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國鋒在天安門（來源：資料圖）
1971年2月，毛澤東親自提名調華國鋒到北京參加中央工作，擔任國務院業務組副組長（後來升任組長），主管全國農業、財政、商業方面的工作。這樣，華國鋒由縣委而地委，由地委而省委，由省委***而國務院，一個台階一個台階往上邁，終於進入中央。
這時，華國鋒仍兼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中共湖南省委由卜占亞主持日常工作。
這時的華國鋒，人在北京，但也不時去湖南。
1971年4月，毛澤東來到長沙，當見到幾個湖南的接待人員胸前佩著毛澤東像章，便說「討嫌」，要他們摘掉。
毛澤東在湖南省委招待所住下之後，又把自己讀過的16開本的《共產黨宣言》送給了招待所的工作人員，囑咐他們認真學習馬列主義原著……
毛澤東這些細節，透露出他對林彪所搞的「四個偉大」以及學習毛澤東著作“走捷徑”之類的厭惡。
1971年8月14日，毛澤東乘坐專列離開北京，開始了他為期將近一個月充滿神秘色彩的南巡。
8月16日，毛澤東到達武漢，在武漢住了10多天後，又來到長沙。毛澤東在長沙住了5天，於8月31日前往南昌。
華國鋒作為陪同人員，在武昌、長沙兩地聽毛澤東講黨的歷史和廬山會議情況。
毛澤東這次南巡的目的，是向各地黨、政、軍負責人「打招呼」、「吹風」，是要從思想上、組織上徹底了結去年廬山會議沒有了結的林彪、陳伯達、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等人的問題。
8月25日，毛澤東在武昌對華國鋒說：
我看你是滿腦子的農業，我是滿腦子的路線鬥爭。當然你講的農業也有路線鬥爭，但是還有更大的路線，光有農業不行，還要考慮東西南北中、黨政軍民學。工農業要抓，但當前主要應該抓路線鬥爭。農業也有路線問題。
毛澤東此言，一下子使華國鋒警覺起來，意識到路線鬥爭是當今壓倒一切的首要任務。
毛澤東這次來長沙，氣氛顯得非常嚴肅，非同往常。毛澤東在長沙中共湖南省委大院旁的九所下榻。他一到九所，便和華國鋒以及卜占亞作了一次談話。
廣州軍區兼廣東省負責人劉興元、丁盛以及廣西壯族自治區負責人韋國清奉毛澤東之命趕來長沙。毛澤東和他們談話一次。
最後，毛澤東又和華國鋒、卜占亞、劉興元、丁盛、韋國清集體談話一次。毛澤東當著華國鋒等人的面，毫不留情地質問廣州部隊司令員丁盛、政委劉興元說，你們同黃永勝關係那麼密切，來往這麼多，黃永勝倒了，你們得了？這樣一個重要的機會，聆聽毛澤東的講話，華國鋒意識到毛澤東正在與林彪反革命集團作堅決的鬥爭。
毛澤東對華國鋒等人說：「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
後來，毛澤東還帶頭指揮唱起了《國際歌》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兩首歌。
毛澤東離長沙去南昌後，華國鋒立即作出了在湖南全省學唱《國際歌》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兩首歌的決定。
後來，人們才明白，毛澤東的這幾次談話，叫做「吹風」，又叫「打招呼」。毛澤東在此前後幾次談話後來整理成《毛主席在外地巡視期間同沿途各地負責同志的談話紀要》。
毛澤東在談話中直截了當地點了林彪的名：
廬山這一次的鬥爭，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結論，這次保護林副主席，沒有作個人結論，他當然要負一些責任。對這些人怎麼辦？還是教育的方針，就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對林還是要保。不管誰犯了錯誤，不講團結，不講路線，總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後，還要再找他們談談。他們不找我，我去找他們。有的可能救過來，有的可能救不過來，要看實踐。前途有兩個，一個是可能改，一個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則的錯誤，犯了路線、方向錯誤，為首的，改也難。歷史上，陳獨秀改了沒有？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王明、張國燾、高崗、饒漱石、彭德懷、劉少奇改了沒有？沒有改。
我同林彪談過，他有些話說得不妥嘛。比如他說，全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現一個天才，不符合事實嘛！馬克思、恩格斯是同時代的人，到列寧、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麼能說幾百年才出一個呢？中國有陳勝、吳廣，有洪秀全、孫中山，怎麼能說幾千年才出一個呢？什麼「頂峰」啦，“一句頂一萬句”啦，你說過頭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麼能頂一萬句。不設國家主席，我不當國家主席，我講了六次，一次就算講了一句吧，就是六萬句，他們都不聽嘛，半句也不頂，等於零。陳伯達的話對他們才是一句頂一萬句。什麼“大樹特樹”，名曰樹我，不知樹誰人，說穿了是樹他自己。還有什麼人民解放軍是我締造和領導的，林親自指揮的，締造的就不能指揮呀！締造的，也不是我一個人嘛！
毛澤東領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為的是要大家「服從命令聽指揮」；領唱《國際歌》，為的是說明世上從來沒有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批判林彪的“天才論”。
毛澤東在跟華國鋒談話的時候，還說了這麼一句：「葉劍英在這個關鍵時刻是有功勞的。」華國鋒雖然跟葉劍英不熟，但是毛澤東的這句話給他留下深刻印象。後來，華國鋒在粉碎「四人幫」時倚重葉劍英，最初就是始於毛澤東的這句話。
1971年9月13日，毛澤東的「親密戰友」林彪叛逃身亡。
1971年冬，在全國開展批判林彪的「批修整風」時，華國鋒又一次表示自己對於毛澤東的忠誠：帶領中共湖南省委常委和一部分地、市委書記冒著嚴寒，前往毛澤東故鄉韶山，在那裏舉辦學習班。
1972年3月26日，公安部部長謝富治病故，中間一度由李震代理，後來，毛澤東提名華國鋒擔任公安部部長。
謝富治，1909年生於湖北省黃安（今紅安）縣城區一個貧農家庭。少年時做過木匠。1930年參加工人糾察隊，同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第一軍。193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參加過長征、解放戰爭，屢立戰功。1952年起任中共雲南省委第一書記。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後來擔任國務院政法辦公室主任、內務辦公室主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部長、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北京軍區第一政治委員等職。在「文化大革命」中，謝富治追隨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迫害老幹部，鎮壓革命群眾，參與一系列篡奪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反革命陰謀活動。1970年，謝富治因患胃癌，做了手術。雖經醫護人員全力調治，但終因癌細胞轉移，久治不愈，於1972年3月26日病故於北京。
儘管華國鋒從未從事過公安工作，但還是被毛澤東提議擔任公安部部長這一職務。公安部部長地位的重要性，是人所共知的。從此，華國鋒在北京站穩了腳跟。
當毛澤東第二次選定的「接班人」林彪叛逃身亡之後，毛澤東不得不另選接班人。
前已述及，毛澤東第三次選定的接班人是王洪文。不過，毛澤東當時對於接班人的考慮是多方的：1972年9月7日，毛澤東從上海調來王洪文；1971年2月，毛澤東從長沙調來了華國鋒；另外，毛澤東也看重早在1969年7月就已經從瀋陽調來北京的李德生。
李德生生於1916年，比華國鋒大5歲，河南新縣人，中國人民解放軍上將。他1930年參加紅軍，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李德生是「打」出來的，從排長、連長、營長、團長逐級提升。解放戰爭時，他已是第二野戰軍師長。1951年參加抗美援朝，任副軍長。回國後，升為軍長，進入高等軍事學院學習。畢業後，仍任軍長。因主持總結“郭興福教學法”引起廣泛注意。1968年後，歷任南京軍區副司令員、北京軍區司令員、瀋陽軍區司令員。在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毛澤東最初對王洪文、華國鋒、李德生的考慮是分別作為黨、政、軍的接班人。
早在1970年8月的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已經顯露出安排李德生作為軍隊方面接班人的意向。當時正在出席會議的李德生突然受到周恩來的召見，周恩來向他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要李德生速去北京，換當時擔任總參謀長的黃永勝上山開會。黃永勝是林彪集團的主將之一。毛澤東把黃永勝調上廬山，和林彪、陳伯達、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等一起接受批判。
在「九一三」事件的前夜——1971年9月12日中午12時，毛澤東的專列從上海駛抵北京丰台車站。毛澤東在專列上接見了奉命趕來的李德生、紀登奎、吳德、吳忠。毛澤東命令李德生馬上調一個師到南口，以防林彪進行武裝政變。當天深夜，當林彪乘三叉戟飛機從山海關機場強行起飛時，周恩來立即命李德生前往軍委空軍司令部坐鎮指揮……
所以，毛澤東安排李德生作為軍事方面的接班人的意圖，可以說是十分清楚的。
毛澤東調華國鋒來京，擔任國務院業務組副組長、公安部部長，是打算安排他作為國務院方面的接班人。
毛澤東從上海調來王洪文之後，先是讓他在北京「讀書」，出席各種會議。
1973年5月20日至31日，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決定，王洪文、華國鋒、吳德「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並參加工作」。這一決定，實際上就是“預告”了王洪文、華國鋒、吳德將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至於李德生，原本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也就是在這次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成立了中共十大選舉準備委員會。毛澤東提議王洪文為這個準備委員會的主任，周恩來、康生、葉劍英、張春橋、李德生為副主任。
毛澤東的這一提議，清楚地透露了他要安排王洪文為黨的接班人的意圖。
果真，1973年8月31日，在中共十屆一中全會上，選出五位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名列第二，而李德生名列第五：
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
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來、王洪文、康生、葉劍英、李德生
也就在這一次會議上，華國鋒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按姓氏筆畫為序）：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澤東、王洪文、葉劍英、朱德、李德生、張春橋、周恩來、康生、董必武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毛澤東、王洪文、韋國清、葉劍英、劉伯承、江青、朱德、許世友、華國鋒、紀登奎、吳德、汪東興、陳永貴、陳錫聯、李先念、李德生、張春橋、周恩來、姚文元、康生、董必武
對於華國鋒來說，他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進入了中共的領導核心，是他政治生涯中的重要一步。但是，他沒有像坐了火箭、一下子成了「第三號人物」的王洪文那樣引人矚目。
華國鋒言語不多，不露鋒芒。在北京，他唯一的靠山是毛澤東。他既與「四人幫」沒有什麼瓜葛，也與周恩來、葉劍英沒有什麼交情。在中央政治局尖銳的鬥爭中，華國鋒往往保持中立。他唯毛澤東之命是從。
張根生曾這樣回憶當時與華國鋒的交往：
1973年6月全國召開知青工作會議，會議期間，我找他個別談過一次話，向他談了中央派***回廣東工作時，周總理親自向丁盛明確說了中央決定叫***負責省委全面工作，趙也在現場，而丁盛回來在會上卻宣佈***只分管省革委會的全面工作。趙對農村工作是很熟悉的，但他提出的一些意見不被重視。談話後華就立即向周總理作了彙報，事情很快得到解決。中央立即決定任命***為省委第一書記，免去了丁盛的職務。
在那次會議中間，當時任浙江副省長的馮白駒同志在北京突然病逝了，華國鋒、紀登奎找我去參加給白駒同志作生平的評價，糾正了原來1958年廣東省委對馮白駒同志的錯誤決定，作出了比較公正的結論。雖然沒有宣佈完全平反，但在那時也算比較好了。
毛澤東在安排王洪文、華國鋒、李德生在黨、政、軍三方面接班之外，又考慮起用了鄧小平。
那是在「林彪事件」之後，王震從江西回到北京，彙報了鄧小平在江西的情況，力薦鄧小平。這樣，鄧小平在1972年8月3日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
1972年8月14日，毛澤東就鄧小平8月3日給他的信作了批示，成了重新起用鄧小平的訊號：
請總理閱後，交汪主任印發中央各同志。鄧小平同志所犯錯誤是嚴重的。但應與劉少奇加以區別。（一）他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即鄧、毛、謝、古四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整他的材料見《兩條路線》、《六大以來》兩書。出面整他的人是張聞天。（二）他沒歷史問題，即沒有投降過敵人。（三）他協助劉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除此之外，進城以後，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沒有做的，例如率領代表團到莫斯科談判，他沒有屈服於蘇修。這些事我過去講過多次，現在再說一遍。
其實，毛澤東在對鄧小平的信作出批示前的20多天——1972年7月22日，就曾對陳雲的來信作了批示。
當時，陳雲跟鄧小平一樣，也被「下放」到江西。1972年7月21日，陳雲給毛澤東並中央寫信，談了他在江西南昌郊區的情況，請求中央根據他的身體情況，給他分配力所能及的工作。陳雲在信中寫道：
如果沒有適當的工作分配，可否參加北京老同志學習班？參加學習班之後，可否在我身體還能走動的幾年，在春秋季節仍到外地下面去看看？如果可以這樣辦的話，因為我不能坐飛機，可否破例在往返的路上給一個能燒暖氣的公務車，避免受冷感冒，也可延長一點在外地走訪的時間。
翌日，毛澤東便在陳雲來信上批示：
印發。請中央商定。我看都可以同意。
毛澤東又在陳雲來信的信封上批示：「請總理辦。」
由於有了毛澤東的批示，陳雲離開江西，回到了北京。
陳雲能夠從江西回到北京，這是一個重要的訊號。於是，鄧小平給毛澤東寫了信，同樣也從江西回到了北京。
1973年3月10日，周恩來根據毛澤東批示精神，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進行討論。不久，中共中央作出了恢復鄧小平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決定。這樣，毛澤東又從江西調來了鄧小平。
1973年12月22日，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決定鄧小平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參加中央領導工作，待中共十屆二中全會追認。
1974年10月4日，毛澤東提議鄧小平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
所以，一時間分別從上海、江西、遼寧、湖南調來的王洪文、鄧小平、李德生、華國鋒，構成中國政治舞台的新佈局。
很快地，在新佈局中產生了新的鬥爭：王洪文和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結成「四人幫」，在政治局裏與周恩來、鄧小平「對著干」。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充滿尖銳的「對著干」的緊張時刻，毛澤東卻於1974年10月13日離開了北京，前往湖南長沙。
毛澤東這次去長沙非同往常，他在長沙住了114天，直至1975年2月3日才離開那裏回到北京。
雖然華國鋒已經在中央工作，但是他一直兼任中共湖南第一書記（直至1977年6月）。他精心地安排、照料毛澤東在長沙的衣食住行。毛澤東在長沙住那麼久，一方面這裏固然是他的故土，一方面也是由於對華國鋒的信賴。
就在毛澤東離開北京才十幾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江青借口所謂「風慶輪事件」，跟鄧小平大吵起來。
當天夜裏，江青和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密商，派王洪文前往長沙向毛澤東告鄧小平的狀。王洪文受到毛澤東的尖銳批評。從此，王洪文的接班人地位動搖……
在1975年1月，發生了這樣重大的變化：
在1月8日至10日召開的中共十屆二中全會上，批准李德生辭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職務的請求；追認鄧小平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在1月13日至17日召開的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華國鋒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部長。
「四人幫」和鄧小平「對著干」，先是「四人幫」處於劣勢。但是，後來「四人幫」又漸漸得勢，藉助於毛澤東，發動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把鄧小平打了下去。
在那些「對著干」的日子裡，「四人幫」和鄧小平兩敗俱傷，處於中間、既不倒向「四人幫」也不倒向鄧小平的華國鋒脫穎而出，被毛澤東最後選定為接班人。
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的中國問題專家約翰？加德納所著的《毛澤東與他的繼承者》一書中，曾對華國鋒這樣加以評論：
儘管華國鋒1976年的提升可能是左右兩派妥協的結果，但是也說明了他受到雙方的信任。他可能缺乏鄧小平的敏銳與智慧，不及「四人幫」的宣傳能力，但是他有很高的組織才能，這一點在他的事業的每一階段都給上級留下深刻的印象。作為農業專家，他在具有絕對重要性的這一基本領域中擁有專長。但是他的興趣和經歷又遠遠超出了這一部門。在所有政治領域中，他唯一不能勝任的是外交工作。
1976年1月8日，當周恩來總理去世之後，國務院總理空缺。
1976年1月21日，華國鋒、紀登奎、陳錫聯三位副總理提出請毛澤東主席確定一個主要負責同志牽頭處理國務院的工作，他們三人做具體工作。毛澤東說，就請華國鋒帶個頭，鄧小平專管外事。
就這樣，這一天華國鋒被任命為國務院代總理並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
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毛澤東的提議。
1月31日，毛澤東在《毛遠新關於傳達華國鋒、陳錫聯工作安排問題請示報告》上作了批示：
已閱，同意。還應同小平同志談一下。
2月3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即1976年中共中央一號文件，正式通知全黨，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並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這樣，華國鋒便超越了毛澤東第三次選定的接班人王洪文、第四次選定的接班人鄧小平，成為毛澤東第五次選定的接班人。
不過，華國鋒還只是國務院的代總理。這個「代」字，意味著毛澤東還要對華國鋒能否全面領導這麼一個大國進行觀察。也就是說，華國鋒尚處於“實習期”之中。
1976年4月初，北京爆發了悼念周恩來總理的「天安門事件」。「四人幫」藉此稱鄧小平是天安門事件的“總後台”。毛澤東下令撤銷鄧小平的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
4月7日，病中的毛澤東先是提議華國鋒任國務院總理，緊接著又補充提議華國鋒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4月7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通過了《關於華國鋒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的決議》。
對於華國鋒來說，這是歷史性的一天：他被正式確定為毛澤東的接班人。
當時華國鋒在國外的知名度並不高。外國記者很驚訝中國突然「冒」出個華國鋒，稱華國鋒為中國政壇上的一匹“黑馬”。
5個月之後，毛澤東去世。由於華國鋒是「毛主席生前指定的接班人」，因此他成了“繼承毛主席遺志”的化身，這匹“黑馬”成為“英明領袖”也就順理成章了。
本文摘自：《鄧小平改變中國》，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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