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要以「文藝革命」的名義，找部隊管文藝工作的同志開座談會，得到了林彪的贊同。江青說：“我要請‘尊神’，請解放軍這個‘尊神’支持我”】
以批判《海瑞罷官》為突破口，點燃了「文化大革命」烈火的江青認為這還只是“前哨戰”，“決戰時機尚未到來”。她決心要進一步擴大戰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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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月21日，江青從上海跑到蘇州去找林彪，談了她的一些想法和意見。她要以「文藝革命」的名義，找部隊管文藝工作的同志開座談會。
她說：「我要請‘尊神’，請解放軍這個‘尊神’支持我。」得到了林彪的贊同。林彪讓葉群打電話給當時主管宣傳、文化工作的總政治部副主任劉志堅說，江青要找部隊幾個管文藝工作的同志談談部隊文藝工作問題。參加的人不要太多，只要四五個人。去幾個什麼人，你同肖華商量，把名單報“林辦”。劉志堅向總政治部主任肖華彙報後，兩人研究，決定由總政文化部長謝鏜忠、副部長陳亞丁、宣傳部長李曼村參加，並由劉志堅帶隊。此外，還帶秘書劉景濤、《星火燎原》編輯部編輯黎明，作為隨員一同前往。名單經總政治部黨委通過後，報給了葉群，葉群又報給了江青，江青同意這幾個人去參加座談。
江青為什麼要召開這個座談會，怎麼個開法，與會者當時並不了解江青的意圖。
話通知劉志堅說，會議確定在上海開，要他們2月2日就來上海。在劉志堅等人去上海之前，葉群又給劉志堅打來電話，說林彪有幾句話要轉達給江青，接著一字一句地念了林彪的話：「江青同志昨天到蘇州來，和我談了話。她對文藝工作方面政治上很強，在藝術上也是內行，她有很多寶貴的意見，你們要很好重視，並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見在思想上、組織上認真落實。今後部隊關於文藝方面的文件，要送給她看，有什麼消息，隨時可以同她聯繫，使她了解部隊文藝工作情況，徵求她的意見，使部隊文藝工作能夠有所改進。部隊文藝工作無論是在思想性和藝術性方面都不要滿足現狀，都要更加提高。」劉志堅一字一句記錄後，並逐字逐句與葉群作了核對。之後，葉群又交待劉志堅同江青見面後，首先要當面把林彪的話轉達給江青。
【名為「座談會」，實際上是江青一人談。誣稱文藝界在建國以來，“被一條與毛主席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是「座談會」的主調】
2月2日上午，劉志堅等一行6人乘飛機到達上海，住進延安飯店。 據蒞會者後來披露：
當天下午，江青派張春橋把劉志堅接到丁香花園住處談話。劉志堅向她報到後，原原本本地轉達了林彪的那幾句話。江青聽後微微笑了笑說：「請你們來，不是開什麼會，主要是看電影，在看電影中講一點意見。」這次見面是報到性的，江青沒多說什麼就結束了。下午5點鐘，江青召集劉志堅、李曼村、謝鏜忠、陳亞丁等人到錦江飯店小禮堂見面並談話，張春橋也在座。
一開始，江青就宣佈了幾個不准：「不准記錄，不准外傳」，特別“不准讓北京知道”。「座談會」尚未正式開場，就透著一股神秘的氛圍。
接著，江青向與會者介紹她的經歷，說她是山東諸城人，十幾歲從濟南到青島，以後到上海。同主席結婚後，在延安時當協理員，進了北京怎樣給主席當「文藝哨兵」。講她如何親自買票下劇場作調查研究，“戴著大口罩到戲院看戲”，“發現牛鬼蛇神、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統治我們舞台，一塌糊塗”。她就把這些情況報告了主席，於是“才有了主席《關於文學藝術的兩個批示》”。她說，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到現在已24年了，就是推不下去，文藝界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統治著舞台，主席多次批評，他們就是不聽，“文藝界基本上不聽主席的，聽周揚、林默涵、夏衍這些人的。”“為什麼會這樣呢?我想了很久，想通了，這是在文藝方面，有一條與主席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建國17年來他們一直在專我們的政。”這實際上是為「座談會」和後來的《紀要》定了調子。江青講話後，晚上同與會者一起看電影《逆風千里》。這樣，「座談會」就算開場了。
所謂「座談會」，主要是看電影和聽江青的“一言堂”談話。
在十多天的時間裡，先後看了30多部電影和3場戲。每天放什麼電影、什麼時間放，都由江青安排。在看電影、看戲過程中，她想起什麼就談什麼，不讓別人插話。因為江青規定談話內容不許記錄，只好看完電影之後憑記憶由陳亞丁作些追記，以備回去作彙報用。江青看電影的時候，看一部就否定一部，指責這些電影有的是不寫正確路線，專寫錯誤路線；有的是美化敵人，歌頌叛徒的；有的是醜化勞動人民和人民軍隊的；有的是頌揚戰爭苦難，宣揚和平主義；有的專寫談情說愛、低級趣味；有的不寫英雄人物，專寫中間人物；有的塑造起一個英雄形象，又讓他死掉，人為地製造一種悲劇的結局；有的則是為活著的人樹碑立傳，等等。看了幾十部電影，江青認為「沒有一部滿意的」。
除了看電影、聽江青談話，也還進行了幾次個別交談和集體座談。不論是個別交談還是集體座談，也都還是聽江青一個人談。
【「座談會」結束後，劉志堅等人為準備回京後向總政黨委彙報，起草了一個《座談會紀要》。想不到江青看了之後說，這個材料根本不行，歪曲了她的本意，給她闖了大禍】
影，江青講了那麼多話，總得理出個頭緒來，回去才好向總政黨委彙報，於是同李曼村、謝鏜忠、陳亞丁一起，根據江青多次談話的「追記」，逐段逐句進行了討論，
並由黎明記錄，陳亞丁修改，寫成《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
這個《紀要》寫了三個部分，約3000字。第一部分寫召開座談會的經過；第二部分寫江青在座談中談的「許多極為重要的意見」；第三部分寫為了使江青的意見“在思想上、組織上、工作上落實”，準備採取的措施。
這個《紀要》寫好後，列印了30份。當時劉志堅等四人還研究要不要送給江青看的問題。考慮的結果，還是送給了她一份。
隨後，劉志堅一行六人乘飛機路過濟南，給住在南郊賓館的林彪送了一份《紀要》，並簡要地彙報了座談情況。林彪聽了彙報後說：「這個材料搞得不錯，是個重要成果。這次座談會在江青同志的主持下，方向對頭，路線正確，回去後要迅速傳達，好好學習，認真貫徹。」第二天上午，劉志堅一行由濟南乘飛機回北京。
劉志堅等一行剛到北京機場，就接到了江青秘書從上海打來的電話，說這個《紀要》「根本不行，歪曲了她的本意」，“沒有反映她的意思”，“給她闖了大禍”，還說“現在不要傳達，不要下發”，並要劉志堅派人來上海，她幫助修改。她還說，她已告訴了毛主席，毛主席要陳伯達、張春橋來參加修改。當天下午，劉志堅立即將座談會的情況和林彪及江青的意見，向肖華主任作了彙報。兩人商定，派陳亞丁回上海參加修改。陳亞丁隨即又返回了上海。
【陳伯達把「文藝黑線專政」的問題從理論上作了闡述，江青高興地說：“伯達的意思很好，幫助我們提高了，擊中了要害，很厲害”，“這一來有些人就不好過了。”】
陳亞丁返回上海後，張春橋把他接到錦江飯店，商量修改《紀要》的事。江青見到陳亞丁就說：「你來了，很好。我把你們搞的那個東西，請伯達、春橋推敲了一下，伯達有些意見很好，我要他寫出來，他一會就來，一起商量一下。」陳伯達到後，江青就主持討論修改問題，陳伯達拿出寫好的幾張紙，談了修改意見，主要是兩點：第一，陳伯達說：“17年文藝黑線專政的問題，這很重要，但只是這樣提，沒頭沒尾。”“要講清楚這條文藝黑線的來源。
它是30年代地下黨執行王明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繼續”，「把這個問題講清楚，才能更好地認清解放後17年的文藝黑線，這條黑線是從那個時候開始了。」第二，陳伯達又說：“江青同志親自領導的京劇革命，搞出了像《沙家浜》、《紅燈記》、《智取威虎山》、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等，這些，真正是我們無產階級的東西，這些都要寫一下。這樣，破什麼立什麼就清楚了。”江青聽後高興地說：“伯達的意思很好，幫助我們提高了，擊中了要害，很厲害。這一來有些人就不好過了!”
陳亞丁根據江青的意見，連夜把陳伯達寫的和張春橋改的，還有他根據「追記」補充的，改寫在一份稿子上。第二天和第三天，又討論過兩次和多次修改。這次修改稿，題目仍叫《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結構仍分三個部分，但內容作了很大增刪、改寫，加進了許多座談時沒有談過的東西。全文由3000字增加到5500字左右。
這次最重大的改動，是按照陳伯達的意見，對「文藝黑線專政」作了理論上的闡述。修改稿在“被一條與毛主席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的後邊，增寫了“這條黑線就是資產階級的文藝思想、現代修正主義的文藝思想和所謂30年代文藝的結合。‘寫真實’論、‘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論、‘現實主義的深化’論、反‘題材決定’論、‘中間人物’論、反‘火藥味’論、‘時代精神匯合’論，等等，就是他們的代表性論點。而這些論點，大抵都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早已批判過的。電影界還有人提出所謂‘離經叛道’論，就是離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之經，叛人民革命戰爭之道。”這實際上是不公開點名地點了夏衍、秦兆陽、邵荃麟等人的一些論點。接著在下邊還加了一段：“在這股資產階級、現代修正主義文藝思想逆流的影響或控制下，十幾年來，真正歌頌工農兵的英雄人物，為工農兵服務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間狀態的作品；還有一批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毒草。”
對30年代的文藝，也專門增加了一大段論述：「要破除對所謂30年代文藝的迷信。那時，左翼文藝運動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組織上是關門主義和宗派主義，文藝思想實際上是俄國資產階級文藝評論家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以及戲劇方面的斯坦尼斯拉夫的思想，他們是俄國沙皇時代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他們的思想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資產階級思想。」“那時左翼的某些領導人在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的影響下，背離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觀點，提出了‘國防文學’的口號，這個口號，就是資產階級的口號”。這裏又是不公開點名地點了周揚等人的“問題”。
根據陳伯達的意見，修改稿還增寫了江青親自抓樣板戲的內容，全文近900字。
這次修改，還有一個重要的改動，就是將「江青同志極為重要的意見」，改為與會者的“共同認識”或“座談的成果”；把落實“江青的意見”改成了落實“座談會的成果”。
江青當時在黨內沒有擔負任何職務，但是她早有政治野心，處心積慮想從文藝戰線打開
走向政治舞台的通道。儘管她打著毛澤東的旗號，以特殊的身份出現，但還是遭到了黨內不少同志的抵制。用她當年的話來說：「我們沒有什麼權，說話沒人聽。」召開這次「座談會」，她是要借“尊神”之口，說出她要說出的話，這才是她的“本意”。
江青為什麼說劉志堅等人起草的那個《紀要》，「歪曲了她的本意」、“給她闖了大禍”呢?原因蓋出於此。
【毛澤東三次閱改《紀要》，他不但同意建國以來有一條「文藝黑線專了我們的政」，而且發揮說：“搞掉這條黑線之後，還會有將來的黑線，還得再鬥爭。”將《紀要》作為中央文件批轉全黨，預示了「文化大革命」急風暴雨的來臨】
《紀要》稿修改結束後，江青把它鉛印後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很重視，對《紀要》親自作了修改，修改了ll處之後，又批示「請陳伯達同志參加，再作充實和修改。」在陳伯達參加下，江青、張春橋、陳亞丁又對稿子逐條進行了修改和補充，全文由5500字增加到10000字左右。這次的修改稿印出後，江青又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再次作了修改，在十幾處作了內容的增刪和文字上的修改之後，又批示：“此件看了兩遍，覺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點。
請你們斟酌。此件建議用軍委名義，分送中央一些負責同志徵求意見，請他們指出錯誤，以便修改。當然首先要徵求軍委各同志的意見。”
當時林彪就住在上海，根據毛澤東的這個批示，立刻讓人為他代筆起草一封給軍委常委的信，並向劉志堅等人交待，把他的信和《紀要》「分別送給軍委各位常委，看常委有什麼意見，如果沒有意見就送給中央，由中央來批發。」
在這期間，毛澤東對《紀要》又作了第三次修改。這次修改，又改動了四處。
毛澤東三次對《紀要》的修改，都是非常認真、字斟句酌的。在三次審閱和修改中，他不但同意建國以來有一條「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文藝黑線專了我們的政」，要“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徹底搞掉這條黑線”，而且增寫了“搞掉這條黑線之後，還會有將來的黑線，還得再鬥爭。所以，這是一場艱巨、複雜、長期的鬥爭，要經過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的努力。”這同他後來多次說過的「文化大革命」還要進行多次，七八年搞一次的觀點是一致的。此外，他還單獨加了一段：“過去十幾年的教訓是：我們抓遲了。只抓過一些個別問題，沒有全盤地系統地抓起來，而只要我們不抓，很多陣地就只好聽任黑線去佔領，這是一條嚴重的教訓。”這同他於1963年和1964年《關於文學藝術的兩個批示》的精神也是一脈相承的。因此，發動一場「文化大革命」來搞掉這條“黑線”，奪回被“黑線”佔領的陣地，就勢在必行了。這反映了毛澤東對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鬥爭形勢的錯誤估計和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決心。
在《紀要》原來的標題上，毛澤東加了「林彪同志委託」六個字。標題就變成了《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
林彪當年名聲顯赫，被稱作是「一貫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座談會」是“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紀要》又經過毛澤東三次審閱修改，這不僅使江青變成“師出有名”，而且提高了《紀要》的地位和權威性。在那個個人崇拜盛行的年代，當然不會再有人提出異議，《紀要》很快就履行完最後手續，作為中共中央“紅頭”文件——“中發(66)211號”文件，於1966年4月10日下達全黨。
《紀要》作為中央文件下達全黨，標誌著江青作為領導「文化革命」的“旗手”，在全黨正式亮相，預示了「文化大革命」急風暴雨的來臨。《兵臨城下》、《抓壯丁》、《紅日》、《舞台姐妹》等一大批好的和比較好的影片，按照《紀要》的調子，在全國各大報紙上遭到連篇累牘的錯誤批判。一篇篇批判文章，無疑是置人於死地的政治判決書。軍內外一大批文藝工作者，包括影片的編劇、導演，被打成了“黑幫”、“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姚文元拋出的《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長文，揮舞“左”的大捧，誣稱“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文藝黑線”的總頭目就是周揚；胡風、馮雪峰、丁玲、艾青、秦兆陽、林默涵、田漢、夏衍、陽翰笙、齊燕銘、陳荒煤、邵荃麟等等“都是這條黑線之內的人物”。其調門之高，文風之霸道，令人震驚。《紀要》拋出的「文藝黑線專政」論，不僅否定了建國以來文化藝術界的巨大成就，並使“黑線專政”論很快蔓延到教育界和其他各個領域，為整個否定建國後的17年，進行一場所謂“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提供了論據。
【彭真主持起草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力圖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加以約束，由此引發了對彭真的嚴厲批判，最終導致了以摧毀被稱為「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為目標的十年浩劫】
1966年2月3同，與江青在上海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相隔一天，彭真在人民大會堂西大廳召開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會議。會議針對姚文元一夥批判《海瑞罷官》引起的思想界混亂而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性的意見，起草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這個五人小組是1964年7月根據毛澤東的提議，為了加強思想文化工作的領導而專門成立的。因為會議是在二月召開的，這個提綱又被簡稱為《二月提綱》。
《二月提綱》明確提出：
在學術討論中，「要堅持實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要以理服人，不要像軍閥一樣武斷和以勢壓人」，“要採取嚴肅和與人為善的態度”；
「在報刊上公開點名作重點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經過有關領導機關批准」；
「左派學術工作者」要“反對自以為是，警惕左派學術工作者走上資產階級專家、學閥的道路”。
很明顯，這些話是針對姚文元一夥在批《海瑞罷官》時專橫武斷、以勢壓人的惡劣作法而發的，力圖把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加以約束，引向正常的學術討論軌道。劉少奇主持政治局在京的常委開會，通過了《二月提綱》。隨後，又派彭真、陸定一等人專程飛往武漢，向毛澤東彙報《二月提綱》的形成過程及其內容。毛澤東問了一些問題，但並沒有提出不同意見。於是，彭真就在武漢代中央草擬了關於轉發《二月提綱》的批語，在京的政治局常委傳閱表示同意後，就以中共中央文件把它批轉全黨。然而，這個提綱，並不符合毛澤東要通過對《海瑞罷官》的批判發動一場「文化大革命」的戰略意圖。後來的事實證明，他對《二月提綱》沒有發表不同意見，並不等於同意這個提綱。3月下旬，毛澤東同康生、江青等人多次談話，批評《二月提綱》混淆階級界限，是錯誤的，指令向全黨下達撤銷《二月提綱》的通知。於是就產生了由陳伯達等人起草、經毛澤東先後八次審閱修改、最後經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因為討論通過的時間是5月16日，這個通知又被簡稱為《五一六通知》。《通知》除點名批判彭真外，還宣佈撤銷《二月提綱》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彭真也由此而被打到。「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由此在神州大地熊熊燃燒。
本文摘自《大往事·縱橫歷史解密檔案》 葉匡政著，中國文史出版社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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