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福坦與康生 資料圖
核心提示：根據後來警察局的資料顯示，盧福坦被捕後迅速叛變，其速度比之前的向忠發還要快。並成國民黨中統調查室的候補特務。盧福坦叛變期間，曾經交待了一位中共要員的「舊事」，那就是康生在1930年被捕叛變的秘密。
1969年11月，由公安部派出的一行人神色匆匆地出現在上海市公安局。來人向公安局的軍代表出示了一份「秘密」文件：一封有康生親筆簽字和謝富治批准的處決命令。
這封「來頭」相當大的處決命令是針對一位79歲高齡、被關押近30年、名叫「盧福坦」的老人的。
接到命令的上海市公安局負責人感到疑惑不解：北京方面為什麼要專門簽署命令處決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呢？然而，命令上面康生的親筆簽名不容置疑，上海公安局不敢怠慢，立刻安排佈置，公安部的代表還對上海公安局負責人提出一個「特別」要求，即在處死「犯人」之前要防止他信口胡言，能不能採用封嘴的辦法，不讓他說話。
盧福坦已經老邁年高，體弱不堪，應該不會有很大的麻煩，如果對這樣的老人動粗似乎不大合適。可是又不能違反上級的命令，最後上海公安局採取的辦法是，以吃飯為名「請」犯人「喝酒」，把他灌醉後再執行槍決。
死去的這位老人名叫盧福坦，曾是中共「五大」時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組織部部長，1932年12月被捕叛變，後成為國民黨中統特務。1950年5月被我黨抓捕後一直秘密關押在上海。
盧福坦，生於1890年，山東泰安人，早年曾作過山東淄川縣魯大公司工人。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中共山東青島市委書記、中共山東省委書記（執行委員會書記）、河北省委書記、河南省委書記、全國總工會負責人兼中央組織部部長等職。1928年共產國際和斯大林指示中共：鑒於陳獨秀等人的錯誤，希望中共黨內大量提拔任用工人出身的幹部進入領導崗位。就在這種精神影響下，武漢三鎮的碼頭工人向忠發一躍而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主席，成為黨中央六屆一中全會上負總責的領導人。盧福坦也因為是工人出身，和項英、關嚮應、蘇兆征、徐錫根等人一起進入政治局，成為候補委員。在隨後召開的六屆四中全會上，盧福坦被王明選中，成為中央政治局的正式委員。
1931年開始，王明前往共產國際擔任中共代表常駐莫斯科。同年盧福坦接替了因為鬧派性的羅章龍，擔任了總工會的負責人。周恩來曾經找盧福坦談話，宣佈他進入書記處工作，成為了實際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1932年12月，盧福坦被英國巡捕抓獲，隨即被遞解到上海市警察局關押。根據後來警察局的資料顯示，盧福坦被捕後迅速叛變，其速度比之前的向忠發還要快。並成國民黨中統調查室的候補特務。盧福坦叛變期間，曾經交待了一位中共要員的「舊事」，那就是康生在1930年被捕叛變的秘密。
康生當年被捕入獄，後來是通過國民黨中央要員丁惟汾的疏通才得以出獄的，而這都在於一個巧合，因為丁惟汾的一個親屬同時也被捕了，這件事在當時是很少人知道的，至於康生有沒有變節，這件事一直是中共黨史中難以破解之謎。上海市警察局的檔案在1949年被接手時有一部分丟失了，還有一部分被轉移到了台灣。所以康生被捕後的具體細節只有在盧福坦給國民黨交待事實時被提及過。而黨內當時知道這件事的人只有陳賡一個人。陳賡對這件事始終沒有和其他人提及，直到批判「高饒集團」時，陳賡才順便提了一句。
後來知道康生這件事的是饒漱石。饒漱石曾專門派人到上海市公安局調查康生在上海的背景，所以最早看到盧福坦這份報告的是饒漱石。饒漱石看完報告後將報告的內容向毛澤東作了詳細的彙報。毛澤東聽完彙報後並沒有立即答覆，這件事就被擱置下來。
60年代，謝富治奉命去上海公安局調閱了饒漱石當年看到的這份檔案的原件，並且做了相關的記錄。對調閱盧福坦的交代材料這件事情，康生本人並不知道，他唯一知道的是饒漱石在背後搞他的黑材料，而對謝富治後來的調查，康生不知情。康生更不知道盧福坦在1950年5月被捕，一直被秘密關押在上海一處不為人知的地方。
1968年，台灣情報當局拋出一份關於康生被捕叛變的資料通過香港的渠道進入北京，首先被蒯大富等人獲悉，隨後報告給了江青和康生。康生這時才知道盧福坦的事情，最讓康生惱火的是，因為紅衛兵的衝擊，上海市方面沒有做到足夠的保密，盧福坦居然和造反派組織的幾名頭子在提審時談到了一些30年代的內容，居然還上了簡報。
康生通過江青等人公開宣揚自己從沒有被捕，他說：「如果我被捕了，我就成為烈士了，也活不到今天。」康生還找到謝富治質問這件事情的來由，並問謝富治，像盧福坦這樣的叛徒為什麼從50年代一直留到今天呢？謝富治要康生簽字，說只要他簽字就可以生效。就這樣，康生和謝富治先後簽署了立即處決盧福坦的命令。
看似事情就此了結，但是康生沒有想到謝富治偷偷留了一份處決命令的影印件，這個影印件到了撥亂反正時，被當時審查幹部的中紀委負責人之一的王鶴壽看到，有人準備據此定論康生是叛徒。然而，主要當事人盧福坦已經不在了，所以還是沒有形成結論。最後一個知道康生這件事的饒漱石也在「文革」中病故，康生因為這件事曾經做了很長時間的密調工作，被牽連的一些知情人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不過，康生急於處死盧福坦這一舉動不能不讓人懷疑，或許可以帶給我們一些思考。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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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利堅合眾國發表《聯合公報》，宣佈兩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這是西方發達國家中最後一個和中國建交的國家。1月28日至2月5日，時任中國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和夫人卓琳應美國總統卡特和夫人的邀請赴美進行了為期8天的正式訪問，中美關係從此走上了一個新開端。在此次訪問中，台灣特工在美國收買槍手，企圖暗殺鄧小平，但是，在中美合作的嚴密安保下，行程有驚無險。
鄧小平的特別助理、前國家安全部部長凌雲所著的《共和國重大決策出台前後》一書，披露了當年這段鮮為人知的歷史事件。
訪問前傳來的警報
受到了美國政府和人民的極大重視和熱烈歡迎，受到了相當於國家元首的禮遇。美國官方竭力宣傳這次訪問的重要性，強調這是美國「歷史上最具歷史意義的事件之一」。
國際輿論也認為，這是「戰後國際關係的一個轉折點」，“促進亞洲與世界和平的里程碑”。然而，中美建交和，對台灣國民黨當局無疑是一次沉重的打擊，美國國內反華勢力對此也是不能容忍，不肯甘心的。出訪前，安全機構收到以下情報：
—台灣一高級特務稱要在時「給一點顏色看看」。
—在美國的蔣方人員正策劃收買「義大利槍手」企圖暗害鄧。
—美國一個極左組織揚言：「要做一些使鄧永遠難忘的事。」
—旅美的親蔣組織和台獨勢力準備收買流氓打手，並脅迫一些台灣留學生和僑民在華盛頓等地組織「遊行示威」，進行挑釁。
對於期間的安全問題，中共中央一開始就給以極大關注。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國務院副總理耿飆、方毅、陳慕華和各有關方面的負責人黃華、韓念龍、伍修權、朱穆之、羅青長等以及中央警衛局的負責人員開了幾次會，研究有關情況和應對措施。一致的看法是：敵情嚴重，切不可掉以輕心。
美國社會情況複雜，治安秩序不好，是人所共知的。據當時了解，美國有2億人口，民間就有1.5億支槍，每2分鐘要響一槍，每24分鐘就要打死一個人。美國暗殺政治人物案件之多，更是觸目驚心，歷屆總統中就有林肯、加菲爾、麥金萊、甘迺迪等人遇刺身亡；有傑克遜、杜魯門和福特等人遇刺幸免於難。中國與美國隔絕多年，對於他們安全警衛工作的情況知之甚少，這些都增加了中方人員的焦慮和不安。
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決定派先遣組先期赴美進行安排。
先遣組赴美
1979年1月6日，外交部長黃華將高層這一決定通知了當時的公安部長趙蒼璧，並由凌雲(在當時擔任鄧小平特別助理、負責安全事務工作)隨鄧小平出訪，並先赴美打前站。
先遣組行前，對安全警衛有一個初步設想：一是根據鄧小平的指示，在美訪問期間的安全責任必須由美方承擔。二是近身的安全警衛不能藉手他人，由中方隨行的警衛人員嚴密部署，並爭取美方的合作。三是安全警衛工作要與外交禮賓活動安排緊密結合。
1月12日早晨，先遣組一行離開北京踏上了赴美的旅途，途經東京、紐約，於當地時間1月12日晚到達華盛頓。先遣組受到了駐美聯絡處主任柴澤民的熱情接待。當晚就在柴主任的主持下和先遣組一起開了個會，傳達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關於確保鄧小平安全訪問的重要指示，研究了相關情況。
先遣組與美方的會談是在白宮舉行的。柴澤民和駐美聯絡處的人與中方人員一起參加了會談。美方由國務院禮賓司司長杜貝爾夫人主持，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事務助理奧克森伯格、聯邦安全局負責國賓安全的官員泰勒以及其他有關方面的官員參加。
會談中首先要解決的是要美方承諾負責安全保證的問題。中方態度誠懇，表示信賴美方，相信他們一定會採取有效措施，保證鄧小平的安全和這次訪問的圓滿成功。泰勒表示，感謝中方對美方的信任，美方將對鄧小平這次訪美的安全負責。泰勒還透露，卡特總統已下令聯邦安全局負責鄧小平的安全；整個安全工作將在安全局的統一計劃和指揮下，組織警察、情報各方面力量共同完成。
而中方代表團的安全人員共有8人，其中還包括凌雲。這樣少的安全人員對美國人來說是難以想像的。
緊張的八個晝夜
1月28日，鄧小平乘中國民航專機離開北京赴美。同行的有方毅副總理、黃華外長等陪同人員20人，其餘為工作人員和隨行記者。當地時間28日凌晨1時抵達美國阿拉斯加州的安格雷季埃門多爾夫空軍基地。中國駐美聯絡處主任柴澤民和夫人，美駐華聯絡處伍德科克主任和夫人，美國務院禮賓司司長杜貝爾夫人，安全官泰勒和凱利等從華盛頓趕來迎接，並登上專機陪同到華盛頓。從安格雷季到華盛頓飛行約7小時。為期8天的正式訪問開始了。
鄧小平的到來，受到美國官方和社會各界的熱烈歡迎，盛況空前。但是，一小撮敵對勢力卻一直在蠢蠢欲動。
1月29日上午10時，卡特總統在白宮南草坪舉行正式歡迎儀式。正當卡特總統致歡迎詞的時候，離講台左側四五米處的記者群里突然冒出一男一女，揮舞拳頭，大聲呼叫。這時夾雜在記者群里的秘密特工立即上前，把他們架了出去。卡特沒有中斷講話，儀式照常進行，在場的人們也都不動聲色。處置這一突發事件前後只有幾分鐘。
2月2日，鄧小平在休斯敦訪問。事先估計，反華勢力將在這裏搞較大規模的「遊行示威」。訪問車隊去宇航中心時，路旁約有200多人集結，有華人也有美國人。在旅館對面馬路一側約有600人集結，都是學生模樣的年輕人。
出訪期間的一次險情恰恰出現在這裏。2月2日下午18時許，鄧小平應邀去西蒙頓市競技場用晚餐並觀看競技表演。當他從旅館樓上下到樓下大廳準備出門乘車時，中方警衛人員在前面和兩側，後面相距數米跟進的是美方安全警衛人員凱利。突然有一個人插到凱利的前面奔向鄧小平，只見凱利急步搶上前去，胳膊一揮把那個人擊倒了，在附近的警衛人員一擁而上把那個人捉住了。鄧小平在中方警衛人員的護衛下安然出門上車走了。瞬息之間，化險為夷。事後，據美方告知，這是美國最老的恐怖組織三K黨的黨徒，名叫路易斯·比姆，他被拘捕後還有幾名同黨舉著要求釋放的標語牌上街「示威」。
第二天，美方的警衛部署顯然升級了，動用了防暴隊和大量的警察，高頭大馬的騎警也封鎖了路口，在旅館周圍和參觀現場實施戒嚴。
2月5日，鄧小平結束了在美國的訪問，乘專機離開西雅圖，飛經安格雷季、東京(在東京停留訪問兩天)，於2月8日安全回到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