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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誰幹掉了林彪「256」專機?(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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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誰幹掉了林彪「256」專機?(組圖)

2019年12月18日 17:53

公元1971年9月13日凌晨零點32分,清秋的下弦月在東方地平線上窺視著渤海灣邊寂靜的古長城終端,時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軍委副主席、國防部長的林彪,偕同中央軍委辦事組成員、林辦主任、其妻葉群;空軍司令部作戰部副部長、其子林立果;以及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處長劉沛豐、林彪專車司機楊振剛,乘坐由空軍34師(專機師)副政委潘景寅駕駛的中國民航256號三叉戟專機從海軍航空兵的山海關機場起飛,沒入了蒼涼的北國夜空。

256起飛後,順著山海關機場的244度(西南)朝向天津的方向飛行了4分鐘,其後用了大約10分鐘的時間緩慢而艱難地轉向325度(西北),朝蒙古方向飛去。(註:飛行圖上,正北為零度,正東為90度,正南為180度,正西為27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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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點55分,起飛83分鐘後,256於中蒙邊界414號界樁上空越界進入蒙古上空。在2點30分左右,256飛行了約118分鐘時,由於不明原因墜毀在東經111°15′、北緯47°42′,距溫都爾汗約60公里的蒙古肯特省依德爾莫格縣蘇布拉嘎盆地。機上包括4名機組人員共有9人,全部死於墜機。在中國大地威名顯赫、位居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林彪副主席就此魂喪大漠,身葬黃沙。這就是在中國當代歷史上留下了重墨濃彩而又撲朔迷離的「913事件」。

30多年過去了,「913事件」的許多關鍵之處仍然處於霧鎖煙迷之中。尤其是256專機的墜毀原因始終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有燃油耗盡說、導彈擊落說、陰謀爆炸說、機組搏鬥說、迷航墜毀說等等,不一而足,至今沒有一個能夠服眾的結論。

近年來,當年沒登上256專機的第二副駕駛康庭梓先生對於256的墜機原因寫了不少分析文章。其中最為著名的是連載在《航空知識》2002年第2、3、4期上的《林彪墜機過程的思考》一文。該文雖然透露不少256墜機過程的細節,對了解「913事件」不無裨益,然而不知是出於什麼用心,在對當事人活動的分析上犯了不少主觀臆斷的錯誤。本文儘可能使用目前已有的資料,對913事件中256號三叉戟墜機原因作出合乎邏輯的分析,以探求這一中國當代史上重大事件的真實面目。

一、潘景寅與256燃油

話,來到西郊機場「工字房」的客廳。周字馳向胡萍傳達說林立果在得知毛澤東已回到北京後,決定實行南飛廣州的方案。周宇馳與胡萍一起確定了專機師南下飛機的飛行計劃:當天用三叉戟飛機256號送林立果回山海關,13日早8點林彪乘該機由山海關直飛廣州;周宇馳和胡萍乘坐一架伊爾-18,13日7時起飛去山海關,會齊林彪和林立果等人,與256一起飛廣州,但伊爾-18到上海要落個地,接上上海小組人員,再飛往廣州。另一架三叉戟飛機(252)由空軍副參謀長兼辦公室主任王飛,拉上黃、吳、李、邱和機關的人,13日8時直飛廣州。再用一架安-12飛機,拉上兩架雲雀直升機也飛廣州。另外,派一架安-24飛機,先“訓練”去上海再到廣州。其他大飛機也準備好隨時待命。

按照這一計劃,256是這次南下飛行的重中之重,一般人物不可擔此重任。技術精良自不必說,更重要的是必須在「政治」上靠得住。既然胡萍挑選了潘景寅擔任256機長,也就證明了潘景寅屬於“可靠”人員。因而胡萍在下達命令時應該是明確告訴了潘景寅256第二天要飛廣州的安排,並強調了要嚴格保密,要潘隱瞞真情,使用252號機試飛的名義申請256的航線。潘接受任務後,在作飛行準備時要求將燃油加到16噸,這一油量大大超出了北京飛山海關往返的用油量,足夠從北京飛到廣州。在緊急情況下,用盡備份油,這一油量也可維持從北京到山海關後再飛廣州的距離。根據技術規範,256三叉戟1E的滿載油量是21噸,在正常情況下,其滿載燃油最大續航能力是3600公里(不留備份油)。按此推算,從理論上講,16噸燃油可以飛行2740公里,不過這是在理想狀態下,實際上要打一點折扣。但不管怎麼說,256以16噸燃油維持飛行2300公里還是沒問題的,這恰恰是北京到山海關,再到廣州的距離!這完全說明潘景寅對於第二天的飛行是心中有數的。

12日下午,當油罐車為256加油時,加到15噸時沒油了,256的副駕駛陳聯炳認為北京到山海關15噸燃油已經超量,沒必要再要油罐車去跑一趟了。潘出於保密需要,不能吐露第二天的遠航計劃,同時,在山海關還有機會加油,就沒有再堅持加到16噸。因此256在北京出發時油艙載油是15噸。這個油量飛山海關,再飛廣州就十分危險了。

256載上林立果後,在傍晚19點40分起飛,35分鐘後,20點15分到達山海關。300多公里飛行加起落,256耗油約2噸半,油箱剩油約12噸半。按說這個油量,如果用盡備份油,飛到廣州不是沒有可能,但稍有情況,如風向不順、航線調整等,就有油盡墜機的危險。因此潘景寅下飛機後,第一件事就是要機械師李平將燃油加到17噸,這裏面就為256飛廣州準備了正常情況下所需的4噸左右的備份油。然而等到油罐車來到,取了油樣,準備給256加油時,這才發現油車油管接頭與256機翼下部的加油口不配套,無法進行壓力加油,需要把管線拉到機翼上部的加油口去實行重力加油,這樣一折騰就又要花費很長時間。潘看到天色已經很晚了,而且機組是正在吃晚飯時被召來執行緊急任務,晚飯都沒吃好,現在都9點多了,機場餐廳又準備好了夜餐,就同意等第二天一早再加油,讓機組先去吃夜餐然後抓緊時間休息。從這裏可以看出,潘是一個關心同事和下級生活的好心人。這種「好心」在「913事件」里不但導致了256北飛油量不足,還使得機組近半數人員未能趕上飛機。這一點留待後面再說。

潘已然了解到南飛廣州這步棋是步險招,對第二天的飛行計劃心中很是忐忑不安,所以當晚一直守在調度室沒有睡覺。這是違背飛行常規的。在正常情況下,如果第二天一早就有重要飛行任務,飛行員前一晚肯定要抓緊時間好好休息,養精蓄銳,以便第二天有充分體力和精力完成任務。大家熟知的民航禁止「紅眼」航班的規定就是為了防止駕駛員疲勞駕駛導致事故而專門作出的。而潘景寅不顧第二天的飛行重任,不去睡覺,徹夜不眠,一定是在得知這次飛行的內幕(指飛往廣州)後,感到了自己這趟擔負的任務吉凶難卜,心中隱約預感到不定有些什麼事情要發生。

果然,10點半左右,胡萍來了電話,說是吳法憲在追查256飛往山海關的事情,再次叮囑不能說出256到山海關的真實原因,只能說是試飛。而潘景寅則為胡萍編出了飛機油泵出了問題,無法馬上飛回北京的謊言來應付吳法憲要飛機立即回京的命令。這充分說明胡萍把潘當作圈內人,而潘的言行也確實是一個「圈內人」的作為。潘能為胡萍編理由對付“上面”,明顯的是知道自己的飛行任務是不可告人的。試想一下,不是一個圈子裡的人能夠和自己的頂頭上司一起策划去欺騙更高一級甚至高兩級的領導嗎?

林立果等人長期在空軍活動,專機師是他們的重點單位。策劃南飛廣州時就準備拉走專機師的幾乎全部飛機。在這樣一個長期重點活動的單位,林立果肯定要物色和安插幾個「自己人」。林立果雖然手頭的人員不是很多,但如果不是在各重點單位有那麼一部分鐵杆部下追隨他,他也沒有膽量和能量同毛澤東叫板。很難設想林立果在專機師這樣關鍵的單位連一個信得過的駕駛員都沒有。林立果安排9月13日飛廣州的關鍵飛行,肯定只能由自己人來飛。因此,如果林立果在專機師有自己的駕駛員的話,那麼第一個就是潘景寅。種種跡象也表明,潘景寅是林立果信得過的人,而且很可能是長期參與了林立果等人的秘密活動。只有這樣,胡萍才能把南飛廣州如此重大的機密向潘景寅交底並和潘共謀,一起欺瞞吳法憲有關256飛北戴河的真實目的。

二、機組人員分開之謎

話給葉群「關心」地詢問了林彪的情況,並問到了256飛機。

這個電話加上綜合了林立衡已向8341部隊報告有「綁架」林彪的陰謀,以及周宇馳、胡萍等各方上報的情況,葉群、林立果知道自己的“秘密”南飛計劃已經不能按原計劃在第二天秘密進行了,於是在11點40分左右說服了林彪連夜行動。在這以後緊急行動的忙亂中,林立果抽時間打電話通知了在山海關還未睡覺的潘景寅馬上準備飛機。一片忙亂中,林立果在電話里是怎麼同潘景寅講的,已經永遠無法曉得了。但是從潘的表現來看,顯然他沒有從林立果的電話里聽出林彪是十萬火急就要到機場來,他認為還有足夠的時間來作好飛行準備。

潘景寅馬上叫起了三個機械師為256起飛做準備,並且再次要求機場調度派油車給飛機加油,為飛往廣州做準備。前面說過,由於256的加油接頭同山海關機場的油車管線接頭不配套,很耗時間,因此沒有加油。山海關機場雖然是海軍航空兵基地,但為了便於往返北戴河的高層人士安全使用機場,海航的飛機和部隊都已經轉移到其他基地去了。山海關機場已經沒有戰備值班任務了。作為一個沒有戰備值班任務的機場,深更半夜的,等調度找到司機等有關人員,再開上油車來給256加油,等加完油,再怎麼快也得一兩個小時。潘景寅對此心中是有數的,如果潘知道林彪在半個小時之內就要到機場起飛了,他就不會安排根本就無法完成加油的加油車了。加油車只會耽誤緊急起飛。後來,256滑行時,果然就被加油車擦碎了機翼航行燈。所以潘的估計應該是林彪現在正在準備出行,至少還需要1到兩個小時才能來到機場。甚至可能還認為,在林彪離開北戴河時值班人員會按照常規再來電話通知機組做好準備工作。照理說,這是秘書和辦公室人員的日常工作,可是在9月12日的混亂中,又有哪個秘書會想到這一點呢。

所以當林彪一行趕到機場時,潘景寅還在調度室與程洪珍等人討論北京追查256飛機的事情。這也說明潘並不知道林彪等人這時候就會趕到機場,不然他不會不在飛機處等待。

另外還有一件小事也說明潘景寅沒有料到林彪這麼快就會趕到機場,那就是林彪等人是用機組人員在做飛行準備時用的簡易梯從前門爬上飛機的。如果潘景寅知道林彪隨時會趕來登機,他就會要求機場人員提前準備好登機用的專用舷梯。加油也許來不及,但是準備舷梯還是沒有問題的。

以上事態說明潘景寅絕沒有料到林彪這麼快就來到山海關。這也就是為什麼潘悄悄地叫起了三個機械師而沒有叫起副駕駛和領航員。他是想讓這幾個關鍵人員多休息一會,等接到北戴河值班人員的正式通知後,或者至少等加完油之後再叫起他們。這樣,他們可以多睡一兩個小時,在執行夜航任務時能夠更有精力,從而保證飛行安全。而這三個機械師在飛行中的工作不多,基本是閑著無事,可以趁機休息,所以先把他們叫起來做準備工作。這也是潘景寅關心下屬和工作細心的自然表露。對於這樣一個非常合理的工作安排,不知為什麼康庭梓在文章中要說成是為了保證出逃安全,潘景寅按照林立果的部署有意把把他們給甩下了。

根據三叉戟飛機生產商英國霍克爾-思德利公司的設計,三叉戟的駕駛僅需配置3名機組人員就足夠了,在駕駛艙里也只安裝了3個座位。如此看來,256的8名機組成員(不含服務員)實在是太多了點。

康文中說「在林彪等人乘車離開北戴河之前,很可能已經通過電話通知在山海關機場等候在調度室主任房間的潘景寅:馬上把飛機準備好,機組人員越少越好。」潘景寅是為了執行林立果的這一命令而有意沒有叫起機組的副駕駛和領航員,有選擇的扔下了他們幾個機組人員,以防有人在飛機上製造麻煩。

仔細分析一下,這種說法是站不住腳的。前面已經講了,潘很可能是因為不知道林彪這麼快就到機場,才沒有儘早叫醒康庭梓等機組人員。就算是潘有意要甩掉幾個機組人員,他首先要考慮的是上飛機的人員必須能滿足保證安全飛行的需要。因此,潘最不可能甩掉的恰恰是沒上飛機的副駕駛員和領航員,只有他們才能和潘景寅一起操縱飛機飛行。而叫起來的這三個機械師反而正好符合康庭梓所說的「麻煩製造者」的標準。他們在飛行中沒有事情可做,只有添亂的可能。因而,潘景寅要根據林立果命令做取捨選擇的話,只能是甩掉這三個機械師,而不是反過來,甩掉副駕駛和領航員。潘在沒有副駕駛的情況下,一個人駕機起飛實在是出乎了所有內行人的意料。即使能成功起飛,也很有可能是能飛上去,而落不下來。像潘景寅這樣的技術尖子和擔任專機師副政委的雙重人才,怎麼會作出這麼弱智的選擇呢?

還有一點就是,那兩個從北京同林立果一起乘飛機跟過來的女孩子可是鐵杆的林派,程洪珍連手槍都給她們配發了,要「誓死保衛林副部長」。林立果把她們專門從北京帶來,可見信任度非同一般。為什麼連她們也沒有叫起來?難道連這些自己人都要甩掉嗎?也許康庭梓可以解釋為怕吵起來與她們同屋的女服務員小魏。但這根本就不成其為理由。小魏僅僅是一個服務員,隨便找個借口就可以搪塞過去了。甚至到時就是不讓她上飛機,她也只能服從命令。退一萬步,她就算是跟著上了飛機,也不會有什麼問題的。

山海關機場衛星圖片。進機場的公路要經過一個鐵路交叉點。

9月13日林彪在通過交叉口時正好碰上過火車,結果被尾追的8341部隊跟了上來,最後只好不等副駕駛等人登機就讓256飛上了天。

因此,只是由於潘景寅對林彪到機場時間的誤判,才造成了機組人員的分成兩組的現象。特設師邰起良看到機組人員還沒到齊,用內線電話通知調度室喊起了康庭梓和其他幾人。而在當時林彪突然到達造成的混亂情況下,很有可能是潘景寅需要馬上去見林彪等人,自己沒有時間,而安排邰打的這個電話。因為只有潘最清楚那幾個人還沒有起來,而邰卻不知道潘從調度室(與康等人休息的房間挨在一起)過來的時候是否已經提前通知了康等人緊急出動。而且也只有機長可以調動安排機組成員的活動,沒有機長的命令,機械師不能擅自通知機組成員如何行動。康庭梓說潘景寅有意甩掉他們是經不起推敲的。

然而林立果等人一登機就命令潘景寅馬上起飛,這時已經沒有時間等待被剛剛叫起床的其他人員了。8341的於仁堂副大隊長帶人乘坐的吉普車就跟在林彪坐車後面趕到機場,滿載8341部隊士兵的卡車在康庭梓等機組人員出門的同時也開進了機場。康庭梓一出門就碰上了乘小車趕來的8341的人員,揮動著手槍要康設法阻止飛機起飛。康讓他把卡車開到跑道上去就可以擋住飛機起飛。在這種情況下,試想一下,如果等待康庭梓等人上飛機,那還不如說是等待8341部隊來扣留飛機。因此,葉群、林立果不得不顧一切地命令潘景寅不等剛剛起床的機組其他人員,立即開動256起飛,這就造成了飛機上關鍵部位機組成員嚴重不足的局面。而潘景寅是絕對不會料到8341部隊竟然會攔截「副統帥」的飛機,根本就沒絲毫思想準備。如果沒有8341部隊的追兵,即使是林彪來到機場後,飛機一邊做起飛準備(林彪從舷梯登機、發動機開車、機場調度開燈、加油車離開),一邊再通知康庭梓等人來登機都是來得及的。

可以說,是潘景寅的「好心腸」造成了256起飛時關鍵位置上的機組人員嚴重不足,這並非是康文所說的是潘景寅按照林立果的旨意來作出的北逃的安排。


 

北戴河衛星圖片。推測當年林彪可能的住處。兩個區域都有極佳的游泳沙灘近在眼前。中間好似有個小山,符合描述913事件中「山上、山下」的說法。

三、256大拐彎之謎

256起飛以後,航向先順著山海關機場跑道方向(244度)向西南飛行了4分鐘,來到山海關西南40公里,林彪剛剛離開的北戴河上空(林立衡、張寧都聽到了飛機聲音),然後緩慢異常地轉了一個大的出奇的弧度向西北(310度)飛去。

康庭梓寫到:「從零時32分起飛到46分,在14分鐘的時間內,飛機從244度右轉彎到310度,共轉了不到70度,這個轉彎動作在地圖上畫出了一個很不均衡的大弧線。對一個飛行員來說,用多於平時十幾倍的時間,用如此怪異的加入航線的轉彎動作,在他一生的飛行中,恐怕都不會發生。」對於這種現象,康文認為“雖然無法知道當時駕駛艙內發生具體爭執與鬥爭的情況如何,但是從飛機航跡上看,飛行員操縱飛機不是向西飛,就是想掉頭往東,竭力迴避向北叛逃的航向。可見潘景寅即使在林立果逼迫下,也在想方設法與其周旋,雷達屏幕上的航跡是有說服力的。”然而這就與康文中前面分析的潘景寅為執行林立果叛逃命令而不顧航行安全,有意拋下部分機組成員相互矛盾了。既然對於林立果的命令,潘可以置飛行安全(包括自己生命的安全)而不顧,甩掉副駕駛等人,這裏怎麼又成了“可見潘景寅即使在林立果逼迫下,也在想方設法與其周旋”呢?可見康文在邏輯判斷上的混亂和不合理。

如果是潘景寅在同林立果周旋的話,這樣做是毫無用處的。林立果學過駕駛直升飛機,懂得機上一般儀錶常識,對於羅盤這一飛機通用儀錶應該是很熟悉的。當林立果命令潘轉向時,潘敷衍了事只轉一點就不動了,林立果馬上就會發現潘有不願外逃的意向,此時林立果必然會監視潘景寅立即把航向調整到外逃的310度航向,決不會允許潘繼續磨磨蹭蹭,似轉非轉地白白消耗掉本來就不足的燃油。因此開始一段的慢轉,還勉強可以解釋為潘的不情願,而後來的幾段慢轉彎就不能這樣解釋了。康庭梓可以辯解說,林立果看不懂或者沒看到羅盤,不知道潘是在慢轉彎。如果是這樣,反正林立果不知道飛機是在朝哪個方向飛行,那又何必多此一舉慢轉彎呢?

在本文的開頭一段已經分析出潘景寅是林立果線上的人員,他早就已經上了「賊船」,此時即使想下船也知道自己不會有什麼好果子吃了,不管是真心保林也罷,還是迫於無奈也罷,潘只有一條路跟林立果死心走到黑了。林立果指到哪潘景寅就飛到哪。然而那為什麼又有這麼奇怪的大弧度轉轉停停的拐彎現象呢?合乎邏輯的分析是,林立果和潘景寅在合作,以這種緩慢的轉向方式來欺騙飛機上的某些乘客,不想讓他們覺察到飛機正在改變方向,飛向西北方向!

乘過飛機的人都知道,飛機在轉彎時機身要發生傾側,雖然身體感覺不到這種傾斜,但窗外的地平線會發生明顯的起落現象,即使在夜間,看到地平線的變化,乘客也會明白飛機正在轉彎。而9月13日凌晨(實際上就是9月12日那天的後半夜)半彎月亮正在東南方向的地平線上,讓人很容易就能看到地平線。因此如果256正常轉彎的話,機上人員很容易就可以覺察得到。為了隱瞞飛機轉彎的現象,林立果(葉群)刻意安排潘景寅在向西南飛行了一段之後,再以很難讓機上人員覺察得到的極小傾角緩慢而堅定地將航向轉向了西北。如此小心翼翼的轉彎,如果不是特意留心,機上的乘客是很難覺察到飛機正在改變方向。

飛機上除了林立果和潘景寅,還有林彪、葉群、劉沛豐、楊振剛以及三名機械師。葉群和林立果可以說是外逃的同謀,無須隱瞞什麼。劉沛豐是林立果的死黨,也無須欺瞞。楊振剛這個人很有意思,不知道為什麼作為一個司機也上了256。如果他也是「林派」,當然跟著林彪走就是了,飛機飛向哪個方向,他不會關心。即使他不是林彪線上的人員,作為一個很少乘飛機的下層工作人員,很可能根本就不會知道飛機拐彎,即使覺察出了也不會知道飛機在飛向哪裏。

這樣一來,林立果(也包括葉群)想要欺瞞的乘客就只剩下林彪和三位機械師了。

三名機械師是奉命執行任務,對於飛機的目的地雖然不能說漠不關心,但也只是知道就可以了,他們的職責是飛機的保養和維護,只要飛機各項設備運轉正常,他們的工作任務就算完成了。林立果當然也會考慮到這些機械師發現飛機航向的異常會提出疑問,但是對於這種疑問只要說首長身負秘密使命,要到一個不能公開的絕密地點去進行某項計劃就可以完全搪塞過去了。那個年代,有誰敢懷疑副統帥的正確性?實在不行還可以來硬的,同劉沛豐一起用槍來威逼機械師就範,而機械師是沒有槍支的。有了這兩條預案,足以讓林立果放手令潘景寅大膽轉彎。不過這兩手都必須要有林彪的首肯才行。如果林彪不同意這條航線的話,三個機械師加上楊振剛(可能還有半個潘景寅)林立果和葉群就很難對付的了。再有一點就是,三名機械師都是飛行老手了,儘管256以小傾角轉彎,要完全的騙過他們飛機轉向這一事實也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可以說,林立果不會是為了這三名機械師去冒險在境內轉來轉去的浪費燃油。

就以上分析來看,林立果想要欺瞞的人就只剩下林彪了!

913至今已經30多年了,對於林彪參與林立果策劃的「571工程」並參與外逃謀劃一事仍然沒有可靠的證據。對林彪據以定罪的過硬證據只有兩條,1、李文普的口供,說林彪在車上問“到伊爾庫茨克要飛多久?”;2、林彪的手令“盼照立果、宇馳同志傳達的命令辦。林彪 9月8日”。

但是李文普的口供只是孤證,並無旁證,沒有任何人證或物證來確認他的說法。按照法律重證據,輕口供的原則,這條僅是孤證的口供顯然作為旁證都很勉強,而作為給林彪定罪的重要依據實在是難以令人信服。

至於林彪的那個手令更是讓人摸不著頭腦,首先手令並沒有講是林立果。周宇馳要傳達的是什麼樣的命令,因而林立果以某種其他方面的事情騙取林彪寫手令的可能性並不能排除。連十分熟悉林彪和林立果關係的林立衡都認為林立果和葉群要「綁架」林彪,可見林立果和林彪之間必然存在著一些不協調的因素。再有就是,林立果偽造林彪“手令”的可能性也很大。江騰蛟就供認自己看到的“手令”和法庭出示的不是同一張“手令”。可見林立果可能偽造了不止一張“手令”。

由此看來,林彪很有可能並不知道林立果和葉群要把天捅下來的大手筆,當然也就不可能事先同意事變失敗後外逃蘇聯的安排。在9月12日深夜,當葉群和林立果發現事變計劃敗露後,趕去勸林彪外逃時,林彪這才知道老婆和孩子已經闖下了滔天大禍,自己是在劫難逃了。然而對於外逃的安排,林彪流著淚說「我至死是個民族主義者」,這表明了林彪至死不同意外逃的心情,另一層意思就是林彪對於南下廣州或者香港的計劃還是同意的。事情至此,林立果和葉群也只好退一步,至少在表面上帶著南飛廣州或者香港的計劃同林彪上了飛機。

這樣一來,256起飛後,就按照南飛廣州的航線先向西南飛行了幾分鐘。但是,一來林立果心中的最佳選擇是北飛蘇聯;二來林立果很快就知道,飛機上的油料剛夠在9000米的巡航高度上,以每小時800多公里的速度飛到廣州。而在3000米以下規避雷達的高度上,由於空氣阻力大,256每小時只能飛600公里左右。照此計算,256機上12噸半燃油只能飛行大約2個半小時,最多飛約1500公里,而山海關到廣州要飛約2000公里,因此256根本就飛不到廣州或者香港。

在山海關機場降落後,潘景寅就要求將256的燃油加到17噸,就是要保證256能有足夠的燃油飛到廣州。現在256隻有12噸半燃油,又屬於違規起飛,中途無法加油(在山海關就差點被扣住,再在國內機場降落只能是自投羅網)。此時林立果萬萬不敢在國境內以9000米的巡航高度飛行近2000公里,那幾乎就等於是給導彈和殲擊機提供的活靶子。林立果心裏明白,現在只剩下就近外逃一條路可以走了。但是按照林彪的脾氣,他很有可能寧肯降落在國內,承受和毛澤東攤牌的結果,也不肯背上「叛國」的罪名。這樣一來,林立果就只好採用先斬後奏的手法,讓潘景寅以讓人很難覺察的微小傾角飛出了這麼個讓後人難以理解的大弧線航跡。這種飛行方法主要是為了騙過林彪,當然順帶也附有最好也能瞞過機組中機械師的作用。因此,林立衡所說的葉群、林立果要綁架林彪並非是毫無根據的空穴來風。


 

黃線為林彪等人自北戴河乘車前往山海關的可能路線。

紅線為256起飛後的航線。可以看出256確實曾飛經北戴河附近上空。913凌晨,林立衡和張寧所說的聽到飛機聲音是可信的。但張寧所謂的256在北戴河上空打轉就是杜撰的了。

四、256迫降之謎

從山海關到中蒙邊界414號界樁大約有700公里,而256起飛後拐的那個大彎子用了100多公里。

因此當256在9月13日凌晨1點55分飛越414號界樁時共飛行了83分鐘,飛行距離約800多公里,平均時速為600公里左右。256於9月13日凌晨2點30分左右在溫都爾汗東北約70公里處迫降失敗,爆炸起火。機上9人全部喪生。

三叉戟在巡航高度的耗油量為每小時4.5噸左右。在3000米以下高度飛行,256每小時耗油要超過4.5噸,但至多也就是5噸。256墜機時已經飛行了約兩個小時,也就是說最多消耗了燃油約10噸,機上至少仍有約2.5噸的燃油。

康文認為潘景寅這時已經不知道機上還有多少燃油了:「在駕駛艙右後方的機械儀錶板上有5塊與油箱對應的油量表和燃油壓力表。在山海關起飛時,那指示中央油箱的油量與壓力表已經回到‘O’的位置不動了。兩個小時後,內外組4個油箱中一共才有兩噸半油,它們反映在4塊油量表上的指示數據已擺動不穩,讀不出確切剩油數量。由於叛逃航線的高度、速度都是很不正常的,此時的潘景寅已無法計算出準確的油量消耗數據,也不敢相信自己對油量的判斷。」因此,潘景寅只好冒險帶油迫降。

可能是出於某些不便明說的原因,康庭梓在這裏沒有講老實話。256上的5塊油量表都是在大約沿著圓周330度範圍內(留有約30度的無刻度空間)均勻的以公斤為刻度作出標示的。每100公斤一個小刻度,每千公斤一個帶有數字的大刻度。5塊表的滿刻度分別是:中央油箱8500公斤,內組油箱5500公斤,外組油箱2500公斤。

燃油使用順序是先耗用中央油箱,然後機翼外側油箱,最後機翼內側油箱。飛機駕駛員可以控制連通機翼內外組油箱的活門的開關。

當256隻剩下2.5噸燃油時,中央油箱早已耗完,而機翼油箱組的外組油箱也已耗空,全部燃油都已經集中到機翼的兩個內組油箱裏面。也就是說每個油箱還有約1.3噸燃油,作為一個滿刻度為5500公斤的油量表,此時指針離零點位置還有接近1/4的指示行程。恐怕沒有任何一架飛機的油量表在離零點位置還有整個指示範圍1/4的距離上就會「指示數據已擺動不穩,讀不出確切剩油數量」了吧。何況三叉戟的油箱設計充分考慮了燃油的利用率,燃油可以消耗到“油箱中最後殘留油底只有不到200公斤”(康庭梓語)。因此康庭梓說還有2.5噸(應該是在3噸左右時就決定迫降了,因為從決定迫降到實施迫降還有一段時間間隔)燃油時就不能從儀錶上讀出剩油量實在是言過其實了。


 

圖為三叉戟燃油表

注意中央油表兩邊燃油表的刻度。1000KG離零點尚有很大距離。

再說康庭梓的另一個理由:「此時的潘景寅已無法計算出準確的油量消耗數據,也不敢相信自己對油量的判斷。」這就更加不能令人信服了。作為一個中國當時的頂尖飛行員,潘景寅的飛行技術和經驗要超出康庭梓至少一個檔次。武漢720事件中,毛澤東在「文革」中唯一一次乘坐飛機出行,駕駛員就是潘景寅。而在256機組裏,康只能做副駕駛,而且還是第二副駕駛。以康的經驗和水平尚且能夠判斷出256墜機時仍有2.5噸燃油,何論親自駕駛256飛機、經驗技術都高過康的潘景寅反而“不敢相信自己對油量的判斷”呢?這種明顯有違邏輯的推理使人不得不懷疑康文背後有些什麼其他因素在起作用。在實際中,256上的潘景寅憑自己的經驗和實際情況,應該比在地面上的康庭梓更加清楚地知道256的剩油情況。而不是像康文所說的那樣,把整個情況顛倒過來,顯得康庭梓比潘景寅還要高明。

潘景寅既然知道256燃油的實際情況,在正常情況下就不會冒險帶油迫降。康文記述了潘景寅在60年代初的一次迫降經歷:「有一年冬季下雪,他在起飛時飛機左邊的主起落架撞在了跑道邊沿清掃堆起的雪丘上,致使起落架後撐桿受損而不能正常落地。在此情況下,潘景寅首先想到的是在空中盤旋,儘可能將機上的燃油消耗掉,以防止落地時另一個沒有受傷的起落架也支撐不住,機身與道面磨擦起火爆炸。潘對這一事故處理的結果是:在落地滑跑中,隨著飛機速度的逐漸減小,由於左起落架失去支撐,左機翼下沉,造成向左偏出跑道, 致使左發動機的螺旋槳觸地打壞,飛行員安然無恙,飛機經修復後繼續使用。」在這次經歷後,潘景寅又經過了近十年的飛行磨練,對於飛機迫降,尤其是三叉戟這種下置油箱飛機迫降更是沒有道理在燃油沒有耗盡的情況下就貿然實行。

合理的做法是潘景寅會利用這僅剩的2.5噸燃油尋找最近的機場進行降落。儘管機上沒有領航員,但是使用儀錶數據,根據飛行速度和飛行方向還是不難推斷出飛機的大概位置。何況林立果在9月10日通過周宇馳搞到了三北雷達佈置圖,烏蘭巴托、伊爾庫茨克航線、機場位置圖、頻率表及呼號(913後,所有256上殘存的資料全被蘇聯搜走,孫一先說其中就有從北戴河到伊爾庫茨克的航線圖)。利用手頭資料,林立果和潘景寅完全可以在燃油耗盡之前尋找就在附近幾十公里範圍內的溫都爾汗飛機場(中方大使館調查256失事事件的人員就是在這個機場降落的);甚至可以大膽地飛往約半個小時航程外的烏蘭巴托機場謀求安全著陸;按照256的剩油情況這也不是不可做到的事情。

然而256既沒有飛往溫都爾汗或者烏蘭巴托尋找機場,也沒有在最終迫降之前盡量用盡機上燃油(三叉戟沒有緊急放油設施),而是選擇了最不合情理的做法,機翼內側油箱帶著2.5噸燃油以機腹擦地方式在野外實行迫降!以三叉戟下機翼的設計特點,機翼內側油箱與機腹幾乎是在一個平面上,以機腹擦地著陸,機翼油箱不可避免地要摩擦到地面,因此只要油箱裏有剩油,這種在野外以機腹擦地迫降的方法幾乎可以說是100%要起火爆炸。然而潘景寅卻不得不不採用這種近乎自殺的方式迫降,只能說256碰上了比這種迫降還要危險的事態:256已經失去了繼續飛行的能力!在仍然還有燃油的時候,256卻不能飛了,也就意味著256發生了重大變故,這已經不是主動迫降,這種迫降說穿了實際上是墜機。


 

圖為民航退役的三叉戟。注意機翼與機腹幾乎在一個平面上,在野外不用起落架迫降,不可避免的要使機翼摩擦到地面,從而引燃機翼內的剩餘燃油。潘景寅不可能不知道帶油迫降是自尋死路。

五、256墜落之謎

導致256墜機的重大變故有可能來自自身和外部兩個方面。

先說自身因素,這又分為人員和機械兩個方面。在人員方面,潘景寅是關鍵人物。潘是唯一能控制飛機飛行的人,只要他出了問題,256就要出問題。不過從前面的分析和256的飛行狀態來看,基本可以排除潘景寅有意駕駛飛機撞地的可能性,反而是他已經儘可能地做好了迫降的準備工作,打開了著陸減速用的飛機襟翼。從主觀意識和現場客觀情況來看,潘是在努力保證256的安全迫降。

另外還有可能導致墜機的內部人員就是那三名機械師。但是一來他們無法了解飛機的真實目的地;即使知道飛機在飛往國外,也很易被「副統帥」的神秘光環所迷惑,分辨不清是“叛逃”還是“秘密使命”;二來,他們即使想反抗也沒有武器,很容易被制伏。從現場的情況看,和其他人一樣,三名機械師也都沒有穿鞋子,說明他們也都做好了飛機迫降前的準備工作,這就不符合要把飛機搞下來的人的行為了。據負責處理256墜機事件的前蘇聯KGB第九局局長透露,在現場沒有發現機上有打鬥現象。因此,基本可以排除256上人員導致飛機墜毀的可能性。

再說機械方面。飛行故障是導致飛行事故的重要因素之一。256的墜機也有可能是飛機機械發生突發故障而引起的。根據航空界對機械事故的統計分析表明,機械故障的起因有如下幾大主要原因:

1、 飛機老化,飛行時間過長,部件磨損過度,材料疲勞。這是飛機機械事故的最主要原因;

2、 飛機設計有缺陷,使用的部件結構或者選用材料不當,導致在飛行中發生故障;

3、 飛機維護人員操作發生重大疏忽或失誤,沒有嚴格按照維修保養規則對飛機進行維修保養。

而這幾條對256機來說,都不適用。首先,三叉戟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噴氣式客機之一,是霍克爾-西德里公司在世界首架噴氣客機「彗星」的基礎上於60年代才推出的。1963年底向英國航空公司交付了第一架三叉戟,編號為2106。256飛機的生產編號是2131,1966年出廠,在1971年正處於最佳使用期,不存在老化問題。第二,三叉戟飛機一共生產了171架,從未出現過因設計缺陷導致的飛行事故。而我國除了在70年代初從巴基斯坦買回四架外(包括256),後來又從英國陸續買了31架,成為除了英國航空公司外最大的三叉戟用戶。1975年最後一架三叉戟出廠,客戶就是中國民航。這些三叉戟在中國一直飛行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如果三叉戟在設計上存在缺陷,我國政府就不可能在913後還這麼大量購買該機型。另外,也不會只有256一架因此而失事。至於第三條,可能性也不大。256是作為林彪專機使用的,其保養和維修水平必然是國內第一(當時的中國頭號人物毛澤東是不乘飛機的),從某種程度上講,256相當於中國的“空軍一號”。對於這架飛機,哪個維護人員敢掉以輕心?256機組配備了8名機組人員 (三叉戟設計上只配置了3名機組人員)其中有3名專門負責飛機維護的機械師,這就可以看出對飛機的保養是多麼重視了。“自從空軍設立專機以來,在空地勤人員的密切配合下,從來沒有摔過專機。也就是說,專機尤其是重要的專機從來沒有出過一等飛行事故,二等事故也沒有。”(舒雲《噩夢九一三——9.13事件中幾個小人物的命運悲劇》)很難想像專機師會在256這一頭號重點飛機的保養上出現能導致飛機墜毀的重大疏忽和失誤。

就此看來,256的墜機原因應該是外部因素引起的。

三叉戟駕駛艙。其中只有三個座位,左面是正駕駛,右面是副駕駛,後面是領航工程師。

外部因素又包括自然和人為兩大類別。

自然因素無非是雷電和風暴導致飛機墜毀。根據我國駐蒙古大使館二秘孫一先先生的文章和他接受鳳凰台採訪時的說法,蒙古那段時間正是秋高氣爽,一年當中最好的氣候,並沒有雷雨和風暴現象。我國和澳大利亞的記者曾分別採訪過913墜機時的現場目擊者,也都沒有提到在氣候上有什麼異常。鳳凰台採訪前蘇聯KGB官員時,在說到墜機原因時,根本就沒有提到氣候。蒙古方面當年草擬的事故報告裏就說到:「據烏蘭巴托中央機場氣象台報告,在9月13日兩點鐘時,肯特省伊德爾莫格縣上空有2至4級的雲,能見度50公里,無危險的氣象情況,無風沙,無霧,無風。」因此,自然因素也應該屬於排除之列。

256的墜機原因現在只剩下外部人為因素了,也就是被擊落這個可能性了。

企圖擊落,並有可能擊落256的有三家:中方、蒙方和駐蒙古的前蘇聯軍隊。

中國軍方是第一家有可能向256開火的可疑對象。林立果也清楚這一點,所以256起飛之後沒有爬升到正常的巡航高度,而是在不到3000米的中低空飛行,以避開雷達的探測。同時256選擇了一條非正常的飛行航線,估計就是為了避開中國的防空火力和飛機的攔截。綜合多年來陸續透露出來的點點滴滴信息來看,中國軍方很難說具有擊落256的手段,也很有可能並沒有企圖去擊落256。

在空中擊落飛機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空空導彈。中國飛機使用導彈進行作戰的最早記錄是1967年6月12日。當時美國1架BQM-147H型無人駕駛偵察機在越南峴港附近海域上空投放,侵入廣西上空。航空兵第三師飛行員劉光才駕駛殲-7飛機截擊。在地面指揮所的引導下,發射了空對空導彈進行攻擊,但未擊中。後來逼近目標使用火炮將其擊落。到1971年,國內空軍列裝的最先進機型是殲-7基型,裝有1門30毫米航炮,可外掛2枚霹靂-2空空導彈。但是由於沒有裝備火控雷達,因此只有晝間目視作戰能力,並無在夜間自主對目標發起攻擊的能力。中國空軍要遲到80年代才參考MIG-21MF設計出J-7III,首次在J-7上安裝了火控雷達。如果256是在高空飛行,地面雷達比較容易探測得到,還可以引導殲擊機接近256,再利用目視以天空為背景向上發現在高空飛行的256。而對於低空飛行的256,雷達發現困難,探測距離有限,很難引導戰機。同時由於256飛行高度較低,適於高空作戰的戰機很難比其飛的更低。而在高空向下看就只能說是兩眼一摸黑了。所以說,在1971年9月13日凌晨,空軍飛機根本無法找到低空飛行的256並向其發起攻擊。9月13日空軍曾出動數架戰機截擊周宇馳等人乘坐的直升飛機,結果連直升飛機的影子都沒找到。可見當時中國空軍的夜戰手段實在是有限。

至於地空導彈,中國那時最先進的是60年代後期生產的仿薩姆2的紅旗-2號(HQ-2)中高空、中近程地空導彈。一來該導彈的最大射程只有35公里,對於距離35公里以外的目標毫無威脅;另外這種專門對付中高空目標的導彈主要用於萬米以上高空的目標,對於中低空的飛行目標效力大打折扣。對於了解中國防空部署的林立果來說,256隻要大體避開導彈基地35公里以外,再加上低空飛行,就可保萬事大吉了。

中國搞掉256的最後方式就是在256上安放炸彈的陰謀了。但在現實中這是很難實現的。如果使用定時炸彈,沒有人能確切知道256什麼時候起飛,林彪什麼時候上飛機。連潘景寅都蒙在鼓裏,又有誰能提前定好這個爆炸時間?在午夜以前,256甚至都有可能在周恩來的干涉下,空機飛回北京。定時炸彈怎麼安裝?另一種說法中方使用了遙控炸彈。然而連邊防雷達都無法探測到256的去向了,又有什麼遙控手段在北戴河或者北京來引爆1000多公里外的炸彈呢?

因而,中方有關沒有對256採取措施的說法是可信的;也可以說,即使想採取措施,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至於蒙古方面,這個蘇聯當年的小夥伴在軍事裝備上並不比中國強,甚至很有可能還不如中國。當年蒙古全國的軍事力量也不過2萬多人,其中絕大部分是陸軍,國土防空軍全部才千餘人。對於156萬平方公里國土面積和數千公里的中蒙邊界根本就無力防守。其國防力量基本上是由駐蒙蘇軍來維持的。在鳳凰台的採訪中,那位前KGB局長說,當256進入蒙古時蒙古方面詢問蘇方是否要擊落256,蘇方答覆不要擊落。實際上這很可能是蒙古沒有力量擊落256,而向蘇方求援的報告。因而,蒙方出手的可能性也基本可以排除。

至此,256墜機的最大疑凶就只剩下前蘇聯這個中國當時的冤家對頭了。

薩姆-2導彈

六、最大疑凶——蘇聯

一九五六年二月召開的蘇共二十大上,赫魯曉夫作的秘密報告徹底毀掉了毛澤東手中的「一把刀子」(毛對斯大林的稱呼)。

自此,一直對蘇聯的老大地位心懷不滿的毛澤東與蘇聯漸行漸遠,爭吵不斷加劇,終至反目,而且兩黨的矛盾逐漸發展成國家的矛盾。「文革」期間中蘇矛盾不斷惡化,逐步走向戰爭的邊緣。1969年3月,兩國終於在珍寶島發生邊界衝突,大打出手,幾乎釀成大戰。據徐焰的文章記載,對於珍寶島上的武裝衝突,蘇聯領導層反應十分強烈。蘇聯軍方的《紅星報》上居然公開炫耀其核武器的威力,聲稱要以核武器給“現代冒險家”以摧毀性打擊。據曾任蘇聯派駐聯合國任副秘書長的高級外交官舍甫琴科後來在回憶錄中記述:“參加政治局討論的一位外交部的同事告訴我,國防部長安德烈•格列奇科元帥主張‘一勞永逸地消除中國威脅’的計劃。他主張無限制地使用西方稱為‘巨型炸彈’的幾百萬噸級的炸彈。”哈利遜•E•索爾茲伯里在他的著作《中蘇戰爭》也中寫道:“一位最優秀的蘇聯科學家,在1969年春曾同他的美國朋友談到,蘇聯已經非常討厭中國,有可能爆發戰爭。他說:‘假如發生戰爭,我們就不會像你們美國人那樣,只是小打幾下,我們是要徹底乾的。’”當時蘇聯大使館對中國外交部的態度很真實的反映了兩國關係惡化的程度。中國外交部找蘇聯駐華大使館辦理交涉,蘇方竟然櫃絕會見。即使會見也常常拒不接受中國外交部提出的聲明、照會、備忘錄,有時竟把聲明、照會、備忘錄扔到大使館的牆外公路上。可見中蘇兩國已經不正常到何種地步。

中蘇關係惡化後,蒙古成為蘇聯籌划進攻中國的重要一環。1962年起,蘇軍重新進入蒙古。1963年7月,蘇蒙簽訂了旨在對付中國的《關於蘇聯幫助蒙古加強南部邊界的防務協定》,接著蘇軍就開始大量進駐蒙古,1966年1月,蘇聯同蒙古簽訂了帶有軍事同盟性質的《蘇蒙友好合作互助條約》,條約第五條規定:「締約雙方將在保證對方的防禦力量方面互相提供援助,締約雙方為保證兩國的安全、獨立和領土完整,可共同採取包括軍事措施在內的一切必要措施。」1966年3月,蘇聯在蒙古配置導彈。 1968年1月,配備有坦克和導彈的蘇軍進駐蒙古。1968年10月,蘇聯在蒙古建立了許多針對中國的導彈基地。 1969年3月珍寶島衝突後,蘇聯大舉增兵蒙古為中蘇戰爭作準備,駐蒙古的蘇軍兵力達到15萬。蘇軍實際上已形成了對蒙古的軍事佔領,此時,只有2萬人的蒙古軍隊已經完全被置於蘇聯的指揮之下,蒙古軍隊的作戰部隊營以上、邊防總隊以上都有蘇聯軍事顧問指揮。蒙軍的作戰指揮、兵力部署、軍事演習、人事調動、軍事訓練等一切權力,均掌握在蘇聯軍事專家、顧問和教官手中。有外國記者一針見血地指出:“蒙古是蘇聯的第十六個加盟共和國”了。

進入70年代初,中蘇兩國關係的持續惡化和中蘇戰爭的壓力迫使毛澤東向「萬惡的美帝國主義」伸出了橄欖枝,邀請尼克遜訪華,緩和中美關係,意圖結成中美反蘇同盟,來頂住蘇方咄咄逼人的攻勢。1973年2月基辛格第4次訪華期間,毛澤東在會見基辛格時,提出了著名的“一條線”戰略的設想,即按照大致的緯度劃一條連接從美國到日本、中國、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歐洲的戰略線(一條線),並團結這條線以外的國家(一大片),整那個“王八蛋”(指蘇修)。可見蘇中兩國的關係已經與交戰國相差無幾。

256就是在中蘇這種敵對和戰爭陰雲密佈的氣氛中,於1971年9月闖進了蘇聯「第十六個加盟國」的領空。

眾所周知,蘇聯對於不請自來的民航客機從來都是惡臉相向的。最著名的就是在1983年9月1日擊落了韓國一架波音747客機。那架航班號為KAL007的客機在從安克雷奇飛往漢城途中,不知何故嚴重偏離航線,飛臨前蘇聯的薩哈林上空,儘管起飛攔截的前蘇聯空軍蘇-15戰鬥機分辨出那是一架波音747客機,但仍遵照地面命令用空空導彈將其擊落在莫涅龍島附近海面,該機上的269名乘客和機組人員全部喪生。其實這是韓國航空公司客機第二次被蘇聯擊落了。

1978年4月20日,一架航班號為902的韓國航空公司的波音707客機從巴黎經北極航線飛往漢城,由於駕駛員的疏忽,在蘇聯北方城市摩爾曼斯克附近的蘇芬邊境上空進入蘇聯領空,向北飛行。蘇軍立即起飛6架戰鬥機進行攔截,美國監聽到蘇聯飛行員向其上司報告說根據標誌看這是一架民航客機,但蘇軍地面指揮仍然下令將其擊落。蘇-15戰鬥機向902航班發射了兩枚P-98空空導彈(西方稱為AA-3),一枚沒有擊中,一枚近機爆炸,打斷了波音707左翼四米多的一段,導彈彈片穿入機艙,打死了兩名乘客,另有13人受傷。儘管被導彈打掉了部分左外翼,座艙被擊穿失壓,但波音707在低空又堅持飛行了一個多小時,直到在數百公里外蘇聯境內科爾皮亞爾維湖的冰面上找到迫降場,迫降成功。蘇聯直升機迅速把死難者遺體、傷員以及兒童送往蘇聯凱姆市,其他乘客被安置在軍營里。3天後(4月23日),在摩爾曼斯克機場蘇方將機上的95名乘客轉交給了美國駐列寧格勒總領事館和美國泛美航空公司的代表。


 

1978年4月20日,在蘇聯境內科爾皮亞爾維湖的冰面上迫降的韓國航空公司波音707客機。注意其左機翼被導彈打掉一截,在這種情況下居然又飛了一個多小時。

由此可見蘇聯對於來歷不明的迷航客機是絲毫不留情面的,更不要說從充滿敵意,隨時有可能爆發戰爭的「敵國」飛來的“軍用”飛機了。

蘇聯把256認作軍用機而加以擊落是有充分道理的:

1、在從巴基斯坦購進這批三叉戟之前,中國最好的民航客機就是林彪以前的專機所用的「子爵號」渦輪螺旋槳飛機。該型飛機使用渦輪螺旋槳飛行,速度遠遠低於三叉戟,在巡航高度也只有500多公里。而三叉戟的巡航速度是900多公里。這新買來的四架三叉戟噴氣機進入中國時間很短,從沒在民航中使用過,也沒有計劃給民航做普通客機使用。那時的中國民航根本就沒有噴氣客機。因此,在夜間的雷達上如果蘇聯軍方看到這種大型、快速、中國民航從未使用過的飛機入侵,從而將其認做中國先進的噴氣式軍用偵察機甚至轟炸機是十分合理的推斷。  70年代初,中國民航最先進的飛機「子爵號」。

70年代初,中國民航最先進的飛機「子爵號」。

2、256飛行的不是民航國際航線,而是一條很少有民航飛機使用的偏僻航線,同時採用了規避雷達的低空高度直插蒙古腹地,從這點上看,很容易作出判斷,這是懷有某種不明目的使命的軍用飛機。對在正常高度飛行的民航客機尚且不留情面,256採用這種偷偷摸摸方式溜進來,蘇聯人當然更加不會客氣了。

3、根據鳳凰台就256墜機一事採訪前蘇聯KGB官員的內容看,駐蒙蘇軍一開始就掌握了256的行蹤。在這種情況下,蘇聯軍方看到256一味向蒙古縱深飛行,大有「攻進」蘇聯境內的勢頭,為避免受到更大的損害,在256進入蘇聯之前下令將其擊落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

擊落韓國兩架客機的蘇-15戰鬥機是前蘇聯蘇霍伊設計局六十年代初開始研製的單座雙發全天候高空超音速截擊戰鬥機,北約集團給予的綽號是「細嘴瓶」。蘇-15的原型機T-58於1962年5月30日首次試飛,1965年生產型開始裝備部隊,並逐步取代老式的蘇-9、蘇-11,成為前蘇聯的主力國土防空戰鬥機。不過蘇-15是前蘇聯高度保密的機種之一,只配置在前蘇聯本土,沒有進駐華約其他國家,估計也不會佈置在蒙古。因此用於對付256的應該是蘇-9或者蘇-11。蘇-9在1954年首次飛行,1958年投產,1959年開始服役,其最大速度在高度 11000米時1.8馬赫,在高度300米時1160公里/小時;實用升限17000米;機上裝РП-9У雷達,對中等尺寸目標的搜索距離為17~20公里;跟蹤距離9~10公里;攻擊武器為AA-1、AA-3空-空導彈,沒有機炮。 擊落韓國客機的就是1965年研製出的AA-3“阿納布”中程空-空導彈(P-98)。因此,當時蘇聯空軍的裝備是遠遠超過中國的,完全有能力將256一舉擊落。

再說地空導彈。蘇聯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研製出了S-125(薩姆-3)中低空導彈系統,可以攻擊飛行時速1500公里、飛行高度200-10000米的中低空空中目標。1970年,蘇聯曾秘密派出防空部隊攜帶薩姆-3導彈前往埃及,支持納賽爾與以色列的戰爭準備。因此,在與中國相鄰的蒙古境內配置薩姆-3導彈防備中國空襲更是不成問題。所以,薩姆-3也有可能是256墜落的一個原因。不過最大的威脅應該還是來自蘇-9/11的空空導彈。

七、256的最終下場

闖入蒙古境內的256就像是一頭水牛在黑夜跑進了迷布地雷的雷區,其命運可想而知。

以中國俗語來講,可以說是躲得過初一,躲不過十五。在中國境內,林立果憑著對中國防空力量的了解,以及中國防空力量的不足,可以安然無事。然而進入蒙古後,一來對駐蒙蘇軍的軍情難以掌握,二來蘇軍的軍事裝備要遠超中國,加上蘇軍對於「誤入」領空的不明飛機的一貫做法,256就在劫難逃了。果然,當其在蒙古境內飛行了半個多小時,來到距中國邊境414號界樁400公里左右的溫都爾汗東北上空時,256被至今未明的外來力量所擊中,機身起火燃燒,雖然潘景寅竭力挽救,然而256已是失去控制,無法安全迫降,最終墜毀在寂涼的漠北黃沙之中。

中國《環球時報》駐蒙記者在1997年10月16日採訪了913墜機現場的目擊者,做了如下描述:

“我們來到拉哈瑪家已是下午6 時多。拉哈瑪大娘的蒙古包前有2 0 多頭牛,家裏擺設特別簡單,看來大娘家並不富裕。她今年6 7 歲,中等身材,穿著一身灰色蒙古袍,頭上圍紅色頭巾,右眼不好。她的老伴已去世了。提起‘九一三事件’她搖搖頭說:‘那是可怕的夜晚。’

拉哈瑪大娘回憶說,1 9 7 1 年9 月1 3 日凌晨2 時,一陣‘嗡嗡’的聲音把她驚醒。她急忙穿好衣服,出門一看,發現這難聽的聲音是空中傳來的,這時羊群驚散,馬嘶狗叫。她仔細一看,從西南向北飛過來一架冒著大火的飛機,飛得相當低。在巴圖腦爾布蘇木上空,繞圖門山轉一圈後順著扎森山谷向西南方向飛行,聲音越來越大。大概不到2 0 分鐘在蘇布爾古盆地墜毀。當時沒聽到大的爆炸聲,現場大火連天,第二天出事地方人少,當地老百姓保護了現場。在飛機墜毀地方,一片廢墟,還冒著青煙。機上9 人全部死了。其中一具女屍,還有一個高大的‘歐洲人’屍體。人們在9 名死者身上蓋上白布,烏鴉、老鷹一直在上空盤旋。第三天,飛機墜毀的地方來了不少蘇聯軍人,不讓人們靠近。最後大娘說:‘死者埋葬時墳旁立起‘無名墓碑’,離這裏不遠,你們是否去看了?’’”

》雜誌社記者彼特•漢南和蘇珊•勞倫斯( Peter Hannam; Susan V. Lawrence)的文章《解開中國之謎》(Solving a Chinese Puzzle)中就已經有所披露。彼特•漢南和蘇珊•勞倫斯在1993年親赴蒙古和俄羅斯,行程上萬公里,歷盡波折,採訪了256飛機墜毀的目擊者和蘇蒙雙方的經手官員,刺探出很多不為人知的內幕,寫出了《解開中國之謎》一文。其中記載目擊者對256墜機過程是如此描述的:

「林彪的末日在遙遠的漠北結束。1971年9月13日凌晨約2:30分,多佳亞莞-敦吉達瑪(Dugarjavyn Dunjidmaa)正在看管貝赫爾螢石礦的廢棄爆炸物,此時空中傳來渦輪發動機的轟鳴。敦吉達瑪現在住在貝赫爾的一座蒙古包里,她回憶說,‘很快,我看到一架飛機,機後拖著火苗向下墜落。從我所在的地方可以跟隨飛機一直看到它墜毀在地面上。(大約9英里以外)’這就是英國造的三叉戟1E的最後旅程,機翼上帶有中國航空的256編號。」

不同的目擊者,不同的地點,不同的時間,不同的記者採訪,然而對於256在空中就已經起火燃燒的描述卻是如此驚人的一致,因此這個說法要遠比李文普一人說的那句「飛到伊爾庫茨克要多久?」的證言具有高得多的可信度。可是不知何故,很多人對李文普的話深信不疑,而對同913本無利害關係,因而最易說實話的多名蒙古目擊者的描述卻是千方百計地要予以否認,真不知道是何用心。

在康庭梓的文章中沒有提到《解開中國之謎》,但是對於拉哈瑪大娘的說法,則說是她把飛機的著陸燈看成了大火!

首先要注意的是,在這裏使用「大娘」這個詞很易使人產生誤覺,以為拉哈瑪是年老眼花,見識不廣,從而很容易把燈光看成火光。在康文的插圖中,也把拉哈瑪畫成一個頭髮蒼白的老年婦女形象。然而要提醒大家的是,在1971年,拉哈瑪不過是一個41歲的中年婦女,正值壯年,眼力和見識不會差到那種分不清燈光和火光的地步。

三叉戟的著陸燈在飛行中是摺疊在機翼內部的。筆者從熟悉三叉戟結構的朋友那裏了解到,這個著陸燈倒是可以在起落架沒放下的時候就打開,只是飛行速度不能超過400公里,不然會損害燈具。這種著陸燈是採用聚光燈效果的,其下射角度大約在8-9度左右,而且只是向前方照射,照射面積有限。人們都有在夜間被汽車大燈照射過的經歷,在汽車正前方會覺得燈光刺眼無比,可只要角度偏一些,在汽車旁邊,燈光強度就會立刻減弱,就不用提在汽車後面,根本就看不到車燈了。汽車大燈還考慮到駕駛員在夜間要分辨近在眼前的路邊標誌,因此特意加了部分散光效果,使燈光能夠照到路邊的交通標誌。而在飛機上就無此必要了,全部燈光都可以集中到照射飛機前方的著陸區域。因此只有當拉哈瑪在飛機前面的一定範圍內,才能看到那刺眼的燈光,而當在飛機側面和後面時,就不會看到著陸燈的「火光」了。256不是直升機,不可能長時間停在一個部位,也就是說,即使拉哈瑪看到著陸燈光,也只能是在很短的時間裡。這種一閃即過的燈光竟會被一位正常的中年婦女看做是長時間燃燒的火焰,康庭梓的想像力真夠豐富的。

《解開中國之謎》中的描述更加證明那火光不可能是燈光產生的錯覺。目擊者目隨「機後拖著火苗」的256直到9英里之外,那“火苗”肯定不會是256把著陸燈轉向後方,特意照射目擊者的吧。康庭梓故意迴避了彼特•漢南和蘇珊•勞倫斯這篇文章中的有關段落,也是有所苦衷的吧。

曾看到有人以256墜落的第一落點沒有發現有燃燒痕迹來作為否認256在空中就起火的證據。其實這一點很容易理解。根據飛行常識,在一定範圍內,飛機的仰角(也叫迎角AOA)越高,失速的臨界速度就越低。通俗點講,就是說,在一定的範圍內,飛機的仰角越大,就可以飛得越慢,而不至於掉下來。因此,人們看到飛機著陸時都是「昂著頭」減速。康文認為256當時是以7-8度的仰角在作迫降。在這個仰角情況下,256尾部的三個發動機以與機身平行方向向後噴出的高溫燃氣傾斜向下,可以直接到達地面,而在機身上部的燃燒火焰是向上的,比較難以到達地面。如果連高溫燃氣都沒有留下燃燒痕迹,機身上部的火焰又怎麼可能在地面留下痕迹呢?

康文否定「擊落」說的另一個論據,就是說被導彈擊中的飛機應該在空中爆炸。這一點就不用多說了。看看上面所舉的1978年蘇聯擊落韓航902巴黎經北極航線飛往漢城的客機一例就可以清楚了。蘇聯導彈打斷了波音707的機翼,擊穿了機身,打死了機內的乘客。而飛機卻又飛了一個多小時,並且迫降成功。這是因為導彈大多都有近炸引信,雖然導彈沒有直接擊中飛機,但在接近到目標一定距離時,也會爆炸,以戰鬥部的碎片來擊毀目標。這時目標就不一定當場爆炸。普通人可能不清楚這一點,但作為一個飛行員,對於導彈擊中時,飛機並不一定當場爆炸這種常識,應該是了解甚透的。可是中國的“優秀飛行員”(不優秀也進不了專機師,更開不了三叉戟)康庭梓卻說:“從反面推論,如果是打下來的話,飛機應該在高空爆炸,其飛機碎片的撒落範圍應該是圓形,而不應該是狹長的梯字形。” 這確實很難令人理解他為什麼這麼說。

其實康庭梓的文章總是讓人不放心,例如他在《黨史博覽》2004年第5期上新發表的《林彪座機殘骸哪裏去了》一文中寫到:“重量為51噸的三叉戟256號飛機,被肢解後散落在如此大範圍的草原上。

”這實在是不應該犯的錯誤。256是三叉戟1E型,重量為43.3噸,重達51.2噸的三叉戟是三叉戟3B型。中國要到1975年8月,才進口了第一架3B型的三叉戟!作為筆者這麼一個外行尚且知道這些差別,康庭梓作為三叉戟的駕駛員犯如此低級的錯誤就怎麼也說不過去了吧。就是在康的《思考》那篇文章里,還提到我使館人員在墜機現場看到了三叉戟的三台發動機:「在上面提到的那扇門的東南30米處,有一台外殼炸裂的發動機,這是3台發動機中出現的第一台。根據孫一先繪製的殘骸分布圖上看出,在接近480米處的西側,出現了第二台發動機。在尾部東南方向25米的地方,是第三台發動機」,完全忘記了自己文章中就說過的,在我使館人員到達現場之前,蘇聯人早已拆走了一台發動機的事實。可見康寫文章太有些隨心所欲了。

至於那個引起廣泛注意的右機翼根部圓洞,「擊落」說和“油盡迫降”說都有不同的解釋,甚至細化到洞口鋁刺“外翻”還是“內翻”的爭辯。可是在爭論中,人們卻不知不覺走入了盲人摸象的誤區,忘記了要把256作為整機來分析的普通常識。256飛機翼展28.96米,機長34.98米,機高8.23米,不僅僅是一個右翼而已。256機身任何部位的損壞都有可能導致256的墜毀。256墜機後機身爆炸分裂,30多米長的機身變成無數碎片,四散飛落在數百米的現場上。在如此大的分散面積上,無論是機身、機翼還是發動機,如果在爆裂的介面處有什麼“洞口”或者外來物造成的損壞,在短時間內是根本無法辨別的。只有把殘骸搜集齊全,拼湊到一起,或許還能找出蛛絲馬跡。僅僅否定右機翼上一個來歷不明的圓洞是導彈造成的並不能排除256被擊落的可能性。

256墜毀現場。如此破碎的機身怎麼判斷其中有無導彈擊中的痕迹呢?(且不論被蘇聯人竊走的那台發動機)

據我駐蒙使館人員孫一先的回憶,蘇聯人在我使館人員到達現場之前,開著直升飛機,匆匆忙忙拆走了256的一台噴氣發動機。一般通行的看法是蘇聯人急於竊取三叉戟噴氣發動機的先進技術。可是,仔細分析一下,難道就不可能是為了隱瞞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嗎?如果蘇聯人確實擊落了256,後來又在飛機的機翼上發現了「中國民航」的標誌,就不免要想盡一切辦法避免背上“擊落民航客機”的罪名。所以在後來的談判中指示蒙方一口咬定256是軍用機。另外蘇聯人肯定還要想方設法消除留在現場的256被擊落的痕迹。蘇聯人急忙把火的趕在中國使館人員到現場之前拆除一台發動機,就有這方面的嫌疑。很可能那台發動機上留下了某種導彈或者炮彈造成的明顯損壞。

如果說是為了竊取技術,蘇聯人大可以從容地在中國人員勘查完現場再行動,何必那麼猴急?為此不惜指使蒙古方面再三編出天氣不好的謊言,阻撓中國使館人員前往失事現場。可以說,這裏面肯定是有什麼原因使得蘇方不想讓中方看到這台發動機。因此,說發動機帶有被擊落的痕迹有很大的合理性。再有就是,蘇聯人對剩下的那兩台發動機似乎毫無興趣。如果第一台發動機是為模仿技術而「偷」走的,剩下的這兩台雖說損壞嚴重,但是作為模仿技術參考還是有很大價值的。搞過技術模仿測繪的工程人員都知道,在拆卸一部先進機器時,很多部件拆開後,是無法復裝還原的。而在測繪中,很多時候需要在拆卸後復原未拆卸前的情況。在無法復原時,要確切知道拆卸之前的情形,雖然可以採用事先照相的辦法,但是最好的辦法就是再有一台同樣的整機作參考。1967年1月27日,美國執行阿波羅 AS-204 任務的 012號指令艙在發射塔試驗中失火,三名太空人被燒死。為了查清事故原因,要把012號指令艙拆為部件進行分析。儘管作事故調查的美國工程師手頭有012號的詳細圖紙,然而為了有一參照物,在1967年2月1日,把正在用於訓練太空人的014號飛船指令艙調到事故調查中心來與拆卸012號指令艙互相對照。這使得阿波羅太空人的正常訓練受到很大影響。由此可見,在拆卸一台機器時,有一台參照物是多麼的重要。反觀蘇聯人,在手頭沒有任何圖紙的情況下,如果要拆卸一台發動機搞測繪時,再搞一台發動機作為參照物是必不可少的措施。256上使用的是三台發動機是同一型號的Spey 511 @ 11,400lbs發動機,完全可以相互參考。然而,在那麼急吼吼地拆走一台發動機之後,蘇聯人任剩下的兩台發動機在荒漠野外風吹雨打20載,再也無人問津,直到90年代分別被港商和蒙古商人當作廢鐵買走。這不由得使人懷疑,蘇聯人拆走的那台發動機真的是為了技術研究嗎?

另外,當年被蘇聯人拿走的黑匣子,到現在也不肯歸還,也叫人心存疑竇。這裏面到底有什麼不敢公開的貓膩呢?1992年11月俄羅斯總統葉利欽訪問韓國準備簽署俄韓基本條約時,親手將1983年被蘇聯擊落的韓國民航007客機上的「黑匣子」交給盧泰愚總統。雖然,韓國人後來發現「黑匣子」里都是假貨,但是,原件最終還是找到了,並移交給了事故原因調查國際委員會。為什麼256的黑匣子就不能歸還呢?另外,蘇聯人拆走的那台發動機也應該儘快歸還中國,即使原物已經不在了,但詳細照片和有關資料也應該儘快提交給中方。拖得越久,就越證明前蘇聯在256墜機事件里有著不可公開的秘密。

也許就是因為有著不可告人的秘密,直到現在,俄羅斯人還在耍弄花招。為了搞亂思維,混淆視聽,前蘇聯KGB第九局局長在接受鳳凰台採訪時竟然編出了256曾經飛到蘇聯赤塔附近然後又掉轉頭飛到溫都爾汗附近墜毀的謊言。

從地圖上可以清楚的看到,赤塔距離256飛越的中蒙邊境414號界樁約有800公里,而赤塔距溫都爾汗約600公里。扣除KGB所說的256距赤塔還有50公里的往返距離,也就是說,256在越界之後又飛行了大約1300公里!256在13日1點55分越界,約在2點30分墜毀,也就是說,在大約35分鐘裏256的飛行速度達到了每小時2200多公里,實現了超音速飛行!由此可見這個謊言編造的是多麼荒誕。

256在蒙古境內飛行圖。256 零點32分起飛,1點55分在414號界樁上空進入蒙古,飛行了83分鐘,飛行里程大約為800公里,平均時速為600公里,符合三叉戢中低空飛行性能。按照那個前蘇聯KGB對鳳凰台的說法,在2點30分墜機之前的半個多小時裏,飛機奇蹟般地飛到了距中蒙邊界約800公里的赤塔附近,又飛到距赤塔約500公里的墜機部位,半小時飛了近1200公里!這也扯得太離譜了吧。他以為林彪坐的是協和機? 豈不是拿著鳳凰台涮著玩?

在2000米到3000米的高度上,256的飛行速度只能在600公里左右。筆者沒有找到準確數字,但可以參考現代的空中客車310的飛行數據。A310手冊規定,飛機起飛後,在3049米以下飛行時採用的時速是每小時560公里,當達到11000米高空時,巡航速度為850公里。再看一下當代戰鬥機的低空性能:米格-31的在高空的巡航速度為2500公里/小時,而在低空只有1500公里/小時,高低空的速度相差40%;蘇-30在高空的作戰半徑達1315公里,而在低空作戰半徑僅為625公里。因此,作為巡航高度為9000-11000米,巡航速度為900公里/小時的256三叉戟,在2000-3000米的高度上飛行,速度為600公里/小時是很正常的數據。256墜毀的地方距414號界樁大約為400公里,正好在256進入蒙古後飛行了35分鐘的距離範圍內。

很多人對於256為何帶著火苗掉頭選擇向南飛來迫降有所疑問,其實這又是一個很簡單的常識問題。在夜間視線不好的情況下,256飛行高度高了根本看不清地面的情況,無法選擇合適的迫降地點。256隻好低飛(同時更有可能是已經飛不高了),而在低飛的情況下,等你發現有合適的迫降場時,飛機已經飛過了這個地點了。更不要說飛機在降落之前必須在距離降落點一定距離之外(三叉戟需要3000米左右)就開始作降落的準備工作,逐漸降低高度,這樣才能保證飛機在降落點上著陸。要求潘景寅在夜裏能判斷出3000米以外的著陸點以及更遠的著陸場的情形是不可能的。因此,只有當潘景寅整個飛過了這個迫降場,才能了解到這個迫降場的全部情況,然後調整航向,掉頭,利用這個迫降場降落。所以,256的迫降方向並非就是其最後的航向。根據256的飛行速度和飛行距離判斷,潘景寅是駕駛著著火燃燒的飛機在飛過的第一個可用迫降場上空,艱難地駕駛著256由向北飛行掉頭轉為向南飛行實行了一次自殺式的帶油迫降。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著名戰鬥英雄杜鳳瑞,1958年10月10日,在福建龍田地區上空擊落國民黨空軍F-86飛機2架。

核心提示:1958年從7月至10月底,入閩空軍與國民黨空軍空戰13次,擊落國民黨軍飛機14架、擊傷9架,參戰部隊被擊落、擊傷各5架。國民黨空軍一位參戰飛行員回憶:中共空軍在韓戰中曾創造過有名的「米格走廊」,1958年他們又在閩浙粵一線成功構築了一道“米格牆”。這堵空中的“米格牆”從未推出過大陸領地,更未延伸至海峽。所以,空戰的發生,多為我方主動對他們的“牆”發起突襲,但總是無法突破,撞“牆”而回。

焦點在空中

1958年7月18日,北京城華燈初上。在京的元帥和各軍兵種領導人齊集懷仁堂。此際,由於美軍、英軍入侵伊拉克、黎巴嫩等地,中東形勢驟然緊張,成為世界矛盾的焦點。世界進步輿論都在聲援中東人民的反侵略鬥爭。而蔣介石集團卻企圖乘機擴大事態,在金門、馬祖和台灣先後舉行軍事演習,同時加強空軍對大陸的偵察和襲擊,並於7月17日宣佈「特別戒備」。

在軍委這次緊急會議上,毛澤東作出炮擊金門的決定,他說:炮擊金門,意在擊美。聲援中東人民的反侵略鬥爭,不能僅局限於道義上的,還要有實際行動。金門、馬祖是中國的領土,打金門、馬祖,懲罰國民黨軍,是中國的內政,敵人找不到借口,但對美帝國主義有牽製作用。

為保護炮擊金門的地面部隊安全,空軍航空兵須緊急進駐福建、粵東作戰機場。對金門大規模炮擊過後,國民黨空軍定會大舉出動,對大陸前沿炮兵部隊及重要目標進行轟炸,因此,解放軍空軍必須提前行動。

毛澤東指令空軍要組建一個強有力的前線指揮機構,並幽默地問空軍司令員劉亞樓:你準備派誰做先鋒,是趙子龍還是林教頭?

劉亞樓推薦指揮過朝鮮空戰的南京軍區空軍司令員聶鳳智。毛澤東大手一揮,定下人選:就讓聶鳳智去!

毛澤東提前告辭,把具體計劃部署像一份考卷留給眾將領。

軍委副主席、國防部長彭德懷繼續主持軍委會議,決定7月25日為炮擊金門時間。他對坐在前排的劉亞樓說:這次作戰雖然主要是使用炮兵,但焦點在空中,除非複雜氣候限制,空軍一定要在7月27日前進入福建、粵東的作戰機場。

劉亞樓一挺胸脯,大聲回答:請軍委首長放心,我們一定以最快的速度早日入閩作戰。

此時,人民空軍經過抗美援朝戰火的洗禮和航空工業發展的「補氧」,1957年又合併了防空軍,羽翼漸豐。戰機大部分為米格-15、米格-17。殲擊航空兵有13個團(每個團有飛行員35至45名)能全天候作戰,有20個團能在白天一般氣象、部分能在白天複雜或夜間一般氣象條件下作戰。轟炸航空兵一個杜-4中型轟炸機團和一個伊爾-28輕型轟炸機團,能全天候執行任務。其餘的11個團全部能在白天一般氣象、部分能在夜間一般氣象條件下執行任務。

新中國成立9年了,「解放區的天是晴朗的天」這句歌詞在緊靠台灣的福建卻仍然唱不響。因為福建沒有空軍,國民黨的飛機可以隨便進出,神氣活現。

1954年,空軍入閩大事提到軍委日程,並打算先把杭州的空十團轉移到福建。空軍行動,要比陸軍麻煩得多,沒有機場不行,沒有油庫供不上油料就跑不動飛不了,沒有通信和雷達只能成為聾子瞎子,還有指揮線路、氣象線路和調運線路的設置等。而此時福建只有一個福州義序機場,顯然無法滿足空軍入閩之需,急需搶修幾個機場。1955年初,政務院、中央軍委下達修建福建機場的指示後,劉亞樓命空軍工程部部長親率地勤機構入閩,負責勘測機場及修建等事宜。兩年內共搶修了福清、龍田、莆田、惠安、泉州、廈門、漳州等幾個一線機場,數量之多,佔全國之首。還打算在閩西、閩北修兩三個二線機場。

後因情況有變,空軍入閩行動暫且擱置。

轉國防部6月12日批示,將由福州軍區代管的防空第一軍改稱空軍第一軍,並劃歸南京軍區空軍建制。但這時的空一軍,只管高炮、雷達、探照燈和機場修建,沒有飛機,基本上是個「空」軍。

韓戰結束後,中國空軍完全可以騰出手來盡遣猛師勁旅南下,在東南沿海上空與台灣國民黨空軍展開一番爭奪沿海制空權的較量。但空軍入閩行動一波三折,主要緣於奪取鄰近海峽西岸福建、粵東的制空權,不僅是軍事問題,同時也是複雜的政治問題。

從軍事上講,此時國民黨空軍共有6個聯隊,下轄8個大隊,擁有飛機646架,空勤人員全系美國訓練,飛行員大都飛過四種複雜氣象,具有一定的戰鬥力;而且美軍在台灣還保持一定數量的航空兵力量,裝備有最新式的F-100型戰鬥機;從日本、菲律賓以及第七艦隊航空母艦起飛的飛機,隨時可至。它們既可撐起台灣上空的保護傘,又能作為台灣空軍進入大陸作戰的後盾,以使國民黨軍毫無後顧之憂地傾全力與紅色政權作戰。從政治上講,由於美國海、空力量進入台灣海峽庇護,而人民空軍進入鄰近台灣海峽的福建沿海作戰,弄不好就會給美國人以進行軍事干涉的借口。

毛澤東對空軍入閩作戰極為慎重。1956年,彭德懷曾策划過空軍入閩行動,有的空軍部隊都已出動了,但臨時被毛澤東否定,要劉亞樓緊急召回部隊。

1957年歲尾,當蔣介石公開叫囂「反攻大陸」時,毛澤東於12月18日指示“請考慮我空軍1958年進入福建的問題”。空軍入閩的各項籌備工作,迅速、緊張而又極其機密地展開。

1958年1月,劉亞樓率南京軍區空軍司令員聶鳳智、廣州軍區空軍司令員吳富善、武漢軍區空軍司令員傅傳作及空軍副參謀長張廷發,並邀到福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前往福建前線,向福建省委第一書記兼福州軍區政委葉飛等負責人傳達毛澤東的指示,共同研究空軍入閩的各項問題。

為了對福建交通有個詳盡了解,順便察看地形地貌,劉亞樓率領這個高規格的將軍團特地坐火車南下。他欣喜地看到:在各方群策群力下,福建地區的機場網已初步形成(二線機場還不足);連接江西鷹潭和福建廈門之間的鷹廈鐵路已通車,這極大地提高了福建前線的國防運輸能力;連接省會的南(平)福(州)鐵路亦將通車,對空軍入閩後的物資供應提供了便利條件。

空軍入閩是項牽動各方神經的重大行動,劉亞樓、葉飛等人,首先論證了空軍入閩在政治和軍事方面的利弊,並制定作戰計劃,後來形成「彭總並報中央軍委」的報告。

會議還提及作戰指揮問題,意見是:「在福建地區陸海空軍的作戰行動統一歸福州軍區首長指揮,福州軍區速即組成軍區空軍司令部,由現任南京軍區空軍司令員聶鳳智擔任司令員,其餘幹部配備另行報告。」同時建議軍委“加強福州軍區炮兵司令部,並抽調一部分炮兵部隊加強福建地區”。

為期4天的軍事會議,經過民主而熱烈的研討,在1月19日結束,形成報告,由空軍最高首長、福建省委和福州軍區最高軍政領導共同聯署。據參與此次軍事會議的人說,空軍入閩報告,劉亞樓貢獻才智最多。空軍根據劉亞樓意圖草擬報告後,劉亞樓字斟句酌,有時文件都已謄寫好了,但為了一個措詞,半夜三更他還要把聶鳳智、張廷發他們從床上喊起,重新推敲商定。但報告署名是葉(飛)、韓(先楚)、劉(亞樓),蓋為尊重地方之故。

令人拍案叫絕的是,後來戰事的發展、結局竟與報告的預測驚人吻合。炮擊金門,在空軍入閩作戰報告擬定的半年後實施,其運行路線並沒有離開6個月前設計的方案框架,因此有人把它看成是指導這場行動的綱領性文件之一。

最要命的一條是時間

空軍入閩是1957年底毛澤東拍板的事,只剩一個時機問題。1958年發生的中東事件連著蔣介石集團的趁火打劫,促成空軍即刻入閩,緊密配合炮擊金門。因此,可以說,1958年空軍入閩,和炮擊金門是兩回事,也是一回事。

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一結束,劉亞樓坐上他的蘇制吉姆專車,風馳電掣般地朝空軍司令部駛去。

司令部會議室,將校們早已等候多時。

劉亞樓跨入會議室大門,將校們起立。他示意大家落座,開口說:同志們,這回軍委動真格,要在台灣海峽擂鼓對陣,和他們一決高下了!

雖然蒞會的將校們已經預感到有一場大戰,但「指示」從司令員口中傳出,那帶有福建腔的普通話一個字一個字地彈射出來,還是在他們心裏引起波瀾。

凌晨時分,空軍入閩作戰的幾項重要決定出台了:

一、責成南京軍區空軍司令員聶鳳智和空五軍(駐浙江)政委裴志耕協商提出福建前線空軍領導人選,與駐閩空一軍一道急速組建福州軍區空軍指揮機構。

二、確定戰鬥力較強、有實戰經驗的空一師(即原空四師)和空三、九、十六、十八師,空八師一個團和獨四團,以及部分高炮、雷達部隊為第一批入閩部隊,力爭打好第一仗;以空一、十八師各一個團為第一批入閩的殲擊航空兵,於7月24日緊急轉到待機位置;27日分別隱蔽進入汕頭、連城基地。另調部分高射炮和雷達部隊入閩。

三、健全各機場的保障機構,從東北、華北和華東地區,緊急調運3個場站,保障車輛、彈藥和各種器材等物資。

四、明確作戰指導思想,即在戰略上以少勝多,在戰術上以多勝少;發動指揮員、飛行人員學習抗美援朝的空戰經驗,運用和發展「一域多層四四制」的戰術原則;嚴格執行中央軍委的作戰政策,軍事鬥爭一定要服從政治鬥爭……

在1月討論空軍進入福建的方式時,有兩個預案:一是突然地一次進入福建現有的6個機場;二是逐次分批進入。前一方案的好處是:一次展開力量強大,使敵人措手不及,一時難於對付,一下就緊張到頂,然後逐漸緩和下來。但是缺點有兩條:一是對國際上的震動和對美蔣的刺激太大,二是從空軍部隊作戰起飛來看,在不出公海作戰的情況下,瀕海機場使用起來很不方便,很不容易對付敵人。

劉亞樓認為,空軍如果先進駐連城、汕頭機場,接著進駐漳州,然後視情況的發展,逐步地進駐沿海各機場,這樣對敵人的刺激較小,我們無論在政治上、軍事上均較為主動。如果能在崇安(閩北)、瑞安(浙江東南)兩地再修兩個機場,則在進駐連城、汕頭的同時或稍後一點,東面進駐崇安、瑞安,這樣更可以使空軍部隊東西兩面互相支援,更便於縱深機場的支援。

現在,這個兵力部署、部隊調動及程序,正是大致按當時的作戰報告實施的。

劉亞樓命令中最要命的一條是時間:指揮機構必須於23日前到達晉江;所有地面部隊必須於24日零時前完成轉場;高炮部隊必須在25日黃昏前到達任務地區;殲擊航空兵各部不能遲於27日到達目的地。

短短几天,要完成如此複雜、龐大的地面、空中臨戰轉場,談何容易?何況空軍是個構成和指揮都極為複雜的軍種,高炮、雷達、導彈等「地面部隊」不算,光帶翅膀在天上飛的“真正的空軍”,就分殲擊、強擊、轟炸、偵察、運輸航空兵及空降兵等多種。有人忍不住發了牢騷:時間太緊了,這不是逼命嗎?只怕槍斃砍頭也完不成!

劉亞樓聽了一拍桌子,罵起來:不是我逼命,是戰爭逼命!哪個沒信心完成任務,就請自動辭職,哪個沒本事完成任務,我找你算賬!下面立刻鴉雀無聲。

事實上,劉亞樓完全清楚任務的繁重和艱巨性,亦清楚自己部隊中蘊藏著的主觀能動性,加上半年前他就主持精心設計了空軍入閩作戰的預案,並為此殫精竭慮進行了紮實、周密的準備,短期內完成轉場任務的客觀條件是具備的。養兵千日,用在一朝。臨戰時刻,他就是要以絕對的權威伴著如山的軍令形成強大高壓,一級一級往下壓,壓著部隊把潛能全部釋放出來。

會後,劉亞樓對空十八師師長林虎說:國民黨空軍裏邊有個飛虎隊,你也是一隻虎,這些年你把十八師這支新部隊帶出來了,希望你們成為打虎隊,這次戰鬥出動,九天之上伏虎歸!

傍晚時分,南京軍區空軍司令員聶鳳智和空五軍政委裴志耕等應召前來領命。劉亞樓直奔主題:彭總說了,除非複雜氣象限制,我空軍入閩時間不能推遲,你們有困難嗎?

聶鳳智說:不敢說沒困難,但再大的困難也要克服。

擬擔任福州軍區空軍第一副政委的裴志耕說:我完全同意劉司令的看法,我入閩空軍要站穩腳,關鍵在初戰,第一仗就要打掉國民黨空軍的囂張氣焰。

劉亞樓點點頭:要有這個信心!但也要看到現實。國民黨逃到台灣後,空軍未受到嚴重打擊,活動仍十分猖狂,控制了福建沿海的制空權。我們要奪回制空權,就得預備著針尖對麥芒,硬碰硬地大幹一場,打幾個大仗惡仗。為了力求打好這個仗,海軍航空兵第四師十團也歸你們指揮。這個我已與海軍協商好了,海航十團作為第三批入閩部隊,進駐福建省會福州。

這次入閩作戰,劉亞樓把抗美援朝中打得最好的部隊幾乎全用到了第一、二梯隊,特別是第一梯隊。這還不夠,還借來海航最能打的尖刀團。空軍最高首長的大氣魄,也鼓舞了前線司令員聶鳳智的信心。

劉亞樓說:明天,我派專機送老聶到南京,送志耕同志到杭州,你們即日開始組建福建前線空軍領導機構工作。人選擬好報批後,要晝夜奔赴前線晉江,完成空戰準備。我給你們6天時間,25日零時,你們務必開始擔負指揮任務!

在對方響亮的回答聲中,劉亞樓臉色凝重地對聶鳳智說:老聶,我把空軍的精銳都交給你了,如果還不夠,我就把整個空軍都殺出去,全力支持你!《水滸傳》里有個李逵,三板斧解決問題。你們第一斧頭下去,就得讓那邊吃不消!這關係到軍心士氣、再戰信心,關係到空軍形象、臉皮面子。

7月25日零時,已被正式任命為福州軍區副司令員兼福州軍區空軍司令員的聶鳳智按時到位,駐進了晉江空軍指揮所。接到報告,劉亞樓十分滿意。聶鳳智在指揮所作簡短戰前動員時,給人們記憶最深的一句話是:若要戰勝敵人,我們必須贏得時間;若要贏得時間,我們必須戰勝自己。

時間,就像一條鞭子,無時無刻不在抽打著空軍上下的身心。

意外的事情發生了,因天氣惡劣,延誤了地面參戰部隊的調集和部署。加之毛澤東決定對國際形勢的變化再作觀察,因而,將炮擊金門的時間推遲到26日下午或27日上午,由福建前指掌握。

轉場藝術,世界震驚3∶0

空軍入閩作戰,實際上就是要奪取福建和粵東上空的制空權,為炮擊金門進行空中掩護。

空中轉場,即飛機由甲地飛往乙地的全過程。解釋很簡單,但1958年的「空轉」,卻不亞於實施一場空中戰役。一位當過空軍的作家形象地說:“一般講,交戰狀態下於敵前‘空轉’,己方飛機在落地前後的一兩小時內,就像一隻脫離了舊巢正在尋覓新殼的寄居蟹,把自己的軟腹部亮給了敵方,處於防護力、反擊力最薄弱的時刻,很容易招致致命的打擊。”

航空兵部隊在臨戰條件下轉場,是必須慎之又慎的大事。空戰史上,因轉場不慎、立足未穩遭對方打擊,造成機毀人亡的戰例不勝枚舉。加之此時正值颱風季節,福建遭遇30年少有的暴雨,3天中降雨600毫米,全省沖壞大小橋樑43座,公路鐵路多處塌陷,這就更增加了「空轉」難度。何況1958年「空轉」還涉及諸多國際的、政治的制約因素。面對千頭萬緒、繁重如山的轉場工作,劉亞樓、聶鳳智等一天到晚苦思冥想的就是希望找到一個萬全之策。

在大戰中隱蔽作戰企圖、給敵以突然性打擊,是劉亞樓軍旅生涯中克敵制勝、屢試不爽的拿手好戲。遼瀋戰役中,東野百萬大軍神不知鬼不覺地南下打錦州,融進了他的智慧,為歷史擊節讚歎。這麼大規模的空中行動,他也希望隱蔽作戰意圖,給國民黨空軍以出其不意的打擊。他和聶鳳智把空軍入閩第一步,也就是第一梯隊的行動,稱為「暗渡陳倉」。

劉亞樓確定,「空轉」一梯隊為空一師從江西永新進駐連城機場、空十八師從廣州沙堤進駐汕頭機場。連城、汕頭距金門、馬祖相對距離較遠,易於隱蔽。退一步講,即便為敵發覺,也不致使敵太過驚恐。

為了穩妥可靠,劉亞樓還制定了以小進求大進的方法:後一個大隊掩護前一個大隊著陸,以中隊為單位,分步驟推進,以站穩腳跟。

7月27日凌晨5時許,首批轉場的殲擊航空兵第一師一團和十八師五十四團各項工作均已就緒。劉亞樓早早來到了空軍指揮所。此時,福建前線和各機場烏雲壓頂,厚重如鉛。天剛破曉,便聽見遠方雲濃處,有悶雷隆隆作響,頃刻間,暴雨傾盆。

暴風雨的事,在1958年初制定的空軍入閩方案中就估計過,但當它們真正赴約,卻讓劉亞樓好不煩躁。6時,是轉場時間,福建前線和各機場電話紛紛催問:今天到底能不能飛?

飛是肯定要飛的,但究竟在何時,只能問天。但拖著畢竟不是個辦法,炮戰即將發起,萬一空軍屆時到不了位,丟臉是小事,拖了全局的後腿可不得了!

10時左右,氣象處報告:下兩個小時天氣且有好轉。

劉亞樓緊繃著的臉稍稍鬆弛了:好,馬上電令聶鳳智,抓住時機,緊急實施轉場!以中隊為單位,在雲上中空高速飛行。

腦子在飛速轉了一圈後,劉亞樓敲著桌子說:為了行動隱蔽起見,命令所有飛機在調動時均採取超低空飛行,並禁用所有無線電話。另外命令浙江境內衢州、路橋基地的部隊連續出動,故意飛往霞浦、古田等上空,藉以轉移國民黨軍雷達部隊的注意力。

就在福建前線部隊準備工作就緒、空軍也準備上天時,這天上午10時,一度將炮擊金門時間的決定權下放給福建前指的毛澤東,以常人無法想像的思維,忽然改變了主意,再次決定暫緩炮擊金門的行動。

但空軍的行動照常進行。

11時30分左右,停靠在跑道上等得不耐煩的第一梯隊兩支空中勁旅,一接到起飛的命令就像脫韁的野馬,嘶鳴狂奔,一躍而起。

但這個「嘶鳴」稍縱即逝。要把敵人指揮員變成瞎子和聾子的劉亞樓,軍令如山:空中絕對不許講話,誰出聲誰違反紀律。因此,飛行員大氣不敢出,咳嗽更不敢。

這個「躍」也是有限度的,高度必須在1500米以下。空十八師五十四團從廣東惠陽轉場到汕頭,距離雖近,但那一帶的山都是1200米左右。飛行員貼著山尖尖,在雲層里鑽出鑽進,弄不好就會撞山。但絕對不准把機頭拉起來,提升高度,那樣馬上就會被敵人雷達偵察到了,作戰意圖也就暴露了。幾十架米格-17幾乎翅膀挨翅膀,所有人都瞪大眼珠,聚精會神地編隊。

一個多小時後,米格戰機降落閩西連城和粵東汕頭機場,勝利開闢了福建前線空中戰場。聶鳳智用保密電話向劉亞樓報告:司令員,第一批「貨」神不知鬼不覺地送到了。

劉亞樓掏出手絹,輕輕拭去額頭上的汗珠,面露微笑:很好,各部到前線後,不要急於解除隱蔽措施,不要對地面電台進行檢驗飛行,也不搞戰區試航等常規性的工作;飛行員全關在屋內,推演戰術,對F-84進行對策研討。

炮擊金門時間後推,戰鬥首先在空中打響。

交加。毫無知覺的國民黨空軍仍按慣例派出飛機毫無顧忌地對大陸偵察襲擾,可他們哪裏知道,由解放軍空軍十八師五十四團大隊長趙德安及高長吉、張以林等空戰高手組成的飛行大隊早已嚴陣以待。一人掩護,三人開炮,射擊距離近者151米,遠者也只有366米,長機高長吉僅用兩發炮彈即擊落一架敵機。在三五分鐘內,4架雄鷹就在南澳島上空以3∶0的大比分,擊落2架、擊傷1架敵機,自己毫無損失。

好一場漂亮的速戰速決的空中埋伏戰,短促得就像一曲軍營里催人晨起的起床號!

空戰結束僅一小時,國民黨「中央社」一反常態,以比新華社還要快捷的動作,搶先播發了台灣空軍失利的消息。為的是藉此向美國提出緊急要求,要求提供最新式的F-100超級佩刀式噴氣戰鬥機來對付佔優勢的人民解放軍空軍。

《解放軍報》於頭版發表評論《狠打空中強盜》,一句「我空軍參戰人員這樣英勇頑強地打擊敵人,值得表揚」,將大陸軍方高層的欣喜之情盡寓其中。

7月30日,毛澤東在北京西郊機場對劉亞樓和吳法憲說:祝賀空軍旗開得勝!

此戰的成功,在於部隊行動的隱蔽和地面指揮的正確果斷。劉亞樓在戰報上寫下如此贊語:「第一有很好的決心!第二有非常重要的指揮!第三是帶隊長機機動靈活,空中指揮果斷。第四是飛行員英勇頑強,攻擊時靠得近,打得准,打得狠。」

戰後,劉亞樓召見地面指揮員、空十八師師長林虎,聽他講述戰鬥經過。林虎說:我們冒雨隱蔽轉場到汕頭後,國民黨飛機連著27日、28日都來偵察過,只因我們偽裝得好,沒被他們發現。7月29日一早,部隊把飛機拖出來試車,我下令把偵收國民黨飛機頻率的機器搬到指揮所,親自戴上耳機,直接聽國民黨飛行員相互間及同地面指揮人員的通話。

陪同劉亞樓聽彙報的領導插了一句:你這樣做,不是違反規定嗎?

林虎答:我管不了這麼多了,我是現場指揮員!

林虎說:國民黨空軍也精得很,他們到空中只說一兩句英語,是個信號,表示集合完畢。他們瞞不了我,我知道他們已經起飛了。他們一到澎湖,還要向地面管制人員說一句短話,聽不清楚,但我已知他們到了澎湖,馬上命令趙德安他們起飛。

劉亞樓很感興趣:你憑什麼知道他們已起飛、已到澎湖了?

林虎答:我就是憑經驗計算時間。雖然無法精確到秒,但大體時間不會差太多。我們的機組也很棒,他們經過多年的反覆演練,在空中配合很嫻熟,領隊長機不用講話,做個動作,僚機就明白是什麼意思。同時,空地配合也相當默契,雷達一發現敵機,馬上就能推測出敵人的航線、時間,算好提前量,給機組正確的引導。敵人的飛機兩架一組,交叉並行,互相掩護。根據多年經驗,我判斷他們就是4架,於是告訴趙德安不必顧慮,放開來打。

空軍入閩初戰3∶0是出奇制勝的空戰佳話,其意義不僅僅是劉亞樓打敗了國民黨兩任空軍總司令王叔銘、陳嘉尚,而且是共產黨繼陸戰之後,首次在空中打敗了國民黨軍。

南澳島上空一戰,使原先蒙在鼓裏的國民黨軍猛然警醒。他們沒料到福建、粵東沿海地區會突然出現如此強大的戰機,通過派遣多批飛機「強行偵察」,才發覺解放軍空軍正在“自重霄入”。8月5日,國民黨軍“參謀總長”王叔銘下令部隊高度戒備,說中共空軍已進駐福建龍溪,陸軍也大量調進福建。翌日,國民黨當局宣佈台澎金馬地區進入緊急戰備狀態。

天有不測風雲,「隨時歡迎敵人來」

催詢聶鳳智在進駐順序問題上,究竟先漳州後福州、龍田,還是三個方向同時進駐?

聶鳳智經反覆權衡,回報:仍按「逐步推進」的既定方針行事為宜,著令空九師先進漳州。

空九師師長劉玉堤,是劉亞樓麾下的一員愛將。抗美援朝中,他先後打下敵機6架、擊傷2架,特別是在一次升空作戰中,就擊落4架敵機,成為空戰的一個戰例,寫進了教科書。朝鮮停戰後,劉玉堤在訓練團團長崗位工作一段時間後,感到規矩太多,不適合個性,想按自己的想法摸索,帶出一支讓組織上用得順手的部隊。劉亞樓馬上支持他的想法,派他組建空九師,任副師長,並叮囑說:九師師長是從陸軍剛來的,飛行方面、業務上的事情就靠你了,你要大膽干,大膽創新,要在較短時間內,把九師的工作搞上去。

劉玉堤帶著劉亞樓的囑託走馬上任,注意全面建設部隊,在短時間內就帶全師飛行員飛出了3種複雜氣象,其中半數以上飛過4種氣象,部隊的戰鬥力很快得以提升。

1958年春,空九師駐長沙不久的一天晚上,國民黨軍一架P-2V偵察機低空竄擾長沙。空九師當時能在夜間複雜氣象飛行的,只有師長劉玉堤等3人。劉玉堤讓人代行指揮,自己駕駛米格-15上天迎敵,把敵機追得喪魂落魄。不久,劉亞樓電令他率二十九團趕到井岡山旁邊的江西新城機場。他當天轉場,當天就下令試航。沒幾天,就與國民黨飛機幹了一仗,擊傷了1架F-84噴氣式飛機。讓劉玉堤率部從長沙轉場到新城,不過是劉亞樓的第一步棋,第二步,他就要把這員大將放在距金門直線距離不過40公里的八閩重鎮漳州,以給對手造成骨鯁在喉般的不自在。

8月4日上午,劉亞樓命令一到,空九師就出發了。

空九師進駐漳州一線機場,即便盤弓不發,也讓對手感到一種無形壓力。國民黨空軍連日召開緊急會議,部署空防。金門軍眷也開始大批撤往台灣。

8月7日,國民黨空軍發動較大規模的空戰。國共開始了爭奪海峽制空權的戰鬥。解放軍空軍小試身手,在前線站穩了腳跟。

而此時,北京的劉亞樓和蹲在晉江指揮所的聶鳳智,正在部署第三梯隊的行動,計劃是:沈空十六師進駐龍田,海航四師十團進駐福州。

解放軍空軍接連進駐連城、汕頭、漳州,國民黨空軍好不緊張,但尚能忍受。此番如再進福州、龍田,不僅威脅金門、馬祖,而且直接威脅台北的安全,敵人很可能孤注一擲,下決心乘我立足未穩實施轟炸,或乘機進行大規模空戰,拼個魚死網破。

聶鳳智向劉亞樓呈上兩種情況下的方案:若無空情顧慮,海航四師十團先轉福州作好戰鬥準備,空十六師直飛龍田,一步到位;如果空情複雜,則兩支部隊均先到福州,空十六師視情況再轉至龍田作二級跳躍。

劉亞樓同意,指出方案由聶鳳智拿定,但無論取哪一種方案,沿海各機場均應起飛多批機群接應。不能光想著轉場,還必須想到轉場以後可能出現的情況。

聶鳳智說:駐連城、漳州部隊可起飛較多兵力到莆田、惠安一帶活動,使敵人不易接近福州、龍田,給新到部隊一兩天時間抓緊研究敵情,熟悉空域。

如此,「方案」更顯完整、穩妥了。

8月13日晨,海航四師十團從衢州飛抵福州。一架架飛機正在降落、滑行中,突然雷達螢屏上顯示三都澳方向出現敵情,14架F-86分三批向福州飛來,緊接著又發現其後跟有多架F-100美機。剛剛落地的海航四師十團立刻重新發動,起飛應戰,打得敵機屁股冒煙。這些「不速之客」知趣乖巧,於閩江口上空兜個圈子,落荒折返。

聶鳳智判斷,敵人已經高度警惕福州方向,空情將更趨複雜,遂命令:空十六師按第二方案轉場,第一步飛福州,滯留了個把小時,接著飛龍田,沿海各機場同時起飛,提供有效掩護支援。

福建空域,頓時扯起了一座立體防護罩。

空十六師四十六團原駐遼寧丹東,空轉飛行路線和途經中轉站是:遼寧丹東――天津楊村――蘇北白塔鋪――蘇州碩放――杭州筧橋――浙江衢州――福州――龍田。從北向南飛2000餘公里,和候鳥差不多。在空轉福建時,連城、汕頭、漳州、福州、路橋各基地共起飛29批124架次飛機保駕護航。

至此,航空兵6個師部17個團採取逐步推進、打游擊的方式進駐了福建和粵東多個機場。

解放軍第一次在福建空域顯示雄厚實力,台灣空軍像突然受到驚擾的馬蜂炸窩,緊急出動300多架次飛機在台海上空來回亂飛。台北市也數度拉響了防空襲警報。

8月14日是國民黨的「空軍節」。國民黨空軍渴盼能有一場勝仗來助興,遂出動12架F-86戰鬥機進襲福建,試圖把一支立足未穩的解放軍空軍部隊趕出去。

福州空軍指揮所的雷達首先捕捉到了2架從馬祖方向來襲的敵機,誤判為F-84欲對新轉場的部隊實施偵察,根據其後一般有4架F-86掩護的規律,下令剛進駐龍田不久的空十六師四十六團起飛兩個中隊8架飛機迎擊事實上的12架敵機。戰後,劉亞樓在前線空戰報告上紅筆批註:「以8架去打判斷中的6架,也沒有體現以多勝少的原則!」給指揮員以嚴厲批評。

對空軍入閩作戰,劉亞樓集中優勢兵力的指導思想是明確的。但轉場初期,由於前線指揮員沒有很好貫徹「一域多層四四制」戰術原則,加之行動倉促、情報保證不夠準確及時、引導尚不熟練,以及空中協同支援較差,因而有時各基地戰鬥起飛的兵力不少,但實際與敵遭遇空戰時並不能保持優勢,甚至居於劣勢。

8月14日這場空戰,由於指揮紊亂,8號機周春富失去編隊聯繫,在與十倍於己的敵群格鬥中,擊落敵機2架,擊傷1架,自己也被擊中,跳傘於平潭海域失蹤(後確定為犧牲)。

國民黨空軍第一次打下米格機,欣喜若狂,在台北沿街鳴放鞭炮,報紙紛紛出「號外」。兩天後,蔣介石親自接見參戰人員,勉勵他們“發揚8·14光榮傳統,團結戮力,給毛共以更沉重之打擊”。台灣當局大肆進行所謂“8·14大捷”的慶功活動,誠然是自欺欺人。但解放軍空軍畢竟也損失了一名全天候飛行員和一架飛機,劉亞樓心情非常沉重,決定去福建前線察看空軍入閩作戰情況。

毛澤東讓劉亞樓代向前線空軍指戰員問好,並加叮囑:告訴福建省和福州軍區,一定要找回落海的飛行人員。

負責指揮金門炮戰的福建省委第一書記、福州軍區政委葉飛,從百忙中抽身趕到閩西龍岩,迎接劉亞樓。葉飛了解劉亞樓的軍事才幹,相信他麾下的天兵天將能撐起福建的天空。

但我仍要指出,此戰從地面到空中的指揮配合都有不少漏洞,實為不佳戰例,有很多教訓值得我們檢討反省。

在漳州聽完空九師師長劉玉堤彙報轉場後的空戰準備後,劉亞樓說:聶司令員說你們是一把擺在人家鼻子下邊的劍,我看說得很形象,調你們來漳州,就是要達到這個目的。但你們也別忘了,你們這把「劍」,是帶著“套鞘”的,就是要有高度的政策頭腦,具體地講,要遵守作戰原則:不出領海線作戰,戰鬥巡邏、航線飛行、編隊訓練避開金門空域。

劉玉堤回答:請司令員放心,我們九師就當是棋盤上的相和士,無權過河打衝鋒,但那邊的車、馬、炮、卒膽敢越界過來,我就統統有權開殺戒。

劉亞樓點點頭:好,這就叫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揚眉劍出鞘!他邊視察邊同聶鳳智等研究奪取戰區制空權、防敵空襲和大規模空戰的戰役戰術指揮問題。他以「8·14」空戰為例,認為空地協同有待加強。

針對空戰中存在的地面指揮對空中約束過多、不適合現代高速度飛機作戰特點等問題,劉亞樓專門提出了兩者指揮分工的原則:一方面,地面指揮主要根據敵情決定戰鬥總的意圖,確定起飛和使用的兵力與時間,把空中的主要力量引向打擊的方向和打擊的對象,並組織空中協同及空炮協同;空中指揮則根據地面總的意圖,按空中情況定下實施空戰的決心,並組織指揮具體的戰鬥行動。另一方面,還要根據空戰實施的各個階段來區分地面和空中指揮的主次。

聶鳳智檢討了空地協同不夠的原因,主客觀均有,並表示以此為鑒,認真貫徹「一域多層四四制」的戰術原則,勤加演練,加速空地磨合,以熟練協同,默契配合來達到實戰要求。

劉亞樓一路視察一路思索,到晉江空指後,給毛澤東、彭德懷發去若干請示報告,對未來空情作出了基本判斷。

聶鳳智在勾勒未來空軍作戰的戰略模式時,說:「我們不主動到敵人那裏去,但要隨時準備他來。」

劉亞樓沒有異議,只是把聶鳳智計劃中的「準備」換成了“歡迎”。兩字改動,更符合空軍將士“求戰若渴”的心情。

劉亞樓臨走,給前線將士留下一句話:敵人到底會不會來,會以何種方式、何等規模來,來的目的何在,我將如何應對?這些問題,都要好好地展開研討。

國民黨空軍幾場空戰連連受挫,恐慌之餘,立即收縮活動範圍,不敢輕易出動。一時形成了敵在海峽上空巡邏、我在大陸上空警戒的對峙局面。福建沿海地區的制空權基本易手,為大規模炮擊金門奠定了基礎。

8月23日傍晚,舉世矚目的炮擊金門作戰終於發起了。

開創導彈時代的空戰

訊稿《美國侵略者指使蔣機使用「響尾蛇」導彈》,隨文還刊登了5幅「響尾蛇」導彈殘骸照片。至今仍存放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的這些導彈殘骸,雖然早已銹跡斑斑,但那段歷史卻永遠不會生鏽。

1958年9月24日上午,國民黨空軍出動300架次飛機,分三批飛離桃園機場,先後竄到閩南泉州上空騷擾,機上掛載有美國剛研製的世界上最先進的空對空武器――「響尾蛇」導彈。國民黨空軍由於在閩粵沿海連連受挫,企圖用它進行報復。

聶鳳智在晉江羅裳山指揮所一聲令下,在汕頭、連城、漳州、福州等機場嚴陣以待的米格戰鬥機,立即升空應戰。

按規定的指揮方案,解放軍空軍運用的是打「時間差」的戰術。應該是這批飛機來,那批飛機走,以保持空中連續的力量。沒想到,起飛的時間沒有搞好,各個機場的飛機幾乎同時到了泉州上空,一下子把敵機團團圍住,勇猛快速地與敵機群近戰格鬥,打亂了敵機的隊形,使其沒有發射導彈的機會。敵地面指揮人員看上下左右都是米格戰機,以為解放軍早有準備,佈下了口袋,連忙命令撤退。在另一空域,海航飛行員王自重駕駛的飛機因失控而掉隊,在追趕編隊途中,突然與企圖偷襲解放軍飛行中隊的12架敵機相遇。1∶12,情況萬分危急!但為了保證戰友的安全,王自重駕機毅然從下方揳入敵機群,在連續擊落2架敵機後,被「響尾蛇」從背後擊中,血灑長空。

這天是世界空戰史上第一次使用空對空導彈。雖然早在1940年,納粹德國就研製出X-4空對空導彈,但在十幾年時間裡,世界各國空戰還從未在實戰中使用這種新式武器。台灣當局「為穩定軍心」發動的自台灣海峽局勢緊張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空中攻勢,事前下了很大的賭注,不惜突然使用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空對空導彈,但並沒有得到便宜,難逃被擊傷擊落4架飛機的慘敗下場。

「響尾蛇」導彈雖然初試身手,擊落了解放軍一架飛機,但同時也暴露出紅外線靈敏度不高、沒有敵我識別系統的弱點。劉亞樓建議有關部門據此儘快制定防範措施,使其在今後的空戰中難以發揮作用。他還提請國防部五院把3枚落地未炸的導彈作為研製空對空導彈的絕好樣品。

台海空戰,開創了震撼世界的導彈時代的空中戰爭。

從7月至10月底,入閩空軍(包括配屬空軍指揮的海軍航空兵)與國民黨空軍空戰13次,擊落國民黨軍飛機14架、擊傷9架,參戰部隊被擊落、擊傷各5架。

國民黨空軍一位參戰飛行員回憶:中共空軍在韓戰中曾創造過有名的「米格走廊」,1958年他們又在閩浙粵一線成功構築了一道“米格牆”。這堵空中的“米格牆”從未推出過大陸領地,更未延伸至海峽。所以,空戰的發生,多為我方主動對他們的“牆”發起突襲,但總是無法突破,撞“牆”而回。

迭遭打擊的國民黨空軍,自此膽寒,被逐回台海中線,1958年11月後再沒出動大機群與解放軍空軍照面過招。台灣海峽的形勢也逐步緩和下來。

對這場特殊空戰的指揮,幾十年後,北京軍區副司令員兼北京軍區空軍司令員的空九師原師長劉玉堤中將如是告訴筆者:「1958年台海空戰,我軍指揮藝術可說是威震海峽。」

本文摘自《黨史博覽》2007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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