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末年的建安時期，著名的作家除了「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之外，便要數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提出的「七子」，後人稱之為「建安七子」。
建安七子。(網上圖片)
「建安七子」亦即是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和劉楨。他們生活在漢末社會動亂的時期，當時宦官和外戚互相傾軋，政治腐敗黑暗，民變四起，東漢王朝一蹶不振。
建安七之一一，孔融。(網上圖片)
「七子」的主要成就是詩歌和辭賦。詩歌方面，「七子」以寫五言詩為主。五言詩是直到東漢後期才興盛起來的新詩體。「七子」五言詩作，情采飛揚，變化多致。例如徐幹的《室思》就比同一題材的《青青河畔草》或《冉冉孤生竹》寫得細膩深厚。可以說，七人在五言詩發展史上，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建安七子 (網上圖片)
在辭賦方面，「七子」寫了大量的小賦，他們在張衡、蔡邕等已經取得的成就基礎上，為小賦的進一步繁榮作出了貢獻。所以七子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他們的出現，形成了所謂的「建安風骨」，大大促進了五言詩體的發展，在文學史上有很高的評價。
「七子」之中，又以王粲成就最高。《七哀詩》之一的〈西京亂無象〉，寫他由長安避亂荊州時途中所見飢婦棄子場面，深刻揭示漢末軍閥混戰造成的慘況。而《登樓賦》是荊州時登麥城城頭所作，主要抒發思鄉之情和懷才不遇的愁恨，感人至深，是抒情小賦的名篇。
劉勰在《文心雕龍‧時序》稱讚：「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意思是說，觀察那時的文章，一向愛好慷慨，實在是因為長期戰亂，風俗衰敗，人民怨恨，所以文士們都用意深長，文辭慷慨而富有氣勢。
「洛陽紙貴」這個成語最早的相關典故是出自於唐代房玄齡所寫的《晉書》，在《左思傳》中有提及：「及賦成，時人未之重。……司空張華見而嘆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余，久而更新。』於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
作為西晉時期最傑出的文學家，左思在小時候卻是一點也不出彩。明明是出身在儒學世家，卻其貌不揚、不善言辭，一點也不像世人眼中的世家公子。就連父親看到他，也忍不住嘆氣道：「你啊！根本比不上我小時候啊！」左思本來就對自己學棋書畫樣樣不精而感到自卑，聽過父親的話後更是羞愧得低下了頭。從此以後，左思便把自己關在房中專心學習。因此，左思長大後便有了「不好交遊但辭章壯麗」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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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思文才非凡，在他寫下辭藻華麗的《齊都賦》後，他便琢磨着要再寫一篇《三都賦》。恰巧當時左思一家打算搬到都城洛陽去，所以左思便決定去拜訪當時的著作郎張載，向他請教一番。在跟張載進行了一番深入的探討後，左思就在大街小巷中東奔西走地，只為盡可能收集更多寫作的靈感。在創作《三都賦》的期間，左思家中的走廊、庭院放滿了資料，就連廁所都放著筆和紙，就怕自己不能隨時把思緒記錄下來。就這樣過了十年，左思終於寫成了《三都賦》。
西晉文學家張載與其弟張協、張亢兩人皆以文學著稱，時稱「三張」。（網上圖片）
文章寫好後，左思馬上就把文章送給文學家張華那。張華越讀越喜歡，甚至把文章分享給學者皇甫謐。皇甫謐讀後也大為讚賞，更是親自為文章作序。很快，《三都賦》便傳遍了整個洛陽，而讀過的人無一不被它的魅力所折服。有些人為了收藏這篇絕世佳作，便爭相傳閱抄寫。一時間洛陽的紙張供不應求，價格在短短數天內翻了好幾倍。
眼見左思的《三都賦》風行一時，同樣享有盛名的文學家陸機心中可謂酸得冒泡。畢竟他也曾萌生過撰寫《三都賦》的想法，只是沒想到會被左思捷足先登。可是當他細閱過左思的文章後，也不禁甘拜下風。也是這樣，左思憑借《三都賦》一夜成名，再也沒人看不起這位曾經「貌寢（醜）口訥（吃）」的名門公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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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人據此典故概括出「洛陽紙貴」這個成語，比喻某些著作廣泛流傳，盛行一時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