是個好的事情；如果把自己的觀點隱瞞起來，上面說什麼就跟著說什麼，這是不正確的態度。林彪不隱瞞自己的觀點，儘管觀點錯誤，但敢於向上面反映，就這一點說，是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的態度。”他還說：“我考慮，如果其他人的條目釋文中像這類問題都寫，‘林彪’這一條也可以寫；如果在其他人的條目中這類問題不寫，對林彪也不要那麼苛刻。在我們黨幾十年革命鬥爭中，沒有錯誤的人是沒有的，沒有講過錯話、沒有做過錯事的，恐怕一個也找不出來。”
在研究歷史和評價歷史人物時，我們應該學習黃克誠實事求是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