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福坦與康生 資料圖
核心提示：根據後來警察局的資料顯示，盧福坦被捕後迅速叛變，其速度比之前的向忠發還要快。並成國民黨中統調查室的候補特務。盧福坦叛變期間，曾經交待了一位中共要員的「舊事」，那就是康生在1930年被捕叛變的秘密。
1969年11月，由公安部派出的一行人神色匆匆地出現在上海市公安局。來人向公安局的軍代表出示了一份「秘密」文件：一封有康生親筆簽字和謝富治批准的處決命令。
這封「來頭」相當大的處決命令是針對一位79歲高齡、被關押近30年、名叫「盧福坦」的老人的。
接到命令的上海市公安局負責人感到疑惑不解：北京方面為什麼要專門簽署命令處決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呢？然而，命令上面康生的親筆簽名不容置疑，上海公安局不敢怠慢，立刻安排佈置，公安部的代表還對上海公安局負責人提出一個「特別」要求，即在處死「犯人」之前要防止他信口胡言，能不能採用封嘴的辦法，不讓他說話。
盧福坦已經老邁年高，體弱不堪，應該不會有很大的麻煩，如果對這樣的老人動粗似乎不大合適。可是又不能違反上級的命令，最後上海公安局採取的辦法是，以吃飯為名「請」犯人「喝酒」，把他灌醉後再執行槍決。
死去的這位老人名叫盧福坦，曾是中共「五大」時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組織部部長，1932年12月被捕叛變，後成為國民黨中統特務。1950年5月被我黨抓捕後一直秘密關押在上海。
盧福坦，生於1890年，山東泰安人，早年曾作過山東淄川縣魯大公司工人。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中共山東青島市委書記、中共山東省委書記（執行委員會書記）、河北省委書記、河南省委書記、全國總工會負責人兼中央組織部部長等職。1928年共產國際和斯大林指示中共：鑒於陳獨秀等人的錯誤，希望中共黨內大量提拔任用工人出身的幹部進入領導崗位。就在這種精神影響下，武漢三鎮的碼頭工人向忠發一躍而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主席，成為黨中央六屆一中全會上負總責的領導人。盧福坦也因為是工人出身，和項英、關嚮應、蘇兆征、徐錫根等人一起進入政治局，成為候補委員。在隨後召開的六屆四中全會上，盧福坦被王明選中，成為中央政治局的正式委員。
1931年開始，王明前往共產國際擔任中共代表常駐莫斯科。同年盧福坦接替了因為鬧派性的羅章龍，擔任了總工會的負責人。周恩來曾經找盧福坦談話，宣佈他進入書記處工作，成為了實際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1932年12月，盧福坦被英國巡捕抓獲，隨即被遞解到上海市警察局關押。根據後來警察局的資料顯示，盧福坦被捕後迅速叛變，其速度比之前的向忠發還要快。並成國民黨中統調查室的候補特務。盧福坦叛變期間，曾經交待了一位中共要員的「舊事」，那就是康生在1930年被捕叛變的秘密。
康生當年被捕入獄，後來是通過國民黨中央要員丁惟汾的疏通才得以出獄的，而這都在於一個巧合，因為丁惟汾的一個親屬同時也被捕了，這件事在當時是很少人知道的，至於康生有沒有變節，這件事一直是中共黨史中難以破解之謎。上海市警察局的檔案在1949年被接手時有一部分丟失了，還有一部分被轉移到了台灣。所以康生被捕後的具體細節只有在盧福坦給國民黨交待事實時被提及過。而黨內當時知道這件事的人只有陳賡一個人。陳賡對這件事始終沒有和其他人提及，直到批判「高饒集團」時，陳賡才順便提了一句。
後來知道康生這件事的是饒漱石。饒漱石曾專門派人到上海市公安局調查康生在上海的背景，所以最早看到盧福坦這份報告的是饒漱石。饒漱石看完報告後將報告的內容向毛澤東作了詳細的彙報。毛澤東聽完彙報後並沒有立即答覆，這件事就被擱置下來。
60年代，謝富治奉命去上海公安局調閱了饒漱石當年看到的這份檔案的原件，並且做了相關的記錄。對調閱盧福坦的交代材料這件事情，康生本人並不知道，他唯一知道的是饒漱石在背後搞他的黑材料，而對謝富治後來的調查，康生不知情。康生更不知道盧福坦在1950年5月被捕，一直被秘密關押在上海一處不為人知的地方。
1968年，台灣情報當局拋出一份關於康生被捕叛變的資料通過香港的渠道進入北京，首先被蒯大富等人獲悉，隨後報告給了江青和康生。康生這時才知道盧福坦的事情，最讓康生惱火的是，因為紅衛兵的衝擊，上海市方面沒有做到足夠的保密，盧福坦居然和造反派組織的幾名頭子在提審時談到了一些30年代的內容，居然還上了簡報。
康生通過江青等人公開宣揚自己從沒有被捕，他說：「如果我被捕了，我就成為烈士了，也活不到今天。」康生還找到謝富治質問這件事情的來由，並問謝富治，像盧福坦這樣的叛徒為什麼從50年代一直留到今天呢？謝富治要康生簽字，說只要他簽字就可以生效。就這樣，康生和謝富治先後簽署了立即處決盧福坦的命令。
看似事情就此了結，但是康生沒有想到謝富治偷偷留了一份處決命令的影印件，這個影印件到了撥亂反正時，被當時審查幹部的中紀委負責人之一的王鶴壽看到，有人準備據此定論康生是叛徒。然而，主要當事人盧福坦已經不在了，所以還是沒有形成結論。最後一個知道康生這件事的饒漱石也在「文革」中病故，康生因為這件事曾經做了很長時間的密調工作，被牽連的一些知情人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不過，康生急於處死盧福坦這一舉動不能不讓人懷疑，或許可以帶給我們一些思考。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劉少奇之死、陳雲在「四人幫」圍攻“二月逆流”中拍案而起、倒在暗箭下的賀龍、朱德被趕出中南海……《中南海人物春秋》(顧保孜著，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再現政壇風雲人物歷史命運以及他們的生活，披露鮮為人知的“文革”重大歷史始末，揭示政壇風雲人物沉浮的深層內幕。
朱德夫婦被批鬥
自從「文化大革命」開始，他就常住市郊的別墅里。他和以前一樣，對中南海的事情不太深究，對會議桌以外的事情就更不打聽了。儘管他每年要多次下基層，傾聽群眾的聲音，但對中央內部核心機密卻知之甚少，他也不打聽，不傳說。
「文化大革命」小組成立後，他似乎更加沉默寡言，更加“孤陋寡聞”了。然而老帥的心一天也沒有沉默過，面對紛亂的局勢，他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之中……
他不理解！不理解黨內鬥爭為什麼要用「打倒」這個激烈的字眼？他多次將這種不理解在各種會議上提出來。然而他的困惑在這特殊政治環境裏無疑是一組不和諧的音符，對於燃燒起的熊熊烈火也無疑是杯水車薪。
和「中央文革小組」唱對台戲的結果，只能是把自己往老虎嘴裏送。
沒多久，在林彪、陳伯達等人的授意下，由「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挂帥，貼出了第一張打倒朱德的大字報，很快，“大軍閥、大野心家、黑司令、轟出中南海、批倒批臭……”的標語佈滿北京街頭。
一天上午，他突然接到康克清的電話，說是大字報貼到了中南海裏邊。
朱德連忙趕回中南海，汽車才進中南海西門，就遠遠看見白花花的大字報貼得到處都是，把老帥的心揪了起來……這是中國政治中心啊！哪兒亂都不能亂到中南海里啊！
儘管門外的大字報還在不斷更新，紅色叉叉還在延續，房子裏面的朱德依然平靜地生活和工作。早晨散步時，他常駐足在批判自己的大字報前仔細閱讀，讀到胡說八道離譜處，還會發出笑聲。看來大字報不足以將這個老帥扳倒，「文化大革命」小組決定鬥爭形式升級，一場批鬥朱德的大會在首都體育場緊鑼密鼓準備著……父女在傳達室見面。
中南海里有人貼朱德大字報的事情傳到了他女兒朱敏的耳朵里，這位在北京師範大學當教師的知識分子，只覺得急火攻心。
朱敏立即騎自行車去中南海看望父親。朱敏到西門後，和以往一樣掏出進入中南海西門的證件，遞給站崗的衛兵。衛兵看了一眼說，證件已經失效，不能進去。
朱敏走到旁邊的傳達室給父親打個電話。朱德在電話里聽說女兒不能進中南海，許久沒有說話，好一會才說:「不讓進來，就不要進來了，我們沒有什麼，你們不要擔心。要相信黨中央，相信毛主席，這種狀況會結束的。你在傳達室等一會，我讓你媽媽去門口……等以後能進來，再回家來，好嗎？」
朱德沒有料到，自從女兒這次不能進中南海，也就意味著家人再也沒有進中南海看他的權力了。他所說的「等以後」，竟然一等就是四年，直到1971年林彪摔死，“疏散”在遙遠南國的朱德再次重返北京，才和女兒團聚。
過了一會，康克清急沖沖地來到傳達室，和朱敏談了父親的近況，聽說父親除了沉悶外，其他都說得過去。朱敏這才放下心來。但是不能和父親見面，心裏覺得堵得慌。
後來批鬥朱德的大會在毛澤東親自干預下才偃旗息鼓，草草收場。
正像朱德預料的那樣，主席是了解他的。到了1967年的下半年，元帥府的骨肉分離鬧劇愈演愈烈，最後連康克清也有家難歸了，她不能再在家陪伴朱德，被全國婦聯造反派組織拉去批鬥遊街，吃住都在全國婦聯的大院裏。父親的信化為煙燼
自從朱德開始被紅衛兵大字報打上紅色叉叉後，朱敏一家在北京師範大學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緊張。
果然沒有幾天，朱敏便在家中開始「迎接」頻繁“光臨”的紅衛兵小將們，洗耳恭聽他們的“教育”，看著他們揮動纖細的膀臂，口口聲聲要她交代父親反毛主席的罪行。
這簡直是天大的笑話！朱敏和丈夫劉錚就一人一句講述父親如何教育他們的實例。紅衛兵對這樣的「交代」自然不能滿意，他們兇狠狠地說，如果繼續給你父親臉上貼金，我們就要採取革命行動——抄家！
抄家？朱敏心裏一震。第一個想到的是父親寫給她的信。朱德一共給女兒寫了十多封信，大部分是朱敏從德國集中營死裏逃生重返莫斯科後，父親寫來的。「家書抵萬金」。這疊信朱敏整整保存了20年，有時經常拿出來看看，靜靜地重溫那些逝去的往事，是件多麼愉快的事情。
朱德的信幾乎都是教育女兒如何努力學習，如何學好本領回國報效祖國。可是就這樣革命的信件，誰也不敢讓它們落入那些居心叵測人的手裏，如果當作炸彈投向危難中的父親，朱敏是一輩子不能原諒自己的。
一天半夜，趁孩子們熟睡了，朱敏一個人偷偷起來，取出父親的信，狠了狠心，點燃煤爐，將信的一角對準藍色的火苗，頃刻間，20年的歲月化作一片片輕飄飛揚的黑色灰燼……
朱敏一邊燒信，一邊落淚。直到今天，朱敏手裏惟一的父親親筆信，還是從中央文獻研究室找來的。
信件燒了，心病依然沒有減輕，處境也沒有因此好轉。經過車輪般的精神折磨和人身攻擊，朱敏漸漸明白，不管怎樣交代，都不會合造反派的口味的。
朱敏只好想法找父親的「罪行」。比如愛看川劇，這是喜歡封建帝王將相的表現。比如愛爬山，這是資產階級的享受主義，再比如愛養蘭花是小資產階情調，等等。
造反派雖然沒有得到朱德反對毛澤東的材料，但是有這些也行啊！朱敏夫婦終於獲得了點自由，可是他們依然不能回中南海的家。她們每次去中南海，只能在傳達室和父親或者是康克清媽媽見面，簡單交談幾句。
可是在1970年剛剛來臨時，連傳達室這處惟一溫暖的地方也失去了親情的溫度。林彪「緊急命令」
白紙黑字，教育了幾代人的黨史和軍史，一夜之間顛倒成黑紙白字，說什麼南昌起義失敗後，是林彪把保存下來的部隊帶上了井岡山和毛澤東會師的。原來課本上有一篇課文《朱德的扁擔》也改名換姓，變成了《林彪的扁擔》。朱敏和她的孩子們將這些看到的和聽到的事，悄悄講給朱德聽。朱德聽完後，也不作聲。有時見孩子憤慨的樣子，反過來教育他們:「歷史終究是歷史，這是誰也改變不了的！」
1969年10月17日，林彪突然拋出了一個「關於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的緊急指示」，全軍立即隨著“副統帥”的驚惶失措，進入了緊急戰備狀態。朱德接到這個緊急指示後，對康克清說:“這裏面有鬼呵。現在毫無戰爭跡象，戰爭又不是小孩子打架，憑空就能打起來的，打仗之前會有很多預兆和跡象。”
朱德這話說完沒兩小時，一個緊急電話打到朱德的辦公室，叫朱德24小時之內離開北京，疏散到廣東。這比當年朱德在德國留學，遭德國當局驅逐離境的時間還要緊迫。朱德接完電話，哭笑不得，誰人聽說過戰爭在即，卻讓身經百戰的將帥們遠離戰爭指揮中心？
朱德看著還沒有從批鬥中完全解脫出來的妻子，說:「這次你和我一起走，一來我有人照應，再說我不放心將你一個人留在北京。以後他們會對你怎麼樣，很難保證。」可是沒有全國婦聯軍代表點頭，康克清這位全國婦聯副主席是沒有自由行動的權力的。朱德果斷地給周恩來打電話，事到如今，只有總理能幫助他了。
周恩來當即同意朱德帶妻子同行的請求，並且說全國婦聯方面由他去做工作。危難之中，是周恩來及時伸出援助之手，避免了朱德孤身一人流落他鄉的悲劇。
朱德走得非常急促，連孩子們都不知道。就這樣，83歲高齡的元帥被林彪一號緊急命令送到了遙遠的廣東。
抵達廣州後，朱德被送到了廣州郊區從化療養院。規定他們不准隨便進入市區，散步範圍不能超過療養院橋頭的警戒線。
和朱德一起疏散的還有許多老帥，陳毅到石家莊，聶榮臻到邯鄲，徐向前到開封，葉劍英到湖南，還有那些一起被打成「二月逆流黑幹將」的譚震林、李富春等十多人也被“疏散”，統統限期離開了北京。北京上空的正氣稀薄了。
1970年8月，中共中央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召開。朱德和分散在天南地北的老帥們相逢在廬山，老帥們已經一年沒有回中南海，既不清楚中央內部的事情，也不知道毛澤東此時此刻的內心活動，以為這次會議和以往一樣，又是一次「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決然沒有想到此次會議將成為歷史又一個轉折點。
這之前，朱德被通知回北京，原因是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要開會討論憲法，委員長不到場主持這會是沒法開的。所以朱德有幸比其他老帥先一步回北京。這次朱德回京就再不肯進中南海住，而是在萬壽路總參的一處房子裏住了下來，和女兒、孫子們才有了團聚的日子，直到朱德1976年離世，他再沒有進中南海居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